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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Open Letter To Władysław Gomułka and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Polish Workers Party

致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和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的公开信

伊萨克·多伊彻

1966年4月28日
Zveza 翻译


　　〔说明〕多伊彻的这封公开信是为了抗议波兰官方对卡齐米日·巴多夫斯基、路德维克·哈斯、亚采克·库龙、卡罗尔·莫泽莱夫斯基和罗穆亚尔德·希梅赫的宣判。这些人受到审判并被认定散发非法宣传品，其中包括库龙和莫泽莱夫斯基的《致党的公开信》。
　　原文链接：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deutscher/1966/gomulka-letter.htm


　　我向您致函是为了抗议最近对路德维克·哈斯[1]、卡罗尔·莫泽莱夫斯基[2]、卡齐米日·巴多夫斯基[3]、罗穆亚尔德·希梅赫[4]、库龙[5]和党内其他成员的秘密审判和定罪。从一切现有的报告来看，这些人被剥夺自由仅仅是因为他们针对党的政策或者政策的某些方面发表了批评意见，以及他们认为专断腐败的官僚主义正在国内猖獗并且对此表示了失望。对他们的指控是，他们散发了包含“不利于国家及其最高当局的虚假信息”的传单和册子——公诉人似乎没有指控他们有任何比这更加严重的罪行。
　　如果指控就是这样，那么对这些人的迫害则是可耻的丑闻。我必须要提出几个问题。首先，为什么法庭不公开举行听证会？这当然不曾涉及，或者说不可能涉及国家安全问题。所有被告都是学术界的教师和学生，他们只是试图向同侪表达自己的观点。为什么他们得不到公平公开的审判？为什么您的报纸甚至不曾概述一下起诉书和被告的辩护？是不是因为诉讼程序太荒唐可耻了，让各位自己都觉得无从辩解，所以宁可用沉默和遗忘来掩盖它？据我所知，公诉人和法官并没有质疑被告的行事动机，也没有真心怀疑过他们的正直。被告们宣称自己是忠实的非主流共产主义者，而且也一直如此行事，他们坚信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是真理和正确。
　　我认识他们当中的一个人，路德维克·哈斯，他甚至在二战之前就是共产党组织，或者说所谓的托派组织的一员，而我正是这个组织的创始人之一和发言人。他之后在斯大林的监狱、集中营和驱逐所当中度过了17年。他1957年获释后回到波兰，摆脱了一切痛苦，并且心怀对更加美好的社会主义未来的信念，他在如此的激励之下立刻就决定加入贵党，并且被接纳为党员。没有人要求他同过去断绝关系，而他甚至丝毫不否认自己过去的“托洛茨基主义”观点——相反，他坦率而不遗余力地坚持这些观点。仅仅是这一点就证明了他的勇气和正直。而您，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真的觉得您的“机构”和行政部门当中有很多像他这样无私坚持理想主义的人吗？看看您的身边，看看围着您转的这一群趋炎附势之徒，看看那些毫无原则和荣誉的机会主义者，他们过去向贝鲁特[6]大献殷勤，有些人甚至还巴结过雷兹—希米格维[7]和毕苏斯基，如今又在您面前恭维讨好。在危急关头，您关进监狱的这些人是可以依靠的，而这种官僚当中又有多少是您的政府以及社会主义可以依靠的？
　　最近，您的政府颇为自豪地声称，波兰自1956年以来没有一位政治犯。如果说法属实，那么对于这么一个在各种政权之下监狱里都塞满了政治犯，特别是共产党囚犯的国家来说，这确实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据我所知，您并没有把众多恶毒的反共对手关进监狱并戴上镣铐，您对待他们的态度很温和，这值得称赞。但您为什么不让左派批评者们也享受这种待遇呢？哈斯、莫泽莱夫斯基和他们的朋友被戴上手铐，在重重警卫押送之下走上法庭。目击者叙述说，他们举起被铐住的双拳，行老式的共产党礼节，并唱起了《国际歌》。这个细节动人地说明了他们的政治品性和忠诚。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您的政要当中如今还有多少人会自愿主动地唱起《国际歌》呢？
　　我得到的消息说，在审判前的讯问环节中，主持讯问的官员指控说哈斯等人曾经与我接触。我不知道公诉人是否在法庭上采纳了这项指控。无论如何，这项指控是完全错误的。我承认，如果被告曾经试图同我联系的话，我会很乐意回复他们。但事实是，我与他们中的任何一人都没有任何联系。我甚至没有见过他们的任何一份传单或者册子，仅仅是根据口头传来的消息或者西欧报纸的报道来判断他们的行为。
　　或许我有义务解释一下：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我没有以任何方式参与过波兰的政治生活，也不是任何政治组织的成员，不管是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别的主义，我只代表我自己发言。不过我要补充的是，我在几次非常罕见的特殊事件当中打破了自己设下的政治隔绝原则。当您，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在斯大林时代的最后几年间被监禁和诽谤的时候，我提出了抗议。我清楚地知道我不可能赞同您全部的政治观点，但我依然对您表示了声援。同样，我不知道我是否会完全赞同哈斯、莫泽莱夫斯基及其同志们的观点和行为。但就和您的情况一样，我认为我在他们的情况当中能发现反动的警察恐怖，并且把诽谤同真相区分开来。
　　另一次让我决定对波兰政治事务发表意见的事件是在1957年，当时我在《波兰共产主义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悲剧》这篇特别的文章里做了阐释。您可能还记得，在《政治》（Polityka）杂志试图出版这篇文章的时候，您的审查员，也就是所谓纳托林集团[8]的斯大林主义者没收了它，然后您，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下令在党员当中广泛传阅这篇文章。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是“波兰十月之春”[9]刚刚过去的那段时间，您认为波兰的共产党人应该了解我的描述，了解斯大林对他们的党造成的浩劫，也应该知道他把党内几乎所有的领袖都送到了行刑队面前。您知道，我是极少数在1938年站出来的共产党员，我抗议这一罪行、抗议他解散和诋毁这个曾经属于我们的共同的党。莫斯科直到17年或者18年之后才为波兰的党和领导人“恢复名誉”；然后您，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为自己在1938年保持沉默——尽管您并不相信斯大林主义的诽谤——而道了歉。我不相信您现在迫害和监禁自己党内成员和左派批评者的行为是正确的，而且我也不能保持沉默。
　　请允许我提醒一下您自己在著名的1956年10月中央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说过的话。您当时说：“个人崇拜不仅仅是斯大林个人的问题。这是一套从苏联移植到几乎所有共产党身上的制度……我们已经，或者说正在一劳永逸地同这套制度断绝关系。”（斜体字是您自己标注的）
　　但在某种程度上，您不正是在重建这套制度吗？您自己获得平反和“十月之春”发生的十周年庆就要来了，那时您引起了许多对于未来的期许，而现在您却想用这些审判来纪念它吗？
　　为了这些期许，也为了您自己过去的经历——作为一个战士、一个被毕苏斯基和斯大林迫害的政治犯的经历——我向您，以及您在中央委员会的同僚呼吁：不要让这种误判继续下去！驱散秘密，让哈斯、莫泽莱夫斯基及其同志们的这桩案件显露真容。如果您认为他们犯了严重的罪行，那就公布法庭审理的全部报告，让它自己说明一切。无论如何，我呼吁您应当下令立即公开修订审判。如果您拒绝这些要求，您就会被谴责为斯大林主义的徒辈，就会犯下这样的罪行：不仅扼杀自己的党，还损害社会主义未来的声誉。


注释：

[1] 路德维克·哈斯（1918—2008）是20世纪30年代末波兰社会党内一个托洛茨基主义团体的成员。1939年被苏联当局逮捕，并被关押在沃尔库塔，直到1956年才回到波兰。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共济会，但他的学术生涯波折不断，因为他持有托洛茨基主义观点，并且因此受到零星的骚扰。1966年，他因编辑库龙和莫泽莱夫斯基的《致党的公开信》而被判处三年监禁。

[2] 卡罗尔·莫泽莱夫斯基（1937—2019）从1950年起就是波兰统一工人党青年部的成员，并于1957年入党。他和亚采克·库龙于50年代中期成为“弯曲的圈”（Krzywe Koło，这个俱乐部是许多异见知识分子的聚集地）俱乐部的成员，60年代中期，他们写下了《致党的公开信》。他于1966年被判刑三年，1967年获释，但在1968年再次入狱。他在1980年帮助组建了团结工会，并在监牢中度过了80年代初期。他从1992年起参加了社会民主主义的联合劳工（Unia Pracy），但到1995年便回归学术工作，研究历史。

[3] 卡齐米日·巴多夫斯基（1906—1990）在20年代中期加入波兰共产党。他之前在比利时生活时加入了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回国之后协助在波兰建立了一个托洛茨基主义团体。1946年，他在波兰着手重建一个托洛茨基主义团体并因此被捕，入狱四年。1966年，他又被判处三年监禁。他至死都坚持自己的政治信仰。

[4] 罗穆亚尔德·希梅赫（1940—）是一位历史学家。他自称是左翼社会主义者而非托洛茨基主义者，但他于1957年开始与哈斯和巴多夫斯基共事。1966年，他被判处三年监禁，不久后被释放并退出政治活动，继续从事历史学家的工作。

[5] 亚采克·扬·库龙（1934—2004）于1952年加入波兰统一工人党。50年代中期，他和卡罗尔·莫泽莱夫斯基成为“弯曲的圈”俱乐部的成员，并在60年代中期撰写了《致党的公开信》。1966年他被判刑三年，1967年获释，但在1968年再次入狱。1976年，他协助建立了工人保卫委员会（Komitet Obrony Robotników）。他在1980年的罢工浪潮中短暂入狱，并在同年晚些时候建立团结工会的过程中发挥了作用。他曾在两届后社会主义政府中担任劳动和社会政策部长，但之后对政府颁布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转为批评态度。

[6] 博莱斯瓦夫·贝鲁特（1892—1956）于1912年加入波兰社会党左翼，1918年加入波兰共产党。1924—1930年间，他在莫斯科为共产国际工作，1933年加入苏联军事情报部门。1933至38年期间，他在波兰入狱服刑，因此躲过了斯大林对党的清洗。他领导战后的波兰国家，并在1948年12月至1956年3月担任波兰统一工人党总书记。他是一个强硬的斯大林主义者，并在40年代末统领了对政治对手的清洗。他在出席苏共二十大时因心肌梗塞而死，许多理论质疑他的死亡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有关。

[7] 爱德华·雷兹—希米格维（1886—1941）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奥匈帝国波兰军团的一名军官，1918年10月成为波兰的战争部长。他在1926年支持毕苏斯基的政变，在毕苏斯基于1935年去世后，他被任命为波兰武装部队的监察长（即首脑），并于1936年成为波兰元帅。

[8] 纳托林派是波兰统一工人党内的政治派别，1956年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之后，拒绝在党内实行改革的党员组成了这个派别。该组织的名字来源于其成员聚会的一处华沙郊区。

[9] 波兰十月事件发生于1956年的下半年。当年6月，波兹南事件发生后，苏联和波兰的矛盾日益突出。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在苏联的压力下再次成为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并扩大了波兰在东欧集团中的自主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