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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学与救国——在江西教育会讲演

江亢虎

(1920年10月2日)



  今天到会的人,多数是学生,所以就讲这“求学与救国”的题目。我在美国已七八年,本国新文化运动的状态,未尝亲见,不过就报纸所载的,知其一二,说来不免有隔靴搔痒的地方,还要请大家原谅。

  我看一般国人,对于学生救国运动的意见,不外两派:一派是反对以罢课为救国方法的。他说学生当求学时代,应当研究学问,造成完全高尚的国民,以为将来救国的地步。若在求学时代,借口救国,抛弃光阴,恐怕是国还没有救,自己的光阴和学业已受了莫大的损失,到了将来实行出来替国家做事的时候,反没有真实的学问,那时候悔也迟了。这派人的议论,也有道理,我不敢说他的不是。一派是赞成以罢课为救国方法的。他说学生求学,原是求救国的学问,现在国事日非,我们学生不从事救国运动,倘若国已亡了,即有高深学术,亦无处可用了,所以不惜牺牲一切,抛弃暂时的功课,挽救永久的国家。这派议论,颇受社会的欢迎。

  我以为这两派议论,各有理由,所谓“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岂可加以武断的批评呢!但是凡事有经有权,有缓有急,晓得经权缓急的分别,自然不会做错了。哲学家说“是非真假优劣,都是相对的,比较的,并非绝对的”。农人不能因救国而辍耕,工人不能因救国而罢工,商人不能因救国而罢市,因为农、工、商各有职业,舍职业而为救国运动,是不明白轻重缓急的道理。农、工、商三界如此,学界也是如此,因为求学就是学生的职业,尽力自己的职业为一问题,服务社会公益又一问题,不能因从事职业而忘却社会,也不能因奔走公益而抛荒职业。学生以求学为救国,效果虽缓,却是经;以罢课为救国,效果虽急,却是权。经可永久用的,权只可暂时用的;经是救本的,权却是救标的。诸君明白这层道理,就得了求学与救国的精义了!

  还有一层:人尝把求学与救国分为两截事,划分出两个时期出来,以为学生未毕业前,是求学时期,不必救国;毕业后是救国时期,不必求学。所以我国学生,往往以得了毕业证书,为求学终止时代,这种谬想,是很危险的!学问本无止境,“毕业”两字,不过表明在某校修业期满,并非说我们的学问已经告终。若认真讲起来,不但几十年不能毕业,就是今天把现在的学问都学毕了,到了明天,又有新学术发明出求,那里有毕业期限呢!所以一方面说求学时代,就是根本的救国;一方面说毕业出来,为国家做事,还是实验的求学。两件事本是一件事,我国那种两截的谬想,都是历史上遗传下来的。因为自有科举以来,古代学校,变成了教育的辅助机关,主要还在考试;后来仿照著外国人办新学堂,也就把那科举的思想比附他,什么小学毕业奖秀才!中学业奖五贡!大学毕业奖举人、进士!外国毕业回来的,还要奖翰林!(俗语叫做洋翰林。)这种思想,根本错误,煞是好笑。现在学校奖励办法,虽然停止,然而大学校还有学士、硕士、博士各种头衔,一般人仍拿科举时代的眼光看他,这种妄见不刬掉,教育的真精神,何能实现呢?大家要知到[道],自小学到大学,是学校内求学的时代,有老师指导,好比儿童要学行路,时时要大人扶持。到了大学毕业的日子,才算脱离学校内求学的第一日,即为学校外求学的第一日,到这时候方才算得有自己求学的能力,好比儿童自己会行路,不要大人扶持的样子,所以英文名词“毕业”,实在是始业的意思,就是这个道理,可惜被中国翻译错了,误尽青年。我看中国留学生,由外洋毕业回国,就自以为满腹经纶,登峰造极,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样子,于是把学问完全丢开,专工去求升官,想发财,对于新学术,新思潮,那里再有工夫研究?中国学术界不进步,这实是一个大原因。所以我想办一个大大的图书馆,不但是为社会教育、学校教育的补助机关,也是因为一般毕业留学生,可以增进新知,更求深诣,随时进去看看最近出版的新书新报,庶几乎不至于故步自封,夜郎自大。可见图书馆,实是大学以上一个研究院呢!

  去年五四运动,全国学生联合会的成绩甚好,德约拒签字啊!保留山东问题啊!曹、章、陆免职啊!霎时间罢学,罢工,罢市,全国震动,社会上都以学生为救国的主要分子,那晓得罢课又罢课,弄得司空见惯,习以为常。起初农、工、商各界,还肯做学生的后援,各省长官也有打电响应的,中央政府鉴于众怒难犯,居然事事俯就舆情。到第二次罢课,那农、工、商就不罢工、罢市了。到第三次罢课,官厅且有实行干涉的。这是什么道理呢?就是学生以权为经,以缓为急,不善藏锋,轻于尝试,所以就“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了!大凡做第一步的时候,就要想到第二步、第三步,以至最后一步。譬如引火,第一步用火柴发火,火已着了,但是这区区磷寸,霎时即灭,不预备第二步的燃料,究有何用!去年学生以罢课为救国的方法,毕竟没得好完全效果,就是只有第一步的办法,没预备第二、第三步的,好像只有一枝火柴,没有别的燃料接济他。诸君试想:如果罢课就可救国,那救国的事业也就太容易了,一罢课就救得了国,世界上只要有学生,只要会罢课,那里还有亡国之惨呢!所以我常说罢课是消极的,求学是积极的,积极的是经,消极的是权,经可常用,权是不可常用的,常用就越用越不灵了。

  五四运动,不是要求诛戮曹、章、陆吗?大家晓得曹、章、陆从前是日本留学生,我在日本正与他们同时,那时候中国留日学生,一共只有三十九人,平日谈论祖国的事,他三人痛恨政府腐败,外交懦弱,要想如何整理内政,如何恢复主权,一种爱国的志气,救国的热心,也不让现在五四运动的学生。不料一做了官,就渐渐变了宗旨,前后迥若两人,这是什么原因呢?我说:这是地位的关系。当日留学的时代,立于学生的地位,环境干净,空气新鲜,所以就讲救国;后来从政的时代,立于官僚的地位,种种引诱,种种牵掣,身家的观念太重,周围的关系太深,所以竟不惜卖国求荣,甘心做一个国贼。但是仔细想想,他们起初何尝不想做个好人呢!无奈受了环境的影响,不知不觉就为社会所软化了。古人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又说:“习俗移人,贤者不免。”可见我们若不能有特立独行的精神,执锐披坚的力气去战胜环境,就会被环境战胜了!地位问题,影响极大,比方外国资本家,是社会党和劳动家所深恶痛绝的,往往有由劳动家出身变为资本家,到这时候,他虐待劳动家,反比从前资本家虐待他的时候更厉害,好像忘记自己从前的苦处,这也是地位的关系。立于劳动家地位,就与劳动家表同情;立于资本家地位,就与资本家同鼻孔。还有一个最浅近的比例,我们江西人不是欢喜蓄童养媳么?做婆婆的不是大都虐待童养媳么?有好多做童养媳的人,受了婆婆的虐待,说我将来有做婆婆的日子,要如何如何优待媳妇,那晓得到了果然做婆婆的日子,不但不优待媳妇,他虐待的手段,反比他婆婆待他更加厉害,这也是地位的关系,因媳妇和婆婆的地位不同,环境不同,所以思想和行为也就不同。愿大家立定志愿改造环境,不可叫环境把自己的志愿改变,那么诸君将来虽做了官,也就不至忘了学生的本来面目,但是环境要怎么改造呢?这个就应该研究社会主义了,因为社会主义,正是以社会为一切改造本位的。



感谢 刘彦游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