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法〕让·饶勒斯 -> 社会主义史·法国革命（1901）
第八章 结盟
1790年
教会组织法是1790年7月12日，即巴士底狱攻陷一周年和结盟盛典举行前两天，最终通过的。可以说，1790年是革命在组织方面最富成果的一年。在这一年结束之前，新社会所需的基本法规已全部制定出来，因而给了革命以很大的推动。国民享有最高权力的原则，已经昭示天下；法律已确定为公共意志的体现；人权已得到确认；议会已决定成为常设机构；封建制至少在原则上业已废除；什一税已经取消；教会财产已由国家没收，指券——出售此财产的必要手段——也已发行；正式出售则于1790年底开始。可见，革命在与敌对营垒的长期斗争中可以利用的手段已越来越多；世俗社会和教会的新型关系也已明确；选举的原则，民众享有最高权力的原则，甚至已进入宗教领域。
1790年8月，司法机构也按照同一原则进行了全面改组〔注：这里指的是1790年8月16日通过的法律。关于司法改革，可参看本卷（下）第44页补充注释。——编者注。〕。最低一级是非强制性仲裁；接着是由积极公民选举产生的任期两年的治安法官；随后是由五名法官组成的民事法庭，这五名法官皆由选举产生，任期六年并可连选连任；最后，是各级也由选举产生的刑事法官，其最高一级是全国特别最高法庭，即立法议员团对危害国家罪提起公诉的法庭。只有军事法规议会未作多大变动；虽然杜波瓦-克朗塞早在1789年便已提出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以建立国民军的计划，但议会未予采纳〔注：杜波瓦-克朗塞（1747-1814），于1789年12月12日在右翼席位嘘声不断，左翼席位局促不安沉默无言的状态中宣谈了他关于建立国民军的计划。计划中说，“应进行真正的全国性征兵，应征范围包括王国国王以下的所有积极公民和消极公民”。拉罗什富科-利昂库尔公爵认为，与其生活在实行这种法律的国家，还不如住到摩洛哥或康斯坦丁堡去。饶勒斯后来在其《论新军》（1910年出版）一书中对杜波瓦-克朗塞的这次发言给了了很高的评价。——编者注。〕。
因为议会对征兵的想法十分反感，认为兵役制违背了自由公民所享有的权利；在它看来，士兵如不是自愿应征，将无异于是公共的奴仆。因此，革命方面只是在国家遇到迫在眉睫的危险而不得不举行大规模征兵时，才真正按照革命的思想建立军队。
不过总的说来，仍可以说，1790年底，革命的原则已经奠定，主要法规也已形成。一些心地宽厚但观察肤浅的人此时或许已在认为，革命即将平稳地取得顺利的成功。确实，宗教界以教会组织法为借口而举行的大规模反抗，这时尚未呈现明确显示；逃亡国外的阴谋家们也还没有找到立足点，组成某个中心；但反革命并未解除武装。
相反，教士已开始散布恐怖言论，妄图扰乱人心；贵族则在到处试图把利益受到革命的法令触动的人煽动起来。
贵族等级的取消，对他们一向高傲自负的心灵所造成的创伤，比8月4日之夜在物质利益方面给他们造成的损失不知要大多少；因此他们的心头正郁结着满腔怒火，为自己从此降到了底民的地位而沮丧满怀。不过他们一厢情愿地把革命视为一场暴风雨，希望一旦雨过天晴，良知能重返人间。梅西埃的书中说〔注：指梅西埃所著《新巴黎》，又名《革命时期（1789-1798）的巴黎》。——编者注。〕，他们没有将其座车上的纹章取下，而是在纹章上刷了一层薄薄的漆；似乎风向一变，这片淡淡的“云彩”便会随风吹散。
为使这一天早日到来，他们妄图把昔日外省的独立性挑动起来对付革命；他们唆使甚至策动被解散的高等法院起来反抗，布列塔尼高等法院和麦茨高等法院因而走到了谋反的边缘；他们竭力让迄今一直免交食盐税的省份相信，食盐税在全国的取消增加了他们的负担；因为议会必将开征新的税赋，每个地区都不能幸免。
教会土地被收归国有后，他们对租种教会土地的佃农进行了多方恫吓。虽然制宪议会已在专门条文中规定，教会所签租约将继续有效，有关佃农可继续耕种；但这些佃农对教会原先慢条斯理，未给他们带来多少不便的管理方式已习以为常；现在，他们不禁对新来的陌生主人深感畏惧，因而对贵族所说资产阶级土地所有者如何严厉、苛刻的话语很能听得进去。
不过在1790年，刚刚开始的反抗，即上述反革命威胁和阴谋活动，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因为举国正因百业的复苏和欣欣向荣而沉浸在一片欢乐之中，人人豪情满怀，对未来充满美好的憧憬。好象法国已进入一个自由、统一的时代。不仅外省的封建壁垒和割据状态已荡然无存，个人专断也已不复存在。整个国家好似一颗血气方刚、坚强不屈的心灵，其有力的跳动直达深远的腹地和每一个遥远的村落。因此，从今而后，这每一个村落将因共同享有的自由和最高权力而同整个国家呼吸与共。
1789年底，各地在同贵族和“强盗”的斗争中刚刚建立起自由的革命市镇机构，便立即感到，此种市镇机构的建立不是一场局部的行动，而是一场在生活自发推动下的全国性行动。因此每个市镇都在本能地寻求如何方可使这种具有双重意义，即既带有地方性又带有全国性的行动，通过某种象征性活动而体现出来，结果除结盟而外，还能有什么更好的形式呢？
况且要是同国民和自由事业为敌的敌对势力继续进行或扩大其阴谋活动的话，一个单枪匹马的市镇是怎么也对付不了的。它若不被敌人搞垮，就必会受到其同谋的怀疑。
因此，将各市镇连成一体，使本省、本地区自由的革命市镇联合起来，便成了当务之急。
这样便在诺尔、布列塔尼、多菲内以及后来的里昂建立起了这种联盟。1790年初，这一趋势得到进一步发展〔注：多菲内和维瓦莱的国民卫军早在1789年11月29日便在瓦朗斯结成联盟，布列塔尼和昂热的联盟则于1790年2月在蓬蒂维建立。其他地方建立这种联盟的时间如下：道尔也在2月，里昂是5月30日，里尔和斯特拉斯堡则是6月。——编者注。〕。各市镇在结盟时都举行了热烈的庆祝和庄严的宣誓。这一声势遂得以迅速扩大。
结果这股从地方上刮起的旋风，由于互相影响，不久便使这种结盟组织象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形成了一股席卷全国的波澜壮阔之势。
各结盟组织所派代表，几乎在同一时刻不约而同地想到，应当在巴黎——业已复苏的法国的中心——结成一种全国性联盟。
看来，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只有在世界各国进入一场更为深刻更为广阔的革命，形成一股团结与和平的全球性热潮并结成全人类的联盟时，才会结束。
为这一伟大事业进行准备是无产阶级的神圣使命，这是无产阶级的骄傲！
全国性结盟
1790年，结盟书定于7月14日举行是十分自然的，因为这一天不仅开创了自由，而且掀起了革命的市镇运动。各市镇纪念这一伟大的日子，可以说也就是追溯其本身的起源及使其团结在一起的纽带。
议会对举行这一规模巨大的全国性活动并不认为有何不妥。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此活动正是对其业绩的肯定和颂扬。不过这里也一样，其政策却带有折衷性：既有革命的一面，又有保守的一面。
我们知道，议会已宣布国民享有最高权力，并实现了这一点；但同时又将国王保留了下来。它让由国民选举产生的各届议会有了制定法律的权利；但同时又给了国王暂时否决权。它使法国人民摆脱了千百年来无所作为的状态，立即使四百万人有了选举权：但同时又将穷苦民众排除于选举之外。它废除了封建制，并通过直截了当的废除或强行赎买而打击了封建所有制；但同时又小心翼翼地使财产占有的原则不因而受到损害。同样，当民众的高涨热情产生结盟的想法时，议会很快便表示赞同了；但同时又要按照这场资产阶级革命的总的模式对其加以约束〔注：关于制宪议会当时的思想状况，可参看勒夏帕利埃1790年7月3日所作报告：“结盟中所须注意的问题”以及7月4日法令。——编者注。〕。
比如对于在议会已经做出的合法规定之外自发产生的多少有点吵吵嚷嚷的请愿团，议会就不予承认。
因为在庆祝活动的忘情欢乐中，这样的请愿团或许会由一些消极公民所组成，而这将会使制宪议会的业绩受到根本动摇。几个月来，农民已注意到，封建制事实上并未废除，各地的领主在行政官员，甚至议会的支持下，仍在收取沉重的税赋；他们或许会到巴黎来向制宪议会和国王递交某些地区起草的新的陈情书。
观察敏锐、豪情满怀的工人，已开始对剥夺其选举权的狭隘立法感到不满；虽然此不满还不太强烈，但他们或许也会到马尔斯广场来递交一份要求实行普选的无足轻重、但却不合时宜的请愿书。
行事庄重而又谨慎的议会因而决定，各地所派代表团必须由国民卫军组成。在基层一级，每一百名国民卫军选派代表六人；这些由基层推派的代表聚集于县城后，若县城距巴黎一百法里以内，便每二百人推选一人；若县城距巴黎一百法里以上，则每四百人推选一人。
因此，是握有枪杆的资产者和积极公民中的“佼佼者”，即将把国人的思想带到巴黎来，是革命的队伍应革命之召而赶了来；但此革命队伍却是一支温和、合法的资产阶级队伍。因此，会聚于马尔斯广场的，是国家的“中坚力量”，是国中的合法革命者。
举国沉浸于一片欢乐中。连消极公民也怀着满腔的喜悦参加了这一盛大庆祝活动；不管怎样，他们感到自己的地位已随着全体国民地位的提高而提高。因此，虽然部分新的法规是个人利已主义和寡头政治的产物；但举国所怀抱的那种说不出所然的憧憬和热望，却一度实现了国民的团结，阶级的团结。
没有选举权的无产者也兴高采烈地参加了马尔斯广场的清扫工作。满身煤末的煤炭搬运工和满身面粉的中央市场搬运工，在广场上形成了两大“黑白分明”的群体，二者展开了欢闹的竞赛，看谁为革命挖的积土最多。
国王也来到广场铲了几锹土；这给人以迷惑的平等所呈现的虽是虚假的外表，但洞察敏锐的质朴民众却分外认真，从中产生了一种关于真正平等的说不出所以然的预感。工人们一边平整场地或用土堆砌足以容纳来自全国各地代表的宽大看台，一边唱着一首以《一切顺利》的曲调改编而成的革命歌曲；歌词从社会平等的角度把福音书中的一句话改成了这样：“升起者将被压下去，沉落者将被提起来”。这些革命工人显然希望能将人们的生活水平弄得象这块场地一样平；但这是幻想。啊！这些欢快而又粗犷的劳动者，他们还需要花多少时间方可铲去昔日的积土，填平贫困和奴役的沟壑，并把盛气凌人，象征特权的畸岖陡峭的峰峦改造成壮阔的看台，使得整个人类都可从这里俯视千里沃野，或仰望霞光万丈的天穹！
不过，这场革命运动此时是那样势不可挡，使得议会虽然谨小慎微，多方限制；但在此庆典来临之际，仍将革命营垒的阵容更形扩大了。因为它已要求军队中的每个团派出其服役年限最长的军官和副职军官各一名及服役年限最长的士兵四名。
每个军港也按同样要求派出代表。因此，虽然议会对于彻底改革军事法规一直犹豫不决，虽然它所关心的似乎主要是维护陆海军中的严格军纪和等级制度；即使这样做会使军队受与革命为敌的指挥官一手控制也在所不惜；但现在它却让军队所派代表走到参加这重大节日的革命民众中去了，这表明它在准备建设一支新的军队。
因此从这一天起，这支与革命息息相通的军队，已不再受反革命势力的摆布。虽然外表依旧，但一种新的精神已孕育成熟；趁结盟节的举行，制宪议会将这支军队彻底纳入了革命营垒，从而使其本已辉煌耀眼的业绩变得更臻完美了。
因此这美好的一天确实收获不小，当然也不是没有一点欠缺。令人遗憾的是，庆典所显露的革命情感是那样真诚，但塔列朗在耸立于马尔斯广场中央的祭坛上主持的那场弥撒，却掺杂了一些说不出所以然的、未免有点生硬做作的东西。是的，此时此刻，新的精神所找到的表达方式，只是陈旧过时的象征性东西。而这种象征性东西是从同革命根本对立的势力那里借用来的，并未因教会组织法这一前途未卜的措施的采纳而得以更新。这实在让人难受。
不过，能够迫使教会提供其祭祀形式，对人类关于教会总有一天会消亡的思想作庄严的肯定和颂扬，这难道不也是一种胜利吗？
塔列朗曾以上文所引感人的话语〔注：见本卷（上）第208页。——译者注。〕，向我们讲述他度过童年时光的佩里戈古老城堡所呈现的凄凉景象。后来，他进了神学院，准备做一名教士；但一跨入学院大门，他便不安地问自己，他的跛足对于这一职业是否适合。他于是静心养性，把自己在图书馆里关了“孤独寂寞的五年”；为使自己不致泄气，他努力揣度一个势在必然的新社会，在它出现之后，将可给头脑精明的教士带来怎样新颖的抱负。现在，在使教会的巨额财产被没收之后，他定会为自己能主持这场革命的弥撒而感到分外的高兴。因为这旧的形式与新的思想虽然如此地截然不同，但却莫名其妙地混合到了一起，其中说不出所以然的难以逆料和复杂性、强烈性，应使他那颗矛盾重重，因备受磨难而麻木不仁，且感情丰富而又细腻的心灵得到抚慰。可是对我们说来，旧的祭祀所呈现的是僵死的豪华场面，而新世界所表现出来的却是真诚的激情。二者间的这种极不合拍，在我们心中激起的腻烦和不快，尤胜于当时人的感受。
至于其他方面，提出不同观点者也不乏其人，虽然这些观点是在私下悄悄流露的。在总的和谐气氛下，各派的焦虑和打算仍显露了出来。米拉波就对两件事情感到深深的失望。
首先，虽然他提出了恳切的建议，国王却放过了这次在全国面前以革命首领身份出现的良机。
米拉波为路易十六起草了一篇讲话稿，要他对革命表示无保留的赞同〔注：米拉波此时已被宫廷收买，中间人是拉马克伯爵。米拉波给宫廷的第一篇报告是1790年5月10日送上的，但宫廷未作认真研究。——编者注。〕。
他反复向国王陈明，这样做不仅可使王权得以更新并得到国民的承认，而且可使之从今而后藐视各类非难，排除一切怀疑，恢复其行使执行权所必需的一切。但国王对他的建议不敢接受或不愿接受：他只是把事先拟好的誓词读了读，没有多说一句可以消除或防止误会的话语〔注：国王当时做了如下宣誓：“作为法兰西国王，我向国民发誓，将以国家宪法授于我的全部权力，维护由国民议会颁布并由我接受的宪法，实施各项法律。”——编者注。〕。他可能碍于两天前颁布的教会组织法而无法作出上述表示，显然错过了一次为天才米拉波所发现的良机。米拉波对国王这一新的失误备感失望，认为其结果必会使王权和革命所面临的危险更形加剧；此外，他对自己所憎恶的拉法耶特此次所取得的成功十分不快。
这次庆典可以说是对全国国民卫军的一次检阅，因此整个活动好象是为巴黎国民卫军司令拉法耶特的大出风头而精心设计的。然而在米拉波看来，拉法耶特所扮演的角色却具有双重危害性。他为自己能保护国王而深为得意，因此其区区愿望是主张国王利用他拉法耶特的声望为自己建立起一支力量。其次，他以其十分招摇、根本不顶用的个人声望保护王权，这就在岌岌可危的形势下继续使国王受到了麻痹。所以，这盛大的庆典虽使大部分人，包括思想最为活跃者，将其对未来的忧虑暂且放到了一边，这位大政治家在其主张不受重视和高傲心理受到伤害后，仍对此活动说了些尖刻的话语并做出了悲观的预言。
与此同时，民主主义者也忧心忡忡。他们觉得，这一天好象是为国王，而不是为国民准备的。在他们听来，“国王万岁”的口号声似乎压倒了“国民万岁”的口号声。因此，他们感到，作为革命法国的生动、合法的体现，这一片黑压压的民众对于王权似乎仍存有狂热崇拜的危险残余。天晓得，国王在这种欢呼面前，会不会以为此欢呼是为他本人而发，因而觉得没有必要忠实地为革命效劳？······天晓得，王权会不会以为它不过是将其宫廷扩大了而已，革命的主要结果是让国民也进到宫里来了？因此，卢斯塔罗在第二天写道，不知道这一天对于自由事业是否凶多吉少。
不过这些担心虽然很有道理，但早已被那发自内心、一度曾使来自各省市的代表突然象是变成了一个人的壮观欢乐场面所吞没。一些人观察敏锐而又深刻，他们能从庆祝活动所呈现的虚幻景象和令人眼花缭乱的万众欢腾中，把那些依然存在并可导致混乱、猜疑和暴力冲突的因素发掘出来，这当然是好的；因为这些因素所造成的后果随后就会进一步展现出来。但终日劳苦的国民也应有这样一种机会尽情欢乐，激发活力。因此他们并不象那些愁绪满怀或考虑问题比较生硬的人所说的那样是弄错了；因为这种可能不太谨慎的尽情欢乐和满腔热望，恰可使积累多日的力量得以体现，从而使人们勇气倍增。所以，在结盟节这一天，虽然国王沉默寡言，其想法难以洞察而令人忧虑；虽然保皇派笑逐颜开；来自各地的代表所表现出的信心未免有点幼稚。但是，此庆典的举行肯定会增强革命在人们心中的内在力量，并使其在世界的影响得以扩大。不过结盟节一度所标志的平衡局面并不稳定，它很快就会被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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