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在生产中不仅影响自然界，而且自己也互相影响。他们如果不用一定的方式结合起来，共同进行活动和互相交换自己的活动，就不能从事生产，为了从事生产，人们发生一定联系和关系；只有经过这些社会的联系和关系，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关系，才会有生产。
生产者相互间的这些社会关系，他们借以互相交换自己劳动和参与共同生产的这些条件，当然是随着生产资料的性质不同而各不相同的。随着新式作战武器即射击火器的发明，军队的内部组织就必然全部改变了，各个个人借以组成军队并能作为军队行动的那些关系就改变了，各个军队相互间的关系也改变了。
总之，各个个人借以从事生产的社会关系，即
社会生产关系，是
随着物质生产资料、
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进的。
生产关系总加起来，
就是所谓社会关系，
就是所谓社会，就是一个处于
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一定特征的社会。”
[1] “因为印地安人很少用脑思想，而肚子对食物的要求却是无止境的，所以部落一般地是处于‘第三阶层’的统治下。这个阶层包括部落里的一切狩猎人，他们组成象中世纪时期的行会一类的组织，他们关于狩猎问题的决定是不容反驳的。
在祁恩氏部落里，这些人称为‘猎狗’。比较年轻的和有才干的领袖都属于这种‘猎狗’，但‘猎狗’并不是绝对地支配一切事务。‘猎狗’自己讨论和决定一般性的问题，而细节问题则委托给最有威望的和最有能力的狩猎人去执行，这种狩猎人是从他们自己人中间推选出来的。在这些‘猎狗’中间，还有许多年轻人，他们还没有受过成为一个‘猎狗’所必须经历的考验。一句话，这种‘行会’组织包括了部落里的一切劳动力，它是一种保护妇女和孩童以及供给他们食物的力量。
每年秋天举行大规模的狩猎，为的是得到尽可能多的野味，储存大量兽肉过冬。这时，‘猎狗’当家做主。谁胆敢不听他们的话或者即使忽略了他们的极其无关紧要的命令（不论这种命令是符合民主精神的，还是武断作出的），谁就会倒霉。在一切准备就緖的时候，最优秀的狩猎人一清早天还未亮就动身出发。如果他们发现有大群水牛，那末在开始攻击以前，就选定某一群水牛作为攻击对象，使包围前的准备和布置以及发动攻击时的喊叫声和射击声不致把其他的水牛群惊跑。
这时，有能力参加狩猎工作的男子，在前面附近水牛看不见的山谷地带集合，默不作声，激动得全身发抖。一旦水牛群出现在便于攻击的地方，领头的人就选出一部分人，叫他们到事先规定的地方等候。领头的人看到每人都占好位置，一切准备妥当，这时他就带领一队骑马的人前去包围水牛群，切断水牛群的退路。接着，他就发出信号，一大群人就大喊大叫，向水牛群扑去。这种喊叫声简直会把死人从棺材里惊起。大屠杀就这样继续一些时候；有些水牛冲破了包围线，逃跑了。如果在附近还有其他水牛群，他们就不再去追赶逃跑的水牛。
过去，印地安人使用的只是弓和箭，每个狩猎人都认得出自己的箭，因此能够很容易地辨出自己所射死的水牛。水牛完全归射死水牛的狩猎人个人所有，只有一部分拿去送给寡妇和没有狩猎人供养的家庭。如果在死牛身上发现有好几个狩猎人的箭；那末，猎物归谁所有的问题就根据箭射中的部位来决定。如果每枝箭都射在要害地方，那末，水牛就分成几部分，有时根据判决送给寡妇。所有这类问题都由领头的人解决，如果不同意他的决定，可以在‘猎狗’全体大会上提出申诉。
后来，射击火器得到了普遍的采用，因此，无法确定某头水牛究竟是被谁射死的。从这时起，印地安人的观点就更加共产主义化了
[2]，获得的所有兽肉和兽皮现在根据他们自己制订出来的标准，大致平均地进行分配”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