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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样[1]

〔法〕让·饶勒斯

(1907年9月19日)



  《晨报》对于社会主义没有好感,对我一向也很不客气。阿尔端先生就是在这样一家报纸上鼓吹同时裁军的,或者至少可以说是鼓吹同时限制军备的,他指出,欧洲的军费开支一年大约增长3.5亿左右,而且,这一项开支在几年之间已经从60亿增加到90亿。他认为,这个日益沉重的负担将使各国预算无法承担,结果,各国人民和政府最终会感到这个担子受不了。他得出结论说,既然各国有朝一日势必通过外交协议进行裁军,因此,它们不如立即就决心这样做。
  这番话说得非常有道理,阿尔端先生的用意跟社会党人一模一样,不差分毫。然而,他对社会党人却不分恼恨,他以有增无减的愤恨之情来抨击他们。说真的,阿尔端先生之所以起来反对疯狂的扩军备战,他内心里是别有一种保守的、“资产阶级的”用意的。他被税收改革方案吓坏了,一想到征收所得税,他就丧失了理智。他把这种做法看作是社会党人借以剥夺大占有者的财富,并把财富归还给产生它的源泉——即劳动——的一种财政手段。他自己认为,预算负担越是沉重,民主党派就越是强烈要求富有阶级提供必需的款项。所以,如果能够减轻预算的负担,那么,要保护特权阶级就会容易一些。阿尔端先生正是以这种保守者的关切心情,来促使各国政府缩减军费开支的。
  阿尔端先生大错特错了。但是,他并非一无是处。有保障的和平并不会使社会的进化停滞不前;它不会缓和社会党人的要求,也不会减弱工人们的努力。相反地,当各国人民不必担心战争的影响,当全部活动、全部人力和物力都集中于生命攸关的事业,集中于和平的事业的时候,工人们就会更加卓有成效地组织起来,去维护他们劳动的权利,于是,致力于社会变革的持续的、正常的和深刻的努力就会出现。千真万确的是,促使一切有远见的市民——保守派和温和派也好,社会党人和革命人士也好——向往人类和平和裁军的伟大理想的是:在稳定可靠的和平之中,不可避免的、为人民造福的社会革命将会进行得更加容易,更加温和。由于逐步缩减军费,以致最后取消军事预算而节省下来的巨额资金,就可以全面推广社会保险,使无产阶级能够享受到更为人道的生活条件。有了这一笔资金,就可以兴办各种公益事业,鼓励增办新的企业,使许多大工人集体得以身受其益。最后,有了这笔资金,还可以赎买最大的资本主义企业,这样,从资本主义向集体主义制度的过渡就可以经受最少的冲突和痛苦,而享受特权者本身也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照顾。有些人瞎了眼,他们竟然看不到国际安全和裁军不仅会使社会的进化和无产者的解放进行的更加迅速,更加有把握,而且还会使它们具有更加人道和更加妥善的形式!
  但是,怎样才能获得和平,获得牢固的和平呢?我深信,唯有各国工人有力的国际行动才能消除战争的风险和军备的重担。我们全力以赴的目标是,把这个工人国际组织起来,以便确保和平和劳动的解放。斯图加特国际代表大会就是这条道路上的一个阶段。我十分清楚,我们离目的地还很远。在任何一个国家里,工人阶级都还没有争得决定性的政治影响。每一个国家都有着不同的传统、不同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这就使得国际无产阶级协同一致的行动发生困难。如果以为一项这样伟大、崭新、艰巨的事业,只要依靠一次代表大会所提出的方案,就会大功告成,这种想法该是多么幼推啊!不是这样容易的。不过,我们已经走上征途,我们正在朝着目标前进。暂时还不牢靠的和平的希望掌握在无产阶级还很软弱的手中,不过这个阶级已经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传播文明的使命。渐渐地,各国工人,各国社会党人将会感觉到自己有义务参加这个英勇的防范和阻止战争的共同努力。渐渐地,各国政府将会感觉到,日渐增长的统一和团结正在维系着无产阶级,如果用无产者来打无产者,那么,它们势必会挑起一场良心上的叛乱,以致除了战争的危机以外,还会发生一种革命的危机。这种战争正在变得日益严重,但愿各国能够摆脱冒险精神和战争的灾难。
  我们向各国政府所要求的是什么?为什么他们凌辱我们?
  我们要他们放弃民族利益吗?我们要求各国人民放弃他们那一星半点的独立吗?尽管受到种种奇怪的诽谤,南锡和斯图加特的决议所说明的正好与此相反。我们要求他们把一切争端交付国际仲裁。如果我们的要求是没有道理的,那么,外交家们在海牙提出的强制仲裁原则又算是什么样的戏剧呢?我们不愿意强制仲裁原则成为一纸空文,我们号召各国的无产者迫使各国政府严格、忠实地实行这个原则。拒绝这样做的人才是革命的真正挑唆者,因为他们使无产者的良心受到-场考验;只有像8月10日和9月4日[2]那样,以革命的手段铲除一个连最野蛮的暴行也干得出来的政府,他们才能够继续做人。这样做不会使祖国灭亡,反而会使它得救,因为一个迫使政府接受仲裁的人民,将会由于维护仲裁而拥有无比的力量,拥有公理的明证,以及国际同情的威力,如果有一个丧心病狂的侵略者竟然胆敢攻击它,那么,在保卫自由的斗争中,它将是不可战胜的,因为保卫自由的斗争今后同人类的前途是一致的。
  这就是我们的理想。这就是我们的政策。这就是我们的行动,我们法国可以在这个行动中看到它的天才中最高贵的东西,正如人类将会从中看到它的希望中最崇高的东西一样。
  我确信,凭着宣传和理智的力量,这个理想必定能摆脱掉那些使它黯然失色的种种诽谤和误解,摆脱那些损害它的名誉的种种奇谈怪论。一旦任务变得没有那么艰巨的时候,很多现在仍在侮辱我们的人,将会在社会主义所开辟的道路上与我们汇合在一起。

(译自《饶勒斯全集》第5卷,1933年巴黎法文版第145—148页,佚名译)





[1] 载于1907年9月19日《图卢兹电讯报》。——编者注

[2] 指法国大革命期间1793年8月10日和9月4日发生的事件。——编者注




感谢 秋越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