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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与社会主义

〔法〕让·饶勒斯

（1901年10月17日）



　　11年前，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起草党纲的过程中，曾把不久后提交爱尔福特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草案寄给马克思的朋友、当时在世的恩格斯。恩格斯对于这个纲领的政治部分提出了严重的反对意见。他认为这一部分不确切，不坚定，没有用处。他说，这个纲领谈到直接普选、人民提出法案和否决法案的权利。但是，当德国的宪法还是一个君主专制的宪法，德国还处于由诸侯的意志统治的小邦分立状态，不能由全国人民行使自由而统一的意志时，提这些又有什么用处呢？在这样一种政治制度的情况下，怎么能希望合法地、和平地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呢？
　　这里我想引用恩格斯信件的原文，这封信是不久前在李卜克内西的遗物中发现的，由考茨基发表在他主编的《新时代》杂志上：

　　“他们力图使自己和党相信，‘现代的社会正在长入社会主义’，而不去问一下，与此同时这个社会是否还要像虾挣破自己的旧壳那样必然从它的旧社会制度中破壳而出，并且还必须用暴力来炸毁这个旧壳，是否除此之外，这个社会在德国就无须在炸毁那还是半专制制度的、而且是混乱得不可言状的政治制度的桎梏。可以设想，在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照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里，旧社会有可能和平长入新社会，比如在法国和美国那样的民主共和国，在英国那样的君主国，英国报纸上每天都在谈论即将赎买王朝的问题，这个王朝在人民的意志面前是软弱无力的。但是在德国，政府几乎有无上的权力，帝国国会及其他一切代议机关毫无实权，因此，在德国宣布这样做，而且在没有任何必要的情况下宣布要这样做，就是揭去专制制度的遮羞布，自己去掩盖那赤裸裸的东西。
　　……
　　如果说有什么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我们的党和工人阶级只有在民主共和国这种形式下，才能取得统治。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法国大革命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但是，要我们的优秀分子像米凯尔那样在皇帝手下做起大臣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1]

　　关于恩格斯这一段出色的话，我今天只想提出两点来讨论。第一点，马克思的杰出朋友的看法同我们那些自命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人经常的说法是不同的，他认为民主共和国不是纯粹资产阶级的形式，不能说这种形式以及其他政府形式，对无产阶级都同样无关紧要。恩格斯认为，共和国是社会主义的政治形式，它是社会主义的预告，是社会主义的准备，基至它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包含了社会主义，因为只有共和国才能通过合法的演变导向社会主义，而不破坏连续性。
　　因此，当我们在法国的自由面临危机的关头起来保卫共和国反对它的一切敌人的时候，我们才是忠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而那些以革命和理论的纯洁性为借口，可悲地采取在政治上弃权的态度的人，才是背弃了社会主义思想。他们也背弃了法国无产阶级的革命传统。恩格斯谈到了1793年的共和国，谈到法国大革命，某些法国社会主义者宣称这次革命完全是资产阶级的革命，而按照恩格斯的看法，这次革命在一段时间内曾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适当工具。前天我和加布里埃尔·杰维尔一同到国家档案馆查阅法国大革命的文件，我在那些文件中极其高兴地读到巴贝夫的一段日记。巴贝夫为他保卫了法国大革命和共和国而感到高兴，哪怕当时的革命和共和国还是操纵在迫害人民的人的手中。他为他拯救了共和国而感到高兴，哪怕他在拯救共和国的同时，可能会拯救当时代表共和国的那些卑鄙的人。他写道：“是的，保王党人在葡月13日没有取得胜利，是因为在公众的自由处于极大危险的时刻，民主派感觉到，为了如此神圣的利益，他们宁可冒丧失自己生命的危险，去拯救那些迫害他们的人，那些人曾多次出卖他们，但是如果那些人被毁灭，公众的自由也将随之毁灭。”这真是值得钦佩的语言，这与瓦扬公民的论调是相反的。这些话使瓦扬再也没有任何借口来掩饰他在共和制遭到危难的时刻，在布朗热事件的危机和民族主义的危机中，所采取的置身局外的态度与维持均衡的政策。他自认为是忠于巴贝夫的路线，这是僭窃行为，在那些动乱的日子里，只有我们才是忠实于法国的革命共产主义。
　　但是，恩格斯的话也向我们表明，德国的社会主义者是多么关心实现共产主义的手段问题。恩格斯因为没有一个德意志共和国而感到非常惋惜。而且他暗示说，他一方面反对社会主义者在一个皇帝下面担任大臣，另一方面他却认为社会主义者参加一个正向社会主义演变的民主共和国的政府领导工作是很自然的事情。从下面的几段引文可以看出，李卜克内西比恩格斯走得更远，因为他预料社会主义者即便在一个帝制国家中，也会参加政府。但是，不管他们在参加政府这一个完全次要的问题上抱什么态度，他们经常都在考虑下面这个问题，即怎样才能从资产阶级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通过什么途径过渡？通过怎样的演变过程实现过渡？我敢说，这个问题是我们大家经常在思考的问题。我们毫无保留地、一贯地以我们全部的思考、全部的行动致力于从理论上和从实践上解决这个问题。
　　在1893年社会主义者取得伟大胜利[2]的欢腾日子里，当我们由于我们党日益增长的行动理所当然地感到自豪的时候，我一度曾认为我们比过去更为接近完全的、最后的胜利。当时瓦扬曾多少次警告我不要怀有这种危险的幻想啊！他曾多少次提醒我们应该提防盖得的短期预言，提防那种对于解放性的大灾难的神秘期待啊！但是即便是在那个时期，在我对于最近的未来怀有热烈的希望的时候，我也从来没有忽视改良的事业，而且我总是力图使我们的改良方案具有一个社会主义方向。我不仅仅把这些改良看成是缓和目前贫困的暂时措施，而且把它看成是社会主义组织的开始，是撒在资本主义土壤上的共产主义的幼芽。我曾重新提出1789年革命农民们提出过的要求，要求国家垄断小麦的进口，作为建立一个国家粮食供应机构的准备，这个机构将由工会、农民的职业团体与国家共同管理；我曾在关于糖的长时间的大辩论中，要求对炼糖厂、制糖厂实行社会化，这些企业将在国家的监督下有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管理，这些企业为购买甜菜，将同生产甜菜的农民的职业团体，同有保证获得最低工资的农业工人订立合同；我曾要求没收矿山，把矿山交给由国家的代表、全体工人阶级的代表及矿工代表组成的工作委员会领导管理；在我提出以上这些要求时，我所考虑的不仅仅是限制资本家的力量，提高无产者的地位；我的主要考虑是要把新的形式既是全国的所有制又是工会、职业团体的所有制，既是共产主义所有制又是无产阶级所有制，它们将逐渐粉碎资本主义的桎梏。根据这个精神，我在成立工人玻璃厂的时候，果断地反对盖得的朋友那些人的立场，在巴黎举行的玻璃工厂筹备会议上，盖得的朋友们想把这个工厂贬低为玻璃工人的工厂，成为资本主义工厂在工人手上的翻版。我竭尽全力支持那些希望把这个工厂变成所有工人组织的共同财产，实际上也把它变成了这样的共同财产的人，他们这样做是建立了现今社会中最接近无产阶级共产主义的所有制形式。因此，我的行动总是受到马克思非常恰当地称之为“革命演变”的路线的指导。
　　在我看来，这种革命演变就是把否定现今社会、超越现今社会的所有制形式输入到现今的社会中，这种形式是新社会的预告与准备，它通过自己的有机力量加速旧社会的瓦解过程。我认为，改良不仅是缓和剂，而且是，也应该是药品的配制准备。
　　这就是从我开始进行战斗以来鼓舞着我的思想。这就是我在五年来的议会生涯中所运用的实现社会主义的方法，我这五年的议会生涯只是长时期的劳动与战斗。既然他们迫使我谈起我自己，既然他们迫使我不得不保卫我争取到的人民的一份信任——我是为了革命的利益才取得这种信任——我就要公开明白地宣布，我始终完全忠实于这个方法和这个思想。
　　四年前，由于这种愚昧的、野蛮的动乱，由于意志和良心的可悲屈服[3]，我认识到，单单是向社会主义推进突破是不够的，还必须巩固已经受到震荡的共和制自由。当矿工正在奋力掘煤，突然发现坑道在动荡，支架在倾斜，顶棚在下沉时，他就会暂时放下掘煤的锄头，先去加固支架。难道有人会说他是停止了前进，放弃了他有力的攻击工具吗？不，他反而是保证了他的工作能够进行下去并取得进展。
　　我从里尔、鲁贝、巴黎、卡尔莫、里沃-德日耶看到，资本主义的实力还很强大，比盖得告诉我们的要强大得多，它的阻力也比盖得所说的要大得多。我了解到，我们必须做出长期的巨大努力，必须进行一系列工作，才能消除最强烈的偏见，对于人的意识产生深刻的影响。而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在危机中也不得不要求社会主义者掌握一部分权力，以消除一部分的敌对偏见，在我看来，这并不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我相信，不论发生什么事情，即使这种事件以后永远不会重演，在不久的将来，所有的人都会利用这一事件大肆宣传。即使在最困难的情况下，我也一直认为让这个政府继续存在下去，从而取得重要的历史意义，也是值得的。我仍然认为，如果冲动地结束这一政府，那将是不幸的。
　　但是，我现在非常明确地声明，在我看来让社会党参与以后的政府是非常不好的，这不仅是为了要服从我党代表大会的原则性决定，这也是我个人经过深思熟虑得出的信念。首先必须使社会党有时间从一定的距离来判断参加政府的好的和坏的效果。社会党必须要能从一个适当的角度来看这些事件。而且社会党也必须首先保留自己的全部力量，以便在议会中，在全国面前，阐明它的扩大革新的行动纲领。它将以更大的权威这样做，由于它在自由和民族的重大危机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它现在具有这样的权威。社会党将对那些成见不是太深、比较能够接受新的自由的人进行这个工作。它在进行这个工作时，时刻都不会忽视它可能从共和政府得到的零星改良，它不会以有计划的一贯的反对来使它没有参加的政府不能有所作为，它所考虑的就是要一贯表现它的思想的全部能力。现在是能够而且应该把所有制问题本身提到议会面前的时候了，现在不再是单纯通过理论性的声明来提出这个问题，而是要提出明确而切实可行的宏伟的计划，对于一大部分资本主义的工业资产和地产实行必要而迅速的社会主义化，应该由计划规定确定的法律形式和经济形式。现在是把一个深刻而又广泛的行动纲领提到资产阶级政党的面前，而不再是提出一般性的公式的时候了，这个行动纲领真正提出了所有制问题，从学术上来看它代表社会主义思想的全部内容。
　　现在和过去一样，我作为党的一个战士一直不间断地在为这个伟大任务进行准备，我为此感到正当的自豪。无论是在受到凌辱时或是受到赞扬时，我都照常工作。而且我确信，这一份劳动的成果对于无产阶级来说将不会是白费的。

（译自《饶勒斯全集》第6卷，1933年巴黎法文版第269—274页，佚名译）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11—412页。引文中的黑体部分是饶勒斯标出的。——编者注

[2] 指法国社会主义者在1893年议会选举中取得重大胜利。——编者注

[3] 指德雷福斯事件。——编者注


感谢 秋越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