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伊萨克·多伊彻 -> 《未结束的革命，俄国，1917—1967》（1967）
Ⅰ．历史远景
对于我们这代人和我们的时代来说，俄国革命的意义是什么？这场革命是否满足了它所激起的希望？自从沙皇国垮台和首届苏维埃政府成立以来，已经过了半个世纪，如今自然应当重新提出这些问题。我们与这些事件之间的距离似乎遥远到足以产生一种历史远景。即便如此，这种距离很可能还是太短了。这是现代史上最为丰富、最为动荡的纪元。俄国革命把问题变得更为深入，把冲突搅得更为激烈，释放出了比过去最伟大的社会变动所涉及的力量都巨大得多的力量。并且这场革命决没有终结。它还在进行着。它或许仍然会用剧烈而突然的转向令我们震惊。它仍然能够重新绘制自己的远景。我们正在进入史学家们要么害怕涉足要么害怕地涉足的领域。
首先，我们都承认这一事实：如今的苏联统治者把自己描述成1917年布尔什维克党的合法后裔。然而这种情况很难为人接受。在现代革命当中，没有任何先例可与俄国的变动相提并论。它们都没有持续半个世纪。它们都没有在政治机构、经济政策、立法行为和意识形态传统上保持类似的相对持续性。只用想想查理一世被处决五十余年后英国的面貌。到那时已历经共和国、护国制和复辟，并将光荣革命抛诸身后的英国人民，在威廉和玛丽[1]统治时期，竭力排斥甚至忘却所有这些丰富而激烈的经验。而在捣毁巴士底狱后的五十年里，推翻了旧君主制的法国人经历了雅各宾共和国、热月、执政府和帝国；目睹了波旁家族的回归，并再次将他们推翻，以便加冕路易·菲利普，后者的资产阶级王国到1830年代末就耗尽了半数阳寿——1848年革命已隐然在前。
由于持续已久，俄国革命似乎不可能重复这种经典的历史循环。俄国召回罗曼诺夫家族，即便只是为了再次推翻他们，也是不可想象的。我们也无法想象，俄国土地贵族像复辟时期的法国人那样，回来索要庄园或者对剥夺庄园的补偿。法国大地主仅仅流亡了二十余年；可等他们归来时，国家已经发生了如此剧烈的变化，以至自己成了陌生人，无法重拾旧日的荣光。1917年后流亡的俄国地主和资本家已经绝迹了；如今他们的子子孙孙肯定即便在梦中也必须放弃自己的祖产。在后来以公有制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苏维埃工业中，他们父辈或祖父辈曾拥有的工厂和矿场只占一小部分。革命似乎比一切可能的复辟动因都存在得更为长久。不仅旧制度[2]的各党，而且曾在1917年二月和十月之间主导政治舞台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甚至在流亡者中间，甚至连自己的影子都消失已久了。只有那个在十月起义中获胜的党，经受住了所有的权力变换，统治着这个国家，炫耀着1917年的旗帜和符号。
可它还是同一个党吗？我们真的能够谈论这场革命的持续性吗？苏维埃官方意识形态家们宣称，持续性从来没有被打断。其他人则说，它仅仅作为一种外在的形式，一种掩盖现实的、完全不同于1917年雄心壮志的意识形态外壳而被保留下来。在我看来，真相似乎比这些相互冲突的说法更为复杂难明。不过让我们姑且假定持续性仅是一种表象。我们仍然需要问一问，苏联为什么要如此顽固地附着于它？一种没有任何相应内容的空洞形式，怎么能够持续如此之久？当后继的苏联领导人和统治者一再声称追随革命的初衷时，我们不能按字面意思来理解他们的声明；但也不能把它们当成毫不相干的东西而不屑一顾。
在这里，历史先例又是富有教益的。在法国，在与1789年的类似间距中，执政者并没有把自己表现为马拉和罗伯斯庇尔的后裔。法国几乎忘掉了雅各宾主义在她的际遇中曾起过的、巨大的创造性作用——她只记得，雅各宾主义是大恐怖时期站在断头台背后的魔鬼。只有一些像邦纳罗蒂[3]（他自己就是大恐怖的受害者）这样的社会主义空想家，才努力给雅各宾传统平反。英国曾经长久地憎恨一切克伦威尔和圣徒们[4]主张过的东西。乔·麦·特里维廉[5]（我在此对他卓越的史学工作表示敬意）描述了这种“否定的热忱”如何甚至在安妮女王[6]统治时期影响英国人的头脑。他说，自复辟末期以来，重又兴起了对罗马的恐惧[7]；而“五十年前的事件造成了一种对清教主义的报复性恐惧。推翻教会和贵族制、斩首国王以及圣徒们的严峻统治所留下的消极印象，如同对‘血腥玛丽’[8]和詹姆斯二世[9]的记忆那样可怕而永恒”。特里维廉认为，这一事实表现了反清教反动的力量：安妮女王统治时期，“保王党和圣公会的内战观占据主导地位；辉格党人私下里嘲笑它，但在公共场合只敢偶尔反驳它”[10]。确实，托利党和辉格党继续争论着“革命”；不过他们所争论的是1688-1689年而非1640年代的事件。英国人开始改变他们对于大叛乱的看法，并且更为尊重地将其视为一场革命，还要等到两个世纪之后；并且甚至要过更长时间，克伦威尔的雕像才能被树立在下议院前面。
俄国人仍然带着半宗教式的崇敬，日复一日地涌入红场的列宁墓。在他们拒绝承认斯大林并将他从陵墓中移出时，他们并没有像英国人将克伦威尔分尸和法国人对待马拉那样，粉碎他的遗骸；他们默默地将他重新埋葬于克里姆林宫的英雄墙[11]下。当他的后继者决定放弃他的部分遗产时，他们声称要回归革命的精神泉源、回归列宁的原则和理念。毫无疑问，所有这些都属于一种古怪的、对仪式的东方式执着，但其下却奔涌着持续性的劲流。革命的遗产在社会结构和国民思想中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存留下来。
当然，即便在历史中，时间也是相对的；半个世纪或许意义重大或许不值一提。持续性也是相对的。它或许是——它确实是——半真半幻的。它的基础是牢固的，但它自身却是脆弱的。它得到了伟大的祝福，但也遭受了诅咒。无论如何，在革命持续性的框架中，发生了严重的断裂，这一点我想晚些时候再考察。不过框架是足够宏大的；并且没有哪位严肃的史学家在对待这场革命时，能够掩盖它或者对之无动于衷。他不能将这半个世纪里的事件看做一种历史差错，或者一些坏人恶毒设计的结果。我们所面对的是一部分巨大而动荡的客观历史现实、一种人的社会经验的有机发展、我们时代视野的大幅扩展。当然，我主要是指十月革命的创造性工作，并对此无愧于心。1917年二月革命在历史中的地位仅在于十月的序幕。我这一代人已经目睹过许多场这样的“二月革命”；我们在1918年，在俄国之外的国家里——在德国、奥地利和波兰见识过它们，那时霍亨索伦家族和哈布斯堡家族失去了自己的王冠。可如今谁会把1918年德国革命说成是本世纪影响深远的重大事件？它并未触动旧社会秩序，并且只是纳粹主义当道的序幕。如果俄国也停留于二月革命，并在1917或1918年创造出俄国版的魏玛共和国——那么又有什么理由设想我们今天会记得十月革命？
然而不少理论家和史学家仍将十月革命视为一次近乎偶然的事件。一些人争辩道，只要沙皇不那么顽固地坚持自己的绝对专权，并且如果他向忠诚的自由主义反对派做出让步，那么俄国很可能免于发生革命。另一些人则说，如果俄国没有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或者在因战败而陷入混乱和毁灭之前及时退出一战，那么布尔什维克绝不会得到他们的机会。由此可见，布尔什维克的胜利缘于沙皇和他的顾问们、或者沙皇倒台后紧接着的掌权者的错误和失算；而我们被要求去相信，这些错误和失算是偶然发生的事情，是个人判断或决策的事故。当然，沙皇和他的顾问们确实犯过许多愚蠢的错误。但他们是在沙俄官僚集团以及投资君主制的有产阶级分子的压力下，犯下这些错误的。二月政权的历届政府，李沃夫亲王政府[12]和克伦茨基政府，也不是独立自主的。它们让俄国继续参战，因为它们像沙皇政府那样，依赖于国内外大金融资本中心，而后者坚持俄国应当作为协约国一员参战到底。“错误和失算”有其社会条件。战争也确实严重地暴露和加剧了旧制度的致命弱点。但它并非造成这种弱点的决定性因素。俄国在战前刚被革命的颤动所摇撼；1914年夏，圣彼得堡街头布满街垒。战争的爆发和军事动员确实吞没了刚刚萌发的革命，把它延后了两年半，可最后反倒使它充满了更为巨大的爆炸力。即便李沃夫亲王政府或克伦茨基政府退出战争，那也是在这种条件下做到的：社会危机如此深刻、如此严重，以至布尔什维克党仍然可能取胜，即便不在1917年也在晚些时候。当然，这只是一种假设；不过它如今得到了进一步的确证——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四年后的1949年，毛泽东的党在中国夺取了政权。这似乎反过来揭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俄国革命的关系——它表明，这种关系或许不像当年所表现得那样明确。
我们不必设想，俄国革命进程的一切特点或一切主要阶段和事件的顺序都是预先被决定好了的。但它的总方向并不由数年或数月间的事件所确定，而是经数十年的、真真切切数个时代的发展酝酿而成。那些企图将俄国革命之峰贬低为一些偶然事件的史学家们在面对它的时候，如同此前试图阻止它兴起的政治领袖们那样无能为力。
每一场革命之后，它的敌人都会质疑它的历史合法性——有时甚至是在两三个世纪之后。请允许我来回忆一下，对于那些仍然怀疑大叛乱之必要性的史学家，特里维廉是如何回应的：“比起这种全国分裂和诉诸武力，当时是否可能以更小的代价来使议会权力在英国扎根……？这不是研究或思辨的深度所能解决的问题。人们是其当时所是的样子，不受到后人迟来的智慧的影响，并因此而行动。无论是否有更好的途径达到同样的结果，议会都确实是通过剑来赢得作为英国宪制的支配性力量而生存的权利的。”[13]特里维廉在这里追随麦考莱[14]的脚步，赋予大叛乱以明确的正义，尽管同时他强调，它使英国在一段时间内变得“更贫穷，更不高贵”[15]，而不幸的是，这一点或多或少都适用于包括俄国革命在内的其他革命。在强调英国的议会宪制首先归功于大叛乱的同时，特里维廉考察了清教徒的长时段作用。正是克伦威尔和圣徒们，他说道，确立了议会至上的原则；并且即便他们自己与这条原则发生了冲突、显得要抹去它时，原则仍然幸存下来并获得了胜利。清教徒革命的“善举”比它的蠢行更为持久。
加以必要修改[16]，同样的说法或许也适用于十月革命。“人们按其当时所做的那样行动，因为他们不能按其他方式行动。”他们不能从议会民主制的西欧模式那里照搬自己的理想。他们是用剑为工农代表会议[17]——并为社会主义——赢得“作为”苏维埃宪制的“支配性力量而生存的权利的”。尽管他们后来把工人代表会议降格为影子般的存在，但那些代表会议、苏维埃以及它们的社会主义雄心仍然是俄国革命最有意义的讯息。
至于法国大革命，从害怕雅各宾瘟疫的伯克，到不相信任何现代民主制的托克维尔，以及被巴黎公社吓坏了的泰纳[18]，再到马德兰[19]、班维尔[20]及其门徒（1940年后，其中一些人还在贝当元帅[21]鼓励的目光下干着活计），一长串思想家和史学家曾质疑或否定它的必然性，以便平定革命的幽灵。奇怪的是，所有这些作家当中，近期在英语国家风头最健的是托克维尔。很多有学养的人试图用他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来指导自己对于当代俄国的思考。他们被他这样的说法所吸引：大革命并没有严重背离法国的政治传统，它仅仅顺应了旧制度下已经存在的基本趋势，尤其是国家的中央集权化和国民生活的统一。与此类似，出现了这样的看法：苏联，就其取得了任何进步性成就而言，仅仅在于继续了已经为旧制度所承担的工业化和改革工作。如果沙皇国幸存下来，或者被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所替代，那么这项工作仍然会继续下去；进步会更加有序合理。俄国或许不必付出布尔什维克强索的可怕代价，不必忍受没收、恐怖、低生活水平以及斯大林主义的道德堕落，就能够变成世界第二大工业强权。
在我看来，托克维尔的门徒们对自己的师傅颇不公平。他尽管轻视革命的创造性和原创性工作，但却没有否认它的必然性或合法性。恰恰相反，通过将之置于法国传统之中，他试图按自己的保守条件“接纳”它，并把它“纳入”民族遗产之中。他的模仿者们对于贬低俄国革命的原创性和创造性工作所表现出的热忱，无论在何种条件下都甚于“接纳”它。不过让我们更切近地考察一下托克维尔式的论点。当然，没有哪场革命是凭空[22]产生的。一切革命都是在产生了它的社会环境之中并利用它在那种环境里找到的材料来运作的。“我们正在用旧秩序留给我们的砖块，”列宁喜欢说，“建设一种新秩序。”[23]传统的治理方法、紧要的国民热望、生活方式、思维习惯以及各种累积起来的优缺点——这些正是“砖块”。革命的创新工作（无论它多么大胆）折射着过去。雅各宾派和拿破仑确实继续建设旧制度已经进行到一定程度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没有人比马克思在托克维尔《旧制度》一书数年前出版的《雾月十八日》当中更为强调这一点了。而同样确实的是，在最后两任沙皇统治期间，俄国真正开始了工业化，否则她的产业工人阶级不可能迅速登上政治舞台。因此在旧制度之下，这两个国家都在不同方面取得了一些进步。这并不意味着，这种进步能够不受革命的严重“干扰”而“有序”进行。恰恰相反，摧毁着旧制度的正是在它之下所取得的进步。它远没有使革命变得多余，反而使之更为必要。进步的力量在旧秩序中受到了如此这般的限制，以至要冲破它。法国争取统一国家的努力已经与封建出身的特殊主义所设置的障碍进行了长期的斗争。法国日益成长的资产阶级经济需要单一的全国市场、自由的农民、人和商品的自由流通；而旧制度只能在最狭隘的限度内满足这些要求。正如马克思主义者会说的那样：法国的生产力已经超越了她的封建财产关系，再也不能被限制于保存并维护着这些关系的波旁君主制的外壳中了。
在俄国，问题类似但更为复杂。沙皇时代将国民生活的结构予以现代化的努力受制于严重的封建主义残余、资产阶级的不发达和软弱、专制统治的死板僵硬、过时的政府体制，以及（最后但不是最无关紧要的）俄国经济对外国资本的依附。罗曼诺夫家族统治末期的大帝国是半帝国半殖民地。西方股东拥有俄国90%的矿场、50%的化学工业、超过40%的工程设备，以及42%的银行股份。国内资本是稀少的。国民收入远不能满足现代需求，且过半来自极为落后、对资本积累贡献微小的农业。国家在有限的范围内，利用税收来为工业化提供力量之源——例如，建设铁路。不过工业扩张主要还是依靠外国资本。可是外国投资者对于将自己的高额红利投回俄国工业却缺乏持久的兴趣，尤其当他们慑于任性官僚的反复无常和社会骚动时。俄国要取得工业“起飞”（这是罗斯托教授的说法）[24]，只能利用她的农业资源，并超乎寻常地运用自己的工人。在旧制度之下，这些要求无法得到满足。历届沙皇政府太过依赖西方金融资本，以至不能维护与之对立的俄国国民利益；而且他们的背景和社会关系太过封建，以至无法使农业摆脱土地贵族（甚至1917年第一届共和国政府的总理都出身于此！）的控制。在布尔什维克之前，没有哪届政府拥有足够的政治力量和道德威信，能够从工人阶级那里获得工业化必需的努力和牺牲。谁都没有完成任务所需的眼光、决心和现代思维。（带着雄心勃勃的改革方案的维特伯爵[25]，是个检验了规律的例外；他作为总理大臣和财政大臣，几乎受到沙皇和官僚集团的抵制。）任何本身不革命的政权原可以将半文盲的农民国家提升到苏维埃经济发展和教育的当前水平，这似乎是不可思议的。这里又会像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那样，俄国的生产力在旧制度之下已经前进到足以冲破旧社会结构及其政治上层建筑了。
不过没有哪种经济机制会自动造成既存旧秩序的最终瓦解或者确保革命的胜利。过时的社会制度或许会在数十年间衰落下去，而大部分国民可能并未意识到这一点。社会意识落后于社会存在。旧制度的客观矛盾不得不将自己翻译为主观语词，转化为行动者的理念、渴望和热忱。革命的本质，托洛茨基说道，是“群众直接干预历史事件”[26]。正是由于这种干预——一种在历史中如此确实又如此罕见的现象——1917年才如此非凡、如此重大。对既存秩序的腐朽糜烂的最为集中迫切的意识，在突然之间，抓住了人民的大多数。意识向前跃进，以赶上存在，并改变它。不过这一跃进、这一群众心理的突变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历经数十年的革命鼓动和思想观念的缓慢发展，历经许多党团的兴衰，才造就了1917年的道德—政治气候、领袖、各党以及行动方法。这其中罕有甚或毫无偶然的东西。在最近半个世纪的革命背后，隐约现出整整一个世纪的革命努力。
一面是强权大国的重要地位，一面是社会结构的陈旧脆弱；一面是帝国的宏伟壮观，一面是机构的可怜兮兮。这种鲜明的对比表现出笼罩着沙皇俄国的社会危机。俄国在拿破仑战争中的胜利使这种对比第一次显露出来。她最为勇敢的精神上升为行动。1825年，十二月党人举行反对沙皇的武装起义。他们是一群贵族知识精英；但大部分贵族反对他们。在俄国没有哪个社会阶级有能力推动国家的进步。城镇稀少且是中世纪式的；城市中等阶级、没有文化的商人和工匠在政治上微不足道。农奴偶尔造反；但在普加乔夫失败之后，还没有出现争取农奴解放的大规模行动。十二月党人是没有任何革命阶级支持的革命者。这是他们的悲剧，并将成为此后直到19世纪末几乎历代俄国激进分子和革命者的悲剧——这种悲剧也将以不同的形式把自身投射于后革命时代。
让我简要回顾一下它的主要几幕和母题[27]。在19世纪中叶以前，出现了新的激进分子和革命者——平民知识分子[28]。他们来自缓慢成长着的中等阶级；许多人是公务员和教士的子女。他们也是寻求着革命阶级的革命者。资产阶级仍然微不足道。公务员和教士害怕自己造反的儿子们。农民无动于衷且消极冷淡。只有一部分支持些许改革的贵族，即那些热衷于采用现代农业方法或者参与工业和贸易的地主，希望看到农奴制的废除以及国家行政和教育的自由化。在他们的说服下，亚历山大二世废除了农奴制，从而为皇朝赢得了此后数十年间农民的坚定拥护。1861年解放法令因此再次孤立了激进分子和革命者，并在实际上将革命推迟了半个多世纪。但土地问题仍然悬而未决。农奴已被解放，却没有得到土地；而为了能够耕种土地，他们不得不订立沉重的债务和劳役，不得不成为佃农。国家的生活方式仍然落伍过时。这种状况和专制制度的压迫性促使崭新一代知识分子起而反叛、创造新思想并尝试全新的政治斗争方法。
前赴后继的各个革命团体只从自己身上汲取力量；它们都在自己道路的终点陷入了死胡同。在赫尔岑和巴枯宁、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拉甫罗夫[29]的鼓舞下，民粹派[30]在客观上成为农民的战斗先锋队。但是当他们向农民[31]发出呼吁并试图使他们认识到农奴解放的欺骗性和沙皇与地主支配他们的新方式时，这些前农奴们无动于衷，甚至听都不听；他们把民粹派交到宪兵手里，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一个有着巨大革命潜能的被压迫社会阶级，因此背弃了自己的革命精英。民粹派的后继者民意党人[32]不再显然无望地在社会中找寻革命的人民力量。他们决定作为沉默的被压迫人民的托管人而独自行动。他们的政治恐怖主义替代了前辈们的农民民粹主义。此前“到人民当中去”甚或试图在农民当中定居的宣传家或鼓动家被孤独寡言的、英雄主义的密谋家所替代，他们在一位超人的指导下，决心要么胜利要么死亡，给自己担上国民无法完成的任务。其成员在1881年刺杀了亚历山大二世的集团[33]，由不到四十名男女组成。六年后，仅由十二名年轻人（包括列宁的哥哥在内）组成的团体，便计划取走亚历山大三世的性命。这些密谋小团体使庞大的帝国陷于焦虑不安，并创造了历史。然而，如果说1860和1870年代民粹派的失败表明，期望农民起义是不现实的，那么1880年代民意党人的牺牲又再次揭示出，毫无基本社会阶级支持的先锋队是无力的。这些消极的经验向此后数十年里的革命者教授了无价的教训，就此而言它们并非毫无结果。普列汉诺夫、查苏利奇、列宁、马尔托夫和他们的同志们得出的教训是，他们决不能成为一支孤零零的先锋队，而是必须寻找革命阶级的支持——并且必须放眼于农民之外。不过，如今俄国工业化的启程正为他们解决问题。列宁那一代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和鼓动家在新生的工厂工人那里找到了自己的听众。
我们应当注意到这场持久斗争显而易见的辩证法。首先是社会需求与社会意识之间的矛盾。没有哪种社会需求或利益比农民对于土地和自由的渴望更为基本了；没有哪种社会意识比使农民在半个世纪里满足于一部令他们摆脱人身奴役、同时又拒绝给予土地和自由的法令的社会意识——一种使几代农民期望沙皇-神甫[34]能够修正他们的过错的意识更为错误了。革命运动的诸多转型根植于这种需求与意识之间的差异。形势的逻辑产生了这些对立的组织模式：一方面是封闭自足的密谋精英，另一方面则是朝向群众的运动，革命者的专政和民主类型。我们也应当注意到，知识界在所有这些当中起到的特殊的、独有的和具有历史效应的作用——我们在其他国家找不到类似者。他们一代又一代地冲击沙皇专制制度，在它的墙上撞碎自己的头颅，为后来人预备道路。一种对于自己以及俄国的革命使命的近乎弥赛亚式的信念鼓舞着他们。当最终马克思主义者走向前列时，他们继承了一种伟大的传统和一种独特的经验；他们既批判性地评价也有效地利用它们。但是他们也继承了某些的问题和困境。
马克思主义者不得不从否定民粹主义和恐怖主义传统开始。他们拒斥“农民社会主义”、对农民的感伤的理想化、激进版的斯拉夫主义、对俄国独特的革命使命的准弥赛亚式的理念。他们与恐怖主义、激进知识分子的自我美化以及封闭自足的密谋精英断绝关系。他们选择以民主方式领导组织、党和工会，以及无产阶级群众行动的现代形式。这种“严格地”甚或纯粹地无产阶级的、不相信农民的态度，是整个俄国社会民主党在起始阶段的特点；并将成为孟什维克在全盛期的典型特征。不过运动在转入行动后，便不能停留于对本土革命传统的抽象否定——它不得不消化它们当中至关重要的东西，并且加以超越。正是布尔什维主义在1917年许久之前完成了这项任务。布尔什维克从民粹主义者那里继承了对农民的体恤，从民意党人那里继承了集中攻击和密谋决策。没有这些因素，马克思主义在俄国便会保持为一株异域植物，或者最好也不过如同普列汉诺夫的杰出著作和列宁在青年时期的一些文章那样，是西欧社会主义的一种理论发展。使马克思主义适应俄国，总的来讲，是列宁的成就。他将教条与本土传统相结合。他坚持革命的领导力量——工人需要在农民当中寻求盟友；他赋予知识分子和革命精英以工人群众运动当中有份量的教育和组织作用。这种结合是俄国一个世纪的革命努力的缩影。
如果就此打住，那么对于造成俄国革命的因素，我带给你们的或许是一种片面的看法。尽管西方习惯于将布尔什维主义当成纯粹俄国的现象，但西欧对它的贡献无论如何夸张都不为过。在整个十九世纪，俄国的革命思想和行动在各个阶段都决定性地受到西方思想和运动的影响。十二月党人之为法国大革命的欧洲余波，不输烧炭党[35]。他们中的许多人，在拿破仑垮台后，曾是巴黎的俄国占领军的年轻军官；即便与被击败的革命的联系也足以点燃他们的思想。1830和1848年的事变、法国社会主义、德国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以及英国政治经济学培养了彼得拉舍夫斯基派[36]、别林斯基和赫尔岑、巴枯宁和车尔尼雪夫斯基以及许多其他人。而后，自身体现着所有这些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实现了对俄国激进派甚至自由派的巨大的思想征服。难怪沙皇政府的辩护士们将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斥为“堕落的”西方的产物。不仅蒙昧主义和泛斯拉夫主义的粗陋传道士波别多诺斯采夫[37]，不仅陀思妥耶夫斯基，而且甚至托尔斯泰也在这种意义上拒斥社会主义思想。而且他们错得并不离谱：无论西方是否愿意记起，它曾经将自己大量的精神遗产投入俄国革命之中。托洛茨基曾就这一“悖论”写道，西欧“将自己最先进的技术出口给美国……它把自己最先进的意识形态出口给俄国……”[38]列宁坦率且有力地说了同样的话：“在将近半个世纪里，大约从1840年代至1890年代，俄国进步的思想界……曾如饥似渴地寻求正确的革命理论，专心致志地、密切地注视着欧美的每一种‘最近的说法’。俄国……经受了极端的苦难、痛苦和牺牲，……通过学习和实践的检验，……参照欧洲的经验，……才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由于沙皇国迫使我们过着侨民生活，俄国的革命者……掌握的国际联系之丰富，对全世界革命运动的一切形式和理论的认识之杰出，是其他人所没有的。”[39]
1917年及其后数年间，在俄国工农的领袖乃至其广大群众看来，这场革命不仅是俄国自己的事情，而且还是一场波及全人类的社会动荡的一部分。布尔什维克自命为至少一场欧洲革命的战士，他们正在欧罗巴的东部前哨为之战斗。即便孟什维克也秉持这样的信念，并加以雄辩的表达。而且不仅俄国人这样看待自己。本世纪初，社会主义国际的理论领袖卡尔·考茨基曾描述过这种远景：“革命的中心正在从西方移向东方。19世纪前半期，革命中心曾经在法国，有时则在英国。1848年，德国也跨进革命民族的行列……现在……斯拉夫人……跨进革命民族的行列，而且革命思想和革命事业的重心正在日益转向……俄国。”[40]“从西方接受了革命首创精神的俄国，现在可能成为西方革命动力的源泉。”[41]考茨基将之对比于1848年的局势，那时西欧的人民之春被“俄国的严寒”[42]所钳制；如今来自俄国的风暴或许会帮助澄清西方的天空。
考茨基是在1902年为列宁参与编辑的《火星报》写下这些内容的；他的文字给列宁的印象如此深刻，以至在将近20年后，他带着讽刺的愉悦，援引它们来反驳那位如今忿怒于自己预言成真的作者。预言实际上比考茨基或列宁的理解更具预兆性。我们已经看到，在我们的时代，革命的中心已经甚至更进一步地向东转移，从俄国转移到了中国。一位对于宏大概括有天分的史学家或许可以推断出考茨基草就的远景，并描画出更为深远的线条，描绘出革命在三个世纪里的一路东进。这条线或许从清教英国开始，经过整个欧洲，扫向中国，并最终触及亚洲的东南边陲。
不过，这样的图像或许是误导性的；它或许太过线性、太过强烈地预定了一段历史进程。可是无论历史进程在多大程度上是被决定的，它无疑具有自己的内在连贯性和逻辑。歌德曾说过，知识的历史是一首各民族轮流发声的伟大赋格曲。[43]人们或许会说，革命的历史也是如此。它不是一些伟大的革命家们曾期待的世界交响曲。它不是杂乱独声的混成曲、不是庸人们所听到的杂音。它更是各个带着自己的希望和绝望的民族轮流发声的伟大赋格曲。
[1] 光荣革命后的1689-1694年间，威廉三世和其妻子玛丽二世双王共治，从而开启了英国的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
[2] 原文为法文“ancient régime”。黑体原文为斜体，下同。
[3] 菲利波·邦纳罗蒂（Filippo Buonarroti，1761-1837），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革命家。原为意大利人，后参加法国大革命。起初追随罗伯斯庇尔，担任国民公会特派员。期间，触犯大地主利益，遂于热月反动期间被捕下狱。在狱中结识巴贝夫后，成为其追随者，为“平等派密谋”核心成员之一。后因此而于1796年再次被捕，次年被流放。结束流放回国后，整理出版《为平等而密谋》一书。由于是被热月派控制的救国委员会逮捕的，因此严格来讲，邦纳罗蒂并不能算大恐怖的受害者。
[4] 即小议会议员。小议会是克伦威尔在其统治时期审查任命的议会。
[5] 乔治·麦考利·特里维廉（George Macaulay Trevelyan，1876-1962），英国辉格派史学家。旧译“屈维廉”。
[6] 威廉三世去世后，安妮女王继承王位，在1702-1714年间统治英国。
[7] 光荣革命的原因之一即是詹姆斯二世试图在英国恢复天主教和罗马教廷的统治。
[8] 指1553-1558年统治英国的玛丽一世。其统治期间，破坏亨利八世的宗教改革成果，大肆屠戮新教徒，故称“血腥玛丽”。
[9] 詹姆斯二世于1685-1688年统治英国，其间企图恢复封建专制、扶持天主教势力。故此，在光荣革命中被推翻。
[10] 乔·麦·特里维廉：《安妮女王统治下的英国：布伦海姆》，第3章。——多伊彻注
[11] 原文如此，指克宫尼古尔斯基塔和救世主塔之间的宫墙。这里埋葬了许多革命和内战期间的布党烈士和苏联领导人，故此获得了“社员墙”的绰号。或因此，多伊彻在此称其为“英雄墙”。
[12] 二月革命后，成立了立宪民主党贵族李沃夫亲王担任总理的首届临时政府。该届政府在因七月危机而垮台后，由克伦茨基接替主持临时政府。
[13] 乔·麦·特里维廉：《英国简史》，第4卷，第2章。——多伊彻注
见《英国简史》，1972年版（G. M. Trevelyan, A Shortened History of England,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72），第299页。
[14] 托马斯·巴宾顿·麦考莱（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1800-1859），英国辉格派史学家。
[15] 《英国简史》，1972年版，第299页。
[16] 原文为拉丁文“mutatis mutandis”。
[17] 即工农代表苏维埃。多伊彻在这里用的是意译council，而非音译soviet。
[18] 伊波利特·泰纳（Hippolyte Taine，1828-1893），法国右翼哲学家与史学家。
[19] 路易·马德兰（Louis Madelin，1871-1956），法国右翼史学家。
[20] 雅克·皮埃尔·班维尔（Jacques Pierre Bainville，1879-1936），法国保王派史学家。
[21] 二战期间投降纳粹德国、主持维希傀儡政权的法奸头目。
[22] 原文为拉丁文“ex nihilo”。
[23] 列宁没有说过这句话。本书俄译者将这句话回译为《苏维埃政权的成就和困难》中的文字：“我们要……用资本主义昨天留下来可供我们今天用的那些材料来建设社会主义。”（《列宁全集》第36卷，中央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8页。）
[24] 指美国经济学家沃尔特·惠特曼·罗斯托（Walt Whitman Rostow，1916-2003）的经济起飞理论。他将一个国家的工业化飞速发展时期称为其起飞阶段。
[25] 谢尔盖·尤利耶维奇·维特（Сергей Юльевич Витте，1849-1915）是沙俄末期的一位显要官员，曾任交通大臣、财政大臣和总理大臣。他一方面坚决维护沙皇专制统治，另一方面又对俄国的经济和财政制度进行了一些资本主义式的改革。1905年革命结束后，维特被沙皇尼古拉二世抛弃、免职。
[26] 不知多伊彻这句引文本于何处。
[27] 母题（motif）在戏剧中指反复出现的情节单元，亦有译为“主题单元”的。
[28] 原文为Raznotchintsy，为俄文“Разночинцы”的转写。Разночинцы原意为“来自各个阶层的人”，即不属于贵族、教士、农民和市民这四个等级中任何一者的人。在1870年代，这个词开始用以指称非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
[29] 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Пётр Лаврович Лавров，1823-1900），俄国民粹派思想家。
[30] 原文为Narodniks，相当于俄文“народники”的转写。
[31] 原文为muzhiks，为俄文“мужик”转写后的复数。
[32] 原文为Narodnovoltsy，为俄文“народовольцы”的转写。
[33] 应指当时的民意党执委会。
[34] 原文为Batiushka，即俄文“Батюшка”的转写。
[35] 原文为Carbonari。烧炭党是19世纪前期意大利的爱国革命秘密组织。
[36] 原文为Petrashevtsy，为俄文“Петрашевцы”的转写。彼得拉舍夫斯基派是1840年代由俄国民主革命家、空想社会主义者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彼得拉舍夫斯基（Михаил Васильевич Петрашевский，1821-1866）领导和组织的进步知识分子团体。
[37] 康斯坦丁·彼得罗维奇·波别多诺斯采夫（Константин Петрович Победоносцев，1827-1907），俄国保守派法学家、政客，曾任三朝沙皇的顾问。
[38] 不知多伊彻这句引文本于何处。
[39] 列宁原话与此略有差别，编译局译文如下：“在将近半个世纪里，大约从上一世纪40年代至90年代，俄国进步的思想界……曾如饥似渴地寻求正确的革命理论，专心致志地、密切地注视着欧美在这方面的每一种‘最新成就’。俄国……经受了闻所未闻的痛苦和牺牲，……探索、学习和实验，……参照欧洲的经验，……才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由于人们在沙皇政府的迫害下侨居国外，俄国的革命者……同国际的联系相当广泛，对世界各国革命运动的形式和理论十分熟悉，这是世界上任何一国所不及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第3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5-6页。）
[40] 考茨基：《斯拉夫人和革命》，《考茨基文选》，王学东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90页。
[41] 考茨基：《斯拉夫人和革命》，《考茨基文选》，王学东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91页。
[42] 参见考茨基：《斯拉夫人和革命》，《考茨基文选》，王学东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92页。原文为：“斯拉夫人曾经是摧残人民之春的花朵的严寒”。
[43] 这是歌德在1807年10月21日与德国学者弗里德里希·威廉·里默尔（Friedrich Wilhelm Riemer）的谈话。歌德原话为：“科学的历史是一首各民族轮流发声的伟大赋格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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