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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和自由[1]
〔法〕让·饶勒斯
（1898年12月1日）
我感谢《巴黎评论》杂志的开明态度。我知道《巴黎评论》杂志的大部分读者并不接受社会主义思想。但是如果我试图消除一个误会，他们也许对我是不会见怪的。
有相当一部分资产阶级并不是由于阶级利益而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由于他们有高度的文化，因此他们相当宽宏大量而不以他们的狭隘利益来衡量真理。但是，他们把自由看得比一切都珍贵。他们最宝贵的财产，最崇高的尊严就是思想自由、内心生活的自由。在他们看来，1789年大革命所确认的各种自由、“劳动自由”、政治自由都是神圣的思想自由的反映。然而，他们好像总是害怕社会主义会缩小自由，害怕社会主义束缚和限制个人，会以国家的令人窒息的纪律，或者以一个新阶级的暴政来压制个人，这个新阶级长期被剥夺了生活的快乐，突然沉溺于文明和野蛮混杂在一起的状态之中。我敢说他们这样看是犯了根本性错误。社会主义——我指的是集体主义或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同他们的想法恰恰相反，社会主义将使自由，使各种自由得到更广泛的发展，社会主义日益成为自由所必须的条件。
我们那些不太了解情况的敌人常常把集体主义的或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同国家社会主义混淆起来，同时因为国家社会主义的表现限于制定法规和强制性法律，在他们看来，强制就是社会主义的实质。然而，集体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是完全不同的。
国家社会主义接受资本主义制度的原则：它承认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因而承认社会分为占有者和非占有者两个阶级。国家社会主义限于保护非占有阶级资本家阶级的某些滥用权力的行为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极端后果。例如它通过法律来制定妇女、儿童、甚至成年人劳动的规则；它保护他们免于过长的劳动时间和非常明显的、使人筋疲力尽的剥削；它通过法律来建立援助和救济组织，而企业主必须为工人向这些组织交纳会费，但是它容许企业主和雇佣劳动继续存在。它有时确实把某些资本主义企业改造成公共的即国有或市有的企业，而且这还是一个正在发展的趋势。例如，它赎买铁路并实行国有化，它把自来水、煤气和有轨电车交给市政府管理。但是即使在建立这些公营企业时，它仍然忠实于资本主义制度。它对用于建立铁路的资本付给利息；不论工人们是要为私人资本提供红利或者提供国家债券的利息，实际上这两者是一回事。所谓国家社会主义在公营企业中实际上是国家资本主义。
国家社会主义就是这样尊重资本主义制度的主要原则，但是它在对立阶级的斗争中进行干预以防止力量最弱的无产者完全被压倒。相反，集体主义、共产主义通过消灭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要建立一个新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不再需要保护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因为全民的统一已经最后吸收了一切阶级。施泰因[2]早在1840年，在他对社会主义所作的杰出的深刻的研究著作中已经很明确地指出了国家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不同。根据他的看法，1789年大革命的主要成果是消灭作为凌驾于对立利益集团之上的权力的国家。在正常时期，国王的权力是高于全国各个等级的，他既不是贵族的俘虏，也不是僧侣或第三等级的俘虏。但是在路易-菲力浦统治时期，在法国社会中除社会本身以外不存在其他的力量和权力。没有比统治这个社会的经济势力更高的权力。资产阶级由于占有财产，也就有了社会力量。国家丧失了它以前的独立地位，也成为资产阶级的财产。受到残酷剥削和暴力强制的无产阶级总是准备进行反对这种资产阶级势力的战斗，但是，一方面他们不能指望通过他们本身的力量再取得胜利，这个胜利总是属于资产阶级的。另一方面，在这个经常进行的阶级战斗中，国家也没有足够的独立性和崇高地位来起缓和及仲裁作用。那么，解放的办法何在？是向可能融化各阶级的共产主义那里找解救办法吗？施泰因认为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只有一个希望，即由于它内部敌对阶级相互间不断地进行斗争而受到损害的社会甘愿不再成为唯一的权力；这就是说，它重新建立一个超越于各阶级之上的国家，并且缓和相互之间的斗争。这个国家将保卫资产阶级的财产反对无产阶级的冲击，也保卫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所有制的极端行为利肆无忌惮的剥削。这就是国家社会主义的原则和实质。国家社会主义假定并承认阶级的划分，它不认为由于建立一个新的所有制，阶级就会消灭。因此它预计社会斗争将永远进行下去，在这个斗争中，永远将有一个仲裁者进行干预以便缓和斗争。从这个意义上说，而且如果它并不认为自己仅仅是向集体主义过渡的一个阶段的话，国家社会主义就是一种社会悲观主义。它不像经济学家那样，它不相信利益会自然地调和，它不像工人的社会主义那样，它不相信可能通过改造所有制以革命的方式调和各种利益。它认为应该通过国家的强制性仲裁，从外部迫使完全敌对的力量接受秩序、公正和和平。
集体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却相反，他们认为这样一种财产制度和生产制度是可能建立的，由于制度内在的需要，就会产生秩序和正义。他们相信在人类社会里有可能建立根本的和平，他们实质上的乐观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者的悲观主义正相反。这并不是说社会主义者反对国家社会主义建议对工人阶级采取的法律上的保护措施。相反他们自己非常积极地建议这些措施，并且他们不认为保护雇佣劳动者反对资本家最粗暴的要求会损害自由；但是他们只把这些措施看作是一种过渡。他们要求采取这些措施是为了使工人阶级更强有力，更充满信心，从而使工人阶级能够更容易完成它的历史使命，它的历史使命就是建立所有阶级都被消灭、所有人互相和解的新的所有制形式。可是，国家社会主义确实没有能力使正义成为社会内在的动力，因而不得不从外部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干预来纠正资本主义最坏的效果。相反，集体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却不是想要以强制性法律的机械作用，而是要通过新的所有制的有机行动来实现正义。因此把社会主义的最终形式设想成制定法规、实施限制和强制的制度，那是完全不公正的。
但是，这个最终的形式是不是会排除任何自由呢？当资本消失、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被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代替的时候，个人的自由岂不是失去了它的全部基础，个人的活动岂不是也就失去了它的全部活力？到那时候，是不是会对劳动和产品实有专断的分配？此外，社会难道不是想把一切都贬低到最起码的需要和最一般的精神的水平吗？为了镇压有教养者的反抗，为了消灭知识分子的反抗，它是不是会建立一个专制政权？可见，随着个人所有制和经济上自由的消失，政治自由和思想自由也将消失。世界不是将遭到那些由于幻想而关心普遍进步的精英的专制统治；而是将遭到群众的因循守旧的专制统治。一个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将导致一种平庸的制度。
这就是人们经常重复提出的反对意见。这就是人们思想中萦绕着的恐惧思想或者恐惧社会主义的借口。但是那些乐于提出这个反对意见的人应该注意，他们得出结论是反对文明、反对人道的结论，因为他们宣布，为了让自由继续存在，工人阶级就必须处于依附地位，就必须受雇佣劳动制度法律的支配。事实上，对所有公民和所有从事生产的人来说，只有一种摆脱雇佣劳动制度的方法：那就是通过社会改造使生产资料变为公有。认为把资本主义所有制扩散就可以使所有的劳动者不再成为雇佣劳动者，那完全是空想。尽管广泛发行有价证券（而且主要是表面的广泛发行，而不是实际的分散）也只有极小一部分公民真正占有工业设备，增加的持有证券的人数正好等于每天被大工业吞并的大量手工业者和独立小生产者的数目。因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是永远不会占有财产的；在资本主义制度卜，有可能从无产阶级转变成资产阶级，正如资产阶级可能转变成无产阶级一样；但是这种变动只涉及某些个人、某些分子；两个阶级即占有者阶级和非占有者阶级之间的差别仍然存在；大批工人好像在一个巨大的阴森的旋涡中，在资本的压力下旋转，劳累至死，他们不可能上升到自由的、光明的境界。
如果说政治上的自由和精神上的自由由于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的建立就会消灭，那就是说工人阶级经济上的奴役状态是自由的条件，那就是说，正如古代公民的高贵的悠闲生活是依靠奴隶阶级取得的那样，现代无产阶级也应该忍受雇佣劳动的命运以便使人类社会的某些特权分子享有高贵的自由和生活的尊严。从来没有一种更带有讽刺性的需要和更残酷的怪论这样挫伤我们的希望。我们梦想在社会日常的根本的生活中，即在劳动中有自由和兄弟般的平等。我们希望在工厂或者在土地上劳动的任何一个人都不是另一个人的工具。我们希望任何一个劳动者都不会是制造利润的工具，我们希望不要把任何人排除在世世代代积累下来的人类的财富以外。我们要求所有的个人对作为生活手段的劳动手段有共同的所有权，从而可以保有他本人劳动的所有产品，并且能参与对共同劳动的指导。当我们把所有的个人提高到人的地位，当我们把他们从使他们沦落到物的附属地位和被动状态的经济奴役下解放出来的时候，当我们使每个公民享有与所有其他公民同等权利和同等生气勃勃的意志的时候，当我们在经济方面的牢固深刻基础上实现莱布尼茨曾出色地谈过的这种“灵魂的国家”的时候，有人对我们说这是空想和反常。表面上所有的人都从一切剥削和统治阶级下解放出来，他们又会重新受到社会所有制本身的奴役，他们是平等的，但是所有的人都同样受到他们不得不建立起来的负责指导和生产的中央机构的压迫，而且都束缚在一条无穷无尽的奴役锁链上。这样，经济奴役不但没有取消而且还扩大了，而人类就只能在少数占有者享有的寡头的自由和普遍受到奴役两者之间进行选择。
我重复说一遍：没有比这个结论更加阴暗的了，然而那些把社会所有制看成是排除个人自由的人必然要作出这种结论。不可能按照现在的形式使人人都拥有所有权。如果肯定说必须抛弃社会所有制才能拯救自由，那就等于肯定说所有权应该是少数人的特权，而没有所有权就没有真正的自由。他们说为了避免自由在共产主义庸俗的死水中消失，自由就应该是由少数人享有的。在我们所处的历史时刻，我们应该有勇气表明立场。不再允许模糊地梦想不明确的民主发展。社会主义的发展向一切有智慧、有良心的人提出一个明确的问题：或者必须同意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并建立集体所有制，或者必须向自己、向别人承认，同完全的自由不可分开的所有权永远是少数人占有的奢侈品。这个奢侈品的占有范围可能稍为扩大一点；但是没有一个人能设想资产阶级的所有制会自行扩散，扩大到所有的人以至消灭雇佣劳动制。因此那些指责社会主义消灭自由的人是在自己面前修造了一座不可跨越的城墙：他们要使全人类无限期地处于雇佣劳动和阶级对立制度之下。可怜的人类，他们如不粉碎自由就不可能扩大自由。
但是，不管他们是否愿意，事物本身的力量将会摧毁这座城墙，如果社会所有制，生产手段的共产主义意味着奴役，人类将不可避免地走向奴役制。我的意思不是说经济演变必然自动地准备一场所有制的革命。必然会发生工业和商业的不断集中，逐渐剥夺中小生产者的资本主义集中酝酿和便于剥夺剥夺者的社会主义集中。不论新的生产单位是什么，不管未来会有什么技术发明，必然会有劳动的集中，这似乎是资本主义制度永久的规律和主要的倾向。即使使用电力作为动力，即使通过电话的无限分散供应可以使人们在家中劳动，这种车间的分散大概也不可能把工业实力分割开来。大资本将夺取动力的来源，并决定动力的分配；为了大规模的生产和销售，它将协调这些表面上分散的附属于大资本的小作坊的生产。但是，虽然资本主义集中表现为现在社会制度下大概肯定会有的规律，可是它不是按照不可更改的自动方式和基本的有规律的方式进行的。各种生产形式在巨大复杂的社会运动中并不全是平行地演变的。在不同的工业部门中，集中可能有快有慢，集中程度可能有强有弱；有的工业部门由于采用新的生产方法的暂时作用，有时甚至似乎会倒退到小生产方式去。一方面出现了大商场、大百货商店这样的资本主义大公司，但同时还存在着小商业；小商店看来甚至还在迅速増多，但是它们越来越受排挤、不稳定和贫困。
可见，逐渐把资本主义制度引向大生产——社会主义的必需的模型——的运动并不十分明显也不是笔直发展和以相同速度发展的，而它只有这些特征才能使社会现象具有自然现象的表面的必然性。因此，在资本主义制度内，永远不会包含一个完全准备妥当、完全预先形成的社会主义制度，即使到了在生产和交换方面肯定必须采用社会主义形式的时候也是这样。让我们再引用莱布尼茨的一个有名的比喻，资本主义制度内永远也只能包含社会主义的潜在可能性，就好像在一块岩石的内部隐藏着雕像的石纹一样。毫无疑问，社会主义秩序的出现永远需要有人的意志经过深思熟虑的行动，也就像必须动用刀斧才能刻出雕像来一样。
但是，虽然资本主义制度的自发运动和自然集中还不足以通过一种简单化的机械运动产生清一色的社会主义生产，虽然资本集中的规律同时是空想的和现实的规律，越来越多地支配了社会的现实，却从未以一种极其简单的方式表现出来，可是这个运动还是相当明显、相当强大的，足以说明将来的发展是会朝这个方向发展。工人阶级直接感觉到工业的所有的演变发展和各种倾向。他们知道，有一天当他们实现了有利于他们的所有制和劳动的最高的社会主义集中的时候，他们的行动将符合事物发展的方向。因此，工人阶级本身的利益与现实的总趋势是符合的、一致的，这种情况经常会促使工人阶级采取行动。资本主义的规律和工人的力量都朝着同样的方向发展着。然而，资本主义集中的规律的作用尽管是断断续续的和受到很多限制的，但是它的作用还是在日益加强，无产阶级也组织成为一支日益强大的力量，所以这两种相配合而不断增长的势力毫无疑问将产生一个决定性的效果。资本主义的和寡头的所有制，一个阶级的特权将改造成为有利于最后融合在一起的各阶级的所有制——全体的和社会的所有制。
此外，为反对我们而提出的那些社会制度，如果它们发展下去，也都会导致产生社会主义秩序。姑且假定生产和消费合作社继续增加和扩展下去，那么为了避免浪费和竞争的风险，这些生产和消费合作社很快就会组成联合会。这种联合会很快就会发展成为全国范围的联合会。因此不久以后全国将成为一个庞大的单一的生产和交换组织。如果你们愿意更接近资本主义的结构的话，我们不妨假定动产所有权像保守派的空想家所说的那样无限地分散下去；假定每个公民都能拥有一张证券，表明他对工业和农业全部生产工具有一小部分所有权。所有的公民和所有生产者既然成为股东，他们就要参加领导工业；这些最小的股东受到他们人多势众的激励将要求有他们应有的影响和权力，他们联合起来很快就会使大股东们遭到挫折。这样全国将成为一个巨大的占有财产并实行领导的股东大会。所有的公民分别加入拥有资本的一些巨大组织，这些组织会很快达成协议以避免冲突、耗费很大的竞争、混乱和危机。这样通过一种不可思议的奇怪逻辑，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极端分散的结果会导致建立一个单一的生产机构，会导致劳动集中和所有制本身集中。因此这些“改革者”想用来消灭集体主义的社会空想必然会导致集体主义，正像资本主义运动的现实将导致建立集体主义一样。
社会主义的敌人妄图通过自由的联合逃避他们所谓的强制性联合。他们再三说，下个世纪将是联合的世纪。他们忘记了这些联合不会再像中世纪那样由于社会生活分割而彼此孤立起来。这些联合会可以在国家统一的平面上任意扩展，它们之间必然会发生接触，同时会倾向于组成越来越广大的组织体系。这就是说各种特定的联合会，救济会、互助会、消费和生产组织在无限发展的力量激励下都会扩大到全国范围。说实话，我不相信资本主义秩序实际上会通过这条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的统一。在已经建立起来的生产联合会、消费联合会和互助会联合起来并组成一个“革命”的单位，它将改造经济生活中的一切机构、组织，使之适合共产主义制度。但是，不管我们作什么样的假定，我们总归要对这两者作出惊人的选择，或者我们宣布资本主义制度将不会同现行的形式有显著不同，或者它将会变动、发展演变，它必然会接近这个生产和所有制的统一形式，这就是我们的敌对者谴责为否定自由的制度。河流或者是停止流动、沉睡，成为滞留的死水，或者就会急转直下，冲向可怕的社会主义瀑布，据说在这个瀑布中，全部自由将永远沉入深渊，然而，无论是我们的敌对者或是我们，都不能制止人类社会的运动，都不能阻止资本主义的演变。因此如果自由是同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形式互不相容的话，那么就应该宣布正当人类兴奋地梦想博爱、有生命力的统一和光荣伟大的时候，他们也仍在走向不可避免的奴役地位。但是谁敢冒险作这样阴暗的预测呢？
实际上，历史在嘲弄这些说法。玩弄名词是容易的，口头上很容易把共产主义和个性、集中制和主动性、社会主义和自由这些反命题对立起来。这都是思想简单的人合乎逻辑的奇怪想法。但是无益和空泛的言辞却挡不住力量的激流。
然而，一方面任何人都不否认，七十多年以来，有两种强大的力量，即资本主义力量和无产阶级力量在活动。资本主义力量逐渐把生产集中起来，至少足以使雇佣劳动者有进行社会主义集中的想法和愿望，而无产阶级力量则为了一个更美好的命运而组织起来，行动起来。这两种力基并不是口头上的力量和在一个光秃的墙壁上交叉的阴影。凡是科学的进步使机器代替工具，使大工厂代替小作坊的地方，凡是雇佣劳动者在忍受痛苦并且取得一致的地方，这两种巨大力量就在进行活动。我们每分钟都感觉到它们的震动，就好像我们在航行中的船上可以感觉到巨大机器的震动一样。同时在我们不平静的社会中所有激动的个人都是希望的动力和产生梦想和行动的热情的源泉。有什么理由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的进化和无产阶级有组织的意识引起社会所有制的时候，所有这些个人的思想与行动力量都会削弱消失呢？有什么理由认为在普遍化的所有制对所有的人提供了新的支持力量时，这些精力都会减少呢？所有制的新形式究竟是什么？这就是行动的新形式。
毫无疑问，如果是通过外部力量把集体所有制强加于社会，如果集体所有制是根据征服的法则建立起来的，那么它将会损伤积极性。但是如果它是通过资本主义运动和工人力量相配合而实现的，如果它是由资产阶级的不自觉的行动和无产阶级的自觉行动所准备的，如果是一个阶级的成果和另一个阶级的努力取得一致才产生了集体所有制，那么它怎样会取消人的活动力呢？它怎样会使这种历史的力量——它就是这种力量的最高表现——失去作用呢？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这两个阶级由于它们的对立而分裂了今天的社会，以后在共产主义实现时，它们都将成为胜利者，尽管是不同形式的胜利。无产阶级将摆脱经济奴役，它将获得永远解放它的社会共同占有财产的权利，它将致力于使所有的人都从统一的生产体系中获得广泛的福利！这是对奴役的胜利！这是对苦难的胜利！这是对仇恨的胜利！但是资产阶级直至在它的阶级失败的时候将仍是胜利者。它必然会丧失对财产的垄断、统治的自私自利的欢乐和把穷人的痛苦掺杂在富人的快乐之中所产生的奇怪的趣味。当然，有许多资产阶级分子将要求它进行绝望的反抗。但是当它终于失败以后，它将第一次了解到它以往努力的全部意义。它将意识到它不自觉地完成的事业。它将看到这个对所有的人都加以照顾的社会主义的统一，共产主义秩序是人类的崇高目的，而这个目的是它所准备的，它却没有认识到，它曾以无限的积极性和大胆的狂热，促进和扩大工业发展的不断的技术革命来准备人类的崇高目的。资本主义集中本来仅仅是一个阶级的胜利，在革命之后在资产阶级看来将是人类团结的萌芽。科学家们的伟大发现过去在分裂的社会中带来了好处，也带来了坏处，它增加了资本家的力量，但有时也增加了工人的困苦，而在新的秩序中，科学家们的伟大发明将成为公共幸福的可靠手段。
可见，社会革命在粉碎资产阶级的同时，还将扩大提高它的事业，社会革命将使资产阶级的事业具有崇高的人道意义，而资产阶级的后代将能骄傲地进行新的秩序。他们将在新秩序中继续他们先辈的事亚，这个事业已不受阶级利益的限制、提高到人类理想的高度、扩大到所有的人身上。因此资产阶级作为阶级的社会消亡对于资产阶级来说就像人的有机体死亡一样，人经过垂死的痛苦之后能在更光明更广阔的生活中重新看到他们过去生活的意义。所以社会革命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对立的阶级来说都将是一种提高。在新的所有制形式下，社会革命将是一种提高。在新的所有制形式下，社会革命将给无产阶级带来自由和福利的切实保证，带来行动的新的可能性，同时社会革命将使资产阶级的历史事业具有充分意义，将使它认识到道德的崇高价值和光荣。这两个阶级在提高的同时也就融合为一体了；在到达顶峰的时候将宣布人类的统一。这个伟大的社会行动将在互相和解的人中确立一切自豪的力量，希望的力量和人道的力量，这个行动怎么会导致一种普遍的消沉和普遍的沮丧呢？一部分人摆脱了他们的阶级苦难，另一部分人摆脱了他们的阶级利己主义，这些人怎么会投入一种新的奴役呢？既然通过社会所有制保证了所有的人的所有权，他们怎么会不寻求进一步发展所有人的个人主动性和个人自由呢？
某些不公正的和过时的活动形式肯定将会消灭。将不再允许利用别人为自己的利益劳动，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不可能利用别人为自己的利益劳动，人类将永远驱除资本家可能有的统治世界和剥削世界的梦想，就像驱除噩梦一样。但是难道人类注定只能把自由理解为剥削他人的能力吗？难道人类注定只能把“无限”了解为没有限制地增加压迫他人的财富吗？今天不再允许、不再可能有奴隶，难道因此减少了人的自由吗？古罗马凯旋荣归的将军把被俘的人拖在他的战车后面带到自己家中，难道因为人类不再有罗马胜利者的威风，人类的乐趣就减少了吗？人类又有了新的梦想、新的欲望和新的快乐。人们甚至不会再对死去的制度表示惋惜。今天，活着的人中间没有任何人因为没有奴隶而感到难受，将来也没有任何人因为没有雇佣劳动者而痛苦。有人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当我们不再能奴役劳动者并且不再尝到资本主义征服的快乐的时候，我们将怎么办？生活将有怎样的刺激因素呢？他们忘记了，人类的欲望和幸福并不完全限于一种特殊的、暂时的活动形式。将来共产主义的伟大人类中将会产生新的希望和新的梦想，就像从广阔的海面将升起各种变幻莫测的云彩一样。在地球上的革命中，有的生物消失了，而生命的运动却没有停止，同样，在社会的革命中，将会消灭一些重大的行动方式、欲望和乐趣，但是人的力量却不会削弱。蛇颈龙和乳齿象并不代表全部生物。资本主义也不代表全部活动。
有人反对我们说生产资料公有制会使我们回到原始共产主义，这种倒退是野蛮的和压迫人的。他们的反对是徒劳的。原始部落的共产主义与将来的共产主义是产生于生产分工、阶级分化、科学、确认个人权利之前，将来的共产主义是从巨大的生产技术进步，从日益增多的大胆的科学创造，还从所有的人对于幸福和自由日益热烈的向往中产生的。即使历史在新的条件和新的环境下恢复某些过去的形式，它也决不会恢复过去本身。相反，人类的运动总是以更为丰富、更加壮阔的变奏重弹古代的一些非常简单、非常贫乏的曲调，这就表现出人类运动的特征。沙多勃利昂[3]指出，现代民主的普选是日耳曼野蛮人在大森林的空地上举行的全体大会的重演。毫无疑问，已经有不止一个空论家谴责过普选，认为它是恢复野蛮制倒退到过去的时代。
这真是怪事！正是这些自称法国大革命的继承者的人指责我们恢复过去的形式。所以他们竟忘记了受到让·雅克·卢梭鼓舞的法国大革命不断地宣传“回复自然状态”。而事实上，当卢梭抛开夸大和怪论，当他斟酌他的话语明确他的思想的时候，他有力地论证了文明应该在安全、福利和和平的新条件下，恢复人的活动自由和平等，恢复人与自然的经常接触，这些都曾经是野蛮生活的诱人之处，虽然那时非常粗野的、消沉的生活。过去在粉碎把人束缚在土地上的农奴制，承认人人都享有绝对的行动自由的时候，这就是以文明的方式恢复野蛮时代，在大路上和城市里流浪的无产者就像从前森林里的流浪者一样。他没有固定目的地寻找工作、工资，就像森林中的流浪者寻找野味和果子一样。将来，如果像所有的社会主义者所希望的那样，一个新的社会制度和各种工具的完善使人们可以散居在乡间而不必聚集在过分拥挤的城市里，那么人类表面上就会回复到更早的阶段去；然而这将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因为如果能通过双重的接触面受到振奋，既接触人们的活跃的广阔生活又接触自然的平静的广阔生活，这该是多么完美和多么快乐啊！
但是，就是现在，经济学家们吹嘘得最多的进步却是原始社会现象的再创造。这些票据交换所简而言之是实现商品的直接交换，也就是取消货币，恢复野蛮时期的以物换物，但是这种物品交换是在文明高度发展的基础上进行的。当发行银行用纸币代替金属货帀的时候，它们就将金属收藏在它们的地下室里；而黄金就重新回到地下像金矿开采前的情况一样。还有，在现代艺术中，瓦格纳[4]的梦想和理想是什么呢？他非常清楚地说明了他的梦想与理想，他希望结束把音乐和戏剧人为地分割开的状况。他希望用心灵和现代化的管弦乐的全部力量重新表现最古老的希腊悲剧中的宗教、美学的美好统一，而古希腊悲剧又是重新表现了原始时期舞蹈、音乐和祈祷的统一。按照他自己的说法，这就是他所希望恢复的“艺术的初期共产主义”。他希望新时代各种各样动荡的势力重新回到古代的统一，他只希望通过社会共产主义的实现——它将消灭人与人之间的专横的区分和暴力的分割——来取得艺术中的共产主义胜利。但是，如果说瓦格纳重新恢复到铁斯皮（Thespis）的战车的时代或者是恢复到埃斯席尔（Eschyle）的悲剧时代不是很幼稚吗？瓦格纳不会把我们带回到原始人的歌舞和有节奏的模仿表演，普选制不会使我们回到野蛮时期的五月原野集会，票据交换所不会把我们带回可怜的野蛮时期的经济和初级的物物交换，同样，继承了资本主义的巨大运动和革命的个人主义的现代共产主义也将不会把我们重新带到远方贫困部落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去。
人类的历史既不会永远按常规进行也不会中断决裂。人类好像一个总是在进步的伟大艺术家，它不会停止在它的原始的纯朴的萌芽状态，它也不会忘却它，它经过很长一段时间后又以日益增长的力量来重新表现它。广阔的、富有生命力的现代共产主义有极为丰富的财富，它迫切盼望自由，它以一种新的形态重新恢复人类历史上的一段远古时期，我们决不因此感觉受到凌辱，我们应该为这种深刻的连续性而高兴，这种深刻的连续性在各个时代和革命中维持着人类的统一。如果人类的任何成分都不会完全消失，如果在走向未来时它能在自己内部具有对人类过去的新鲜感觉，如果在复杂而热烈的新生活中，人类有时还能听到远古的树叶声和曾经反映过它的形象的泉水声，如果扩大它的生活的革命大风暴能给它带来多少相似的童年感情和美好回忆，那将是人类的莫大幸福。那些指责我们是颠覆分子、破坏分子的人，同时又指责我们为了正在发展的人类的新需要，利用原始人类曾尝试过的生活形式，这至少是非常奇怪的事。事实上，人的生活方式并不是无限的，不论人类进行多么大胆的努力和社会行动，在他们的新图样中都不可能不重新包括旧的文明中的一些已经消失的线条。在向未来提出号召的时候，不可能不唤起过去的深刻回声。
然而，在未来的秩序中，在社会主义的秩序中，自由是至高无上的。社会主义是对个人权利的最高肯定。个人高于一切。不存在能够任意压制个人或者对个人进行恫吓威胁的天赋权力。在上帝看来人并不是工具。社会主义运动拒绝基督教的思想，这种思想要人类服从上帝规定的目的，从属于上帝的光荣和上帝的神秘意图。它也拒绝这种庸俗唯灵论，这种唯灵论把上帝当作是一个与世隔绝的、比个人更强大并且对人是危险的个体。这并不是说，布朗基的战斗口号：“既不要上帝，也不要主人”就能完全表达人类最后的想法，没有一个人能知道在将来思想解放的人的总概念是什么，而他们是不会停止在纯粹否定的阶段上的。
现在，有许多社会主义者似乎倾向于一种唯心主义的一元论。在他们看来世界是一个唯心的统一，它趋向于通过各种力量的日益协调而表现、反映出来，因此人类的活动就和世界的运动联系起来了；这样就重新开阔了无限的前景，而人类也还会有形而上学和神秘的美好陶醉，但是这将是陶醉于科学，陶醉于自由和行动，也同样陶醉于梦想。总之，将不会有压迫人、限制人的超人的力量。对于人类来说，只是从这样一种意义上来才有上帝的存在，上帝就是意识到自己的伟大和自己参与的世界运动的壮丽的人。
社会主义希望人不依附于超人的个体，他也不依附于其他的人。任何人都不是上帝的工具；任何人都不是其他人的工具。既没有超人类的主人；也没有人类中间的主人。既没有皇帝，也没有资本家。人们不再愿意为王朝劳动和受苦。他们不再愿意为一个阶级而劳动和受苦。然而为了使任何个人不受一种外在力量的支配，为了使每个人完全自主，必须保证所有的人有自由和行动的手段。必须使所有的人有尽可能多的科学知识和思想，以便从遗留下来的迷信和传统的消极状态中解放出来的人能在阳光下自豪地前进。必须给予所有的人平等的政治权利和政治权力，以便使国家中的任何人都不是别人的影子，以便使每个人的意志参与整体的领导，以便使个人在最广泛的社会运动中重新获得自由。最后，必须保证每个人对劳动手段的所有权，以便使任何一个人都不必依靠他人生活，以便使任何人都不致被迫把他的一部分努力成果或自由转让给那些掌握生产力的人。
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那么普及教育、普选和共同所有制（la propriété universelle），这些就是个人真正的基本要求。社会主义是合乎逻辑的完整的个人主义，它继续并发展革命的个人主义。法国大革命粉碎了王朝专制和封建特权。它也粉碎了行会组织并且分散了教会的财产，使财产可以分散给所有的人。但是它所完成的这项工作一部分是徒劳的，一部分是虚伪的。为什么是虚伪的呢？因为只有资产阶级和富裕农民能从这个社会革命中得到好处，他们得到了从教士和贵族那里剥夺的财产；财产总是回到占有财产者手中，全国的财产或是成为金融家的财产或是成为最富裕的地主的财产；而新生的和处于混乱状态中的无产者一点都得不到。为什么是徒劳的呢？因为通过分割和分散的办法并不能使所有的人都拥有财产。法国大革命使得科学有了更蓬勃的发展，它这样做有利于个人，而不利于个人所有制，因为技术的进步将会发展大生产而把工业力量和社会力量集中于新的寡头手中。因此，无论是以革命的名义或者以个人的名义，这都有利于共产主义的理想。激烈的斗争和危险有时似乎使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共同的革命事业中混合起来了；但是不久，当法国大革命的热潮过去，无产阶级的浪花消失而资产阶级的根底显露出来的时候，当人类运动在私有制下转成阶级的运动——这是必然的——的时候，以巴贝夫和邦纳罗蒂为代表的共产主义者提醒法国大革命不要忘记人类的伟大理想；他们要求对于新的暴政所威胁、束缚的人给予必要的保证，即共同所有制。
而且，在我们的反对者中那些比较深入考察问题的人也不否认这一点。像埃斯皮纳斯[5]这样的人承认社会主义是革命的个人主义的最高表现。但是他们又指责我们进一步发展这种个人主义，甚至于达到否定整个社会和否定一切理想的程度。像布鲁特这样很有见识的人，如果我根据他在索尔邦大学连续发表的声明来判断，他好像是由于这种担心很感不安。我觉得他一会儿怀着同情心而接近社会主义，一会儿又怀着不安而脱离社会主义。我相信我看出了他思想惶惑的原因。他不接受反对社会主义者的那些庸俗的论点。他清楚地知道社会主义者不是野蛮人，相反他知道他们希望普及人类的文化。他也不怕社会为了理想的目的进行干预。他认为宣布所有的人都享有生活和文化的权利是很崇高的。像古代的城市一样，现代国家担负有一个高度发展的文明的职责，这丝毫不会与他发生矛盾抵触，而且相反会吸引他，使他感到不安的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个人自称是中心和目的，他不受任何支配，他支配一切事物。这样解放人的生命，这难道不是使个人孤立，使生活贫困吗？毫无疑问个人将是巨大的体系的一部分；但是这些体系对他们的价值取决于这些体系对他们的贡献；人不再是一个工具，然而世界和所有一切将成为个人的工具。在个人之上将没有任何力量了；但是在个人之上也没有任何理想了。个人将是壮观而荒凉的顶峰，没有更高于它的顶峰，这个顶峰上面没有丝毫乌云，但是在它的上面也只有空间的空虚和孤独的凄凉。
而我准备承认，在社会主义的运动中或者至少在社会主义辩证法的最初期个人的确是最高的目的。社会主义要破除一切的束缚。它要瓦解阻碍个人发展的一切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要么没有上帝，要么上帝是理想的统一，它使一切力量能调和、发展。要么没有上帝，要么上帝只是自由的一种手段。人道本身并没有神秘的超越物质界的价值。它的丰富内容是由各种个人的力量而形成的。它没有权利不关心数量而只通过若干选定的人物表现出它的卓越性。它不是反映在某些拥有特权的人心灵中的理想的美。对于个人来说，只有他能分享自由、科学和快乐时，人道才是有价值的。
社会主义同样深刻地改变着祖国和家庭的观念。家庭和祖国本身都不是至高无上的、神圣的机构。家庭和祖国都应该对个人负责，应该对个人提供保证。
社会主义对于家庭并不提出资产阶级浪漫主义所提出的空洞浮夸的批评。所有的狂热的青年都反对“社会”，这就是说直接地反对舆论，而舆论对通奸行为是很严厉的。他们希望能从一个家庭到另一个家庭自由地追求爱情，赢得爱情而不受任何一点批评，甚至不让他们所爱的女人受到任何批评；妙极了，可是他们在生理学和其他方面的爱好所扰乱的家庭是建立在财产关系之上的。婚姻的基础是利益的结合。对于富有的女人，人们追求她的目的往往是想得到她的财产。贫穷的女人依附于养活她的丈夫。儿女们除了父母遗传给他们的财富外没有其他财富；他们除了父母遗传给他们的权利外没有其他的权利；没有婚姻关系，妇女就会被抛弃，离开了家庭，没有财产的儿女们就好像是沙漠中的迷路者。而家庭也就是一个封闭的世界，一个财产的堡垒，离开它就可能有致命的危险。既然这样，怎么能认为只应该由爱情的启示和爱情的法律来规定家庭成员之间以及他们同外面广大世界的关系呢？浪漫主义的资产阶级认为爱情是不可抗拒的，是命运注定的，它一方面尊重财产的特权，同时又反对配偶的特权，这是他们最可悲的矛盾。或者可以更确切地说它是伪善的利己主义。它想保住它的资产阶级的财产特权、它的年金证券和它在教育和精神方面的特殊享受；但是它希望在他们的时代实行一种性生活的共产主义。然而从大革命中产生出来的资产阶级新社会从18世纪贵族的经验中得到了教训。贵族曾把家庭生活当作儿戏。它公开并正式地允许配偶淫荡。但是它以同样轻率和不在乎的态度容许大革命发展起来。相反，新的资产阶级是如此崇拜所有权，它为自己的利益恢复了所有权，它至少在表面上要求尊重家庭，家庭是所有权的一种形式。不希望摧毁资产阶级所有制的堡垒而要求淑女们开放闺阁的狂热青年是矛盾的人。当他们起来反对社会的“虚伪”时，他们是错了。这个社会以同样的严格态度保护家庭和财产是合乎逻辑的。浪漫主义的哀愁诗人对待婚姻是无政府主义者，对待财产又是保守主义者，他们的态度是不光明磊落的。
小仲马的不安同样是无法解决的。他首先希望挽救婚姻制度；然而为了使婚姻制度能继续存在下去，他就要求这种制度灵活一些，使它适应个人的权利和要求。所以他长期要求准许离婚以免由于一个无法补救的婚姻的不幸而伤害人的自由、尊严和幸福的权利。所以他希望让私生子回到社会生活的范围之内来。所以他希望甚至要求原谅和尊重没有堕落而失足委身于人的年轻姑娘。小仲马在他的作品中总是触犯他想维护甚至想加强的婚姻制度，触犯甚至企图在这个法定范围之外寻求生活和快乐的人的个人权利。但是因为他的思想仍停留在资产阶级思想的范畴之内，因为他既不触及所有制问题甚至也没有看到所有制问题，所以他就在无法解决的矛盾中进行奋斗。没有得到父母亲的同意又没有结婚就委身于人的年轻姑娘可能走上无法控制的冒险道路，这条道路可能会毁灭她的尊严。她只能靠家庭的财产生活。将来如果情夫遗弃她，她为了抚养自己的孩子就不得不重新要求她曾违犯其法律的家庭给予庇护。她的“错误”的确是一个错误。这个错误并不是在将来生活中真正控制自己的自由意志的行为。这个错误只是一个同整个社会制度相矛盾的感官以外的欢乐或新奇的爱好，而这个社会制度是必须要承受的。离婚这个虚伪的革命性解决办法同样只是一个权宜之计。离婚使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互相从对方那里得到自由；但是离婚之后，如果这个女人没有稳定的工作和足够的财产，她又要陷入多么深的深渊啊！至于孩子们，他们失去了家庭的支持，却没有得到社会的支持，因此他们就成了真正的孤儿。最后，自由的结合或者人们用这个词来嘲笑的其他什么东西都只是对于婚姻的拙劣歪曲。在自由的结合中，妇女毫无保障地听凭男人支配，她只是一个可能被抛到街头的可怜的奴隶，在自由结合中，女人受到贫困的束缚，而男人，当他是善良人的时候则是受到怜悯心的束缚。
只有一个办法能保证人在家庭生活中的自由和尊严：这就是改造所有制；这就是保证所有的男人和女人通过自由的、白豪的劳动有生活的手段。这就是保证孩子们预先有共同所有权，即使直接的家庭破裂或者把他们遗弃，他们的这种权利也可以使他们成为人类家庭的成员。这样，家庭就将确实建立在自由意志、相互感情以及自由契约的基础上。这样就可以不经过可耻的财产交易而缔结爱情关系，就可以结束不幸的姻缘关系而不会使个人遭到贫困或遗弃。这样的婚姻结合才真正是自由的，而庸俗的财产关系就不再会扩展到家庭生活中来。家庭不再是一个往往有束缚与压制性质的制度，它将以它的大公无私的崇高感情来促进人的伟大。然而在这种情况下个人仍是目的，只有在家庭为个人服务时，家庭这个制度才是有价值的。
社会主义思想对于祖国的看法也是这样，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从它们的一切根源来说肯定都是珍视法兰西祖国的。从资产阶级大革命时起，陷于绝境的人民就曾英勇地反抗外国以保卫新法兰西，他们已经预感到，将来他们要继承这个遗产。此外，国家的统一是生产统一和所有制统一的条件，而生产和所有制的统一是社会主义的实质。最后，并不是整个人类都已经具有成熟的条件来接受社会主义的组织，有些国家由于工业生活的高度发展，由于民主制的发展已经准备好进行社会革命，它们将实现这个革命，而不用等待运动迟缓的、处于混乱状态的广大人群。国家在不团结的、散乱的人类中是一个封闭的体系，是一个没有出口的旋涡，因此国家是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如果破坏国家，这就是推翻强烈的光源，只留下星云的暗淡微光。这也就会消灭进行鲜明迅速行动的中心，只留下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的不团结的、缓慢的努力。或者更确切地说这就会取消整个自由，因为人类如果不再把它的行动集中在独立自主的国家之内，就会要求通过庞大的亚细亚式的暴政实现统一、因此祖国是社会主义所必需的。没有祖国，社会主义就不能存在，社会主义就不能有所作为。甚至于国际无产阶级运动也需要从它所要超越的国家中找到出发点、支撑点，否则它就会在散乱不定的状态中迷失方向。
社会主义者为什么要同祖国相分离呢？只有枯叶才会同树干分离开。一百年以来，流亡国外的人向外国求援，因为他们不再指望新的法兰西本身会自行回到他们的控制之下。他们蹂躏了法国，这就等于宣称他们是属于过去时代的势力。在复辟政府时期，阿尔芒·卡列尔同他的一些朋友参加自由西班牙的军队同路易十八的军队作战，这是犯了一个错误。除非是反动势力已经控制了法国，否则就不能原谅他的行为。只有那些对祖国绝望的人才会流亡，即使他们有高尚的理由。然而社会主义者知道国家生活的演变对他们是有利的。他们知道，资本主义的演变和民主为社会主义开辟了道路，他们期待从国家生活的演变中获得胜利，因此他们是处于祖国的中心。如果说有白色旗帜下和三色旗帜下的流亡者的话，在社会主义的旗帜下，是不会有流亡者的，即使有一天社会主义遭到暂时的暴力摧残，社会主义者也期待法国的不可避免的回头。
然而，虽然今天社会主义和祖国事实上是不可分开的，可是，很明显在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中，祖国并不是一个绝对的东西。它不是目的；它不是至高无上的目标。它是自由和正义的一种手段。目的是解放所有的人。目的就是个人，当那些狂热分子和招摇撞骗者叫道：“祖国高于一切”的时候，如果他们的意思是说祖国高于我们个人的舒适、懒惰和自私自利的话，我们是同意他们的看法的。但是如果他们的意思是说祖国高于人权、高于人的话，我们就会说：不。不，祖国不是不能讨论的，它不是高于良心的，它不是高于人的。如果有一天祖国反过来反对人权、反对人的自由和尊严，它将失去它的权利。那些想把祖国当成一个有权牺牲无辜者的生命的一种可怕偶像的人，他们这样做就是促使祖国灭亡。如果他们取得胜利，为了同他们分离，人的良心也就会同祖国分离，而祖国就会像杀人的迷信邪教一样成为过去时代的东西。祖国所以是正当合理的，只是因为它保障个人的权利。如果将来有一天，有一个人在祖国观念以外找到了对他的权利、自由和发展的至高的保障，那时候祖国的观念就会消失。那时它只是一种倒退反动的形式。使祖国从属于正义，这才是拯救祖国。
可见，社会主义者确实认为，一切制度对于人都只有相对的价值。今后个人在肯定它要求自由、生活和成长的意志的同时，才能给予制度和观念以价值和生命。个人是衡量一切事物的尺度，是衡量祖国、家庭、财产、人道和上帝的尺度。这就是革命思想的逻辑，这就是社会主义。
但是这样提高个人地位，把个人当作历史发展运动的最高目的，既不是说不要理想和团结，也不是说不要牺牲。让所有的人都有财产、有科学知识、有自由，也就是说让所有的人都能生活，这是多么崇高的理想啊！直到现在为止，一切的理想都过于胆怯虚弱，都没有提出塑造人的实质的任务。基督教提高选民的地位而让大多数群众沦入地狱的深渊。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宣布了在理论上的平等，但是它允许一个阶级奴役另一个阶级的所有者特权。整个人类包括每一位个人，包括人类的每一个分子，都必须有所有权、自由、光明和快乐。有史以来，这还是第一次提出这样的理想。人不再通过某些优秀分子，或者通过某些特权阶级来确认他的尊严和光荣，他通过所有的个人确认人的尊严与光荣。不论生下来的是怎样一个有血有肉的生命，只要他有人的外形，他就有人的权利和权力。人可以思想，而不必依赖任何教条；人可以在友爱平等的法律基础上劳动，而不必依附于任何主人。人将在社会整体中占有人用以征服自然的行动手段。
因此，由于社会主义，人类的理想就不再仅仅是能照到顶端和表面的光线。在人的生活的巨大旋涡里，任何一个分子都会反射出光芒。事实状态与法律状态从来没有达到这样深刻的统一，物质与精神从来没有达到这样深刻的相互渗透。整个人类，整个有机体摆脱了兽性法律的束缚将真正超越于自然界之上。而人类将第一次支配一切事物。在资本主义法律下，人类屈服于残忍竞争和暴力之下，人仍然只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作为雇佣劳动者处于依附地位而下到矿井深处的矿工不是完全的人。他是原始生产机器中的一个零件；他是同自然界其他力量搏斗的一种自然力量。将来当所有生产者都获得解放的时候，当他们完全自由地进行劳动的时候，当这个劳动成为一种自由的行动而不再是一种自然的事实的时候，人自己将下到矿井最深处劳动，翻耕麦茬地以及铸锻金属。对人的奴役不再与对物的奴役混合在一起，人将有崇高的自由来塑造地球、地球上的力量和元素；自由的精神才真正征服了世界。
有人说人提高到最高地位后将会感到忧郁沮丧，因为他在他之上再也看不到什么东西了。这样说是没有意义的。首先在他之上，他总是能看到他自己。他总是可以追求更多的力量、更多的思想和更多的爱。因为人将摆脱一切束缚限制和一切剥削，所以他将不断地想到使自己得到发展，得到提高，发挥运用他的全部力量。当人们不再能为统治别人、压迫别人而消耗他们的力量，满足他们的虚荣和贪婪的时候，他们就必须专心致力于发展他们自己的才能。正如基督教徒热衷于监督和纯洁他们的内心生活一样，社会主义社会的人将热衷于提高人的价值。但是他并不是不与外界接触的。宣布个人的最高价值就是要压制强者的侵占性的利己主义，而不是确认普遍的利己主义。相反，当人知道他的价值并不是由于财富、出身门第、宗教授权而产生的，而是由于他是人而产生的，他就会尊重人类本身。然而正因为他只是人类的一个微不足道的非常脆弱的分子，所以他热爱的、想为之服务的将是整个人类，是人类多种多样的表现，是人类的无限发展。任何外在的力量都不能对人的良心实行强制。但是，人本身将超出本身的界限，以便过更广阔的生活，甚至尝试牺牲这个最高的快乐。在我们这个有着不共戴天的对立的社会中，不再可能有牺牲精神。特权阶级所谓的忠诚献身精神只不过是谎言，因为他们害怕，他们的慈善救济只是取得保障的打算。被压迫阶级自从他们不再相信统治势力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崇高的美德时就不会再去牺牲。如果牺牲自己，那总是为了比自己更好的才牺牲，但欺骗愚弄行为开始时，就不会再有人去牺牲了。今天被压迫阶级不再主动给予，他们在自己举行起义前容忍别人夺取。社会的斗争形成了苛刻的良心，这样就不会再有自我牺牲精神。反之，在社会主义的伟大和平中，只有当献身于那些探索和痛苦的人，献身于那些精神不安，内心悲伤的人的时候，人才真正有了自觉。
为他人而生活，是最崇高的生活，因为当我们通过一个自由的行为，超出我们自身的界限时，我们就不会遇到其他的界限，我们就可能进入一种永恒无限的境界。亚里士多德说过，财产的最大好处就是可以给予别人。因此，当一切的人对自身都有所有权时，有许多人都将乐意献身。献身于什么事业呢？献身于受苦难的、伟大的人类，崇高而困倦的人类，在宣布人权后很长时期内，人类还带有兽性的沉重遗产，还有粗野的本能、暧昧的思想、仇恨的心灵、怯懦的意志，必须不断地鼓舞人类，开导人类，安抚人类，使人类无愧于人类百身，使地球成为宇宙中具有光明、力量和温情的珍宝。
但是解放了的人不仅仅是同人类结合，而且将同整个宇宙相结合。社会主义的建立将像是一个伟大的宗教启示。摆脱了黑暗和野蛮的世界的人将能最后升到公正光明的境界；由于天性的演变，人将提高到超越天性的地位，这就是说人将超越于暴力和冲突之上的地位；从各种力量和本能的冲突中将出现人们意愿的协调，这是何等的奇迹啊！人们怎么会不追求了解一切事物归根到底是否有一种神秘的统一和宁静呢？世界是不是有一个意义呢？宗教是对世界的一种普遍的和生动鲜明的概念，它不是对某些人的思想进行指导，它不是供给某些人进行推理的东西，它在一个整个历史时期感动整个一部分人。这就像常见的人类控制世界一样。
为了促使一个伟大的宗教制度的产生，就必须把一个伟大的思想运动和一个伟大的社会运动汇合起来，结合起来。基督教的形而上学和道德的基础就是通过古代思想的发展准备好的。但是必须有当时罗马帝国的严重社会危机、被征服的人民的苦难以及受外部各种力量压迫的地位低微的人的暴乱，才能使某些玄学家、哲学家的这种思想同人类相结合。1789年的大革命也曾引起了宗教的意念，但是这种意念是幼稚的和空虚的。因为尽管法国大革命也是一个伟大的思想运动，即18世纪的思想和一个伟大的社会运动，即资产阶级掌握政权的汇合，但是因为它是太不协调、太混乱了，以致不能使人类对世界的统一有一个新的认识。大革命的社会运动和思想运动一样，都是不完备的和不固定的。取得政权的革命阶级本身就具有矛盾，就不一致，因为它宣布了人权，但却把狭隘的革命变成有利于极少数人的革命。它看到在它统治下的无产阶级骚动起来，无产阶级已经以不明确的声音结结巴巴地提出了一个新口号。这样一个不完全的和动荡的革命，从它一开始时起就感到一个新的革命威胁，它怎么能以人类的名义来探究世界的神秘呢？科学本身虽然有许多奇妙的发现和奇异的发明，它也没有弄清楚把人类运动同宇宙运动联系起来的最高发展规律，这个在思想上激起美好希望的最高发展规律。将来的情况却相反，社会主义所解放的、自身取得和解的人类将从人类本身生动的统一意识到世界的统一，将在它取得胜利的光辉照耀下来说明各种势力、形式和生命的模糊不清的演变，它正像一切有思想的人曾经共同梦想过的那样预见到世界逐渐组织起来，预见到良心的无止境的扩大和精神的胜利。过去是自然界一部分的人类所实现的公正和善良的革命将像是对自然界本身的一个号召和一个信号。既然人类能够达到自觉、光明和和平，为什么整个自然界不会趋向于摆脱不自觉和混乱的状态呢？因此处于正义的胜利顶峰的人类将使处于深渊最底层的物质听到希望的声音，而人类也将听到全宇宙充满预感的愿望的回声。
但是，不管新的人如何倾向于通过整个人类生活和世界生活进行发展，个人永远是他自己的尺度。个人是通过他自由的行动而献身于其他的人；他不容许用任何暴力来强夺他献身的权利。他总是像要求人们一样要求世界尊重他的内心的自由。它只接受一个最高理想，这个理想在保证世界统一的同时还将确认个人的活力，确认个人的自主权。人由于社会主义得到思想自由的绝对权利和不可摧毁的财产权，因而人可能进入社会的共同体，他也可以进入世界的共同体；它既不会被吞没，也不会溶化。他准备与一个不断变得更为庞大的力量体系相协调；他准备参与一个不断向更远更高方向发展的事业；但是他仍然是一个独立的思想和行动中心；他能对抗人类共同体的力量和世界的神秘，任何压迫力量和涣散的力量永远也不能影响他。
事实上，一个世纪以来所有的社会主义思想家都肯定个人必须要有自由。当巴贝夫策划平等派密谋的时候，他与所谓的雅各宾极左派残余分子、与山岳党人残余分子取得了一致。在越来越恐慌的资产阶级寡头和威胁性的专制制度还没有行动起来以前，共产主义革命宣传家就同个人主义革命的残余分子协同一致釆取了行动。巴贝夫不仅主张要号召人民“走向共同幸福”。他还主张要拯救受到威胁的自由和处于危险境地的大革命；他想使所有受苦难而且再一次受欺骗的人民得到所有权的保障，这是为了使资产阶级大革命的自由深深地在土地上扎根。傅立叶巧妙地设想从他的社会组织中排除一切强制。他希望新的复杂的世界能非常广泛地、细致地适应复杂的人性，他希望社会完全通过情感或者甚至幻想的作用而运动，他希望能像柏拉图的比喻那样以一根金线来引导人类。他同时攻击18世纪的经济学家和哲学家，他攻击经济学家是因为他们歌颂财富却没有保证财富的公正分配，他攻击哲学家是因为他们宣传实行禁欲主义和节俭的平等；他希望有公平的丰裕生活，一切有组织的力量的提高与发展。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尽管不会单纯由于地方上的组合和自发的集团的作用而产生，但它肯定会变得极为灵活，增加生活的形式以及行动的手段来满足人的不同要求。
同样，圣西门主义者虽然其理论表面上是更重视权威，但是他们也是高度的个人主义者。他们无疑是反对资产阶级的无政府状态和无秩序的生产和贸易的，他们希望在最有知识、最贤明的人的权力下以集体的协调的生产代替无政府、无秩序的状态。但是这个权力只能建立在合作者的自由意愿的基础之上，它不会有别的效果，只会全面发展个人的各种能力。《生产者》杂志[6]把《圣经》上的话改动了一下。他们说：“所有的人都是被选定的，所有的人都是选民”，但是他们将被选定过行动和自由的生活。
最后，必须当心，不要把马克思在经济唯物主义中所反映出来的黑格尔辩证法看成是宿命论的一种形式、强制性体系的一种形式。根据马克思的看法，经济状况是历史的基础，决定着人们日常生活形态的生产制度、劳动制度和所有制，不可能不一步一步地决定人类活动的上层建筑即哲学、道德、艺术和宗教。但是不应该认为这些上层建筑是直接反映人类本性的越来越丰富多彩的各种力量在扰乱分散经济秩序的主题，虽然它们不能破坏它。织布工人虽然受到织布机的规律的支配，然而他还能织出各种不同图案不同颜色的花布来，同样，历史也在经济力量的织布机上织出各种极不相同的人类生活方式来。经济形式决定着人类活动的各种方式，但是我们不能从经济形式中推论出人类活动的方式来。恩格斯在他最后对马克思主义的评论中，几乎触及到孔德的思想，孔德认为最复杂的现象是以最简单现象的规律为框架的，但是他不把最复杂的现象简化成最简单的现象。可见在实现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时候，很显然在所有制方面、劳动和人的基本生活方面的这个深刻的革命将在人的各种观念中产生反响，在共产主义的人类大镜中，世界的反映同它在当今人类无限零星分散的意识中的映像是不相同的。但是在共产主义启示的总规律之下，是有着多么奇妙的、数不清的不同行动、思想和理想啊！因此马克思注意避免预先确定新社会的具体方式。
当社会主义者拒绝详细描绘未来的社会时，有人就指责他们在玩弄诡计，而社会主义者不过是要尊重演变的自由和生活的丰富而已。他们知道事实发展的总方向和人的意愿的总倾向。他们知道资本主义的大运动为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准备了条件，他们也知道在现代技术条件下，只有集体所有制才能使所有的人都有财产，也就是使所有的人都有自由。但是，这个在社会主义中占主导地位的普遍规律对人的各种生活方式会产生什么特殊效果呢？没有人能够回答。首先，因为这些效果是数不清的；其次，因为这些效果还受到变化的条件的制约；最后，因为社会现象的总的决定论，人的意志在安排协调生产的统一和个人的首创精神的各种机制中只起部分作用。
从现在起就可以肯定的是，凡是社会主义者组成政党的地方，社会党总是朝着个人自由、政治自由、选举自由、信仰自由和劳动自由方向进行活动。不仅如此，虽然社会党进行斗争反对资产阶级所有制的特权，但是它感到遗憾的是资产阶级常常无力保卫自由的成果以反对反动势力。而且在必须这样做的时候，它总是帮助资产阶级保卫自由。意大利社会党人不断地怀着苦恼不安的心情转向资产阶级。它恳求资产阶级完成它创立资本主义的生产和保护政治自由的事业。他们对资产阶级说：“你们不要不信任我们。历史的规律无疑注定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将被社会所有制吸收。但是我们深深知道，一个处于初级阶段、处于昏睡和贫困状态的意大利是不能解放无产者的。我们准备对你们的事业给予帮助，我们希望刺激人民摆脱麻木不仁的状态，以便认真地对待他们的政治权利和监督责任。我们希望与你们一起寻求一个能够进行大规模生产的经济制度。”同样，经常受到梅特涅制度的残余，甚至受到封建经济的残余阻碍的奥地利社会党人一致号召建立一个强大的资本主义。他们深深地知道，例如在贵族、农民和犹太人关系中还保持着中世纪关系的加利西亚，只有通过一个强大的资产阶级的工业和政治活动才能摆脱过去这种旧习俗。而在德国，社会党人曾多次为资产阶级没有完成它的历史使命而惋惜！他们说资产阶级在1848年法兰克福议会时期和1866年发生冲突时期，曾经两次有机会能够给予德国统一和自由，两次资产阶级都溜走了，它允许封建的反动势力、君主专制和军事暴力对德国的统一留下它们的印记。为了补救这个错误，德国社会党人在准备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同时，每天都在为德国的精神上和政治上的自由而斗争。他们发动斥责他们的进步的资产阶级起来反对封建主，他们挫败了军国主义。最后，在法国，最近发生的一次危机似乎并不直接涉及社会党的利益，然而社会党人为什么要进行干预呢？这不仅因为它是一个人道的党，它不能不关心人类的任何问题，也因为它不希望让狂热情绪使得资产阶级更为狭隘和贫乏。法国资产阶级是由各种不同的分子，天主教、基督教和犹太人的资产阶级组成的，这种多样性是我国和自由的一支伟大力量。这种多样性使资产阶级能够避免拉丁语国家中资产阶级的衰弱。而社会主义需要使今天的统治和占有阶级尽可能保持有最多的自由和生命。社会主义不打算削弱和限制人的力量，所以它希望在社会主义以正义的名义掌握世界之前世界的活动应该达到最高的程度。
你们是不是会说，就像人们经常所说的那样，难道不是社会主义者自己在马克思著名的《共产党宣言》中谈到了无产阶级专政吗？但是，这句话不能适用于已经建立的社会主义秩序，在那种情况下，这句话将没有什么意义了，因为那时将不再有无产阶级。这是在夺取政权时期的一种革命策略。在这里我们只能进行猜测。没有一个人能肯定地说新的秩序将通过什么道路建立起来。很可能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会像不久前资产阶级取得政权一样将具有革命的性质。当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由于事态的发展，通过一个历史的危机而取得政权的时候，它将不会犯1848年的革命者所犯的错误，它将立即实现对所有制的伟大社会改革，它不会给予反动派迷惑或强制群众的时间。但是与资产阶级相反，无产阶级在革命胜利后将不会继续存在下去，它将在它建立的新秩序中消逝。指责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不正确的，这就像把资产阶级和资本的正常生活与革命时期混淆起来一样的不正确。事实上，由于社会主义者对工人阶级、农民和有知识的资产阶级进行的日益积极广泛的宣传，他们正在不断削弱今天社会中的抗拒力量，他们这样做也就是在缩小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可能性。不久以后，社会主义的理想将如此深入人心，因而一旦无产阶级取得了胜利，无数力量将团结在它的周围。许多人还会犹豫，因为他们相信社会公正有可能实现。经过事实证明之后，除了极少数突然沦入无权地位的特权者以外，所有的人都将会接受社会公正的思想，而战斗的阶段可能会是暂时的。
哪里还有什么社会主义的暴政呢？有人说在新社会里所有的公民都将是公务人员，这是多么奇怪啊！事实上，只是在现在的社会里所有的公民或者几乎所有的公民才向往成为“公务人员”。如果这样就是奴役，那么今天的世界才是往奴役的方向走。但是公务人员制和社会主义秩序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公务人员是雇佣人员，社会主义的生产者是合作者。公务人员依附于政府，依附于国家。国家往往是阶级利益的保卫者，它控制它的公务人员。在社会主义秩序中，不再有需要为之服务的阶级利益，因此谁会去对公民施行暴政呢？公共机关的良好正常的活动并不关系到公务人员个人和直接的利益。社会主义生产者的直接的个人利益在于改善他们领导的生产和增加由他们分配的财富。每一个公民诞生时不再是一无所有，没有力量和没有权利的人，他将预先对劳动手段享有共同所有权，他同社会共同体、同地方性、职业性集团经过自由讨论订立的合同将规定如何行使这个权利。社会共同体必然会进行干预，以便协调生产。它也将干预防止恢复人对人的任何剥削。但是它将容许个人和集团有最大的自由发挥主动性，因为刺激发明和尊重人的活力是符合整个社会共同体的最高利益的。现在，无产阶级就已经反对一切官僚式的中央集权。它希望增加地方组织、工会和合作社，它虽然要把这些团体组织成联合会，但是它尊重他们的自治权力，它知道由于有这许多种组织，它就可以使社会主义秩序多种多样而避免行动过分集中的单调。在社会共同体中，地方和中央权力机构之间的确切关系将是怎样的呢？这是不可能预先明确说明的，无疑这些关系将是非常复杂和变化多端的。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中央的机构既不想也没有办法对地方组织实行强制。社会将不受神权和教权的支配，也不受王权和资本权力的支配。因此，中央政权将从哪里去找压迫的手段呢？它能为什么利益去进行压迫呢？除了各集团的力量外，中央政权不再有其他的力量，而除了个人的力量外，各集团也不再有其他的力量了。一切进步的多样化的、有生命的力量都将蓬勃发展，而共产主义的社会将是历史上最完备、最向前发展的社会。
若干年以来，“自由主义者”大谈地方分权。布尔热先生认为这就是出路，而巴雷斯先生则谴责洛林的青年人不唤醒本省的潜在力量而来到巴黎。但是所有这些言行不一的文学家都没有注意到他们抱怨的中央集权是经济秩序的一个后果。政治上和精神上的集中是反映经济上的集中。资本主义制度使所有权和劳动相分离，持有股票的人可以在大城市中花费在洛林省和朗格多克省的劳动挣来的红利，如果巴雷斯先生所说的青年人希望在洛林开掘矿井，他们就不得不请求巴黎的资本家帮助。这样，由于劳动和所有权的分离，财富就脱离了生产财富的那些地区；生活就脱离了创造生活的那些地区。相反地，当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公民自己保有他们劳动的全部产品的时候，财富就会留在产生财富的地方，而生活将不会集中在一些贪婪的大都市里，生活将扩散到所有的地方。如果这些主张地方分权的人不仅仅是写一些这方而的著作，他们就必须在反动和社会主义之间表示他们的立场。实行地方分权而不改变所有制，这就是恢复老的土地占有者势力的至高无上地位，这就是倒退到过去。只有一种有生命力的地方分权，这就是共产主义，因为它允许每个人拥有他劳动的全部产品，因此它使每个个人都成为一个中心。通过社会主义，总的生活的广泛和谐与个人力量的自发性可以互相协调；通过社会主义，人类就像是这样一条河流，河流中的每一股流水都是一个源泉。
（译自《饶勒斯全集》第6卷，1933年巴黎法文版第73—104页，佚名译）
[1] 载于《巴黎评论》杂志1898年12月1日。——编者注
[2] 罗仑兹·施泰因（Lorenz Stein 1811—1860）——德国法学家，历史学家。著有《现代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土义》。——编者注
[3] 弗朗斯瓦·勒奈·沙多勃利昂（François-René Chateaubriand 1768—1848）——法国作家，曾任法国外交大臣。——编者注
[4] 理查·瓦格纳（Richard Wagner 1813—1883）——伟大德国音乐家。——编者注
[5] 埃斯皮纳斯（Espinas）是法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波尔多大学文学院教授，从1904年起，在索尔邦大学（即巴黎大学）讲授经济学说史。——原编者注
[6] 在圣西门去世后，他的门徒们出版的圣西门派杂志。——原编者注
感谢 秋越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