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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国际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上就“社会党策略的国际准则”问题的发言

〔法〕让·饶勒斯

(1904年8月19日)



  我尽量讲得快点,尽可能不超过主席团规定的时间。我希望主席的表走得慢一点。(笑声)
  在一个受到委托说明引起讨论的各项条件的报告人[1]之后来发言,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因为,在一个心平气和的报告之后,无论怎样平心静气也会显得即使不是暴躁至少也是激烈的。而且在你们听了关于社会主义联合和统一的号召之后,我却提出一个可能遭到整个大会很大抵制和抗议的论点,这会使人们产生极大的反感。
  但是,社会党的统一不应是强制性的一致,如果社会主义否认少数派的权利,那么社会主义自身也会遭到损害,它就会忘掉自己的职责。
  我在双重意义上,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是少数派。我没有权利代表支持阿德勒—王德威尔得决议案的少数派讲话,因为在投票赞成这项提案的人中间,许多人不同意,甚至还谴责我所参加的那个党的多数党员奉行的政治策略,我在这里只能代表我自己和我的大多数委托者。
  我和我的朋友们拒绝了德累斯顿决议案,这个决议案不仅是德累斯顿代表大会同时也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部历次会议长期争论的结果。这项决议提出了一大堆理论和实践的观念。我不想在规定的短时间内涉及这些问题。这里,我只想阐明我们在论战中的立场和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观点。
  我投票反对德累斯顿决议案,并不是因为我对于另一个组织的法国社会党人想利用这次表决对我们进行攻击而感到不安。我坦率地说,当他们不正确地、错误地硬说我们背离了阶级斗争的立场之后,当他们在长年累月的论战之后向你们拿出了德累斯顿决议案的时候,他们是希望能使我们的国家相信这个决议是对我们的策略和政策的谴责。我绝对相信法国无产阶级会看到并且将继续看到我们的政策并没有背离阶级斗争,而是在共和主义民主制下进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最有效手段。法国无产阶级不会背弃这个政策,我已经扼要地说明了它的总的成果;它保卫了自由,重新开始了工人立法和社会进步事业,粉碎了我们曾击退并且战胜了的民族主义运动的灵魂——沙文主义和专制主义的企图,从而加强了普遍和平的保障。如果我们的同志们,我们的对手想把大会投票结果和德累斯顿决议带到法国的论战中去,那么,好吧,我们接受这个挑战。我们将对这种批驳我们的政策的、在我看来是荒诞无稽的理论提出质问,在法国的共和主义的、社会主义的、革命的无产阶级面前,我们要向那些认为政治上的共和国根本不值得无产阶级花一小时或一天去保卫的人们提出质问,向那些认为争取学校世俗化和思想解放的努力应该延缓到盲目的力量不依赖无产阶级的智慧和觉悟而自行取得胜利以后再着手的人们提出质问。我们要对我们中间继承了布朗基传统的人们,对公民瓦扬和他的朋友们,提出质问,他们竟容许歪曲、取消、贬低已经成为法国革命共产主义荣誉的那些自由思想、革命和共和国的传统。(热烈鼓掌)
  因此,我并不是为你们的代表大会的决议在法国的互相对抗的派别斗争中引起的反响而感到忧虑。何况从更广泛的意义来讲,我已经充分注意到德累斯顿决议案明确地或者含蓄地承认了社会主义行动和无产阶级行动的这两种必要性。这个决议指出,正确地指出,无产阶级应该是一个阶级的政党,就它的目的、组织和手段来说都应该是一个自主的党,我们和你们一样,也一向是这样认为的。目的上自主,因为它除了要进行可以缓和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困和弊病的改良以外,它还力求把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完全改造成社会所有制。它要铲除、彻底根除一切资本主义的形式,包括利息、地租、房租、利润、赢利,使一切劳动产品归集体,归有组织的劳动者的社会共同体所有。为了实现这一改造,它要使每一项改良不仅成为减轻无产阶级的痛苦的手段,而且成为提高无产阶级完全实现其目标的思想和行动的能力的手段。刚才,王德威尔得在报告中好像说改良主义者把改良当作巩固资产阶级社会的手段,我不知道这些话是对谁讲的,我不知道这些话可能针对谁。我只知道,我可以肯定的是,无论从什么程度上来说,这些话都不能针对我和我的朋友们。拯救共和国,保卫公众自由,教育的全面世俗化,教会同国家分离,赋税改革,劳工法,所有这些改良都只是为实现全面解放,为达到被压迫的劳动者的革命目标的阶梯。(掌声)
  我们在目的上自主的同时,还要有组织上的自主,我们不断要求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组织成为一个区别于其他党派的阶级政党。这个政党并不像宗派分子想象的那样,是一个与周围环境隔绝的、孤立的、狭小的、僵化的政党,而是一个独立地组织起来的、能够利用它所处的历史环境提供的一切行动手段的政党。
  但是,既然德累斯顿决议案肯定了这个阶级的政治行动和经济行动的必要性,那么,它同时也就承认了有组织的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为了扩大政治自由应该利用社会立法和整个民主制。我们应该在这种起作用的民主制中不断扩大自己的队伍。当我们的宣传使改良的必要性的观念和信念深入人心甚至扩大到党外去的时候,我们应该不断地利用人们对民主的这种赞助来实现、达到、给予受苦受难的无产阶级一个初步的满足和力量。这就是一切社会党人在不同的程度上和以不同的形式所釆取的政策。
  在我们共同进行社会主义鼓动工作的时候,我经常听到盖得说,在法国3700万居民中,只有20万人在阶级利害关系上同集体主义的社会主义有直接的和激烈的冲突。我看到李卜克内西关于4000万德国公民也是这么说的。那么,毫无疑问,让这种无定形的、杂乱无章的、不稳定的民主派放任自流,将是极为轻率的,将是一种犯罪的行为,应该使这种民主派服从纪律,由一个组织为自主的、与资本对立的阶级的无产阶级来引导它。同时,应该密切注意一切把没有受到民主启蒙的阶级引导到承认我们政策的必要性和接受我们理想的合法性的进化运动。例如,在法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右翼,在资产阶级民主派中存在着一个进步的激进党,社会主义激进党,它不像我们是一个无产阶级的党,它也不是一个纯粹的资本主义的党,它代表了一些处在发展过程中的分子,一些中小工业的工人、手工业者、民主主义农民,他们还没有完全懂得集体主义和共产主义,但他们是工人阶级的同路人,他们同意你们希望实行的一部分改良。在法国,这种社会主义激进派中的资产阶级民主派除了接受世俗化改良、教会和国家分离以外,它还接受对收入和遗产征收大幅度的累进税以及价格指数表,它还接受对铁路、银行、矿山、制糖业、提炼业、保险事业,总之,对一切向垄断方向发展的工业逐步实行国有化。当然,我们同这种资产阶级民主派不能混为一谈,因为它同我们不一样,它不是共产主义的、集体主义的、无产阶级的民主派。但是如果在这种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帮助下,我们可以击退反动势力,获得改良,发展工人立法,那么,拒绝这种帮助将是丧失理智的和犯罪的行为。(热烈鼓掌)
  因此,我再说一遍,我和我的朋友们之所以决定投票反对德累斯顿决议,既不是因为我们的对手可能企图在法国歪曲运用这一决议,也不是由于这一决议的一般意义。
  这首先是因为在我看来,既然社会党的一派是把这一决议案当作攻击另一派的工具拿到这次代表大会上来的,因此如果把它当作最高公式强加于国际代表大会的决议,那是令人反感的。请允许我对要求
  我们和法国革命社会主义的同志们重建统一的倍倍尔、考茨基和费利说一下,不应该把统一只挂在口头上,应该表现在愿望和行动中。两个对立组织之一提出一个办法并声称要用它来反对另一个组织,如果采取这一办法来促成两个组织未来的和解和完全的统一,这就是一种莫名其妙的方法。
  除了上面所说的之外,我要责备德累斯顿决议的是,除了这个决议模棱两可、含糊其词外,还因为它特别坚持那些限制无产阶级民主活动的条文。我要责备的是,不管人们的愿望如何,也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这个决议表现了一种对无产阶级的极端不信任,人们总是担心,不断地重复说无产阶级会腐化、堕落、迷失方向,和民主党派合作,哪怕是短时期的合作都会削弱它的阶级意识。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是愿意把世界交给无产阶级的,它宣布无产阶级有能力组织整个社会,重建社会,领导生产,指引全人类走向更远大、更崇高的目标。但是在这种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现在人们总是把无产阶级说成是不团结的、不成熟的、软弱的、愚昧的,一半是不自觉的,它就像一个瞎子在陌生的城市中一样,不可能在干预它周围的生活时不迷失方向。(热烈鼓掌)
  我们拒绝德累斯顿决议案,首先是为了对这一点提出抗议,同时也是由于这个决议案主张用狭隘的策略公式(它本来必须是多种多样的)来束缚世界无产阶级的行动,而正是在这个时候,种种迹象表明在许多国家都将出现新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工人阶级需要保留全部策略和行动的自主性。在意大利,如果社会主义不投入行动,已经开始重整旗鼓的激进党将和社会主义争夺民主。在英国,社会主义思想和各工人组织开始接近。有一天倍倍尔曾在委员会中说,在英国因为资产阶级巧妙地、接连不断地给无产阶级以改良,因而阻碍了英国工人阶级走向明确的和自觉的社会主义。
  我的发言可能会使有些英国同志感到不快,我请他们理解我寻求社会主义真理的愿望。我不认为,是改良政策阻碍了英国无产阶级参加自觉的社会主义运动。我认为,与此相反,英国社会主义从一开始就与实际生活、与工人阶级对改良的要求缺乏应有的接触。非常不幸的是,在法国革命时,由于精神上的动揺,既是英国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又是自由主义者的葛德文[2]完全不重视政治组织和当前工作。随后的社会主义团体(年轻的恩格斯是它的领导人)对英国的政治和社会改革采取轻视态度。恩格斯说:“是的,在当前形势下,灾难很快就将到来,在英国由于灾难和动乱将爆发全面的革命。资产阶级改良本身将加速革命的爆发。”恩格斯还说:“英国资产阶级准备给予无产阶级的十小时工作日将加速英国的崩溃。资本家无法克服其后果;危机将加深,整个英国将陷入带来解放的革命。”[3]这就是社会主义者产生幻想的原因。他们以为,可以在大危机到来的那一天夺取全部政权,而不必辅之以改良工作。由此,社会主义与广泛的英国工人运动之间的联系被割断。当然,英国工人运动将重新崛起。但这不是通过傲慢自负的孤立,而只有通过以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的行动政策才能实现。
  在比利时,你们知道得很清楚,两年以后教授主义党可能要被自由党和社会党必然汇合起来采取的行动所推翻,那时候,在比利时的同志面前将出现一些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困难性我们事前已经做了估计。他们将遭受痛苦和不公正的行为,他们将受到误解和错误的对待,我希望我们的经验有助于减轻他们的这一切遭遇。(骚动)
  是的,公民们,当全世界无产阶级面临着新问题的时候,用过于狭隘的策略公式去束缚他们是轻率的。当德国社会党人把德累斯顿决议案带到国际代表大会上来的时候,当他们想把他们在本国釆用的、可能是权宜之计的策略准则变成国际的策略准则的时候,他们被一种可悲的臆想战胜了。他们想象,他们争论不休的德国的政治和社会主义观点可以作为各国社会主义行动的统一尺度,一成不变的原则和至高无上的准绳。那么好吧!既然关于策略的决议案是以各国内部的政策为目标的,那么我们法国社会党就不得不——我们对此并不抱怨——解释我们国内的政策,我们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同志们是会承认我有这个权利的,因为我们是在一个平等的社会主义领域里自由地讨论我们内部的形势。
  我说他们没有觉察到,当他们把德累斯顿决议案普遍化和国际化的时候,他们把自己目前带有的缺乏信念和摇摆不定的精神传给了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现在危及欧洲和世界,危及和平的保证和社会自由的保证,危及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的进步,危及欧洲和世界一切政治和社会进步的,不是所谓的妥协,也不是法国社会党人联合民主派拯救自由、进步和世界和平的冒险试验,危及这一切的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政治上的软弱无力。
  当然,你们是一个伟大的和令人钦佩的党,这个党虽然不是像人们有时说的那样,为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了所有的思想家,也是提供了某些最有力的最正确的思想家。它为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树立了一个采取一贯的有步骤的行动和有着各级强大组织的榜样。它不怕任何牺牲,在任何打击下都不动摇。你们是一个伟大的党,你们是德国的希望,是文明的和有思想的人类中最崇高最光荣的一部分。
  但是,你们表面上的政治力量(这种力量是用你们的逐年增加的选票和席位来衡量的)同你们的影响和行动的实际力量对比起来,存在着显著的差别,而由于你们选举力量的扩大,这种差别就更加明显了。啊!是这样,你们在这次六月选举中获得了300万张选票,选举的第二天人们看到的是这样一种情况:尽管你们有一支可观的进行宣传和争取群众的力量,但是你们无产阶级的传统,你们的体制都不允许你们把300万选票这种表面上巨大的力量投入到有用的实际行动中去,投入到政治行动中去。因为无产阶级的主要活动的两个主要部分、两种手段你们都忽略了:你们既没有采取革命行动也没有釆取议会行动……
  我说过,我们德国社会党同志们忽略了德累斯顿决议中的主要缺点,这就是说,这个决议力求釆用目前强加在德国社会民主党身上的那种行动准则,更确切地说,那种不得不放弃行动的准则。我还说过,无产阶级能够用来影响政治和社会环境的两种手段,目前还没有为他们所掌握。首先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传统。不错,德国无产阶级表现了令人钦佩的自我牺牲精神。但是,他们没有历史的革命传统。普选权不是他们在巷战中争取到的,而是由上面赐给的。如果说,要从亲自争得普选权的人们手中夺走选举权是难以想象的话(因为他们很容易把普选权再夺回来),那么,相反地,要从上面取消那些由上面所赐给的东西却是可以设想的。要是不相信,就请看看你们的红色王国,你们的萨克森“社会主义王国”是怎样不经过反抗就被取消普选权的……(热烈鼓掌)
  当倍倍尔在帝国议会里就克虏伯事件发表了反对德国皇帝的义正词严和胆略惊人的演说的时候(我们已把这篇讲演翻译出来并且广泛传播),你们却不得不同时在你们党的机关报上,在那些每天谩骂我是无产阶级的大败类的杂志上,建议德国社会民主党工人们对于德国工厂主强迫他们在给你们的皇帝的无聊贺信上签字一事不要加以拒绝!这就是说要你们自己打自己的耳光。现在你们还继续这样在德国无产阶级中间软化、蒙蔽和削弱这支缺少革命传统的、在历史上十分软弱的力量。
  你们正因为自己没有这种革命传统,所以才不满意其他国家的人民诉诸这种革命传统。我们的比利时同志们为了争取普选权而冒着生命危险走上街头,你们却只会侮辱他们,你们的理论家只懂得蔑视他们。(热烈鼓掌)
  你们不但没有掌握革命行动的手段,你们不但没有掌握无产阶级革命传统所给予的力量,你们也没有掌握议会的力量,——这一点你们自己也很清楚。即使今后你们在帝国议会中占了多数,你们的国家也将是一个社会主义力量虽占多数但不能当家作主的唯一国家。因为你们的议会只是半个议会;如果议会不掌握执行的力量,统治的力量,如果它的决议仅仅是一些可以被帝国政权机关任意勾销的意见,那它就不成其为议会。那时,你们就会知道并深深地感到自己处境困难。你们就会去寻找出路。我确信你们会找到出路的。命运的道路是阻挡不了的。何况你们既然是德国的无产阶级,你们也就是德国的命运,就是德国的救星!谁也阻挡不了你们的道路。但你们目前在实践中还不知道应当选择哪一条道路,还不知道你们将成为革命者还是议会主义者,还不知道如何在本国建立民主制度。
  大家都期待着你们,全人类的社会主义者都期待着你们在这次取得300万张选票的胜利后召开的德累斯顿代表大会上制定出一种政策。你们在你们报纸上大喊大叫:“帝国是我们的!世界是我们的!”不!帝国还不是你们的,因为你们甚至还不敢保证你们能否在你们的首都很好地接待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代表。(掌声)
  因此,你们不知道你们将选择哪一条道路。在这个巨大胜利后的第二天,人们在期待你们提出口号、行动纲领和策略。你们一再研究,反复探索,你们一直在等待事变,但却依旧没有成熟的见解。你们躲在不可调和的理论公式后面,在本国无产阶级和国际无产阶级面前掩饰自己在行动上的无能为力。像那样的理论公式,你们杰出的考茨基同志这一辈子会源源不断地供给你们的。(掌声和笑声)
  如果这次国际代表大会通过德累斯顿的决议,就意味着国际社会主义运动要一切国家,要它的各个组成部分,要它的一切力量都陷入德国民主派的这种暂时的、但却是危险的无能为力状态,陷入这种暂时的、但被迫的放弃行动的状态。
  因此,你们这种强制和专断形式的决议案在哪个国家遭到最激烈的反对呢?那就是在法国,至少是在法国的一部分,在荷兰、比利时、瑞士、丹麦、瑞典,我认为还有英国,也就是说民主和自由越多的国家,无产阶级在议会中越是起有效的政治作用的国家,越是受到你们的决议案的损害,你们的决议案将是普遍的政治自由发展的障碍,因而也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障碍。(经久不息的掌声;长时间的欢呼声。——发言人回到座位上受到朋友们的祝贺)

(摘自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译《米勒兰事件》
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281—291页)





[1] 指王德威尔得,他在会上作了关于“社会党政策的国际准则”问题的报告。——编者注

[2] 威廉·葛德文(1756—836)——英国哲学家、政论家,唯理论者,无政府主义创始人之一。——编者注

[3] 饶勒斯在发言中没有说明这些引文的出处。——编者注




感谢 秋越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