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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威兹群众大会上的演说[1]

〔法〕让·饶勒斯

(1914年7月25日)



  公民们!
  今天晚上,我要告诉你们,40年来,欧洲的形势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危险、严峻,因此我有责任向你们讲几句话。公民们,我不是有意要把形势描写得那样糟;我不想说,我半小时前听到的关于奥地利同塞尔维亚断绝外交关系的消息一定意味着奥地利和塞尔维亚即将爆发一场战争;我也不想说,如果奥地利和塞尔维亚打起来,冲突一定会扩大到整个欧洲。但我认为,目前的情况对于我们,对于和平,对于许多人的生命确实非常严重,欧洲的无产者应当尽一切可能作出最大的努力,团结起来对付这种局势。
  公民们,奥地利致塞尔维亚的照会,语气十分强硬,如果奥地利入侵塞尔维亚,如果奥地利的日耳曼人对塞尔维亚人——他们是斯拉夫世界的一部分,俄国人支持他们——采取行动,那么令人担忧,也可以想到的是,俄国会参加到战争中来,而俄国一旦卷进来支持塞尔维亚反对奥地利,奥地利在同塞尔维亚和俄国两个敌人交战的情况下,就会要求德国履行同它签订的同盟条约,而德国也已通过其驻各国大使宣布它站在奥地利一边。因此,如果冲突不局限在奥地利和塞尔维亚之间,如果俄国参加进来,德国就会出现在战场上支持奥地利。这样一来,起作用的就不仅有奥地利和德国的同盟条约,而且有人们已经知道其大概内容的俄国和法国的秘密条约,俄国会对法国说:“我现在有两个敌人——德国和奥地利——我有权要求履行我们两国之间的条约,法国必须站到我这一边来。”现在,奥地利可能很快就会进攻塞尔维亚,而由于奥地利和德国将向塞尔维亚人和俄国人进攻,整个欧洲,整个世界将会淹没在一片火海之中。
  在我们大家以及各个国家都面临着如此严重、如此危险的情况下,我不想就谁应对此负责的问理谈得太多。我们有我们的责任。莫特刚才已经说了,我要向历史证明我们曾经预见到这一点,并早已把这种情况讲明,我们说以武力入侵摩洛哥在欧洲开创了一个野心勃勃、贪得无厌和互相冲突的时代,可是当时人们却说我们没有向着法国,但我们所关心的恰恰是法国。
  哎!以上就是我们的责任。要是说到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问题,话还可以说得更明确些。那是奥地利和塞尔维亚同我们法国人发生的一场斗争。奥地利吞并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我们没有理由,也没有办法对它们进行任何指责,因为我们当时已在摩洛哥动手,为了要人家原谅我们自己的罪孽,我们对他人的事只好撒手不管。
  因此,我国外交部长就对奥地利说:

  “只要你把摩洛哥让给我,我就把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让给你。”于是一场赎罪的交易便在国与国之间进行了。我们还对意大利说:
  “我已到了摩洛哥,你可以去的黎波里塔尼亚。既然我已冲到大街的一头,你可以冲到大街的另一头去。”

  每个国家手里都拿着小火把出现在欧洲的各条大街上,结果造成了现在这场大火。你们看,公民们,我们有我们的责任。但这并不是说其他国家就没有责任了。我们有权利也有责任揭露德国外交的狡猾和残暴。
  同时也揭露俄国外交的两面派行为。俄国人可能会支持塞尔维亚
  人反对奥地利,他们会说:“我这个堂堂的斯拉夫大国不能眼看着塞尔维亚这个斯拉夫小国被人欺侮。”说得好!可是是谁曾经给塞尔维亚以很大的打击呢?1877年,当俄国插手巴尔干,制造一个所谓独立的保加利亚以便对它进行控制时,俄国曾对奥地利说:“你让我干吧,我把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让给你管理。”你们大家都知道“管理”在外交人士的口中意味着什么。自从奥匈帝国得到管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许可后,它只有一个想法:尽量从这项“管理”工作中大捞一笔。
  后来,当俄国外交部长同奥地利外交部长会见时,俄国对奥地利说:“我准许你吞并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条件是你们让我在君士坦丁堡附近设置一个通向黑海的山海口。”德亨达尔作了一个表示,俄国理解为“行”。这样,它就让奥地利占领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可是当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装进奥地利的口袋后,俄国对奥地利说:“现在该轮到我来建立黑海的出海口了。”“什么?我对你说过什么啦?我什么也没说。”从此俄国便同奥地利,俄国外交部长伊兹沃尔斯基便同奥地利外交部长德亨达尔闹翻了。因此俄国曾经帮过奥地利的忙,它把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斯拉夫人交给了奥匈帝国,给塞尔维亚的斯拉夫人在心灵上造成很大的创伤。
  这就是俄国走到现在这条路上的原因。
  自从奥地利接管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30年来,如果它为这个地方的人民做点好事,今日的欧洲就不会有这些麻烦。可是奥地利的教会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推行暴政统治,镇压异教,以武力强迫当地的人加入天主教,从而引起了他们的不满。
  我们今天所处的这种可怕的形势是由于法国的殖民政策、俄国的狡猾伎俩和德国的无理要求造成的。欧洲现在正在噩梦中挣扎。
  因此,公民们,我们现在是处在一片黑暗中,明天究竟是什么样子谁也没有一点把握。对此,我不想发表任何冒昧的谈话。尽管如此,我仍然希望,鉴于我们面前的灾难实在太大了,各国政府能在最后一分钟三思而行,悬崖勒马。这样,我们就不会一想到欧洲今天这场战争给人类带来的灾难而惴惴不安。
  你们都见过巴尔干战争,一支支军队不是在战场上全军覆没,便是在医院的病床上爬不起来。一支30万人的军队丢在战场上、路沟里或因染上伤寒病而躺在病床上的就有10万人之多。
  请你们想一想眼前这场浩劫对欧洲会意味着什么。那将不会像巴尔干战争那样只有30万人卷进去,而是这个数目的四倍、五倍、甚至六倍,即有200万人之多。那将是一场怎样的浩劫、屠杀和毁灭!因此,尽管暴风雨的乌云已经出现在我们的头顶,我仍然希望这个罪行最后不会发生。公民们,一旦暴风雨来临,我们全体社会党人所关心的将是如何尽快地把我国从统治者犯下的这一罪行中拯救出来,在此之前,只要还有一点办法,还有一点时间,我们都要加倍努力防止这场灾难发生。我们的德国社会党同志们已经在《前进报》上发出了反对奥地利照会的愤怒吼声,我相信,我们的社会党国际局也要开会了。
  不管怎么样,请原谅我的话有点悲观失望,在这场野蛮的屠杀即将来临之际,我们还剩下最后一点希望来维护和平,以便拯救人类的文明,这就是无产阶级把它成千上万的兄弟们联合起来,我们希望法国、英国、德国、意大利和俄国成千上万的无产者团结起来,齐心协力摆脱这场可怕的噩梦。
  公民们,如果你们当中还有谁以为我在利用这一危险的时局争取竞选的胜利——不管这个胜利会有多大,那我感到十分惭愧。我要告诉你们,不放过任何机会显示你们同国际社会党站在一起,是我们的责任,也是你们大家的责任。因为当此暴风雨来临之际,只有这个党代表着维护和平和恢复和平的希望。

(摘自沙尔·拉波波尔著《饶勒斯传》
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98—102页,陈祚敏、王鹏译)





[1] 这是饶勒斯1914年7月25日晚在里昂郊区威兹举行的代表大会上发表的演说,刊登在《社会主义未来》杂志1914年8月1—7日第384期上。——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