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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军队[1]
〔法〕让·饶勒斯
（1910年11月）
第一章 军事力量和道德力量
我所要阐述的是关于国防和国际和平问题，我准备把它作为法国的社会主义组织计划。我希望把这一计划提交给议会讨论予以立法。对于社会主义或国家来说，根据社会主义精神来确定法国的军事制度和对外政策都是刻不容缓的。为了加快并完成法国向完全的社会正义的转变，为了创建一种有组织的和享有主权的劳动的新秩序，并自由地为这种新秩序进行准备，法国首先需要和平和安全，避免对外冒险的可怕灾难和外国暴力的威胁。决心把社会变革进行到底的伟大的社会变革党面临的首要问题是：
怎样才能为法国及不安定的周围世界提供更高的和平机会？假如不顾法国的和平愿望和努力，法国仍然遭到攻击，怎样才能为它提供更高的安全可能性和制胜手段？
如果一个国家缺乏和平的愿望，不断地听任冒险家在国内挑起冲突，听任侵略者在国外经常以战争相威胁或发动战争，那么向这样的国家提出一个广泛的行动纲领，一个长期而又巨大的系统改革道路，便是幼稚可笑的。通过一种理智、中庸和坦诚的明确政策，通过最终放弃使用暴力手段，通过真诚地接受并实行新的能够不借助于暴力就消除冲突的法律手段来保障和平；通过大胆地建立一个巨大防卫机制，使得最傲慢无礼、贪得无厌的人也不敢轻举妄动，只得打消侵略的想法：这就是社会党的最高目的。
毋宁说，这是社会党的行动和生存的条件。仅仅有国际和平和民族自治这两个联结在一起的愿望是不够的。必须使整个国家、整个民主派相信社会党目的的真诚和力量：假如国家认为自己的存在遭到社会党的威胁，怎么能够吸引和促使国家进行坚决的社会改造呢？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向国家提出的最高的正义事业，需要法国的存在，需要法国的自由：就像假如根部受到损伤，怎能结出丰硕的果实呢？假如有人怀疑社会党人，对国防漠不关心，社会党怎么能够有威信地提出最有效的国防的形式呢？只有通过行动才能消除各种误解，这些误解是由于无知或别有用心，或由于同伟大的思想运动分不开的各种怪论所造成的。当然，不可能消除爱国主义骗子的污蔑，他们以国家利益为幌子来掩盖其阶级精神的贪婪和暴虐。但是社会党将逐步把那些希望使法国从战争动乱和奴役耻辱中解救出来的善良公民吸引到自己方面来。
对于社会党来说，最重要的是通过日常的努力把历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国际代表大会的决议变为行动；这就是完整地、原原本本地把社会主义思想变为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社会党不断地把无产阶级的解放与人类和平以及祖国的自由连结在一起；有组织的和有觉悟的无产阶级逐步地教育觉悟不高的或处于消极状态的群众，克服他们的沙文主义幻想和好战的狂热；揭露战争的可恶和荒谬，指出战争在人类历史上的作用是非常模糊不清的：既造成灾难，又带来成效；但是今天，在民主和劳动的世界，战争是不合时宜的、荒诞的、罪恶的；对于那些公然抛弃一切和平机会，不利用一切仲裁调解手段，不利用得到普遍赞同的思想的裁决来保护祖国，而疯狂挑起冲突的政府，社会党严正警告将采取坚决的革命行动；社会党利用它的发展而又联合强大的组织力量为这种既是爱国主义的又是人道的有益威胁服务；社会党同世界各国无产阶级建立了日益紧密的国际联系，从而实际上开始建立一个能够在各国竞争的混乱中稍许恢复秩序和公正的工人人类（humanité ouvrière）；社会党任何时候都主张遵守并发展各国政府本身在海牙制定的初步和平保证，尽管这些保证是畏畏缩缩的，有时是虚伪的；社会党要求在所有的国与国之间的条约中，写入普遍仲裁的条文，以及在所有地方互相保护雇佣者的条文，要求各历史祖国自愿同意建立劳动的社会祖国；但是，在这一伟大的事业中，并且为了把这一事业进行到底，社会党总是关心祖国独立和国防手段；它不把这仅仅归结为国民军的老生常谈，社会党根据自己对这个词的理解为每一个国家确定最强有力的组织形式；社会党在这一方面表现得非常杰出而有成效；社会党通过自己的党员的行动，通过在工人群众中的宣传活动，通过他们在军事教育活动中，在体操和射击协会中，在野外活动和多种多样的场地操练中（这些有效的活动将替代缺乏效果的兵营教育制度），也就是说，社会党通过自己多种多样的活动表明，它反对军国主义和战争，这一点不是出于怯弱的利己主义、资产阶级卑鄙的奴颜婢膝和懒惰，而是因为社会党非常坚决，准备保证一种真正人民的和防御性的军事制度充分运作起来，克服一切冲突的因素：那时，社会党就可以使所有的诽谤不攻自破，因为它除了历史祖国所积聚的力量外场将带来新祖国的精神力量，带来劳动与公正的人类。
正是根据这一精神，为了尽力促进这一必要的行动和教育，我向议会陈述组织国防的条件和为维护和平必须确立的保障。
必须消除国家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误会，这对国家来说是极为重要的。当一个国家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如果不能获得工人阶级的全力支持，那它就像一块可怜的破布，一撕即破。法国无产阶级始终把捍卫国家的独立视为自己的责任和义务。但是他们的思想却受到民主主义者极其荒唐的诋毁。无产阶级有权利和有义务向国家提出自己的要求。
无产阶级的要求很简单，那就是不要去干那种置法国和工人阶级于不幸的罪恶勾当，不要迫使法国工人同其他国家的工人弟兄进行非正义的战争。法国在海牙会议上主张仲裁政策，主张每个国家在冲突爆发之前，把争论提交海牙会议，由其进行仲裁。法国已在道义上作出这种保证，决不能出尔反尔。劳动人民希望国家不要轻率地中断各国工人阶级之间的团结互助的关系，希望国家继续保持其优良的传统。他们尽力保卫法兰西的崇高理想，使之免受人们的一时冲动或卑劣手段的践踏，这样做既有利于无产阶级本身，又有利于国家。
无产阶级还有一个要求——他们有权和有义务向国家提出这一要求：国家必须抛弃一切阶级或党派的成见，根据国防本身的需要，组织军队。
我请求军官们冷静地、不带偏见地研究社会主义的普遍原则，研究社会党关于军事体制的见解。如果他们盲目地攻击他们所不了解的人，攻击与他们的习惯相抵触的思想体系，那对他们来说——我指的是他们的精神生活——将是一件十分可悲的事情。军队的军官通过德雷福斯事件，亲身感受到了这种误解的危险性。他们轻信个别与该事件有牵连的上司的话，为了挽救军队的荣誉，竟然发展到颠倒黑白，是非不分的地步。我不知道，他们现在对这场悲剧有何感想。如果他们文过饰非，顽固地坚持错误，或者出于对这类亏心事的厌倦，只是在思想上采取回避的态度，却不去吸取应有的教训，那就只能错上加错！相反，如果他们拿出最大的勇气，敢于从最痛苦的经历和最致命的错误中记取教训，洗心革面，他们就必然会得出这么一个结论：一个人必须思想开阔，不受任何框框的束缚。当国家的存亡面临威胁时，这些军官理应率领千百万无产者开赴战场。假如他们和无产者之间存在着思想隔阂，存在着无法消除的误会，那将是多么巨大的不幸啊！
信任的动力本应激发所有的人并使他们获得无比活力，但是这种信任可能被破坏或损害，从长官到士兵，从士兵到长官，在随时可能的死亡威胁下，他们本应生死与共、具有共同的理想、共同的灵魂。假如法国军官们对本国和国际社会主义的这一大事漠不关心，假如他们不理解工人希望的仁慈，对此毫无觉察，那么，道德力量，也就是国防力量将发生分裂而互相攻击；国家军队只不过是四分五裂和软弱无力的拙劣机器。我觉得，许多军官，即使是在较好的军官中间，即使是在最致力于理解现时代的军官中间，对于思想运动，对于无产阶级中间出现的良心上的痛苦，也只有肤浅的判断。例如，吉贝上尉先生在他论述新军队的有益的、引人注目的著作中一再重复说，军队像一切机构一样，应服从最高的规律——进化的“永恒”规律。他同时指出，“世界以及特别是老欧洲受到最强大的社会运动的困扰”，他希望军队不要袖手旁观；而应当加以关注，“因为现在军队迫切要求承担教育者的角色”。
但是，他不了解这一社会运动的意义和价值。他抱着怀疑的态度观察它，特别是为了监督它，抑制它。
他认为，对于军队来说，社会运动不是革新的原则，而是一种危险。他说：“军队关心社会运动是有益的，因为不应该掩盖它，而只有与这一社会运动保持联系，特别是参加进去，才能阻挡它到处横流，如果听之任之，就会危及军队本身的存在。”
但是，最高的手段是在宣战的那一天用强力清除不良分子，清除某些被感染上不守纪律和反军国主义的预备役军人。然而，吉贝上尉先生不愿意忽视的并且担心会给军队带来危害的这种社会运动究竟是什么？这是无产阶级不仅为争取更多的福利，而且为争取更多的自主权而进行的努力。他们希望不再是无产者和雇佣劳动者，也就是说，不再是被剥削者和被奴役者。他们如果不拥有企业所有权，就只能是机器的部件。他们没有指挥权，没有责任，没有倡议权。他们希望向社会合作的方向发展，不再成为一种机器，以获得自由。这种自治的新思想渐渐地渗入经济制度，它将逐渐改变全部社会关系和所有制度、军队和国家本身，以及财产。在那些要求完全的政治自由和社会自由的人看来，再也不可能实施旧有的那种服从、纪律、甚至爱国主义的形式了。根据吉贝上尉先生所说的那种不仅是永恒的、而且是普遍的进化规律，国家像其他事物一样在变化。
随着公民成为更加完整的个人，他们对国家的责任更加巨大，而国家对公民的责任也同样更加巨大。国家首先不应当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把公民们投入那些把他们的生命、特别是他们的良心都卷入进去的冲突。如果国家是真诚的，如果国家不以民族利益为借口来掩盖贪婪和傲慢的拙劣计谋；如果国家用真正的善意向敌对方面提出建立在文明人道的仲裁基础上的公正和平；如果为了抵御非正义的和会带来致命灾难的侵略或无法忍受的要求，国家号召其自由公民起来战斗，那么，没有一个法国人、没有一个无产者会拒绝响应这一号召的真诚。所有人将结成一个共同意志。无穷无尽的、受道德力量激发而燃烧起来的源泉将听从处于危急中的国家的支配。但是，不应该害怕这一生命和力量的燃烧河流。
无产阶级运动造成了自由，同时造成了争论和势力。一个由这些因素组成的国家不能用专权、突袭、阴谋和欺骗的旧办法来加以统治。一支由这些因素组成的军队不能通过机械纪律的粗暴办法或死刑法典的威胁来加以统率。但是，被这些新动力动员起来的国家和军队将会有蓬勃的活力，对它进行任何攻击都是不可能的，甚至是无法想象的。不管怎样，我们作为公民，有权要求军官们不带偏见地研究被他们模糊地承认是势力的这一社会运动，如果他们最终承认它的原则是合理的，就接受其对军事制度不可避免的影响。
他们之间有些人预感到新秩序会到来，但是在门槛上犹豫不决。例如，朗鲁瓦将军的思想就是保守主义成见和革新倾向的奇怪混合物。他在有关革命乐观主义复兴的谈话中说，法国在战争中应当不仅诉诸组织力量，而且应当诉诸思想力量。
他说：“的确，有朝一日我们可能会遇到劲敌；但是，只要我们鼓起勇气，坚忍不拔，怀着对自己和对我们的社会职责的信念，可以指望，我们有能力取得胜利，虽然存在不足，然而这并不能削弱我们。”
他还写道：
“如果说组织和训练在战斗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我们不应当忘记，道德力量仍然是主要因素，而道德因素来源于对一种思想的信念。”
朗鲁瓦将军先生强调；
“亚历山大、凯撒、拿破仑的士兵信仰一个战功卓著的人，把他作为自己的理想。在穆罕默德的军队中则信仰宗教。而对于贞德来说，这是更纯洁、更崇高的宗教信仰，以及来源于法兰西祖国的思想。对于德国来说，在1866年和1870年，是德国统一的思想。在大革命中，法国军队的理想是自由。
“当前，日本人对黄种人的未来、对日本在整个亚洲的霸权的信念，使其对敌人具有无可争辩的优势；而在俄国方面，战争并不具有真正的民族性质。
“可以相信，一旦发生预料到的大冲突，我们可以用信仰来激发大家的灵魂，用崇高的、高尚的思想把他们动员起来，那么，即使我们的组织还不够完善，仍然可以克敌制胜。只要我们彻底克服悲观情绪，振奋我们的精神和士兵们的士气，那时，我国军事法规的缺陷对力量平衡只起微不足道的影响。”
令人遗憾的是，朗鲁瓦将军先生没有进一步明确说明，怎样的思想才能够激发起人们的热情？那种在决定性时刻能够战胜一切的道德力量激流的最深源泉何在？可见，一位具有很高才华的将军宣布，为了战胜敌人需要简单明了地用一种思想表达的道德力量，然而他没有指出，哪怕是用最含糊的话语，这种思想究竟是什么。这是思想上混乱和智力上无能的表现，所有那些放弃产生于当今人类社会并且能够激发法国人热情的唯一伟大思想的人，都注定要这样的。他们企图用他们自己没有的强壮剂来使我们强壮起来。他们对我们说：看得更高一些，但是他们自己只看到一片空白。我们有幸接受一位在当今军队中在技术和道德上有很高权威的人的指教，但是，他想用来激励我们的信仰是什么呢？他向我们提出的、将使我们骑上宽阔的翅膀飞向胜利的思想是什么呢？如果对于朗鲁瓦将军先生来说，国家是必要的和神圣的，那么，在我看来，仅仅简单地用国家的思想这个词是不足以激起人们的灵魂，不足以像自上而下的激流那样使他们获得力量进行战斗。为了使人们竭尽全力，以最大的激情摧毁敌人的力量，仅仅是靠他们属于某一历史群体和他们遵循共同的光荣传统是不够的。就朗鲁瓦将军先生自己举出的例子而言，需要一种非同一般的激励手段，一种很高的、能够把所有潜力都激发出来的激励手段。需要在保卫传统国家、保卫根据宪法建立的国家的时候，有着服务于更广泛的目的——一个伟大的未来，或者为了建立一个强国、为了正义。需要一种狂热——追求荣誉、统治、自由或崇拜使人们超越共同的秩序，并为了谋求自己的利益而推翻通常的力量平衡。
可见，历史产生的国家是框架和支撑点；它本身并不是取得胜利的鼓舞力量。它是炉床，是为祭品准备的燃料；它不是火焰。因而，当预料的或可能的冲突到来时，法国能从何处得到使灵魂燃烧起来的上帝的信仰火花呢？这不是宗教信仰，因为朗鲁瓦将军认为宗教信仰是一种过时的力景。他说，虽然基督教信徒如此温柔高尚，但是在我国人民的思想上，基督教信仰遭到理性主义和批判的严重打击，在困难时刻它不能成为国家生活的鼓舞力量。
这与大革命时期不一样，那时对政治自由的热情以及把它输送到整个世界的自负保卫了政治自由。因为政治自由对于我们来说是已经获得的东西，我们用武力在国外宣传政治自由的尝试，与其说是为它效劳，不如说是损害它。我设想，这同样不是我们从路易十四那里继承下来的寻求优先地位和统治的梦想，也不是大革命时期那神混乱不堪的狂热，也不是拿破仑的大冒险，因为这些梦想是残暴的，同时也是愚蠢的。难道法国将为收复失去的省份[2]的计划和希望而变得兴奋和燃烧起来吗？
抱负是伟大而坚定的，目标是远大的，但是这还不足以成为使战争合法化和理想化，从而激发起法国人的热情，形成唯一蕴涵胜利希望的道德力量；因为，在战败后的年代里，积累了大量沉重的错综复杂的问题；因为在对暴力的报复中存在部分的暴力；因为复仇战争和收复失地战争即使取得胜利，也不能结束几个世纪来使法国和德国深受痛苦的流血冲突和交替侵犯的时代；因为不能幻想这一胜利将成为和平的加冕礼，而法国的努力招致一些人的内心不安和疑虑，无法确定这些努力有多大效果。此外，如果我们想依靠道德力量奇迹般发挥作用取胜的话，那么我们必须加强这种力量。但是，这种教育在哪里？这种引向复仇战争的教育在哪里？谨慎和自尊，过于长久的沉默使思想处于半睡眠状态；假如在事态的冲击下，思想突然清醒过来，但是它缺乏那种经过坚持不懈的深入思考在人们的灵魂中积聚起来的充满激情的深沉力量。那时怎么办？朗鲁瓦将军先生的奥妙何在？我想，他总不能依赖在危急时刻的灵感，想到向我们表示他夺取胜利的想法和信念。
毫无疑问，他并不指望突然发现在第一个战场上偶然挖掘到的一个未知宝藏。在这黑暗中的唯一光线是：“关于我们的社会作用”这个词，也就是说关于法国的社会作用。这是一个重要的词，有多种含义和影响，只是要对这个词作更准确的解释。
司汤达在谈到波拿巴时写道：“他从来不说空泛的事情。”难道要由我们这些空想家和玄想家来号召今天军队中的行动家遵循这一榜样？法国在世界上唯一能够起到的作用，唯一能够使自己的行动具有普遍价值并以震撼法国生活和人类生活的最高激情来激发法国人的灵魂的作用，是通过共和民主的全部力量，在法国本身促使劳动者最终获得所有权。
在世界上，这是通过坚决明确地放弃一切进攻思想，通过宣传仲裁和公平，促使和平的到来。一个反对侵略的民族，定然会捍卫这一理想，以体现伟大民族传统的全部高尚、人类希望的全部崇高。这种道德生活奇迹般地聚集一起将显示出胜利的光芒。
假如朗鲁瓦将军不是这样的意思，那么，他想赋予我们力量的那种思想和信仰是什么？我不得其解。假如他认为这是遭到威胁的民族能够从中吸取制胜力量的唯一活的源泉，那么有着很高觉悟和很高理智的军官们对广大社会主义和国际主义工人运动是否仍然采取令人惋惜的不信任态度呢？为了国防利益本身，必须消除这些误解。
这对军官们来说并不是赞成这一个或另一个社会组织方案。这对他们来说是承认工人社会主义所蕴藏的道德力量的令人赞叹的宝库，以及对国家自由和人类团结的热爱。因为假如没有理想和信念的力量，他们不可能完成自己的高尚事业，保卫祖国的独立不受任何侵犯和威胁。
甘必大[3]在思想和精神上都不属于任何党派，为了拯救国家他不得不向国家的所有力量，向过去的光荣和未来的希望，向旧的君主制的辉煌记忆和大革命的热情回忆，都发出呼吁。但是他当时懂得，并且在大动荡的时刻宣布，法国与共和制是不可分的。他懂得并且宣布，只有共和国才能成为全国所有力量的集合中心和行动中心。过去的光荣只存在于有生命力的国家。因此，只有民主共和的法国，作为有活力、热情和激情的国家，才能够使各党派、各阶级、各时代为了保卫祖国而实现和解并联合起来。思想非常开放的甘必大责备巴黎守卫者优柔寡断和因循守旧，确切地说，责备他们没有激发人民的共和主义热情，以拯救被包围的首都。当尚济将军[4]给予甘必大忠诚和热心的帮助，当他与甘必大联合起来组织防御并延长防御的时间，当他不顾所有聪明的或愚蠢的劝告，不顾命运的几经波折，与甘必大一起宣告，只要法国自己不灰心丧气，法国就还有希望。当然，他没有表示自己信仰共和主义。他的政治思想与甘必大并不完全相同。但是他觉察到，在共和国时期继续下来的法国革命传统中蕴含着一种民族激情的巨大力量，他作为一个士兵，不能无视这一力量。同样，当我们进入新时期的时候，作为士兵，作为国家的保卫者，真正意识到自己的伟大使命的军官们，作为负有拯救国家和法国自主权责任的首长，同样会承认，在社会主义和国际主义无产阶级中聚集着道德力量和拯救国家的力量，这些力量将使国家成为和平国家，他们将更加坚定地保卫国家。
当他们清楚地认识到，军队作为国防机构的力量在于同国家的生产者、同劳动人民、同无产阶级热情奔放的和理想主义的力量紧密团结起来，那么他们也将会理解社会主义提出的军事组织制度的优越性，其目标是把国家和军队真正地联结起来。
他们将会理解社会主义希望按照确定的规则确立的和平外交的优越性。组织国防与建立国际和平是互相联系的。
这一切，凡是能加强法国防御力量，都将增加世界和平的机会。凡是能促使在世界上从法律上确立和平并使之牢牢地建立在仲裁和公正的基础之上，都将加强法国的防御能力。这就是我向议会提交关于组织国防和维护和平的法案时把二者联系在一起的原因。我不想只是以此传播一些思想，创立一种思潮。我不想仅仅从事宣传一种学说，我的唯一目的，不是仅仅为了消除对我热爱的美好祖国和我参加的伟大政党的误解。我想做的是立即能产生效果和直接有影响的实际工作。我确信，在海牙开始的事业，只要我们愿意，将变得明确起来并得到进一步深化。我确信，法国的军事制度不会长久地停留在两年制兵役法引起的模棱两可和自相矛盾的状况，它将毫不延迟地或者倒退到过去的形式，或者走向一种非常近似国民军的制度。但愿人们不要不屑一顾地事先就拒绝我们的主张。但愿人们不要玩弄轻率幼推的游戏，嘲笑我缺乏军事方面的经验和在技术上没有资历。我不是作决定，我是提出建议。此外，我很容易回答那些对我提出质疑的人：在一个由议会决定一切的国家里，议会的多数并非由军事技术专家组成。用不够资格来贬低某一公民或败坏某一思想的名誉，从而把他们排除出去，这种做法无论如何是不可理解的。此外，我还想补充一点，我有足够时间从一些优秀军官那里得到各种信息并向他们请教，因此我对情况有充分了解。我想冒昧地说，虽然目前我国的军事改革工作日复一日地在继续进行，但是它最缺少的是共同观点，是大胆而又坚定的逻辑结构。
多年来，我尽最大努力阅读越来越多的大量军事著作。我知道，在军队中有大批思想家、劳动者和渴望知识者。如果军官们能够自由表达他们对于各种问题的想法，对我国军事制度的运行展开非常积极有益的批评，并为它的转变进行准备，那该多好！但是，这是否由于恐惧造成的瘫痪性后果？或者是与庞大结构的过于密切的关系使他们无法作出总体的评价？我观察到，有些思想非常敏锐、非常勇敢的人在他们自己提出的原则或他们自己指出的事实面前动摇了。他们几乎都缺乏把思想贯彻到底的精神上的坚定性。他们坚决地前进了一步，但又急忙退了回去，似乎面临深渊一样。然而，他们的思想路径依然如故。也许，社会主义思想能够给予他们最大的帮助，就是提供一个严密完整的制度，使他们有勇气采取果断的步骤并作出总体的决定。
虽然我们的同事梅西尼先生在接连两个确实值得注意的报告中，试图从哲学上对两年制兵役法进行解释。在我看来，他力图赋予内容和意义的那些笼统而又空泛的观点是错误的。他说这个法案具有“革命”的价值，实际上并非如此。不，这个法案不是“革命”的。不，从其自身的价值来看，它没有建立、甚至不准备建立一种唯一适合于政治民主的新军事制度。这种政治民主将导致社会民主。它不是新时代的开始，而是旧时代的终结，这是它的价值所在。它是一系列模棱两可的最后终结。它是职业军队、等级军队和军队国家最后可能的结合，是一个私生子（une lignée de bâtardise）。以后，只有确实可靠的国民军形式，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其他形式。
（译自让·饶勒斯《新军队》1978年巴黎法文版第1—11页，李兴耕译）
[1] 《新军队》一书是1910年11月4日饶勒斯向法国众议院提交的军事改革法案附件，全书共13章，这里选译了第1章。——编者注
[2] 指被德国占领的阿尔萨斯一洛林两省。——编者注
[3] 甘必大，莱昂（Gambetta， Léon 1838—1882）——法国资产阶级共和派领袖，187O—1871年国防政府成员，1881—1882年法国总理兼外交部长。——编者注
[4] 尚济，安都昂·阿尔弗勒德（Chanzy， Antoine-Alfred 1823—1883）——法国将军，普法战争时期先后担任法国第16军军长和卢瓦尔第二军团司令，1871年法国国民议会议员。——编者注
感谢 秋越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