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淑：叶利钦的「和谐」

葉利欽的「和諧」

田　淑

　　據報載阿芙樂爾巡洋艦「革命博物館」已改名為「艦艇博物館」，它所收藏的十月革命展品同其他歷史時期的展品一樣，處於同等的地位。這就是說，它不再以十月革命的豐功偉績來教育人民了。可能再過些時日，十月革命的展品將會被束之高閣，不再展出的。
　　與此同時，俄國總統葉利欽已簽署命令宣佈從今以後，偉大的十月革命紀念日（11月7日）只作為“和諧和解日”來慶祝，並宣佈1997年為“和諧和解年”。總統的新聞秘書亞斯特任布斯基解釋說：“和諧和解”的意思就是葉利欽總統的“治理國家的根本原則”，是“給1905年-1993年這個諸多紛爭和矛盾的年代劃上句號”。似乎葉利欽總統這一紙命令就可以使過去的蘇聯，今日的“獨聯體”在長達幾乎整整一個世紀的國內外種種“紛爭和矛盾”從此結束，世界由此便太平無事了。
　　人們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使前蘇聯的人民和全世界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忘卻反對剝削階級的階級鬥爭，忘卻阿芙樂爾巡洋艦的炮聲，忘掉十月革命！
　　雖然今日阿芙樂爾的大炮已經打不響了，但1917年10月7日它轟出沙皇的巢穴，當時為俄國資產階級的臨時政府盤據的冬宮的隆隆炮聲，至今仍餘音不絕，但全世界舊社會的衛士們一提起它便膽戰心驚，失魂落魄，因為它宣告一切不平等不合理的剝削制度正在走向末日。所以對於一切衛護剝削制度的剝削者、壓迫者和統治者來說，十月革命紀念日就是他們的黑色星期日，阿芙樂爾的炮聲就是他們的喪鐘。因此，他們詛咒這個紀念日，詛咒阿芙樂爾的炮聲，千方百計地阻撓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緬懷十月革命的不朽業績，並盡一切可能去消除由阿芙樂爾的炮聲喚起的無產階級革命激情。
　　十月革命的偉大意義在於它是工人階級領導其他勞動人民反對一切剝削階級並取得勝利的革命。它建立了歷史上第一個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的蘇維埃國家。它喚醒並鼓舞全世界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奮起同所有衛護生產資料私有制的剝削者、壓迫者、統治者進行不懈的鬥爭，以剷除造成社會分裂為利益互相矛盾、互相衝突、互相鬥爭的階級和社會集團的禍根，從而使全人類都能在自由、平等、民主的社會主義新社會中過上幸福美滿的生活。因此，全世界的工人階級和被壓迫被剝削的勞動人民都把十月革命紀念日視為自己的偉大節日，正如同巴黎公社的3月18日是全世界工人的節日一樣。工人階級和其他被壓迫被剝削的勞動人民慶祝這個節日，為的是激勵自己的階級意識，更加熱情，更加勇敢地投入到反對一切剝削者的鬥爭中去，以完成工人階級所擔負的解放全人類的歷史使命。
　　“和諧和解”麼？在今日的社會，全人類都因為現存的生產資料私有制而分裂為剝削者與被剝削者，壓迫者和被壓迫者，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一句話，分裂為利益互相矛盾，互相衝突，互相鬥爭的各階級和各種社會集團的時候，這個世界根本就沒有甚麼“和諧和解”可言。有的只是階級之間社會集團之間的利害衝突和鬥爭。十月革命正是在劇烈的階級鬥爭中，工人階級領導全體勞動人民推翻了沙皇專制和資產階級的統治才開闢了創造社會主義社會的新紀元的。
　　但不幸得很，在世界社會主義的征途中，十月革命還只是電光一閃。
　　我國的一位留學生，寫了一篇《莫斯科落日》，登載在《南方週末》報上，記述他在蘇聯留學的親身經歷，那正是戈巴契夫被捧為“民主和自由領袖”，全蘇聯人民都對他寄厚望的時期。我國這位留學生在莫斯科看到的是：“商店裡空空蕩蕩的，甚麼都缺。”“漸漸地我們只能啃些幹麵包和價錢並不低廉的青菜度日”，甚至“商店裡買不到草紙。”於是我們這位留學生十分坦率地，但帶著十分沉重的心情說：“當我作為一名社會主義信徒踏上這片紅色國土，並且正在尋找它的根時，那棵在風雨中挺拔了70年的大樹，竟然已東歪西倒，一貧如洗！我不禁要問：社會主義能是這樣的結局嗎？”
　　戈巴契夫下臺了，葉利欽接著登臺，情況又如何呢？美國《商業日報》1996年11月14日報導說：“俄羅斯經濟衰退是本世紀和平年代最嚴重的經濟災難，甚至比30年代美國的經濟大蕭條還要嚴重。”手術後的葉利欽總統回到克里姆林宮後在12月25日向俄國公民發表的呼籲書不得不承認今天俄國“最尖銳最痛苦”的問題就是“國家欠人民的債務太多”，人民“生活水平低得不能忍受”。而造成這樣局面的原因是由於“有人靠商品貿易積聚了大筆財富”，“有人靠掠奪國家錢財”“掠奪普通公民的錢財來過奢侈生活”的原故。
　　“社會主義能是這樣的嗎？”
　　這問得好。但，我們這位留學生，赤誠的社會主義信徒卻萬萬沒有想到，他心目中那棵“在風雨中挺拔了近70年的大樹”壓根兒就不是社會主義。
　　長期以來，人們一直生活在美麗的夢幻之中，總認為前蘇聯就是自由、平等、民主的社會主義天堂！這個夢做得特別長，足足做了70年，現在是該夢醒的時候了。
　　恩格斯在1891年巴黎公社20周年紀念出版的馬克思《法蘭西內戰》一書的紀念版寫了一篇導言。他在導言中總結了1848年以來歐洲革命的歷史經驗教訓。他指出工人階級在歷次革命中都提出過自己階級的要求，雖然還很不明確，但“歸根結底是要求消滅資本家和工人間的階級對立”。這個要求對現存的社會制度無疑是“一種極大的威脅”。特別是每次革命鬥爭提出這種要求的工人階級還“往往擁有武裝”。因此“掌握了國家權力的資產者的第一個信條就是解除工人的武裝。於是每一次工人階級贏得革命以後，就產生新的鬥爭，其結果總是工人失敗。”（《馬恩全集》22卷218頁）恩格斯這個有關革命經驗的總結也適用於1917年的十月革命。
　　歷史的發展是曲折的。十月革命中工人階級是勝利了，但後來還是失敗了。
　　十月革命工人階級的失敗不同於19世紀歷次革命工人階級的失敗。後者的失敗是敗在資產階級手中，撲滅1848年6月巴黎工人起義的是資產階級右翼將軍卡芬雅克；1871年5月屠殺巴黎公社的劊子手是大資產階級奧爾良黨人、第三共和國總統梯也爾。而十月革命工人階級的失敗則是敗於曾是革命領導者，而在革命成功之後掌握了蘇維埃國家權力的，一步步地官僚化了的，以斯大林為代表的那部分布爾什維克黨人，這真是歷史的大悲劇。要是在1927年以前，有誰要說斯大林會成為工人階級的叛徒，會扼殺和葬送工人階級的社會主義事業，那不僅會遭到斯大林的嚴厲痛斥，廣大的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也不會相信的。但歷史的辯證法是如此的無情，今日蘇聯的瓦解其根本原因正是一直被人們誤認為社會主義的參天“大樹”，而實際上是極端專橫的斯大林官僚體制自身所使然。這也是一種歷史的必然。
　　十月革命工人階級敗在斯大林官僚集團手中之所以是真正的歷史大悲劇，這是因為斯大林官僚集團是頂著十月革命的榮光，呼喊著革命口號以工人階級的名義，來幹反對工人階級的勾當的。因此，善良的工人和勞動人民就不容易識破他們的鬼蜮伎倆，而常常容易上當受騙。我們只要想到斯大林官僚集團在30年代以後，輕易地以虛構的“人民敵人”為幌子，便肆無忌憚地一次又一次在布爾什維克黨內，在蘇維埃國家機關，在工人中，在廣大的群眾中進行罪惡的“大清洗”，使千千萬萬人頭落地，含冤死去；我們就不難理解，在斯大林官僚專制的統治之下，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早就被徹底“解除武裝”，不僅解除了物質的武裝，也解除了思想的武裝。他們沒有了自己獨立的組織。他們被斯大林編織得十分嚴密的官僚機構的羅網束縛得嚴嚴實實，根本無法進行反抗，甚至不能發出一聲痛苦的呻吟。他們只能聽從官僚機構的擺佈，只能以官僚集團的意志為意志，而不能有任何違背官僚集團利益的階級意識。工人階級既失去緊握武裝的雙手，還失去思索的頭腦，甚至失去了革命的階級感情。在長長的時間裡，工人階級就像酒精中毒的人一樣，醉醺醺，醺醺醉，喪失了鬥爭的力量，也看不清誰是真正的階級敵人，完全陷於沒有組織能力，沒有前進的火車頭，沒有鬥爭的目標和方向的狀態之中。這就是蘇聯和全世界工人階級最大的歷史悲哀所在。
　　回顧斯大林官僚集團成長的歷史，以及它如何摧殘工人階級的力量，並驅使工人階級去為它謀求同國際資產階級取得“和諧”與“和解”而作出犧牲，就可以使我們明白恩格斯為馬克思《法蘭西內戰》一書所寫導言總結的經驗教訓，對於工人階級為爭取世界社會主義的鬥爭，具有何等重大的意義了。特別是在經歷了70年的犧牲和磨難之後，全世界工人階級更應該牢牢地記住恩格斯的教導：“國家無非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機器”，“國家最多也不過是無產階級爭取階級統治的鬥爭勝利後所繼承下來的一個禍害。”任何國家政權“為了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都必然會“由社會的公僕變成社會的主人”。斯大林建立起來的官僚政權正是恩格斯所斥責的“由社會的公僕變成社會的主人”的“一個禍害”。恩格斯諄諄告誡工人階級不要有任何絲毫的“國家崇拜”，必須如同巴黎公社那樣一開始便要“立即儘量除去這個禍害的最壞方面，直到在新的自由的社會條件下產生的一代能夠把全部國家廢物完全拋掉為止”。
　　今天俄國的當權者在推行他們的改革時，是絕對不會勸告人民記住恩格斯教導的，更不會號召人民起來為“除去”官僚國家這個“禍害”的“最壞方面”而去進行鬥爭。他們為了保住已經取得的“社會主人”的權力和地位，他們所能做的就是要求人民同他們保持“和諧”和“和解”，就是說，要求人民讓他們保持住他們統治的“秩序”。
　　俄國的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是絕對不會因為葉利欽的一紙命令而忘掉十月革命，忘掉阿芙樂爾的炮聲的。總有一天他們會記起恩格斯的教導，再次在阿芙樂爾的炮聲的激勵之下，高舉十月革命的旗幟，奮起戰鬥，把一切吃人的剝削制度徹底埋葬掉。

1996年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