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恩维尔·霍查 -> 《欧洲共产主义是反共产主义》（1980）
第二章 欧洲共产主义——向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投降的意识形态
如上所述，现代修正主义是在资本主义总危机加剧的时期出现的。它成为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同盟，参加了他们遏制和转移无产阶级革命、民族解放斗争和人民反帝民主运动大潮的努力。因此，新修正主义不能不采取不同的形式和外表，不能不采取适应各国资本需要的方法和策略。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出现后，在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中得到了最大化的发展。
在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最困难的时候，发生在苏联的背叛，是对他们不可估量的帮助。它为资本攻击马列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制造对无产阶级革命战略的怀疑，造成共产党意识形态上和政治上的堕落，提供了巨大的可能性。最重要的是，遵循铁托和赫鲁晓夫这条奸诈路线的西欧共产党和工人党，在意识形态上受到了严重的动摇。这些政党早就准备好了接受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思想和实践，并将其进一步发扬下去。他们在组织上、思想上的不同程度、不同方式的堕落，先前就开始了。伪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早就在他们的队伍中得到应用了。
西欧共产党现代修正主义的开端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出现了许多积极因素——促使反法西斯战争向深刻的全民革命的转变成为一种可能和必要。法西斯主义不仅摧毁了被占领国的民族独立，而且消灭了一切民主自由，甚至把资产阶级民主本身也埋葬了。因此，反法西斯战争不仅是民族解放战争，而且是捍卫和发展民主的战争。对于共产党来说，这两个目标的实现，必须同社会主义斗争联系起来。
在中欧和东南欧国家，那里的共产党知道如何把争取独立和民主的战争任务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任务联系起来。他们制定并实施了一项通往建立新的人民民主政权的政策。同时，西欧的共产党却没有证明自己有利用二战和战胜法西斯所创造的有利条件的能力。这说明他们没有正确理解和执行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1]的指示。大会指出，在反对和对抗法西斯的斗争中，在一定条件下，有形成与社民政府完全不同的统一战线政府的可能。它们要为从反法西斯阶段过渡到争取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阶段服务。然而，在法国和意大利，反法西斯战争并没有导致共产国际想要的那种政府的形成。战后，资产阶级政府在那里上台。共产党人的参与并没有改变它们的本质。即使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总的路线还是正确的法国共产党，也无法克服和纠正其在某些问题上的错误、弱点和偏差，这些错误、弱点和偏差，抛开其他因素，是由于缺乏对国内外形势的现实分析。
法国共产党在创建法国人民阵线[2]方面发挥了主要作用。它在1935年于南特召开的代表大会上提出了人民阵线的口号，这一口号很快在法国广大人民群众中引起了反响。共产国际对法国共产党创建人民阵线的努力和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但是，必须说，法共不知道如何或者无法利用这种情况以及运用这种情况服务工人阶级。
共产党公开谈论国内外的法西斯主义威胁法国的危险，公开谴责这种危险，并在街上示威游行，但它期待着来自“合法”政府——资产阶级政府所采取的，从资产阶级议会中联合所形成的反法西斯措施和其它的一切。这一点在法国共产党成功建立人民阵线的时候是显而易见的。人民阵线对法共来讲是个成功，因为在当时复杂的形势下，人民阵线阻碍了法国法西斯政府的成立。
布鲁姆政府[3]虽然采取了一些有利于工人阶级的措施，但在内外政策上却违背和背叛了人民阵线的纲领。虽然没有参加人民阵线政府，但在议会中支持人民阵线政府的共产党，却无法阻止这一进程。民众的斗争、罢工、示威和行动被莱昂·布鲁姆在家里与多列士和杜克洛[4]举行的每周一次的会议所取代。
人民阵线政府的领导人是社会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占了政府的很大一部分，但是政府的中央机构和根基仍然该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军队仍然是“不参与政治的军队”[5]，它同所有前政府治下的军队一样，是由资产阶级军校培养的反动军官指挥的，目的是镇压法国人民和占领殖民地，而不是同法西斯和反动派作斗争。
法国共产党没有把自己的行动进行到底，没有组织起来进行真正的反对法西斯和反动派的斗争。它所领导的宣传鼓动、示威游行和罢工，并不在夺取资产阶级政权的路线上。尽管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没有被否定，但法共的活动和斗争，在不知不觉中，具有了改良主义、工会经济上的要求[6]一级的性质。当然，工会在正确的领导下，能涌现出革命的条件，发挥革命的作用，但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工会运动就变成了工会主席通过站在各种立场搞出来的常规玩意，这些立场有时是正确的，有时是离经叛道的，有时是自由派的，有时是机会主义的，但归根结底，这最终导致了与雇主的无果谈判和妥协。
西班牙内战爆发时，法国共产党以鼓动、宣传和物质援助的方式，积极协助西班牙共产党和西班牙人民同佛朗哥[7]作战。它号召志愿者前往西班牙，数千名党员和其他法国反法西斯分子响应了这一号召，其中3000人在西班牙土地上殉难。党的主要领导人直接参加了战争，或者在不同的场合下去了西班牙。大多数从许多国家出发，加入西班牙国际纵队[8]的志愿者都经过法国。正是法国共产党组织了他们的行程。
西班牙战争期间，法国共产党人和工人阶级在战斗中获得了新的经验，这是对法国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旧传统的补充。这是在有组织地对抗野蛮的佛朗哥反动派、意大利法西斯和德国纳粹以及法国和世界反动派的正面阶级斗争中取得的巨大资本和革命经验。这种革命的资本，本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法国被占领的关键时刻服务于党，但实际上并没有得到利用。
法国共产党揭露了慕尼黑的政策——达拉第和邦内特等人[9]向希特勒作出让步，出卖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利益，目的是把希特勒的战争机器转向对抗苏联。它坚定不移地捍卫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经受住了资产阶级的诽谤和迫害。它号召抵抗，并在对抗德国占领者和他们维希的合作者的斗争中勇敢地站了出来。这场从行动、罢工、示威和破坏开始的斗争遂步扩大。共产党创建的FTP[10]是唯一与占领者作战的编队，而戴高乐派的reseaux[11]，顾名思义，不过是一个特务网络，用来收集对盟军有用的军事信息。戴高乐派主张等盟军登陆再采取行动，而共产党却为国家的解放而英勇战斗着。
在法国解放战争中，法国共产党组织和发展了对占领者的抵抗，并在反法西斯战线上努力取得，且的确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然而，正如事情所显示的那样，它没有考虑也没有计划夺取权力，或者如果它计划过这样做，它放弃了这一想法。
战争时期，法共成立了许多民族解放委员会，但却没有注意这些委员会，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确保这些委员会成为新国家政权的核心，证实了这一点。从头到尾，党派组织都很小，彼此之间没有有机联系。法共从来没有提出过建立真正的民族解放军的问题。
法国共产党进行了自己领导的反法西斯解放战争，但没有把这场战争变成全民的革命战争。此外，它认为请求戴高乐允许它派一名代表参加他的“自由法国委员会”更恰当、更“革命”。所有这一切，意思是，“戴高乐先生，请接受我也加入你的委员会。”意思是，“戴高乐先生，法国共产党和游击力量都在你和‘自由法国委员会’的指挥之下。”意思是，“戴高乐先生，我们共产党人无意进行任何革命，无意夺取政权，我们所要的就是——将在未来的法国上演的——过去的政党游戏，‘民主’游戏，在选举的基础上，我们也将参与未来的政府。”
当法国共产党人这样做的时候，资产阶级正在准备和组织自己的力量夺取法国政权，当英美盟军登陆法国时，资产阶级就会接管法国。由伦敦戴高乐集团创建并领导的全国委员会，在阿尔及尔变成了一个政府，是接管政权最合适的力量。当然，它也会和资产阶级准备好的国内力量一起进行，这些国内力量是由那些将军们指挥的，他们服务了贝当后，当德国人的船下沉愈发明显时，就开始为戴高乐服务了。
这是一个危险的局面，法国共产党没有正确进行认识和评估，也没有深入分析。它害怕登陆盟军带来的的复杂局面，害怕戴高乐和他周围的力量，因此害怕内战，特别是与英美的战争。
法共忘记了英勇的巴黎公社的榜样——他们在被俾斯麦的德国军队包围的情况下，揭竿而起，反抗凡尔赛宫[12]，如马克思所说，“雷鸣般”，创建了巴黎公社。理论家们可能会试图为法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犯下的致命错误辩护：“必须考虑军事力量。”当然，军事量也必须被考虑。但是，由于公社没有党，没有组织，没有与农民和法国其他地方的联系，被外国占领军包围，仍发动了进攻，夺取了政权，因此，在马列主义的启发下，在战斗中磨练过的、在斗争中有苏联这样一个伟大而强力的盟友的、以党为首的法国工人阶级，带领劳动群众和真正的爱国者，公社的不朽事迹就可以一百倍地成功实现。
总的来说，法共领导层本应用勇气和智慧实现法国共产主义激进分子和无产阶级——他们带着战胜希特勒占领者的决心和英雄主义——的要求和愿望，但它犹豫不决，软弱无能。它没有走马列主义道路，没有走革命斗争的道路。它没有追随公社的脚步。
意大利反法西斯战争有其自身的特性和特点，但意大利共产党领导层为自己制定的目标以及其动摇和让步，与法国共产党相似。
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意大利共产党的大部分领导干部都在法国。几乎所有的人都落入了警察的手中。其中包括党的总书记帕尔米罗·陶里亚蒂，他在1941年3月从监狱里一出来就去了苏联。
意大利共产党虽然对法西斯列强发动的侵略战争采取了正确的立场，谴责这是一场掠夺性的帝国主义战争，但其活动仍然有限。该党的一切努力都集中在建立流亡反法西斯政党联盟上，集中在发表一些呼吁、决议和宣传刊物上。
1943年3月，从1942年年中开始在国内开展活动的意共，成功地在各地区组织了一系列有力的打击活动，证明反法西斯人民运动在兴起。这些打击加速了事态的发展，最终导致墨索里尼被推翻。
对革命的恐惧使意大利资产阶级及其统治的象征——国王，在1922年召唤墨索里尼，让他上台。同样的恐惧使资产阶级和国王在1943年7月将墨索里尼赶下台。
推翻墨索里尼是通过统治阶级的政变实现的。国王、巴多格里奥[13]和其他法西斯主义领袖接管了工作。他们看到意大利失败的必然性，就想以此来防止工人阶级和意大利人民在斗争和革命中崛起的危险——这不仅会推翻法西斯和君主制，而且会危及意大利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的统治。
意大利人民的反法西斯运动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特别是在意大利投降后。在仍被德国人占领的意大利北部，在共产党的倡议下，发动了包括广大反法西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参与的解放战争。他们建立了许多庞大的正规游击队组织，其中绝大多数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的。
同样，在共产党的倡议下，意大利北部也成立了民族解放委员会，以及游击队和分遣队。意共努力使这些委员会成为掌握民主权力的新机构，但事实上，它们仍然是不同政党的联盟。这阻止了他们变成真正的人民权力机关。
在意大利北部，意共的斗争总体上是在正确的道路上发展起来的，这不仅可以通往国家的解放，更可以通往人民政权的建立，但是在南部和全国范围内，意共没有提出夺取政权的问题。它只寻求建立一个有权威的强大政府，而不为推翻君主制和巴多格里奥而斗争。在国内具有发展革命的有利条件的时候，意共的纲领发挥的作用却是微不足道的。意共主张在资产阶级秩序的法律框架内，通过议会解决问题，它最大的要求是参加有两到三名部长的政府。
意大利共产党就这样参与了资产阶级的政治联合体，并继而作出了无原则的让步。在国家解放前夕，它有着不知道如何使用或者就不想使用的强大政治和军事力量，它自愿地向资产阶级缴械。它放弃了革命道路，走上了议会道路，使这个党逐渐从革命党变成了寻求社会改革的工人阶级资本主义政党。
对于西班牙来说，必须讲，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指示在这里比对法国和意大利的指示效果更大。它们的影响在内战期间尤为明显。起初共产党人不参加人民阵线政府，而是仅给予支持。尽管如此，共产党还是批评了政府的犹豫不决，要求政府采取措施对付法西斯带来的危险，反对法西斯分子所进行的活动，特别是那些在当时构成了直接危险的军官阶层。
1936年7月17日[14]，法西斯将军们发出了他们的“公告”。法西斯分子在玩弄阴谋上配合得很好。他们是在左派的政府，以及人民阵线组织的政府所建立的公权的眼皮子底下行事的。所有的反法西斯力量都排好队来对付这种危险。11月，拉戈·卡瓦列罗[15]领导的政府成立，其中包括两名共产主义者部长。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武装保卫共和国的共同战线。政府授予巴斯克人自治权，没收法西斯主义者的土地，分给贫农，并将这法西斯主义者的财产国有化。
共产党从一开始就号召工人阶级和人民反抗。然而，共产党并不满足于口头呼吁，而是付诸行动。党员们走进军营，向战士们讲解情况，告诉他们法西斯主义者是什么样的人，给工农群众带来了怎样的威胁。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法西斯的政变失败了。
在其他城市，人民——首先是工人阶级——攻击了反叛共和国的军队，使他们瘫痪。在阿斯图里亚[16]，矿工们与法西斯军队的战斗持续了一个月之后，这个省仍然掌握在人民手中，法西斯分子不能从那里经过。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巴斯克地区和西班牙的许多地方。
八月份的头几天，法西斯的将军们似乎已经一蹶不振了，如果法西斯意大利和纳粹德国的军队，以及在西属摩洛哥征募的部队和法西斯葡萄牙派遣的部队不来，他们的失败就已经注定了。
国家的军队由反动、保皇而法西斯的军官所组成的守旧阶层领导，在这样的国家，它的命运是不能交托给军队的，因为军队的一部分跟从法西斯将军，其余部分则开始分崩离析。因此，共产党号召建立一支新的军队，一支人民的军队。共产党人着手创建这支军队，不久就建立起第五纵队[17]，在这个于战争中声名鹊起的纵队的基础上，建立了西班牙共和国人民军队。
西共反对法西斯进攻的坚定立场，西共在人民群众中带头阻止法西斯前进的英勇榜样，共产党员树立的榜样，60%的党员参加了战争的不同战线，这些都大大提高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
党有了明确的路线，并勇敢地投入到贯彻它的斗争中，党就有了发展，就有了权威，就成为了群众的领导。内战期间，西班牙共产党就成为了这样一个政党。从1936年7月法西斯叛乱开始到当年年底，共产党党员人数增加了三倍。尽管在那些日子里，人们转向党，不是为了在选举中投票，而是为了献出自己的生命，但从没有其他政党，无论是卡里略的所谓共产党，还是其他向任何人——不论是有宗教信仰的人，或者不管是工人还是资产阶级，只要想要加入他们的人敞开大门的修正主义政党，能够像西班牙共产党在内战期间所取得的那样，显示出如此的权威和影响力的增长。
1939年初西班牙战争结束，佛朗哥的统治扩展到全国。在那场战争中，西班牙共产党不遗余力地对抗法西斯主义。如果这样法西斯主义还是取得胜利的话，那么，除了各种内部因素外，首先要归结于意大利和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干涉，以及西方列强对法西斯侵略者奉行的“不干涉”投降主义政策。
西班牙共产党的许多成员在内战中献出了生命。其他人则成为佛朗哥白色恐怖的受害者。成千上万的人被关进监狱，在那里他们受苦多年，或折磨致死。法西斯胜利后，西班牙盛行的恐怖是极其凶残的。
共产党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在西班牙境内继续进行游击战争和组织抗战。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落入了佛朗哥的警察的手里，并被判处死刑。
佛朗哥对西班牙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先锋队造成了沉重的打击，给共产党带来负面影响。在武装斗争和法西斯恐怖中，西班牙共产党失去了最健全、最有思想准备、最坚决、最勇敢的一部分，受到了诸如卡里略及其集团等懦弱的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消极、破坏性影响，这些人成了领导者。他们逐渐把西班牙共产党变成了一个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政党。
在反对马列主义和革命的斗争中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的勾结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欧涌现的经济和政治条件，更加有利于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共产党领导层过去存在的错误机会主义观点巩固和传播，进一步激起他们的退让和与资产阶级妥协的精神。
其中，法西斯的法律和其他限制和强迫措施——由欧洲资产阶级从十月革命胜利后的头一天一直坚持到战争爆发，为了抑制工人阶级高涨的革命动力、阻碍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防止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的废除，便是这样的因素。
通过以下举措，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重建了资产阶级民主：使除法西斯政党以外的所有政党完全合法化；允许他们不受阻碍地参与国家的政治和思想文化生活；使这些政党拥有在限制更少的法律的基础上，积极参加竞选活动的可能性。这些举措是共产党人和其他进步力量长期以来为之奋斗的，其实现在共产党领导层中产生了许多改良主义的幻觉。他们中间开始形成这样的看法：法西斯主义现在已经一劳永逸地结束了，资产阶级已经不能限制工人的民主权利了，相反，他们还会被迫允许工人的民主权利进一步发展。他们开始认为，从战争中脱颖而出的共产党人，作为全国最有影响力和最强大的政治、组织和动员力量，会迫使资产阶级走上扩大民主、允许劳动人民越来越多地参与管理国家的道路，通过选举和他们将有可能和平掌权，然后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这些领导人认为，两到三位共产主义部长参加法国和意大利战后政府，并不是资产阶级最高程度的正式让步，而是作为一个进程的开始，这一进程将逐步发展到建立一个完全由共产党人组成的内阁。
战后西方经济的发展也对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思想在共产党中的传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诚然，西欧遭受了战争的摧残，但其恢复速度相对较快。通过“马歇尔计划”涌入欧洲的美国资本使重建工厂、发电厂、运输和农业成为可能，这样其生产便迅速扩大。这种发展创造了许多岗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仅吸纳了所有的自由劳动力，甚至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劳动力短缺。
这种情况给资产阶级带来了巨额利润，使其在一定程度上放松了财权，缓和了劳资矛盾。在社会领域，在社会保险、卫生、教育、劳动立法等方面，采取了工人阶级曾为之奋斗的一些措施。
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同战争时甚至战前相比有了明显的改善，由于工农业的重建和科技革命的开始，以及对劳动力的充分利用，生产得到了迅速的增长，开启了关于无阶级矛盾的资本主义发展、资本主义避免危机和消除失业现象的能力等观点中不成熟的机会主义成分的兴盛。资本主义和平发展时期成为机会主义蔓延的根源——这一马列主义的主要观点再次得到证实。工人贵族的新阶层在这一时期有了较大的增加，他们开始通过引进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的观点和思想，对党的队伍和党的领导层产生越来越大的负面影响。
在这种情况的压力下，这些共产党的纲领越来越沦为民主和改良主义的最低纲领，而革命和社会主义的思想却越来越渺茫。社会革命改造的大战略，让位于解决当前问题的小战略，被绝对化并成为总的政治思想路线。
这样，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意大利共产党，法国共产党，英国共产党，以及此后的西班牙共产党，也逐渐开始背离马列主义，采取修正主义的观点和主张，走改良主义的道路。当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粉墨登场时，情形正适合他们拥抱赫修，并在反对马列主义的斗争中坚定地团结起来。除了国内资产阶级和社民派的压力外，苏共二十大的决定，对这些政党完全走向反马克思主义、社民主义的立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第一个拥护苏共二十大路线的是意大利修正主义者，他们在大会之后立即高声宣布所谓的意大利社会主义道路。法西斯主义一被推翻，意大利共产党就掏出了一个机会主义的政治和组织纲领。1944年3月，帕尔米罗·陶里亚蒂从苏联返回那不勒斯时，他把与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阶级调和路线强加于意共。在当时召开的党的全国委员会全体会议上，陶里亚蒂说：“由于国内外条件，我们不把夺取政权作为斗争的目标；我们只想彻底消灭法西斯主义，创造一个真正进步的、反法西斯的民主制，”意共“必须从国家，从意大利的角度看待每一个问题。”[18]
陶里亚蒂在那不勒斯第一次提出了他所说的“群众性新党”的思想——更是纲领，它在阶级构成、意识形态和组织形式上都不同于列宁式的共产党。很自然，对于陶里亚蒂想要的无原则同盟政策和改良政策，他需要一个改良派政党，一个任何人可以随时进入或离开的，广泛而不受限制的政党。许多年后，陶里亚蒂的一位合作者写道：“他根植于人民的思想——群众性的党，如果我们把它与共产党斗争的民族成分紧密联系起来，就具有了一切应有的价值。事实上，他们的目标是……通过改革……实现社会的深刻变革。”[19]
随着国家的解放，意大利工人阶级希望得到深化的社会公正，希望事情会有所改变，并最终拥有发言权。但这并没有发生。这是由于包括共产党在内的不同资产阶级政党对国家生活的组织和管理。为了欺骗群众，给他们一种在治国过程中听到自己声音的印象，他们在政治生活中安排了多数党和少数党，执政党和反对党，议会的各种游戏和把戏，以及他们所有的谎言和骗局。
起初，意大利共产党得到了两个不重要的港口，这在“民主”游戏中得到了大资产阶级的允许，以加强其地位，恢复其军队、警察和全部的镇压网，并利用共产党人在政府中的存在，扼杀与麻痹任何意大利工人阶级和人民同剥削他们，压迫他们，派他们去掠夺其他民族的自由，把他们儿子的尸骨留在阿比西尼亚[20]、西班牙、阿尔巴尼亚和苏联的人算账的倾向。然后，在1947年5月，当他们不再需要共产主义部长时，资产阶级把他们赶出了政府。工人们可能发动袭击的危险已经避免了。工人阶级被“排成一行”，根据政党的颜色组成不同的工会，于是，争取选票的斗争，即议会斗争，开始了。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后，陶里亚蒂和意大利共产党公开宣布了他们原来的修正主义立场。他们不仅认可了来自莫斯科的一切自由主义的迹象，而且他们跑得如此之快，让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都陷入了困境，因此意大利共产党开始成为他们的担忧。
陶里亚蒂的支持者赞成修正主义的“去斯大林化”路线，赞扬赫鲁晓夫派对斯大林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诽谤，赞扬赫鲁晓夫派破坏苏维埃国家社会主义基础的路线，赞成修正主义的改革和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开放政策，尤其是对美国。作为修正主义者，陶里亚蒂和他的支持者完全同意赫鲁晓夫派与帝国主义和平共处、和睦相处。这是他们在国内和国际上同资产阶级合作的旧梦。
在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政党于苏联提出的路线上，它需要同意大利共产党的团结和友谊，需要支持，特别是西方两个修正主义政党法共和意共的支持，这是两个具有一定国际权威的大党。这就是为什么赫鲁晓夫派授予这两个政党“荣誉”的原因，他们大腿底下坐着大量苏联的补贴。
正如赫鲁晓夫派急于把苏联变成资本主义国家一样，陶里亚蒂和他的集团也急于融入意大利资本主义秩序。1956年6月，帕尔米罗·陶里亚蒂在以“意大利社会主义道路”为题提交给意大利共产党全国委员会的报告中，提出了一系列明目张胆地反共的论断，以至于赫鲁晓夫不得不告诉他，他应该克制自己，不要急着过桥。
当时陶里亚蒂提出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结合的问题，以及否定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唯一的、不可或缺的领导者的论断。他说，即使在没有共产党的地方，社会主义的潮头也可能出现。这些主张与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主张是一致的。
意大利修正主义者被证明是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复兴的热心支持者，这并非偶然。陶里亚蒂亲自前往南斯拉夫向铁托屈膝，帮助他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被接受”。
意大利共产党和陶里亚蒂公开反对莫斯科是“唯一的国际共产主义中心”。他们鼓吹“多中心”，其目的是建立一个以意大利共产党为首的新的修正主义集团，通过反对苏联修正主义集团，提高意大利共产党在意大利和世界资产阶级眼中的权威。陶里亚蒂认为，他会以这种方式赢得意大利垄断资本的信任，并被邀请加入他们的舞会。赫鲁晓夫看到了修正主义政党脱离莫斯科的监护的危险——无论是华约的成员国还是条约外的国家，因此他试图维护“统一”。然而，陶里亚蒂的“多中心”和赫鲁晓夫的“统一”是对立的、不现实的东西。修正主义分裂而不统一。
今天的陶里亚蒂修正主义政党，在隆哥和贝林格[21]的领导下，已经走上了一条晦涩难懂的道路。知识分子主义和社民主义的观点在其路线和立场上留下了浓墨重彩。意大利共产党的领导人，帕尔米罗·陶里亚蒂以越来越尖锐的语气表达了这些观点，直到他在雅尔塔去世前不久写下的著名“遗书”。这个“遗嘱”代表了意大利修正主义的准则，今天欧洲共产主义的观点就是基于这个准则。
苏共二十大后，现代修正主义在法国共产党也找到了一个适合其传播的环境。议会主义的思想，同社民主义和资产阶级“结盟”的思想，争取改良的思想，早就在这个党的领导中根深蒂固。这并没有像今天这样公开宣布，也就是说，它没有被上升为一种理论。但是，反对法西斯和反法西斯的斗争，捍卫和发展民主、改善劳动人民状况的斗争，这些行动在原则上是正确的，在策略上也是正确的，但法国共产党并没有把它同最高目的、社会主义观点联系起来。对于法国共产党的领导层来说，这种观点是模糊的，或者说，它在理论上被接受，但被认为在法国的条件下是不可能实现的。
法国共产党，正如我们所说，避免了把争取民族解放的战争变成人民革命，而放弃了武装夺取国家政权的斗争。工人阶级和他们的政党在流血，但是为了谁呢？事实上，是为了法国资产阶级和英美帝国主义。法国共产党的这一历程该如何描述？直言：背叛革命。礼貌地说：机会主义的、自由主义的路线。
法国共产党确实没有被德国占领者或反动派消灭，但是，坏的现象出现了——随着国家的解放，由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力量被资产阶级解除武装，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党的领导层自己决定“解除武装”，因为“祖国已经解放了”。
随着国家的解放，资产阶级又掌权了，而共产党人被排除在盛宴之外。胜利者的马车是为戴高乐准备的，戴高乐被宣布为法国人民的救世主。为了避免失望和想反抗的工人的抵抗与罢工，戴高乐召集莫里斯·多列士和另外一两名共产党人加入政府。共产党为了这个资产阶级给它的最底层的位置付出了代价，采取了违背法国工人阶级利益和意愿的立场。
一个错误必然导致另一个错误。在1946年11月10日的选举中，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赢得了国民议会的绝对多数席位，他们对选举的成功感到头晕目眩，他们甚至堕落到走上了改良主义的道路。正是在这个时候，莫里斯·多列士接受了英国《泰晤士报》记者的采访，他在采访中说，世界各地民主力量的发展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削弱，促使他为法国设想“……在30年前俄国共产党人所走的道路之外的道路上，向社会主义过渡……不管怎样，每个国家的道路都是不同的。”[22]
也许，多列士当时所说的这条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并不完全是后来勾勒出来的赫鲁晓夫道路。但无论如何，多列士当时寻求的“不同的道路”并不是革命的道路。
法国资产阶级和美帝国主义不允许多列士和法国共产党的领导层长期怀揣着走议会道路通往社会主义的梦想。不久之后，通过当时社会党总理拉马迪埃[23]的一个简单命令，共产党人被赶出了政府。
在1947年10月的会议上，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被迫对当时的错误立场和行动和对形势、力量比例、社会党政策等等的错误估计进行自我批评。
因此，从1947年底开始，法国共产党开始更加正确地看待某些问题。它在重要的阶级斗争和大罢工中重视工人阶级，特别是在1947年和1948年，这具有明显的政治性，引起了法国资产阶级的恐慌。当时法国共产党反对法国的马歇尔计划化和美帝国主义的好战政策。它反对美国在法国建立基地，反对法帝国主义的新殖民战争。党号召工人阶级反对越南的殖民战争，不仅宣传，而且有实际行动。
在这场斗争中，法国工人阶级从他们的队伍中涌现了像雷蒙德·迪恩[24]这样的男女英雄，她躺在铁轨上阻止一列满载武器的火车前往越南。
法国共产党积极参加了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审查南斯拉夫共产党情况的会议。它指责并强烈谴责铁托及其团队的背叛行为。
然而，在斯大林去世和赫鲁晓夫上台后，法国共产党的路线和领导人的立场又出现了动摇和偏差。这些动摇早在1954年就表现在它对阿尔及利亚人民解放战争的态度上。
法国共产党为协助这场战争做了什么？它只进行了一次宣传运动，除此以外就没有了。它有责任在行动上表现出对阿尔及利亚人民解放战争的国际主义，因为这样它也一定会为法国人民的自由而战。而它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它受到机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立场的指导。法国共产党甚至更进一步，它阻止了阿尔及利亚共产党参加战争。事实表明，当民族解放战争的火焰席卷阿尔及利亚时，阿尔及利亚共产党人毫无作为，而党的总书记拉比·布哈利[25]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塔特拉山区滑雪，摔断了腿。
当赫鲁晓夫和赫鲁晓夫派开始了夺取政权、导致苏联的资本主义堕落的活动，在二十大上向斯大林发动进攻时，法国共产党似乎总的来说是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和意大利共产党的。显然，多列士和法国共产党的领导层对苏联正在发生的变化持怀疑态度。
这可以从他们对斯大林问题的立场上看出来，当时他们并不把自己与赫鲁晓夫的诽谤联系起来；在1956年波匈事件发生时，很明显，当时他们总体上都保持着正确的立场。
然而，在赫鲁晓夫和他的集团清算了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等人之后，在他巩固了自己在党和国家中的地位，咀嚼之后，人们看到以多列士为首的法共领导层在动摇，一点一点地从让步走向让步，从反赫鲁晓夫的立场转到赫鲁晓夫的位置上。这是偶然的吗？是多列士的反常行为吗？面对赫鲁晓夫的压力、赞扬和甜言蜜语以及其他政变方法，这是他自己还是杜克洛和其他领导人的退却？当然，这些方法在法国共产党向修正主义的过渡过程中，以及后来法国共产党不停地向修正主义前进的过程中，也曾被使用，并产生了影响。但这些并不能说明一切。真正的原因必须在法国共产党内部，在它先前的立场上，在它的内部结构和组织，在它的组成和对法共施加压力的外部环境上。
法国共产党陷入修正主义的过程并不是在一天之内发生的。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量变转化为质变。议会改良主义道路、“伸出的手”的多列士路线，多列士对一系列知识分子的敬仰和让步——一部分知识分子背叛后被开除出党，另一部分却留在党内，发展了失败主义，传播了各种歪曲马列主义的理论，以上种种将法国共产党引上了修正主义立场。法国共产党生活在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托洛茨基主义、无政府主义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环境的包围下，它们不断地敲打着党的城墙，并渗透其中，给党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重大国际事件也给法国共产党带来了巨大的动荡。赫鲁晓夫针对斯大林的秘密报告的发表，被欧洲和世界所有资产阶级所利用，也造成了法国共产党的动荡局面。法共对待匈牙利和波兰事件的立场，遭到了法国大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自由派知识分子以及党内外机会主义者的强烈反对。
法国发生的与阿尔及利亚战争有关的事件，也使旧的机会主义观点和立场再次浮出水面，在法国共产党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所有这些因素综合起来，使法国共产党从一个如过去所知的拥有最大权力的党，转变为一个社民、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党。总之，法国共产党又回到了1920年图尔代表大会[26]上打破的旧社会党传统里。
最热烈地打着欧洲共产主义旗帜的修正主义政党之一就是卡里略的党。西班牙共产党，一个在人民阵线时期和内战时期以其坚定立场而著称的党，是如何与赫鲁晓夫派联合起来，并达到今天这样腐败、堕落和背叛的状态的呢？如果没有西共内部特别是其领导层的长期衰落和堕落的过程，这些变化不会也不可能一下子实现。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早期，西班牙共产党的领导层及其大多数成员都在法国，他们在那里过着或多或少合法的生活。西班牙共和国政府也流亡海外。那时共产党人还在法国和意大利等国的政府里。西班牙共产党人也开始像他们的法国和意大利同志那样行事。1946年，西班牙共和国流亡政府在巴黎重新组建。西班牙共产党派圣地亚哥·卡里略为自己政府内的代表。
1947年5月，法国和意大利的共产主义部长被逐出政府，西班牙共产党及其干部和武装分子的处境也开始变得困难起来。同年8月，西班牙共产党人被驱逐出流亡政府。警方对他们的搜查、逮捕和其他措施重新开始。法国和法国警察对西班牙共产党人和民主人士的渗透变得更加密集。
党的领导人和干部在法国工作越来越困难，于是他们去了布拉格、东柏林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他们大量涌向这些国家时间段，或多或少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渣滓开始在苏联和东欧国家浮出水面的时间段同时发生。
党的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会议开始在远离西班牙的地方举行。这些共产党人知道西班牙内战和非法状态生活的恶劣条件，以及流亡法国的艰难和困苦，也开始尝到波希米亚和德意志城堡的奢华和舒适，熟悉于甜言蜜语和赞扬，以及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的各种压力。事实表明，西班牙共产党的领导层成为尼基塔·赫鲁晓夫及其团伙最听话的盲目工具之一。
1954年，西班牙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在那次大会上，和平主义和阶级和解精神首先浮现的因素变得明显起来，这种精神在不久之后成为西班牙修正主义的纲领，并将在卡里略的极端修正主义背叛活动中得到最完整的体现。
1956年6月，在内战20周年之际，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接受了赫鲁晓夫和平过渡社会主义道路，发表文件，制定了“民族和解”政策。西班牙共产党表示支持同20年前曾与之敌对并交战的军队之间达成协议。“报复政策无助于使国家……摆脱这种局面。西班牙需要它的儿子们之间的和平与重修于好……”[27]它的声明中说。
西班牙共产党人立场坚定反对普里莫·德·里维拉[28]独裁统治和内战时将军们的“公告”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正是这种立场增加了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力，加强和锻炼了共产党。现在正是西共走最庸俗的机会主义路线，向资产阶级及其政党、天主教会和西班牙军队屈膝投降的时代，这条路线使多洛雷斯·伊巴露丽[29]和卡里略的政党进入典型的社民党的行列里。
我们不知道西班牙共产党内部已经发生了倒退的过程，但在1960年11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上，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公开揭露了现代修正主义，特别苏联修正主义的时候，由马列主义的叛徒赫鲁晓夫带头，西班牙共产党和伊巴露丽个人对我们进行了最恶毒的攻击。
因此，在保卫马列主义的问题上，西班牙共产党的领导人野蛮地攻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保卫赫鲁晓夫及其背叛马列主义的团伙。时间证明，我们的劳动党走的是正确的道路，走的是马列主义道路，而以伊巴露丽为首的西班牙共产党则完全站在共产主义的叛徒和敌人的阵营里。
1960年以后，西班牙共产党内部出现了严重的争吵和分歧，导致了它的分裂，由此产生了两个反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团伙：一个是以李斯特[30]为首的亲苏派，另一个是以伊巴露丽和卡里略为首的派别，寻求独立于莫斯科，来走上他们后来冠名为“欧洲共产主义”的道路。
卡里略的路线与意大利共产党和法国共产党的路线越来越一致。同样，它也符合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路线。于是，铁托主义、意大利修正主义党、法国修正主义党和伊巴露丽的西班牙修正主义党之间开始形成一种仍然没有结构的统一体。
当时，包括铁托在内，想要摆脱莫斯科的西欧修正主义者集团正在形成的时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欢迎卡里略到北京，并与他进行了密切而亲密的会谈。这些会谈的内容还没有透露，但时间表明，中国修正主义者和西班牙修正主义者有许多共同之处。因此，中国修正主义政党和西班牙修正主义政党之间的公开官方联系不久就建立起来。
卡里略还采纳了意大利和法国修正主义政党的政治方向、目标、战略和策略，以同反动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密切合作关系。然而，西班牙共产党仍然没有合法地位。因此，哪怕在佛朗哥统治时期，它也为在西班牙国内合法化做出了巨大努力。佛朗哥主义和佛朗哥不允许这样的事情。佛朗哥死后，随着国王胡安·卡洛斯的上台，卡里略在西共合法化的方向上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作为对这种合法性的回报，他必须对本国的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发出声明，作原则上的巨大让步——即使是法国共产党和意大利共产党也不允许自己作出这种让步。为了回到西班牙并使该党合法化，卡里略同意承认胡安·卡洛斯国王的政权，事实上他甚至赞扬并称之为“民主”，并接受了君主制及其旗帜。在这次投降之后，君主制派给了他自由行使权。西班牙共产党合法化了。卡里略和伊巴露丽连同一整群西班牙的叛徒回到了西班牙。
修正主义领袖们一回到马德里，就公开否认共和国，并宣布，西班牙战争现在属于历史。与其他资产阶级政党的联合和为参与政府而斗争被宣布为其路线的基础。在西班牙举行的各种选举中，卡里略所在的政党并没有赢得超过9%的选票，仅在议会中有几个代表。卡里略称这是“伟大的民主胜利，将改变西班牙的面貌”。但事实上，西班牙修正主义者永远无法洗干净西班牙的面貌，因为伊巴露丽、卡里略和他的同伴手中的不是肥皂而是焦油。他们拒绝了革命的红旗，无耻地践踏了数十万西班牙战争英雄的鲜血。
在西方国家共产党的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改造中，苏联修正主义领导层在与它们的关系中确立的路线起了重要作用。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的目的是迫使各国修正主义政党遵循他们的政策，建立对全世界的社会帝国主义霸权。他们要求这些政党成为他们从事的邪恶活动的助手。
当然，美帝国主义及其同盟国无法赞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霸权主义和扩张主义目的。不同国家的修正主义政党也无法同意苏联的政策。在本国资产阶级的催促下，他们开始更加公开地进行独立于苏联修正主义政党的活动。
西欧、拉丁美洲和亚洲的修正主义政党相继崛起，或多或少地反对赫鲁晓夫的苏联霸权，同时又提出了新的反马克思主义理论。西欧各大修正主义政党取名为欧洲共产主义的“理论”，很快就成为这些理论中最完整、最广为人知的理论。欧洲共产主义一出现，就和铁托主义、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一样，开始了一场反对马列主义的正面斗争，目的是在工人眼中修正和抹黑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
从修正主义-机会主义到资产阶级反共主义
欧洲共产主义是现代修正主义的变体，是一锅反对马列主义的伪理论的大杂烩。它的目的是阻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科学理论继续成为工人阶级和真正的马列主义政党手中用来摧毁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结构、上层建筑和基础，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有力武器。
意大利修正主义者将欧洲共产主义定义为“不同于社会民主党派的经验，也不同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十月革命以来所提倡的道路的第三条道路”。正如意大利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论题所说，这条“第三条道路”是“适应国家特点和时代条件，适应发达工业社会普遍的基本特征和共同要求的解决办法，以就像今天的西欧国家一样的议会民主制度为基础。”[31]
因此，正如欧洲共产主义者自己承认的那样，这条“第三条道路”，即所谓的欧洲共产主义，与马克思列宁所阐述的真正的科学共产主义毫无关系，这种科学共产主义体现在十月革命和紧随其后的其他社会主义革命中，并得到国际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证实。欧洲共产主义可以准确地描述为欧洲修正主义的第三号。
现在法国共产党，意大利共产党和西班牙共产党，只有共产党这个名字，因为它们三个正在它们所服务的资产阶级的臭水中挣扎。西方国家修正主义政党的纲领是典型的改良主义纲领，它与资产阶级政党、社会党和社民党的纲领没有区别，唱的是同一首歌。事实上，正是后者激发了修正主义者。他们的目的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而是在广大群众中创造出放弃革命的意见，他们说这是不必要的，是不适当的。但是他们认为应该怎么做呢？“我们必须转变生活风格，”“我们必须改变生活方式，”“我们必须考虑日常问题，”“我们不能攻击现在的资本主义社会，”“我们必须用文化革命代替无产阶级革命，”这些反马克思主义的政党日夜解释，“我们必须生活得更好，必须保护我们的工资，不能让他们减少，必须有带薪假期和有保障的工作，”“我们还能要求什么？”他们对工人们说。意大利和法国的修正主义政党在每一次会议和每一次代表大会上都要处理这些问题，并把这些问题灌输给无产阶级和工人，以赢得他们的选票。
社民主义式的古典修正主义已经融入现代修正主义。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的各种形式的理论，可以在白劳德的修正主义中找到，在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中找到，在铁托的修正主义中找到，在法国的修正主义中找到，在陶里亚蒂的意大利修正主义中找到，在所谓的毛泽东思想中找到，在所有的修正主义思潮中都可以找到，只不过有时是公开的，有时是修改过的。这些在当今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世界中发展起来的无数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是世界革命队伍中的第五纵队[32]，通过从内部与革命斗争，来延长国际资本主义的存在。
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一直想达到否定马列主义的目的。在这个方向上，现代修正主义用各种各样的伪科学的哲学理论和口号，用各种各样的手段和方式，公开或变相地帮助他们。
在法国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马歇[33]宣布，他们要走没有阶级斗争的社会主义道路，不再需要无产阶级专政来建设社会主义。他承认，在他的“社会主义”中，不仅会有不同的政党，甚至会有反动派。因此，对于马歇，以及勃列日涅夫和铁托来说，社会主义已经在许多资本统治的国家开始建设，所需要做的就是把“社会主义国家”的招牌挂在大门上。
换言之，既然所有国家都像修正主义者所鼓吹的那样，都是自发地走向社会主义的，就没有人需要把马列主义作为革命和社会主义的科学，因为它现在属于过去，所以应该被抛弃。
各种修正主义者说，马列主义“已经过时了”，它已经不能解决当今发达社会涌现的问题，它不再适合当代文明。他们认为，现代社会吸收了马列主义所能吸收的一切，而马列主义已进入了康德主义、实证主义、柏格逊非理性主义[34]等唯心主义哲学的过时哲学行列。极端修正主义者米洛万·吉拉斯[35]公开写道，在当代科学比上个世纪的科学和哲学要发展得多的情况下，马列主义这种19世纪阐述的哲学就不再有效了。
在这条道路上，过去的两三年里，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修正主义者作出了巨大努力，在理论上形成了他们称之为欧洲共产主义的机会主义观点和立场，并赋予它们一种单独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的性质，号称这代表着“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在这些政党最近举行的代表大会和通过的方案中，欧洲共产主义采取了一种完全定义好的形式。这三个政党正式拒绝了马列主义。马歇的法共认为马克思的理论是一种带有枯燥和教条的概念的理论，是一个由不可改变的规则组成的封闭系统，他们说他们创造的新“理论”“在我们国家的哲学和政治思潮中有‘它的来源’”[36]。不言而喻的是，法国修正主义者并不是指马克思在其作品中以批判的方式提到的那些革命性的进步哲学著作，而是指那些他揭露和驳斥的、修正主义者现在又提出的观点。
修正主义者在他们的党章、纲领和其他文件中取消对马列主义的任何提及，不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的行为，这是对他们很久以前在实践中所做事情的确认许可。同样，这一行动也不仅仅是资产阶级意志的实现——它要求修正主义政党不能再提“共产主义幽灵”。这也不仅仅是一个正式表现出现代修正主义向欧洲社民意识形态立场公开过渡的行为。修正主义政党抛弃马列主义——而迄今为止，修正主义党还用它来伪装欺骗劳动人民，这表明他们从资产阶级反共的立场上，开始了公开的反对马列主义的斗争。事实上，在思想层面上，今天打着反马列主义、社会主义和革命的斗争旗帜的，正是欧洲共产党人。资产阶级大报刊、出版机构、电台、电视台对修正主义者的文章、书籍、讲话和代表大会的宣传，真是令人震惊。像贝林格、马歇甚至卡里略这样的人物，都被这台大型宣传机器改造成了不仅超越了电影“明星”，甚至超越了教皇和大国首脑的人物。记者和作家们紧跟着追随他们，决不允许他们在报纸头版头条刊登时少一个字。
所有这些宣传，所有这些喧嚣，都是资产阶级喜出望外的证据，资产阶级找到了像他们所说的那样，在它公开的反共武器已经生锈和破碎的时候，他们找到了从左派那边反对共产主义的热心走狗。在目前的困境中，资本找不到比修正主义者提供的服务更好或更有效的方法了。因此，修正主义者用煽动和欺骗，来进行误导与瓦解工人的理论投机和实践活动，资产阶级对此表达赞扬，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是正当的。
资产阶级社会的资产阶级概念
欧洲共产主义者试图描绘一幅扭曲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及其内部矛盾的图景，把它描绘成一个自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时代以来发展如此之大的社会，以至于他们对它的基本分析和教导“已经过时，不再有效”。
他们把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看作是统一的，不再把它分化的两极区分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不再把这两个阶级的矛盾看作是根本的矛盾，因而没有把阶级斗争看作这个社会的主要原动力。当然，对于欧洲共产党人来说，也存在着一些矛盾，他们称之为“发展的矛盾”、“进步的矛盾”、“幸福的矛盾”、“民主的矛盾”等等，这些矛盾据称已经取代了旧的矛盾，特别是劳资矛盾——整个马列主义关于无产阶级的地位与历史使命、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的理论根基。
他们说，今天，马克思、列宁时代的无产阶级已经不存在了，阶级发生了变化，他们不再是马克思列宁所认识和谈论的对象。现在，欧洲共产主义者说，甚至连资产阶级也已经作为一个阶级解散了，已经变成了“工人”，而所有的财富都聚集在一个小集团的资本家手中，这些资本家保存和保卫着这笔财产。例如，马歇“发现”在今天的法国，“能算成”资产阶级的已经减少到仅仅25个金融集团和工业集团，而其他的都是“工人”。因此，修正主义叛徒们强调，现在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发生了变化，因为社会本身发生了变化，阶级也发生了变化。因此，他们推理，不了解和他们那时完全不同的、今天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和列宁，预见出无产阶级的另一种和今天现实不同的角色，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另一种方法，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另一种斗争方法。
对于欧洲共产主义修正主义者来说，今天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阶级和阶层，特别是知识分子阶层，都能被鉴定为无产阶级。除了少数资本家以外，在他们看来，其他人毫无差别地都想把社会从资产阶级社会变为社会主义社会。根据欧洲共产主义者的说法，为了实现这一变革，旧的社会必须改革，而不是被推翻。
因此，他们想象国家权力必须通过改革，通过文化的发展，以及所有阶级毫无例外的密切合作——无论是掌权的人还是那些不掌权的人，来渐进夺取。
所有修正主义者都遵循马尔库塞[37]的路线，马尔库塞在谈到美国无产阶级时，试图“证明”在“高度工业化的美国社会”，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无产阶级并不存在，因为在他看来，这个无产阶级现在号称已经属于历史了。
对马尔库塞、加洛蒂[38]、贝林格、卡里略、马歇和他们的团伙来说，这意味着“消费社会”、“发达工业社会”不仅改变了旧的资本主义社会形式，而且还使阶级趋于扁平化，特别是乔治·马歇宣称：“我们现在无法谈论法国的无产阶级，而叫法国的工人阶级。”
马克思说：“……‘无产者’在经济上只能理解为正是生产和增殖‘资本’的雇佣工人，只要他对‘资本先生’的价值增值的需要成为多余时，就被抛向街头……”
[39]
当然，在社会主义的阿尔巴尼亚，已经不存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概念上的无产阶级，因为在我国，工人阶级掌握着国家权力，是主要生产资料的拥有者，不受压迫和剥削，为自己和社会主义社会自由地工作。
在资本主义国家，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工人阶级被剥夺了生产资料，为了生活，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服从资本主义剥削，资本主义剥削的强度还在不断加大。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除了受到残酷的压迫和剥削外，还受到资产阶级军队和警察的压迫。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虽然可以穿上“消费社会”生产的尼龙材料，但实际上它仍然是无产阶级。
现代修正主义者改变无产阶级的名称并非毫无目的。如果叫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下，无产阶级除了自己双臂的力量之外什么都没有，那么自然这个无产阶级必须同剥削者和压迫者作斗争，这是不言而喻的。正是这种斗争，其目的是把资本的旧国家政权彻底摧毁，让资产阶级感到恐惧，而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修正主义者用他们所拥有的一切手段帮助资产阶级。
无产阶级作为社会最先进的阶级，被历史赋予了消除人对人剥削，建设一个真正自由、平等、公正、人道的新社会的光荣使命，否认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本身的存在，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在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哲学学说和政治运动出现的时候，各种机会主义者都在宣扬它。马克思恩格斯驳斥了这些观点，给了无产阶级武器和论据，使他们不仅同这些机会主义者作斗争，而且还同资产阶级的其他走狗，即未来资本主义的捍卫者，如今天的现代修正主义者作斗争。
马克思主义最大的优点之一是，它在无产阶级中看到的不仅仅是被压迫和被剥削的阶级，更是当时最进步、最革命的阶级，是历史赋予其资本主义掘墓人使命的阶级。马克思恩格斯解释说，这一使命源于社会经济条件本身，源于无产阶级在生产和社会政治生活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源于无产阶级是未来社会主义社会新关系的承担者，有自己的科学思想，有自己的道路，有自己的领导班子——共产党。
尽管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构成发生了变化，但今天无产阶级的生存、工作和生活的总体状况仍然符合马克思的分析。任何其他阶级和社会阶层都不能取代无产阶级，成为社会进步变革的主要和领导力量。
马克思关于这个问题的教诲仍然没有动摇。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无产阶级找到了自己的精神武器，正如这个理论在无产阶级中找到了它的物质武器一样。马克思说，革命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40]马克思的《资本论》是世界无产阶级的灯塔，它科学地表明了资产阶级以什么方式、以什么形式剥削它。资本家把无产阶级与工厂和机器捆在一起，但是《资本论》教会无产阶级如何打破这些链条。
关于无产阶级性质及其历史使命的变化的修正主义论断，在西方国家的共产党中早已存在，但最早公开而正式提出的是罗杰·加洛蒂。加洛蒂是最早发展出这样一种理论的修正主义“理论家”，他认为人们无法谈论法国无产阶级的贫穷状况，人口中的各个阶级和阶层已经在走向融合和统一。
现在其他修正主义者重复和应用的加洛蒂的论点是：“在目前的情况下，不再需要暴力革命，因为工人们正在逐步主动地分享资本主义大企业的利润，现在这些大企业已经不再由资产阶级所有人经营了，而是被替换成了技术人员。”这是一个巨大的骗局，因为这些技术人员和专家受单一管理层的控制，他们是生产资料真正拥有者——大型资本主义托拉斯[41]和垄断企业的仆人。
在资本主义世界里，尽管社会阶级结构发生了变化，但阶级地位和阶级关系没有改变。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关于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仍然保持着充分的新鲜性和有效性。
在西方，一系列与加洛蒂相似的“理论”从“新”的法国伪哲学家以及他们的德国、美国、意大利等国的其他同行那里产生。所有这些理论都带有修正主义、托洛茨基主义、无政府主义和社民主义的烙印。所有这些理论——把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的垃圾都收集起来，并以平庸的方式加以编纂的理论——完全成为法共、意共、西共、英共和其他修正主义政党的私有财产的时刻到来了。
工人阶级斗争的日常生活揭露了这些理论，而且还在继续。它揭露了他们的反动反革命目的。它证明了资本家越富裕，工人阶级就越贫穷；证明生活正中马克思所说的话；证明每个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就越穷，工人生产的商品越多，他就越降低自己作为一件商品的价值；证明无产阶级不夺取生产资料，不破坏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权，就不能脱离剥削。
今天，现代修正主义者，如马歇、贝林格、卡里略等人，都反对马克思的这种科学观点。他们说，今天，由于科技革命的发展和工人通过改革取得的成果，无产阶级相对贫困和绝对贫困的状况已经不复存在。他们要告诉无产阶级，他们的一切要求和需求，都被资本主义所满足，他们没有理由起来革命。
另一些修正主义的“理论家”面对不可否认的生活事实，宣称马克思所说的对工人阶级的剥削是真的，但他所说的剥削对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同样有效。因此，工人阶级没有理由起来反对资本主义的剥削，因为据称，他们永远无法逃脱！这是对现实的歪曲和诽谤。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中的地位和在社会主义中的地位是截然相反的。
在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国家，工人无论在工作上还是在生活中都是不自由的。他是机器、资本家和技术官僚的奴隶，榨出他们的最后一滴劳动力，并由此为资本创造剩余价值。只有在工人阶级掌权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秩序中，马克思的学说才能得到适当的运用，才能使无产阶级自觉地、完全地掌握生产资料，并通过其专政，获得一切政治、经济和民主的自由和权利。
资产阶级社会最主要的是用经济锁链束缚工人阶级。整个资本主义制度都是建立在这种束缚之上的。然而，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理论家由于无法否认这一巨大真理，便试图掩盖马克思所说的、首要的经济剥削问题，并通过一系列捏造的论断和错误的观点加以解释。这些“理论家”无法驳斥资本对工人的束缚，就鼓吹说，据称，不再需要指出资本主义秩序中所有者对人的压迫和奴役程度有多大，而应该指出工人与资本的联系有利于工人，因为它使工人得以生存。他们的目的是把无产阶级的注意力集中在“消费社会”的“恩惠”上，从而把无产阶级从反对资本主义的阶级斗争中转移出去。
现代修正主义者发明了许多欺骗性的论据，来转移人们对经济压迫和剥削的注意力。他们大力宣传他们的论点，即在“消费社会”里，工人享受的东西太多，以至于他把经济问题排在最后面。据他们说，他担心的几乎只有宗教、家庭、妻子、电视机、汽车等等，因此，据称，经济剥削问题不再是阶级斗争和革命的基本问题。但是，他们这样做，是为了轻描淡写，使劳动群众不去参加推翻资产阶级秩序的斗争。
欧洲共产主义者同马列主义决裂，要创造一种在一切根本问题上不同于马列主义的新的“理论”，使自己陷入了极大的混乱和困惑，陷入了深深的不连贯和巨大的矛盾之中。他们实际上无法解释当今资本主义世界的任何矛盾，也无法回答由此产生的问题。诚然，他们讲的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危机”、“失业”、“堕落衰退”等现象，但他们只满足于一般的观察，满足于即使资产阶级也不否认的现象里。但是，他们有意地试图掩盖这些现象的原因，即资本主义的野蛮剥削，避免去表明，这种剥削只能通过革命并彻底推翻一切使资本主义压迫制度继续存在的旧关系来消除。
他们论断，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科技革命和“资本主义的结构调整”等原因发生了所谓的“本质性变化”导致“阶级斗争消失”；他们鼓吹，要建立广泛的阶级合作，因为据说现在不仅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对社会主义感兴趣，而且几乎所有的资产阶级也都对社会主义感兴趣——除了一小部分的垄断者；他们声称，可以通过改良向社会主义过渡，因为现在的资本主义社会正在和平演变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发展，等等。通过这些，欧洲共产主义者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中都表明了自己的身份，与旧的欧洲社民派相结合，在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统一反革命大潮中与之合并。
对工人阶级和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的立场，历来是一切革命家的试金石。列宁指出，在革命运动中抛弃无产阶级的支配权，是最庸俗的改良主义形式。但意大利修正主义者并不担心这种庸俗。事实上，他们夸大其词地宣扬他们的改良主义，使自己变得真正可笑起来。他们宣称，“工人阶级在抛弃资本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的领导作用，可以而且必须通过不同党派和不同的追求社会主义的思潮之间的合作和协议来实现，在民主制度的框架内，所有宪法准许的政党都享有充分的权利——即使是那些不希望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并反对社会主义改造的人。当然同时要尊重民主的宪法规则。”[42]
这种“原教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加上支持贝林格的观点，并不是一个新发现，而是拉布里奥拉[43]和陶里亚蒂思想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自己也承认了自己想法的来源。然而，应该补充的是，他们现在正在树立的经典人物拉布里奥拉，不是一个一贯的马克思主义者。他远离革命活动和革命问题。至于陶里亚蒂，他的工作已经表明他是一个离经叛道的机会主义者。
意大利修正主义者通过提拉布里奥拉或陶里亚蒂，和他们的法国、西班牙同行一道，想忘记列宁关于在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无产阶级支配权权的必要性的理论。
列宁在其所有的天才著作中，捍卫和发展了被欧洲社民党抛弃的马克思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支配权的理论。关于这个问题的社民式观点现在又被修正主义者所恢复。列宁证明，在帝国主义涌现的新条件下，无产阶级的支配权，不仅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条件，也是民主革命的必要条件。他解释说，建立这种支配权是必要的，因为无产阶级比任何其他社会阶级都更加关心革命的彻底胜利，更加关心把革命进行到底。无产阶级用列宁的理论去革命，取得胜利，而用修正主义者所宣扬的理论，它仍会受到资产阶级的压迫。
列宁主义关于工人阶级不可分割的支配权的理论，也在阿尔巴尼亚革命和社会主义胜利中得到了光辉的证实和运用。对阿尔巴尼亚共产主义者来说，从一开始就很清楚，只有一个政党，即共产党，才能领导民族解放战争，取得彻底胜利，只有一个阶级，即工人阶级，才能成为这场斗争的领导者，工人阶级的主要盟友是贫农和中农，青年和学生将是党的主要支持者，并与阿尔巴尼亚的妇女一起，组成人民革命的战斗阶层。
阿尔巴尼亚工人阶级的数量之少丝毫不妨碍它发挥支配权的作用，因为它的领导是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教义为指导的共产党。我们党根据形势和广大劳动群众的利益所采取的正确路线，使工人阶级周围的人民在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下形成统一战线成为可能。
我们党的正确路线和领导，使斗争扩大化，斗争逐渐发展起来，形成了总起义，形成了广泛的人民武装斗争，直到阿尔巴尼亚解放，人民政权建立。
欧洲共产主义者既然否定工人阶级在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支配权和领导作用，也只得放弃马列主义所界定的、世界革命和共产主义运动的长期历史所确认的共产党的地位和使命。
意大利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文章说，现在一个“新政党”已经建立起来。“新政党”是什么？“意大利共产党，”其党章说，“组织工人、劳动人民、知识分子和公民在共和国宪法框架内，为巩固和发展反法西斯民主政权、实现社会的社会主义复兴，为了人民的独立，为了缓和紧张局势，为了和平，为了各国之间的合作而斗争……”党章继续说，“意大利共产党向所有18岁公民开放，不分种族、哲学观点和宗教信仰，接受政治纲领，并采取行动，通过在党的一个组织中进行战斗，来执行它……”[44]
我们引用的意大利修正主义政党的长长条款——这些条款和法国、西班牙修正主义党的党章条款几乎是一样的——是为了表明欧洲共产主义修正主义者与列宁主义政党的概念有多大的差距，以及他们与社会党和社民党的模式有多接近。他们讲的是“新政党”，希望有别于列宁主义式政党，但事实上，他们所说的“新政党”是第二国际政党类型的“老政党”——列宁与之抗争，并在其废墟上建立了布尔什维克党，这成为所有其他真正的共产党的榜样和榜样。
党章一开始就说，任何人，不论其哲学观点和宗教信仰如何，都可以入党，这一点毋庸置评，证明马克思的哲学与这个党格格不入，其折衷主义是明目张胆的，各种妥协路线是其战略的一部分，更不用说它的策略了；证明意大利共产党是一个自由派社民党，其路线、政策和立场取决于不断变化的政治环境。它的自由主义政策确保了它有时会获得选票，但并不是说它会获得并掌握权力。它使资产阶级对它赞不绝口，使教堂里的牧师和寺院里的僧侣都很同情它。
列宁关于党的基本思想是，党必须是工人阶级的自觉的先锋队，是工人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的先锋队。
列宁说:“只有以先进的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45]
这种革命先锋队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是胜利的可靠指南。修正主义者不仅放弃了共产党的基本条件，也就是接受马克思主义，而且允许一切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的、反动的和法西斯的哲学观点在党内共存，这是他们在党章中所认可的。共产党的特点和区别，就是马列主义，它是共产党一切活动的指导思想，一切活动中忠诚执行的思想。没有马列主义，就没有共产党。
真正的共产党是进行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政党，而所谓的意大利、法国、西班牙共产党和其他这类政党，则是资产阶级改良的政党。前者是推翻资产阶级秩序和建设新世界的政党，后者是维护资本主义秩序和维护旧世界的政党。
列宁在反对建设布尔什维克党的机会主义者时说：
“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
[46]
他建立了这样一个政党，领导俄国工人阶级取得了十月革命的光荣胜利。
但贝林格的修正主义者想把意大利工人阶级带到哪里去呢？“我们必须在共和国宪法的框架内战斗。”而资产阶级说：“在我的宪法的笼子里，你想怎么战斗就怎么战斗，因为这对我无害。”资产阶级维持军队、警察、法院等，以维护其宪法、法律和机构[47]。现在与他们并肩而立的是修正主义政党，它正在努力使工人阶级受到压迫和奴役，在思想上腐化它，在政治上混淆它。它变成了资产阶级国家的机构，目的是消灭工人阶级的革命精神，遮蔽社会主义的观点，使它不能了解自己的悲惨处境，不能起来进行推翻资产阶级的坚决斗争。
欧洲共产主义者的“社会主义”就是现在的资本主义制度
欧洲共产主义者如何设想社会主义？虽然他们被迫谈论社会主义以蛊惑人心，但他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不过是一种欺骗和诡计。
我们知道，不仅是现在，而且多年来，许多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哲学家和思想流派都对社会主义的思想进行了大大的臆想。许多关于社会主义的乌托邦式计划和无休止的误传被编造出来。马克思拒绝了一切形式的旧的社会主义，教育全世界无产阶级要组织起来，为建立一个立于真正的科学社会主义基础上的新的社会秩序而斗争。
早在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就对“封建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德国的“真正社会主义”、“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等各种伪社会主义理论进行了全面的批判。他们揭示了这些理论的阶级本质——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反科学理论。在对抗那些阻碍无产阶级解放和斗争的资产阶级理论、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理论和无政府主义理论的斗争中，《宣言》告诉工人阶级，只有通过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才能摆脱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不解放整个社会，工人阶级就不能解放自己。历史证明，自从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每一种带有社会主义标语的思潮，都在阶级斗争的过程中变成了反动的潮流。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提供了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准确概念。没有这个理论，就没有社会主义的实现和建设。
《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第一次伟大确认，是在1848-1849年发生的震惊整个欧洲的革命事件中。[48]
革命不仅为社会进步开辟了道路，而且总是成为乌托邦、修正主义和其他错误学说的坟墓。这与1848-1849年革命所埋葬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等学说一起发生了。
这些所谓的社会主义学说的主要罪恶，就是完全无视无产阶级的革命阶级斗争，把社会主义设想为这个或那个“理论家”发明的这个那个制度的实现。这就是所有这些幻想的根源，即建立国家支持的社团，限制继承权，建立累进税率表，[49]来逐步走向和平的社会主义。蒲鲁东和路易·勃朗，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和乌托邦共产主义者，如魏特林，卡贝，Desamis[50]和其他人已经并正在鼓吹这种“空想社会主义”。
马克思说，工人阶级把这种空想社会主义留给了小资产阶级，而“无产阶级就愈益团结在革命社会主义周围，……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间断革命，就是实现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把这种专政作为必经的过渡阶段，以求达到根本消灭阶级差别，消灭一切产生这些差别的生产关系，消灭一切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社会关系，改变一切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观念。”[51]
目前，新的蒲鲁东主义者，如乔治·马歇、恩里科·贝林格、圣地亚哥·卡里略等，正试图将马克思所驳斥的这些旧哲学，披上不同的外衣，强加给西欧无产阶级。所有修正主义者都想用他们的“理论”来欺骗群众，消灭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基础。当他们说“他们客观地承认促进社会进步的法律”时，他们只是在撒谎！实际上，他们成了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为了保证从对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群众的剥削获得最大利益，而创造的“消费社会”的走狗。这些修正主义者还想消耗他们国家无产阶级的剩余价值。
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它现在代表和实现了什么，不是未来的问题，而是一个具体的现实，一种完整的历史实践，一种具体的社会制度。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革命伟人所倡导的真正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在苏联等许多前社会主义国家实现并长期存在的，在社会主义的阿尔巴尼亚也存在着并正在推进。欧洲共产主义者今天所做的努力要“证明”真正的社会主义在任何地方都未存在过，列宁和斯大林在苏联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据说是“社会主义的扭曲”，实际上是对马克思列宁关于社会主义的概念和思想的“失败”——这些只不过是他们对共产主义的敌视和他们保持现有资产阶级社会完整的愿望的表达。
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的修正主义者走了很长的路才达到否定社会主义的地步。起初，他们声称苏联的社会主义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好的、公正的“列宁社会主义”，但受沙皇俄国特殊历史条件的制约，因此不适合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部分是不好的“斯大林社会主义”，因为据称这是对前者的歪曲、畸形化、官僚主义化等。这种判断的演化并非偶然。如果“列宁主义经验”被接受，即使有保留地接受，如果用革命暴力夺取政权的正义被接受，那么，欧洲共产党人的社会主义“模式”就没有地方了。列宁关于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学说的进一步发展，是一个整体，如此连贯，如此科学而合乎逻辑，要么接受，要么就完全不接受。如果不陷入不可调和的矛盾和逻辑的荒诞，就不会将其切成几片。
因此，现在的欧洲共产主义者不再只反对斯大林，而是放弃了列宁主义，认为这样他们就逃脱了，找到了宣扬“欧洲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道路。但是，他们放弃了列宁主义，无产阶级可还没有这样做。列宁主义是活生生的科学，是无产阶级的战斗性思想，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的旗帜。列宁主义是一切真正的革命者，一切想要共产主义、为社会主义奋斗的人，同一切敌人，同资产阶级及其合作者作斗争的有力武器。列宁主义是揭露欧洲共产主义者和所有其他修正主义者真实面貌的一面镜子，它揭示了他们机会主义“理论”的虚假性，揭示了他们反对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和人民事业的反动活动。
为了避免党内普通成员的不满，避免他们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及其大体上混乱、矛盾的论断所引起的疑虑，欧洲共产党人宣称他们的社会主义仍然不代表一个“模式”，还不是一个明确和定义好的东西，而只是一种对“需要找到一条通往这个社会的道路”的表达，这条道路是必须被讨论的。换句话说，这只是空穴来风，因为什么都没有实现。
欧洲共产主义者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成分在经济和政治、基础和上层建筑中结合共存的社会。在他们的“社会主义”中，既有“社会主义财产”，又有资本主义财产，因此也会有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同工人阶级的党一起，也会有资产阶级政党；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将与其他意识形态共存；在这个“社会主义”中，国家将是所有政党和阶级都有权力的国家。
欧洲共产主义者可以随心所欲地梦想这样一个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混合社会，但他们提出的这个社会是永远无法实现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是相互排斥的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只要资本主义继续压迫和剥削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资本主义就会存在，而社会主义只有在资本主义被彻底推翻之后，才在资本主义的废墟上建设和前进。
为了证明他们深刻的机会主义观点是正确的，欧洲共产党人高估了设备、生产资料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从而滑入了所谓的唯生产力论，这是第二国际所有机会主义的思想基础。
他们认为，社会主义的动力，是从生产力的发展中自然而然地产生的。因此，他们主张，向社会主义过渡，不需要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而且，根据欧洲共产主义者的说法，即使是在已经进行革命、建立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国家，如果生产力水平比较低，就谈不上真正的社会主义。
为了了解欧洲共产主义者偏离社会主义的思想有多远，他们要假装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只需考察一下他们的一些主要论题，他们在这些论题上敲锣打鼓，认为这是当今“当今人类社会进步思想的最高发展”。
意大利修正主义者宣称：“生产资料的整体国有化不是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必要条件,”“除了公共经济部门……私有要素将运作……自由统一的农业、手工业、中小工业、第三产业领域的私有要素……会起到特殊的作用。在这种社会主义意义上的社会转型概念中，必须有一种经济体制的联系，以确保计划与市场、公营和私营相结合……”[52]
法国修正主义者也宣称这样的“社会主义”。他们说，这个社会“需要一个足够的民主国有经济体，以及其他形式的社会财产和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经济部门”。[53]
卡里洛说：“这种制度在经济领域具有混合性，它将表现为一种政治制度，在这种制度中，业主不仅在经济上组织起来，而且在一个或多个代表他们利益的政党中组织起来。这种情况将成为政治和意识形态多元化的组成部分之一。”[54]
不需要对社会规律有专门的了解，就能知道，欧洲共产主义者所呈现的所谓社会主义社会的画面，只不过是当今资产阶级社会最典型、最精确的画面。决定一个社会制度的基本要素是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如果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是私有的，那么我们就不得不实行一种人剥削人的制度，即在一个极端，财富在极少数人手中积累，而在另一个极端，绝大多数人生活在贫困和匮乏之中。已经证明，不消灭资本主义财产，不粉碎资产阶级国家，社会主义就不可能存在。没有一切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的建立，没有无产阶级专政的建立，就没有社会主义。
无产阶级为推翻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进行了英勇、牺牲和献身的斗争。为此，它阐述了自己的意识形态，即马列主义，这个主义必将指导它进行革命和建立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消除由于这些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而产生的剥削，以及消除贫穷。无产阶级在革命胜利和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国家里实现了这个目标。由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建设日益证实的这一经验表明，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条件，正是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对资产阶级进行没收，对整个国家经济进行改造，建立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
从社会经济和文化的角度看，刚刚获得自由的阿尔巴尼亚是一个落后的国家，主要是一个农业国家，几乎没有工业，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这是否构成了建设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障碍？当然。它确实是一个主要的障碍，但不是一个无法克服的障碍。我们党不能等生产力发展到一个较高的水平，然后才开始建立社会主义关系。
我国人民政权首先采取的也是最重要的措施之一，就是清理外国资本，把它的企业改造成社会主义的国有资产；实行广泛而彻底的土地改革，不仅清算了封建主和地主的大量财产，同时也极大地限制了富农的财产。这些具有深刻革命性质的措施，为农村逐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为农村合作运动的发展创造了重要前提。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以一贯正确的马列主义为指导，借鉴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了以清理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和建设城乡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为主要目标的方针。
主要生产资料的社会化是以无偿国有化的方式较快地实现的。1946年，即解放后的第二年，银行、工业、矿山、电站、交通、通信、对外贸易、内部批发贸易、部分零售业、机耕站、森林、水域和地下资产，都成为社会主义国有财产。这样，社会主义经济就占据了制高点。
每一次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土地问题。整个经济的发展和人民政权本身的稳定，都有赖于这个问题的正确解决。在阿尔巴尼亚，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农业是经济的主要部门，因此农业问题极为尖锐，极具决定性。我们党解决这个根本问题的方针，就是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合作路线。
严格按照农民自愿联合成合作社的原则，实行农业集体化的进程，这个进程几乎是在解放后立即开始的，持续了大约15至20年，是在没有首先把土地国有化的情况下进行的。国有化是在1976年新宪法通过后，集体化完成之后才这样做的。
随着社会主义城乡经济基础的建设，剥削阶级作为阶级被清算，人剥削人被消灭。只剩下两个友好的阶级，工人阶级和合作农民阶级，他们之间由共同的思想、目标和利益联系在一起，还有工人阶级中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阶层，他们是在人民政权的岁月中涌现的。
社会主义建设不能靠命令，也不能靠自发。社会主义是多种力量一起建设，是全体劳动人民共同参与，在协调、集中、全面的计划下建设的。
通过实行国家工业化的正确政策，阿尔巴尼亚就有可能迅速地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变成一个工农业发达、教育和文化先进的国家，一个人民生活在真正自由和幸福中的国家。
欧洲共产主义者不接受我们的经验，也不接受苏联或其他国家还是社会主义的时候的经验。他们想发明一种“新”的社会主义。但是，你需要一个残缺的逻辑，才能既接受社会上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存在，同时又认为你可以避免人对人的剥削，并大谈“社会主义改造”、“平等”、“正义”等——如欧洲共产主义者所宣扬的那样。保留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即欧洲共产主义者所主张的社会中的资本积累的可能性，实际上意味着资本主义制度将保持完整、不受侵犯。
欧洲共产主义修正主义者在他们所有的哲学幻想中，以及他们的政党所宣称的计划中，根本没有涉及到将如何处理跨国公司和外国资本的问题。既然他们不提，这就意味着它们将继续是他们所倡导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组成部分，这意味着美国、西德、英国、法国等国的大资本将不再考虑超额利润，而会为社会主义服务。这只是白日梦。在这个问题上，卡里略、贝林格、马歇并不像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资产阶级圈子那样进步，这些圈子虽然不赞成社会主义，但却要求驱逐外国垄断资本，从跨国公司中解放出来。
关于所谓的公共经济部门[55]，即“欧洲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所预见的一种存在，这里我们只能简单地用一种话术上的投机，以一种庸俗的企图来兜售国家资本主义的部门是一种社会主义的经济部门——这种部门在所有资产阶级国家都在这样或那样的程度上存在。
国家资本主义部门，或者资产阶级所说的“公共部门”，是以众所周知的方式和原因产生的。
欧洲工业国家的国家资本主义以前就存在，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了明显的发展。它是由许多因素造成的。例如，在意大利，由于阶级斗争的加剧和劳动群众的巨大压力，资产阶级建立了这一制度，他们要求没收大资本，特别是与法西斯主义有关的资本，而法西斯主义是造成意大利遭受灾难的罪魁祸首。为了避免劳动群众斗争的进一步激化，避免革命的爆发，软弱的意大利资产阶级对一些大工业实行了国有化，这一国有化满足了共产党和社会党——在战争中加强的党——最低限度的要求。在英国，像铁路或煤炭这样的“公共部门”的产生，是因为大资本抛弃了一些落后的、无利可图的分支。它把这些部门交给国家，由政府从预算中、从纳税人那里对这些部门给予补贴，同时大资本将资金投入到技术含量高的新兴产业领域，在这些行业中，获得巨额利润更容易、更快。
这种国有化在其他国家也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已经并仍在进行，但它们没有改变，也永远不能改变执政制度的资本主义性质，不能消除资本主义的剥削、失业、贫困和缺乏自由与民主权利。
很长的经验已经证明，国家资本主义是资产阶级支持和发展的，不是修正主义者认为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而会巩固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资产阶级国家的基础，以便更多地剥削和压迫劳动人民。管理“公共部门”的人不是工人的代表，而是大资本的人，他们掌握着整个经济和国家的大权。工人在“公营”企业中的社会地位与私营企业的工人没有什么不同；与生产资料、企业经济管理、投资政策、薪酬等的关系是一样的。资产阶级国家——归根就是资产阶级，占有这些企业的利润。只有修正主义者才能在IRI企业的“社会主义”特征和菲亚特的“资产阶级”特征之间，在雷诺的“自由”工人和雪铁龙的“被压迫”工人之间找到一些区别。[56]
欧洲共产主义者今天所宣扬的“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正是目前存在于他们国家的资产阶级社会。他们只想稍微修饰一下，这样欧洲一只脚踏在坟墓里的老资产阶级，就会像一个年轻的新娘那样，充满生机和活力。根据欧洲共产主义者的说法，所需要的只是稍作修饰，保留国家资本主义部门和私营部门，建立一些附属于企业管理层的工人协商委员会，允许工会老板在广场上的会议上呼吁公正和平等，给修正主义者政府的几个席位……这样社会主义会自动到来的。
欧洲共产主义修正主义者以其放纵的对抗和否定马列主义的热情，从各个方面美化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当今现实。对他们来说，意大利、法国、西班牙和其他地方的现行社会制度，是一种超阶级的民主，是所有人的民主。在这种社会和这种国家里，他们看到的顶多是一些困难，一些错误，一些扭曲，就没有别的了。在这一基本概念和前提下，他们建立了自己的“民主社会主义”方案，实质上是同一个今天的资产阶级社会，但没有今天的“缺陷”、“限制”和“困难”。
修正主义者宣称，在他们的社会主义中，不止一个政党将存在和运作，同时它们也有可能在政府中更迭。必须指出的是，在这个问题上，欧洲共产主义者确实是一致的。在这个有着对立阶级、资产阶级不同阶层、利益相左的资本家集团的社会里，自然也会有不同的政党，而资本主义社会至今的做法——根据场合和需要，让不同政党交替担任国家领导，就一定会存在。但是，欧洲共产主义者故意歪曲事实的地方是，他们把这种“多元主义”，即把资产阶级国家战车上的马匹换掉的这种做法，当做民主的顶点，当做创造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可能性的情况。他们的目的是歪曲社会主义社会的概念，使资产阶级民主及其制度能够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不需要革命，不需要粉碎旧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事实上，他们理想的国家是现在美国的，或者更具体地说，是德国的政治制度，在这个制度中，两个资产阶级大党互相交替当政府的领导来统治。他们希望意大利、法国或西班牙也有两个大党：一个是公开的资产阶级性的，民主党或自由党，另一个是工人党——不管他们称这个党为社会党、共产党、工党或其他什么，以及其他一些不重要的小党，只是为了多样化。这样就可以创造出“意大利社会主义”、“法国社会主义”、“西班牙社会主义”，就像“瑞典社会主义”、“挪威社会主义”等等。
在“民主社会主义”中，国家不能是工人和农民的国家，不能像马克思列宁所主张的那样，把工厂工人和种地的农民带到领导层。欧洲共产主义者想要的是一个“所有人”的国家，而这个国家的政府同样也是“所有人”的政府。但“所有人”的国家从未存在，也永远不会存在。
欧洲共产主义者关于国家的概念与一个多世纪前被马克思驳斥的蒲鲁东和拉萨尔非常接近。例如，拉萨尔鼓吹说，通过改革，以和平的方式，通过大选，在资产阶级国家和必须建立的生产者协会的帮助下，反动的普鲁士国家可以转变为一个自由的人民国家。他把这种“国家”作为工人应该为之奋斗的社会主义新国家的典范。
拉萨尔关于“人民国家”的概念否定了国家作为某一阶级专政的阶级特征。
马克思尤其是在其杰出著作《哥达纲领批判》中，以国家是阶级统治机关的概念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来对抗拉萨尔的“自由的人民国家”的概念。
“即使你把“人民”和“国家”这两个词联接一千次，也丝毫不会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有所帮助。”
“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57]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不朽著作中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理论论断和学说，在巴黎公社的事件中得到了极好的证实。
巴黎公社表明，无产阶级不能保留旧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来把它用于自己的目的，去推翻资本主义秩序。公社摧毁了这台机器，取而代之的是在内容和形式上全新的国家组织和机构。公社是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第一种政治组织形式。正如列宁所强调的，巴黎公社显示了历史的局限性
“……以及资产阶级议会制度和资产阶级民主的有限价值……”
[58]
实践证明，巴黎公社建立的国家代表着最高类型的民主，绝大多数人民的民主。它实现了资产阶级宣扬但从未实现的伟大的民主权利和自由。
后来列宁在与第二国际首脑的机会主义歪曲斗争中，出色地捍卫了马克思的国家理论。他驳斥了他们所谓的国家不是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的机关，而是一个阶级和解的机关，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不应该被摧毁，而应该用来为劳动人民谋利益等概念。列宁在他的名著《国家与革命》中指出，国家是阶级之间矛盾的产物，是这些矛盾不可调和的表现。他证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是为了使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受到压迫和剥削而建立起来的机器，不能被他们用来消灭压迫和剥削。无产阶级必须建立自己的国家，这种国家的形式和内容、结构和组织、管理它的人和管理的工作方法都是新的，这个国家将保证劳动群众的自由，并压制社会主义敌人恢复资本主义制度的努力。
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一书和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论断，对俄国十月革命的准备和苏维埃政权的建立起了重要作用。它们仍然是真正革命者手中的强大武器，用来打击现代修正主义者的理论化产物——修正主义者正试图恢复考茨基和他的团伙关于国家的旧观点，而列宁揭露并击败了这些观点。
欧洲共产党人关于国家的理论化产物，是这些叛徒反马克思主义路线的结果，他们假装资本主义中存在的不是阶级斗争而是阶级和平，军队和警察不再是资产阶级的倒退力量，因此，没有必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建立起来的真正的民主。他们只想要一个国家，一个民主国家——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民主国家。
“民主”的通往社会主义之路——保护资产阶级国家的伪装
国家政权问题，始终是每一个政党意识形态和政策的根本问题，不论它代表什么阶级利益。欧洲共产主义也不例外。它正是在这一领域开始斗争的，成为资产阶级手中保护用来压迫和剥削的政权、阻止无产阶级进行革命、破坏这种力量和社会主义的建立的新武器。
欧洲共产主义者在反对马列主义的宣传中，坚持在他们称之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现代社会条件下，马克思关于用暴力革命推翻资本主义的理论需要新的“说明”。马克思列宁关于暴力革命的必要性的论断，被他们完全歪曲，在最早开始正面攻击这一论断的人中，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那样，有苏联修正主义者。为了使他们的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理论“令人信服”，他们甚至声称十月革命是和平革命，这与由历史所承认的以暴力推翻俄国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次革命南辕北辙。同时，他们开始提出无产阶级专政是一种暂时的现象，将让位给所谓的全民国家。这些理论的目的是尽量减少和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革命性内容。
苏联修正主义者对马列主义的蓄意歪曲，成为欧洲共产主义关于这个问题的理论的基础。赫鲁晓夫提出的理论——随着苏联社会主义的建设，阶级斗争已经不复存在，社会主义的胜利是有保证的，不会有任何逆转的危险，不再需要无产阶级专政，也不再需要工人阶级的政党——成为一种榜样和鼓舞，鼓励其他修正主义者走得更远。他们歪曲了世界发生的变化的内涵，曲解了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道路的特点的正确说法，强调在当前，通过议会制和改良是可以走向社会主义的。
欧洲共产主义者把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过程描述为资产阶级政治民主的发展，正如他们所说，是一个和平的过程，不导致质的变化，而只导致量的变化。意大利修正主义者说：“政治民主将自己表现为国家组织的最高制度形式，甚至在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样。”[59]
如果我们分析这个所谓的论题，就会发现，所谓的劳动人民的“政治民主”在资本主义中已经存在，所谓社会主义是通过扩大这种民主而实现的，最后，所谓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特征是资产阶级民主，它与社会主义民主相一致。
与此同时，西班牙修正主义者则声称，“社会政治民主不是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外的第三条道路，而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阶段。”[60]“民主同时也是变革的目的和手段。”马歇说。[61]
可见，为了“证明”他们的修正主义观点，贝林格，卡里略，马歇和其他人提出了非常混乱的关于民主和国家的观点。这种推理，不是以资产阶级社会存在的阶级关系为基础，脱离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联系，脱离现实和任何逻辑，其目的是要证明所谓真正的民主不是无产阶级专政所建立的民主，绝大多数被剥削群众高于少数资本主义剥削者或其残余者的民主，而是按照马歇和卡里略来的民主，即“人人享有民主，人人生活在和平和阶级和睦之中”。但是，历史已经证明，没有资产阶级专政就没有资产阶级民主，就像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没有社会主义民主。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直接关系到哪个阶级当权统治。资产阶级统治的地方，有对资产阶级的权利，有对群众的限制权利、压迫和诋毁；工人阶级统治的地方，有工人的权利和自由，有对从前统治者和剥削者的少数人，以及社会主义敌人的限制和强迫。
欧洲共产主义者并不是第一批否定革命的必要性的机会主义者，而革命是推翻资本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唯一基本手段。在他们之前，马克思揭露的蒲鲁东，以及最终公开捍卫资本主义制度的伯恩施坦及其团伙，也做过类似的事情。
例如，伯恩施坦鼓吹说，通过改进劳动立法，通过增加工会和合作社的作用和活动，通过增加工人阶级在议会中的代表，无产阶级的所有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都可以和平解决，并走上进化的道路。他明确表示，工人阶级需要赢得议会的简单多数，获得51%的选票，就能实现所有目标。他说，由于民主中的“多数人意志”统治，国家便失去了阶级性，从阶级统治的机关变成了凌驾于阶级之上、代表全社会利益的机关。他说，在这种状态下，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可以而且必须与所有其他阶级和政党合作。他们必须共同保卫和加强这个国家，反对“反动派”。
伯恩施坦宣扬，社会转型的道路是局部渐进的改革之路，是资本主义逐步融入社会主义的进化之路。因此，在他看来，工人阶级的政党必须不是社会革命的政党，而是社会改良的政党。列宁强烈批评并指出伯恩施坦的这些观点是完全错误的，考茨基和他的团伙后来接管了伯恩施坦的这些观点。伟大的十月革命在以列宁为首的维护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的马克思主义者与支持和平、改良主义的道路，支持“纯粹”民主等等的修正机会主义者的大辩论中作出了历史性的定论。
这场革命向无产阶级和世界人民表明，战胜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道路，不是通过改良和同资产阶级的协议，而是通过暴力革命。
为了“辩护”支持他们反对马列主义关于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欧洲共产党人声称马克思本人据说“只提到过一次这个词”！但是，众所周知，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构成了整个马克思社会主义学说的根本问题。1852年，马克思写道：
“我所加上的新内容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产阶级社会的过渡……”
[62]
马克思并不把无产阶级专政看作是政府中某些人的简单更替，而是把它看作是在旧资产阶级国家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一个质的不同的新国家。他认为用暴力粉碎旧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不仅是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而且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任何真正的人民革命胜利的必要条件。列宁把马克思在其杰出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提出的这一结论称之为“一个巨大的进步”。这正是马列主义的基石，所有的修正主义者都曾攻击和否认它，所有新的欧洲共产主义修正主义者也都在攻击它。
欧洲共产主义者在革命、国家和民主问题上的立场与苏联修正主义者的立场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苏修宣称，现在苏联的“共产党”已经转化为“全民党”，无产阶级专政被“全民国家”所取代。根据苏联修正主义者的这些说法，马歇和卡里略有理由说：“如果你说你可以把无产阶级的党和国家变成一个全体人民的党和国家，为什么我们西方就不能不搞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来进行这种事呢？我们要通过宣扬‘真正的民主’的观点，搞‘多元主义’，同资产阶级搞和解，这在你们国家是没有实现的。你们在加强压迫的同时，却声称你们国家存在民主，这是徒劳的。”
对于铁托派，他们和欧洲共产主义者一道，在“民主”和“多元主义”方面也遭遇了困难。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谈不结盟世界的团结，并用这个公式“消除”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他们只要求帝国主义和世界资本主义“使‘不结盟国家’保持现状，并在经济上得到援助”。在这个方向上，铁托派和欧洲共产主义者的观点是一样的，唯一的区别是，南斯拉夫人谈论所谓的“独立于超级大国和集团”的时候，欧洲共产主义者甚至没有正式地这么说。
欧洲共产主义者没有直接攻击他们，而是通过他们所表达的思想告诉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南斯拉夫只有一个政党的存在不是真正民主的道路，因此南斯拉夫的政治制度也必须发生变化。
贝林格、马歇、卡里略等人在直接抨击列宁和整个马列主义关于国家和革命的理论的同时，号召赫鲁晓夫派将他们的背叛进行到底，告诉他们，他们肮脏的事业的问题不仅在于斯大林的“错误”，更在于社会主义制度本身——虽然十月革命以后它是一种适当的制度，但在目前并不正确，因为所谓的它否认民主。
毫无疑问，这一论断对赫鲁晓夫派是不利的——他们为了掩饰自己的背叛，假扮成马列主义者，仍然保持着一些所谓的列宁主义形式。
为了保持这种伪装，勃列日涅夫集团不时对不听话的政党进行一些无力的批评，并建议他们所谓的必须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和形式上捍卫列宁的阶级原则。但是，西方国家的修正主义政党明明白白地对勃列日涅夫说，他们所做的不过是苏联修正主义者的所作所为，他们是根据自己的条件行事，号称这种条件决定了和平道路、民主改革道路、政治和思想多元化等。
贝林格，马歇和卡里略，比陶里亚蒂更进一步的人，告诉苏联人：“你们不是说过和平共处吗？那么，来吧，让我们创造这种共处，并将其进行到底。”我们要和谁和平共处呢？同共产主义的反对者，即同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美帝国主义等。但是，他们说，要和平共处，首先要在政策上、思想上、经济上、艺术上修改“教条”，因为“教条”不能适应当今社会。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暴力夺取政权的思想，都是“教条”，那么它们也不合适，所以不能用暴力夺取政权，而要用议会的方式，通过普选，通过工人阶级上台，用民主的方式把资产阶级赶下台。
欧洲共产党为了蛊惑人心，为了在群众眼里投下尘土，他们低声嘀咕“第三条道路”，或者“民主社会主义”——不是社民主义，因为它“没有使社会超越资本主义的逻辑”[63]。但是，他们马上补充说，我们必须同社民主义和其他政治力量联合起来，同他们一起，通过宣传、改良、教会、文化等方式，对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施加影响，不是像马列主义经典所说的那样，破坏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而是使这个国家政权逐步形成真正的民主形式，让它为全社会服务，为和平建设“社会主义”创造条件。也就是说，他们主张建立一个与科学社会主义毫无共同点的社会秩序。
陶里亚蒂及其支持者意大利共产党主张的路线，已经成为所有欧洲共产主义修正主义者的理想，以至于引起卡里略和马歇的嫉妒。乔治·马歇在《人道报》中写道：“1956年，我们慢慢从苏联发生的事情中吸取教训，制定出法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说，陶里亚蒂就是这样做的。当马歇或卡里略说警察支持意大利共产党，在罗马他们投票支持这个政党时，他们在赞扬贝林格在与民主社会党、天主教民主党和社会党在公共问题上的合作方面、在管理资产阶级事务方面所做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
贝林格在这些方向上的“成功”，即屈服于意大利和世界的资本主义，为其他修正主义者的机会主义政治主张提供了实践支持。贝林格工作热情高涨。他不攻击资产阶级宪法，不攻击资产阶级的政权，甚至不提推翻这一政权及其机器，也不说要摧毁意大利的压迫军队，相反，他和反动派一起签署声明，要求加强军队，美军基地必须被保留，必须增加警察的权力和资金，警察必须有权在法律之外检查任何可疑的东西，甚至窃听电话交谈和公开私人信件。
现在意大利修正主义者的计划和活动也为其他修正主义者做好了准备和测试。在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修正主义融入资本主义——而不是像欧洲共产主义者在其纲领和演讲中所宣扬的那样，将资本主义融入社会主义——正在发展并形成具体形式。
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共产党对中国修正主义者只字不提。他们的全部斗争都是针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为了他们自己的目的，有时也反对苏联修正主义者。他们在各方面都与中国修正主义者是一致的。中国修正主义者正在争取与美国、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新殖民地国家的统治集团结盟。这样的联盟正是处在欧洲共产主义叛徒的路线上。事实上，中国的对外政策完全符合欧洲共产主义者宣扬的修正主义政党与资产阶级资本主义政权相团结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修正主义者也是为了社会主义中的多元主义。在中国，资产阶级政党不仅存在，而且同共产党一起参与国家政权和领导——没有共产党的合作，它们就无法存在并管理事物。在这些基本问题上，中国修正主义者和欧洲修正主义者是一致的。
另一方面，中国的私营企业、中外合资的私营企业、纯外资的私营企业、混合部门等，在中国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部门并驾齐驱。这完全符合“第三条道路”，完全符合欧洲共产主义者所宣扬的“社会主义”。
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理论”。这是什么意思？这意味着一切理想主义的、社民主义的、共和主义的、宗教的等思想，都在中国得到允许和发展。毛泽东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是合乎辩证法的。”[64]但是，既然多元主义是所谓辩证的，这也是欧洲共产党人所鼓吹的，那么在和平共处与和平竞赛中，同资产阶级及其政党团结一致地走向社会主义也必然是可能的。
当资产阶级政党同共产党一起存在并参与中国的领导时，国家就不能是无产阶级的专政，而必将是一个混合体，它只是口头上的无产阶级专政状态，而实际上是资产阶级民主。
中国的实践是对欧洲共产主义者路线的回应，是对在没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情况下如何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确认”。有人可能会说：“但是中国是通过革命走向社会主义的”、“中国有无产阶级专政”等等。这是不对的。事实上，中国曾与日本占领者和国民党作战，但无产阶级专政从未建立，社会主义也从未在那里建立。中国的国家政权被称为无产阶级专政，但其内容不同，现在我们看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家所戴的伪装，正在一个接一个地脱落。在折衷主义者毛泽东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周恩来死后，我们看到中国正在显露其真正的面貌，正在成为资产阶级共和国和帝国主义国家。
至于欧洲共产主义者与苏联修正主义者在社会主义国家性质问题上的矛盾，一点也不具有原则性。他们攻击修正主义的苏维埃国家，把它描述成一种扭曲，正如他们所说，马克思和恩格斯都不会赞成，甚至连列宁也不会认为它的许多事情是正确的。但这是一个庸俗的猜测。现在的苏维埃国家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它已经变成了压迫和剥削劳动群众的修正主义资产阶级专政。以这种猜测，欧洲共产主义者想证明他们的多元路线是唯一的“科学马克思主义”路线，是唯一适合建设真正社会主义的路线。他们认为，这条路线是唯物主义历史发展的辩证结果，号称马克思恩格斯“没有预见”，列宁也“没有预见”。然而，贝林格、马歇、卡里略和其他西欧修正主义者发现了这一点，他们拍着胸脯地说：“是我们设想了社会的真正变革，并从根源上分析了当今世界的现象。”。实际上，他们反对任何形式的革命改造。他们想保存现在的资产阶级“消费”社会，保持资本主义的统治和对劳动人民的剥削。这就是他们的理想。为此，他们正在努力奋斗。其余的都是宣传、蛊惑、欺骗，资产阶级用来反对社会主义和革命的手段。
欧洲共产主义者的的“独立”是对资本和资产阶级的依赖
总的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和它在每一个国家的工具，是每一个共产党的根本战略问题，以及任何革命胜利的决定性条件之一，无论是人民民主的、反帝的还是社会主义的革命。同时，对帝国主义的态度，也可以作为一个试金石，来评价每一种政治力量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位置，无论是在各国的国家框架内，还是在国际范围内。换言之，对帝国主义的立场始终是一条分界线，把真正的爱国民主革命力量同反动、反革命和背叛民族的力量分开。
在这个至关重要的原则问题上，欧洲共产主义者的立场是什么？
从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提出了与美帝国主义和解和恢复友好关系的路线，并把这一路线作为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开始，西方国家的修正主义政党在理论和实践层面都放弃了任何反帝主义的立场。他们似乎从枷锁中解放出来，冲向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资产阶级的大和解。赫鲁晓夫向共产主义运动提出的新战略是西方共产党领导人长期以来所期望的，他们已经开始在实践中加以运用，但你可以说，这一战略还没有得到正式的批准。
甚至在苏共二十大之前，由于种种动摇和让步，法国和意大利的反北约斗争、反对德帝国主义的复兴和重整军备、反对美国资本及其在欧洲的军事基地的干涉等，已经开始衰落。如果说当时做了什么，那只是在宣传领域，没有任何行动。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法国共产党和该国资产阶级政党的立场几乎相同。但其在这个问题上的沙文主义和民族主义，越来越软化法共对法国资产阶级的大盟友——美帝国主义及其经济和政治扩张的立场。既然要保卫“法属阿尔及利亚”，也要保卫“法属非洲”，就会对对“英属亚洲”和“美属美洲”视而不见、充耳不闻。
意大利修正主义者千方百计地说服资产阶级相信他们的诚意和忠诚，竭力通过不反对天主教民主党政府的外交政策来给出万全证明，即无条件地与美帝国主义结盟，完全服从北约，为美国大资本敞开大门，并将该国转变为美国的一个大军事基地的政策。
至于西班牙修正主义者，他们当时唯一关心的就是实现党的合法化，回到西班牙。他们认为，西班牙的“民主化”只能通过美国的压力才能实现，而据他们所说，美国有意消除“障碍”弗朗哥，他们甚至没有看到美国的扩张和霸权政策，更没有与之抗衡。
西欧国家的修正主义政党按照苏共二十大会精神通过的“社会主义民族道路”，使他们不仅向民族资产阶级屈服，而且向国际资产阶级屈服，首先是向美帝国主义屈服。同时，他们在放弃马列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同时，自然也不能不放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放弃援助和支持革命和解放运动。
尽管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修正主义政党开始逐渐与苏联保持一定距离，对莫斯科的内外政策的某些方面提出批评，对其在国际关系中的一些行动表示不赞成，他们从来没有达到把现在的苏联描述成帝国主义国家并加以谴责的地步。诚然，例如，他们谴责了对捷克斯洛伐克的侵略，但另一方面，他们赞成了苏联对非洲的干预；确实，他们要求苏联舰队撤出地中海，但对苏联向世界各地派遣武装保持沉默。根据欧洲共产主义者的说法，苏联在国内的政策是反民主的，但在国外总体上是社会主义和反帝主义的。这一立场已经并正在导致欧洲共产党普遍支持苏联的霸权主义和扩张主义政策，抛开一些反对。
这样，就像西欧修正主义政党在本国成为资产阶级秩序的捍卫者一样，它们也成为在国际范围内维护帝国主义制度的热情斗士。欧洲共产主义者在各条战线上成为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现状的捍卫者。
如果欧洲共产主义者还保留了一些伪装，在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秩序的国内问题上表现为反对者——尽管是软弱的反对者，那么，在世界范围内的革命与国际资本主义、被压迫人民与帝国主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中，他们公开反对任何改变。
现在的法国、意大利、西班牙修正主义政党和其他的欧洲共产主义派政党，已经转变成了亲帝国主义政治力量，在路线和活动上，和它们国家的资产阶级政党差不多。让我们从北约和欧洲共同市场的两个方面上着手，这是欧洲大资产阶级的统治和美帝国主义在欧洲建立和实现霸权的两个基本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因素。
从创建到今天，北约既没有改变其性质、广泛目标，也没有改变其特定目标。协定仍然是1949年那些签订的内容。每个人都知道《北大西洋公约》产生的目的和维持它的原因。即使人们不认识他们，五角大楼和布鲁塞尔的工作人员每天也都在提醒他们这一点。北约仍然是欧美大资本的政治和军事同盟，首要保存欧洲的资本主义制度和机构，防止革命爆发，并在其前进时予以扼杀。另一方面，这个反革命组织是新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势力范围的武装卫士，是帝国主义列强政治经济扩张的武器。在国家里有北约和美国基地的同时，希望实现西欧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和社会主义建设，是做白日梦。欧洲共产主义者企图只强调北约的反苏功能，忘记北约镇压西欧革命的使命，目的是欺骗工人，阻止他们看到现实。
欧洲共产主义者不想看到一个重大的民族问题的存在——美国在西欧的统治，以及从中解放出来的需要。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到今天，美国帝国主义就用一切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链条把欧洲这一部分束缚起来。如果不打破这些锁链，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甚至连欧洲共产主义者赞美到天上的资产阶级民主也没有。美国资本已经深深地渗透到欧洲，与当地资本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以至于开始的地方和结束的地方已经无法区分了。欧洲军队已经完全融入了美国占主导地位的北约，它们实际上不再是独立的国家军队。在金融和货币领域，在技术、文化等方面，正在形成一种越来越大的一体化。
诚然，欧洲北约成员国与美国之间存在着各种矛盾。这在大型资本主义集团和小集团之间是正常的，也是不可避免的，但事实是，在所有重大的世界政治和经济问题上，北约国家总是顺从华盛顿。在阶级利益和国家利益之间的选择上，欧洲的大资产阶级和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一样，总是倾向于牺牲后者。这就是为什么共产主义者总是为维护国家利益而斗争，把国家利益同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
欧洲共产主义者否认他们国家存在问题——具体地讲，必须反对美国的统治和支配，并加强国家的独立和主权——这进一步证明了他们在政治和思想上的堕落和对革命事业的背叛。今天，意大利修正主义者不仅坚持意大利必须留在北约，而且比天主教民主党和其他亲美资产阶级政党更支持《北大西洋条约》。“意大利必须留在北约，”意大利修正主义者说，“因为需要保持权力平衡，而这正是维护欧洲和世界和平所依赖的。”[65]
通过这种论题，贝林格和他的团伙告诉工人们：不要反对北约，不要要求美国人从那不勒斯和卡塞塔撤军，不要谴责在你们家附近部署原子弹，别说那些停在意大利机场准备飞到美帝国主义利益受到影响的地方的美国飞机。意大利修正主义者说，为了美国的霸权主义政策，让意大利的国家利益被牺牲；让华盛顿来决定谁应该统治意大利以及他们应该如何治理意大利，只要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平衡得以维持，让意大利被消耗在原子弹浩劫中。
大国之间的平衡是维护和平的一个因素或手段的论题，是一个古老的帝国主义口号，全世界，特别是欧洲都非常熟悉。历来被用来为帝国主义列强的霸权主义政策，以及帝国主义列强干涉别国内政、支配别国的权利辩护。
正如修正主义者所做的那样，接受帝国主义集团存在和加强的必要性，作为所谓维护和平的手段，也意味着赞成他们的政策。帝国主义军事集团的存在不是如欧洲共产主义修正主义者所宣称的那样，为了维护和平，捍卫其成员国的自由、独立和主权，而是为了掠夺它们的这些东西，维护超级大国在这些国家的统治和霸权。众所周知，美帝国主义创建北约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在政治上——而且也使用武器——捍卫美国资本在欧洲的利益，并用武力镇压可能在那里爆发的任何革命。这些都是欧洲共产主义修正主义者支持的北约的目标。
集团的政策是超级大国的侵略政策。它源于它们的霸权主义和扩张主义战略，源于他们建立对整个世界的完全和不可分割的统治的野心。欧洲共产主义者没有看到或不想看到帝国主义的掠夺本性，因为根据他们的“理论”，作为其基础的大资本正被“民主化”，成为“人民”的资本，因为大资产阶级正在“融入社会主义”。
在对北约的忠诚上，法国修正主义者与意大利修正主义者没有区别，但为了与德斯坦派[66]或戴高乐派保持一致，他们也谈到了法国在这些组织中应享有的特殊地位。就西共本身而言，卡里略的党正竭尽全力夺取为西班牙加入北约而斗争的旗帜。这样佛朗哥未实现的梦想就会被实现。
对欧洲共产主义者来说，欧洲共同市场和统一欧洲，这种资本主义垄断和跨国公司为剥削欧洲人民和劳动群众以及世界人民而实行的大联合，是一种必须接受的“现实”。但接受这一“现实”就意味着接受消除欧洲每个国家的主权、文化传统和精神传统，以服从大垄断企业的利益，意味着接受消除欧洲人民的个性，以及将他们变成被美国大资本主导的跨国公司们压迫的群体。
欧洲共产主义者宣称他们“参加欧洲共同体的议会和其他机构将导致它们的民主转型”，从而建立一个“劳动人民的欧洲”，这不过是煽动和欺骗。欧洲共产主义者的讲话和欧洲共同体议会上的宣传会议，不能把欧洲变成社会主义社会，正如“民主道路”不能把各国的资本主义社会改造成社会主义社会一样。因此，欧洲共产主义者对欧洲共同市场和统一欧洲的立场是机会主义者和黑帮分子的立场，这是他们的阶级和解路线和向资产阶级屈服的结果。它的目的是迷惑劳动群众，破坏他们为维护自己的阶级利益和整个民族的利益而进行的战斗。
他们的改良主义思想，对资产阶级的服从，对帝国主义压力的屈服，使西欧共产党变成了既反革命又反国家的政党。即使在资产阶级中，也很少有人像卡里略那样既自称政治家，又要接受“有限主权”的概念的人。“……我们意识到，这种独立性永远是相对的……，”他写道。在“民主和社会主义”的西班牙，他在他的计划中提出，“……外资投资和跨国公司的运作将不会受到禁止……”。“然而，”他补充道，“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必须以剩余价值的形式向外国资本进贡……但这将有助于那些符合国家利益的部门的发展。”[67]
欧洲共产主义者通过捍卫帝国主义列强的垄断和利益的立场，把自己放在了反对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工人的反帝国主义和民主传统的位置上。他们还反对这些国家的工人和进步人士反对北约、美国在欧洲的基地及美帝国主义的干涉和压力的爱国主义传统。欧洲共产主义者放弃了这些阵地，投靠了反动阵营。
在欧洲共产党人的整个政治思想路线中，阶级和解和屈从外国统治的思想观念，在他们对待反帝民族解放革命运动的立场上，也有明显的表现。他们不赞成自己国家的革命，也不赞成其他国家的革命。他们不想削弱他们的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资产阶级，所以他们决不能把被压迫国家的革命看作是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直接帮助。对他们来说，革命的统一过程、不同流派之间的自然联系、不可或缺的互助关系，都不存在。
有时，他们为了外表形象，说些有利于反帝运动的奇怪的宣传词。但这只是空话，没有具体内容，最重要的是，也没有联系政治行动。他们的“支持”至多是一种略带左倾的姿态，是一种表现进步和民主的方式。
总的来说，欧洲共产主义者在对待革命解放运动的立场上，接受了不结盟的思想，这对他们来说是极为方便的，以便为使人民屈服于帝国主义列强的统治辩护，并宣布新殖民主义是前殖民地国家摆脱贫穷和走向发展的途径。意大利修正主义者在最近一次国会的论文中写道：“在经济领域建立新的国际体系和秩序的斗争，是争取和平、国际合作与和平共处政策的斗争中越来越重要的时机。”[68]
他们在机会主义路线上是一致的。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国际经济关系的剥削性质可以通过一些改良来改变，就像他们试图改良国内的资本主义秩序一样。卡里略还谈到了一个新的世界经济秩序，或者说欧洲共产主义者设想的秩序。事实上，他说得更清楚：“无论如何，我们必须从客观现实出发；虽然帝国主义不再是一个统一的世界体系，但世界市场总是存在的，它受商品交换的客观规律和法的制约，而它们归根结底是资本主义的。”[69]
卡里略认为，这些客观的资本主义“规律”即使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也不能改变或被取代。为了“支持”这个论点，他引用了修正主义国家经济领域上联系的资本主义性质的例子。换言之，卡里略认为，人民奋起反抗民族压迫和新殖民主义压迫，反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不平等的交换——这特别表现在对后者原材料的野蛮掠夺上，是徒劳的。这是卡里略希望保持的国际秩序，而贝林格也希望对其进行一些修饰，使之看起来光彩夺目、焕然一新。
一条违背国家的真正民族利益的路线，一条捍卫帝国主义霸权和扩张的路线，一条赞美新殖民主义，把外国资本主义剥削神圣化的路线，注定要失败。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是不能改变的。无产阶级和人民为之奋斗的世界新秩序，不是欧洲共产党人宣传的帝国主义秩序，而是未来所属的社会主义秩序。
近年来，意大利、法国、西班牙修正主义政党对苏联的立场及其与苏联的关系，成为整个国际资产阶级讨论和解释的主要对象。欧洲共产主义者试图把自己描述成“独立于”莫斯科、具有“独创性”、甚至是苏联“反对者”，似乎是为了欺骗他们国家的资产阶级，但实际上是为了欺骗自己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国际无产阶级。这可能是苏联修正主义者的一种伎俩，目的是给人一种印象，即他们与西欧共产党，特别是意大利和法国的党之间存在所谓的深刻分歧和“原则”矛盾，目的是促进这些政党参加各自国家的资产阶级政府，这绝不是无中生有。如果能做到这一点，那就符合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利益，有利于它在世界上的统治，因为它削弱了苏联的对手，同时增强了它在不同国家的影响力和霸权地位。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也需要这一点来支持他们的反马克思主义论断“国家政权可以以和平方式取得”，从而“证明”他们在智利没有证明的东西。实际上，在苏共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勃列日涅夫说，智利的经验并不能宣叛以议会方式掌权理论的死刑。
另一方面，欧洲共产主义是一种适合欧洲资本主义大资产阶级的思想，它从各个方面鼓励和煽动欧洲共产主义者与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者之间的矛盾，因为它有意削弱苏联的修正主义意识形态力量和影响力。它试图把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和其他修正主义当作一个出现在欧洲，反对苏联修正主义集团的意识形态集团。既然他们说的是一个反苏的意识形态集团，那么欧洲工业化国家的反动资产阶级就会受到这种欧洲共产主义的影响，这是不言而喻的。
然而，克里姆林宫不希望欧洲共产主义完全脱离其影响。因此，西方正在传播的关于欧洲共产主义是一种“独立”的意识形态思潮的宣传令莫斯科恼火。这种烦恼也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西欧修正主义政党与苏修的党及其在东欧的卫星党之间长期存在的分裂现象，被公之于众。
这些政党从来没有、现在没有、也永远不会团结。然而，在不仅是欧洲的，而且是全世界的修正主义政党之间保持表面上的团结，苏联共产党是乐于这样做的。苏联共产党试图变相地保持对世界上所有其他修正主义政党的意识形态霸权。它渴望与它们签署联合声明和公报，以显示团结的存在和这些政党对苏联领导人的尊重。
意共、法共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自陶里亚蒂和多列士时期以来一直存在分歧和争论，且这些分歧和争论在不断增加和扩大。然而，他们当时并没有达到今天这样的尖锐程度。现在，双方关系的恶化已经公开地显露出来了。《真理报》攻击卡里略并谴责欧洲共产主义。卡里略同样尖锐地回应了莫斯科。他点破了党内修正主义的思想政治方向，断绝了对苏共的依赖关系。
在《真理报》的批评和卡里略的回应之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作为西班牙共产党的热心捍卫者而出现。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公开支持卡里略，因为他们一直支持分裂，支持修正主义政党脱离莫斯科，他们一直在努力实现这一目标。
至于法国和意大利修正主义政党，他们在这场争论中更加谨慎。它们有时升高，有时降低，有时完全熄灭。这并不是由任何特定的“适度”来解释的，而是由于某些物质和其他联系的存在，他们之所以想保留这些联系，是因为这给它们带来了利润。正是为了保存这些与卢布有关的千丝万缕——它们长期存在于他们和苏联人之间，他们希望缓和一下情绪，以便与赫鲁晓夫派的争论不会达到无法控制的程度。贝林格、巴叶塔[70]等都是为此目的访问莫斯科的。意大利修正主义领导人宣布，他们要去莫斯科向苏联领导人解释，不应该有激烈的争论，莫斯科无权插手或干涉别国共产党的路线，因为每个党都有权根据本国的情况，以及所谓牢记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确定自己的战略和路线。莫斯科已准备好签署这些纲领，但作为回报，莫斯科要求对其“社会主义”的承认，首先就要赞成其外交政策的主要方向。当马歇称赞苏联对阿富汗的占领，称赞克里姆林宫的扩张主义政策是“国际团结”的最高表现时，勃列日涅夫肯定会通过赞同法国修正主义者如此珍视的“民主道路”来回报他，这完全符合赫鲁晓夫苏共二十大上的主张。
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的修正主义政党虽然在今天有着相同的战略，但由于这三个国家资产阶级的特殊性，他们的策略略有不同。法国资产阶级很强大，是一个有着长期经验的资产阶级。它还有强大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力量，更不用说它的经济实力和它所拥有的军警力量了。然而，意大利资产阶级却不如法国资产阶级强大。虽然它手中握有权力，但也有许多弱点。这使得意大利修正主义政党能够与其他政党进行谈判，并以多种形式，甚至议会形式，与其他政党建立合作关系，更不用说他们通过工会与意大利资本主义资产阶级——首先是它的天主教民主党——的合作。这就是为什么贝林格的党会试图向资产阶级更加靠拢，但同时又试图在莫斯科和本国资产阶级之间玩“平衡”的政策，当意大利资产阶级对苏联也有自己的利益时，更是如此。我们不要忘记意大利资产阶级在那里所作的大量投资。
法国资产阶级也知道修正主义的苏联是什么，也不会像中国修正主义者要求法国在对苏关系上采取强硬路线时所希望和主张的那样，盲目地推行政策。当然，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并不都是甜甜蜜蜜的，但也不像中国人希望的那样紧张。同时，法国共产党在同社会党协作的政策中，也有这样的想法：不能公开和明确地反对莫斯科，而应该在它走向同法国资产阶级结盟和团结的时候，同莫斯科保持一定的现状。
西班牙资产阶级下的情况又不同。继佛朗哥之后，与其他政党合作执政的苏亚雷斯[71]的党是资产阶级的代表，西班牙资产阶级有自己的传统，但大多是法西斯专政的传统。它是一个经历过多次动乱的资产阶级，不能创造法国资产阶级和意大利资产阶级所创造的那种稳定。现在它正处于复兴的过程中。卡里略以他的修正主义思想，被纳入了巩固和加强同美帝国主义密切联系的、努力加入北约和统一欧洲的资本主义政权的过程中，所有这些因素都限制了资产阶级和西班牙修正主义政党的活动范围，使他们与莫斯科的博弈缺乏振幅。
中国共产党也喜欢欧洲共产主义，无论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还是作为一种实践活动。它赞同这三个党路线的名称和内容。中国作为一个国家，中共作为确定国家路线和战略的一方，根据世界上每时每分都在变化的突发事件而前进。在被称为欧洲共产主义的组织中，中国共产党看到了在意识形态上反对头号敌人苏联的反对者。
因此，就像中国毫不犹豫地支持一切似乎反对苏联的力量（真正的马列主义者和革命者除外），中国也支持和赞成欧洲共产主义。中国共产党很早以前就与卡里略建立了关系，现在也和贝林格建立了关系。它迈出了一步，派中国驻罗马的大使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正式代表出席了最近意大利共产党的代表大会。最近，它欢迎贝林格来北京。毫无疑问，它也将与法国修正主义政党建立关系。这些联系将逐步增进和加强。这终将发生，因为他们有相同的战略和相似的策略。中国拖延与这些党建立密切联系，不愿向欧洲共产党的方向走得太远，以避免激怒统治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高层，特别是它优先考虑的最亲密盟友右翼政党。
欧洲和各大洲真正的马列主义政党并没有被苏联修正主义者的策略和花招所误导，这些修正主义者号称与所谓的欧洲共产主义进行了争论和反对。真正的马列主义政党认为苏修不会在这里找到突破口。原则上讲，修正主义者也没有突破口。他们在策略上进行分裂，以便更好地实现他们的战略，其目的是现代修正主义对世界无产阶级的全球统治。因此，马列主义政党对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南斯拉夫修正主义、中国修正主义和欧州共产主义修正主义进行了平等的揭露和斗争。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也不会有任何幻想。
[1] 大会于1935年7月25日至8月21日举行。大会揭露了法西斯的阶级本质，呼吁各国人民行动起来，反对法西斯，制止战争爆发，要求各国共产党同社民党采取联合行动，实现工人阶级的统一，并联合其他民主阶层建立反法西斯人民阵线，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无产阶级要争取建立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统一战线。详见季米特洛夫在大会上所作的《法西斯的进攻与共产国际在争取工人阶级统一、反对法西斯的斗争中的任务》的报告及大会据此通过的《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决议》。
[2] 人民阵线：1935～1938年法国左翼各党派和群众团体为反击法西斯势力、实行社会经济改革而组成的统一战线。1935年7月14日，法国社会党、法国激进社会党、法国共产党和各大工会组织全国规模的反法西斯示威，并决定起草统一左翼各党派行动的共同纲领，人民阵线遂宣告诞生。
[3] 1936年5月，人民阵线在众议院选举中获胜，社会党人布鲁姆组织首届人民阵线政府，共产党表示支持，但未入阁。1937年2月政府迫于大资产阶级的抵制和反抗，宣布暂停实施人民阵线纲领，布鲁姆于6月辞职。
[4] 多列士（1900-1964）：法共总书记，修正主义者。崇拜斯大林，但一直坚持右倾议会道路，并支持所谓和平过渡。
杜克洛（1896-1975）：法共总书记。领导了法共游击运动，战后在批判斯大林的问题上较为保守，但也没有摆脱议会道路。
[5] 原文为法语“la grande muette”，直译为“大哑巴”，意为不参与政治的军队。
[6] 经济斗争是工团主义常用的诉求。
[7] 佛朗哥（1892-1975）：西班牙内战中的反动派，血腥的法西斯刽子手。在依靠德意法西斯赢得西班牙内战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制造了恐怖的反共屠杀。依靠左右逢源，得以长期执政，直至去世。
[8] 国际纵队：1936—1939年西班牙内战期间，许多国家的工人、农民等为支援西班牙人民反对佛朗哥反动军队和德、意法西斯武装干涉所组成的志愿军。
[9] 邦内特（1889-1973）：绥靖政策鼓吹者，1938-1939任法国外交部长，积极促成《慕尼黑协定》，从始至终都主张与德和谈。达拉第（1884-1970）：激进社会党人，1933-1940期间三度担任法国总理，一味与德国绥靖，却敌视苏联，并1939年9月《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大肆镇压法共。
[10] FTP（Francs Tireurs et partians）:法共于1941年创建的武装抵抗组织，对占领区进行暗杀和破坏行动，是法国抵抗组织中最具组织性、最有效的抵抗组织，在战争结束前一直保持独立。
[11] 法语为réseaux，意为网络，应该是自由法国的一个机构。
[12] 梯也尔反动政府在与普鲁士签订合约后，入驻凡尔赛宫。
[13] 巴多格里奥（1871-1956）：意大利元帅。1943年7月，参与推翻墨索里尼的政变，担任新政府首相(1943—1944)。任内宣布解散法西斯党，与盟军签订停战协定并对德宣战。
[14] 这一天，佛朗哥等人正式发动叛乱，挑起了西班牙内战。后面的“公告”指的就是这件事。
[15] 弗朗西斯科·拉戈·卡瓦列罗（1869-1946）：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领导人，西班牙内战期间的西班牙领导人（1936-1937）。早年开始投身于工人运动，注重维护各工人党和派系间团结。内战后逃亡法国，二战期间被拘禁，战后在法国去世。
[16] 原文为asturia，极可有能为Asturies（阿斯图里亚斯，西班牙一个省）的错误拼法。
[17] 第五纵队：西班牙内战爆发后，由世界各地支持共和国的志愿者所组成的军队。
[18] （原注）出自P.Spriano，《意大利共产党史》，都灵1975年版，第308页。
[19] （原注）出自G.Ceretti，《在双T的阴影下》，巴黎1973年版，第52页。
[20] 即埃塞俄比亚。
[21] 隆哥（1900-1980）：意共修正主义头子。战争期间领导游击队，战后追随陶里亚蒂。1964-1972年任总书记。继承了陶里亚蒂的政治路线，曾获列宁勋章。
贝林格（1922～1984）：意共修正主义头子。1972年当选为意共总书记。继承陶里亚蒂的政治路线，并做了进一步发展，使意共倒向“欧洲共产主义”。
[22] （原注）出自多列士《人民的儿子》，巴黎1960年版，234页。
[23] 保罗·拉马迪埃（1888-1961）：法国社会党人，致力于劳工运动。1947年任法国总理。1947年5月，借法共在议会投票中反对其工资政策的契机，拉马迪埃以法共的行为违背了政府团结一致为借口，把法共的部长逐出政府。
[24] 雷蒙德·迪恩（1929-）：法国共运人士。曾是一名速记员。1950年，她参与了一场阻止法国向印度支那派兵的示威，与其他一些示威者一起躺在铁轨上，后被捕，因而出名，成为反对印度支那战争的象征之一。
[25] 拉比·布哈利（1912-？）：阿尔及利亚共产党领导人。早年在莫斯科学习，参与阿共的建立，1947年当选为总书记。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期间，由于法国对阿尔及利亚共产党的禁令，他处于流放状态，颠沛流离，摔断腿的事就发生在这一时期。阿尔及利亚独立后，他试图返回阿尔及利亚，但1965年再遭流放。此后代表阿共出席了1969年国际工人党和共产党会议。
另注：此公1970年后的信息缺失，无法确认他的生死状态。
[26] 图尔代表大会：指1920年12月25～30日在法国中部城市图尔召开的法国社会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在这次会议上，社会党内部发生大规模路线斗争。最终，社会党分裂，在这次会议上同意加入第三国际的多数派组成了法共。
[27] （原注）出自C.Colombo《西班牙共产党史》，米兰1972年版，186-187页。
[28] （原注）1923-1930年，普里莫·德里维拉独裁的法西斯政权统治着西班牙。
译注：米戈尔·普里莫·德·里维拉（1870-1930）：西班牙独裁者。依靠军事政变上台，建立了一个民族主义的政权，企图用“国家、宗教、君主制”口号统一国家。他采取的高压手段曾经引起人民的普遍不满，并引发了激烈的斗争。1930年，他被迫下台。其子何塞·安东尼奥·普里莫·德·里维拉是法西斯政党西班牙长枪党的创始人。
[29] 多洛雷斯·伊巴露丽（1895-1989）：西班牙共产党主要领导人。曾积极参与西班牙工人运动和内战，在西班牙工人阶级中享有威望，后逃往苏联，逐渐倒向修正主义路线。1977年回国，支持“欧洲共产主义”。
[30] 恩里克·李斯特（1907-1994）：西班牙共产党主要领导人。内战期间立下很多战功，被誉为战争英雄。逃往苏联后，滑向亲苏的修正主义道路，一度与卡里略等人决裂。1977年西班牙民主化后回国组建亲苏的西班牙工人共产党。
[31] （原注）出自《意大利共产党人的政治和组织》，罗马1979年版，8-9页。
[32] 此处的第五纵队与上文的国际纵队不同。1936年10月，西班牙叛军和德、意法西斯军队联合进攻西班牙共和国首都马德里时，叛军将领拉诺在一次广播中扬言，他的四个纵队正在进攻马德里，而第五纵队（即间谍）已在首都等待。后泛称隐藏在对方内部的间谍。
[33] 乔治·马歇（1920-1997）：法共修正主义头子，1972年至1994年担任法共总书记。主张议会路线，曾多次参加法国和欧洲的选举。
[34] 康德主义：由康德开创的哲学流派，主张人类理性是自然法（自然定律）和实践法的来源等观点。
实证主义：产生于19世纪30～40年代的法国和英国，基本特征是：将哲学的任务归结为现象研究，以现象论观点为出发点，拒绝通过理性把握感觉材料，认为通过对现象的归纳就可以得到科学定律。它把处理哲学与科学的关系作为其理论的中心问题，并力图将哲学溶解于科学之中。
非理性主义：否定或限制理性在认识中的作用的一种哲学流派。其中，柏格森宣扬直觉的作用。 译注：以上只是简要概括。
[35] 米洛万·吉拉斯（1911-1995）：黑山人。早年追随铁托参加南斯拉夫人民解放战争，后担任南共高级职务。曾崇拜斯大林，但在1953-1954年期间公开主张多党制、议会制民主，从而遭解职、开除出党、判刑，后被释放并软禁，思想逐渐倒向反共。
[36] （原注）出自《共产主义笔记（Cahiers du communisme）》，1979年6-7月版，第392页。
[37] 马尔库塞（1898-1979）：德裔美籍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法兰克褔学派的一员，是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
[38] 加洛蒂（1913-2012）：法国共产主义作家，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晚年以反对犹太人大屠杀论、支持伊斯兰教而著称。
[39] （原注）出自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三部，第74页（阿尔巴尼亚版）。
译注：出自《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三章。
[40] 以上这两段话化用自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里的两句名言：“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的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
[41] 托拉斯：垄断组织的高级形式之一。由许多生产同类商品的企业或产品有密切关系的企业合并组成参加的企业在生产上、商业上和法律上都丧失独立性。托拉斯的董事会统一经营全部的生产，销售和财务活动，领导权掌握在最大的资本家手中，原企业主成为股东，按其股份取得红利。
[42] （原注）出自《意大利共产党人的政治和组织》，罗马1979年版，15-16页。
[43] 拉布里奥拉（1843-1904）：意大利哲学家，政治家。意大利最早的马克思主义宣传者之一。在宣扬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也在一些问题上出现了严重错误，如为意大利资产阶级的扩张主义作理论上的辩护等等
[44] （原注）出自《意大利共产党人的政治和组织》，罗马1979年版，153页。
[45] （原注）出自《列宁选集》，第5卷，435-436页（阿尔巴尼亚版本）
译注：出自《怎么办》
[46] （原注）出自《列宁全集》，第5卷，555页（阿尔巴尼亚版本）。
译注：出自《怎么办》。
[47] 原文institution的释义有(规模大的)机构和(由来已久的)制度，结合下文描述修正主义的语句“it has transformed itself into an institution of the state”，译为机构。
[48] 1848－1849年，欧洲发生了一连串革命运动。革命首先于1848年1月在意大利西西里岛爆发。但是，真正震动全欧洲的还是法国的二月革命。在法国革命影响下，从3月开始，在德意志西南各邦，尤其是在普鲁士和奥地利，都发生了以工人为主力军的武装起义并取得了初步的胜利。在整个法国和德意志都起来革命的形势下，意大利、捷克、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地也都开始了革命斗争或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由于作为革命领导者的资产阶级软弱无力，在革命刚取得初步成果时，他们就把主要精力用来反对无产阶级，并与旧势力进行妥协；还由于当时各国旧统治阶级暂时还具有比革命势力更强的力量，因而在欧洲绝大多数地区革命未能取得更大进展，而是以1848年6月巴黎无产阶级武装起义被镇压为标志，很快转入了低潮。到1849年，各地的革命先后被反动派镇压下去。法国二月革命爆发后，马克思、恩格斯就赶回德意志亲自参加了革命斗争。革命失败后，他们深刻总结了斗争的经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
[49] 累进税率表：累进税率是根据征税对象数量或金额的多少，分等规定递增的多级税率。应税数量越多或金额越大，适用税
率也越高。
[50] 路易·勃朗（1811-1882）：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以他的工人控制的“社会作坊”理论而闻名。他认为，建立一个更好的社会的第一步将是通过建立由国家资助的“社会作坊”来保障每个人的工作。这些由工人自己控制的作坊，将逐渐取代大部分生产，直到社会主义社会形成。
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是19世纪40年代在德国出现的一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反对阶级斗争，鼓吹小私有制和民族主义，宣传超阶级人性论，于1848年彻底破产。
魏特林（1808-1871）：德国第一个空想共产主义的理论家，早期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他十分憎恶资本主义制度，主张进行彻底的社会革命。但是，其共产主义思想并未脱离空想。
卡贝（1788-1856）：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幻想消灭私有制的理想社会“伊加利亚”，并在法美两国展开其宣传和实践。
Desamis：查无此人。des amis在法语里是朋友的意思，可能指的是法国的“人民之友社”，布朗基（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巴黎公社议会主席）、路易·勃朗等人都参加了这个会社。
[51] （原注）出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部，226页，地拉那1975年版（阿尔巴尼亚语版）。
译注：出自《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
[52] （原注）出自《意大利共产党人的政治和组织》，罗马1979年版，12-13页。
[53] （原注）出自《人道报》，1979年1月13日。
[54] （原注）出自卡里略《“欧洲共产主义”与国家》，法国1977年版，121-122页。
[55] 原文sector指的是经济上的部门。后文不再特别点明。
[56] IRI:指意大利工业重建研究所。1933年建立，作为意大利的国企，在战后意大利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菲亚特：意大利车企。雷诺、雪铁龙：都是法国车企。雷诺1944-1945年被国有化。
[57] （原注）出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地拉那1975年版，24页（阿尔巴尼亚语版）。
译注：出自《哥达纲领批判》。
[58] （原注）出自《列宁全集》，第28卷，535页（阿尔巴尼亚语版）。（译注：出处暂未找到）
[59] （原注）出自《意大利共产党人的政治和组织》，罗马1979年版，11页。
[60] （原注）出自《西班牙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巴塞罗那1978年版，83页。
[61] （原注）出自《人道报》，1979年2月13日。
[62] （原注）出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地拉那1975年版，486页（阿尔巴尼亚语版）。
译注：出自马克思1852年给约·魏德迈的信。
[63] （原注）出自《意大利共产党人的政治和组织》，罗马1979年版，7页。
[64] 翻译时按照原文语义，选择的最契合的一段话。出自毛泽东1957年1月27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的讲话。
[65] （原注）出自《意大利共产党人的政治和组织》，罗马1979年版，39-40页。
[66] 德斯坦派：原文是Giscardians，是德斯坦的中间名，表示德斯坦的支持者。德斯坦（1926-2020）：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第三任总统。积极支持欧洲共同体。
[67] （原注）出自卡里略《“欧洲共产主义”与国家》，法国1977年版，157-160页。
[68] （原注）出自《意大利共产党人的政治和组织》，罗马1979年版，40页。
[69] （原注）出自卡里略《“欧洲共产主义”与国家》，法国1977年版，159页。
[70] 巴叶塔（1911-1990）：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之一。追随陶里亚蒂和贝林格路线。
[71] 阿道弗·苏亚雷斯（1932-2014）：弗朗哥独裁统治后西班牙第一位民选首相。苏亚雷斯发动了民主改革，是西班牙民主化转型的关键人物。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