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196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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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1961年）

　　我在13年到14年前写的这本传记。其对象是一般的读者，而不是专家，而且我尽可能平易而无争论的叙述有关斯大林及其事业的一些重要事实。当我开始计划这部著作时，这个国家的公众和报刊还没有克服战时对斯大林的奉承；而当我最后完成它的时候，柏林空运的机声正在吼叫，斯大林已成为冷战中的恶人。我认为，政治气候中的这些剧烈变化，并没有影响我对斯大林的论述。因为我从来就不是崇拜斯大林的信徒；而冷战也不是我要从事的战争。不过书出版后不久，一个英国评论家就写到：“就像他的题目一样，这本书已经变成了热烈的和有时是凶猛的争论焦点……近年来还没有过一本传记引起这样的兴趣和招致这样的激烈的怨恨及敌视。”我也许还可以补充说一下，大多数英国评论家对这本书还是坦率而大度的——不过，“凶猛的争论”事实上的确进行了很多年。特别是在大西洋两岸的外国。
　　对于这本书是毁誉交加，众说纷纭：有的人把它当做对斯大林主义的谴责，有的人把他当成为它进行的辩护，而有时一些人又把他当成既是谴责又是辩护。因此，已故了摩西·皮雅杰（铁托元帅的朋友和同事）有一次曾向我解释他的政府为何不准出版《斯大林政治传记》的南斯拉夫版。他说：“你看，你的书毛病就出在，当我们通过俄国人人争吵时，他对我们来说太亲苏了；而当我们想同他们友好时，它又太反苏了。（他还眨巴着眼睛补充说：“无论如何我们不会允许出南斯拉夫版，因为如果我们出版了它，任何人都会立即看出我们的那些大理论家是从什么地方吸取他们大半的智慧。”）
　　按照肖像画的一条金科玉律，一幅好的肖像画，要表达出人类性格的复杂性，使作者能从画上看到不同的面孔。对于这条规律也许还可以加以评论；但如果按照它来判断，《斯大林政治传记》可以说描绘的还不错。无论是敌对的还是友好的评论家，几乎每一个人都可以从这副肖像中找得他所想找的东西和读到他所愿意读到的东西。我在书中描绘了斯大林性格的高度复杂性；在我描绘的这幅画像中，斯大林从正面来看是列宁的子孙。从侧面来看却是伊凡雷帝的子孙，对于这种错综复杂的情况，却还很少有人注意到。我承认，我在这部作品中所要努力做到的是老式的客观主义；而我也必须承认，客观主义对我来说是不容易的，因此我必须努力以赴。对我来说，最容易不过的是写成一本谴责性的斯大林传记。因为差不多从三十年代起我就已经反对斯大林主义；还在强迫集体化正在进行时，我就谴责过它的残暴（不像我的的某些批评者那样，他们是在事件发生后，二十或二十五年年才来谴责它）。至少从1931年起，我就严厉地批评斯大林的政策方便了纳粹的兴起；我揭露了大规模恐怖、清洗和当时正在上演的莫斯科审讯；等等，等等。简言之。我是一个“早熟的”反斯大林主义者。如果我打算把过去近20年反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的那些东西简单地重复一下，那么我写成的书就不会有人批评它是为斯大林辩护了。
　　但是，我决心不从智力惯性出发来写这本书。对于这个我十分熟悉的研究题目，我决定采取一种新的和批判的观点。有的评论者说我探讨斯大林时“冷静而不动个人感情”。其实，这本书的写作深深牵涉到我个人的经历，我并借此机会默默地反省和批判地回顾自己的政治记录。我曾经是被斯大林残酷击败的那些人中的一员，因此我不得不问自己：他为什么得到这样的成功。要回答这个的问题，有党派观念的人就必须变成历史学家，平心静气的检查原因和结果，坦率地观察对手的动机，看到并承认对手力量之所在。如果仅仅因为形式的某些因素和机会尚未被认识和决定，如果仅仅因为自己的行动对于特定形式的影响尚在未定之天，一个政治战士是不允许自己在其中活动的形势持极为严重的决定论观点的。相反，历史学家不能不是决定论者，或者装成决定论者，因为除非他指明原因和结果是如此紧密而自然的交织在事件中，已经达到了天衣无缝程度，也就是说除非他指出他所涉及的历史过程是不可避免的，那么他就没有充分完成自己的任务。有党派观念的人要对付的是变动不定的环境，因为在一切方面，人们尚在行使冲突的意志，集结力量，使用武器，实现后或者决定。历史学家对付的却是事件的固定而不可逆转的格局。因为一切武器已使用过了，一切意志力都已用尽了，一切决定都已实现了，不可逆转东西就被认为是不可避免的东西了。
　　从历史学家的角度来探讨，这就是说明了贯穿本书的那种争论很多的不可避免性的含意。作为一个有党派观念的人，我否定了我主角的许多行为；而做完传记作者，我又指出它们的不可避免性。然而这种矛盾是表面的而不是真实的。在这两方面，我都是从相同的哲学—政治前提出发来辩论的，所不同的和部分矛盾的只是观察的角度。
　　对我的方法执异议显然是有足够理由的。当我发表《斯大林政治传记》时，其中所叙述的情况还没有完全成为历史或变成不可逆转的事。比如，仍然可能像西方一些重要政治家和评论家所预期的，苏联的力量将从东欧“滚出去”；由于计划经济的失败，苏联工业发展将会停滞下来，等等。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东欧战后的革命尚在进行中，我就把它们说成是不可逆转的；战争刚刚结束，苏联大半还是一片废墟时，我就理所当然的认为苏联的工业将持续上升。我应该承认，在做出这些政治判断和预言时，我是冒险的，因为许多历史学家对次都是避而不答的。我相信，经过这么多年以后，对读者们将会原谅我在这方面的冒失，而在判断我提出的一些明确的和含蓄的预言时。他们将会考虑它们是否经受住时间的考验。
　　还有另一种批评可以在此重复一下。这种批评说，由于我把斯大林的胜利说成是不可避免的，我毕竟是在为他的记录进行辩护。这一批评暗示，明智的人总是或总应该是甘心于不可避免的事的。我不同意这种暗示。人类历史中某些最可以骄傲的阶段，就是当他们同不可避免的事物进行斗争的时候；而且他们的斗争本身也是不可避免的。宣称“存在即合理”位谁哲学家，也曾认为“合理即存在”。历史的过程是在现实和必要深浅不同的水平上进行着的。，这一代俄国革命者在抵抗斯大林的专制中毁灭了，这至少说明他们做的是正是一种历史的必要。只不过是另外一种不同的形式罢了。也许我可以提醒一下批评者们，在指出“斯大林主义的不可避免性”和探讨了它的消极和积极方面之后，我差不多在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著名揭露八年以前，就已在书末着重地预告了非斯大林化的“不可避免性”。我说过：“……历史还不得不严格地净化和重整斯大林的事业，就如它曾经净化和重整克伦威尔以后的英国革命和拿破仑以后的法国一样。”
　　这一版《斯大林政治传记》同第一版一样，没有什么改动。如果我要重新写这本书的话，我很可能要用不同的文体。但是尽管在细节上会有不同，着重点会有改变，我认为最好现在还是从整体上维持它的原状。这本书多年以来已成为广泛而热烈争论的目标，这一事实很可能已使它的原本成为某种文件似的东西，因而即使是它的作者也不愿意把它修改了。因此，整个来说，我坚持本书对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的解释不变。
　　这部传记最初是打算作为包括列宁生平和托洛茨基生平在内的三部曲的一部。我这个三部曲的写作仍在进行中；但是对托洛茨基研究中的两卷，即《武装的预言家》和《解除武装的预言家》已经出版，第三卷很快也将完成。这一工作的原定计划就是，某些叙述和解释的部分，在三部曲的一部中只是半展开，而在另一部中将予以补充、扩大和突出。即使如此，《斯大林政治传记》却是一部独立的作品，它过去是、今后也还是可以独立地加以阅读的。三部曲其余部分中的知识，将使读者们对本书的主题有更加深入的理解。

艾·多
1961.4.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