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霍布斯鲍姆 -> 新千年访谈录(1999)

译后记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是英国著名的左派史学家,也是当今享誉世界、备受推崇的近代史大师。本书是意大利《共和国报》驻伦敦记者安东尼奥·波立陶与他的访谈录。据说,此书在西方还没有出版时,就先后有18个国家获得了版权,霍布斯鲍姆在国际上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霍布斯鲍姆之所以能够享誉世界,我以为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是他的高尚人格;其二是他的杰出成就。
  先说他的高尚人格。
  霍布斯鲍姆出生于一个犹太家庭,其童年时代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深受创伤的德国与奥地利度过的,并于14岁那年在柏林加入了共产党,后来在英国剑桥大学就读期间,是共产党内的活跃分子,与一些马克思主义派学生交往甚密。尤其令人感佩的是,在50年代美国麦卡锡主义白色恐怖气焰正盛的时候,他与其他一些才华横溢和开拓进取的知心朋友和同事组织了一个共产主义历史学家小组(CPBC),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念促使他参与创办了著名的新左翼史学期刊——《过去与现在》,这表现了他坚定的政治信仰与极大的道德勇气。
  1956年匈牙利事件之后,英国共产党内出现了极大的混乱,有好几千人退党,但霍布斯鲍姆仍然留在了党内。实际上,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背景使他的教职生涯进展艰难。他自己说过,只要他当时离开共产党,就能获得物质利益与职业便利。但他没有那样做,因为他过深思熟虑之后认为,应该对一种伟大的理想以及为了这种理想而献身的人们保持忠诚。他说:“我所能做的一点微不足道的事情,就是通过拒绝物质利益与职业便利,表明自己与党的事业休戚相关的一点心意”,“如果人们仅有的一个理想就是通过获得物质利益而追求个人幸福,那么人类就是一种渺小的物种。”
  霍布斯鲍姆这种道德勇气与人格力量,不禁使我想起1937年在延安时,毛泽东同志给他的老师、当时延安“五老”之一的徐特立先生60大寿时所写的一封信。毛泽东同志在信中对徐老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中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高尚行为给予高度评价,并且深情地写道:“你是我20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霍布斯鲍姆在希特勒刚开始统治德国时加人共产党,而且后来长期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经历了国际政治的许多重大事件、特别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挫折,迄今未曾脱离共产党,屈指算来已经有将近70年的党龄了。就其政治信仰的坚定性以及追求理想的高尚情操而言,他虽然是一个外国人,但有没有资格作为我们的先生呢?我以为是有的。尤其在今天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上,对于那些不知理想为何物的人来说,霍布斯鲍姆更是一面镜子,一面能够透视人的内心与灵魂的镜子。
  再说他的杰出成就。
  霍布斯鲍姆的马克思主义者政治背景虽然使他吃了不少苦头,但这也使他与国际社会有着更广泛的接触经验和更多的研究机会,从而使他以其杰出的成就确立了在国际史学界的崇高地位,赢得了极大的声誉。他所研究的历史时期以19世纪为主,并前后延伸到17、18和20世纪;研究地区从英国、欧洲到拉丁美洲。除专业领域外,他也经常撰写当代政治、社会评论、历史学、社会学理论,以及艺术、文化批评等方面的文章。他在劳工运动、农民运动和世界史范畴中的研究成果,堪称当代史家中的一流水平,在学术界具有极大的影响。他那高屋建领的思想意识和清新流畅的写作风格,更将史学的魅力推广到大众,真正做到了雅俗共赏。《新左翼评论》的著名编辑安德生就说:“霍布斯鲍姆不可多得地兼具了理性的现实感和感性的同情心。他一方面是个脚踏实地的唯物主义者,提倡实力政治;另一方面又能将波希米亚、土匪强盗和无政府主义者的生活写成优美哀怨的动人故事。”
  霍布斯鲍姆著作甚丰,先后计有14部以上的专著问世,其中的扛鼎之作便是描述自法国大革命以来两个世纪的世界历史的四卷本著作:《革命的年代(1789-1848)》、《资本的年代(1848-1875)》、《帝国的年代(1875-1914)》和《极端的年代:短暂的20世纪(1914一1991)》。尤其是《极端的年代》一书,正如霍布斯鲍姆本人在书中所言,“这是一部由20世纪的当代作者写给20世纪后期的当代读者阅读的著作”。国际上有的评论家指出:“该书刚一出版,便成为经典之作。该书于1994年推出,两年间便再版12次,并被译成多种文字,在五大洲都成为畅销书。
  霍布斯鲍姆的博学令人咋舌,他能够熟练地使用5种语言,这就使他能够获得那些只懂一门语言的学者们所得不到的材料与观点。他所引证的材料像百科全书那样广泛,而且在驾驭材料方面具有超凡的概括能力。我在拜读他的大作时,对这一点的感受犹为深刻。尽管霍布斯鲍姆的学识如日月之蚀,但他的谦虚态度更是令人敬佩,比如他在《革命的年代》中认为“所有的历史学家都是某些方面的专家,或者换个说法,在某些方面也更无知”;在《资本的年代》中认为自己“不是一切问题的专家,我只是对与本书有关的众多问题中的一小部分精通而已”;在《极端的年代》中认为自己“对这个时代的认识,若以当代史学界的博学功力判断,也实在有失零星片断”,“书中提出的许多问题,一定暴露了我的无知,以及某些具有争议的论点。”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罗列了霍布斯鲍姆这么多自谦的话,实在是因为看到了太多的“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式的“自我包装”。
  霍布斯鲍姆是一位历史学家,更是一位教师。中国古语说:“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对于他的学识与风范,我只能以《诗经》中“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这句话来表达自己的崇敬心情。至于他的所有观点是否都正确,我们是否要全盘接受,当属另外一个问题。我们可以不接受他的某些观点,但不能不敬佩他的高尚人格与杰出成就。能够有机会翻译霍布斯鲍姆的大作,这是我作为一位中国青年的极大荣幸,我在翻译的过程中,就好像是恭立在大师的面前聆听他讲述世界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不仅学到了一些有形的知识,更为重要的是接受了一次无形的道德洗礼,这种感觉非语言所能表达。在人的一生中,类似于这种机会并不多,而我现在却得到了这样一次机会。对于命运的垂青与眷顾,我只有表示真诚的谢意,并且倍加珍惜。
  机遇虽好,然学识不逮,这使我在翻译过程中时常有一种惶恐之感,深怕由于自己的浅薄与无知而误解甚至曲解了大师的本意,因此对于原书中所涉及到的背景材料,我都尽我所能找到出处,并以“译者注”的形式奉献于读者面前。这些注释对于那些学识精深的读者来说,也许会有画蛇添足之感,但我的本意只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原文才努力查找这些资料的,以至于有点割舍不下。至少对于一部分读者来说,这些注释或许能起一点资料的作用。
  “译者注”的主要资料来源为:《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8月第1版)、《中国大百科全书》数据光盘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4月第1版)、国际互联网上的相关资料(包括相关人物的个人主页)以及介绍相关事件、历史背景与人物的书籍、报刊和杂志等。限于篇幅,我无法将所有这些资料的原始编撰者的尊姓大名一一罗列,因此只能在此对他们一并表示感谢。本书的合译者田培义先生以其非凡的才智与独特的视角给了我许多启发与帮助;我的妻子尚小丽女士不仅翻译了部分章节,而且对全书的译稿进行了文字上的润色,更为重要的是她不断地给予我精神上的鼓励和生活上的照顾,这是本书的翻译工作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因素之一。我在此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如果说霍布斯鲍姆是一座大山,那么我就是山脚下的一块小石子,因而绝对不可能洞见大山那种深奥与悠远的意境。对于大师的学识与风范,我根本无法望其项背,因此呈现于读者面前的这部译稿,充其量只是匆匆地触及了一下大师所要表达的深刻思想所激发出来的余波而已。有鉴于此,对于译文中必然存在的疏漏与讹误,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殷雄
2000年5月18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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