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们始终焦急地注视着欧洲革命的兆头。欧洲每一阶段的社会斗争和政治斗争对内战进程都有着直接影响。霍亨索伦王朝和哈布斯堡王朝的覆灭使苏维埃国家重新得到由于布列斯特和约而丧失的领土。但不久以后，胜利的协约国宣布封锁俄国，继之而来的是“14国十字军”的干涉。单单协约国军事干涉的威胁就对俄国局势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自从革命以来，旧统治阶级的精神状态十分沮丧，把他们和人民群众隔开的深渊使他们感到恐惧。他们没有组织，对自己的事业缺乏信心；他们彼此分裂，而且不能制订出任何行动计划。①军事干涉的诺言给他们壮了胆。只是在协约国许诺之后，在英、法、美的联络官到达白卫军将军们的司令部及第一批运载着外国枪炮、军火的船只抵达俄国海岸之后，白卫军的队伍才开始扩充，内战的火焰才真正燃烧起来。布尔什维克认为，只有国外激烈的革命骚动才能使军事干涉瘫痪。他们不得不把斗争扩展到敌人阵营中去；而使他们越发要这样做的原因是他们不断地预言：欧洲统治阶级不会跟俄国革命和解，而革命为了自卫，不得不攻击欧洲资本主义制度，这个制度在欧洲工人阶级的打击下已然摇摇欲坠了。该预言的一半已经实现：协约国的统治阶级己经对布尔什维主义宣战；预示欧洲无产阶级起义的另一半预言似乎马上也会实现。
① 白卫军第一批头目之一卡列金将军在1918年初自杀前说：“我们的情况没有希望，人民不但不支持我们，而且肯定仇恨我们。我们没有实力，抵抗也没用。”邓尼金：《俄国混乱时期笔记》第2卷第220页。
自1918年11月以来，德国和大多数中欧国家已处于剧变的阵痛中。在柏林、维也纳和华沙，工人苏维埃和社会民主党政府一起并存。布尔什维克通过自己最近的经验这面三棱镜注视着形势，他们认为这正是二月革命产生的俄国“双重政权”的翻版，他们谈论“德国的二月”；他们希望双重政权迅速解体，希望工人苏维埃占有优势，即“德国的十月”。
认为历史会这样迅速、准确地一国接一国地重演，这是一种头脑极其简单的想法。不过，所有典型的人民革命的机制都有很多共同点：每次革命都从旧政府既定体制的部分垮台开始，都经过双重政权的过渡阶段；每次革命中保守的、温和的以及调和的党派互相争吵，不断地消耗自己，使自己精疲力竭、信誉扫地。布尔什维克所指望的恰好是在其他国家也能重演这些主要系列阶段。他们的预料错误不只在于革命事变的日程，而在于他们说欧洲资本主义已到山穷水尽的那个根本假设。他们对资本主义的持久力、资本主义的适应性以及它能得到工人阶级的支持都严重估计不足。欧洲革命骚动的强烈程度仅仅使工人阶级中的少数决定追随布尔什维克，而多数都是尽力向政府和有产阶级争取改良。但就是在他们表示同情俄国革命的时候，也无意踏上革命道路和在本国进行内战，无意在这一过程中牺牲他们的生活水平、个人安全和他们已经取得的或他们希望取得的改良成果。
布尔什维克在其英雄时期的历史悲剧在于，不但拒不接受事实，而且甚至拒不充分考虑这点。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把欧洲工人的相对保守性看做是政治的外表假象。他们以为，这层外表下面潜伏着无产阶级的全部革命本能，而所需要的是突破这层薄薄的外壳，使它释放出反对资本主义的潜能。这样描绘世界，不仅仅是由政治判断的错误造成的，它反映出早期布尔什维主义在心理上没有能力承受自己在世界上的孤立，这种心理上的无能是所有革命领袖的通病，但在托洛茨基身上最严重。他的整个生命、他的头脑，他的心灵都浸透着对革命孤立的本能的恐惧。那时尚没有任何一个布尔什维克领袖对“一国社会主义”有哪怕是一种模糊的预感。而对托洛茨基来说，布尔什维主义的孤立早已是一个可怕的梦魇，因为这就意味着，建设社会主义的第一次尝试，而且直到那时为止还是唯一一次的尝试就不得不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在没有加强国际分工的有利条件、没有古老复杂文化传统的丰富影响、物质与文化如此惊人贫乏和如此原始简陋的环境里进行，这就势必会损害或歪曲为社会主义所作努力的本身。这种对孤立的恐惧迟早必定会同现实相冲突，而冲突将迫使布尔什维主义与自己心目中的世界图像作紧张的斗争。
在布列斯特谈判之后，当这种进退两难的窘境第一次打乱托洛茨基内在信心时，他在内战的艰巨努力中却找到一条逃脱窘境的出路。眼下，他对孤立的恐惧却逆向发展，表现为对革命迅猛扩展的信心的急剧膨胀。1919年1月当柏林街头布满街垒时，他写道：“不再是在欧洲徘徊的共产主义幽灵……而是现在在欧洲大陆上昂首阔步的有血有肉的共产主义了。”在他看来，资产阶级思想和希望才是彻头彻尾的虚幻。他把威尔逊总统在欧洲露面看成是鬼魂一样的东西。“这个伪君子是依靠‘教友会’教徒斋戒日的食物长大的，他以道德的至高无上代表、美元救世主的身份在流血的欧洲漫游，惩罚这些国家，宽恕那些国家，决定它们的命运。”①欧洲不能不看到拯救欧洲的只有全大陆的苏维埃共和国联邦；一旦德国加入这个联邦，“苏维埃意大利和苏维埃法国也都会加入，只不过是早一个月或迟一个月罢了”。②
① 《托洛茨基全集》第13卷第6一14页。
② 同上。
1919年3月的第一个星期，克里姆林宫的宫墙内发生了一件重大的事件。列宁在古老的帝国法院召开外国各左派社会主义团体的会议，约有40名代表参加。这些代表能够到达这里，就某种意义来说是第一次突破封锁。其中大多数不得不偷越国境：有几个预期要来的代表被他们的政府阻止不能出国，还有几个在途中被捕。布尔什维克跟西方完全断绝关系已有很长一段时间了，所以急于想听听代表们关于国外情况的报告。报告混杂而互相矛盾；但总的来说，它们似乎都证明对早日爆发革命的期望是有根据的。
会议的目的不很清楚。或者是要宣告成立第三国际，或者是为此作初步准备。布尔什维克打算在当时就地成立新的国际，但他们等待听取外国代表的意见。其中最重要的是德国代表的意见，他们认为，除了俄国共产党之外，其他派代表出席会议的组织力量都太薄弱，还不能使自己组成一个羽翼丰满的国际。然而这时，一位奥地利代表经过冒险的旅程后在会议辩论之中到达会场，他陈述说欧洲革命正在沸腾，这话使人为之震惊。他满怀激情地要求大会立刻树起新国际的旗帜。会议响应这一要求：会议自称为共产国际成立大会。这个伟大的组织就这样在混乱和希望这对父母的孕育下，在突然事件的推动下诞生了。
共产国际的诞生恰与欧洲革命的退潮同时并行。柏林的一月起义已被镇压；勉强领导起义的领袖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已遭杀害。这是欧洲历史的一个转折点，以后几年中出现的革命浪潮没有任何一次能在动力与效果方面跟1918年的革命浪潮相比。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们均未能认识到这一转折的走向。他们认为，柏林一月起义的失败是暂时的倒退，很像他们自己在1917年7月的挫折，随之而来的应该是社会斗争的加剧。列宁在克里姆林宫欢迎外国代表，他告诉他们：“因为不仅在俄国，而且在欧洲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例如德国，国内战争已经成为事实。……革命在全世界已经开始并正加紧进行。……苏维埃制度不仅在落后的俄国胜利了，而且在欧洲最发达的国家德国和最古老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也取得了胜利。”①列宁对这种幻想的喜爱不亚于托洛茨基，不过，托洛茨基由于沉溺于作激动人心的预言的癖好，使他的错误甚至显得更为惊人。
① 《列宁全集》第35卷第483一484页。
如果列宁和托洛茨基对欧洲情况有更清楚的洞察力，他们是否会在那一阶段创立国际则令人置疑。无论如何，他们会像1914年以来一直所做的那样继续鼓吹新国际的思想。但提出一种思想和认为这一思想已成为现实是完全不同的事。在齐美尔瓦尔德和昆塔尔时期，列宁和托洛茨基所期望的新国际并不是代表革命的少数与“社会护国主义”的旧国际对抗的实体，而是领导工人中的多数、取代旧国际的组织。托洛茨基曾明确论证：如果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仍然处于少数，他们可能不得不回到旧国际里发挥左翼作用。①企图给形形色色的政治小派别贴上国际这个响亮的标签，这与他和列宁的思想是格格不入的。
① 参见本书第八章。
然而这却正是他们在1919年3月所做的。大多数自命为共产国际缔造之父的代表们所代表的是栖息在欧洲工人运动偏僻角落里的马克思主义或和平主义的小派别。这在真正革命的形势下可能关系不大，因为在那样的形势中，激进“派别”通常会迅速崛起成为举足轻重的领导。布尔什维克没有完全认识到他们的外国伙伴的软弱。即便他们认识到这点，他们仍可以寄希望于：这些伙伴随着国际革命的进展也会获得力量，正如布尔什维克过去获得力量一样，他们自己在1917年初的实力也不比一个“小派别”大多少。当第二国际已经声望扫地、看来定将死亡且万劫不复时，这种希望就越有其道理。然而，工人普遍反对旧国际并非出于什么积极的革命态度，而只是出于厌恶战争与社会护国主义。当然，布尔什维克把动机混淆了。尽管如此，他们的期待并非完全没有理由：事实上，新国际在一年内已掌握了欧洲的工人运动，这不容轻视。
托洛茨基在共产国际成立大会上只露了一下面。那时高尔察克的春季攻势刚刚开始，托洛茨基中断了对战场的视察，下了火车就径直来到大会的会议厅；他全身戎装，带来了内战的气息。凡知道他是齐美尔瓦尔德运动代言人的代表都激动而好奇地看着这位曾激烈地反对军国主义、现在却已变成红军领袖的人物。①他匆匆对大会说明了他的军事政策要点，尔后宣读他已草拟好的向全世界介绍新国际的宣言。宣言的开头对资本主义最近经历的变化作了简短透辟的评述。他说，战争已带来了自由放任的曙光。此时国家倾向于支配经济生活。而支配经济生活的应该是哪一种国家？资产阶级国家还是无产阶级国家？这是问题所在。改良主义者或社会护国主义者回避问题，宣扬和解。“如果这些说教在工人阶级中得到认可，那么资本主义新的、更集中得多的畸形发展可能在几代人的尸骨上复兴，而新的世界大战前景则不可避免。人类还算有幸，因为这是不可能的。”②如果社会主义在欧洲取胜，还会解放殖民地国家，并用自己的技术、组织和思想影响援助它们，以此来加速它们向有组织的社会主义经济过渡。“非洲和亚洲殖民地的奴隶们！欧洲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之日，将是你们敲响你们自己解放自己的钟声之时。”宣言与早期马克思主义方针的经典论述的主要不同之处在于，把重点放在无产阶级专政、革命政党的作用以及它们敢于向资产阶级民主的挑战上。但如果说这些只是重点的不同而不是原则的不同的话，那么，西方社会主义革命和东方殖民地民族联合的思想则完全是新的，是具有第三国际的特点的。然而，宣言主要对象是欧洲：
整个资产阶级世界指责共产党人破坏自由和政治民主。这一指责不符合事实。掌握了政权的无产阶级只不过发现资产阶级民主完全不适用，于是，它为新的更高的工人民主创造条件及形式……资产阶级世界对内战及红色恐怖的哀号是历史上所知的最惊人的伪善。……如果把人类送到毁灭边缘的剥削阶级不反对劳苦人民前进的每一步，如果他们们不组织阴谋和暗杀，不从境外纠集武装援助，那就根本不会发生内战。……共产党从未人为地挑起内战，而是力图尽可能地缩短这种战争的时间。……使战争受害的人数尽可能减少，首先要保证工人阶级的胜利。
① 阿瑟·伦塞姆：《在俄国的六个星期》第143页。
② 《托洛茨基全集》第13卷第38一49页。
共产国际引以自豪的绝不是成立阴谋家组织或放弃欧洲社会主义遗产，而是“继承从巴贝夫到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等几代人中的一大批革命家的英勇努力与牺牲精神”。①
① 《托洛获基全集》第13卷第38一49页。
这篇宣言发表后不到一个月，革命就在中欧取得重要的立足点：匈牙利和巴伐利亚都宣告建立苏维埃共和国。布尔什维克的希望直线上升：革命肯定会从慕尼黑和布达佩斯立刻扩展到柏林和维也纳。消息传来时，托洛茨基正在乌拉尔地区的丘陵地带发动攻势；他用向亚洲的进军欢迎来自西方的拯救革命的许诺。他在事变产生的新鲜印象下写成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反思》一文中说：“从前教会常说：光明来自东方。……确实，在我们的时代，革命已在东方开始了”；但是“我们经历的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而最强大、最有组织、最有觉悟的无产阶级是在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中”。但他对事变的异常过程却有预感。匈牙利是奥匈帝国中最落后的国家，巴伐利亚是德国最落后的省份，这两个地方占主导地位的是农民，而不是工人；二者一向都被视为反动堡垒。为什么革命却在那里而不是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中心获得立足点？
他回答自己的问题说，虽然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力量弱，但统治阶级的力量更弱。“历史沿着阻力最小的路线前进，革命时代是从障碍最少的大门闯入的。”启发性的比喻比托洛茨基本来想要启发的更多。他没有怀疑过革命定要向堡垒中心挺进：“今天莫斯科是第三国际的中心，明天，中心将向西移到柏林、巴黎、伦敦，我们对此深信不疑。俄国无产阶级高兴地在克里姆林宫内欢迎世界工人阶级的使者。它将怀着更大的喜悦派出自己的代表去参加共产国际在西欧的某个首都召开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在柏林或巴黎召开国际大会就意味着无产阶级革命在欧洲、因而也是在全世界的全面胜利。……在这样的时代里生活和战斗是多么幸福！”①
① 《托洛茨基全集》第13卷第14一30页。
仅仅三个月后，宏伟的前景和希望都化为泡影。巴伐利亚苏维埃向托洛茨基在布列斯特的对手霍夫曼将军的军队投降了。白色恐怖笼罩着苏维埃匈牙利的废墟。柏林和维也纳的工人冷漠地看着对两个公社的镇压。看来，根据刚签订的凡尔赛和约，德奥两国，更确切地说整个欧洲正处于一种保守的新均势中，这些事变恰和内战最困难的关头是在同一时间：英、法的干涉达到最高峰，邓尼金占领乌克兰并向莫斯科挺进。
这在布尔什维主义历史上是一个非常的时刻。不但反对苏维埃的军事干涉已集结了力量，而且只是偶尔遇到西方工人阶级小规模或无效的反击，革命不但在中欧失去立足点，甚至在俄国，革命也处于最严重的危险中，即失去比较富有、文明的西部和中部的省份，不得不退到东部荒凉地区，因为只有在那里进行战争才对红军有利。尽管命运之神不赞许布尔什维克向西发展，但它却用东方的新机会怂恿他们，不但乌拉尔的荒凉山脉对苏维埃表示殷勤并提供安全屏障，而且乌拉尔山脉和西伯利亚以外的亚洲也奋起反抗资产阶级西方。这时在印度发生了阿姆利泽惨案，使甘地的非暴力反抗运动差不多变成全国性的反英起义。这一系列相互联系的事变激发了托洛茨基的政治想象力，而且驱使它向难以理解的方向发展。
1919年8月5日，托洛茨基从前线给中央委员会寄了一份秘密备忘录，力主根本“改变”国际事务的方向。他认为革命已被迫回到东方——因此它必须面向东方。他还假定欧洲革命只会推迟一年至五年，他不相信邓尼金能巩固对乌克兰的控制。他写道，眼下红军在欧洲的作用还有限，不管是进攻还是防御。而通向亚洲的大门却对红军敞开着！红军在那里只须跟日本军队作战，相对于西伯利亚广裹的空间来说，日军兵力太少，而且会由于美国对日本扩张的戒备而受牵制。①苏维埃政权在亚洲举足轻重，这使布尔什维克不但可以在那里等待欧洲的新发展，还可在东部进行紧张积极的活动。
① 托洛茨基说，美国对日本在西伯利亚占优势很害怕，以至“华盛顿的可怜虫”（虽然他们仍在利用高尔察克作他们的代理人）可能还要下决心支持苏维埃反对日本。不久以后，列宁同样重视日美间的对立。《列宁全集》第40卷第95一118页。
托洛茨基对最近成立的国际却不抱有什么幻想，他清醒地提出：指导亚洲革命的机构不久可能成为比共产国际执行局更重要得多的机构。红军找到通往印度的路比通往苏维埃匈牙利的路可能近得多，方便得多。一个“严肃的军人”曾向他提出一个计划：成立一支远征骑兵军团开赴印度。托洛茨基一再说，革命传输到巴黎和伦敦的路可能要通过喀布尔、加尔各答和孟买。他极其迫切地提出下列建议：应在乌拉尔建立工业基地，使苏维埃政府不再依赖战略上易受攻击的顿涅茨盆地；应在乌拉尔或土耳其斯坦开办革命学院，训练在亚洲指挥斗争的政治军事人员；应动员技术人员、计划工作者、懂各国语言的语言学家及其他专家从事这项工作，特别要动员乌克兰共产党员，他们已经失去了乌克兰，现在应帮助革命在西伯利亚立足。①
① 托洛茨基档案。
这些建议和为防止军事崩溃所能够或必须立即做的事并无直接关系。与这份备忘录一起，托洛茨基还提交了另外两份文件，其中详细建议如何对南方战线进行彻底整顿。据我们推测，当时政治局马上密切关注的是这后两个文件中的建议，而不是他所提的“以亚洲为方向的建议”。①这一连串的思想在托洛茨基自己头脑中里也并非根深蒂固，只是他自己的头脑对一连串特殊情况的冲动式反应的产物；而他的反应跟他欧洲式的主要思想方向是相反的。然而它作为对今后的探索却富有启发。产生这些建议的特殊情况——俄国与西方断交以及欧洲革命中断，在军事干涉和内战结束以后还会以比较缓和的方式持续下去；对这些情况的反应大致会循着托洛茨基所提议的路线进行。苏维埃政权重心得向东转移，转移到乌拉尔和乌拉尔以外。不过，成为这一大转移的主要代表和执行者的是斯大林而非托洛茨基，大转移不能不使革命的心理因素和政治思潮“东方化”，而托洛茨基却不可能和东方同化。现在已经证明的是，革命通往北京和上海（即便不是通往加尔各答和孟买）比通往巴黎和伦敦的路近，并且肯定比通往柏林甚至布达佩斯的路方便。如果说他单凭瞬间的闪念便能揭示未来的远景并远远超过大多数同代人的理解，这不失为对托洛茨基丰富思想的颂辞。
① 当然，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工作中以及一年后在巴库召开的东方各民族代表大会上可以看到托洛茨基思想的影响。
1919年岁末以前，布尔什维克又满怀希望地面向西方了。乌克兰和俄国欧洲部分的南方数省又重新处在他们的控制之下。等待白军的是致命的打击。西欧工人的反对终于牵制了英、法的军事干涉。只有跟波兰的关系还悬而未决，波兰受法国的煽动充当了反苏维埃十字军的矛头。已统治波兰但尚未成为独裁者的毕苏斯基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他怀有征服乌克兰的野心，波兰的地主豪绅在乌克兰拥有广大领地，并在那里建立起在波兰人庇护下的波一乌联邦。但只要布尔什维克军队还在跟白卫军作战，他就暂不开火，因为他知道邓尼金或尤登尼奇的胜利意味着波兰独立的末日。由于法国人正在武装和装备他的军队，因此他对法国人严格保密，不让他们知道他同布尔什维克订立了非正式的停火协定。眼下看来，停火会导致停战并签订和约。1919年11月，政治局仔细考虑了波兰人提出的和约条件，认为条件可以接受，就委托托洛茨基和契切林拟订细节。①
① 参见政治局1919年11月14日会议记录摘要，存于托洛茨基档案中。
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对和平的来临如此有信心，他们按平时的编制把那些不参加战斗的部队改编为劳动军。1920年1月16日，协约国解除了对俄国的封锁；苏维埃中央执委会立即发布命令实施已提到的改革——废除死刑和削减契卡的权力。但几天后，即1月22日，托洛茨基告知政治局：他担心毕苏斯基在准备打仗。①他在列宁的鼓励下继续加强波兰战线的红军。②
① 托洛茨墓档案中托洛茨基致季诺维也夫、列宁和克列斯廷斯基的电报。
② 托洛茨墓档案中托洛茨基从2月下半月以来的信件。
3月初，波兰人开始进攻。托洛茨基中断了对乌拉尔劳动军的视察，匆匆赶回莫斯科。和平改革停止或被取消了。国家又一次处于尚武精神之中。
按照后来发生的情况看，应该着重指出，托洛茨基在这一重大关头是主张对波兰采取强有力的武力政策的。在几个月中契切林频频向华沙提出秘密和平建议，力主用对波兰极有利的条件来解决边境争端，但都徒劳。毕苏斯基不顾这些友好表示，并使波兰舆论对这些有利条件一无所知。契切林甚至在波兰进攻开始以后还继续提出和解的建议。但他的政策在外交人民委员部内部引起反对，特别是他的副手李维诺夫的反对。托洛茨基介入这一冲突，坚决站在李维诺夫一边。他极力要求政治局制止那些提议，因为毕苏斯基把那些提议只看做是苏维埃软弱的表示；由于提议是秘密提出的，所以无从推动波兰要求和平的舆论。托洛茨基要求恢复公开外交，使波兰人民能明白谁应对爆发战争负责。毕苏斯基结束了这场争论，因为不久以后他就找借口中断谈判并入侵乌克兰，占领了基辅。1920年5月1日，托洛茨基号召红军给入侵者以严厉的打击，“这一打击将响彻华沙的每一条街道，传遍全世界”。
波兰的入侵使俄国深为激动。这时布尔什维克第一次号召进行民族战争而不是内战。诚然，在他们看来这是一场反对“波兰地主及资本家”的斗争，一场在民族战争掩盖下的内战。但不管他们的动机如何，这场冲突释放了爱国本能和沙文主义情绪，使他们难以控制。在俄国保守派分子看来这是一场反对宿敌的战争，他们不能容忍它再度作为独立国家出现——尽管这场战争是在布尔什维克国际主义者领导下进行的，但却是一场真正的俄国战争。对希腊东正教来说，这是一场反对固执地效忠罗马天主教的民族的战争，尽管率领基督教十字军的是不信神的共产党人。有些保守派分子心里同情白卫军，但此时白卫军已经垮台，他们正在寻找一个借口，好让他们也赶上苏维埃的浪头，又不至丢了爱国的希腊东正教的“面子”。波兰的入侵给他们提供了这个借口。旧政权下的总司令布鲁西洛夫（Брусилов）将军领头搞归顺运动。他自愿为托洛茨基效力，并号召所有善良的俄国人追随他。这样，这场战争除了革命的泛音之外，还掺杂有民族主义的低音。毕苏斯基的部队做了大量激起俄国人的反波情绪的事，他们占领乌克兰的行为十分蛮横；他们开始使波兰地主重新回到他们原来的领地上；他们用枪杀战俘和大屠杀来庆祝他们的胜利。
被卷入民族团结的浪潮对布尔什维克来说是麻烦的新经历。托洛茨基努力坚持党的国际主义观点。他欢迎布鲁西洛夫与红军团结一致的表示，但他又公开否定布鲁西洛夫的沙文主义和反天主教的腔调。①当谣言流传说布鲁西洛夫将率领红军攻打波兰人时，托洛茨基对此加以否定，而且强调说，波兰战线是由图哈切夫斯基和叶戈罗夫指挥的，他们对革命的国际主义思想的忠诚在内战中经受过考验。他在战争激烈时公开命令取缔总参谋部的期刊《军事杂志》，因为该刊上一篇论毕苏斯基的文章用了“伤害波兰人民民族尊严”的语言。他还进一步命令调查这件事，为的是“永远不再录用肇事者做任何能使他们影响红军思想的工作”。②（战争期间，“文明”的政客和文人毫无顾忌地给敌对的民族性格打上像匈奴和野兽般的或低级人种之类的印记，上述事件不免使人回想起那种时代的某些珍贵的古董。）他到前线视察，抑制了有关波兰人枪杀战俘事件的报导在军中引起的愤怒情绪。在前线士兵集会上声明，即使是敌人也不应该加以诽谤。他断然禁止对波兰战俘进行报复，他在当天颁布的命令中写道：对凡杀害战俘和杀害已经解除武装、有病与受伤战俘的红军士兵，必将严惩不贷。战斗尽管无情，但红军对俘虏和已无反抗能力的敌人必须表示宽宏大量。③
① 《托洛茨基全集》第17卷第2册第407一408页。
② 《革命是怎样被武装起来的》第2卷第2册第153页。
③ 同上，第17卷第2册第403一405页。
毕苏斯基在乌克兰的胜利是短命的。波兰人几个星期的占领足以激起乌克兰农民反对入侵者。前线北部防区的图哈切夫斯基的军队和南部防区的叶戈罗夫军队得到从与邓尼金及高尔察克作战部队中“抽”出来的几个师的增援。红军虽然装备很差，此时的实力却达到顶峰——战役结束前，在红军军旗下作战者已达500万人了。6月12日，布尔什维克夺回基辅；毕苏斯基的军队一下子溃不成军地退到波兰边境。
此时，重大政治问题的介入使战争进程复杂化了。其中有些问题涉及到英俄关系；另外有些问题关系到俄国对波兰的态度；两组问题在某几点上又互相关联。
英国工党对军事干涉的反对以及白卫军的失败削弱了以温斯顿·邱吉尔为首的力主干涉的一派。政府本身分裂，首相（劳合·乔治）打算退出军事干涉、同俄国恢复贸易。1920年5月底，以克拉辛为首的苏维埃贸易代表团离开莫斯科前往伦敦。但与此同时，毕苏斯基的胜利暂时加强了主张干涉派的力量。政治局深信英国政府跟法国政府一样全心全意支持毕苏斯基。外交人民委员部和共产国际试图打击英国在亚洲的阵地，特别是在波斯及阿富汗的阵地，正如前一年托洛茨基所提议的那样。但不久英国官方政策又摇摆起来：工党反对军事干涉非常激烈；红军追击波兰军队，无论如何已再一次暴露军事干涉毫无用处。7月11日，英国外交大臣寇松（Curzon）勋爵提议他的政府在苏波间以及在苏维埃与邓尼金的残部间进行调解，邓尼金残部在弗兰格尔（Врангель）男爵率领下盘据在克里木。
在整个6月和7月里，政治局和外交人民委员部力图掌握英国政策的动向。托洛茨基几度介入辩论，他发现自己跟多数人的意见相反。关于这场争论，在托洛茨基给契切林、列宁及其他政治局委员的机密信件中以及在托洛茨基档案中发现的列宁亲笔写的简短备注中都有生动的说明。在6月4日的备忘录里，托洛茨基坚决主张对英国采取和解态度。他认为，英国政策绝不是只遵循决心进行军事干涉这一条路线，因而若使英国政策保持举棋不定则对苏维埃有利。如果苏维埃发动中东的反英暴动，更不用说苏维埃远征中东，都只会促使英国加强它极端敌视苏维埃的政策。去年8月，他自己极其重视亚洲的革命运动，但此时他根据最新的情报认为：这些运动在中东无论如何是缺乏内在力量的；①布尔什维克应该继续进行革命宣传和组织秘密组织，而避免采取可能使自己卷入军事冒险的步骤；布尔什维克最好是利用中东革命来进行威胁，把它作为与英国外交交易中讨价还价的筹码；但布尔什维克应利用一切机会促使英国希望在东方达成协议。
① 托洛茨基补充说，甚至在有众多产业无产阶级、而且与俄国联系悠久的苏维埃阿塞拜疆、高加索，苏维埃政权也不能在那里站住自己的脚跟。
列宁在这份文件的边上带有几分讽刺地评论说，托洛茨基像克拉辛一样，对英国政策的看法是错误的；英国的政策坚定不移；英国过去援助波兰人和弗兰格尔，今后还会继续援助他们。①
① 日期也是6月4日的政治局决议表明，政治局认为毕苏斯基跟德国政府也有勾结。
7月，在寇松勋爵提议调解之后，对这个问题又一次进行讨论。列宁把这个提议送给在前线的托洛茨基。同一天，即7月13日，托洛茨基用两封信回答，力求政治局和契切林接受英国在苏波间进行调解的提议，以便实现停战的目的，而停战会导致与协约国和波兰议和。①他再一次向政治局建议：要更细心地注意英国的舆论与政策倾向之间的分歧。②
① 但托洛茨基反对调解苏维埃与弗兰格尔之间的战争，因为这是俄国的内政。
② 此外托洛茨基要求，关于英国舆论的情况应请教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旅英俄侨费多尔·罗特施坦。
政治局拒绝了托洛茨基的建议，当然也拒绝了英国的提议。十分奇怪的是，政治局竟要求托洛茨基给寇松勋爵以断然的拒绝。出于内部团结一致的原则驱使，他照做了。竟没有任何人能在他那篇才气横溢、充满挖苦讽刺的声明中稍稍猜出他思想中的保留。他在声明中解释说，根据军事干涉的记录，英国政府是冲突的一方，无权奢望作为不偏不倚的调解人而效劳。①
① 《托洛茨基全集》第17卷第2册第426页及以后各页。
这一分歧毕竟还只涉及到外交策略，但却和另一场十分重大的争论有关。列宁拒绝了寇松的建议，要求“火速进攻波兰”。托洛茨基对此也表示反对。到这时候，红军已重新占领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全境，坚守在一条大致与寇松提议的俄波边界线一致的防线上，那时寇松勋爵还指望邓尼金能获胜呢。托洛茨基想让红军停在这条线上，并公开提出媾和建议。列宁同政治局的多数一心要乘胜追击波兰军队，追到华沙及华沙以外的地方。
政治和战略的相互作用又一次成为这场争论的主题。托洛茨基的建议有军事上的冒险性。毕苏斯基不可能接受“寇松线”作为边界线，他可能要利用停战的喘息时间准备卷土重来。托洛茨基乐意冒这一风险。他考虑的是他所主张的行动方针中政治和道义上的有利条件以及列宁的政策可能导致的危险。他认为，提出直截了当的、公开的媾和建议会使人一目了然：苏维埃对波兰的独立并无阴谋，它并无觊觎波兰领土的野心；这样的提议会给波兰人民留下良好的印象；如果毕苏斯基接受这一提议，那再好不过了；但如果他不接受，波兰人民及全世界人民就会知道谁要负继续战争的罪责。托洛茨基认为，如果不预先提出媾和建议就命令红军向华沙挺进，就会破坏俄国革命与波兰人民的友好关系，就是在干对毕苏斯基有利的事。约一个半世纪以来，波兰的大部分领土一直在沙皇统治之下，自从波兰重新获得独立并得到俄国革命对他们作出的庄严保证以来，时间还不到两年；尽管入侵波兰国土的俄国军队是在红旗下进军的，尽管入侵是毕苏斯基挑起的，但在他们看来入侵者却是一直奴役他们、他们的父辈及祖先的沙皇军队的直接继承者；波兰人因而会奋起拼命捍卫自己的国土。
列宁并没有托洛茨基那种顾虑和预感。当列宁竭尽全力防止战争时，毕苏斯基正大张旗鼓地蓄意扮演侵略者的角色。此时当战争的命运有利于红军的时候，列宁认为抓住胜利果实是红军的权利和职责——在胜利凯歌引导下的军队不会在追击几乎溃不成军的敌人时半途而止；而且也没有任何道德上、政治上或战略上的原则会禁止一支军队在追击途中侵入侵略者的领土。
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列宁相信波兰工人和农民会像欢迎他们的解放者一样欢迎入侵的军队。所有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们，包括托洛茨基在内，对局势的实际情况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因为封锁的结果，他们完全与波兰失去联系，好像这个国家远在千里之外。①他们知道波兰曾建立苏维埃，共产党员在苏维埃中曾产生过很大影响；他们相信这些人还存在。事实上，他们的这一消息已过时一年多了。此时，像在中欧其他国家一样，波兰形势已彻底改变。毕苏斯基已经解散了苏维埃，严厉镇压了共产党。②一批参加了布尔什维克的著名波兰社会主义者现在都住在莫斯科；政治局向他们征求意见，想不到他们有分歧：拉狄克、马尔赫列夫斯基(Мархлевский）和（似乎是）捷尔任斯基，他们属于波兰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派，他们不相信波兰会作为一个民族国家而复兴。这时他们警告政治局说：红军的入侵会因波兰的爱国情绪急剧高涨而被挫败。托洛茨基所持的看法在一定程度上是这一警告所起的作用，列宁显然对拉品斯基（Lapinski）的报告印象更深，拉品斯基来自波兰社会主义偏于护国的一派，他过于夸大了波兰共产主义的力量。列宁受乐观主义的鼓舞，相信红军的挺进会成为在波兰爆发革命的信号，他的意见支配了政治局。就连本来清醒地不考虑进军华沙这一意见的斯大林也改变了立场；因而持反对意见的只有托洛茨基一人了。
① 波罗的海各小国的感情都是一样的。托洛茨基在整整一年中都力促政治局同那里的所有小国签订和约。这件事得以实施（托洛茨基档案）。
② 甚至在1920年托洛茨基还在谈论波兰苏维埃的意义，设想波兰苏维埃依然存在。参见《托洛茨基全集》第15卷第301页。
列宁下的赌注甚至更大。波兰是俄国与德国之间的桥梁；列宁希望通过这座桥梁跟德国建立联系。列宁设想德国也处于剧烈的革命骚动中。在幻想的烟雾后面确实也有火种。1920年3月，一部分德军在柏林发动政变，想要推翻议会制、建立军事独裁。这场被称为卡普暴动的政变在两天内就因德国工人的总罢工而破产。这是德国工人显示力量的信号。罢工是工会而不是共产党人发动的；但后来不久，德国共产主义运动就取得强有力的进展，尽管还不能带动工人阶级的大多数。足以使列宁为之辩护的理由是：红军出现在德国边境可能刺激并强化革命进程。他想“用红军的刺刀对欧洲进行试探”。在攻势处于高潮时举行的一次革命军事委员会会议上，列宁在递给斯克良斯基的一张便笺上说，“务必在三五天内不惜任何代价拿下华沙”。他一再问：已进入波美拉尼亚“走廊”的红军能否切断这条走廊，使波兰人不能接近但泽港？但泽是波兰接受西方军火的港口，也是与德国的联络点。①
① 该便笺存于托洛茨基档案。
托洛茨基尽管对灾难有预感，但仍服从多数的决定。他继续尽职，发布进军命令，执行例行公事——看来只是停止了视察前线。当攻势进展时，任命了一个波兰革命军事委员会，实际上这是临时政府，以那些反对冒险的波兰布尔什维克为首。红军挺进越远，波兰革命军事委员会给莫斯科的报告就越是令人担心。波兰的工人和农民并不认为入侵的军队是解放者，而认为他们是征服者。但此时红军凭自己的一股动力势如破竹地向前推进，延长了运输线，消耗了自己。北线、南线部队之间又发生危险的裂痕。图哈切夫斯基率领的北线军队向华沙挺进，叶戈罗夫与布琼尼率领下的南线军队却转向西南，攻打利沃夫。根据托洛茨基的坚决要求而任命的南线部队总政委是斯大林。①斯大林渴望胜过图哈切夫斯基，想抢在图哈切夫斯基进入华沙之前攻下利沃夫为自己夺得头功。毕苏斯基此时很可能会冲人中间的这个缺口袭击图哈切夫斯基的侧翼及后卫。这个缺口一度曾使列宁感到担忧；②而且参谋部开始催促南线军队的指挥官堵住缺口时为时稍晚。然而红军还是滚滚向前，莫斯科全城欢欣鼓舞。
① 托洛茨基致中央委员会，1920年5月11日。托洛茨基档案。
② 托洛茨基档案中存有列宁给斯克良斯基未署日期的便笺，列宁在便笺中表示他的担忧。
在战争的这一阶段，即从7月中旬到8月7日，共产国际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在过去的一年中，欧洲工人运动已转向共产国际：几乎当时所有社会主义老党、大党的领袖们都毕恭毕敬地来扣共产国际的大门。大会讨论了共产国际成员的条件，即列宁和季诺维也夫拟订的著名的“二十一条”，并讨论了共产党的任务、殖民地国家的命运等等问题。但把讨论对波兰的军事结局激动人心的期待作为主题，因为预计它会给欧洲革命新的有力的推动。列宁每天都站在大幅军事地图前给外国代表们作关于图哈切夫斯基挺进的乐观评论。
托洛茨基为了表示赞同讨论中的“二十一条”，在大会开始时短暂地露过一面，到大会结束前才又回来——这时红军已兵临华沙城下——他代表共产国际起草宣言。代表们以雷鸣般的掌声欢迎他。他用最强有力的措词和比喻对凡尔赛和约签订后第一年的国际局势作了全面评述。他愤怒痛斥“巴比伦式”的腐朽的资本主义，并撕去了它的“民主面具”。他说：“德国的议会民主制只不过是两个独裁制之间的空当儿。”①代表们怀着憧憬屏息倾听他的发言；他那用语和比喻具有的魔力因战斗达到高潮而加强，这使他们认为他是这场战争的鼓动者。然而他抑制住自豪，在宣言中并不提及红军的胜利。代表们甚至未注意到他没有畅所欲言，也没有猜到隐藏在他充满自信的外表和使人共鸣的语言后面是多么强烈的担忧。在这次大会上即使是最慎重的人也因为激动而无法自制，唯独他不愿庆祝胜利，而人们却在欢呼他是这一胜利的缔造者。②
① 托洛茨基：《共产国际五年》第89页。
② 参见托洛茨基对军事科学院党支部及其他院校的讲话，战后不久，他说从未相信过红军会占领华沙——他甚至没有料到红军会挺进到那么远，他在这一场合和其他场合中都坦率地谈到他不同意向华沙进军，他的这一说法跟任何资料都不矛盾。（《革命是怎样被武装起来的》第3卷第1册第91页）。
一个星期后，维斯图拉战斗开始。这场战斗只打了3天。同时代人认为这一战役没有改变历史进程——不过使它延迟了1/4世纪而已。但这场战斗以红军彻底失败告终。在战斗最激烈时，政治局要求托洛茨基去前线设法挽回局势。他拒绝了。他回答说，他不会自我欺骗，在这个时候凭他个人到现场进行任何积极的干预也不能避免败局。①
① 托洛茨基8月17日致政治局的电报（托洛茨基档案）。这场战斗从8月14日打到17日。
一时间，灾难甚至显得比实际上还要严重。弗兰格尔的白卫军看到红军已被波兰牵制，于是冲出克里木，侵人高加索。维斯图拉战斗结束后的第二天，即8月19日，托洛茨基和斯大林联名向政治局汇报军事局势；政治局显然承认在波兰的失败，决定首先着重对弗兰格尔作战。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两人共同负责对党员作新的动员。动员起来的人大多数都被派往克里木；大部分布琼尼骑兵也要调离波兰前线。斯大林还接到要他制订措施的指示。然而，弗兰格尔的部队尽管装备优良，但人数太少、士气沮丧，不能造成严重的威胁。他们很快退入克里木，企图在彼列科普地峡设有防御工事的隘口后面坚持下去。在伏龙芝和斯大林指挥的一场英勇猛烈的战斗之后，红军突破地峡，把弗兰格尔赶到了海上，这就是内战的尾声。①
① 托洛茨基档案。
10月12日，苏维埃和波兰签署临时和约，但一时间战争仍没有结束。在波兰，执政的党派分裂了，农民党——政府以这个党的领袖维托斯（Vitos）为首——迫切要求媾和，而毕苏斯基的军人集团则竭力破坏同俄国谈判。①在莫斯科，意见也有分歧。政治局的多数赞成重新开战。有些人这么做是因为他们预料毕苏斯基无论如何不会遵守和约；其他人则出于渴望复仇。总参谋部讨论新的进攻。图哈切夫斯基深信下一次他会在华沙举行胜利阅兵式。托洛茨基说，列宁开头倾向于战争，但并不坚决。而托洛茨基无论如何都坚持媾和，坚持忠实履行同波兰签订的临时和约；他又一次觉得自己面临被多数票压倒并被迫顺从地执行他所憎恶的政策的危险，终于决定不再退让。他声称，分歧如此深刻，因而这一次他不会受任何多数决定或政治局团结一致的约束，如果以多数票压他，他就要呼吁全党去反对党的领导。他利用类似于列宁在布列斯特和约问题的争论中用过而且取得极大效果的威胁，而且他也达到了目的。与那场争论对比，这次双方担任的角色颠倒了，这实在令人难以理解。但结局在某种程度上却相似，因为这一回列宁离弃了主战派，而转过去用他的影响支持托洛茨基。和平得救了。②
① J．达布斯基在他的回忆录中对这场激烈争论作过权威性的叙述，达布斯基是在里加举行的和约谈判的波兰代表团团长。
② 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2卷第193一194页。
分歧继续深化。但值得怀疑的是，任何一个布尔什维克领袖，包括托洛茨基在内，是否意识到或能否意识到这些分歧的全部历史意义。只有到本世纪中叶发生的事变才尖锐而又明白地说明了那些分歧的全部历史意义。
不能而且也不应该用刺刀输出革命，这始终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的准则，这一准则基于法国大革命的经验——那场革命是在拿破仑征服外国中完成的，也是在其中毁灭的。这一准则也由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而来，该观点认为各国工人阶级是社会主义的独立自主的力量，当然不指望从外部把社会主义强加给各国人民。布尔什维克和托洛茨基常说，红军可能干预邻国，但只作为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助手而不作为独立的决定力量，例如，列宁所希望的红军帮助匈牙利苏维埃革命就起这种助手作用。红军或赤卫队小规模地进入芬兰和拉脱维亚援助真正的苏维埃革命，所起的也是这种作用，这两国的革命得到人民的支持，而遭到失败主要是因为外国的，首先是德国的军事干涉。在这些事例中，红军并没有输出革命。布尔什维克在对波兰的战争中走远了一步。尽管这样，列宁也没有成为完全靠征服输出革命的人。他看到波兰工人阶级可能起义，因而希望红军的挺进会起催化剂作用。但这跟援助一场实际的革命并不相同。无论列宁个人的信念和动机如何，波兰战争是布尔什维主义第一次靠征服输出革命的重大尝试。确实，政治局是在战争狂热中多次受挑衅、不了解自己决定的全部含义的情况下进行战争的。但这正是历史上发生重大的、命运攸关的转折的方式：那些开创重大转变的人往往意识不到他们所开创的究竟是什么。革命政党就是以这种方式开始抛弃神圣原则而改变了自己的性质。如果红军占领了华沙，就会进而担当社会剧变的主要执行人，可以说，变成波兰工人阶级的取代者。不要忘记，托洛茨基在年轻时写的文章中指责过列宁的“取代主义”，即指责列宁倾向于把党看做是工人阶级的临时代理人。①这确实是在国际舞台上策划取代主义的一个突出例子，所不同的只是，充当外国无产阶级代理人的是军队而不是党。
① 参见本书第三章。
更加令人惊异的是，列宁在长达20年的时间内始终热情地把尊重各国权利，尤其是把波兰的充分自决权几乎像教义一样灌输给他的学生及追随他的人。他跟在这一点上不那么教条的同志和朋友分了手。他写过大量文章，用深刻的论据反对罗莎·卢森堡、拉狄克和捷尔任斯基这些波兰人的观点，这些人都是国际主义者，在波兰仍然被分割的时候仍拒绝提倡波兰民族国家的概念。看来，列宁这时要抹煞自己的努力成果和宽恕侵害民族独立的行为，只不过是以革命的名义罢了。
列宁越来越认识到这不符合他的角色。他承认了自己的错误。①他大声疾呼反对用刺刀输出革命。他跟托洛茨基携手合作，奋力争取和平。在他身上，伟大革命家战胜了革命冒险家。
① 克拉拉·蔡特金：《回忆列宁》第19一21页。
然而，“错误”并非偶然发生，也不是微不足道的，错误的根源就在于布尔什维克害怕在世界上孤立；党的所有领袖同样都对此感到害怕，但这对他们行动的影响各有不同。向华沙进军是孤注一掷，试图打破孤立；虽然失败了，但对党的观点却有深刻影响靠征服进行革命的思想已注入布尔什维克的头脑，继续发酵，溃烂化脓。某些布尔什维克根据经验进行反思，自然得出结论说，可悲的不是靠武力输出革命这一尝试本身，而只是尝试的失败；只要红军占领华沙，不管波兰工人愿意与否，都可以在那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认为只有那种符合人民意愿和希望的革命才是基础牢固的革命，这是小资产阶级的成见；主要问题是，下次再进行这类冒险时要有更精良的武装，要作更充分的准备。①
① 党史学家H．波波夫写道：“托洛茨基反对向华沙挺进，并不是出于他认为我们的武力不够……而是出于社会民主党的成见，认为从外部把革命输入到一个国家是错误的。托洛茨基出于同样的理由反对红军援助1921年2月格鲁吉亚的起义，中央委员会在1920年7月的波兰问题和1921年2月的……格鲁吉亚问题上两次都断然拒绝托洛茨基的反布尔什维克的考茨基主义的理由。”（《苏共党史纲要》第2卷第101页。）
我们将在下一章论述助长这种思想倾向的布尔什维克的国内经验，在这里只要谈一谈那些赞成恢复对波兰作战的政治局成员的态度中表现出来的倾向就够了。在当时，老布尔什维克只能私下试探性地提出这上述看法；他们不能用更正式的方式阐述它们或把它们提高到原则上来。正是这些看法的性质使他们不宜于公开陈述，因为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是不容公然蔑视的。这一传统在所有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头脑中都根深蒂固，约束着他们自己的思想活动，防止他们追求以新的思想方法得出他们的结论。甚至在30年后，斯大林也决不承认他赞成过靠征服进行革命，尽管他已经大规模地实施了！
然而这一有争议的概念不久就找到了一个代言人。波兰战争后不久，图哈切夫斯基作为靠征服进行革命的拥护者站了出来。他没有忘却维斯图拉的失败，这是他一帆风顺、直线上升的军旅生涯中唯一的挫折——然而又是那么重大的挫折。他到1918年才接受布尔什维主义，那时他是一个青年军官，而此时他才26岁，是红军最杰出、最著名的将军。毫无疑问，他忠于苏维埃，但他只是革命战士而不是革命家。他不受党的传统束缚；他是从拿破仑身上而不是从马克思身上汲取鼓舞他的力量的。他不明白为什么布尔什维克要继续口头咒诅用刺刀输出革命。他在军事科学院用文章和演讲阐述他的观点时争辩说，红军“从外部”把革命施加给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是可能的，也是合理的。稍后，他甚至提出成立国际红军总参谋部，以便指导所有国家的革命军事活动。他头脑冲动，见解独特，而且敢做敢为，甚至公开攻击党的戒律。但他以如此极端的形式提出他的理由，所以得不到很多人的支持。内战中的其他领袖倾向于接受他那已适当冲淡了的论点。①无论如何，图哈切夫斯基的观点与他们坚持的红军应采取明确的进攻性军事学说有着逻辑联系。②
① M．图哈切夫斯基：《阶级战争》，特别是他的论文《从外部输入革命》第50一60页。②参见本书第十三章后面的《托洛茨基军事思想评论》。
托洛茨基与这种新的情绪作斗争。他在谈到波兰战争的后果时提出警告，反对用武力输出革命。这种警告像一条红线般地贯穿在他这一时期的文章和演说中。①他对靠征服进行革命的合理反对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是他渴望西方工人阶级革命以及他们有能力进行革命这种几乎不合理的信念的对应面。他毫不动摇地确信欧洲、美洲无产阶级由于自身处境的驱使而将追随布尔什维主义，因此他坚信，任何代替他们革命或用刺刀试探和促使他们革命的企图都是绝对有害的。他看到世界孕育着社会主义，相信怀孕期不会太长，但他担心揠苗助长会导致流产。他坚持认为，俄国革命同其他国家工人阶级的团结应主要表现在帮助他们了解并解释他们的社会和政治经验、他们的任务，而不是试图代替他们去解决那些任务。在一次辩论中他愤怒地指出，有谁想靠红军作战取代国外的革命，那么就让这个人给自己在脖子挂上磨盘投身到海里去更好。②
① 《革命是怎样被武装起来的》第3卷第2册第114、124、142一143、206、225一277页及以后各页。
② 《革命是怎样被武装起来的》第3卷第2册第225页。
然而，布尔什维克的新癖好如此强烈，不可能被彻底地压制下去，它不久又在红军入侵格鲁吉亚中表现出来。
格鲁吉亚在1921年2月前一直受孟什维克政府统治。在波兰战争期间，苏维埃跟孟什维克政府签订过一项条约。高加索几乎全部在苏维埃的控制下，孟什维克统治下的格鲁吉亚就成了眼中钉。格鲁吉亚的孟什维克对让格鲁吉亚成为独立国家这一要求是前后矛盾的、带欺骗性的；因为在十月革命之前，他们自己热烈提倡格鲁吉亚与俄国统一，只要求有一定程度的地方自治。他们现在提出分离主义，只是一个方便的藉口。只要有孟什维克统治的格鲁吉亚存在，布尔什维克就更难在高加索的其余地方巩固政权；布尔什维克没有忘记，格鲁吉亚的孟什维克俯首贴耳地甘愿让德英两国相继占领他们的国家，而且还严厉镇压格鲁吉亚的布尔什维克。然而苏维埃政府还是庄严地承诺尊重格鲁吉亚的独立，并承认孟什维克政府。政治局希望格鲁吉亚最终会发现苏维埃高加索的吸引力是不可抗拒的，格鲁吉亚的孟什维克总不能在与所有邻居对立的情况下统治他们的国家；当地革命力量推翻他们的一幕即将出现。因而政治局想耐心等待这一试验自然发展下去。
所以，在1921年2月中旬当托洛茨基在乌拉尔视察期间得知红军进军格鲁吉亚时，他大感意外。当时，他正要动身去莫斯科参加中央委员会会议；在动身前他和斯克良斯基联系，问是谁发的和为什么要发进军令。原来，这次入侵对总司令也是晴天霹雳。托洛茨基猜疑这一冒险行动是背着总参谋部和政治局不负责任地发动的；他要把“这件事提到中央全会上去”，并要法办那个擅自冒险的人。①但是进军令是由高加索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出并经政治局批准的。奥尔忠尼启则（Орджоникидэе）是该委员会的总政委，此人是斯大林的朋友，也是格鲁吉亚人。政治局是在托洛茨基不在时考虑这个问题的。斯大林和奥尔忠尼启则报告说，格鲁吉亚爆发布尔什维克起义得到了人民的大力支持，起义的后果是毫无疑义的；红军只会缩短斗争。政治局把斯大林和奥尔忠尼启则看做是格鲁吉亚事务的专家，接受了他们的意见。
① 托洛茨基档案。
然而格鲁吉亚起义并没有得到所谓人民的支持；红军苦战了两个星期才进入格鲁吉亚首府梯弗里斯。格鲁吉亚人也像其他边境小国一样，始终没有忘记沙皇的压迫；此时再次用暴力兼并激起了他们强烈的不满。不满和怨恨久久难平，它间接地反映在格鲁吉亚的布尔什维克反对莫斯科集中制的政策上。这一事件在列宁领导的最后一年中成为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争论的主要问题。不过在当时托洛茨基接受了既成事实，他认为，入侵行为不能下令取消，现在唯一可能的是努力缓和入侵引起的震动。列宁亲自处理这一工作。他告诫奥尔忠尼启则和高加索的其他政委“对待格鲁吉亚人民要特别注意和谨慎”，请他们“向格鲁吉亚革命委员会转达我的热烈敬意”。他要求把凡是违反他的这一指示的事例以及和格鲁吉亚人发生的最细微的磨擦都告诉他。他进一步力促奥尔忠尼启则努力同孟什维克，甚至同孟什维政府的首脑饶尔丹尼亚（Жордания）和解，因为后者并不完全敌视苏维埃政权。①在这件事上，托洛茨基本人当时已没有什么回旋的余地了。然而，列宁的指令几乎没有产生效果。因为入侵者既已侵犯了格鲁吉亚的主权，就无意再在细节上去尊重它了。但这一情况过一段时间后才会清楚。
① 参见《列宁全集》第40卷第378一379页。
托洛茨基继续全面否定并斥责靠征服进行革命的思想。但他并不认为有理由在格鲁吉亚问题上公开地讨论那些具体的分歧，并且感到他没有道理再一次轻视政治局的集体负责制。因此当西方社会民主党领袖考茨基、麦克唐纳、亨德森及其他人叫嚣让红军退出格鲁吉亚时，他也照样加以驳斥：他写了一本小册子，其中只用一段简短的文字谈到入侵问题。他重申援助外国已完全成熟的革命是红军的权利，但回避了这个问题：在格鲁吉亚发生的是否是这样的革命。他只集中全力尖锐地揭露社会民主党批评者们对俄国革命以及殖民地各民族的命运等问题的态度前后矛盾。①不管怎样，他义愤填膺地捍卫的是苏维埃，反对他们的敌人和半心半意的朋友。因此在世人看来，他也要为入侵格鲁吉亚承担主要责任。
① 托洛茨基：《红白之间》。
托洛茨基认为政治局在波兰和格鲁吉亚问题上所表现的错误仿佛是党在无意中犯下的大错误。他抵制过这两次错误，但他没有看到两者之间的内部的联系，看不到其中更深刻的意义。就某一点来说他是正确的，因为整个党走上革命征服的路既不自觉，也非故意。入侵格鲁吉亚是踏上这条路的唯一成功的一步，而且是情有可原的。格鲁吉亚毕竟一直是俄国的一部分；它不能在苏维埃高加索内作为一个小小的“资产阶级孤岛”而残存下去。然而在波兰的冒险与在格鲁吉亚的冒险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因为两者标志着布尔什维主义中的一种新倾向的开端。
第一次世界大战推动的革命周期将要结束。布尔什维主义在这一周期开始时登上真正革命的顶峰，到周期结束时则开始靠征服扩展革命。持续约1/4世纪的长期间隔把这一革命周期与由第二次世界大战推动的下一周期隔开。布尔什维主义在这一间隔期间没有扩展。当第二个革命周期开始时，它以第一个周期的终点为起点，即靠征服进行革命。一次战争的结束阶段和下次战争的开始阶段之间有连续性，这是军事史上司空见惯的事：在一次武装冲突结束时所发明的作战武器和所形成的作战思想支配着下一次冲突的最初阶段。在两个革命周期之间也可以看出有相似的连续性。在1945一1946年，甚至部分地在1939一1940年斯大林所开始干的事就是托洛茨基本人，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他和列宁共同在1920一1921年所留下的事。托洛茨基死得太早，没能目睹后来被载入现代史的斯大林的革命征服这重要的一章。他对这一倾向的早期征兆的反对并不坚决。他赞成革命，反对征服；但当革命导致征服或征服促进革命时，他就面临进退两难的困境了，从他的观点来看，这种困境不可能有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他并没有把他反对革命的征服推到公开决裂的程度。另一方面，他却留下那句有启发性的、半警告半咒诅的话：“谁要想靠刺刀输出革命，就让这个人给他自己在脖子挂上磨盘投身到海里去更好。”
托洛茨基军事思想评论
不了解托洛茨基的军事著作，就不能对他的军事活动做出扼要的结论。尽管他是红军的缔造者，红军的领袖，但仍然是一个文人，即使在硝烟弥漫中也极力要表现和反映他的经验和他的思想。他那数卷军事论文、演讲和军令都以反差强烈的特点而著称：浪漫的激情和实际的现实主义态度有时几乎像哲学一样深奥。
拉狄克说过，托洛茨基任军事人民委员时只读过几本军事著作：饶勒斯的《新军队》，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舒尔茨（Schulz）的巨著《战争史》以及弗兰茨·梅林论腓特烈大帝的著作。拉狄克无疑是为了更有力地强调托洛茨基的成就而贬低了托洛茨基在军事方面的理论素养。托洛茨基在巴尔干半岛战争期间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头几年早己研究了当时流行的军事文献。他当然像列宁那样熟知克劳塞维茨的著作，他常引用克劳塞维茨的著作并以克劳塞维茨的精神处理他自己的问题；但拉狄克认为托洛茨基受饶勒斯的《新军队》一书的影响更大。这一看法是正确的，《新军队》一书是一位伟大历史学家、社会党人的著作，而不是军事专家的著作。
饶勒斯试图把他自己政策的两个方面调和起来：一方面反对反动军官团的斗争，因为法国反动军官团对国内政策的影响已在德雷福斯事件中表现出来；另一方面是他的爱国主义的愿望，他要看到法兰西共和国武装起来，准备防御。他抱有改革军队的主张，设想配合政治和经济改革对军队进行的改革将把资产阶级的法国改造为“社会共和国”。他主张以民兵代替常备军，认为被限制在兵营的严格体制内受训练的常备军会人为地脱离平民社会甚至成为反对平民社会的潜在力量，因此，它始终是军官团政治力量的主要源泉。民兵组织建立在生产单位、工厂和乡村公社的基础上；民兵队员在当地接受军事训练并继续像普通市民一样生活和工作，只在业余时间里或间歇性地投入军事技术训练。这样，民兵将与平民社会有机地打成一片，因此有野心的将军或军人集团就不能利用民兵作为政治工具。①
① 与饶勒斯观点完全对立的观点是利用一支完全职业化的军队作为内战的决定武器，戴高乐将军在1939年前写的《论职业化军队》中阐述过一观点。
托洛茨基借用了饶勒斯的观点，但把它们运用于不同的场合。饶勒斯相信，即使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也有可能使军队民主化和改成民兵制。但在托洛茨基看来这是改良主义的幻想。按照托洛茨基的观点，常备军和平民社会在实质上或事实上的相互对立反映了军队最终保卫的有产阶级利益与工人阶级利益之间的利害冲突。托洛茨基认为，只有在工人阶级的利益成为最高利益以后，军队才会淹没在人民的汪洋大海中而跟人民一致。常备军的废除和国家将会逐渐消亡是一致的，因为据预料，无产阶级国家是要逐渐消亡的。
然而，托洛茨基建立的红军却是常备军。他论证说：民兵组织只有以高度工业化、组织化的文明社会为背景才能充分发挥作用。俄国的环境决定了红军的组织原则，这些原则跟沙皇军队的组织原则非常相似。这两支军队之间的不同在于它们的社会和政治观点，而不在于它们的严格的军事特征。
托洛茨基以暂时的必要来为此辩解，并坚持要求党和政府应把民兵制作为终极目标。他在向1919年3月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提出的“提纲”中为自己的意见作过辩解，而且索柯里尼柯夫在托洛茨基没有出席的这次大会上为此作过辩护。①他期待有朝一日人们将在近似工人、农民日常生活的条件下而不在军营中接受军事训练。在工业恢复之前不可能认真地开始这样的过渡；但托洛茨基坚持，即使在目前也必须使军营成为类似军校或普通学校，而不只是训练场所。虽然红军的指挥人员是任命的而不是选举的；但托洛茨基设想将来要恢复选举原则。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采纳了托洛茨基的“提纲”，第九次代表大会再次予以批准。
① 托洛茨基：《革命是怎样被武装起来的》第1卷第185一195页。
这一纲领在内战接近结束时招致了严厉的批评，当时托洛茨基正要初次尝试把实它付诸实施。使职业旧军官惊异的是：曾经严格使军队集中化并且根除游击作风的托洛茨基竟会提倡一种在他们心目中看起来好像是令人猜疑为老赤卫队那样的军事组织。他们不可能认真接受这种观点，即在兵营以外能够建立训练有素、军纪严明并能习惯于集体行动的军队。斯韦钦（Свечин）将军就是批评托洛茨基的人中的一个，他是军事科学院教授，权威的战略著作的作者。托洛茨基反对这位批评家，捍卫“幻想家饶勒斯”。他说：
如果斯韦钦教授以为共产党夺取政权只是为了用红旗兵营取代（沙皇的）的三色旗兵营，那他就大错特错了。……如果反对的理由认为民兵制下的指挥官不会享有固有的权威，那么这种反对给人们的印象就是政治上的盲目无知。难道红军现任领导的权威是在兵营里树立起来的吗？……红军现领导的权威并非由于兵营中有治疗作用的催眠术产生的，而是由于苏维埃政权和共产党的感染力而建立起来的。斯韦钦教授完全忽略了革命以及革命所引起的精神方面的巨变。……酗酒成性、梅毒流行、被天主教麻痹、在华伦施坦兵营服役的无知雇佣军和受新闻记者和律师领导攻破巴士底狱的巴黎手工学徒，1914一1918年萨克森工人和社会民主党党员以及在世界史上第一个夺取政权的俄国无产阶级——所有这些人在他眼中都是在兵营里可以精细加工出来的同样的炮灰。这岂不是对历史的嘲弄吗？
共产主义制度随着广大人民群众精神境界的提高而同步发展。凡是党迄今为止主要给予先进工人的东西，新社会一定会不断给予全体人民。……迄今为止，对党员来说，党在某种意义上一直是“取代”兵营的：党给了党员必需的党内团结，使党员能自我牺牲并能进行集体斗争。共产主义社会一定能以大得无法比拟的规模做到这一点。……最广义的合作精神就是集体主义精神。这种精神不但可在兵营里培养，而且可在安排完善的学校里，特别是教育和体力劳动相结合的学校里培养，可以协助对劳动原则的培养，还可用广泛有益的体育活动来培养。如果民兵以新社会的自然的生产职业组织，如农村公社、城市集体企业和产业社团为基拙……由学校、体育社团及劳动环境使之内心思想统一，那么，民兵在“集体”精神方面就会比兵营里培养的军团丰富得多，他们就会有更高尚得多的精神品质。①
① 托洛茨基：《革命是怎样被武装起来的》第2卷第1册第115一121页。
在党内，民兵这一概念也受到批评，而且要求修改党已通过的决议。1920年底，斯米尔加在全军政委大会上提出反对民兵制的令人信服的理由。他认为，根据民兵制，大多数团队差不多全由农民组成；而产业无产阶级部队就会为数很少，在红军其余部队中处于孤立。这样可能给无产阶级专政带来危险。把无产阶级成分分布在全军对布尔什维克至关重要；但这与民兵组织的地区性生产原则却不相容。斯米尔加认为，出于军事上的考虑，民兵制也是不适用的。俄国由于铁路少而又不完善，一旦战争爆发，无法及时动员民兵并把他们集结到战略要地去。在民兵制下，俄国不可能在入侵敌人到达伏尔加河流域之前进行战斗。民兵是防御性的。饶勒斯对民兵偏爱是因为他总是从防御战与进攻战的不现实的区别出发。民兵制要取胜，必需有非常高度的工业化和人数众多、技术先进而且受过相当教育的无产阶级和密集的交通网。因此，俄国不能没有常备军。①
① 斯米尔加：《当前红军建设的首要问题》第8一12页。
托洛茨基承认这种批评中有不少是正确的，但他还是继续指出民兵制是军事政策的终极目标。1921年，他在彼得格勒、莫斯科及乌拉尔建立了三个民兵师作为试验。但他本人也力主谨慎。那是在困难重重、群情不满的时期，他说：“如果乌拉尔的工人挨饿，这一试验就会失败。”人们不能抽象地说哪种体制比较好，不应企图像解答数学难题那样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按照当时普遍的环境把这个问题作为一个社会政治任务加以解决。①然而在后来几年中，约3/4的红军都改编成地区部队，只有1/4仍属常备军编制。这一试验走得太远，俄国已无力承受。30年代中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威胁下，红军全军作了大整顿，全部恢复为常备军。斯大林和图哈切夫斯基实行这一反改革的理由都是斯米尔加在1920年已经说过的话。反改革同当时普遍的独裁倾向也是相符合的。
① 托洛茨基：《革命是怎样被武装起来的》第3卷第1册第12页。
在托洛茨基的著作中军事思想问题占有重要位置。他自称在这一方面并无创见。但是他却给问题的讨论带来了广阔的历史视野和方法，而这样的视野和方法，如果说还不足以构成新的军事哲学的话，也有力地防止了红军落入片面学说的圈套。他一方面不得不跟旧将军们作斗争，而另一方面还必须同年轻的革命军官作斗争。他对前者是作为革新家说话，攻击他们的保守的思想习惯；而在后者看来，他几乎是一个拥护正统军事观念的人。
他是主管莫斯科军事科学院的灵魂，该院的教授和讲师都是旧将军。他力求科学院的课程现代化、摆脱学究气，使之密切联系战争的新经验。例如，他曾规劝军事科学院的那些军事作家抛弃毫无生气的伪历史风格，敦促他们努力赶超法国的同行。他说，法国的军事作家懂得如何把历史研究同对当代战争的兴趣及其社会问题的背景结合起来。院士们相当轻视内战，认为它不符合大规模战争的兵法。托洛茨基激动地反驳说：
据说在你们中间有人认为军事科学对目前的内战或小规模战争……无论如何不起作用。我现在奉告各位军事专家先生们，这完全是一种无知的说法。……具有高度机动性和灵活性战线的内战为真正的创造精神和军事艺术提供了无数的机会。这里的任务同其他任何战争的任务完全一样：用最少的兵力消耗取得最大的战果。……正是上次（世界）大战……几乎没有给战略艺术留有余地。从比利时海岸到瑞士的宏大战线确定以后，战争就变成机械的了。战略艺术降到最低程度，一切都取决于互相消耗的结果。相反，我们的战争充满着可让最伟大的天才大显身手的灵活性和机动性……。①
① 托洛茨基：《革命是怎样被武装起来的》第3卷第1册第156页。
当旧将军们拒绝研究内战的教训时，年轻的将军们则往往什么也不愿学。他们的雄心是要建立一种崭新的“无产阶级军事学说”。他们认为，这种新学说能满足革命阶级的需要并适合革命阶级的心理，它必然不屑于防御和阵地战而赞成机动性和进攻，只有在所有战场上退却的腐朽阶级才赞成防守。“无产阶级的战争风格”对行伍出身的指挥官有感染力。阐明这一学说的最天才的指挥员就是图哈切夫斯基和伏龙芝，而伏罗希洛夫和布琼尼也可算在拥护者之列。在图哈切夫斯基看来，进攻论符合逻辑地补充了“从外部输入革命”；他支持的这两种主张仍还停留在拿破仑的传统范围之内。不过，他的观点比他的同僚们更现代化些，他认为未来的攻势战争将由在空军配合下的坦克、装甲车集团军进行（他还是伞兵部队的创始人，他要把空降部队投到被卷入内战中那些远离前线的地区）。
托洛茨基对这派军事思想的驳斥可能是他的军事著作中最有启发性的部分。他对“无产阶级战略”不予考虑，正如在其他方面否认“无产阶级文化”和“无产阶级文学”一样。他写道：“战争以多门科学为根据。但战争本身不是科学而是实用艺术，是技巧……是残酷流血的艺术。……试图借助马克思主义创立新的军事学说如同试图借助马克思主义创立新的建筑理论或新的兽医教科书一样。”①他常用辛辣的讽刺反对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当成点金术，要求尊重经验和文化传统的一定连续性。他看出“无产阶级”革新掩盖着头脑浅薄和妄自尊大。他不断引导他的军事理论的读者注意到红军的野蛮、贫乏、粗野和不文明，只是由于苦干和服从命令听指挥，上述弱点才得到缓和，而俄国人终于落入抽象理论的王国也正是由于太想摆脱贫乏、粗野和不文明。
① 引自在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对军事代表的演说，载《革命是怎样被武装起来的》第3卷第2册第244页。
拥护“无产阶级进攻论”的人是根据他们自己在以迅速机动为主的内战经验而建立理论的。托洛茨基答复说：红军向白卫军学会了据说是叛乱阶级独有的优点——机动性，正如白卫军向红军借用宣传方法一样。在军事问题方面，红军和白军一直在彼此同化：“在彼此长期交战中，敌对双方相互学习。”①托洛茨基亲自发出著名的命令：“无产阶级，上马！”这是成立布琼尼骑兵部队的信号，是在邓尼金的攻势达到高潮、马蒙托夫率领的白卫军骑兵纵深而迅速地袭击布尔什维克战线后方而构成有瓦解布尔什维克腹地的危险时才发出的。②
① 同上，第61一62页。
② 托洛茨基开始时反对布琼尼的骑兵部队计划，部分是因为典型的骑兵都是反动的哥萨克，部分是因为托洛茨基从西方的技术角度思考问题的特点，他认为骑兵的时代已经过去。1919年9月，当他最终改变想法时写道：“这支最保守的、生气基本消失的部队仿佛又突然恢复了生机，成了最保守、最腐朽阶级手中的最重要的攻防手段，我们必须从他们手中把这一武器夺过来，使之成为我们自己的武器。”《革命是怎样被武装起来的》第2卷第1册第287一288页。布琼尼对托洛茨基最初轻视地不考虑建立骑兵部队的主张表示不满是有理由的。
但内战特有的高度机动性却反映出（按照托洛茨基的说法）在人口稀少的广大地区作战的原始条件。他指出美国内战和俄国内战的相似处。在这两场内战中，敌对双方都是在人口稀少的大陆作战，交通线和运输工具都极端匮乏；骑兵的活动范围都特别大。这两场内战中，美国南方军队和俄国白军都是传统的骑兵；而美国北方各州和苏维埃军队都不得不夺取主动权和建立自己的骑兵部队。但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高度的机动性就是所有内战的普遍“方式”，在斯凯尔特河、塞纳河或泰晤士河流域地区进行的内战总比在大平原或大草原上固定得多。①
① 为了以实例解释他的理由，托洛茨基曾探讨过假设的“无产阶级的英国”在遇到侵犯的危险时不得不解决的防御问题。他对这一防御图景作过富有想象力的概括描写：设防的海岸、滩头防御、战壕、地堡、铁丝网及在通往海岛腹地道路上的道路封锁及其他等等，这幅图景与1940一1941年间的英国惊人地相似。《革命是怎样被武装起来的》第3卷第2册第268页。
俄国的内战是以准拿破仑的作战方式进行的，因为这个国家的文明水平低。但托洛茨基论证说，像图哈切夫斯基企图的那样要红军采用拿破仑式的进攻论，却是愚蠢的、反历史的。托洛茨基把革命的法国在欧洲的地位和革命的俄国的地位作了鲜明的对比。法国在19世纪初是欧洲大陆上最文明、技术最先进的国家——这使拿破仑能实施进攻战略。俄国在欧洲是技术上最落后的国家之一；拿破仑的战略与俄国社会和军事的潜力无论怎样说都很不相称。他指出：法国总参谋部，特别是福煦曾想发展拿破仑的战略，却总是枉费心机——法国在1914一1918年间在欧洲的地位使它不可能而且也绝不容许它运用这一战略。托洛茨基还取笑说，更仔细地考察这一崭新的“无产阶级学说”，它不过是对1914年以前法国教科书的抄袭。
试图给一般战争的本质，特别是无产阶级战争的“本质”下定义，按照托洛茨基的话说都是贩卖形而上学的教条。①他本人的见解是，在军事理论方面需要某种折衷主义。他赞许地引用克劳塞维茨的话：“人们在实用艺术方面不应把理论的鲜花和绿叶抬得太高——宁可使之接近经验的土壤”，在讲到英帝国主义者的经验主义方法时，他怀着有保留的重视，认为“他们思考的是几个世纪和几个大陆”的经验，而他对克劳塞维茨的德国追随者则毫无敬意。任何一个国家的军事理论没有而且也不能给战争提供“终极真理”。各种思想流派只不过反映民族国家存在的当时条件。英国的均势说、海军霸权论和俾斯麦德国的审慎军事思想都是与侵略性外交携手并行的，加上已被自己的冲力冲昏头脑而把审慎抛到九霄云外的德国近代帝国主义的绝对进攻论和1914年前法国波拿巴主义者的进攻论（人们还可能要加上1940年前以马奇诺基调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对这一进攻论的反动），所有这些思想流派都只是把某时期和某方面的军事经验孤立起来并加以夸大。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与任何军事教条主义都截然相反。“只有叛徒才拒绝任何进攻，只有蠢才会把所有的战略都归结为进攻。”②
① “如果我们核查一下军事科学‘永恒真理’的清单，我们所得到的只不过几条逻辑法则和欧几里德假设：侧冀防守、确保交通线和退路的安全、对敌方最薄弱的防御点进攻，如此等等。这样的原则就连对那些远离战争艺术的问题也完全适用。从袋子的破洞口偷食燕麦（即“敌方”最薄弱的防御点）的驴子警惕地把屁股对着危险来源的方向，它肯定也是依照军事科学的永恒原则行动的。”《革命是怎样被武装起来的》第3卷第2册中的论文《军事学说及伪军事理论》。
② 同上，第222页。
散见于这些文章和演讲中的都是在争论过程中提出的值得注意的意见和预见，这里引证的只能是其中的少数几点。这样，几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20年，托洛茨基在论述它的战略时就已说过，无论在西欧还是在俄国都会与第一次大战中的战略大不相同。在西欧，壕堑战会变得不大重要或会彻底消失；而在俄国则相反，会比内战中有更多的阵地战。①他在与伏龙芝和伏罗希洛夫争论时论证说，如果一个在技术上更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从西面进攻俄国，红军作战第一阶段的任务不应是进攻而应是防御，因为俄国在动员方面会比较缓慢，而防御战会使她有完成动员的时间。因此，在军中一再灌输那种认为进攻军队的士气永远占优势的想法是绝对错误的。“我方既有空间又有数量，可以镇定而有信心地标定界线，在界线的这一边，由于我们的顽强防守而得到保证的总动员使我们能集结足够的进攻部队转入反攻。”②红军也许不得不后撤，但后撤到什么程度只应取决于动员的需要。
（然而）如果我军首先进攻，而进攻又得不到动员的充分支持而被迫后撤，我军就失去进展速度，而且会无可挽回地输掉战争。反之，如果我军的计划已预想到准备撤退，如果高级指挥人员都清楚这个计划，如果他们对不久的将来都抱有信心并把这种信心传达下去，如果这种信心并没有因有人认定应始终不变的是首先进攻这样的偏见而丧失掉——那么，我军就有一切机会重新取得速度，赢得战争。③
① 《革命是怎样被武装起来的》第3卷第2册第268页。
② 同上，第256页。
③ 同上，第256页。
托洛茨基当然不欣赏图哈切夫斯基的国际总参谋部。他坚持认为，只有在国外发生真正的革命和出现新的红军时，建立这样的参谋部的时机才会到来。但他自己仍然坚持必须有内战法规，认为在内战方面各国革命和起义的经验总是可以利用和加以评价的；他草拟了这类法规的纲要。
由于内战带来的后果，托洛茨基更加关注军队教育问题、战争技术的复杂情况及其与政治的更密切的联系。他写道：“要教育我们的红军指挥员，他们对各种现代武器配合作战以及相互作用的综合评估能力的提高应和取得正确的社会一政治方向相结合……。”①他在军事科学院里力主指挥员学习外语，使他们借以从民族国家的小天地里摆脱出来、扩大视野和“分享世界性的人类经验”。
① 《革命是怎样被武装起来的》第l卷第xi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