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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南斯拉夫的道路
〔南〕爱德华·卡德尔
（发表于《新南斯拉夫》1944年第7—10期）
一
南斯拉夫的人民解放运动是反法西斯战争中最重要的篇章之一，我想这样说并不夸大。这里，我不仅是指人民解放运动的军事方面（我国各族人民对于同盟国反对希特勒帝国主义者的整个战线无疑作出了重大贡献），而首先是指它的政治意义。我国各族人民在开始依靠自身的力量从占领者的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同时，就在希特勒的“欧洲堡垒”中，开始消除所有那些在旧南斯拉夫毒害我国各族人民之间的相互关系和阻碍人民群众自由表达自己的意志的东西。他们以此为建设自己共同的祖国奠定了基础。因此，对于爱好自由的力量来说，南斯拉夫不仅是在反对法西斯占领者的斗争中的同盟者之一，而且它同时是在困难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建设人民民主的一条既定的道路。我国人民依靠自身力量和从敌人那里缴获的武器，开始解放自己的国家，并从而掌握了自由决定本国建设的权利。因此，对南斯拉夫人民解放运动持肯定的还是否定的态度，说得明确些，对南斯拉夫人民是否有权通过民主的道路，自己安排自己的生活这个问题持肯定的还是否定的态度，巳经成为衡量反法西斯的立场和观点是否真实的某种尺度。根据对待新南斯拉夫的态度，在实际上审查着口头表示和宣告的民主原则。鉴于这个事实，南斯拉夫人民解放运动有权指望世界上所有爱好自由和民主的人民的帮助和支持，这是理所当然的。
在同盟国中，有些人否定人民解放运动有权代表南斯拉夫人民说话。尽管我们可以列举关于选举和全民投票的令人信服的材料，但我们不想引用这些结果来反对上述态度。在三年时间里，我国人民日日夜夜地在为自己的祖国的自由洒热血，就是反对这种态度的最令人信服的论据。今天，在我国各族人民进行解放战争的第四年的年初，反对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的共有五十八万敌军，包括德军、保加利亚军、匈牙利军、本国卖国贼、雇佣匪帮、墨索里尼的“共和的”法西斯分子等等。其中，本国的吉斯林分子巴维里奇、德拉什·米哈伊洛维奇、奈第奇和卢尼克的兵力约有十七万人。在解放区，人民政权机构不断发挥职能:进行选举，人民学校和剧院自由进行工作，创办第一批科学研究机构，工厂和车间在投入生产。如果没有人民的支持，难道能够做到这一切，能够维持住军队吗?在这样的条件下，如果没有人民的支持，一个运动难道能够把后方组织起来吗？
南斯拉夫的人民解放运动不仅违背流亡的“官方”南斯拉夫政府的意志，而且是在同这个政府不断进行斗争中发展的。这个政府宣布人民解放运动的军队是为占领军服务的卖国匪帮。解放战争前线的战士和千百万平民，由于自己对自由的热爱和准备为自由而牺牲，承受了无法描绘的痛苦，但却没有得到“自己的”政府的承认和支持，而是腹背受敌和遭到无耻的诽谤，我永远都不能忘记来自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族农民游击队员。在1942年初，当他们听到流亡的南斯拉夫政府的代理人怎样通过盟国电台赞扬为占领军效劳的卖国贼并发给他们奖章时，都流下了无限愤怒的眼泪。任何一个卢布尔雅那的爱国者都永远不能忘记，1942年夏天，南斯拉夫的侨居国外的卖国贼，当大规模屠杀卢布尔雅那的人质时，趁着盟国公众不明真相，公开支持和赞许向意大利法西斯刽子手提供要枪毙的人质的名单。这就是反对那些否定人民解放运动有权代表南斯拉夫人民说话的人的论据。只有一个通过无数渠道与人民保持着联系的运动，只有一个在实际上就是人民自己的运动，才能够经受得住占领者和“本国”政府施加的暴力和谎言这种精神上和肉体上的粗暴的压力。
同时，这个事实本身也证明，那些侨居国外的和国内的亲法西斯反动分子和政客，今天“以塞尔维亚人的名义”或以其他人民的名义，起来反对南斯拉夫人民自己代表的民主决定，而事实上他们早就丧失了代表人民说话的权利。这个事实仅仅是在四月[1] 战争失败以后形成的政治力量对比中发生深刻变化的外部表现，这个变化在人民解放战争期间还在进一步加深。
否定人民解放运动有代表南斯拉夫人民说话的权利的先生们所使用的论据非常简单。他们主要使用关于我国人民解放运动的性质的两个“理论”。一部分人说，人民解放运动完全是共产主义的，它是用人民解放斗争的词句来掩盖自己的革命的共产主义目标。这个理论的代表者们从我国的各种戈培尔[2] 厨房找到自己的证明，他们的目标是破坏我们运动的全民团结。这个“理论”的代表者认为，在消灭人民解放运动的斗争中，不必选择手段，甚至不必吝惜与占领者进行武装合作。这个“理论”成了与我国和其他国家里的公开的和隐蔽的希特勒的代理人达成协议的征兆。它直接导致为占领者进行卖国性服务——反对本国人民。
第二种“理论”断定，在南斯拉夫事实上什么都没有改变，人民解放运动只不过是各种政治集团的过渡性联盟等等。这个理论的代表者们说，正因为如此，为占领者服务的卖国贼和争取自由的人民战士，完全有必要和有可能在充分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和解，双方都“忘记”过去并重新在国内建立1931年强行颁布的反民主宪法中规定的“合法”机构，目的是保证有一个反人民的制度。这个“理论”的制造者绝口不提以下的事实：卖国贼并没有悔过，甚至没有停止与占领者合作，相反，他们成了占领者手中的盲目工具。显然，这个“理论”实际上是剥夺南斯拉夫人民在人民解放斗争中取得的成果。
但是，这些“理论”不仅敌视我国人民，而且还完全是不现实的、是远离实际的国内政治力量的对比的。第一个“理论”提出的所有论据都不值一驳，因为人民解放运动的发展和结构本身已经揭露了它。但是，有时甚至在抱善意的人们中间也出现的另一种看法也同样是错误的。这些人认为，在南斯拉夫没有什么重大改变。从自己的内部结构和自己的历史作用来说，我国的人民解放运动代表着某个新事物，它与旧南斯拉夫的无论哪一种政治结构都有着重大的区别。那种认为我国各族人民在解放斗争中建立起来的民主形式，对于我国人民的政治生活和国家生活不会有决定性影响的想法是愚蠢的。诚然，所发生的变化没有超出现有社会关系的范围。但是，这些变化就是坚决消灭在旧南斯拉夫曾经是民族压迫和压抑人民意志的反映的那些机构。因此，希望公正地对待新南斯拉夫及其斗争和希望看到南斯拉夫发展的现实前景的人们，应该认真分析南斯拉夫发生的事件和变化。
二
四月战争失败以后，代表人民情绪的特征的有两个事实，它们决定了我国人民的人民解放运动的发展。这两个事实是:第一，我国人民对占领者怀有强烈的仇恨，他们日益准备拿起武器，进行反对占领者、争取自由和独立的斗争；第二，人民群众对旧南斯拉夫首脑、旧的官方政党和政治结构——所有以自己的政策导致1941年4月的可耻失败的那些因素——深深地感到失望。自然，这些事实必然对被占领的南斯拉夫政治生活的整个发展产生影响。在这样的情况下，南斯拉夫的政治力量进行了大改组，其意义超越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范围，它将给我国各族人民将来的发展打下烙印。
显然，这个转折的到来并非完全出乎意外，不能仅仅用被占领的事实来解释。形成这个转折的某些基本条件还在旧南斯拉夫时期就已产生。我国各族人民早就作好准备，投入反对法西斯帝国主义者及其帮凶的斗争。恰恰在这个问题上，在南斯拉夫发展了两条主要的政治路线，这两条路线贯穿在旧南斯拉夫的整个政治生活中。掌握政权的亲法西斯的和其他反人民的和反动的集团，与法西斯帝国主义者实行公开的政治合作。它们的全部活动都是为了逐步消灭南斯拉夫仅存的、没有被法西斯占领者消灭的国内和国际地位。对苏联持敌视态度，削弱与法国和英国的政治联系，破坏小协约，[3] 与德国和意大利缔结协定，与匈牙利徒劳的缔结政治协议等等，所有这些都是谴责四月灾难的罪魁的证据。它们证明，这些集团的政策实际上是逐步解除南斯拉夫武装的政策。
这是害怕本国人民的那些人们执行的政策。出于相同的原因，除了这样的对外政策路线以外，还执行反动的、反人民的对内政策。所有这些政策，从“1月6日制度”[4] 到茨维特科维奇——马切克制度，都是剥夺人民的民主权利、毒化南斯拉夫人民内部的相互关系和削弱他们团结的连锁环节。
那些决定这种政策的人作了错误的打算，他们打算通过与法西斯的合作，挽救自己在人民群众日益强大的民主压力面前的内部地位。同时，并以此来挽救南斯拉夫的虚假的独立形式。
很少有人民象我国人民那样，具有如此丰富的历史经验，这些经验告诉他们，这条路线是不现实的，它把人民引向不可避免的灾难。在这个含义上说，整个十九世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痛苦的经脸。每当我国人民把自己的自由的命运与世界上的反动力量联系起来时，他们就落入更深的奴役之中。这一次也是这样。小民族不可能成为法西斯帝国主义者的同盟。所有与希特勒联系在一起的国家，都不可避免地变成了希特勒的半殖民地。这个事实是法西斯集权制度的不可分割的性质之一。茨维特科维奇——马切克政权恰恰是由于参加了三国条约集团而把南斯拉夫推到了完全投降的边缘。这是四月灾难的开端，任何人都不能开脱这些人们对我国人民负有的严重责任。
正是在茨维特科维奇——马切克政府执行这种政策的时期，所有那些认为只有通过粉碎法西斯主义及其依靠的力量才能挽救我国人民的独立的人们，开始团结起来了。为了保护我国各族人民的独立，有必要从根本上改变旧南斯拉夫的整个对外政策，方向是联系那些有可能给予我们积极帮助和成为我们在反法西斯侵略的斗争中的现实的依靠的力量。此外，也有必要改变整个国内政策，方向是实现我国人民的民族的和民主的要求。如果想要人民群众保卫南斯拉夫，那么，首先就必须把南斯拉夫建设成人民群众真正的祖国。在那时，这条路线还没有能够成为一个广泛的、有组织的运动的旗帜，但南斯拉夫人民群众在1941年3月27日恰恰宣布了这条路线。这一天，在我国许多城市的街道上，人们大声宣布了这条路线。实际上，这一天在建立人民解放运动方面，迈出了决定性的步伐。
由于这个事实，南斯拉夫人民在四月灾难以后，相对迅速地找到并举起了抵抗的旗帜。希特勒给予我国比给予任何其他欧洲被占领的国家都更艰难的命运。分割整个南斯拉夫，分割它的各民族的国家，有系统地组织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和穆斯林进行大规模的互相残杀，使数十万人无辜死去;屠杀了成千上万的斯洛文尼亚人等等，等等，——这是希特勒对南斯拉夫统治的开端。今天，任何一个正直的人都不能否定，只有人民解放抵抗运动才能够停止这种从肉体上消灭我们各族人民的过程。
四月灾难在我国人民面前充分暴露了旧南斯拉夫反人民制度出卖政策的实质。随着人民解放运动的发展，出卖日益明显。现在，同一个反人民集团以新形式仍然继续执行与法西斯合作的旧政策。合乎逻辑的是多年来把与法西斯合作作为基本的政治“思想”，在新形势下开始公开地或隐蔽地与占领者进行合作的集团，已成了占领者的政策的代表者，从而也成了本国人民的民族敌人。
广大人民群众投入了反对占领者的抵抗斗争中。希特勒强加于我国人民的压迫方式是如此野蛮和具有毁灭性，以至所有那些本来就与本国人民的命运联系着的因素都调动起来了。老的政党及其首脑开始瓦解。这些首脑中的正直的人们开始脱离叛卖。3月27日在贝尔格莱德和全南斯拉夫街道上斗争中形成的政治路线，在新情况下具体化为统一抵抗占领者及其帮凶的口号，现在，这个口号巳成了所有那些真诚热爱自己的人民和确实希望为争取人民的解放而进行斗争的人们的旗帜。这样，人民解放运动开始发展，它很快成为一支伟大的力量。
武装的人民解放斗争初期的特征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工人和进步的知识分子中最有战斗性的部分，首先拿起武器。接着，农民和其它人民阶层迅速地和大规模地参加了斗争，这样，人民解放运动才具备了全民起义的形式。只有波斯尼亚和克罗地亚的塞尔维亚人居住地区是例外，在那里，家乡被占领后，塞尔维亚农民立即拿起武器以保卫自己的生命防止乌斯塔希[5] 的屠杀。在解放斗争中动员农民群众无疑是人民解放运动的最巨大的政治胜利。今天，主要是农民群众参加解放斗争，这是南斯拉夫各地的特征，这个特征使我们的解放运动如此广泛和得到群众的支持，而如果没有这种广泛性和群众的支持，游击战争方式就是不可能的，就是注定要失败的。对于塞尔维亚农民群众尤其是这样。在这里，他们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当1941年和1942年，我国其他地方的人民解放运动刚刚开始时，他们巳大规模地参加了斗争，从而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巩固了这个运动，为它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必须特别强调；知识分子，尤其是我国某些民族的知识分子，大部分参加了人民解放运动。例如，在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就几乎没有一个在文化和科学上多多少少是比较重要的名字没有包括在人民解放运动中。同样，相当一部分富裕阶层:工厂主、商人等等也参加了这个运动。在那些受到占领者最严重损害的地方则尤其是这样，例如在斯洛文尼亚和马其顿。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者在卢布尔雅那除了杀死工人和知识分子等等以外，还杀死了许多作为人质的工厂主和商人。同样，德国法西斯在贝尔格莱德和斯洛文尼亚他们占领的地方也是这样作的。
在人民解放运动的发展中，也表现了运动的性质。这个发展是形成一个全民的人民解放运动的典型过程。自然，这个运动没有提出也没有能够提出彻底进行社会改革的任何要求。在1943年初发表的、由铁托同志和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反法西斯委员会主席伊万·里巴尔博士同志签署的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最高指挥员的一项声明中，着重强调，人民解放运动的目标不是改变社会制度，或进行任何彻底的社会改革，而仅仅是要解放我们的国家和保证南斯拉夫各族人民有民族、民主的权利。因此，人民解放运动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触动原有的关系。1943年11月29-30日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反法西斯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的宣言证实了上述声明。这个态度不仅反映了南斯拉夫的真实状况，而且，它同时也是人民解放运动领导的政策的基本观点之一。
南斯拉夫各民族的人民解放运动的发展过程不是以相同的道路和相同的速度进行，但是总的发展路线仍然是相同的。人民解放运动首先是在黑山、塞尔维亚、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和克罗地亚的塞尔维亚人聚居区发展到了全民起义的水平。1941年下半年，人民起义席卷了这些地方的大部分居民。这个起义对于整个南斯拉夫具有决定性意义。它的战绩动员了我国各地的人民群众。但是，这个起义从一开始就遭到不仅是占领者、而且是国内外联合的大塞尔维亚集团的强烈反抗。任何人都没有象这个团聚在德·米哈伊洛维奇、流亡政府和奈弟奇周围的集团反对塞尔维亚人民那样，从背后给我国人民以如此卑鄙和如此残酷的叛卖性打击。事实说明，大塞尔维亚集团已经成了占领者最牢固的支柱和占领者破坏我国各族人民的战斗团结的最危险的工具。德国的几个师在德·米哈伊洛维奇的帮助下，血腥地扑灭了1941年塞尔维亚的起义。从奈弟奇到流亡政府的联合起来的大塞尔维亚集团，作出了一切可能，彻底使人民的精神坠落，从而用煽动和强制的手段来扑灭人民希望起来反对占领者的愿望。敌人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象在塞尔维亚那样施加如此残酷的压力，任何地方的卖国贼都没有象团聚在奈弟奇、米哈伊洛维奇和流亡政府周围的卖国贼那样全心全意地帮助占领者制造恐怖。这个事实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塞尔维亚的人民解放运动的大规模发展。在波斯尼亚和黑山，人民解放运动在第一次进攻后又重新组织了起来，而且内部更为有力和坚强。在塞尔维亚，这个过程则进行得比较艰难和缓慢，直到1944年开始重新蓬勃发展，其规模越来越大。
在克罗地亚，塞尔维亚族的政党的民主上层中的大多数，从一开始就参加了人民解放运动，而克罗地亚族政党的上层中进行分化的过程则缓慢得多。但是，尤其是在最近这一年里，克罗地亚农民党上层中具有明显的民主倾向的人们参加人民解放运动。毫无疑问，克罗地亚农民党在过去是克罗地亚最大的政党。但是，克罗地亚农民党中的另一部分领导人转而走上了与占领者乌斯塔希合作的道路。
还在旧南斯拉夫克罗地亚农民党的发展中，就具有形成这两个事实的初步原因。不能否认，克罗地亚农民党在某个时期里，曾经起过民主的、进步的作用，但是，在旧南斯拉夫的最后几年里，它已日益成了反动派的工具。克罗地亚农民党是作为农民的政党产生和发展的，但是，近年来，在它的政策中，越来越表现出，它是克罗地亚民族中最反动集团的一部分。也只有这样才能解释1939年马切克和茨维特科维奇[6] 签订的反动协定以及马切克掌权后，他所执行的政策中的反民主路线，以及马切克及其走狗是签订三国条约的最坚决的拥护者，
在占领者入侵以后，马切克集团执行的政策也同样与该党的过去有联系。这个政策是表面上消极对待占领者，而在实际上展开反对发展抵抗占领者和乌斯塔希的斗争。在整个执行这一政策的期间都得到乌斯塔希和占领者的支持。但是，克罗地亚农民党的群众不愿意跟随马切克的这种路线。他们越来越多地转到了人民解放斗争的立场上。其中也有克罗地亚农民党中许多有威望的正派人士，他们在克罗地亚的解放区建立了自己的中心，该中心忠实于拉迪奇兄弟最初创立的克罗地亚农民运动的民主思想和愿望。今天，大多数克罗地亚农民党的拥护者都支持这个中心。这样，在克罗地亚就建立了强大的人民解放阵线，不能否认，这个阵线对于克罗地亚的人民解放斗争的广泛发展作出了最大的贡献。
斯洛文尼亚的人民解放运动的发展过程又是经历了另外一条道路。那里，还在南斯拉夫在四月战争中失败后仅仅十天，就在几乎由所有政党和团体（两个代表专政的政党——南斯拉夫激进共同体和南斯拉夫人民党的领导除外）参加的政治会议上，建立了斯洛文尼亚人民解放阵线的统一领导，即斯洛文尼亚人民解放斗争的统一领导。在整整一年半的时间里，上述人民解放力量取得的统一，几乎使旧的南斯拉夫激进共同体和南斯拉夫人民党的卖国领导的任何活动都不能进行。它们直到1942年底，占领者发动大规模进攻以后，才能够出来公开帮助占领者，但它们再也不能恢复自己在人民中的政治地位。’
几十年来，马其顿的任何政治生活都被各种压迫者所窒息，现在，自本世纪初举行了民族起义以后，第一次建立了由马其顿人民中最有战斗力和最热爱自由的分子组成的真正的人民领导。马其顿解放运动的基本力量是如此强大和团结，以致不允许一小撮马其顿人民的叛徒，例如万卡·米哈伊洛夫、切卡特洛夫、基丁切夫等成为马其顿的正式的政治因素。
起初，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所有这些运动联合在一起成为一个统一的战斗阵线——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最高司令部。它不仅是一个军事中心，而且是政治中心和全南斯拉夫的领导。在1942年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这些运动都直接进行联系。当时，就为建立我国各族人民统一的人民解放阵线打下了基础。在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建立了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全国委员会和主席团，从而不仅建立了解放区的人民政权机构，而且也建立了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统一的解放阵线的真正广泛的人民的领导。
三
人民解放运动把游击战作为自己进行武装斗争的基本形式，从一开始就从小股游击队逐渐扩大发展这种战争。自然，只有不断进行反对那些害怕游击战形式的动摇分子的斗争，才能贯彻这条路线。许多“有智慧”的人们把以下这点看成是一条“规律”：游击战只能够是正规军进行活动的重要辅助，但不能成为民族起义的主要武器。他们说，人们撤出城市是不对的，因为城市仍是“斗争中心”。他们硬说只有在落后的和没有公路的国家里，游击战争才能够取得胜利。但是，下列事实粉碎了所有这些论据:在南斯拉夫的各地，从没有公路的桑加卡和波斯尼亚到交通非常发达的斯洛文尼亚，游击战争都同样获得了开展。
除上述论断以外，动摇分子还援引了各种“历史理论”，他们说，游击战本身还从来没有给任何一个民族带来自由。与这个“理论”相反，南斯拉夫人民解放运动不断取得了胜利并继续取得胜利，从第一批主要由工人和知识分子组成的游击队小组，发展到有全体人民广泛参加的我国各族人民的如此巨大的武装力量是怎幺可能的？
毫无疑问，如果在整个国际局势中不曾有足够的取得胜利的条件，那么我们的胜利是不可能取得的。而现代战争、首先是红军的带来胜利的行动，以及欧洲的两个或三个大的盟国战线的前景创造了这种条件。对于伟大的盟国阵线来说，反法西斯帝国主义者的基本军事力量的联合就意味着，一个团结的和坚决为自己的自由而斗争的人民，有可能发展游击战争并结合全民起义，在争取自己独立的斗争中，取得决定性成果。
人民解放运动的敌人常常指责我们，说我们只是在希特勒发动对苏联的进攻以后，才开始进行游击战争。这就是说，人民解放斗争的领导没有真诚的爱国主义的目标，而是有某种其它的打算。
确实，真正的人民起义只是到了1941年6月以后才开始的。之所以是这样也是自然的。在希特勒的基本力量尚未投入到任何一条战线上以前，就把人民投入起义，将意味着执行冒险政策。况且，人民群众根本没有准备在这样的条件下进行战争。希特勒力量投入东线，为我们创造了进行武装起义的适当的条件。而最重要的是：苏联参加反对希特勒德国的战争这个事实本身，使我国人民群众有了坚强的胜利信心和进行斗争的准备。也只有在这种条件下，作为早就建立的、准备进行武装行动的秘密的军事委员会主席的铁托同志，才能够发布命令，在我国各地开展游击战争，目的是使这些行动向着举行全民起义的方向发展。
我国胜利的第二个因素是对游击战争的正确领导。铁托元帅不仅是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政治领袖，而且是军事领袖，他用以下方式布置我们的战斗力：使战斗手段总是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使每一个较大的胜利都能使我们的军队提高到更高的水平。我国军事领导的基本路线是：把小股游击队战斗发展为全民起义，游击队不断行动，使它们在斗争中得到加强，在斗争中提高领导干部，从游击队中发展正规军队的坚强核心，并不断扩大和巩固正规军队，从而为在我国最终消灭占领者和保证我国人民获得自己的斗争的成果创造条件。实际上，这也是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的发展路线。
我国的军事领导也表示了在战术方面提高水平的相同愿望。我们的军事单位的战术，一方面是与敌人的力量和战术相适应，另一方面，又与我国自己的武装力量的发展水平和力量相一致。因此，我们的发展路线是由最普通的游击行动（由于其数量多而发挥效率）到游击斗争与大型阵地斗争的特殊结合，在这条路线中，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获得了正规军的锻炼。但是，这个过程是在不断进行的。小游击队仍然在产生并通过游击战的基本形式得到发展。同时，由我们的整个军团参加，我们的炮兵、坦克部队等配合行动的大型阵地战斗也在进行。我国军队的这种发展过程以及斗争策略的逐步补充和发展，给我们提供了经历过我国斗争的各个阶段，并具有丰富的斗争经验的干部，我们的干部完全是与我们的军队同时成长起来的。
这就是铁托元帅的天才的军事领导的基本路线，这个领导给我国人民解放军和我国各族人民带来了如此伟大的胜利。
在人民解放运动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第三个因素是它的性质和它的内部结构。我们已经说过，我们的解放运动是全民运动，它是建立在人民解放的立场上的。但是，这个运动还有几个突出的使它自己能够取得胜利的特点。
1．南斯拉夫共产党是公认的人民解放斗争的创议者和组织者。由于南斯拉夫共产党具有彻底的反法西斯立场和尤其是在南斯拉夫民族问题上的正确态度，它能够团结人民组成统一的爱国的抵抗运动，而且是在所有旧的官方党的首脑们都在为占领者服务或流亡在国外，在那里组织反对本国人民的新阴谋的时候。此外，它也是能够为人民的解放服务的唯一力量，在斗争的烽火中锻炼的干部以及坚强的秘密组织，有能力为武装行动作好准备。在南斯拉夫人民的爱国的和民族解放的斗争中，南斯拉夫共产党通过这个方式起了领导作用。接着，其它爱好自由的和民主的力量也与南斯拉夫共产党联合了起来。于是，便迅速地首先在各民族范围内，然后在全南斯拉夫范围内，建立了民族解放运动的统一领导，也即民族解放运动的有组织的政治力量——人民解放阵线。这个领导是在斗争中建立的。因此，其内部是巩固的，在这个领导里没有一个过渡的党的联盟所通常都有的那种关系。通过这个方式，在人民解放斗争中不断保证着完全统一的领导。无疑，这是人民解放运动取得胜利及其规模越来越大的最重要原因。在这个领导中，强有力的铁托同志是杰出的人物。但这不是因为他是党的代表，而是因为他是在各种困难的局势下都能指出走向新的胜利的最正确道路的真正的人民领袖。无可否认，人民群众团结在铁托周围，更有力地说明领导是完全团结的。
2．尽管人民解放阵线在广度上具有全民的性质，尽管拥有各种各样政治思想观点的人们都参加人民解放阵线，但它从来没有成为某种党的联盟。在这个阵线里，联盟的因素总是只起从属的作用。人民解放阵线是建立在农村和城市的群众性的委员会的基础上的。领导岗位的人们不是按他们属于哪个党而按对等原则选派，而是按他们在人民解放斗争中的积极性和能力选派。鉴于这种结构，党在选举中取得的胜利没有削弱人民解放运动——它日益成为更强大的统一的斗争力量。
3．旧南斯拉夫的一些集团和掌权者的民族压迫政策和反动的、反人民的协议，致使在南斯拉夫各民族间播下矛盾，甚至仇恨的种子。想要发动人民投入反对占领者的斗争的人，必须首先承认各民族享有充分的自决权。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开始作为平等的民族投入到反对占领者的斗争中，他们热爱自己的自由，在铁托同志的最高指挥下，在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的范围内，发展自己的民族武装部队，建立自己的斗争和政权机构。在人民解放斗争中，南斯拉夫各民族重新接近了。在这个斗争中，重新为共同国家的生活创造了道德和政治的条件。认为必须保卫南斯拉夫、认为她、也只有她才是平等的各民族的有力的祖国这种想法占了上风。如果没有人民解放运动，任何人都不能重建南斯拉夫。事实表明，被压迫的南斯拉夫各族人民为实现美好的民族愿望曾徒劳地斗争了二十年，实现这个愿望是动员南斯拉夫群众投入反对占领者的斗争中的基本动机之一。
4．还用同样的方式提出了民主权利的问题，在旧南斯拉夫人民被剥夺了这种权利。人民解放运动承认这个民主权利，这个事实向人民群众指出了，他们将来的祖国比旧的好，这些进一步动员了他们投入反对占领者的斗争中。
5．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民族的和民主的权利，并非仅仅在口头上得到允诺。各族人民自己在实践中实现了这些权利。建立人民政权的民主机构，其形式是自发出现的人民解放委员会、建立各民族的最高政权机构，通过这些机构保证着各民族的权利，这些使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得到了又一个现实的证明，他们的民族的和民主的愿望将能得到实现。这些机构是这样作的保证。没有什么能够比实现南斯拉夫人民群众的民主和民族愿望更能把南斯拉夫人民群众与人民解放运动最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通过反对占领者的人民解放斗争的这些成果，人民群众看到了自己今后斗争的前景。关于斗争目标的明确的觉悟、清楚的前景把每个战士与人民解放运动联系了起来，并消除了在困难局势下在一些人民阶层中曾经出现过的动摇。
从这些事实可以明显地看到，人民解放运动不仅仅在数量上、在运动的规模和对群众产生的影响方面，而且在自己的内部结构、在自己的斗争觉悟方面都有了发展。
通过斗争，把基本的人民群众联系到一个牢固的民主联盟中，它将能给予新南斯拉夫以真正民主的面貌。这些事实首先给予人民解放运动以力量，只有它们才能解释以下这个事实：强大的敌人，没有能够打败我国人民的抵抗。
我们很清楚，在我们面前还存在着艰苦的斗争，当我们说到迄今的胜利时，我们并不想说，我们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但是，南斯拉夫的绝大部分人民群众深信，取得胜利的日子已为时不远了。而这又是使这个斗争确实能够取得胜利的最大保证。
感谢 李将敬思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