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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纲领
〔南〕爱德华·卡德尔
（1958年4月25日在南共联盟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一
每个纲领的任务都是确定人们的某种有意识的活动的目标以及实现这个目标的道路和手段。实际上，南共联盟纲领的任务也是如此。因此，南共联盟纲领首先应当确定共产主义者社会活动的直接的目标和最终目标。其次，南共联盟纲领应当确定进行这种活动的条件和它应当解决的主要问题，并与此有关应当在原则上确定斗争的手段、方法和方式。
南共联盟这个纲领力求在考虑到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现在进行斗争的具体条件和他们在将来的时期内进行斗争的具体条件，来回答这些问题。
至于南共联盟的最终目标，这个纲领同我们党过去的纲领性文件没有什么区别。它是从下面这一科学的论点出发的，即资本主义及其残余最后从历史上消失是不可避免的，社会向社会主义关系，向最高的形式、直到共产主义，即人们之间的关系将是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上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这种形式逐步不断发展的革命过渡也是不可避免的。社会发展的这种历史方向也就是共产党人思想活动、社会政治活动和经济政治活动的最终目标。
但是，这里不应该忘记马克思的论点：“一步实际运动胜于一打纲领。”[1]我们每一个人都清楚，最终目标的实现不仅仅是最先进的人们的主观努力的结果，而首先是社会赖以发展的物质条件和社会经济过程的结果。共产主义现在不可能成为我们活动的直接目标，因为我国的生产力还不十分发达，同时还因为现代世界的整个条件也妨碍更快地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因此，纲领一方面认为共产主义是我们斗争的最终目标，同时没有在很多地方详细阐述作为人与人之间具体关系形式的共产主义。否则，会使我们轻易地去做无成果的或无益的预言。因此，在这方面，纲领对最终目标仅仅做了原则性的规定。
当然，这并不是说，在纲领中强调最终目标只是一种形式上的政治姿态或者宣传姿态。最终目标同时是我们在日常活动中争取直接的和今天可以实现的社会主义目标的灯塔。人们对社会发展影响越大，他们就会更深刻地意识到这一发展是不可避免的。共产主义是共产主义者活动的最终目标，这不仅是因为他们愿意这样，而且还因为共产主义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方向。凡是看不到和不了解发展的必然方向的人，他就不可能了解这一发展的个别表现，也不可能有力地影响社会发展。他必然要成为自发现象的尾巴，而经验主义将成为他的思想意识。
马克思在这方面极其明确地讲到：“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建立）的状态，不是现在应当看齐的理想。我们把消除事物目前状况的实际运动叫做共产主义。这一运动的条件产生于现有的前提。”
当然，我们认为，实践是思想和理论提法正确性的最终裁判。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因此就在争取社会进步的斗争中放弃科学的武器，宣布实践主义与经验主义是政治智慧的顶峰。
这就是确定我们纲领中的最终目标的深刻含义的所在。
然而，如果说纲领草案同过去确定的最终目标没有什么不同，那么它在确定共产主义者活动的直接目标和在为实现现今这些直接目标而斗争的方法和手段方面则大大不同了。关于这方面，南斯拉夫共产党在争取政权和准备革命时期的纲领是不同的，因为那时的主要任务是要把群众吸引到革命阵地这方面来；在直接的革命改革时期，这种纲领是不同的，因为那时活动的重心是巩固劳动人民的政权和消除反社会主义力量的反抗；今天的纲领是不同的，因为我们在建立社会主义关系，人与人之间新的关系方面越来越深入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主义运动的每个纲领始终同过去和未来的纲领相朕系着，也就是说，这始终是为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而斗争的纲领，但同时，这也始终是社会主义活动的一定阶段的纲领，它是与争取社会主义或社会主义建设的一定斗争时期的直接目的和任务有联系的。
从形式上看，我党至今只有两个可以正式称为党纲的文件，如果不算独立工人党的纲领文件的话。
第一个纲领是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即乌科瓦代表大会上通过的。虽然，这个纲领是那时我国工人运动的最强有力的革命文件，但它仍然反映了共产运动的年轻和思想上不成熟。其中很多观点，特别是在民族问题和土地问题方面的观点，后来的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并在党的以后的文件中得到了纠正。
第二个纲领是1948年在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它反映了我党当时所处的情况，并只能做为共产主义者在短时期进行活动的指导文件。因此，第六次代表大会废除了这个纲领，并提出了制定新纲领的任务。
但是，除了这种纲领而外，差不多在每次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上还都作出了一些具有钢领性质的决议，在这种情况下，纲领的任务是通过决议及类似的文件而实现的。例如，1920年的纲领已在以后几年中由党代表会议所作的各种决议作了重大的修改，而第六次代表大会不仅取消了旧的纲领，而且它还通过了一系列具有纲领性质的决议。
当然，所有这些纲领性文件在很多方面都已经过时，它们作为共产主义者现今实际活动的思想指南无论如何已经不够了。这不仅是因为其中所指出的目的和任务很多都已实现，而且也因为随着取得每项成就，在工人阶级和共产主义者的面前不断地提出日新月异的任务，开辟新的前景和扩大他们对社会发展的视野。
现在，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运动又在以完整的纲领的形式确定自己的目标和任务。这个事实本身就证明我党的力量和思想上的成熟。这个纲领是从以前通过的纲领发展起来的，它当然包括了与工人阶级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斗争的总问题有关的这些纲领中的一切原则。然而，这个纲领终究首先是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一定阶段的纲领。所以，其中既没有对过去的广泛的分析，也没有对遥远的将来的不可靠预言。纲领中对过去的叙述是为了解释现代生活和保持活动的连贯性，而对将来的叙述则是为了明确地确定直接的目标。整个纲领都是针对现代生活的问题的，它适用于我们面临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可以现实地和更准确地为这个时期确定直接目标和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只有在这种情况下，纲领才能有实际好处。而使纲领成为实践活动的思想指南也恰恰是纲领的基本任务。
但是，尽管纲领在时间上受到限制，它却不应该只是实际任务的一览表。这些任务首先应在根据南共联盟当前实践的各项决议和各项文件中加以规定。同时，南共联盟纲领也不能只是某些目标的通俗宣传员。这种纲领只适合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下的政党，这些政党的政治活动完全以实践主义和经验主义为依据。但是，这种纲领不可能适合马克思主义运动，因为马克思主义运动力求尽可能地把自己的社会活动建筑在科学的基础上，建筑在对社会发展的科学认识的基础上。
南共联盟的这个纲领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科学原理为依据的。但这并不是说，纲领只是简单地重复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已经众所周知的论点。纲领不是、也不可能是一本教科书，因此，纲领草案在涉及到阐明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理论原理的地方，只限于其中最必需的原理。
纲领从我国和世界的当前局势出发，力求用马克思主义分析来阐明这种局势和今后社会发展的远景。纲领以此为出发点指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工人阶级以及所有社会主义力量的实际社会活动的必要方向，并且指出这一斗争中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式方法。
根据这些理由，南共联盟纲领首先必须具备思想政治性质。
但这并不是说，我们认为纲领是最后真理的一张完美无缺的统计表。重要的是纲领所规定的活动方向，至于细节，实践会对纲领的一系列提法加以补充和修改。纲领是实践活动的基础，而不是教条主义的公式。在纲领中并不是每个提法都是主要的，主要的是它的精神，它的政治思想内容，纲领中所指出的社会发展方向以及由此产生的共产主义者实践的方向。
同时，纲领着重阐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当前争取社会主义和普遍和平的斗争以及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进行斗争的国内外政治条件。我们力求从我国的实践和现代整个社会主义的实践当中作出原则性的结论，从而阐明南共联盟今后实践的道路。
在这方面，我们依据的是列宁当时对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如下主张：
“我们认为，俄国的社会主义者特别须要对马克思理论进行独立的探讨，因为这种理论只提供一般的指导性原理，而这些原理在各种情况下运用起来各有不同，英国不同于法国，法国不同于德国，而德国又不同于俄国。”
我们只能对列宁的这些话作这样的补充：在六十年或四十年以前，用一种方式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个别的一般原理，而今天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运用它们。马克思和恩格斯制定了关于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基本科学原理。列宁在直接争取政权和为社会主义建设奠定基础的条件下补充和发展了这些原理。但是，国际工人运动今天已经有了四十多年实际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而目前日益加深的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历史比这还长。自然，所有这些过程应当用适当的方法并根据我们的可能性在南共联盟纲领中加以阐明。
但是，如果我们在制定纲领中不想做实践主义者，那么我们也不想成为抽象的理论家。纲领从基本原理出发，还强调了一系列对当前社会主义活动具有原则意义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方面的任务和直接目标，这些任务和目标目的在于从物质和政治方面巩固社会，改善劳动人民的生活条件和继续发展社会主义的关系。这样一来，纲领就把争取社会主义普遍发展的斗争同具体发展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方面所作的努力联系起来了。这样，纲领就向全体劳动人民指出了社会主义建设必定带来的直接的实际成果。从而纲领在全体人民的面前展开了我们社会未来的社会、思想政治和物质发展的前景以及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每一个公民的生活前景。
我认为没有必要详细地叙述纲领的内容，因为纲领本身已说得很清楚了。但我还想就其中的某些问题特别提请大家注意。
二
纲领头三章谈到现代国际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关系以及南共联盟在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国际合作方面的任务，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特征仅作了一般的分析，因为这些都包括在被广泛接受的社会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经验的宝库中。但是纲领较多地谈到现代的社会现象，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现阶段的特征和在现时条件下争取社主义斗争的特点，同时还谈到了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中的规律。在这方面，纲领特别强调了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家资本主义倾向的现象和日益增长的作用。
指出这些过程的意义并不在于我们认为这种国家资本主义现象是某种比较进步的资本主义形式，如有些肤浅的和不怀好意的批评家有时硬加到我们头上那样，而是要指出第一，资本主义总危机在加剧，这种倾向正是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反映，第二，工人阶级和整个社会主义力量在这样情况下利用来为夺取政权和社会生活中的领导作用而斗争的各种各样方式和方法。
国家资本主义倾向严重加剧的现象显然是各种社会、经济和政治因素高度发展的反映，这些因素是在旧社会内部发展起来的，并使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越来越成为不可避免的事。这些倾向不仅是垄断资本主义企图从内部矛盾中寻找出路、保存现有垄断资本主义体系和现有资本家政权的一种形式，而且也是现代资本主义世界和这个世界中社会力量内部关系状况处于危机状态的明显迹象。
请允许我引用恩格斯的下面一段话，这一段话对于加强了的国家作用的意义，以及官僚主义在历史上的意义，说得极其清楚：
“既然国家是由于必须控制阶级对立性而产生出来的，既然它同时又是在这些阶级冲突本身中产生出来的，那末它按通例说总是最强有力即在经济上占统治的这个阶级的国家，而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又成为在政治上也占统治的阶级，并由此获得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工具。比如，古代的国家，首先就是奴隶所有者用以镇压奴隶的国家，封建的国家是贵族用以镇压农奴的机关，而现代的代议制的国家则是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工具。不过也有一些例外的时期，那时彼此斗争的阶级达到这样势均力敌的状态，使国家权力暂时得到对于这两个阶级的相当独立性，成为仿佛是这两个阶级之间的中介人。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的专制君主制就是如此，它使贵族阶级和资产阶级互相平衡起来，第一特别是第二法兰西帝国的波拿巴制度也是如此，它嗾使无产阶级去反对资产阶级，又嗾使资产阶级来反对无产阶级。这方面的最新成就，即支配者和被支配者都一样显得滑稽可笑的场面，便是俾斯麦民族的新德意志帝国，在这里，资本家和工人互相平衡，并且遭受同等的欺骗，为的是要让那班破落的普鲁士外省容克感到方便……”
现代资本主义总危机和作为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特点的社会力量的关系也以独特的形式产生这种类似的倾向。因此，纲领把国家资本主义的现象和官僚政治作用的增强解释为过渡时期的典型特征，资本主义崩溃的特征，而不是资本主义发展上的某种完全肯定的特殊阶段。
当然，这并不是说，产生这些倾向的垄断资本主义从而变得更加进步，或者剥削得较少，帝国主义已经不再是各国人民独立的死敌和战争危险的经常的来源了，也不是说，力图取得越来越大的独立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官僚政治，就比资产阶级本身较少自觉地来保护垄断上层和垄断资产阶级（国家资本主义的官僚政治是垄断资产阶级的组成部分）的利益。正相反，靠本身的直接刺激来争取国家资本主义官僚政治更大的独立性的斗争，只不过是为争取资本主义垄断的一种斗争形式罢了。但是，从另一方面看来，也可以说，这些倾向和关系的出现同时指出了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瓦解加速的过程。
从这个意义上说，纲领特别强调指出，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自动过渡，只根据物质和经济需要的过渡是没有的。相反，恰恰是国家资本主义倾向的越来越大的作用再次证实了列宁关于迫使资本主义自动转变为社会主义的绝路是没有的的论点。归根到底，只有在社会经济方面有利害关系的人，即工人阶级和自觉的社会主义力量，通过各种不同方式的争取政权和社会领导作用的社会活动，才能够成为对社会进行必要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担当者。然而，事实仍然是，只有在社会主义力量的最先进和最革命的部分，能够把这一活动的方式方法真正适合于某些个别国家或世界某些部分的当前条件，社会主义力量的这种社会活动才能取得胜利。
换句话说，纲领既指出现代资本主义中的转变，并在一定程度上指出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条件有所变化，同时也驳斥了用这样一种方法对这些新现象所作的各种解释，这种方法会使得现代工人运动和进步力童在争取加强它们的社会和政治地位的斗争中，在争取工人阶级及其利益将具有领导作用、从而保证尽可能最迅速的社会主义社会改造的这种政权的斗争中，陷于瓦解。
纲领也反对那些狭隘的教条主义的概念，这些概念不考虑或者不愿意考虑到世界是在不断运动并不断发展的，而活生生的革命的社会主义思想如果要成为社会进步因素的话，就应该反映所有这些变化。
纲领对这一切都没有忽视，它的出发点是，共产主义者在从广阔的角度观察社会主义与和平的国际问题时，应该摆脱对解释党的利益的狭隘观点，应该把人类的社会进步看成和理解成为一连串不同社会进程及其体现者的一个整体和统一的链条。今天，共产主义者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不能忽略马克思和列宁的这样一个论点，必须使工人阶级中最有觉悟的部分看到每一个尽管是微不足道的进步——即使是暂时的同盟者的进步；看到社会主义、进步与和平的每一个即使是一时的支柱。正是在这一切因素和过程的统一中，我们看到了同资本主义世界完全对立的社会主义世界，而资本主义世界联合了旨在维护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一切因素和过程。
因此，如果我们把政权问题同这些过程和共产主义者在其中的作用割裂开来，这就意味着共产主义者在指望资本主义发生某种自动的崩溃，这种崩溃本身可以导致某种使工人阶级执政的革命形势。改良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问题实际上就在于此。但是，我们的纲领是从这样一种前提出发的，结果取决于社会主义力量的自觉的行动，而这种行动是否成功又不仅取决于客观条件，而且也取决于这种力量的最革命部分能在什么程度上揭示客观的趋向，从而决定行动的方式和方法。
铁托同志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非常明确和有原则性地说明了这样做的必要性，他在谈到共产党的作用时说：
“它们越来越意识到，革命力量不仅是在先锋队中，这种力量还隐藏在要求更公正的社会变革的群众中，而先锋队只是应当根据各国的特殊条件，寻找正确的道路来动员群众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
我们在纲领中对这一切问题采取这样的立场时，并不是由于想在斗争的道路和方法上给别人出主意，而是因为从这里产生了我们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对争取工人运动中和一切进步力量之间的统一、合作和团结这个不懈的顽强斗争的意义所采取的态度。
在这方面，纲领并不主张确定统一的某种形式和公式作为经常的、可以无条件应用的形式和公式。工人运动的分裂有其客观的社会原因；如果我们光谈彻底消除这种分裂的可能性，那就会陷入凭空的幻想。但是，共产主义者作为工人阶级最先进的和最积极的革命力量的不断努力是现实的、也是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不顾分裂的现状和意识形态上的分歧，而使那些在一定时期内保证有可能使争取和平、社会进步和社会主义的斗争向前迈进一步的各种运动和行动成得最大限度可能的协调一致和互相联系。我们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应当确定，什么样的力量，什么样的运动，什么样的行动以及这些行动的什么样体现者在目前形势下起着进步作用，并且在这个基础上为合作和团结的适当形式而奋斗。有时这可能是行动的一致，有时是组织上的合作，而有时甚至是单方面的支持，那时我们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就把一定的行动看成是进步的行动，而不管这些行动的体现者的政治和思想观点如何。
这就是我们为争取同其他社会主义运动和进步运动的统一而斗争的实质。我们现在和将来都要顽强地为统一而斗争，甚至不顾另一方是否表现出这种要求统一和合作的意志。换句话说，我们将不顾另一方对统一采取什么态度，仍支持那些在现时起进步作用或对和平事业作出贡献的行动和运动。
另一方面，我们在它们能促使巩固和平和社会进步的一切地方为统一和合作而斗争时，自然并不放弃思想斗争以及对机会主义、改良主义、教条主义、修正主义等的批评。根据我们的这种立场，我们将反对任何想干涉我国内政或迫使我们接受异己观点的企图。没有这样斗争的统一就会滑到无原则的立场上，模糊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前景，使工人运动迷失方向，消极地容忍保守思想的负担和腐朽的资本主义社会气氛的影响。
我想特别谈一谈南共联盟同各国共产党的合作。不言而喻，在有关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与社会进步，加强工人运动和巩固和平的一切问题上，我们同所有共产党是一致的。在这方面，共产主义者联盟一直忠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伟大革命思想。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思想也把我们同其他马克思主义政党联系在一起，尽管这之间还有某些分歧。但是，纲领同时要求把合作建立在个完全自愿和平等的基础上，合作不能强迫别人接受大多数人的观点，并应该承认每一政党完全有权利来考虑这一种或那一种行动是否合宜，在思想上策略上是否正确。
我们在强调合作的这种基础时首先是以过去的经验为根据的，当时互相合作的组织（我指的是共产党情报局）变成了对南斯拉夫施加压力的工具。从那时起在许多方面都发生了变化，我们并不认为，今天还存在着重演那些现象的同样条件。但是，过渡时期的矛盾和现代国际局势对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的强有力影响，仍然可能成为各种错误和消极倾向的根源，因此，合作的方式应当确定得不容许或者至少应当阻止出现这种倾向。
在展望现代世界的社会过程方面，纲领表示了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对社会主义国家过渡时期的一些问题和规律的某些总的看法。虽然对这些问题是根据我们自己的实践经验来探讨的（主要是在纲领的第二部分），但我们仍然认为有必要在纲领的国际政策部分强调指出今天已经可以肯定的东西，这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就是社会主义发展的规律。
纲领没有用宣传的调子谈到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和我国的情况，而是把它看做是客观内部矛盾和对立面中产生的有机社会过程，这些矛盾和对立面是同旧社会关系的某些或多或少残余的存在有关的，同时纲领指出，这里指的不仅是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残余，而且由于生产力不够发达，在过渡时期会出现官僚主义的特殊现象，并不可避免地产生一种倾向；这种倾向力图维护某些社会关系中的过渡形式，甚至于想使社会关系发生某种国家极权主义的变态。
有时，各方面指责我们谈论这种官僚主义倾向和危险。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也曾无数次地指出这一项任务，并且认为它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有着迫切意义。
因此，我们共产主义者没有理由，也没有权利掩饰这样一个事实：产生官僚主义的倾向存在着，在一定的时期也存在着产生这些倾向的某些社会、经济和政治条件，这些倾向是产生某些实际上也代表旧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思想残余的消极思想的根源。与此相反，如果我们否定这些现象，如果不揭露这些现象的根源和原因，我们也就不可能有效地同这些现象作斗争。不但如此，我们自己也可能在某些场合下受它们的影响，从而不再成为最先进的社会力量。正因为如此，我们认为，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是社会主义建设中原则性的思想政治手段之一。
从这个意义上说，纲领不认为官僚主义是人们在政治制度的机构中的特点，虽然它是作为过渡时期社会关系的特点这样一种特殊现象而存在的。正如一个年青的社会主义社会不能够一瞬间消灭所有资本主义残余一样，它也不可能一下子就消除官僚主义的现象。过渡时期的社会只有在长期的社会发展过程中才能够消除这种现象。因此，纲领坚决反对反动派和破坏性的无政府主义的形形色色的喉舌想利用这些不可避免的、但却是过渡的现象来攻击社会主义本身的企图。这里的问题不在于高喊反对官僚主义，不在于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作用进行惑乱人心的或无政府主义的批评，也不在于掩饰存在官僚主义这个事实，而是在于，有觉悟的社会主义力量必须现实地看待自己的社会主义行动的社会条件，并通过建立相应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关系，顽强地为逐渐从社会机构中消除阶级社会的残余、从而消除官僚主义因素而斗争。
只要注意一下社会主义在现代世界上的不断增长的力量和作用，就可以日益明显地看出，正是这些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是现代社会发展最重要的问题。因此，纲领恰恰提醒我国的共产主义者和一切社会主义力量重视这些问题。
纲领特别强调指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共处的概念不应也不能包括这些关系。相反，这种关系应当日益成为自由人民之间所应有的那种关系，也就是平等合作、接近和联合的关系。然而，建立这种关系正如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一样，也同样是一个有机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在过渡时期，即各国人民之间在经济上以及其他方面还存在着很大差别，世界上还有帝国主义所强制推行的法律的时候，在一定条件下，甚至在这方面也可能出现非社会主义的倾向。实践向我们表明，确实出现了这种倾向。因此，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对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和合作的形式应当有周密的、明确的原则。
在世界和平问题上，我们支持任何行动和措施，不管它们的执行者的社会和政治性质如何，只要他们对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加强和平作出我们认为是真正的贡献。另一方面，在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方面，我们支持每一个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并同它们完全一致。同时，我们可能对某个国家社会主义的具体发展保持我们的某些看法和批评性的意见，但是我们仍然决不会忘记，什么是所有这些过程中有历史意义的本质的东西。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也充满着困难和临产的阵痛，正同历史上所有类似的过渡一样。而重要的是所有这些过程应由每个国家的内部力量来解决。这不仅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而且有利于社会主义本身的发展。当然，我们也坚持这样一个原则：社会主义不能输出，不能用暴力强迫别国人民接受，不能硬要任何人在本国采取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形式。所以我们认为，想要干涉某个社会主义国家内政而使这些国家中恢复旧制度或使反动势力残余积极活动的任何企图都是侵略性的。我们过去一直反对这种做法，将来也永远反对。我们大家非常了解，这类企图不是象廉价宣传的叫嚷那样是出于什么对自由和民主的关心，而是为了要使资本主义复辟。
另一方面，很自然，各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对牵涉到它们人民的具体利益而只有他们能够解决的问题有不同看法，同时也可以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法、形式和策略问题以及争取和平和国际合作的斗争的问题有不同的看法。当然，共产党之间对某些意识形态问题存在着分歧也是很自然的，这些问题是属于进一步探讨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原理的问题。在这些问题上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思想斗争，这种斗争实际上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因素，是克服社会主义发展中停滞、变态和其他不良现色的因素。根据这些理由，纲领否定了那些可能限制社会主义南斯拉夫在这些问题上的自主性或者可能强迫别人接受任何思想垄断的互相关系的形式。
我觉得有必要也谈一谈纲领中有关为加强和平而斗争的问题的一些论点，首先，决不能不看到我们的政策不是而且也不可能是什么不现实的和平主义的政策，我们的政策不是什么无色彩的中立主义，或者在各种矛盾中随风倒而不同现代世界中的各种社会和政治力量的现实对比及其内容联系起来，我们的政策具有而且应当具有原则性的社会主义性质。
我们在外交政策中一直考虑到并且应该考虑到，第一·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国社会主义的力量和发展以及我国的安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和加强3第二，这个事实以及我们的原则性的国际主义立场，使我们对国际社会主义承担一定的国际主义X务，因此，我们正是从这种社会主义的立场出发来对待加强和平的问题和共处的问题。
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在原则上坚持列宁当时曾经采取的立场。但是，这里我们也考虑到，今天世界上某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同列宁在世的时候苏联所处的情况有所不同了。首先，十月革命把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体系打开了第一个缺口。十月革命当时不得不同旧世界拚死斗争，旧世界包围了它，并且有足够的力量不仅能够阻止社会主义革命传布到过去沙皇俄国的领土以外，而且能够采取直接的反革命武装干涉和侵略战争。
列宁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原则上提出了共处问题，而我们今天也提出了这个问题。列宁指出共处是过渡时期不可避免的、合乎规律的现象，这与托洛茨基之流的论点相反，他们把对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战争作为世界革命的形式。但是，共处理论的真正的政治价值和策略价值在当时——不论是对于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或是对于整个革命的工人运动来说——比起今天来却要小得多。
对于列宁来说，共处口号是防护的手段和革命的屏障。列宁在指出共处的可能性时，实际上是在寻求国际无产阶级、有觉悟的社会主义力量的支持，以便维护十月革命。但是列宁也很明白，当时的共处口号实际上只是维护革命的薄弱的屏障，因为当时资产阶级是强大的，国际资本主义还很牢固并且有力量对十月革命进行反击，它实际上也筹划了反对苏联的侵略战争。难怪列宁为此曾经说过：共处当然是对的，怛是工人群众不应该忘记，帝国主义并不主张共处，它迟早会试图消灭我们的。
当前的世界局势同列宁在世时的局势迥然不同。首先，从历史观点看来，社会主义在思想上和物质上都获得了胜利。它今天不再被包围，不再被隔绝，也不再处于维护自身的存在的状态了。
这绝不是说，最反动的资本主义上层分子已经放弃要通过暴力征服社会主义的主意和希望。但是，世界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力量的对比在今天已变成这样，即甚至在资本主义最狂热的维护者的眼里，这些希望也越来越不现实了。正因为如此，积极的和平共处的思想不仅在人民群众中，而且也在资产阶级的某些政治集团中获得越来越多的拥护者。
正是这个情况使得列宁关于和平共处的理论现在在社会主义力量的政治中具有比当时大得多的意义。它不仅成为和平的现实概念，而且还成为争取进一步巩固社会主义的斗争的积极口号。在国际紧张局势缓和与和平的条件下，各国人民面临着自己的社会问题。而这就是说工人阶级的社会作用不可避免地将加强，社会主义力量将得到加强。
因此，对于我们来说，共处并不是某种僵硬的和平主义口号。相反，我们拥护共处，是因为我们认为它不仅是和平的手段。而且是在现代条件下进一步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的捷径。归根结蒂，在和平有可能得到维护的条件下，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除去共处以外，不可能有其他抉择。这些论点就是纲领中社会主义的南斯拉夫对待现代世界的集团分割的态度的基础。
首先，我们认为世界的集团分割是现代世界社会、经济和政治关系中客观情况的反映，这些关系也独特地反映了这一事实，即现代世界分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对立面，而资本主义世界和社会主义世界这两个世界又同时存在，相互交错，并且相互斗争着。不应该从领土上来理解这两个世界——资本主义世界和社会主义世界，而应该看作是在这一个或那一个方向上发生作用的一切因素的结合。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两个世界现在同时并存，将来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也将同时存在，而不管是否存在着集团。
有些人时常对我们提出批评，说我们反对某些表面的形式而看不见其内容，说我们因而就把它们混为一谈，或者硬说我们不顾现代世界中客观对立、现实力量对比和倾向的情况而提出了关于单方面消取集团的不现实的要求，这种批评是不对头的，并且反映了非常不理解我们的立场。我们是根据集团在当前条件下的具体作用的性质来评价的。……可是，我们认为，和平和社会主义的力量以及整个反帝国主义的力量，已经在世界上壮大到足以对国际关系上实力地位政策的优势地位进行成功的斗争，而且使新的世界大战再不是不可避免的了。我们决不断言，战争不可能发生，我们并不低估在当前条件下可能成为侵略体现者或者已经是侵略体现者的这些因素的力量和作用。然而持久和平（对世界核战争的否定）今天再也不止是和平主义的思想愿望；持久和平已成为各国人民深刻的社会需要。这一点不仅越来越强烈地反映在人民大众的意识中，而且越来越有力地反映在许多担任国家要职的负责人士中间，用适当的方法把社会主义的物质力量，首先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物质力量同一切不管社会经济方针和思想方针如何而坚信必须保证和平的因素配合起来，这就增加对共处的可能性的信心和巩固全世界和平的阵地。
所以，我们大家都知道，不可能用谈论机械地单方面解散集团的办法消除世界分裂成集团的状态，只有在国际关系上消除产生集团的原因，才能结束这种状态。这就是说，首先要反对在国际关系中从实力地位出发实行的统治政策，而这种国际关系是共处政策的反动敌人强加给世界的，也就是说，要争取在为裁军而作的不断努力的基础上和发展国际民主关豪的基础上实行积极共处。凡是关心和平的各国政府和一切人，不管他们参加或没参加这个或那个政治军事条约，都应当朝这个方向行动。
处于各种政治军事条约之外的社会主义南斯拉夫的独立外交政策正是朝这个方向开展的。我们仍然认为，南斯拉夫正因为奉行这种政策不仅可以对巩固和平，而且对加强社会主义力量作出极大的贡献。相反，南斯拉夫假如放弃这种立场，就会促使欧洲矛盾尖锐化，从而会给国际社会主义的真正利益带来损失。假如一方面为争取积极和平共处原则的胜利而斗争，同时又在做只能使世界局势尖锐化的事情，那就毫无意义了。纲领本身以及纲领中国际政策部分阐述的方式都反映了我们这种立场。
可见，有一些批评我们纲领的人非常不了解真相，他们说我们对待集团的立场是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看风使舵，说我们是“脚踏两只船”，可是他们没有看到这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为和平共处，从而为保卫整个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具体方式，
这就是我对纲领的国际政策部分所要讲的话。
三
至于我们党的历史，纲领中只作了一个概述，其目的首先是指出南斯拉夫不可避免地要产生革命的原因及其性质，以及由于革命而诞生的政权的性质。
纲领中简短地陈述了我国革命的历史及对它的评价。纲领所依据的事实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同人民解放战争和民主革命因素交错在一起。在人民解放战争不同阶段，革命进程的各种因素也愈益强烈地表现出来了。但是，在这一整个期间，优势是在这样一些因素方面，这些因素，不管在人民解放战争进程中所完成的任务的社会和政治性质如何，使这一革命战争具有社会主义革命性质。这些因素首先是：人民解放运动的阶级构成以及无可争辩的公认的共产党的领导作用，而人民解放运动是劳动人民革命联盟的形式，而工人阶级是这个联盟的思想核心和政治核心。由于人民解放运动的这种阶级构成和这样的政治领导，由这个运动产生的政权机构是劳动人民的政权机构。还在人民解放战争期间，这些机构就采取了具有社会主义性质或社会主义倾向的许多措施。工人阶级无可争辩的领导作用、更确切地说是工人阶级的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在整个人民解放斗争过程中任何一个时刻也是无可怀疑的。这样，实质上就注定了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我国革命的整个发展进程，而它同民主革命因素和民族解放因素的交织在一起就使得革命具有特殊的政治表现形式。
不言而喻，在战争结束阶段以及在战争之后直接建立了人民民主共和国和主要生产资料国有化之后，社会主义革命才充分地发展起来。这种变化以及从人民政权性质所产生的总方针使新的南斯拉夫联邦一开始就具有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工人阶级在人民政权中一开始就具有无可争辩的领导作用，由此可见，人民政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特殊形式。
至于有关我们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建设问题，我想请你们注意纲领草案所依据的一些总的思想、理论和政治原则。
纲领草案的依据是：总的来讲，每一社会制度是由政权的性质和社会经济关系的性质即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决定的。但是，纲领也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即无论在经济关系方面，无论在政权结构方面，迄今在历史上还没有过纯粹的制度。历史并不是许多制度以“单纯的”形式一个继承一个地某种堆积。“新的事物”是在旧制度内部诞生的，并且经过长时间的斗争战胜“旧的事物”。这种斗争的条件和形式也影响到获得胜利的新事物的性质。因此，“新的事物”取得胜利，其本身也具有许多“旧的事物”的因素，“旧的事物”企图以新的形式出现，而“旧的事物”的残余又影响新的社会关系的发展。
革命决不等于同“旧的事物”机械地和全盘地决裂。革命作为向新社会的质的飞跃，是最先进的社会因素和经济因素在政治上和社会经济上的胜利，而这种最先进的社会因素和经济因素在旧社会内部就已经发展了。但是，这些因素对新社会的影响程度如何，这不仅取决于革命的激进程度，即主导的政治力量的革命彻底性，而且还取决于客观力量和一定社会总的社会经济结构中先进的社会因素和经济因素的作用；当然，首先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程度。不仅如此，这第二个客观因素归根结蒂对一个新社会发展有决定作用。马克思总是强调指出，人们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自行选择社会形式。无论是人、无论是社会都不能脱胎换骨，而变成与本身不同的另外一样东西。他们的有意识的行动能够改变他们发展和进步的条件，从而也就改变他们自己，但是他们必须以他们所处的一定时代为出发点。换句话说，有意识的社会行动（通常称为无往不胜的主导革命力量的“正确的”政策）只有在下列情况下才会是成功的和进步的：即只要在现实的社会经济结构中找到这样一些客观的社会经济因素，它们在一定阶段唯一能成为承担者，并且只要依靠这些因素，必然带来进步。新的革命国家的力量只有走这条路线才能前进。
诚然，随着社会主义的胜利，对抗性的阶级矛盾及其对人类意识形成的影响逐渐开始消失。但是，社会进步通过其内部矛盾在继续发展，内部矛盾虽不是对抗性的矛盾，但对意识的形成和发展却有影响。这种内部矛盾仅仅通过主导的社会主义中心作出决定，显然是无法解决的。在某个国家中这个主导中心的意识不管是多么先进，它们决不可能知道和掌握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全部实质和它所有的因素。因此，如果社会主义力量有意识的活动对客观的发展规律采取暴力的形式，那么它将永远是错误的。首先，它的任务在于指导社会发展，在政治方面进行组织工作和摆脱过去落后形式和思想上的保守主义给它带来的障碍。由此可见，社会主义社会应当致力于进行这样的内部组织，使社会主义发展的一切因素都可以尽可能自由地发展，并用这种前进来不断地、有机地解决社会主义内部矛盾。
在这方面，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条件下的共产主义者的行动来讲，马克思的话是有效的，他说，工人阶级“不是要去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去解放那些已在旧的崩溃着的资产阶级社会里发展了的新社会因素。”
正因为如此，我们认为，民主主义是在社会主义关系和社会主义社会运动范围内的，也就是说规模日益广泛的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进步的规律。我打算谈谈社会主义关系范围内的民主主义，以便着重指出，社会主义民主决不是对反社会主义倾向敞开大门，或是在那些具有这种倾向的势力的政治行动面前削弱社会主义社会。这里所指的不是某种抽象的自由主义。问题实际上在于，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民主形式的力量，一般地讲，首先取决于社会主义关系的内部稳定和无阻碍的发展，而这种稳定却又取决于社会经济基础的发展程度和保证社会主义因素尽可能自由地发展的民主机制。资产阶级民主的力量并不在于它那有问题的人道主义和爱好自由，而在于，它对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发展以及对于解决资产阶级本身发展中的内部矛盾来讲，是最合适的政治框子。因此，只有在资产阶级能够在物质上和政治上麻痹或者挫败它的敌对阶级——工人阶级的革命压力的地方和时候，这种民主才能发展。反之，每当资产阶级面临某种比较严重和尖锐的阶级冲突时，资产阶级民主总是破产，或者说总是暴露了阶级统治的原形。
社会主义民主同样也不是以抽象的人道主义和爱好自由的原则为出发点，尽管人道主义和爱好自由是它的重要的特征。但是有一点是很清楚的，如果我们不是通过各敌对社会力量间的现实关系的分析来观察民主形式的话，那么我们就会站在软弱的道德家和无远见的空想的散播者的立场上去。因此，社会主义民主的建设是同反对旧制度残余的斗争紧密相联着的（这种斗争一直要继续到这些残余不再成为重要的政治和社会因素时为止），也同反对力图束缚社会进步的体现者的形形色色的官僚主义、国家集权主义和技术统治主义的现象的斗争紧密相联着的。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没有任何一个绝对有效的单方。但是社会主义发展显然是绝对的必然，应该不断地努力发展民主形式，使社会主义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思想因素通过这些民主形式得以发展，而这些因素又推动社会前进，使社会摆脱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形式的残余，摆脱官僚主义倾向的压力。只有这样一些民主形式才能成为社会主义发展的适当手段——简单地说，就是把社会主义的经济和社会关系很方便地“套进”这种形式里去，在这些民主形式中不仅能保证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社会不受资产阶级残余的侵害，而且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可以保证不受自己官吏的侵害——只有在这种条件下，社会主义民主才能成为社会主义发展的恰当的工具，最后才能够成为国家消亡的政治形式。
正因为我们这样来对待事物，所以我们不仅反对官僚主义和在官僚主义的实践主义基础上产生的各种主观主义的教条，而且也反对形形色色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形式的反动的或迷失方向的崇拜者，这些人由于犯了眼光短浅的机会主义，不能理解资产阶级民主的社会作用，更不能理解社会主义民主的作用。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这后一种倾向就是某种形式的现代反动浪漫主义，这种浪漫主义看不到解决社会主义发展矛盾的进步方法，而只是把已经为时代所抛弃的过去的某些形式理想化，从其中寻找解决的办法。现代政治上的“新浪漫主义者”同从封建主义过渡到资本主义时期一些反动的浪漫主义者一样，主要是在伦理、道德、抽象的民主公式和原则的圈子里打转转，看不见现实的社会力量及其相互关系，也看不见它们的那些矛盾的或对抗性的利益。这些因素和官僚主义都是过渡时期社会主义发展的内部矛盾的合乎规律的产物。匈牙利的十月事件清楚地表明，正是这两种因素，由于实践主义的盲目性和教条而空想的主观主义给了旧社会残余和反革命势力以新的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
自然，对某种正确政策的完善的、大家都适用的药方是没有的。同样，没有、也不可能有一个百断无误的法官能够判断这里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不正确的。也没有任何一个神父能够宽恕社会主义力量所犯的错误。总之，没有一种完善的社会主义民主章程的万应灵丹能够自动地解决一切内部矛盾。
唯一的、最后的评判者是实践和历史。但是，共产主义者应当勇敢地承担起对于历史和社会的责任。如果他们没有做到这一点，他们就是把社会主义和社会进步让反动的或者落后的政治社会力量任意摆布。然而，他们斗争的历史成果如何，这要看他们在社会中为自已所找到的地位如何。光是宣称信仰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在这里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人不是象他自己所想的那样，而要看他在实际中是什么样子。这里唯有共产主义者在社会发展中唯一有效的、客观上进步的作用才能解决问题。
因此，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纲领的任务不仅在于要确定政权的阶级性和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的不可侵犯性，而且也要指出当前基本的物质、社会和政治思想因素和客观的社会主义运动和发展的体现者，指出什么是各个因素作用的刺激要素，指出应当有什么样的社会工具和指导它的活动的范围，指出这些运动中产生偏差的可能性和根源、它们的体现者和这些现象对社会的后果，指出通过哪些手段和方法可以使社会主义力量成功地制止这些倾向发挥作用等。
纲领也正是把重点放在客观的社会主义发展中的这些问题上，因此它不能满足于仅仅泛谈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党即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领导作用，因为那样会使纲领在确定社会主义进步形式时只作一些没有生气的公式和没有效果的宣传。谈到无产阶级专政时，这还不是全部。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分析具体的社会矛盾，才能确定社会主义发展的具体阶段。
纲领在阐释国家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建设问题时也是从这些论点出发的。在这方面，纲领对于社会主义运动和方向，要比为了达到一些最直接目标的斗争的具体任务或组织形式谈得多些。
纲领中强调了国家作为过渡时期社会主义社会工具的必要性，也谈到了国家消亡的必要性。消亡的问题并不是作为时代的某个阶段的问题提出的，也不是作为直接目标或者只是到未来才着手实现的长远目标提出的。这个过程是作为社会主义发展过程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也就是说作为这个发展的内在的必然性提出的。社会主义成为现实和巩固的、稳定的社会制度达到什么程度，这种过程也实现到什么程度并且只实现到这种程度。就是说，随着社会主义的发展，国家必然也在同样的程度上消亡。国外有人批评我们，说我们在纲领中提出了这个问题。为此，请允许我在这里读一段引自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中十分著名的语录。要是不是因为批评我们的纲领的某些人（他们经常从列宁著作中大量引经据典）忘记了这一段语录，我就不会在这引用它了。列宁说：“无产阶级需要国家，——一切机会主义者即社会沙文主义者和考茨基主义者都这样重复，硬说马克思的学说就是如此，但是‘忘记’补充：马克思认为，第一、无产阶级所需要的只是逐渐消亡的国家，即组织得能立刻开始消亡而且不能不消亡的国家；第二、劳动者所需要的'国家'，就是‘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我确实不懂得为什么我们不能把列宁说过的话写入我们的纲领中去。更难懂的是，为什么今天有人声称拥护列宁主义，却又如此顽固地否定列宁的这些论点。
至于说这个过程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的发展既不平衡，也不是一帆风顺的，这一点是很显然的。到目前为止我国的实践明显地表明，正象列宁说的，国家的职能首先在经济、教育、文化、社会服务等方面开始缩小。在这里国家越来越为在劳动者具体物质和社会利益中具有基础的各种形式的社会自治所代替。在这方面公民们按照民主的方式联合起来解决某些共同问题，而不采用国家的强制措施，或者大大限制这些措施的来用。这里特别牵涉到以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为基础的经济关系和整个经济的管理制度。
然而，就是在这方面，国家的职能作为一种力量不可能在一个晚上就消亡。国家还要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作为解决这方面一定的问题的必要手段。这特别牵涉到国家作为劳动人民同反社会主义势力和反社会主义活动作斗争的政权工具的作用或者在捍卫祖国独立方面的作用。只要国际关系上对抗性的社会矛盾的影响还占统治地位，只要反动的社会势力还是威胁社会主义的存在或社会主义的自由发展的因素，国家就是工人阶级和整个社会主义社会保卫和鼓励社会主义进步的不可缺少的工具。
简单地说，纲领不允许把国家消亡的问题解释为教条或者某种抽象的政治公式，而应解释为同社会主义整个有机发展有密切联系的过程。因此，纲领没有阐述国家应当在什么时候和怎样消亡，只是指出这个过程所借以发展的手段和形式，出发点是，在解决这个问题时，也同社会主义建设所有其他方面一样，需要主导的社会力量、特别是共产主义者的自觉努力。同时，纲领还以下面的概念作为出发点，那就是：在我国的条件下，这些手段和形式应当有助于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自治的发展。纲领指出了工人委员会和公社在这个过程中的特殊作用，这种作用能使公社和整个社会转变为生产者的自由联合。
我们认为这些形式已经在我国社会主义关系的发展中起过作用，而将来还要起更大的作用。但是，我们并不肯定说这些形式是所有各国唯一可能的形式，也不认为这些形式在我国发达的社会主义条件下将一成不变。在这里，我愿意再说一次，所有国家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及其基本规律是一致的，但是这种发展的具体形式可以是，而且必然是各种各样的，当我们谈到走向社会主义的各种不同的道路时，我们正是这样考虑的。
对经济制度的问题，纲领也是以同样的精神来阐释的。纲领在这方面也没有提出详细周密的方案，它只不过指出客观的因素和发展，以及那些决定经济发展和我国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物质和社会政治成果的社会主义力量主观活动的手段。
纲领的出发点是：整个社会的经济利益以及劳动者的具体物质利益是一种极其重要的刺激因素，劳动者自觉的创造性活动首先取决于这个因素。当然，这种利益并不是唯一的刺激因素。人的思想目标本身和创造意志往往强烈得使人愿意牺牲物质利益，而这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中的非常重要的因素。不过，第二种倾向不可能综合起来或者同整个社会发展割裂开来。但是，建设社会主义是为了使人们尽可能创造更多的东西，同时改善自己的物质生活状况，这是事实。
因此，我们的整个经济制度应当建立得使这种刺激因素能够发挥适当的作用。因此纲领认为，整个分配制度应当越来越少地依靠作为分配的行政代表者的国家的力量，而应当越来越多地在国民收入整个计划分配的范围内成为生产者本身、工人委员会、公社和其他社会自治机构的职能，只有这样才可能最后保证真正的按劳付酬，保证每个劳动者自觉地为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发展生产力而斗争。正是通过这种形式（如同通过生产中的自治一样），被资本主义，即被整个阶级剥削制度从生产者手中夺去了的生产和经济基础才终于可能还给生产者。
在这方面，纲领也确定了统一的社会计划同社会主义经济因素独立作用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纲领并不叙述经济政策的细节，因为这是日常实践的事情，而只是指出，为了尽快地达到有益于社会主义和人的物质和社会效果，必须充分注意哪些社会和物质因素，哪些手段和方法。
纲领的最后一章规定共产主义者联盟和其他政治团体在我国社会中的社会作用。这一章包括一些过去已经提出过的、又由我们近几年的实践经验补充了的某些论点，在目前情况下，共产主义者联盟领导作用的基本特点及其方法首先表现在力求把劳动人民政权日益变成为了劳动群众利益的政权，变成劳动群众本身的直接政权。
遵循着这样的目标，我们早在第六次代表大会以前就放弃了命令方法。诚然，在现阶段共产主义者在我国直接影响着、同时也应当直接影响政权的某些关键阵地，因为这是足以保证社会主义尽可能自由发展的政治制度安危所系的关键。如果我们不公开说明这一点，我们就是伪君子了。但是，共产主义者联盟同时还力求在尽可能广泛的社会生活领域中起政治领导力量的作用，对由于自身的社会经济利益所鼓舞而直接参与管理的劳动人民首先是采用说服和教育的方法。在这方面，我们已获得了巨大的成果。最近几年来，我们亲眼看到劳动人民的觉悟和主动性有了极为迅速的提高，他们在社会自治的实践中受到教育。亳无疑问，共产主义者在广大劳动群众中间和在这些民主自治机关内部的一贯的活动在很大程度上也促进了这一点。
这些成果表明，在发挥共产主义者作用这一方面，我们路子是正确的。我们既反对削弱共产主义者联盟在社会生活中的思想政治作用和让我国社会生活整个发展处于自发状态和思想破产的状态，也反对所谓共产主义者不仅垄断政权而且也垄断各种形式的自觉的社会主义行动的说法，因此，我们在过去采用了种种不同形式使广大人民群众直接参与政治决定。实践表明，我们的作法是正确的。因此，这一方针在纲领中被更加强调地提出来了。
四
最后，我还应当谈一谈大家对纲领草案所提出的修改和补充。已经发表的修改和补充没有包括所有正确的意见、修改和补充，而仅仅采用其中特别重要的一部分。纲领起草委员会无法在限定的短短时间内利用所有的建议，并对纲领进行必要的编纂工作。由于这些原因，委员会认为，在纲领的定稿过程中还必须考虑到其他意见，主要是措辞方面的意见，或者正确地在所提出的论点和纲领原则的范围内提出补充。
一部分已经发表的修改和补充意见是委员会自已的建议，它在公布纲领后，继续对文本进行修改，而另一部分则是在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和劳动人民社会主义联盟各级组织中以及在我们社会各界对纲领草案进行广泛讨论的结果。
委员会的各项建议，或委员会的工作首先是为了使某些政治提法更加精确，对某些现象从社会经济和政治的角度来加以详尽的说明，也就是说通过任务的具体化补充纲领的各项条文。例如，在这方面补充了一些有关现代军事政治公约和集团的出现的提法。虽然对现存集团的不同的社会经济内容和政治内容过去已经在原则上明确提过，可是我们仍然认为有必要使这种估计具体化，更加有力地提出决定整个现代国际关系的进一步发展的现实趋势。同时委员会特别注意到这一事实，即西方国家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近几年来所提出的和平倡议不仅不给以应有的注意，而且顽固地坚持实力地位政策，使进一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方针受到威胁，因而归根结蒂使世界和平受到威胁。从这种现实状况出发，我们认为，必须一贯坚持我国外交政策的原则性范畴，更加具体地说明国际政治阵营的当前划分，并赞扬这样一些国家，这些国家不参加任何一个军事政治公约或集团，一贯地维护和平，为社会制度不同的各国和平共处这一原则的胜利而奋斗。
我想补充的是，在这一方面我们也考虑到了这一事实，国外友人由于不理解或者由于不怀好意有时责难我们，硬说我们没有看到集团的划分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的反映，因此说我们批评了集团的划分实际上就打击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
但是这种批评是枉然的，因为他们所攻击的是同我在报告第一部分所谈到的立场毫无关系的东西。
无论是谁，只要没有成见地来分析南斯拉夫的立场，只要不想把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发展而斗争的形式和方法的问题（在这方面国际工人运动中存在着各种不同的观点，而这也是十分正常的）同在维护和平和争取社会主义斗争中社会主义力量有原则的国际团结问题混淆起来，现在的纲领草案对他们会是十分清楚的。然而，为了避免含混起见，我们认为必须在这方面把纲领的一般性原则论点加以具体化，在某种意义上加以现实化。
此外，纲领起草委员会建议把某些提法和论点从纲领中删去。委员会提出这样的建议，有一部分原因是必须尽量压缩纲领，另一部分建议压缩的是些个别的目前在理论方面还有很大争论的提法，而纲领的任务归根结蒂还不在于解决这种有争执的理论问题，而首先是在于确定共产主义者联盟实际行动的一般方向。这种删掉的提法是相当多的，因此我不再一一列举和把每一个例子都解释一番。
此外，纲领起草委员会建议对纲领文本作一些补充。例如，委员会建议对我国的社会政策一章（这一章在草案中阐述得过于简单）和我国的文化政策一章作补充；对工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一章也提出某些补充等等。
同时，纲领起草委员会还整理了来自党员和公众的意见，并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修改和补充的建议。我想指出，对纲领草案的社会性讨论是极有成效和有益的。值得注意的是，对纲领中所拟定的社会生活某些方面的基本政策方针，根本没有提出要求作原则性修改的意见。这不仅证明共产主义者联盟思想上的完全一致，而且也证明社会主义的敌人和批评我们制度的人不敢攻击纲领的基本论点，这些论点实质上反映我国劳动人民的基本愿望。但是有相当多修改提法的建议不仅仅是修辞和文字方面的，而且也有更精确地确定政治内容方面的。这些意见对校订已公布的草案是十分有益的，而其中的某些意见可能将在最后校订阶段采纳。当然也有一些建议是纲领起草委员会所不能采纳的。例如，纲领起草委员会没有采纳这样的建议，它们使个别批评意见不必要地尖锐化。因为尽管对某些现象给以批评是必要的，但在纲领中不应当牵涉到当前的政治论战。归根结蒂，如果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的结果取决于选择尽可能的尖锐的词汇的话，那么这一斗争就成了非常容易的事了。我们尽力使纲领的语言同时也能成为纲领所代替的政治的武器。
相当大一部分意见谈到必须更多地修改文体，或者个别地方再阐述得更简易和更通俗些。这方面的工作已经做了一些，而在最后校订阶段还会做得更多些。但仍必须指出，纲领不可能把所有提法都阐述得那样通俗，以至不要求读者有一定的起码知识。这就是说，以后还将大力作一些讲解和宣传纲领的工作。在提出来的建议中有一些是对这方面很有益的主张。有一些人建议针对个别章节发表一些详细解释它们内容的论文，另外一些人建议在纲领后面附录一个简明注解辞汇表，对个别复杂或比较难懂的概念加以解释和通俗地论述。所有这些建议都是好的、有益的，在出版纲领定稿时应当采纳这些建议。
在使用各种政治和理论述语的一致性方面也有相当多的意见。这里有一些是非常正确的意见，也有一些说得不清楚的意见。
有些意见是很不清楚的，如所谓和平地走向社会主乂的道路应否理解为演变或者革命。纲领的根据是，和平道路事实上只是革命的一种形式。演变实质上是社会发展中的因素在量的方面的积聚，这些因素在一定阶段上必然要求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革命的实质也就在于此。而在这方面演变和革命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但是，这种飞跃本身可以通过尖锐的革命斗争或是一系列这样的革命斗争来进行，也可以通过比较和平的过程来进行，在这种过程中工人阶级和主导的社会主义力量将同其他进步的社会力量结成联盟，在政权和社会生活方面逐步争取和取得领导作用，并且逐步地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这些措施可以消除剥削，实行生产资料社会化，为工人阶级的社会经济利益保障整个社会发展中不容争辩的领导作用，——也就是说经过若干实质上也是革命性质的措施。
因此，我们的关于革命和演变的统一的理解，我们的关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掌握政权的和平进程或和平道路的理解，都不应当同关于从资本主义自动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理论混为一谈。你们知道，这种自动论就是：资本主义，由于迫使它经常不断地同生产力发展的需要相适应的内部矛盾，首先是由于经济上的需要，必将逐步改造为社会主义。但是，如列宁十分正确地指出，资本主义是决不会有绝境的。归根到底，只有自觉地指望改变社会制度，指望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关系的社会主义力量才能使社会向社会主义转变。至于社会主义力量是以什么样的形式，以什么样的途径和通过什么样的具体承担者来进行这种社会转变，这自然要看具体的条件和主观力量的性质。
在工人自治和社会自治、或是工人管理和社会管理等等术语的使用方面，也提出了相当多的意见。从个别意见可以看出，那些提出意见的人不是非常清楚地了解这些术语的内容的。实际上，发展社会自治的方针是我们国家一切民主运动的出发点。社会自治及其在解决社会管理方面的一系列问题上的职权日益扩大——这实质上是日益扩大社会主义民主作为直接民主的过程，日益广泛地吸引个人直接参加管理社会的过程，逐步缩减国家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强制措施的过程，归根结蒂是国家消亡的过程。我们所称为工人自治、或是机关中的社会管理、实际上只是自治的形式的一切东西——这一切都只是同一个过程、也就是同一个社会自治制度的发展的各种形式而已。今天还是属于“社会管理”领域的东西（因为它要求特殊的过渡条件）明天可能将是属于完全的“社会自治”的东西了。
由于这些原因，我认为，在纲领中，在社会自治的各种形式之间作出断然的、或甚至是原则性的区别，是不好的。
有人提出意见，说纲领草案没有足够清楚地说明社会主义的高阶段和共产主义之间的根本差别，因为这里没有更为详细地确定：社会主义的高阶段是什么意思，而另一方面，在谈到共产主义时也不够详细。我认为这种意见是不恰当的。纲领中说明，共产主义是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最终目标，并且作出了原则性的定义。我在报告开始时就说明，为什么在纲领中涉及某种有问题的预言是无原则的做法。我们所提出的纲领是当前这一代人的纲领；而且这是我们所直接面临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纲领。替下一代人考虑他们的任务是无意义的，他们将来自己做这件事当然比我们现在做要好得多。
由于同样的原因，如果我们企图把社会主义的发展硬套进某种公式化地确定的低级、中级和高级阶段中去，如果根据这些阶段的内容来从事研究某种结构，那对纲领来说也完全是多余的。纲领中有些地方谈到了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这只不过是指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发展的高级阶段，社会主义民主的高级阶段，社会主义政治稳定性的高级阶段，而不是什么有精确定义的社会结构。假如我们硬要在这方面作出某种更具体的公式，我们就眼容易把自己束缚于纯粹结构的范围内。
也有人建议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一术语代替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一术语可能更正确地表达国家资本主义的起源，因为国家资本主义是由垄断资本主义成长起来的。但是，在今天，国家资本主义还有自己的特殊表现形式和作用，比如在落后国家里。此外，就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一定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关系在开始时也可能起暂时的进步作用。为了把所有这些过程都能概括起来，我们认为在纲领中保留国家资本主义这一术语是正确的。
总之，对国家资本主义这一问题提出了许多意见。其中一些意见已经被接受。但是，也有一些要求详尽地探讨国家资本主义各种现象的意见。委员会认为，这会使纲领过于冗长。归根结蒂，纲领的任务不是对这些现象作理论上的讨论，而只是指出对共产主义者联盟实际政治活动所必须的东西。许多有关国际发展的其他一些问题的类似的意见也是如此。对这些和这一类问题的理论探讨是我国社会科学进一步发展的事情。
有许多意见要求在纲领中比较详尽地评价斯大林的作用，特别是要同共产党情报局的作用和1948年联系起来，以及同他对国际工人运动的影响联系起来。尽管这些意见是可以理解的，委员会仍然认为，不应当让对已经属于过去的具体现象的详细分析使纲领变得冗长。在纲领中，只是必要地说明了我们对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和争取国际工人运动团结应当是什么样的态度。同时，对过渡时期的社会发展和一些有代表性的现象也作了基本分析。对所有这些问题的进一步研究是我国科学家、历史学家和实际政治家的事情。鉴于这些理由，委员会对这一问题没有作任何重大的修改。
根据同样理由，委员会也没有接受要求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迄今的发展作具体的批判性评价的建议。纲领指出，在我们的工作中不仅应该运用我们自己的经验，同时也应当运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整个国际工人运动的经验。这一原则应当成为我们实践活动的基本原则之一。其他国家的经验必须不断地加以研究，不断地在实际工作中加以运用。但是，在纲领中更详细地讨论这些经验，是没有必要的。
有些意见要求纲领补充一些章节。例如，要求以更多的篇幅论述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概念、马克思主义的伦理学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以更多篇幅论述同异己的思想影响和其他影响进行斗争的问题。还有一些建议要求更广泛的说明一些社会因素和社会组织在准备和实行我国革命中以及在今天所起的作用。还有些建议要求比较详细地说明法西斯主义的出现、联合国的作用等问题。
尽管这些意见在原则上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委员会不可能统统接受这些意见，因为这会使已经包罗很广的纲领大大扩充起来。但是，在纲领中仍然作了一些补充，而在最后定稿时还可能作一些补充。
这里部分地也涉及这样一些意见，这些意见认为没有充分地阐明分配制度、我国条件下的市场问题、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等问题。我们在最后定稿时，对这一章节会做一些补充的。
对有关经济制度、计划制度、计划和工人自治之间的关系等问题的章节提出了许多意见。这里主要是要求在纲领中对所有这些问题予以更详尽的理论说明。委员会认为，个别问题可以在纲领的最后定稿时略加详细地阐明，但是纲领不应该过多地涉及理论的探讨，因为纲领不应成为初步的学术探讨。纲领在这里对理论问题的阐述，只能以确立我国经济政策和经济制度建设的原则基础的需要为限。所有这些问题的进一步阐明——毫无疑问，这样做是必要的——应该成为我国社会科学的事业和更广泛、更好的理论探讨。
还有一些意见认为有关南斯拉夫的社会结构的一章太公式化了。委员会认为，这种批评是对的。但是，委员会在代表大会前，没有来得及作必要的修改。委员会认为，这一部分最好是大大删节，只指出南斯拉夫社会结构的基本因素，而不作更详细的叙述。代表大会必须把这个任务授权它选出的编纂委员会处理。
有些意见是关于分章、节和段落的。其中大部分意见恐怕很难接受，因为这需要对纲领作很大的修改。此外，这样做是否有好处，还是个问题。在制定纲领的准备工作中，在材料的安排方面有过相当多的改变，也提出过像现在所提的某些意见，但是，委员会最后仍同意现在所提的这种内部安排材料的办法，认为这种办法是比较好的。归根结蒂章节和段落的安排不像内容那样重要。所以，委员会认为，在定稿时不应对纲领的内部结构作较大的改变。
我只列举了一些主要是委员会不能完全接受的意见。当然，我还远远没有把所有重要的意见罗列出来。但整个讲来，可以说，委员会或多或少地注意到了收到的半数以上的意见。这就是说，讨论的确是有益的和成功的。这种讨论之所以有益并不仅是因为它有助于纲领的完善，而且也因为我们很多科学工作者、专家、政治工作者和其他公民都积极地参加了纲领的起草和编纂工作。这样就可以保证：他们在代表大会以后能够把纲领带到广大劳动人民当中去，正确地阐述它的意义和任务，动员我国劳动人民全力为实现这个纲领而奋斗。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尽管这是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纲领，但是必须用我国全体劳动人民的力量才能实现。所以，现在共产主义者面临的一项重大的任务就是使纲领都能为每个劳动者所接受和感到亲切，并且动员他为纲领的实现而自觉地奋斗。
五
我们的纲领草案在国外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受到了一些批评和评价。我们从这些批评中接受了我们能够接受的东西，也就是说，接受同我们申明的原则观点并不违背的东酉。但是，我们不同意的东西我们就不能接受。例如，我们有很多痛苦的经验，使得我们不能对目前社会主义发展中的某些消极现象默不作声，好像它们从来没有发生过似的。如果确实有过这种现象，共产主义者就必须尽一切努力来使这些现象不再重新发生。如果我们的纲领不指出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不指出如何不使这种现象重新发生的方法，那就不成其为纲领了。
当然，我们不能要求其他共产主义者在一切方面都同意我们的意见，正如我们不能答应任何人剥夺我们对国际工人运动和世界和平的问题发表自己看法的权利一样。但是，我们有责任告诉其他共产主义者、兄弟党，南共联盟纲领是我们的纲领，是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的行动纲领。因此，我们不能承认任何人有权规定纲领中哪些东西是马克思主义的，哪些不是；什么应该列入我们的纲领，什么不应该，或者把这一切作为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进行合作的条件。我们的整个纲领都充满着对社会主义力量的团结和统一的深刻信念，特别是对各国共产党的团结和统一的深刻信念。但是，这种统一不可能建立在一个党硬要另一个党接受某些观点的基础上，而只能建立在平等、互相尊重和真正的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的基础上。
我们今天在代表大会日程上提出南共联盟的新纲领，这个事实本身就指出了我们即将进入的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阶段。我们能够这样来总结我们自己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经验以及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并在这一基础上确定我们下一阶段斗争的具体前景，这一事实说明，我们的革命已经走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的物质、政治和思想基础的阶段，并且已经远远地进入具体地建设社会主义关系、新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阶段了。我们不能妄想，我们这个纲领的每一句话和每一个论点都是正确的。我们本来就不是这么想的。假如我们这样认为的话，那么纲领所谈到的该是过去的事情，而不是未来的前景了。
诚然，最近关于马克思主义者队伍中的修正主义，人们谈论得相当多，有时也有人把这顶帽子“恩赐”给我们。如果修正主义指的是从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科学思想立场转向资产阶级和其他非社会主义思想立场的反动倾向的话，那么在工人运动中，修正主义肯定是有的，过去有，而将来，只要资本主义势力仍是世界上重大的政治因素、它的影响还在工人运动中起作用，就仍然会有。同这种修正主义不断的思想斗争是必要的。但不应忘记，修正主义不仅仅以那种我们从工人运动史上所知道的古典形式出现。同时也应当说，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对国际工人运动的影响也会导致对马克思主义的严重修正。但从另一方面说，既有必要同种种离开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社会政治立场的偏向作积极斗争，也有必要不惧怕在发展社会主义思想方面的大胆步骤。诚然，我们也可能犯错误，但是再也没有比在原地踏步更大的错误了。正因为如此，我们在自己的纲领中大胆地谈到了我们所看到的问题并试图设想找到解决办法。
我们的纲领是我国在社会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实践方面的情况的反映。新的实践、新的成就、新的成功和失败的教训都使我们联盟有可能不断地在今后完善我们的纲领，修改、补充和超越它。在这方面，纲领最后一句话对纲领本身说来也是适用的，这就是：“任何已经创造的东西对于我们都不是神圣得不可超越的、都不是不能让位给更先进、更自由、更具有人性的东西的”。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2卷，第7页。
感谢 李将敬思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