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怎样在抗议书上签名的呢？情况是这样的：我刚刚给人家上了一堂道德课。我对那些年轻人说了一些我相信你们大家也都会说的话：人身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律不是一个任人驱使的奴仆 ……我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一个同学给我送来一份请愿书，我便签了名。如果我们不把自己讲的话付诸行动，那么我们教育别人的言辞就会毫无威信。（约·雷纳克：《历史》，第三卷，第 406页。）

　　我控诉陆军中校居巴迪·德克兰制造了一起骇人听闻的冤案；我愿意相信，他当时这样做并不是出于恶意，但是三年来，他一直在用一些荒谬透顶、罪恶昭彰的欺骗伎俩为自己损害他人的行为辩护。
　　我控诉梅西尔将军参与了本世纪最大的一起冤案，他这样做至少是意志薄弱。
　　我控诉毕约将军，他手中明明掌握着证明德雷福斯无罪的确实证据，但他一声不吭；他出于某种政治目的和为了替卷进事件的参谋部开脱罪责而公然侵犯人权，亵渎法律。
　　我控诉此案的同谋波瓦戴弗尔将军和贡斯将军，波瓦戴弗尔参与这一罪行无疑是为了维护教会的利益，贡斯则可能是由于一种小集团的思想作祟，想把国防部的各个机构变成谁也碰不得的禁区。
　　我控诉德帕利欧将军和拉瓦里侦察长搞了一个伤天害理的调查，我指的是他们的调查偏袒一方，令人发指，其证明是：拉瓦里的报告中，妄加断言之处不胜枚举。
　　我控诉三位字迹鉴定专家：贝劳姆，瓦里昂和古阿尔。他们的报告无中生有，欺世盗名，如果医生能证明他们患有眼疾或思维混乱，那自当别论。
　　我控诉国防部的各个机构无耻地在报刊上，特别是在《闪电报》和《巴黎回声报》上，大肆造谣惑众，掩盖其错误言行。
　　最后，我控诉第一军法处侵犯人权，不将定案材料向被告披露便将他判罪；我控诉第二军法处根据上面的命令袒护这一非法行为，他们渎犯法律，居然宣判一个罪犯无罪。

　　自从我碰到这件倒霉的事情以来，我所经历的痛苦唯有我自己知道……我的苦情世所罕见，我无时无刻不在痛苦中呻吟；我已心衰力竭，唯有死对我是最好的解脱……我被判刑的第二天，居巴迪·德克兰长官代表国防部长来看我，问我对此判决有何看法，我对他说，我不但认为自己无罪，而且要求把全部案情弄个水落石出，我还当即请求他们采取各种常用的办法进行调查，或是通过军事参赞，或是通过政府掌握的其它途径。他告诉我由于国家利益的关系，不能采取上述办法，但调查将继续进行。可是三年过去了，我仍在人们所能想象的悲惨境遇中期待着，但调查依然不见分晓……我的处境越来越难以忍受，新的打击不断地接踵而来……我的身体已经被这种酷刑折磨得奄奄一息，我忧心如焚，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整天胡思乱想……我刚刚收到我亲爱的妻子和孩子们的来信，这件事让这么多人跟着受苦，我再一次请求你们尽快结束它……我的体力已经一天不如一天，在我在世之日，我只有一点希求：我的孩子因我而蒙受的耻辱能够洗刷干净，从而使我毫无牵挂地进到坟墓里去^[1]

　　通过德雷福斯——埃斯戴哈兹事件的波折及其几起几落，社会党人象专心致志的外科大夫一样，看清了那些腐朽势力的互相倾轧。
　　坚决反对世界金融势力，反对军国主义势力和教会势力的社会党人指出，这是整个社会肌体的全身性痉挛。我们满怀希望地注视着另一股巨大的、健康的势力——工人阶级势力，这股势力正在日益壮大，明天将主宰一切。

　　政府在给哈瓦斯通讯社的函件中所附加的威胁之辞，它还没有执行。它还没有提出限制报刊自由的法律草案。它会不会提出呢？那是很需要有一点异乎寻常的勇气的。它一定会说，德雷福斯事件所引起的辩论将损害我国的对外关系，政府应当拥有某种合法手段加以制止。这个问题究竟是怎么回事，我现在不想谈论。但是这个问题一旦提出来后，社会党将可再次揭露欧洲军国主义正在给人类文明带来巨大的危险。有些国家表面上彼此相安无事，实际上磨刀霍霍。不仅如此，它们还在不断地采取最卑劣的手法窃取情报。它们互相贿赂对方的军官，使之背叛本国的利益，它们互相利用狡诈的手段窃取对方的机密；各国军方的“头面人物 ”都在干着警察的勾当。因此，建立间谍组织和反间谍组织、收买正直的人、偷窃文件，欧洲的现行制度正在用这种崇高的道德理想教育着各国的人民。那一天，当参谋部的军官穿着警察的服装到人家去查抄的时候，他们实际上并没有改装，他们穿的是道道地地的现代军队的制服。欧洲的文明将来摆脱这种制度的时候，它一定会为自己这样长时间地忍受这种羞辱而感到十分惊讶。

　　现在，为什么象左拉这样的公民以及其他许多与他持同样观点的人，参加到这场斗争中来了？他们为什么要发表自己的意见？为什么要大声疾呼，忿忿不平？就是因为有关当局软弱无能，对这种事毫无反应，一声也不吭。早就流传着这样的说法：有人把一份秘密材料送给刑事法院的法官看了，但却没有让被告及其辩护律师看。从那时以来，立法人员和政府当局的首要职责难道不应当是赶紧对这一侵犯法律和人权的事加以追究，看它是否属实吗？
　　可是他们为什么没有追究呢？关于这一点，我们曾试图让政府当局向全国作一说明，他们也本应这样做。因为有一次有人在众议院的讲坛上把这个问题明确提了出来，我直截了当地问政府总理：有一份可能同被告有关，能够对他定罪或者使他的罪行得到确认的文件，据说有人把它给法官看了，但却没有让被告及其辩护律师看，这种事究竟有没有？我没有得到任何明确的答复。人们总是用法律上没有问题这种模棱两可的话来搪塞……是啊！一个人按照一定的法律手续被判刑后他就成了罪人，这在法律上是没有问题的；当这个人的上诉遭到否决并按照一定的法律手续被判刑后，他仍是一个罪人，这在法律上似乎也是没有问题的，但这并不能说明他准备上诉的时候，是否有人在没有法律保障的情况下把一个秘密文件泄露了出去。
　　议员是对国家负责的，他们向政府当局提出的这个问题，为什么人们一直不给予明确的答复？ ……我弄错了，政府总理梅利娜曾对我说过：“我要答复你的话就一定会中你的圈套……”原来在我们这样一个人权宣言发源地的国家里，申明不能根据秘密文件给人判罪是一种“圈套”！
　　“我将在别的场合答复你……“他对我说，而且这句话就登在《公报》上。别的场合！……我想那一定是在刑事法院。确实有人对我说过，在那里，真相终于在突然之间冲破重重阻力而显露出来了，但我敢肯定，当局的负责人既不会到议会来，也不会到那儿去回答全国人民有权提出的问题。在一个自称享有自由的国家里，无论是制定法律的地方还是执行法律的地方，都无法知道法律是否被人遵守，这真是咄咄怪事。

　　一股反抗的烈火很久以来就在他的胸中燃烧着。很久以来，他一直在克制着内心的愤怒，强迫自己随波逐流，同他那一派的人一起搞一些平庸的竞选活动。前些时候，当他第一次与卡芬雅克答辩时，为了满足朋友们的要求，他只是泛泛地谈了一些大道理。就在刚才，党内的政治家们还在恳求他小心谨慎，爱惜自己，不要把他们牵连进去。现在，他们自己也已经看到，原来以为早已成为往事的军事教会国家又死灰复燃了，而且这不是什么遥远的事，而是近在眼前了。这个十字架和剑的同盟一旦得逞，不仅共和国世俗化的改革而且革命的主要成果都会付诸东流。不过它现在打着一种新的爱国旗号，一口咬定两个军法处绝无错误。这个观点是这个庞大的同盟赖以存在的基石。显然，要砍倒一棵大树，必需从它的主干下手，从它的根部下手。这样，就要宣布德雷福斯无罪！宣布肖来尔、左拉和我本人做得完全对！
　　饶勒斯再也忍耐不住了。他首先揭露梅利纳转移视线，攻击社会党人作家。他说：未来的民族罪人，“不是那些现在及时指出错误的人”，而是那些正在犯错误的人，他们过去是帝国保护下的宫廷将领，今天是共和国保护下的耶稣会将领。
　　他的讲话引起了一片喧闹，待闹声平息之后，布里松警告他要 “说话留神 ”，但是饶勒斯根本不把他的警告放在眼内，他紧紧抓住梅利纳不放，叫他睁开眼睛向四周看一看。他说：“首先起来反对两个军法处决定的 “难道是社会党人吗？ ”在公众集会和大街上煽动派别仇恨和宗教情绪的“难道也是社会党人吗？ ”因此，政府现在正处于十分微妙的境地，一说话就不能不伤害、得罪一部分人，而政府正是靠着他们的支持才能存在下去的。 ”可是为什么会出现现在这些情况呢？ ”因为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这个问题，不是制造几个事端或者搞几场辩论所能解决得了的。 ”
　　然后，他大声说出了自己的内心想法，这些想法也正是长时间来许多人向正义所发出的呼声。他说：“我们心中的痛苦，我们大家所不堪忍受的究竟是什么，你们知道吗？我现在把它说出来，后果由我自己负责。自从这个事件公开化以来，我们大家所不能忍受的是谨小慎微，左顾右盼，含糊其辞，谎话连篇，懦弱无能！我再说一遍，是含糊其辞，谎话连篇，懦弱无能！”
　　他已经不是在说话而是在叫喊了。他满脸紫涨，手臂指向那些大声发出抗议的部长们和嚎叫的右派们。可是喧哗声越是激烈，他的嗓子也越加高昂，听来恰如暴风雨中海鸟的他说：“你们对左拉的拙劣指控，首先暴露出来的是谎话连篇、懦弱无能。“（布里松这时叫他不要太放肆。）他答道：“秘密审判的弊病至少需要有外界的批评来加以克服。”（喧闹声变得更为激烈了）“而且，既然你们把左拉这封信交给陪审团裁决，你们有什么权利作一些删节？”

　　我在仔细研究了有关事实、文件和旁证之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1）德雷福斯被判罪纯属非法，被告的各项基本权利全遭践踏
　　2）德雷福斯一案纯属错案。无辜者受尽折磨，真正的罪犯却逍遥法外。今天，那些以撒谎为职业的各个反动势力所以纠集到一起，就是要继续折磨个清白无辜的人。

　　到那一天，我们这些社会党人便可以起来对那些多年来一直凭着法国革命的原则对我们横加指责的统治者们——给予抨击。
　　我们将责问他们：你们是怎样对待人权宣言和个人自由的？你们根本就不把这些东西放在眼内，而是任凭军事当局践踏。你们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叛徒。
　　啊！我完全知道！而且我也已经听到我们的敌人是怎样进行诡辩的。《自由言论报》就阴阳怪气地说：“什么！这些社会党人和革命者，居然也关心法制！ ”
　　对于这种论调，我只想说一句话来回答他们：资本主义的和资产阶级的法制有两个不同的方面。有些法律旨在维护当代这个社会的最不合理的方面，旨在使资本主义占有制的特权，即有产者对雇佣者的剥削永久化。我们要把这些法律通通砸烂，而且如果需要的话，甚至可以通过革命的手段来铲除这种资本主义的法制，建立一个新的秩序。但是，除了这些由一个阶级为着其自身的利益而制定的、维护特权和掠夺他人的法律外，还有一些法律是人类可怜进步的结晶，是人类经过许多世纪的长期努力和接连不断的革命所逐渐争取到的一点点基本权利。
　　不管对任何人，不把案情告诉本人，就不允许判罪恐怕是这些法律中最根本的一条，可是民族主义者却要把资产阶级法制中那些维护资本的东西保存下来，至于保护人的那些部分则任从军人去糟蹋。我们这些革命的社会党人与他们不同，我们主张把今天的法制中的资本主义部分铲除掉，把有关人的部分拯救出来。我们坚决捍卫合法权利，反对军事法官践踏它，这就同假如需要的话，我们也会起来捍卫共和法制反对军人政变一样。
　　啊！我也知道，而且这儿就有一些朋友在说：“德雷福斯又不是一个无产者，资产阶级的事让他们自己去管吧。”其中一位还说了一句叫我十分痛心的话：“如果他是一个工人，人们早就不管他了。”
　　我要说，假如德雷福斯一案确系冤狱，假如他果真无罪——我将很快证明这一点——，他就不再是一个军官，也不再是一个资产者了；由于他经受了过分的不幸，他已经失去任何的阶级性，而只是一个经受着人们所能想象的最大的痛苦和失望的人了。
　　假如把他定罪确实违反了任何法律，假如他的案件确是一桩错案，那么还把他列为特权阶级的一员是多么可笑之至啊！不，他已不再是军队的一员，因为军队犯了一个罪恶的错误把他开除了。他也不再是统治阶级的一员，因为那些统治阶级利令智昏，胆小如鼠，一直不敢为他恢复法制，澄清真相。他只不过是人类所经历的最大痛苦的一个例子。他是军界造谣中伤，政界懦弱无能和当局罪恶累累的活生生的见证。
　　是的，我们完全可以在不违反我们的原则和不忽略阶级斗争的情况下倾听受害者的呼声；我们可以在革命斗争中保持人的感情；我们没有必要为了社会主义而逃避人性。
　　我们所反对的这个社会，罪恶地给德雷福斯加上了莫须有的罪名，因此，不管德雷福斯属于哪一个阶级，也不管他将来会成为什么样的人，他本人就是对当代社会秩序的一个严重抗议。由于社会错误地坚持对他造谣中伤，残酷迫害，横加罪名，他也就成了革命的一分子。
　　我要说的就是这些，不过我还要补充一句，社会党人要把这个事件中最罪恶的、最不可告人的东西彻底搞清，他们虽然没有对某一个工人表示关心，但他们所关心的是整个工人阶级。
　　因为，将军们的独断专行和越来越被人吹捧的军事镇压今天最严重地威胁着谁呢？无产阶级。因此，无产阶级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在军事法庭的胡作非为和暴虐被人们当作一种习惯而广泛接受之前铲除它，挫败它。反动军队的高级将领们不久就要向无产阶级扑来了，因此无产阶级的首要任务就是把他们搞臭，加速他们的灭亡。
　　这些高级将领被内部的派系斗争弄得晕头转向，这一次向资产阶级的一员滥施淫威，造谣中伤，因此资产阶级社会已经受到较深的触动而发生动摇，我们应当利用这个机会把没落的参谋部的气焰和威风打下去，因为它们正直接威胁着无产阶级。
　　德雷福斯案件中的非法行为现在证明确实有之，而阿尔封斯·恩贝尔却还在扬言要把军队的这一罪行永远掩盖在针插不进的秘密审判庭内，因此我们现在这样抗议他们的非法行为和恩贝尔的狂妄态度，将不仅造福人类而且直接对工人阶级有益。

　　柏卢尼梯尔先生曾试图在文学史上搞出一点自成体系的东西，但因问题很多，站不住脚而未能如愿，最后只好跑到上面订着显赫靠山的教会中去寻求栖身之所，希望以宣布科学和自由的总崩溃来挽救他个人的垮台。他搜尽枯肠，想从自己的脑海中寻出一点类似思想体系的东西，但又未能如愿，于是便对当局歌功颂德起来，其卑躬屈膝简直无以复加。他那不顶用的归纳法曾骗过一些年青人，如今他在年轻的一代面前既已名誉扫地，于是必欲扼杀自己所未能控制住的自由思想而后快了。
　　巴雷斯先生在德雷福斯事件中失去了一个标榜 “个性”的难得的机会，这一点他是不能原谅自己的，所以现在便同科学院的“那些野蛮人“混在一起了。
　　布尔热先生感到自己的作品和名望已经未老先衰；他责备出版商无能，不会 “推销”的著作，但这是白费劲儿；他向批评界应战，在 “脸色发青的公爵夫人 “那儿也嘲笑起用一整套哲学概念解释男女私情的分析家们来了，但这也是白费劲儿；因为他在自己那面成功的镜子中所看到的是一张已经凋谢，愁眉不展的面容。左拉大胆而有力的行动对各界是很大的震动，同时也触伤了作家们的可怜的自尊心。布尔热还能做些什么呢？站到埃斯戴哈兹一边。因此，在吹捧了沙龙中复杂的男女私情之后，现在需要吹捧的便是沙龙中反动的和军国主义的歇斯底里了。因为要是没有不受人议论的高级将领保护布尔热先生的顾客，人们怎么会玩得起来，怎么能够搞三角、四角幽会，或者用华丽的时髦装饰来掩饰最无耻的奸情？因此，作家们，请签名吧，这一次是正正经经的，这是国防部要留作纪念的。
　　在这项动员反动文人的工作中还存在着另外一种情况。今天的社会尽管腐朽透顶，罪恶累累，但却不愿意就此呜乎哀哉，它千方百计要恢复自己的威信。因此要求职业 ”思想家们 “自己作出榜样来，打出放弃思想的信号。只有当学者们把科学否定掉，当批评家们把批判精神否定掉，当思想卖身投靠，任从武力蹂躏的时候，这个社会才会完全放下心来。

　　茹尔·勒迈特尔至少有什么都能明白的天赋。对于勒南的作品，那么多麻木不仁的人都装作只看到它是一种消遣的读物，他却看到了崇高的、饱含激情的思想和理想。他为这位大师写过几页不朽的篇章，此后他又以追随似乎比较古怪而且零散的韦莱纳作品中的逻辑和思想线索为乐了。有的时候，他还为一般读者对斯德法尼·马拉美的晦涩的诗歌作一些浅析工作，嘴角挂着一丝乐于助人的微笑。
　　可是到后来，他的笔调却变得越来越冷嘲热讽而近乎尖刻起来，好象他要嘲笑自己以及他那颇有见地的注释工作。
　　事实上，他这时突然经历着一场危机：如同圣·奥古斯汀抛弃人间虚荣和骗人的享乐一样，茹尔·勒迈特尔看不到他那游移不定、追求乐趣的爱好有什么价值了。他看着自己写的那一篇篇专栏文章和一本本书籍不禁害怕起来，突然自言自语地问道：这些东西有什么用？我做过什么有益的工作？我对于殖民地的移民开发有过什么贡献？我有没有把唯一能使人们在竞争的世界上大显身手的活的语言教给法国的青年呢？我是否为增进当代人们的健康和体育知识做过什么呢？太可怕了！我不过是一个文人，一个注释家，一个学者罢了！
　　于是，这个在四十五岁左右被沙文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神威弄得神魂颠倒的茹尔·勒迈特尔，便在转瞬之间变得特别积极而坚定起来。好象社交界的人逃进修道院或沙漠中一样，他也一下子跳到自己的生活和思想的另一个极端。他现在所看得上的人倒是那些不懂希腊文和拉丁文，天天做着体操，或是向着刚果河上游跋涉的人了。
　　他对那支职业军一片虔诚，他觉得自己过去长期异想天开，消磨意志，如今军队的纪律和统一行动可以帮助他悔改和补赎前愆。
　　由于过去对什么都要发表意见，对什么都要嘲弄一番，他现在对军法处骇人听闻的判决决心不说一句批评的话。为了惩罚自己，他对自己的约束特别严格，他躲在军队的 “岗亭 ”里追悔过去。妙极了！我们对他这种忏悔的狂热劲儿只有佩服。不幸的是，他的忏悔不仅是为了他自己，而且是为了我们大家。好象翻然悔悟的风流娘儿们突然教训起别人来一样，他劲头很大，并要我们都接受一种不加思索的思想纪律和浓厚的沙文主义。为一点小事，他都不让我们有分寸地、适当地使用他可能滥用过的思维能力。精神也同人体一样，对于回过头来的东西的爱好，往往具有不可动摇的坚定性。

　　人们围绕威廉二世的信件，即他那个假的批件为中心所施展的阴谋，其严重性也就在这里。亨利制造的这份假材料是受到他的上司的庇护和怂恿才制造出来的，这一点现在既已确实无疑，那么这个材料也可能被认为只是一个小集团干的。不过请注意，在亨利的思想上，这个假材料是永远不会泄露出去的，让他这样一个下级军官搞这种偷天换日的把戏，主要是为了替部长和将军们开脱。法国公众真是不胜荣幸，因为他给他们制造了一份关于德皇的假材料，而他给上司制造的假材料，级别就要低一些。
　　因此，亨利的假材料可能被人认为只是一个小集团所为，目的旨在进行一个秘密的、谁也发现不了的勾当；但事实恰恰相反，人们所以要制造这封德皇的假信，这个假的批件，并把它泄露出去，任其在外面流传，就是为了欺骗全国的舆论，为了恫吓共和国总统并替民族主义者和教会办的刊物提供炮弹。我敢说，这种事在历史上绝无仅有，我不认为历史上出现过类似的怪事。大的暗杀和谋杀案件过去确实有过，但都是在某一天或某一个晚上进行的。制造假材料过去也不是没有过，但都是个别人在特定情况下所为，而且往往是为了影响革命法庭的判决，这种法庭总是上午宣判，下午就处以绞刑。……因此这种假材料带有一定的公开性，持续的时间不过是一个小时或者半天而已。
　　这次事件实在令人怵目惊心，史无先例，它表明国家已处于系统的、广泛的、有组织的、以造谣中伤为职业的势力控制之下，因为人们能够在好几年中长期地、集体地、公开地制造假的材料，能够把秘密性——这似乎是制造假材料的主要特征——同公开性结合起来。

　　今后只有一个阶级能够给思想提供一种社会力量，这就是无产阶级。它不享有任何特权，用马克思的话来说，他失去的只是锁链。它不害怕任何真理，因为一切真理都为它服务。一切把陈腐的错误观点驳得体无完肤的自由批评，都为它登上舞台准备条件。
　　因此，工人阶级追求真理的发自内心的理想主义要求，同它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当然在无产阶级内部也有不少人存在着很大的盲目性，头脑里充斥着资产阶级的成见，而且在无产阶级外部，也有不少英勇不屈、誓死捍卫真理的思想家；但总的来说，只有无产阶级是同真理完全协调的。真正有知识的阶级是工人阶级，虽然它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为它永远不需要撒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