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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主义

〔苏〕列·加米涅夫

郑异凡 译


  中译文据《格拉纳特百科词典》第40卷第599—623页翻译,载于《马克思主义研究参考资料》1981年第42期(总第94期)。


  当列宁号召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体被压迫人民去为共产主义斗争的时候,他指的是什么呢?如果打开他的著作,想在其中找到对他为之斗争的那个社会、那种制度的详尽描绘,那我们是找不到这种详尽的图景的。列宁像所有真正革命家一样,不爱描绘未来制度的图景,他知道,这种未来的制度是亿万人共同努力的产物,要预测这一社会的细节是做不到的。在自己的基本著作之一《国家与革命》中,他直截了当地说,现在还缺乏事实去准确地想象共产主义社会的社会制度的细节。
  但是这未来社会,这唯一能把人类从各种奴役的羁绊中解放出来的未来社会的基本特征,列宁是清楚的,我们也是清楚的。正是这些特征能鼓舞千百万人民去进行斗争,并且千百万人民也确实在为之斗争。这是阶级应当被消灭的社会,这是由于阶级的消灭而消灭了人人压制人的社会;最后,这是完全掌握了人的劳动所创造的全部财富、科学技术的全部成果,并把所有这些物质财富,所有这些成果用来为全人类服务的社会。这就是说。这将是第一次实现了人们的真正平等、真正自由和真正合作的社会。这就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这些特征能够也应当使这个社会成为实现伟大的社会主义者的口号的公社:各尽所能和各取所需!这是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
  我们知道,关于一个能实现人们的真正平等、真正自由、真正合作的社会的梦想,在人类历史上曾多次出现。压迫越重、不平等越厉害、由越少、暴力越多,对于这种社会的梦想就越强烈。历史向我们表明,来自受压制、被压迫人民群众的底层的关于这种社会的梦想怎样凝聚在宗教的体系上(见上面的条目:社会主义和社会运动),然后,由于历史的辩证法,它又以宗教的形式变成奴役的工具。列宁不是梦想家。他要使这种真正的自由、这种真正的平等不是赋予无形的幽灵,而是给予物质的、活生生的、真正的人。他是个唯物主义者。
  试问:这种社会是不是可能,这是不是被压迫和被奴役人类所追求的,一种无法实现的梦想、童话、幻想、幽灵,——对这个问题列宁作为一个唯物主义者是这样回答的:“是的,是可能的,只要我们在为这种未来社会斗争中依靠最现实的东西——依靠生产力的发展,即依靠现存的自然力量和人类集体地掌握自然力量的本领。”但这还不够。列宁不仅在理解现代社会发展上是个唯物主义者,他本人知道并且也教我们懂得,只有被奴役的群众认识和掌握整个人类历史的基本规律-阶级斗争规律,只有认识这一规律,掌握这一规律,学会以这一规律为指南,然后现在被压迫的人类在无产阶级领导使阶级斗争的规律变成达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武器,只有这时候这种未来社会才会得到实现。列宁不仅是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预言家,不仅是懂得这种社会的唯物主义者,不仅是马克思主义者,不仅是懂得通向这一社会的道路的阶级斗争的拥护者,——他还是懂得无产阶级为实现这种社会而必须采取哪些斗争方法的真正革命家。
  同马克思相比,列宁给共产主义学说添加了什么新东西?(见前面列宁的文章——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创立了关于共产主义社会不可避免地必然到来的学说,他证明,根据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共产主义社会将通过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和斗争的胜利,即通过不可避免的无产阶级革命而到来。马克思因而成为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不仅如此,马克思善于在第一批工人的群众发动中看出、强调、提出使这些发动成为未来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斗争的先声的东西。他研究并从对最早闪现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斗争事业的分析中,从无产阶级在1848年革命和1871年革命斗争中得出一切必要的教训。但是马克思不能再进一步去研究无产阶级革命机制本身,原因很简单,在他那时候,无产阶级革命的纪元,以无产阶级革命作为时代中心的那个时代尚未到来。
  列宁开始进行自己的工作的时候,恰好人类——全世界从资本主义表面上和平的、有机的发展转向新的世界历史时代,转向无产阶级革命的纪元。正因为如此,推进马克思的任务落到了列宁肩上;不仅仅是肯定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然性的学说,不仅是把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最初几步的研究推向前进,并且还要创立关于行动中的无产阶级革命机制的学说。列宁领导了世界上第一次无产阶级革命,他根据生动的历史事实、根据群众运动(例如群众性政治罢工及其同经济罢工的配合),根据对真正的群众运动所创造的那些新的组织形式的分析(例如,工人、农民和士兵代表苏维埃),研究了马克思所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的那些行动中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现象。
  为此,必须有许多专门条件凑在一起。首要的和基本的条件是,人类和列宁进入新的帝国主义时代,即进入资本主义成熟和衰老的时代,并且同时进入资本主义内部发展起来的两种对立力量,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尖锐冲突的时代。这是首要的和基本的条件,它使得列宁能够推进马克思并用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进程本身和内部规律的学说去补充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不可避免性的学说。
  第二个条件是,列宁作为一个政治家是在俄国无产阶级中间成长的,而俄国无产阶级由于特殊的条件,由于资产阶级革命的迁延以及沙皇制度和封建制度可怕的、长期的、无休无止的压迫而富有特殊的革命性。俄国的无产阶级不可能也没有获得过使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定时刻得以用某种幻想去欺骗和迷惑无产阶级上层的那种小市民的安宁。与此同时,列宁还得以观察并研究真正农民群众的革命运动,正是在俄国,这种农民运动“补充了”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马克思只是天才地指出这样一种革命类型:以农民起义来“补充”无产阶级革命。列宁正是生活在这种革命的时期,而这一点不会不给他提供材料去极大地丰富马克思关于革命的学说。
  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交合点的俄国的革命形势和革命情绪,无产阶级群众的真正革命本能,工农革命的结合,这就是第二个条件,它使列宁有可能前进并且不仅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新的条件,而且还用新的特点去补充马克思主义,这些特点使马克思主义从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不可避免的学说变成在无产阶级革命进程中指导无产阶级战斗组织的真正指南。而这就使马克思主义变成了列宁主义。
  如果你们从这种观点去看列宁论马克思的著作,那么你们就会看到,列宁多么仔细地研究马克思著作中的那些由于我上面提到的条件的限制而应该说不很多的特点,在这里马克思本人已接近无产阶级革命的机制问题。在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中间,没有人比列宁更详尽、更仔细,可以说更迫切地研究马克思著作中同1848年革命中无产阶级的直接的革命群众斗争有关的那些方面了,而其目的不是搞学院式的研究,而是要直接应用于现实。马克思根据1789年和1848年欧洲的头一批革命研究了起义问题,这些问题被欧洲社会民主党人看作马克思主义总体系中的某种偶然的东西,而列宁则特别仔细地从马克思那里挑选出这些特征,他懂得,正是在目前这无产阶级革命时代,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机制的这些天才的思想萌芽将是特别宝贵的。也正因为如此,列宁特别仔细地研究了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的论述。同样,列宁比马克思的任何学生更多地特别研究了马克思对无产阶级公社、无产阶级国家的第一次实验进行分析的天才的尝试,这个实验总共只有三个月,以失败告终,但是它预示了今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斗争的全部道路。最后,列宁特别仔细地研究了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关于无产阶级胜利后建立的国家政权的性质的所有细小的启示、思想、指示,这又是在马克思的其他任何学生中找不到,而只能在列宁那儿看到的。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学说这些方面的特殊的和持久的注意立即把他同马克思的所有其他学生分开了,这些学生更多的是使马克思主义庸俗化,更多的是使像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学说这种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战斗锋芒钝化。列宁注意马克思主义的这些方面,这是列宁把行动中的无产阶级革命机制看作(并且正确地看作)自己的学说的重心的第一个标志。
  另一个极其重要的标志是,列宁在马克思之后第一个并且比马克思更广泛、更富有效用地在自己的学说中提出政权和国家问题。这一国家政权问题在十九世纪后期被欧洲马克思主义者和欧洲社会民主党从日程上取消了。在普法战争和公社失败之后,在1871年之后,正如我已经说过的,我们看到一个可以叫做和平的、有机的发展时代。(“和平的”和“有机的”一词当然是带引号的;因为资本主义的“和平”发展本身是建立在千百万工人的血汗之上的,是建立在对千百万殖民地奴隶的暴力之上的;但是表面上它却具有和平的有机的发展性质,而没有被某种下面的革命火山所推翻)。在这个时期,马克思主义者、欧洲社会民主党完全从日程上取消了国家政权问题。进行的只是争取在现有资本主义关系基础上在现有条件下改善工人阶级的状况。无论在鼓动中,无论在宣传中,也无论在组织中,都没有把问题提到准备使政权从一个阶级转到另一阶级手上。使这个阶段中断,把政权问题提到首位的第一个事件是1905年的革命,而使这一问题形成,向革命阶级的思想家们和向工人阶级本身顽强地提出这一问题的第一个革命思想家是列宁,而这样尖锐地提出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政权问题,这是列宁学说中最显著的、最重要的特点。在他面前摆着一项新任务——确定在新阶级手中的是什么样的政权。无产阶级手中的国家政权是否将同资产阶级手中的国家政权一样呢?政权从资产阶级转归无产阶级的条件是什么?是同政权从地主转归资产阶级时的条件一样的呢,还是说政权从资产阶级转归无产阶级是一项崭新的事业,政权的面貌,从而国家的内容本身都会起变化?最后,无产阶级手中的国家政权将采取什么样的形式?所有这些行动中的无产阶级革命问题是列宁的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提出,也不可能实际提出的问题,列宁是以他们为出发点的,完全依据他们,完全接受他们的学说的,但是他根据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新条件把这一学说推向前进了。
  应当懂得,所有这些问题列宁是不可能在什么民族的狭隘范围内提出的。列宁提出的那些问题,他领导的运动,全都具有国际性,包括全人类。它们,这些问题及答案,并不是提出和解决俄国、法国、德国、英国或美国的一国无产阶级问题的,它们是在广泛的、国际范围内提出来的。列宁所教导的决不能归结为社会主义怎样在这一国或那一国胜利的学说。不错,列宁常说,每一个国家的共产党人必须从本国开始无产阶级革命。他常常指出,任何企图以这一或那一国家落后,资本主义不够发达为托词,推三阻四地不去在该国开始革命的行为,统统都是伪善地企图阻延无产阶级革命,或者是放弃自己的责任,把发难的光荣推卸给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特别是在帝国主义大战期间,他无情地抨击了以本国落后作托词的此类企图。他坚决主张,每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者、共产党人、革命无产阶级都应力求在本国开始革命,而不等待别国无产阶级先开始。但是,对列宁来说,一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开始和胜利只是引起世界革命继续发展的手段。这特别适用于落后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列宁说,我们应当开始,但是只有我们大家一起才能继续和完成,至少要有几个先进工业国家一起。我们应当开始,但是只有在几个资本主义工业国家范围内社会主义才能取得最终胜利。因此列宁的学说不是社会主义在单独一国胜利的理论,而是这样一种理论:无产阶级革命不论在何地开始,它只有把一系列国家卷入自己的漩涡才能取得最终胜利。因此,不仅马克思主义所有问题的革命提法,并且无产阶级运动的国际性,无产阶级革命问题和准备工作的国际性都是列宁的基本特点,它们使得列宁成为国际无产阶级的领袖。列宁之所以成为国际领袖,不仅是因为国际无产阶级把列宁在我们俄国领导的运动看作是第一次实现自己的理想、自己的斗争目标,还因为就列宁学说性质本身而论,它也是国际性的。
  现在我们极其简略地看看,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机制问题上是怎样从一个问题转向另一个问题的。首先,列宁是怎样描绘他的敌人的?并且为什么在这种敌人面前列宁不再是宣传鼓动家和理论家?使他成为战斗的无产阶级军队的统帅的革命热情是从哪儿来的?我觉得,他在1919年答美国记者问中的话回答了这一问题:“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相比,是在‘自由’、‘平等’、‘民主’、‘文明’的道路上向前迈进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一步。虽然如此,资本主义始终是雇佣奴隶制度,始终是极少数现代奴隶主即地主和资本家奴役千百万工农劳动者的制度。资产阶级民主制和封建制度相比,改变了经济奴役形式,为这种奴役做了特别漂亮的装饰,但并没有改变也不能改变这种奴役的实质。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制就是雇佣奴隶制。一般技术特别是交通的惊人进步,资本和银行的巨大发展,促成了资本主义的成熟和衰老。资本主义已经腐朽。它已成为阻碍人类发展的最反动的障碍。它是一小撮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统治一切,这些富翁推动各国人民进行屠杀……在1914-1918年大战期间,千百万人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而且只是由于这个原因死亡了,残废了。对这一真理的认识现在正迅速地不可抑止地在各国劳动群众中扩大着……资本主义的崩溃是不可避免的。群众的革命意识到处在增长着。成千上万种迹象都说明了这一点。资本家,资产阶级,“最多'能再屠杀几十万工人和农民,以此拖延社会主义在这个或那个国家的胜利。但他们决不能挽救资本主义。不能挽救土地、工厂及其他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因为这种私有制是少数人剥削多数人的根源,是群众贫困的根源,是只使资本家发财致富的各民族间的掠夺战争的根源。”[1]
  这些话似乎很平常。但是其中清楚地凝集了促使列宁行动、决定他的行为的那种对阻挠全人类继续发展的资本主义的仇视。正是这种充分的信心,这种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获得的坚定不移的知识-曾经是进步现象的资本主义成熟了,衰老了,成了阻碍人类发展的最反动的障碍,阻碍人类任何发展的障碍,这一切成了下述论断的铁的链条的始点,这个链条的终点是组织人类的多数去举行起义以排除扼杀人类继续发展的障碍这一口号。但是只知道曾经是进步的资本主义现在成了普遍发展的障碍,这是不够的。出路何在?谁能把人类引出死胡同?列宁也给予了回答。他的答案就是:“马克思看到资本主义所从事的进步的、革命的工作在于,它在使劳动社会化的同时,还以这一过程本身的机制‘教育、联合并组织工人阶级’,使之联合起来以‘剥夺剥夺者’,夺取政权和从少数篡夺者,手里夺取生产资料并转交给整个社会。”
  在这些话里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其写作时间,是宣布这一纲领的时间,这也是我们十月革命和一切未来无产阶级革命的纲领,因为这些话里包含着无产阶级的整个未来。这些话是1894年写的,是在三十年前,在十月革命二十三年前,是在沙皇时代的地下写的,那时马克思主义者少得屈指可数,而工人阶级甚至尚未出现一点群众组织的萌芽,党尚未建立。
  从列宁这些话,现在我们知道了阻碍全人类发展的敌人和将要摧毁这些敌人的战士;但是无产阶级通过什么道路,怎样摧毁自己的敌人?列宁用毫不留情的语言作了回答。他说,解放的道路就是战争。“革命就是战争。它是历史上所有一切战争中唯一合理的、正当的、正义的、真正伟大的战争。它不像任何其他战争那样,是为了维护一小撮统治者和剥削者的自私利益,它是为了人民群众反对暴君的利益,为了千百万被剥削者和劳动者反对专横和强力的利益而进行的战争。……”[2]
  这是列宁在1905年说的,而在1917年又重申道:“革命,真正的、深刻的、人民的”(用马克思的话来说)革命就是旧东西死亡的无比复杂而痛苦的过程和新社会制度即千百万人生活方式的产生。革命是最尖锐最激烈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和国内战争。”[3]“真正的、深刻的、人民的”革命的伟大之处和力量在什么地方呢?其力量和伟大就在于在历史上的平常日子里通常不露头面的群众在革命中活动,作出决定,接受教育去积极参与历史活动。
  列宁在1905年写道:“经过几十年和几个世纪的酝酿而成熟起来的矛盾,都在革命过程中浮现出来。生活变得非常丰富。一向不露头面因而常常被肤浅的观察家所忽视甚至轻视的群众,以积极的斗士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这些群众在实践中学习,他们在众目睽睽之下迈着试探性的步伐,摸索道路,拟定任务、检验自己和自己的一切思想家的理论。这些群众为了能承担起历史所赋予他们的巨大的世界性的任务作了英勇的努力,而不论个别的失败如何惨重,不论流血和成千的牺牲使我们如何震惊,但是群众和各阶级在整个革命斗争中都受到了直接的教育,这一点的意义从来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与之相比。”[4]
  于是列宁立即作出一个极端重要的指示,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革命政党在革命进程中策略,并且这一点他本人从来没有忘记过。他写道:“革命战争同其他战争不同之处在于,它是从自己敌人的昨天的盟友那里获得自己的主要后备力量的。”我们以后在谈到无产阶级革命的后备力量问题,谈到无产阶级对待农民的态度问题时,还会碰到从这一出色的原理得出的结论。
  这样,从列宁的话里我们认清了敌人,也认清了谁是主要的战士,知道争论只能用名为革命的战争来解决。我们知道了,被卷进战争的群众越多,这场战争就越富有成果,就越能取得胜利,但也就越为尖锐。
  在这场战争中取胜的条件是什么?如果在这场战争中无产阶级取得了胜利,那么无产阶级胜利的旗帜将是什么,它的胜利将表现在什么地方?列宁对这一问题有清楚的答案。在这场战争中的胜利就是专政。这就是他的回答。他问道,为什么没有一个阶级的专政就不能达到 们追求的目的,为什么不能直接实行纯粹民主,即实行真正的平等、真正的自由?列宁说:“我们回答说,在任何一个资本主义社会里,能起决定作用的不是资产阶级就是无产阶级。因为要摆脱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社会,除了被压迫阶级的专政而外没有别的出路。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战胜资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因为无产阶级是被资本主义联合起来和‘训练’出来、能够率领那些过着小资产阶级生活而摇摆不定的劳动群众前进(带领他们前进或至少使他们‘中立’)的唯一的阶级。因为只有甜蜜蜜的市侩和庸人才会幻想不经过长期艰苦的斗争来镇压剥削者的反抗就可以推翻资本的压迫,并用这种幻想欺骗自己和工人。”[5]
  列宁在指出正是专政,只有专政才能是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国内战争中胜利的形式的时候,非常清楚明确地看到这一答案的残酷无情的性质。因此列宁不止一次地谈到关于可以避免专政的甜蜜的欺骗言论。列宁非常仔细地研究了这样一个问题:是否能够不要专政而真正转向新制度。他的回答之一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说明了他对未来国家,对没有资本压迫的国家的整个看法,我把它援引如下:“但是从这种必然是狭隘的、暗中排斥穷人的、因而也是完全虚伪和骗人的资本主义民主向前发展,决不像自由派教授和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者能想象的那样,是简单地、直接地、平稳地走向‘日益彻底的民主’。不是的。向前发展,即向共产主义发展,必须经过无产阶级专政,决不能走别的道路,因为再没有其他人也没有其他道路能够粉碎剥削者资本家的反抗。而无产阶级专政,即被压迫者先锋队组织成为统治阶级来镇压压迫者,不能简单地只是扩大民主。除了把民主大规模地扩大,使民主第一次成为供穷人享受、供人民享受而不是供富人享受的民主之外,无产阶级专政还要对压迫者、剥削者、资本家采取一系列剥夺自由的措施。”列宁继续写道:“恩格斯已经很好地阐明了这一点,他说:‘无产阶级之所以需要国家,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一到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就不存在了’。”[6]
  这些话不仅给我们提供了理解列宁所设想的专政以及为什么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专政是不可避免的阶段的钥匙,而且还给我们提供了他所设想的国家的准确图景。列宁教导说,就是无产阶级国家也只是暂时的,它并非自由的体现,如他所说的,无产阶级需要它首先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而当这些敌人被镇压,当群众通过自己的国家这一学校学会了管理国家,当无产阶级群众把农民吸引过来,在真正的共产主义基础上组织生产之后,到那时候,——列宁强调马克思的学说说,国家将不再需要,将要消亡,只有那时候才谈得上自由,而目前应当谈论的是斗争,而不是自由。如列宁所说的,自由、平等、民主在无产阶级国家第一次成为不是给予富人,而是给予穷人,不是给予一小撮剥削者,而是给予全体被压迫群众的民主,即平等、自由、参与国家事务。但这还不是我们所要达到的,这还不是共产主义,这是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的为争取共产主义反对一切资产阶级旧制度的残余的战斗的大棒。这就是战胜了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需要专政,需要国家的原因。
  这就是出现一个问题:到底为什么这一专政必需是无产阶级专政?为什么它不能是全体被压迫者,全体劳动者的专政?列宁的思路是这样展开在我们面前的。成了全人类继续发展障碍的资本主义必须抛弃。国内战争,这是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方法。无产阶级专政,这是真正胜利的唯一形式:不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妥协,不是相互让步,不是和平协定,而是专政。但是,为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而不是全体被压迫者的专政?列宁回答这一问题说:“有能力用自己的专政来消灭一切阶级的,只有这一个被压迫阶级,它被几十年反对资本的罢工斗争和政治斗争教育、联合、培养和锻炼出来,它吸取了城市的、工业的、大资本主义的全部文化,有决心和本领来捍卫这种文化并保存、发展其全部成果,使之为全体人民、全体劳动者的享用,它受得住历史的必然加在那些冲破过去而大胆开拓通向新的未来的道路的人们身上的一切重担、考验、苦难和巨大牺牲,它的优秀分子十分仇恨和鄙弃一切市侩的庸俗的东西,十分仇恨和鄙弃这些在小资产阶级、小职员和‘知识分子’身上表现得很突出的品质,它‘经过了劳动学校的锻炼’而善于使一切劳动者和诚实的人尊重自己的劳动能力。”[7]……在另一个地方列宁写道:“只有无产阶级这一特殊阶级才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因为无产阶级生存的经济条件使它做好了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准备,使它有可能、有力量达到这个目的。资产阶级一方面分离和拆散农民及一切小资产者阶层,另一方面也使无产阶级团结、联合和组织起来。只有无产阶级,由于它在大生产中的经济作用,才能成为一切被剥削劳动群众的领袖,这些被剥削劳动群众受资产阶级的剥削、压迫和蹂躏往往比无产阶级更厉害,可是他们不能为自己的解放进行独立的斗争。”[8]
  列宁是以对无产阶级在生产中的作用所作的准确的、科学的、纯唯物主义的分析为出发点的。之所以由无产阶级专政,不是因为它最受压迫(也许某些农民阶层受的压迫更大),不是因为无产阶级具有某种特殊的品质或智慧,不是因为这些,而是因为它在生产中的作用,它所受到的训练,它所经历的劳动学校,它在资本主义奴役中的联合使它比所有其他阶级更有组织,更有准备去把反对资本的坚决斗争进行到底并取得最后胜利。
  但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呢?列宁教导说:“专政的科学概念无非是不受任何限制的、绝对不受任何法律或规章拘束而直接凭借暴力的政权。”[9]“专政是实行革命果断的,迅速无情的镇压的铁的政权。”但是,我们这里常常是静止地,非马克思主义、非列宁主义地,非辩证地,不是从其发展中去看待这一专政。因此重提一下列宁早在1921年所说过的话是有益的:“无产阶级专政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而是以新的形式、新的武器继续进行阶级斗争。专政是残酷的战争”[10]……但是当无产阶级把政权夺到自己手中的时候,这场战争还没有结束。
  总之,专政首先就是政权。专政是无产阶级的政权,这是这样一种政权,无产阶级掌握它不是为了停止斗争,而是为了继续自己的阶级斗争,然而是在另一种形式下用另一种武器进行的——用国家政权的武器,即当政权属于其他阶级时无产阶级所不曾拥有的那种武器。无产阶级专政是斗争的继续。不仅如此,列宁直截了当地说:“我们在进行战斗——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内容。以为只要说服大多数人,只要把社会主义社会的美丽远景描绘出来,大多数人就会拥护社会主义的那种天真的、空想的、虚构的、机械的和书生气的社会主义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用这些童话来自慰慰人的那种时代已经过去了。承认阶级斗争的必要性的马克思主义说:人类只有经过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到达社会主义。专政,这是一个残酷的、严峻的、血腥的、痛苦的字眼,这样的字眼是不能随便乱讲的。社会主义者提出了这样的口号,是因为他们知道,除非进行殊死的无情的斗争,剥削阶级是不会投降的,它将用各种好听的字眼来掩盖自己的统治。”[11]所以,专政是夺取过来用以继续斗争的政权。专政,这意味着“我们在进行战斗”。
  需要一个政权,针对所有敌人的基于暴力的政权是为了继续斗争,但是如何继续斗争呢?这就是想取得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根本问题。仅取得政权是不够的,还需要保持政权。一个统帅只是率领无产阶级取得胜利,但不能向它指出保持和扩大这一胜利的条件,那他是一个糟糕的统帅。列宁说:“取得专政并且说:‘我们在进行战斗’,这是不够的。应当赢得这场战斗就像过去我们赢得无产阶级专政一样。”我想请你们高度注意列宁学说的这后一部分。
  关于如何保持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对列宁来说也就是无产阶级和农民联盟的问题。因此,列宁的学说在达到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之后立即转入如何借助于同其他被压迫阶级(即农民)的联盟来保持这一专政。列宁早在1907年,在我们革命的十年之前就已写道:“通过自己的独立的、坚定的和不屈不挠的行动把被压迫被奴役的农民群众,把动摇不定的、反复无常的和意志薄弱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群众吸引到自己方面来,使他们同背叛的自由资产阶级断绝关系,从而钳制这个资产阶级,领导人民群众起来推翻万恶的专制制度,-这就是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任务。”[12]
  这就是说,在社会主义革命前十年,凭借自己的坚定性和革命性把动摇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农民群众争取过来,对列宁来说是一项基本任务。这一点后来他说得更清楚,更确切:

  “我国革命的结局确实主要取决于千百万农民群众在斗争中的坚定性。我们的大资产阶级畏惧革命等于畏惧反动。单靠无产阶级是没有力量取胜的。同无产阶级和农民比起来,城市贫民既缺乏独立的利益,也不是独立的力量。在保证胜利的意义上,而不是在领导斗争的意义上(这一点是根本谈不上的),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农村。……俄国革命的真正的和根本的危险,就是农民群众不发展,他们在斗争中不坚定,他们不懂得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无价值和全部叛卖性。”

  这就是革命取得了胜利并获得保持这一胜利的可能性的十年以前发现的前提,1905年革命由于农民的这种不发展而受阻并因此遭到失败,而1917年由于找到了通向农民的道路,找到了同农民的结合而取得胜利并获得保持这一胜利的可能性。现在让我们看看,列宁如何从这种一般原理转向社会主义革命中的无产阶级和农民问题的。下面是列宁就这一问题发表的极其重要的言论:“要使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战胜资本主义,必须由无产阶级这一唯一真正革命的阶级完成下面三个任务。第一个任务是,推翻剥削者,首先是推翻……资产阶级……第二个任务是:不仅要引导整个无产阶级或无产阶级的绝大多数,而且要引导受资本剥削的全部劳动群众跟着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锋队共产党走,要在反对剥削者的英勇忘我、坚决无情的斗争的进程中,启发他们,组织他们,教育他们,培养他们的纪律性;要使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这绝大多数人摆脱对资产阶级的依赖,使他们根据实际经验相信无产阶级和它的革命先锋队的领导作用。第三个任务是:使几乎在一切先进国家里人数还相当多(虽然只占人口的少数)的,必然动摇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资产阶级民主和苏维埃政权之间的农业、工业和商业的小业主阶级以及和这个阶级相适应的知识分子、职员等阶层保持中立,或者使他们不起有害的作用……”[13]
  列宁详尽地为自己提出胜利的专政的条件,就像统帅在战场上调动和设想各兵团的重新部署一样。专政是无产阶级手中最有力的武器,但是,它是针对什么的呢?第一,专政应当用来消灭剥削者的反抗,第二,专政,即无产阶级手中的政权,国家组织应当用来,像列宁所说的,把还没有沦于无产阶级地位条件下的大多数农民吸引到自己身边,吸引到无产阶级一边,甚至吸引到共产党内来。最后,第三个任务是使动摇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那些较为富裕的农民保持中立。列宁所坚持不懈的正是要无产阶级把自己的专政,把自己的国家组织用于这方面,起这样的作用。
  对这一根本问题来说,下述引文是极其重要,极其说明问题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劳动者的先锋队——无产阶级同人数众多的非无产阶级的劳动阶层(小资产阶级、小业主、农民、知识分子等等)或同他们的大多数结成的特种形式的阶级联盟,是反资本的联盟,是为彻底推翻资本、彻底镇压资产阶级反抗并完全粉碎其复辟企图而成立的联盟,是为最终建成并巩固社会主义而成立的联盟。这是在特殊环境中,即在激烈的内战环境中形成的特种联盟,这是社会主义的坚定的拥护者和其动摇者的联盟,有时则是社会主义坚定的拥护者和‘中立者’的联盟(那时,联盟就由斗争协定变为中立协定),这是在经济、政治、社会地位、精神各方面互不相同的阶级的联盟。”[14]
  这是在1919年写的,不是作为认识到走投无路的结论来写的。列宁提出同一些农民阶层结成联盟,中立其另一些阶层,并不是什么无产阶级专政失利的结果,也不是克服软弱无力等等的药方。不是的!列宁不是等到喀琅施塔得叛乱的时候才把关于农民的学说加进自己的发挥无产阶级专政的机制的学说的。他研究了二十世纪无产阶级革命的总的状况,得出了这些结论——在二十世纪,许多国家都存在巨大的农民阶层,整个落后的东方都是农民运动的问题,全部民族问题只要是反帝国主义的,也就都是农民问题。因此,列宁关于农民的学说具有国际性质和国际意义,而通过和借助工农联盟实现工人阶级专政的问题把我们完全引向列宁提出的那些实际任务。
  列宁用非常确切的语言说明了这一点:“掌握在一个阶级即无产阶级手里的国家政权,可能并且应该成为把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吸引到无产阶级方面来的工具,成为把这些群众从资产阶级和各小资产阶级党派那里争取过来的工具”。[15]总之,无产阶级手中的国家机关,国家组织应当成为把非无产阶级阶层吸引到自己一边来的工具。最后,说得更清楚、更准确的定义:“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利用国家政权这个工具能进行的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的任务之一,就是根据长久的经验、根据许多实际例子来向非无产阶级劳动阶层证明,他们拥护无产阶级专政要比拥护资产阶级专政有利。”[16]这就是列宁的教导。专政只能属于最革命的阶级,最有准备实行专政的阶级,只能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专政是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无产阶级必须让这种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以一系列实例向先前的全部发展没能使之理解社会主义的落后农民实际展示,它应当支持社会主义,应当跟无产阶级走,而不是跟资产阶级走。
  难道我们的全部政策不能纳入这一总的公式?工农联盟的最原始、最简单的形式是协同一致地直接反击地主、将军等等,而当这一联盟形式完成自己的任务,变得过时了,就出现这一联盟的新形式。如列宁所说的,我们必须用经济建设的实践向农民,向越来越广泛的农民阶层展示无产阶级专政的好处。我们的全部政策,包括它的各种不同方案、更替、修订和经验,都属于列宁的这一无产阶级专政的公式,无产阶级专政是把最广泛的农民阶层吸引到自己一边来的工具,这些阶层在原则上并不反对社会主义,但是应当向它们证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国家是有利于它们的。
  我们已经接触到列宁在《宁肯少些,但要好些》、《论合作制》等最后几篇文章中提出来的实际任务,这些文章受到最仔细的研究,但并不总是能密切联系列宁学说的整个链条来领会它们,有时也许会把它们看作是局势困难,国际革命延缓,出现了长时期的稽延的产物。如果不是把列宁的学说看作是在原俄罗斯帝国范围内发展起来的革命的学说,而看作是关于整个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那么情况就会完全不同。列宁谈论农民问题并不是因为唯一的苏维埃共和国的无产阶级陷入了困境,而是因为列宁关于农民和关于无产阶级同农民联盟的学说,在专政之前,在专政时期和专政之后都是列宁关于无产阶级革命胜利条件的思想本身的组成部分。为了最终证实这一思想并结束对列宁关于无产阶级革命进程中两个最主要阶级的相互关系的总的观点的叙述,需要注意列宁的一篇著作,这篇著作不大出名,但是它高度集中地、深刻而准确地表达了列宁关于无产阶级同农民的结合问题的观点。——不是从我们国土上的狭隘的革命,而是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角度着眼的。这就是1920年提交给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并为大会所通过的列宁起草的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
  在这一决议中列宁抨击了这样一种人,他们“不了解已经被马克思主义理论充分证明而且又被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经验完全证实的真理:上述三类遭受空前痛苦的、分散的、受压制的、在一切最先进的国家中必然过着半野蛮生活的农民,虽然在经济上、社会上和文化上会从社会主义胜利得到利益,但是只有在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以后,只有在无产阶级坚决镇压大土地占有者和资本家以后,只有在这些备受压迫的人在实践中看出他们已经有这种有组织才能的十分坚强果断的领袖和保护者来帮助和领导他们,给他们指出正确道路以后,才能坚决地支持革命的无产阶级。”[17]在列宁的著作中没有一个地方像这里这样坚决地强调,正是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在它实行执政的最初一批措施之后,才最充分地提出了无产阶级争取广大农民群众支持的任务。
  应当把这段话同决议中的下一段话对照起来读:“无产阶级的首要的基本任务,就是保证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和巩固这一胜利。如果不中立中农,如果没有全体小农或者至少极大部分小农的支持,无产阶级政权是不能巩固的。”[18]
  这不是为俄国特有的条件写的,这是世界代表大会的决议,它描绘了世界无产阶级专政胜利的条件,决不仅仅考虑到我们,并且还考虑到法国、英国和德国等国,也考虑到各殖民地国家。这一决议中的所有思想都是属于列宁的,他在决议中说,正是在夺取政权之后无产阶级应当创造条件,使农民以广泛的形式对它表示信任,能够坚信,正是工人政权能实现他们的真正利益,另一方面,只有取得下层农民的信任,中立中农,只有这时候无产阶级专政才算是已经确立的、稳固的专政,才能继续实现自己的任务。
  所以,关于同农民联盟的学说是列宁关于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条件的总的学说的必要的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列宁、列宁主义、列宁主义者的道路是同农民的联盟,是极端注意农民,是极其注意地研究工农合作的形式,是通过加强农民对工人的信任来加强无产阶级专政。



  注释

[1] 《列宁全集》第29卷第473—474页。——译者注。

[2] 《列宁全集》第8卷第85页。——译者注。

[3] 《列宁全集》第26卷第100页。——译者注。

[4] 《列宁全集》第8卷第82页。——译者注。

[5] 参看《列宁全集》第28卷第351—352页。——译者注。

[6] 参看《列宁选集》第3卷第246—247页。——译者注。

[7] 《列宁选集》第3卷第859页。——译者注。

[8] 《列宁选集》第3卷第191页。——译者注。

[9] 《列宁全集》第10卷第216页。——译者注。

[10] 见《列宁全集》第32卷第447页。——译者注。

[11] 《列宁选集》第3卷第835页。——译者注。

[12] 《列宁全集》第12卷第95页。——译者注。

[13] 《列宁选集》第4卷第293页。——译者注。

[14] 《列宁全集》第29卷第343—344页。——译者注。

[15] 《列宁全集》第30卷230页。——译者注。

[16] 《列宁全集》第30卷238页。——译者注。

[17] 《列宁选集》第4卷第280页。——译者注。

[18] 《列宁选集》第284页。——译者注。



感谢 佐仓绫奈 整理、录入和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