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霍布斯鲍姆 -> 新千年访谈录（1999）
第六章 呵！可爱的意大利
波立陶：让我们稍微谈谈意大利吧。这个话题对您会特别亲切。您能讲流利的意大利语，在意大利工作和学习了很长时间，并且在那里有许多朋友。您的夫人马琳的意大利语比德语好，因为意大利语是她的母语。您在伦敦汉普斯特德家中的花园已经重新取名为“威尔第[1]广场”，花园里有一个意大利赤陶装饰就是明证。为什么您是这样一个意大利迷呢？
霍布斯鲍姆：很难不是一个意大利迷，特别是对于一个英国人更是如此。虽然年轻人喜爱意大利的传统理由，是因为它是一个美丽的国家，其艺术遗产很有吸引力，可是，我喜爱意大利的理由绝不仅如此，因为作为一个反法西斯战士，我在年轻时没有在意大利旅行过，我对意大利的喜爱源于二战以后，当时我才30多岁。
与其他国家的人不同，我认为意大利的最大魅力就在于意大利人不把其他人视为敌人，他们以一种使双方非常容易理解的方式与外人交往。即使他们有意利用这一点时，他们的方式也是友好的。简而言之，他们平等待人。在我了解意大利之前，我就从一些朋友的嘴里听说了许多有关意大利的故事，这些朋友在战争期间就在意大利，有些人是在那里战斗，有些人是从集中营逃出来的。他们被无私的农民家庭救过命，而这些农民在帮助他们时没有特殊的理由，只是出于人类的普遍同情心。这一点给我们这一代的许多人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实际上，意大利人非常聪明，而且常常十分有趣。但他们也过于谦让了，准确地说是因为他们缺乏自我欣赏，这使我们常常出于本能地保护他们。我认为，历史上意大利在很长时期内一直是一个边际化和乡土化的国家，因此意大利人对这种屈辱有一种微妙的感觉。当然，这是从政治和经济角度来说的，而不是从文化角度来说的。从知识角度来说，许多世纪以来意大利一直是西方文明的绝对中心。但是，从19世纪到现在，抛开歌剧不说，以前曾经有过的巨大的文化优越性所剩无几。在某种意义上，这说明意大利公众对旨在恢复国家已经凋谢的辉煌的任何努力都普遍予以支持，而这种努力的表现形式曾经是典型的法西斯主义。这表明，许多意大利人之所以强调他们的遗产，恰恰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长时期属于一个边际化的国家。尽管如此，我觉得这种谦逊和固执的自我批评过分了。
我以为，二战以后意大利人很惊奇地发现自已变成了欧洲的主要国家之一。他们也许还发现要适应这一点是很困难的，外国人、尤其是意大利迷对这一点看得很清楚。在我看来，通过大规模的抵抗运动[2]，意大利非常幸运地摆脱了法西斯主义。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法国没有发生过相同规模或相同方式的事件，德国也没有。不仅对于知识分子，而且对于普通市民的动员，才使意大利摆脱其法西斯主义的过去成为可能，并且为其在以后的几十年中取得成就以及保持目前的威望提供了必要的先决条件。当然，从历史角度来说，有关“抵抗运动”的许多事情是可圈可点的，而且我知道在意大利有关这个话题的讨论很广泛，经常争论得有声有色。事实上它是一种群众性的现象，允许意大利人把过去抛在脑后，忍受他们自己的内疚感，不需要忘记或者隐藏任何事情。这样，即使意大利在二战期间属于纳粹联盟，但它也使意大利人与其他欧洲人实现和解成为可能。
正是由于这方面的原因，使意大利在战后时期更容易地认识到来自外部的文化复兴的征兆。这并不总是一个全新的现象，意大利战后的许多电影导演，在墨索里尼[3]统治时期就是导演。不过，意大利电影、设计和建筑风格的出现是与新意大利广泛相联的。所有这些对50年代以来的意大利是极其重要的，那时我们这些欧洲人发现意大利正在变成一个集奢华、简朴与民主于一身的新生活方式的倡导国，这种变化预示着，意大利一旦摆脱贫穷与资源短缺，就会对所有欧洲人民的生活产生影响。
我能想到曾经让我们英国人着迷的两件事情，加贾咖啡壶和黄蜂牌或兰布瑞塔小型摩托车。这些新式现代技术产品有力地带来了一种生活方式的大众化和迄今未知的大众享乐主义。换句话说，正是通过意大利，我们认识到了正在对欧洲开放着的新机会，即更大的繁荣，这种繁荣或许在意大利真正繁荣之前就已经出现了。甚至在50年代中期，伦敦到处都有意大利咖啡馆。以后在60年代，我们看到了发生所有这一切的理由，这就是“经济奇迹”。除了政治事件，意大利当时正在变成一个真实繁荣的国家。我认为，只是在最近20年里意大利人才开始完全认识到了这一点。
当法兰西和巴黎文化在国际舞台上的霸主地位受到削弱时，意大利开始在许多方面取而代之，时装和烹饪就是这样的两个例子，其中理想化的意式烹饪是一个明显的例子。然而，不管这个观点多么完美，我都不同意，因为意式烹饪与法式烹饪根本不在同一个档次。不过，那时候法式烹饪水平的下降也促成了意式烹饪的崛起。最后，这个现象使意大利人感到惊奇，因为事实上除了政治，不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他们在所有方面都比自已的想象要好。当我想起葛兰西[4]的时候，我不怀疑他的独创与睿智，但由于他受到一个狭隘知识领域的限制，因此只有靠皮耶罗·斯拉法[5]这种住在国外的人们来激励自已，进而使自己的思想集中到一些特定的问题上。意大利已经逐渐摆脱了这种境况，今天已成为西方大都市文化的一个完整组成部分。
波立陶：您第一次到意大利旅行是什么时候？
霍布斯鲍姆：1952年，但不是参加学术活动，我只是想访问这个国家。从那以后，我去了很多次。我夫人马琳50年代在意大利生活和工作过，她给我介绍了很多意大利朋友，因此，当我和她结婚的时候，我的朋友圈子又扩大了。马琳之所以去意大利，是因为她与许多北欧妇女一样，被意大利吸引去的。她想了解这个国家，于是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学习意大利语。
波立陶：您对意大利知识界了解吗？您记忆中的知识界是什么样子的？对于意大利的大学、历史学家和文学作品有何印象？
霍布斯鲍姆：开始时我与意大利几乎所有的接触都是由我在剑桥时认识的皮耶罗·斯拉法促成的。当我第一次决定去意大利时，我向他征求意见，并请他帮忙联系。斯拉法认识他的国家几乎所有值得认识的人，当然还有所有的左翼人士。因此，我第一次接触的人是葛兰西研究所的历史学家和学术研究人员，他们都是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最主要的一位就是德利奥·坎蒂默里，这是毫无疑问的。另外一些朋友是通过二战时在意大利作战的英国朋友的引见而认识的，我就是这样认识了朱利亚诺·普罗卡奇。最后，另外的朋友关系网是通过我在意大利学习的朋友，特别是通过艺术史学家弗朗西斯·哈斯克尔建立起来的。正是通过他，我才得以在意大利认识许多人。换句话说，我并不是在大学里与佛朗哥·文图里这类意大利文化界人士建立联系的。当出版商开始出版我的著作的意大利语译本时，他们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我指的是朱利奥·埃诺迪和维托·拉泰尔扎这些人。你可能知道，埃诺迪在意大利的关系网非常广。
我不能说我对意大利文学很熟悉。比如，我不太懂意大利诗。一个朋友有一次送给我一本蒙塔莱[6]的书，但我不得不说，我从来没有觉得这些诗很好懂。文学不是我亲近意大利的原因。电影倒是重要得多，首先是罗西里尼[7]的片子，然后是费利尼[8]和佛朗哥·罗西[9]的片子。最后，由于我的书在意大利出版，因而打开了新的友谊大门，比如我与卡尔维诺和夏夏的友谊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
波立陶：但您在意大利确实做了历史方面的研究工作，是吗？
霍布斯鲍姆：没有进行很深的研究。我在图书馆工作，特别是在一些南方的当地小图书馆。实际上，我从意大利的历史上选择了一个题目，作为我的第一本书：《原始的叛乱》。这是因为我觉得自己发现了一个在政治上与知识上都非常有刺激性的现象，而且有许多资料可以作为佐证。这个现象就是，左翼运动坚实地根置于20世纪的政治基础之上，并且包括那些具有很深文化根基的人士。也许有人会说，作为革命者，他们既是与列宁同时代的人，又是与路德[10]同时代的人。我开始对这个主题感兴趣，是因为安布罗焦·多尼尼告诉了我一些事情。他说意大利共产党于1949-1950年在南方进行的社会斗争中就已经出问题了，因为在很多情况下新的基层党组织把耶和华见证会[11]的成员选为党的支部书记。在某些方面，对地主和教会的反抗，已经在一次单纯的政治反应中融合在一起了。例如，我访问了福贾[12]省的圣尼坎德罗村，那里的一些农民在30年代就已经皈依犹太教了。当时一个小商贩卖给他们一本《圣经》，他们读完之后，发现书中所讲的道理非常正确，而且多数都与他们的情况相符合。后来，他们竟然移居以色列了。
这类现象广泛传播，而且最主要的是它们容易产生影响，因为这类现象一直是很多争论的主题。例如，在描写有关南方土匪火并的大量文学作品中就涉及到这类现象。这使我对意大利产生了职业兴趣，追循那些与左翼和共产党官员以不同方式看待政治的人们的故事。
波立陶：您认为意大利的未来会怎样？我知道我们的国家是一个不可预测的国家，因为它时而具有非凡的活力，时而又面临着同样非凡的自作自受的麻烦。但是，它现在完全作为欧洲政治与货币联盟的一部分，将会变得更稳定、更有秩序和更有凝聚力吗？
霍布斯鲍姆：我不知道。你需要把意大利的公民与政治区别开来。依我看来，现在作为欧洲经济完整部分的意大利社会，没有理由不继续活跃和繁荣。在20世纪，意大利的重要工业已经适应了欧洲文明的技术要求，甚至比其他国家做得更好，意大利中部地区尤其如此。我以为，意大利在对限制工业化[13]的适应方面，很显然要比其他国家（例如英国）面临的困难要少。
真正的问题是国家结构与政治结构，这是两个高度关联的方面。然而，我非常倾向于认为，没有一个永久性的办法能够解决意大利的政治问题。必须指出，冷战造成了一党垄断政府，这种特殊情形至少已经消除了，而且有望永远消除。毫无疑问，这种情形使半个世纪以来的政治进程恶化了。由于冷战的原因，许多国家不允许反对派进入政府，意大利与日本是最显著的两个例子。在意大利，情况稍微好一些，因为它认识到，反对派在民主政体中也应该有一小块空间，并且在特定的阶段，天主教民主党[14]也认识到，自50年代初以来仅仅通过压制对手而维持着的统治不能继续下去了。因此，意大利共产党被允许在地方和基层拥有一些特定的权力但显然还是不允许它进入国家政府。确实，这就是你所说的那种自作自受的危险。但是，我也要说明，一个国家如果能在克拉克西[15]时代得以生存，那么它就可以在任何情况下继续生存。至少我希望是如此。
波立陶：但是，今天的意大利政治是一个由34个政党组成的大杂烩，用以填补天主教民主党消失后留下的黑洞。您认为这种体制最终会演变为像英国或美国那样平静的两党制的模式吗？
霍布斯鲍姆：问题在于形成两党制的环境是什么以及两党制意味着什么。两党制常常面临着一个基本问题，就其代表性而言，它是不民主的，但它确实能够形成有效的和稳定的政府。如你所知，在极端的情况下，它会出现类似于英国在1951年的那种情形。当时工党虽然获得比保守党更多的选票，但还是落选了。因此，如果我们认为一个民主的政治体制必须主要代表各种利益和流行观点，那么两党制就不能作为一种选择。意大利正在试图摆脱的比例选举制，确实不是一种好的选择。不过，我认为英国那种“赢家通吃”选举模式[16]的两党制不会有很大的前途。此外，两党制在欧洲并不是很普遍，欧洲的大多数政府是联合政府，如德国、奥地利、爱尔兰，甚至法国也是一种独特的联合政府。有人认为英国两党制是一个经典的模式，各种事情可以极好地运作，这种观点有几分道理，因此意大利应该采纳这种选举制度。甚至在美国，权力分配也不是简单地按照两党制的模式进行的，因为两党之间是相互影响的。英国的体制完全是一个例外。意大利应该能够以自己的方式和自己的历史而生存。真正的问题主要还不是这种两党制，而是党派林立，相互掣肘，没有一个政党强大到足以占据支配地位。我认为对现有体制进行某种改革这是必要的，但不必照搬外国的模式。
波立陶：意大利是一个国家极度干预的独一无二的例子，没有一个国家是这样的。直到第一共和国的崩溃，或许还没有其他任何一个欧洲国家的政府像意大利政府那样介入经济、日常生活和家庭收入。与此同时，意大利的国家制度又是软弱的，因而人们对它缺乏尊重。这是为什么？
霍布斯鲍姆：我认为这是冷战所造成的负面与危险的后果。实际上，即使在前法西斯时代和法西斯时代，意大利已经有了一个高度官僚的和不是特别有效的政府。真正的变化是在二战之后，或者是在1948年之后，意大利政府发现自己在国内外都完全陷人了停滞状态，在长时间内都是死水一潭。这就使天主教民主党有可能把政府变成一个特权收集站，然后在政治市场上把这些特权分发给客户。后来，天主教民主党正是以这种方式得到了意大利社会党的协助。在任何一个民主社会中，显然都存在着这种情形，但在法国，这种情形却被强大
的中央集权政府所强加的特定限制所抵消了，这种传统可以上溯到拿破仑时代。在意大利，不存在与这种不规则性相对立的单一机制。唯一的约束就是设法不要发生动乱，实际上在90年代初，当一些受贿丑闻超越了这个限制的时候，就发生了这种动乱。那是一场名副其实的动乱。
在意大利，私人关系、家庭、朋友以及小团体之间编织出了一张张庞大而重要的关系网，它们就像登山运动员用绳索联在一起而相互帮助那样，结果进一步加剧了腐败现象。这些网络使腐败现象有可能绕过政府而进行。这种现象的根源可以回溯到很久以前。法西斯主义至少创造了一个可以控制黑手党[17]的足够强大的政府。公众拒绝对法西斯主义的回忆，甚至可能对战后时期软弱政府的产生起了重要作用。然而，因国际形势的缘故，政府成为渗透于社会各个角落的财团利益的奴仆，而天主教民主党在许多年里为所欲为这一事实无疑是其主要原因。实际上，国家不需要这样的政府，因为穷人就像顾客那样得到帮助和认可，而没有被作为国家公民。这一点将来是意大利的一个严峻问题，因为一个强大的国家需要一个强大而有效的政府。
波立陶：最近左翼在意大利掌权了。您对意大利共产党的情况很熟悉，我觉得您认同该党逐渐独立于莫斯科的政策、它自身的知识活力以及它所奉行的欧洲主义。您认为达莱马及他的政党是这个传统的直接继承者吗？或者说他们已经与过去决裂了吗？
霍布斯鲍姆：当一个为了世界革命而建立的政党放弃了自己的希望与目标，并且正是这个世界使它垮掉时，那么它与过去决裂就是不可避免的。另一方面，自从陶里亚蒂[18]于1943年重返意大利以来，意大利共产党为了一项不同的政策而经历了一场意义深远与合乎逻辑的革命，或者说这场革命是从外部开始的。实际上，意大利共产党从那时起就与一项革命计划或者一种建立社会主义的真正努力无关了。
在二战末期，意大利共产党就已经对北方的起义及其可能的革命结局这一问题进行了讨论，并且谨慎地决定不走那条路。实际上，就连斯大林也不希望那样。尽管陶里亚蒂在很长时间内是一个真正的斯大林主义者，但我非常钦佩他的政治才干。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意大利共产党和陶里亚蒂利用抵抗运动建立并维持了一个民主的共和政体。毫无疑问，陶里亚蒂是第一共和国及其宪法的主要设计师之一，并且在此之后，意大利共产党是一个旨在支持政府而不是颠覆政府的组织。实际上在一段时间里，特别是在70年代的困难时期，意大利共产党发现自己为了维护国家政权，正以坚定的信念孤军奋战。这不是历史性的偶然事件。此外，意大利共产党在很早的时候（最迟从1956年开始）就开始强烈地主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应该多中心，各国共产党应该走自己的道路。这是一种坚定的信念，而不是一种权宜之计。
正因为如此，意大利共产党作为一个左翼的民主主义政党，具有极高的威信。从那时起，在抵抗运动期间及其以后，意大利共产党就成为了一个群众性的政党。它的威信至少与其他任何政党同样高，而且可能更高，因为总体上说它也是一个诚实的政党。有人认为，意大利共产党在不仅与苏联决裂而且与共产主义传统及意大利共产党自己的名字决裂之前不能进入政府，我觉得这是一种冷战思维。虽然我理解意大利共产党为什么放弃它的名字而改为左翼民主党，但我个人认为没有这个必要。相反，我认为法国社会党倒是有必要改名，以表明它不再信仰莱昂·布鲁姆[19]的理想了。
波立陶：您真的认为打着世界“共产主义者”旗帜的人们仍然有可能在西方参与政治吗？
霍布斯鲍姆：今天，这是一个学术问题。首先，因为那个名字已经被彻底抹去了，而且在欧洲没有一个重要的政党将自己称为共产党。其次，在所有要考虑的事项中，让每个人都知道前共产党在联合政府中（例如瑞典和芬兰），这并不重要。同样，每个人都知道达莱马和意大利左翼民主党是意大利共产党的继任者，但这也不重要。很显然，意大利共产党内部存在着一个必须挑选领导人的问题（英国工党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因为重建共产主义基础的不妥协的和极端的左翼分子一定要这样做。但这是一个与所有左翼政党都有关的问题，而且困扰着社会党和共产党。
波立陶：意大利在其国土之内拥有梵帝冈[20]和天主教中心这一事实，会对其未来有实际的影响吗？如果有的话，那么这个影响会是什么？
霍布斯鲍姆：我认为既然天主教民主党已不存在，那么所有这一切就不太重要了。随着天主教这一欧洲强大的意识形态势力的衰退，天主教在将来会逐渐淡出欧洲，代之以转到亚洲或者非洲。很显然，罗马教皇在意大利的存在是重要的，而且如果下次再挑选一个意大利人作教皇，那将会更重要。这是很有可能的。事实上，虽然不能排除拉丁美洲人作教皇的可能性，但我认为非洲人或亚洲人作教皇的时代还没有来临。无论如何，天主教民主党的垮台是一个历史事实，而且我认为教皇的权力与职位在今天的意大利是重要的，这主要是因为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的杰出人格，而不是天主教的政策。
甚至捐助私立学校的压力也与天主教问题没有直接的关系。在欧洲有一个总体趋势，就是人们越来越想进入私立学校，而私立学校在大多数国家是教会学校。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公立学校被认为不如私立学校好，而事实上也经常如此。
波立陶：罗马诺·普罗迪已经成为领导欧洲联盟渡过其最微妙和最关键时期之一的意大利人。您认为他具备担当这一任务的思想与能力吗？您认为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会在哪里终结？
霍布斯鲍姆：我不认识普罗迪。我只是从报纸上读到过有关他的情况。我认为普罗迪像其他意大利人一样，赞成一项非常雄心勃勃的欧洲政策，这将使欧盟在政治上实行一种联邦制。这个政策是否能够成功，还不清楚。它显然得到了布鲁塞尔总部的支持，因为这种概念的发源地就是布鲁塞尔。究竟是何种原因导致不同的政府都愿意朝着这个方向迈进，这是一个更为复杂的回题，它将明显地取决于大国在何种程度上准备使它们的国家主权从属于欧盟的计划。我认为，在这条道路上会受到严厉的限制。例如，我认为大多数付诸表决的观念都不能超越一些特定的问题，原因很简单，那就是主要成员国英国、也许还有法国，将在做出关键决定时行使它们的否决权。随着欧盟的扩大，它们更不会冒险成为少数。
欧洲迟早会发现自己处于与联合国安理会相似的情形，安理会真正能够决策的国家肯定不会将它们的权力让给大多数国家。正是基于这个理由，才授予大国以否决权，以保证从来不会使一个大国在实质性的重要问题上被击败。这就是为什么欧洲在关键问题上止步不前。确定一项共同的外交与防务政策是极其困难的，这就证明还没有具备形成一个有效的和完整的政治一体化的必要条件，反之还存在着一些社会和经济方面的问题。欧盟的扩大甚至会使局势更为困难，最重要的就是可能增加许多不负责任的投票表决。由斯洛文尼亚、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其他少数这类国家所组成的多数，从来不会被德国、法国、英国甚至意大利当作一个足够的多数而加以尊重。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欧盟的扩大将会因资源的重新配置而对国家利益产生一种立竿见影的影响。从理论上讲，一旦那些大而穷的农业国进入欧洲共同市场时，“共同农业政策”将不能继续实行，因为这些国家所需的补贴总额将使欧盟的预算不堪重负。但由于历史和政治的原因，法国人不想减少对其农民的社会保护。因此，在我看来，如果不发生突然而严重的国际危机时，欧洲联邦制没有取得进展的可能性。
同样，我认为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不会通过加强欧洲议会[21]的权力而得以加速，因为欧盟不是一个按照民主模式所组建的机构。我甚至看不到有关谈论其民主缺陷的观点，因为它本身就不是一个民主政府。从另一个方面来讲，如果它真是一个民主政府，那么它就决不会达到目前一体化的程度。所有的问题都是在70年代中期冒出来的。当时民主政体的问题成为成员国的中心问题，但是直到那时，欧洲事务只与一小群专家有关。从理论上讲，各成员国可以决定把欧盟变成一个对其选民负责的民主政府，但实际上，除了意大利，各个成员国是否愿意这样做，我对此非常怀疑。对于欧洲议会是否曾经有过真正的威信，也存在着很大的争论。更有甚者，回想一下欧洲议会选举中的低投票率，这在每个国家的国内政治中都已经是一种习以为常的现象了。
很显然，赋予欧洲议会更大的权力，这是一件好事，但我认为，在可预见的将来，它并不能取代欧洲公民有效的民主主张。对于许多欧洲人来说，“欧洲”仍然是一个专门名词，而不是在感觉上因任何忠诚契约而受到约束的一个实体。人们所提出的有关欧洲的问题，仍然总是通过有用的国内政策术语来表达的，即它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欧洲人只有在两个重要领域内已经相互接近了，并且将来可能会进一步接近。第一个领域是欧洲法律体系，它已经通过斯特拉斯堡法院[22]所确定的程序建立起来了。各国政府已经认可该法律体系优先于各自的国内法律体系。这就意味着，各国的经济与社会法律体系E经几乎完全与该法律体系的标准与解释协调一致了。恕我直言，欧洲联合的另外一种意图就是实行一种贸易保护主义，以便抵抗来自美国的竞争，并且阻止来自第三世界的大量移民。
我对普罗迪不抱很大希望。他与德洛尔[23]不一样，后者是一个具有坚定信念的人，是欧洲联盟的一些制度的真正设计师。虽然普罗迪具有明确的欧洲思想，但我认为他不能够克服各国政府的强大阻力而推动欧洲一体化进程。我甚至确信普罗迪不是最佳人选。显然，他是目前最可用、最现成的人选。我并不是在批评普罗迪，事实上，他具有了不起的政治才能，而且在意大利起着重要而积极的作用。我只是认为，欧洲事务最终将取决于其他因素，特别是取决于德国和法国之间成功地进行友好合作。
波立陶：为什么？您认为欧洲统一的这个法—德引掌正处于危险之中吗？
霍布斯鲍姆：依我看来，法国主要把欧盟作为一种尝试，以肯定并维护其文化及语言在欧洲大陆的霸主地位。当扩大后的欧盟包括芬兰、瑞典和奥地利的时候，法国实际上已经输掉了这场战役。由于斯堪的纳维亚人不讲法语，因而法语在布鲁塞尔的记者招待会上就被英语所取代了。这些事情对于法国人来说，比我们通常所认识到的要重要得多。对于他们来说，法国应该在欧洲发挥更大的作用，并且推行其文化与语言。在我看来，今天法国人对于促进欧洲一体化的兴趣已经减退了，因而他们的向心性也明显地减小了。这对于法国人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创伤。另一个障碍就是英国人根深蒂固的大西洋主义[24]。对于其他欧洲人来说，欧洲联盟是唯一的选择，而对于英国人来说，总还是有一种与美国建立友好关系及实现一体化的可能性。英国人最终也没有做出决定。当然，英国既然已于25年前就加人了欧洲联盟，那么它就再也没有真正脱离欧洲的机会了。然而，法国与德国这两个成员国之间联合起来的大门仍然敞开着。
[1] 朱塞佩·威尔第（Giuseppe Verdi，1813-1901），意大利作曲家。其成名作为《纳布科》，其中的合唱曲《飞吧，思想，鼓起金翅膀》成为意大利人民反抗外国奴役的战歌。他的爱国英雄歌剧产生了巨大的社会作用，威尔第的名字甚至被认为是意大利统一的象征。他一生写了27部歌剧。1901年1月27 日因脑溢血猝死，米兰数十万市民唱着《飞吧，思想，鼓起金翅膀》一曲，参加他的送葬行列。——译者注
[2]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各国人民反对德国、意大利占领和奴役的反法西斯斗争的统称。1943年 3月意大利北部爆发了群众性大罢工；6月在米兰、罗马建立了第一批民族解放委员会；7月，美、英军队在西西里岛登陆，意大利人民举行声势浩大的反法西斯游行，终于把墨索里尼赶下台。不久意大利退出法西斯集团，南方由美、英盟军控制，北方由德国占领，意大利人民又投人反对德国占领的斗争。1944年，意大利人民的游击战争在北部和中部地区广泛开展，解放区不断扩大，北意民族解放员会积极准备起义；6月，由各党派建立的游击队合并为“自由义勇团”，总司令由美、英盟军委派，共产党人隆哥担任副司令。1945年4月北意人民发动总起义，解放了北部地区。——译者注
[3] 墨索里尼（Benito Amilcare Andrea Mussolini，1883-1945），意大利法西斯独裁者，国家法西斯党党魁，首相 （1922-1943），第二次世界大该主要战犯。1919年3月纠集了一批反动的退伍军人在米兰组织了一个半军事性组织——法西斯战斗团。1921年11月正式成立意大利国家法西斯党，自称“领袖”。1922年 10月纠集 5万名法西斯党徒向罗马进军，使国王任命他为首相，攫取了国家的最高领导权。1925年1月3日公开宣布实行法西斯极权统治，将内阁中其他党派的成员逐出政府，集一切大权于一身，自称“政府首脑”。1945年法西斯阵营战败，同年4月27日在化妆成德国士兵潜逃时被游击队俘获，28日在朱利诺·迪梅泽格拉诺被枪毙。——译者注
[4] 安东尼奥·葛兰西 （Antonio Gramsci，1891-1937），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1926年意共被取缔后被捕，在狱中继续斗争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在1929-1935年间写了大量信件和笔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陆续编印出版，其中《狱中札记》和《狱中书简》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有很大影响。——译者注
[5] 英籍意大利经济学家（1898-1983），出生于意大利都灵，是葛兰西的亲密朋友，又是凯恩斯的得力助手。1924年开始其学术生涯。由于法西斯统治的日益强化，于1927年夏移居英国，接受凯恩斯为他提供的剑桥大学讲师的职位。从1928年秋起约有两年时间在剑桥大学执教，此后直任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研究员。——译者注
[6] 欧金尼奥·蒙塔莱 （Eugenio Montale，1896-1981），意大利诗人。1925年第一部抒情诗集《乌贼骨》问世，一举成为著名的抒情诗人。1938年因拒绝加入法西斯党，被解除公职。40年代初离开法西斯统治的意大利，流亡瑞士，参加了抵抗运动。战后当过记者、音乐评论家，长期担任米兰《晚邮报》的文学编辑。1967年，意大利总统授予他“终身参议员”称号，以表彰他在文学领域的卓越成就。1975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译者注
[7] 罗伯托·罗西里尼 （Roberto Rossellini，1906-1977），意大利电影导演。1945年执导的《罗马，不设防的城市》，于1946年在戛纳国际电影节获大奖，这部影片在国际上赢得巨大成功，在世界影坛上确立了新现实主义与意大利电影的地位。——译者注
[8] 费代里科·费利尼 （Federico Fellini，1920-），意大利电影导演，现代艺术电影和哲理电影大师。参加编写《罗马，不设防的城市》的电影剧本。执导《道路》（1954年获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大奖，1965年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一片使他成为世界名导演。——译者注
[9] 弗朗切斯科·罗西 （Francesco Rosi，1922-），意大利电影导演。60年代，对政治题材产生越来越浓厚的兴趣，随着一系列重要政治影片的问世和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奖，于70年代成为举世闻名的政治电影导演。——译者注
[10] 小马丁·路德·金 （Jr.Martin Luther King，1929-1968），美国战后民权运动领袖。1963年8月参予组织了 2万人向华盛顿进军，并在林肯纪念碑下发表《我有一个梦想》的著名演说。1964年获诺贝尔和平奖。1968年3月发动“贫民进军”（也称“穷人运动”），被种族主义分子刺死。著有《向自由迈进》、《为什么我们不能等待？》、《我们从此往何处去？》等。——译者注
[11] 美国人罗塞所创教派。初名千禧年曙光派、国际圣经弟子派，后改用现名。罗塞受基督教复临派影响，认为《圣经》可用于预言世界末日和上帝救赎计划。他曾预言世界末日将于1914年出现，预言落空后继续活动。第二任领袖卢瑟福提出“现今的活人有几百万永不死亡”的口号，并攻讦基督教其他各宗派。该派自称其理论皆以《圣经》为凭，并引证《圣经》谴责圣诞树、催眠术、娱乐性渔猎、服兵役、教皇、超验玄想、联合国、生日庆祝、赌博、人工流产、新教、同性恋、进化论、烟草、共产主义、输血等等。拒绝选举或竞选公职。反对向旗帜敬礼、唱国歌及宣誓效忠，还反对体制化宗教、商业化社会、国家以及一切世俗权威。该派最大的组织为美国宾夕法尼亚守望楼《圣经》与宗教书刊协会。——译者注
[12] 意大利东南部普利亚区的一个省。——译者注
[13] 原文Deindustrialize 这个词的本意是解除 （战败国等）的工业，减（战败国等）的工业生产能力。意大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是战败国，战后的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曾经进行过大规模的调整与削减。——译者注
[14] 意大利语为 Partito Democrazia Cristiana Italiano （DC），1919年成立，原名意大利人民党。20年代初一度同法西斯政权合作，1926年被墨索里尼解散。1943年重建，改为现名。德军占领意大利后，参加民族解放委员会，并与意大利共产党等组成民族团结政府，进行反法西斯斗争。1945年成为意大利最大的政党，一直处于执政地位。1947年把意共和意大利社会党排挤出政府，单独执政，对内镇压工人运动，对外依附美国。1945年起，政府总理一职长期由该党垄断。1983年大选中失去相对多数，被迫把总理职位让给社会党。90年代，由于一系列丑闻曝光，该党分崩离析。——译者注
[15] 贝蒂诺·克拉克西 （Bettino Craxi，1934-），意大利第一位社会党总理（1983-1987）。社会党于1976年大选失利后，出任该党总书记，着手团结党内各派别，采取温和的社会与经济政策。1983年4月，退出天民党领导的联合政府，导致同年6月提前举行大选，在与天民党等组成的联合政府中出任总理。1986年组成新的联合政府，1987年初辞职，1993年辞去党的领袖职务，后定居突尼斯。1994年两次被意大利政府缺席判处监禁。——译者注
[16] 即多数当选制，就是在选区内获得多数选票的代表候选人或者政党，可当选或独占该选区议员 （或其他国家公职人员） 席位的制度。又称多数代表制、领先者当选制和得胜者囊括制。多数当选制又分为相对多数当选制和绝对多数当选制。相对多数当选制，又称简单多数当选制或一轮当选制，即只进行一轮选举，获得相对多数选票的政党或候选人便当选，或占有该选区全部应选名额。英国及英属各自治领地、拉丁美洲各国、瑞典、丹麦等国多采用此种选举制度。——译者注
[17] “马菲亚（Mafia）”一词在西西里方言中有勇敢、富有权力欲望和傲慢之意，有人考证它作为一个巫婆的名于1658年正式出现在官方文件中。早期是一种下层人民共济互助的秘密团体，后来随着其实力的壮大和更多恐怖分子的加入，逐渐演化成一种犯罪恐怖组织。黑手党是意大利政治生活中难以愈合的溃疡，由于种种原因，意大利政府对它一直束手无策。1982年9月3日，西西里巴勒莫总督达拉基耶萨将军被刺，激起人民的义愤，意大利政府遂决心与黑手党决一死战，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一场歼灭黑手党的战斗。1986 年2月，黑手党“教父”米契尔·格雷科落网使意大利政府取得反黑斗争的重大成果。到1992年 9月，包括黑手党一号头目卡米内·阿尔非依利和二号人物朱塞佩·马多尔尼在内的黑手党人相继落网，这场斗争暂时以意大利政府的胜利告一段落。然而，正如巴勒莫人所言，“黑手党就像一条蛇，它会不断脱皮，但是难以死掉”。黑手党势力仍在，反黑斗争依旧任重道远。——译者注
[18] 帕尔米罗·陶里亚蒂 （Palmiro Togliati，1893-1964），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 （1944-1964）。原社会党人。1921年参加建立意大利共产党。1926年墨索里尼取缔意共时，留亡国外。1944年3月回国，任意共总书记。不久，放弃人民武装，于1944-1946年间任政府副总理、不管部长和司法部长等职。苏联共产党二十次代表大会后，宣扬“和平过渡”、“结构改革论”等。他是国际共运中最早坚决主张独立自主的共产党人之一，反对任何党把自己的政治路线强加于人，反对任何重新建立国际中心组织的建议。著有《意大利共产党三十年的经历和斗争》、《意大利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等。——译者注
[19] 法国政治家、作家、社会党右翼领袖 （1872-1950）。1936年6月-1937年9月、1938年3-4月出任法国人民阵线政府总理，成为法国第一位社会党总理、也是第一位犹太人总理。德国击败法国后，他拒绝承认维希政府。1940年9月被捕，1943-1945年被监禁于德国。1946年 12月-1947年1月曾短期主持过渡内阁。他主张在共产党和右翼势力之间组织所谓第三种势力，反对戴高乐的法兰西人民联盟，后退出政界。著有《论婚姻》、《布尔什维主义和社会主义》、《用人的尺度来衡量》等。——译者注
[20] 全称梵蒂冈城国，位于意大利首都罗马市西北角的梵蒂网高地上。面积0.44平方公里；人口约1000，其中85%是意大利人，15%来自瑞士和其他国家。官方语言为意大利语和拉丁语。首都梵蒂冈城。公元754年法兰克王丕平从阿尔卑斯山进入意大利，把伦巴第人赶出腊万纳后将罗马城及其周围地区赠送给教皇。20年后，丕平的儿子查理曼打败并俘虏了伦巴第国王，认可了丕平对教皇的赠予，从此形成教皇国，直辖领土面积约4万平方公里。1870年意大利完成统一，收回教皇管辖的罗马及其他地方，教皇退居梵蒂冈，仅保留拉特兰宫和部分寺院，教皇权力大为削弱。1929年意大利政府与教皇签订《拉特兰条约》，承认梵蒂冈为主权国家，教皇是国家首脑。现在向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派有“圣使”、“代表圣使”或“宗座代表”，在联合国有常驻观察员。国内不从事工农业生产，消费品全从意大利输入，但在许多国家有大量的地产和投资，其金融资本在意大利的各个经济部门，特别是银行信贷系统和不动产具有相当劳力，是一个庞大的国际金融托拉斯。美国的摩根财团是梵蒂冈资产的最大受理人，教徒的捐、赠款也为国家经济收人之一。——译者注
[21] 欧盟的监督、咨询机构，有部分决定权，并可以2/3多数弹劾欧盟委员会。其前身是1952年成立欧洲煤钢共同体时由6国组成的欧洲议会，1979年开始对议员进行直接普选，议员共有518名，各国都有固定的名额。议长任期2年半，议员任期5年。议会共有18个委员会、8个议会党团。全体会议一般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或卢森堡举行。——译者注
[22] 即“欧洲法院”（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是欧盟的仲裁机构，负责审理和裁决在执行欧盟条约和有关规定中发生的各种争执。当成员的法律与欧盟的法律相抵触时，该法院有权裁定前者无效。该法院的全部组成人员为各成员国政府任命的13位法官和6位大律师。斯特拉斯堡是法国东北部的一个城市，欧洲议会所在地。——译者注
[23] 雅克·德洛尔 （Jacques Delors，1925-），法国政治家。1981年密特朗当选总统后，担任经济和财政部长，实施紧缩政策，在恢复法国经济方面取得了成功。1985年担任欧共体执行机构——欧盟委员会主席，使长期停滞的欧共体获得了新的活力，促进改革并说服成员国同意建立欧洲单一市场，并从1993年1月1日起生教，成为欧洲迈向经济和政治一体化的第一步。——译者注
[24]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和英国推行的基本外交与安全政策。它强调北美和西欧国家在军事、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团结与合作，是维持资本主义制度的保证和对抗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条件。战后初期，西欧面临着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北大西洋两岸国家都认为西欧安全的主要威胁来自苏联。美国坚持把同西欧的关系作为其对外政策的中心，一直向西欧提供安全保障。最初设想是通过经济、军事途径，建立由美国主宰的大西洋联盟。马歇尔计划、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对西欧的经济援助和安全保障等都是它的组成部分。西欧国家特别是英国，同美国维持着紧密的同盟关系，严重依赖美国所提供的安全保护。英国积极推行大西洋主义，强调其外交安全政策就是依靠北约和美国，在大西洋联盟中保持同美国的特殊关系。——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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