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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主义[1]



一、生产的比例性


  首先我们必须弄清楚,我们应当怎样理解帝国主义。这个词今天随时随地都在应用,可是人们谈得越多,讨论得越多,它就变得越不确定,这当然就使人很难得到任何了解。今天我们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把现代资本主义的一切现象,即卡特尔、保护关税、金融统治以及殖民政策,全都概括到帝国主义的名下。按照这样的意义来理解,帝国主义就自然是资本主义生存所必需的了。但是这种认识只是意味着最乏味的同义反复,除了说资本主义如果没有资本主义就不能生存以外,什么也没有说。
  如果我们不是按照这种广泛的意义,而是按照这个词的起源于英国的历史确定性来理解它,那么,它所指的就只是那些政治意图的一种特殊类型,这些政治意图固然是由现代资本主义产生的,但是决不等于现代资本主义。
  大约一个世代以来,英国人把帝国主义一方面理解为把巨大殖民国家的所有部分同宗主国合并成一个统一国家的意图,另一方面理解为越来越扩大这个国家的意图。在“大不列颠”以外的其他国家中,所谓帝国主义实际上只是指后一种意图,因为没有别的国家像英国那样拥有独立的殖民地。
  但是并不是任何扩张本国领土的意图都可以称作帝国主义。否则我们就必须说帝国主义像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那样古老了。通过合并由同一民族的成员居住的邻近地区来扩大国家的意图,不是帝国主义,而是民族主义。因此,说什么塞尔维亚帝国主义,也是完全错误的。不能把标志着十九世纪的大部分的这一意图看作帝国主义,同样也不能把特别是在十八世纪十分强烈的获得极富饶的高度工业化地区的意图看作帝国主义。
  帝国主义是髙度发展的工业资本主义的产物。帝国主义就是每个工业资本主义民族力图征服和吞并愈来愈多的农业区域,而不管那里居住的是什么民族。
  要理解这种意图,必须首先弄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农业和工业之间的相互作用。为了便于阐述,我们在下面把处于农业和加工工业之间的中间地位的采掘工业—矿业—撇开不谈。
  魁奈在他的《经济表》中列出了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这两大部类,并且对以下问题作了考察:即如果要它们之中的每一部类都获得一切手段以继续生产过程的话,这两大部类之间必须怎样进行交换。
  同时他不仅把这一周转过程看成商品的周转过程,而且也看成资本的周转过程。他不仅研究了农业产品怎样同工业产品进行交换,而且也研究了剩余价值在这一过程中所必须经过的途径。尽管这是天才的表述,但是它的错误在于,魁奈认为只有农业劳动是造成剩余价值的劳动。
  马克思一开始研究资本的周转过程时,就不得不首先把农业同工业的差别撇开。因为在这两个生产部门中,每一部门的劳动,当它被资本主义式地使用的时候,都同样地造成价值和剩余价值。
  但是,马克思在考察社会总资本的周转时,也没有把它的各个组成部分特有的物质形式撇开不管。
  为了进行这一考察,他作出了一个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区分,即关于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区分。就像任何其他生产方式一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是为了消费而进行生产,或者更正确些说,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生产者也是为了消费的目的而进行生产。只不过在这种生产方式中,各个生产者不是直接生产自己打算消费的那些消费品,而是为别的生产者生产消费品,以便再从他们那里为自己换来消费品。
  如果要社会能够以它向来的形式继续存在下去,那么它的成员必须有足够的消费资料。这就是说,消费资料要像他们所需要的以及他们掌握的价值所能够交换的那样多。如果消费资料生产得更多,那么它的销售以及从而它的生产也要陷于停顿。
  但是如果要生产为维持社会所必需的数量的消费资料,那么也必须具备必要数量的生产资料。如果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比制造消费资料所必需的要多,那么其中的一部分就会滞销,因而它的生产者就会被剥夺用它换来消费品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如果生产资料生产得太少,消费资料的生产就会陷于停顿。由此可见,如果要整个生产过程毫无阻碍地进行,那么生产资料的生产同消费资料的生产之间就要始终保持一定的比例,这一比例随着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而变化,但是在既定的条件下是确定的。如果实际情况同这一比例不相符合,那么它就要通过价格波动和危机来力求实现。
  但是显然不仅是这两大部类之间必须存在应有的比例关系。还可以谈得更详细些,例如在消费资料项下区分生活必需品和奢侈品,也可以按照另外一种方法分类。但是这往往是多余的工作,因为很难由此得到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任何新的认识。
  只有魁奈所已经采用的分成工业和农业的那种分类法才是例外。当然,重农学派把这一区分应用到再生产过程上去的那种特殊方式是同李嘉图和马克思的价值论相违背的,并且已经被马克思永远摈弃了。但是这并不是说,从这种区分中不能再汲取一些新的知识。
  一九一〇年,我在评论希法亭的《金融资本》时,已经在《工业和农业》这一专章中指出过这一点。这一章的开头几句话是这样的:
   “为了认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怎么可能仍旧一再达到生产同消费之间的平衡,我们还必须根据生产出来的商品的物质特征作进一步的区分。除了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区分以及再把消费资料区分为奢侈品和日用品以外,还要加上工业产品和农业产品的区分。”(《新时代》,第二十九卷,第一册,第838页。)
  大约在同一时期,我在我论述《自然界和社会中的增殖和发展》的书的一章(第十四章:《农业和资本主义》)中,以另一种方式阐述了目前生产方式中工业同农业的差别。

二、简单商品生产


  如果我们首先按工农业关系的最简单的形态即按简单商品生产来观察这一关系,那么我们最容易理解它。在简单商品生产中,工人是自己的生产资料和产品的占有者,并且把产品当作现成的商品送到市场上去,或者直接为消费者,为顾客制造产品。
  最初,还在这一阶段以前,工业活动是农业活动的一部分。工业活动是在农业经营中进行的,或者不如说,单个的经济机体既是工业性的,又是农业性的,它生产食品和原料并且把原料加工成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那时已经有可能在经营的各个成员之间进行分工。一批人能够以照料牲畜为主,另一批人能够以耕作为主,第三批人能够以纺织为主,还有一批人能够以把木材和金属加工成工具为主,如此等等。然而在经营不扩大规模和不扩充人员的时候,这种分工是局限于它所不能超越的一定的范围以内的。反之,如果个别的生产者,也就是原料加工者,走出这一项经营,不是仅仅为这一项而是为几项经营进行生产,并且从它们那里取得原料和食品,那么分工可以远为更快地扩大并且发挥经济上的优越性。
  这样就形成了工业和农业的分离。但是再生产过程的不间断的继续因而也就要依赖对工业的必需的农业供应的不断继续。
  农业(林业包括在内)永远是全部过程的出发点和基础。在工业活动有可能进行以前,农业必须先提供必需的食品和很大一部分原料。另一方面,农业完全可以(至少是在原始条件下)在一个时期内不需要工业,但是工业却永远少不了农业。即使是在工具和农业劳动者的服装不更新的情况下,农业生产过程也可以按照向来的方式很好地继续一个时期。相反,一旦原料和食品的供应哪怕只是暂时停止,工业生产过程立刻就要停顿下来。
  有两种途径可以保证对于工业的供应。在工业生产者(手工工人)和农业生产者(农民)作为自由和平等的人而相互对待的时候,工业生产者只有通过商品交换的途径,以价值规律为基础来获得自己的原料和食品。因此,只有当他们在农民之中找到他们的工业产品的购买者时,他们才能够得到这些东西。农民必需向工业生产者购买一定价值量的工业产品,其大小同工业生产者所需要的农业产品相等。
  只有当这两个部类的生产之间保持一定的比例时,才会产生这种情况。
  还有另外一条给工业输送原料和食品的途径,即人们索性不付报酬地从农民那里拿走这些东西。这条途径在历史上起过很大作用,并且今天还在殖民政策中起着很大作用。但是我们打算把研究局限于纯粹经济性因素上。
  两个部类之间的比例无论如何是必要的,但是它经常有被突破的危险。一方面是由于乡村人口外流夺取了农业的劳动力来输送给工业,另一方面是由于城市中知识界和技术的发展使工业生产力易于提高。可见工业产品有比农业产品增长得更快的趋势,因为生产者的数目和按生产者平均的产品数量在工业中要比在农业中增加得更快。
  但是这种趋势在简单商品生产中很少采取危险的形式。手工业的发展、它的生产率的增长是缓慢的。手工业中还不存在通过过度劳动来提高生产的趋势,因为工业生产者必需自己进行这种劳动。
  不过,城市劳动力的数目由于农村人口流入而得到的增加,容易受到在那一时期的城市中往往很普遍的巨大死亡率的抑制。即使在这种死亡率不能限制城市人口增长的地方,愈来愈大的供应因难也会使它受到限制。城市人口的增加取决于交通道路的状况;后者决定城市人口获得他们的原料和食品的地区的范围。这个地区越小,城市就必须越小。从前的交通道路通常是很糟的,甚至水路在航行技术不足的条件下也常常很少得到利用。因此为城市工业提供生活泉源的地区是很有限的。
  城乡之间商品交换的扩展因此很快就受到了限制。通过增加手工业者的劳动负担来扩大工业生产的动力是微弱的,通过增加城市工人的数目来扩大这种生产的可能性是有限的。

三、资本主义生产


  由于雇佣劳动制度的巩固和简单商品生产被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代替,工业生产的迅速扩大才得到了强大的推动力。
  资本家(作为一个资本家)并不亲自在自己的工厂里劳动。使独立的手工业者无法过度延长工作时间的那些障碍对资本家来说是不存在的。注意,这里说的是手工业繁荣时代的手工业者,他们还没有因为资本主义竞争而被迫也极度折磨妻子、儿女和学徒。
  资本家使他的工人为他劳动。工人的劳动痛苦他是不以为意的。对他来说,工人的劳动延续得愈长,就愈成为他的乐趣,因为他们所创造的超过工资数额的剩余价值就愈大,他的利润、因而他的收入也就愈大。
  但是个别的资本家能够不仅靠延长工时来增加生产。这种延长不管多么冷酷无情,总有体力上的限度。反之,工业资本家所雇用的工人的数目却没有类似的限度。是十个,是一百个,还是一千个,这只取决于他的钱袋的大小。但是每多一个受雇的工人都意味着资本家的利润额、也就是他的收入额的增加。
  当然,资本家雇用工人作工的方式不是取决于他的意愿,而是取决于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如果他剥削一千名工人,那么他也许起初不得不作为包买主使每一个人都作为家庭工人在家里劳动。但是当他一旦同时雇用了许多工人,也就产生了把全体或某些工人集合在一个工作场所并且使他们集体劳动的可能性。因而产生了以分工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大经营的先决条件,这种大经营发展成了手工工场、工厂和现代的巨型企业。而且至少到现在为止,一个工厂里的工人的数目日益增多,而一个工厂的生产资料(厂房、机器、原料)规模的发展还要快得多,使用一个工人所要求的资本额增长得愈来愈快。
  因此,随着各个资本家的利润总和的增长,在这一总和中资本家(如果他要继续增殖他的利润总和的话)不应当消费掉的、而是必须储蓄和积累起来的那一份额就相应地增长。然而,资本积累的可能性在农业中远没有在工业中那么大。当然不能把这种微小的积累可能性理解成这样:从事资本主义生产的农业家和大地主聚集资本的可能性比工业家要小一些。但是农业家所积累的每一笔资本并不都因而就成为农业资本。它还可以用股票的形式被投放于工业或铁道等等。在一定的地区内把聚集起来的资本用于农业即扩大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可能性要比同一地区的工业的资本主义扩展的可能性小一些。原因在于一系列技术和社会因素。
  农业所从事的是活的机体的生产和再生产,不能通过增加所花费的劳动来随心所欲地加速或扩大这种生产和再生产。反之,工业只要拥有足够的原料和劳动力,就能不断扩大。
  另一方面,在农业的一个经营中增加工人数目要比在工业中困难得多,因为工业摆脱土地束缚的程度比农业大得多。如果一个工业资本家拥有必要的资金,那么他在把一个雇用十名工人的企业扩大成雇用一百名工人的企业时几乎不会感到缺少场地的困难。他所需要的用来扩大工厂或新建更大的工厂的那些土地,通常是随时都能找到的。而农业家就完全不同。如果他打算把所雇用的工人增加到十倍,那么在经营方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他就必须把拥有的土地扩大十倍。但是,这样做时就要在四面八方同他的邻人的私有财产发生冲突,如果他要扩大自己的经营,就必须排挤他们。这在多数场合是不可能的。但是即使他成功了,那么,在前面所说的生产方式不变的情况下,他的邻居所失去的土地以及因而失去的工人同他所得到的是一样多,全国农业所雇用的工人数量并没有增加。在一个土地已被占有的国家里,在经营方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要扩大个别农业经营的规模,同时增加经营的数目,以及增加整个农业所雇用的工人的数目,是不可能的。反之,在工业中,即使在生产技术不变的情况下,工厂的平均规模、工厂的数目以及被雇用的工人总数是完全可能同时增长的。
  技术发展本身对工业的影响和对农业的影响又是不相同的。技术发展的普遍趋势是使工人数目同使用的资本和获得的产品的比例减少下去。然而在工业中这种减少在多数场合至今只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它不是引起工业工人数目的减少,而只是使使用的资本和获得的产品量比被雇用的工人数目更为迅速地增长。
  在农业中却相反,由于技术进步而引起的工人数目的减少不仅是相对的,而且往往也是绝对的。
  这些差别的影响由于在考察简单商品生产时已指出过的那种情况而更为加强了:在工业同农业分离的情况下,农业始终是全部经济活动的基础。没有农业不断地供应新产品,我们一分钟也不能继续生存下去。反之,在必要时我们却能在一个时期内忍受缺乏一大批工业品的困难。如果我们不是每天都得到面粉和牛奶、肉和蔬菜的供应,那么我们在城市里就会生活得很坏。反之,我们不会因为把已经穿戴破了的衣帽继续穿戴一个时期而毁灭。例如棉纺业主在棉花不能源源供应时就不能继续开工;但是如果他的纺机陈旧了,而他又找不到或不想购买新的机器,那么他也许还能再继续用它们一年,当然这样做是很费劲的。
  但是不仅如此。
  农业的大宗产品远不如工业的大宗产品那么多种多样,它们的使用价值的变化也要少得多。谷物和牛奶、肉和土豆到处都是最主要的食品;它们不受时尚的影响。反之,如果有人要购置一件新的上衣,那么有多少种衣料可以供他挑选!而衣料的时尚又变化得多快!一个想购置纺机的纺纱业主,也可以在无数种类中挑选,而技术的进步会促使越来越新、越来越好的机器出现。
  这一切就使竞争、即各企业彼此之间争夺销路的斗争这一个在农业的也是资本主义的经营中只有微小意义的因素在资本主义的工业中发挥出全部威力。工业家为自己的产品争取销路必然比农业家困难得多。如果农业家遇到销售困难,那么原因与其说是在于其他农业家,不如说是在于中间商人。
  资本积累得越多,农业越是落后,工业人口越是增长并要求越多的粮食和原料,农业人口相反地越是减少并且因而他们全体对工业品的需要量越少,在这种情况下事态的发展对工业也就越不利。
  但是在竞争的斗争中较大的和技术较完善的企业同较小的企业比起来,站得住脚的希望更大。竞争的斗争越激烈,每一个工业企业也就更加必须设法发展、扩大并且以最完善的技术装备起来。
  我们一向只是从资本积累使个别资本家生活舒适的观点来考察它,资本家通过资本的积累能够提髙自己的利润并从而提高自己的消费水平。我们现在从另一方面来认识它。它不仅为工业资本家提供听他自由地加以利用或者不加利用、可以按照他的愿望而放弃的利益。资本积累愈来愈成了资本家所必需的了,资本家没有它就不行。不断地扩大自己的企业和不断地增加自己的产品销路,现在已成了资本家的生存条件。他的产品的增加已不再仅仅是对产品的需求增加的结果。现在他必须在任何情况下日益扩大自己的生产,而如果对产品的需求没有自发地相应增加的话,那么他必需用一切力量来人为地提高需求,扩大市场。
  工业中竞争的强度是下一情况的结果:在工业中积累资本和扩大生产的欲望和可能性比在农业中大得多;而这一推动力又从一种结果变成扩大工农业之间差别的最有力的原因之一。
  由此产生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工业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必须尽快地发展,否则社会就会陷于极大的不幸。农业越来越多地把工人挤出去。即使在农业工人数目保持不变的地方,农业还是要把增加的人口全部推向城市。工业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如果工业不迅速发展,结果就是可怕的失业。另一方面,竞争越是疯狂,它也就越加迫使资本家扩大和改善自己的企业。但是如果对于相应地扩大销路稍有疏忽,就会带来毁灭性的破产。
  但是工业要得到发展,农业就必须以同样的规模增加自己的产品和人口;它必须以和工业需求的增长相同的规模来增加原料和食品的数量;而且它必须相应地消费更多的用来购买农业产品的工业产品。
  工业中的资本积累比农业中快得多,这是怎样才有可能的呢?
  马尔萨斯所认为的人口自然规律,即人口有比生活资料增长得更快的趋势,前者按一、二、四、八、十六这样的几何级数增长,后者按一、二、三、四、五这样的算术级数增长,这已经被证实是一条资本主义积累经济规律。但是这并不比下面这一规律更少令人痛苦:一个地区的工业人口按一、二、四、八、十六增长,而同一地区的农业人口却保持稳定或减少。而同时工业中每个工人的产品量比农业中增长得快。如果一个城市、一个工业区或者一个国家的资本主义工业的供应者和购买者只限于在它们萌芽时为它们服务的那一地区的话,那么资本积累实际上即使不是不可能,毕竟也是非常困难和被限制在狭小范围之内的。只有当工业使作为供应者和购买者而为它服务的那一农业地区不断扩大(这使交通工具的不断扩大和改善成为必要)的时候,工业中的资本积累才能毫无阻碍地进行和自由地发展。

四、积累和帝国主义


  我们已经看到,生产过程的顺利进行要求以各种生产部门都按恰当的比例生产为前提,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却存在着突破这种比例的经常趋势,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使一定的地区内的工业生产的发展比农业生产的发展迅速得多的趋势。这在一方面成为周期性危机的重要原因,周期性危机经常是工业危机,这时各种生产部门的恰当比例可以一再重新建立。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工业的扩张能力愈强,要求扩展为工业提供食品和原料而且也提供消费者的农业地区的欲望也就愈强烈。
  农业地区对于工业的意义是双重的,因此工农业之间的比例失调也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表现出来。有时是由于工业产品在农业地区的销路不像工业生产增长得那么快,这就表现为生产过剩。还有时是由于农业所提供的食品和原料没有迅速发展的工业所要求的那么多,这就以物价高涨的形式表现出来。
  这两种现象看起来似乎互相排斥,却又是彼此密切相关的,只要造成它们的是工农业生产的比例失调,而不是其他原因,例如黄金生产的变化或是由卡特尔、贸易政策、税收政策等等引起的生产者同消费者的力量对比上的变动。物价高涨和生产过剩这两种现象中的任何一种,如果是由上述比例失调产生的,也就很容易转化为另一种。价格上涨经常形成危机的序幕,这种危机以生产过剩的方式出现并且引起物价暴跌。
  但是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工业民族的在不断扩大同它有交换关系的农业地区的意图,也可能采取各种很不相同的形式。证明了这种意图是资本主义的生存条件,还远不足以证明这些形式中的某一种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说是不可缺少的必然性。
   帝国主义就是这里所讨论的意图的一种特殊形式。在它以前有另外一种形式,自由贸易的形式。自由贸易在半个世纪以前,正像帝国主义在今天一样,被看成资本主义的顶峰。
  自由贸易通过英国资本主义工业的优势取得了统治。大不列颠应该是世界的工场,而世界则应该成为购买英国的工业产品并且为此向英国输送食品和原料的农业地区。一切参加者都有利可图的自由贸易可算是使这一农业地区一直按英国工业所需要的规模发展的至髙无上的手段。事实上,向英国输出产品的那些国家的大地主,正像英国的工业家一样,是顽固的自由贸易派。
  虽然如此,这个国际协调的美梦很快就结束了。工业地区通常是胜过并且统治农业地区的。过去城市对乡村是这样,现在工业国对农业国也是这样。一个保持为农业国的国家,会在政治上而且多半也在经济上逐渐衰退,在两方面都会丧失独立。因此,保持或取得民族的独立和自主的意图,在国际的资本主义周转的领域内必然到处产生建立自己的大工业的意图,这种大工业在现有的条件下是资本主义的。外国工业产品在农业国的销路的增长本身就为实现上述要求创造了一系列先决条件。这一增长破坏了本国的资本主义前工业,从而解放出许多劳动力作为雇佣工人供资本使用。这些工人如果在本国用不上,就会跑到其他工业发达的国家去,但是他们还是宁可留在国内,在那里他们可以使资本主义工业的建设更加容易。外国资本本身起初为了通过修筑铁路来开发农业国而流向那里,后来也为了发展它的原料生产,其中不仅包括农业,而且也包括采掘工业,即矿业。用其他的资本主义企业来补充这些资本主义企业的可能性不断增长。一个国家是否发展独立的资本主义工业,这主要取决于它的政治力量。
  首先是西欧各国和美国东部各州同英国的工业相对立而从农业国发展成工业国。它们以保护关税来对抗英国的自由贸易。它们用大工业国对于世界上还没有被占领而又无力抵抗的那些农业地区的瓜分来代替英国所追求的、在英国的工业工场同所有其他地区的农业生产之间的世界分工。英国对此进行了反击。帝国主义就这样产生了。
  帝国主义特别受到了与它同时出现的向农业地区的资本输出制度的促进。
  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现在发展得如此迅速,以致它们到上一世纪七十年代为止采用的扩大市场的那些方法已不再够用了。在那以前,人们满足于利用农业地区现有的原始运输工具,主要是利用水道,食品和原料的大宗运输从前只有通过水道才是可能的。在那以前,几乎只有在髙度工业化的、人口稠密的地区才建筑铁路。到了那时,铁路却成了开发人口稀少的农业地区、使那里的产品能够运往市场、而且也使那里的人口和生产增加的手段。
  但是这种地区却没有任何办法自己修筑铁路。所需要的资本和主要劳动力是由工业民族供给的。工业民族出借资本,从而提高了铁路材料的输出,但是同时也增加了新开发地区用食品和原料来购买资本主义民族的工业产品的手段。农业和工业之间的物资交换就这样大大地增加了。
  为了使荒凉地区的一条铁路成为有利可图的事业,甚至仅仅为了使它成为可能,为了得到筑路所必需的劳动力,为了使铁路的经营和它的要求得到必要的保障,就必需有一个国家政权,它既是足够地强大和残暴,足以保护外国资本家的利益,同时又对这些利益盲目效忠。这件事由这些资本家自己的国家政权来管当然是最好的。这也适用于凡是有可能开采丰富的矿藏、或者通过修建大型灌溉工程而增加经济作物例如棉花的生产的地方——这些企业同样只有通过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输出才有可能。
  这样,随着工业国家扩大世界农业地区资本输出的欲望的增长,使这些地区服从它们的国家政权的意图也就加强了。
  此外还有一个很有力的因素:资本输出能够在它趋向的那一农业地区产生好几方面的影响。我们已经指出,一个农业国在今天的处境是不好的,为了繁荣,甚至为了独立,它都必须力求成为工业国。那些拥有维护自己的独立所必需的力量的农业国家,不仅利用输入的资本修建铁路,而且还利用它来发展自己的工业,例如在美国和俄国就是这样。在这种情况下,老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输出仅仅暂时促进了自己的工业出口。它由于在农业地区促成了强烈的工业竞争而很快就使这种出口趋于停顿。对抗竞争的愿望成了资本主义国家把农业地区直接地当作殖民地或者间接地当作势力范围来加以征服的新的动机,这是为了阻止农业地区发展自己的工业,为了迫使它们只限于从事农业生产。
  这是代替了自由贸易的帝国主义的最重要的根源。
  帝国主义是否就是资本主义世界政策的最后可能的表现形式,还是还可能有另一种表现形式?换句话说:帝国主义是扩大资本主义内部工农业之间交换的唯一可能的形式吗?
  问题就在这里。
  毫无疑问,在农业国家修建铁路,开采矿山,增加原料和食品的生产,已成为资本主义的生存所必需的了。资本家阶级既然不想自杀,那么它就不会放弃这种做法,任何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也不会放弃这种做法。统治农业地区,把那里的居民压抑成无权的奴隶,这同上述要求联系得过分密切,以致没有任何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会认真地起来反对。只有当这些地区的居民或者资本主义工业国家的无产阶级已经强大到足以粉碎资本主义枷锁的时候,对这些地区的奴役才会结束。
  帝国主义的这一面只有通过社会主义才能被消灭。
  但是帝国主义还有另外的一面。占领和奴役农业地区的要求,引起了资本主义工业国家之间的尖锐对立,这些对立促使从前只在陆军军备方面进行的军备竞赛发展成为也在海军军备方面进行的军备竞赛,这些对立是使早就被预言的世界大战现在成为事实的最后根源。难道帝国主义的这一方面也是资本主义的继续存在所必需的,只能随着资本主义本身一同被消灭吗?
  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就不会存在继续进行军备竞赛的经济上的必要性了,即使从资本家阶级本身的立场看来也是这样,至多从一些同军备利害相关的人的立场看来还有这种必要性。
  相反,正是资本主义经济受到资本主义国家的对立的最严重威胁。任何一个有远见的资本家今天都要向他的伙伴们大声疾呼:全世界资本家联合起来!
  我们在这里首先看到了比较发达的农业地区的日益增强的反抗,它不仅是威胁着这一个或另一个帝国主义国家,而是威胁着它们全体。东亚和印度的觉醒以及;西亚和北非的泛伊斯兰教运动都是这样的。
  此外还有工业国无产阶级反对由新税引起的任何额外负担的日益增长的抵抗。
  除了这一切,还要加上在战前就已经出现的一个严重现象:自从巴尔干战争以来,军备竞赛和扩张殖民地的费用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使资本积累的迅速进展和从而使资本输出、也就是使帝国主义的经济基础本身受到了威胁。
  国内工业积累靠着技术的进步照旧进行。但是资本不再迫切要求输出了。这一点已经由下面的情况表示出来,即欧洲各国甚至在和平时期偿还内债已经有了困难。它们所必须承认的利率提高了。
  例如下面两种债券的平均市价是:

 三厘德国公债三厘法国公债
1905年8999
1910年8597
1912年8092
1914年中7783

  如果军备竞赛及其对资本市场的需求在战后继续增长的话,这一情况不会好转,而是要恶化的。
  帝国主义就这样为自己挖掘坟墓。它从发展资本主义的手段变成了阻碍资本主义的手段。
  资本主义还不一定因此就到了穷途末路。从纯粹经济观点看来,它能够继续发展,只要老资本主义国家日益发达的工业还有可能促成农业生产的相应扩展;当然,这种扩展会随着世界工业每年增长幅度的日益提髙和尚未开发的农业地区的不断缩小而越来越困难。
  在没有达到这个限度以前,它固然可能因为无产阶级日益增长的政治反抗而垮掉,但是它不一定会由于经济崩溃而毁灭。
  反之,继续执行目前的帝国主义政策,将过早地引起这种经济破产。
  这一帝国主义政策不能再长期继续下去了。
  当然,如果目前的帝国主义政策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继续进行是不可缺少的话,那么刚刚提到的那些因素就不能对统治阶级产生深刻的印象,也就不能促使他们给自己的帝国主义意图以另一个方向。但是这是很有可能的,如果帝国主义,即任何资本主义大国在同其他类似国家的对抗中扩大自己的殖民国家的意图,仅仅是促进资本主义扩张的许多手段之一的话。
  人们可以用马克思有一次关于资本主义说过的话来说帝国主义:垄断产生竞争,竞争又产生垄断。
  大企业、大银行和亿万富翁的疯狂竞争使并吞了小财阀的那些大财阀产生了卡特尔思想。因此现在从帝国主义大国的世界大战中也能够产生其中最强大的国家的联合,这一联合将结束军备竞赛。
  可见从纯粹经济的观点看来,资本主义不是不可能再经历一个新的阶段,也就是把卡特尔政策应用到对外政策上的超帝国主义的阶段。我们当然必须像反对帝国主义一样激烈地反对超帝国主义,不过它的危险不在军备竞赛和威胁世界和平这一方面,而是在别的方面。
  这里所作的阐述是在奥国以它对塞尔维亚的最后通牒使我们震惊以前写成的。奥国同塞尔维亚的冲突并不完全是出于帝国主义的意图。在东欧,民族主义还起着革命动力的作用,奥国同塞尔维亚目前的冲突既有民族主义的根源,也有帝国主义的根源。奥国试图推行帝国主义政策,它吞并了波斯尼亚并且正打算把阿尔巴尼亚也并入自己的势力范围。
  奥国就这样激起了塞尔维亚的民族主义反抗,塞尔维亚感到受奥国的威胁,而它自己又成了对奥国生存的威胁。
  世界大战之所以发生,不是因为帝国主义对奥国来说是一个必然性,而是因为,奥国由于自己的结构,自己受到了自己的帝国主义的威胁。只有内部团结得很紧并且吞并了文化上远比自己落后的农业地区的国家才能实行帝国主义。这里却是一个民族上四分五裂的半斯拉夫族国家想牺牲一个斯拉夫族的邻国来实行帝国主义,而后者的文化同对方的比邻地区的文化是同出一源的。
  这一政策当然只有通过帝国主义在其他大国之间造成的对立和恶感才能引起如此意外的惊人的结果。当前的世界大战所孕育着的后果还没有全部表现出来。世界大战还可能导致这样的后果,即帝国主义意图和军备竞赛首先加剧——这一来,继战争而来的和平就只是一次短暂的休战。不过从纯粹经济观点看来,已经不再有任何事情妨碍这次强烈的爆炸最后用帝国主义者的神圣同盟来代替帝国主义了。战争持续得愈久,它愈是使一切参战国筋疲力竭并且对武装交锋的迅速重演感到畏缩,我们也就愈加接近后种解决办法,虽然它现在看来还是很不可能的。

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写成,
一九一四年九月十一日发表。
载于《新时代》第三十二卷(1913—1914年)
第二册,第二十一期,第908—922页。





[1] 本文在战争爆发前几个星期已经写成。它本应刊登在准备为祝贺计划召开的国际代表大会而出版的那一期上。这次代表大会同其他许多事情一样,也由于近日的事变而吿取消。但是这篇文章本身(尽管它是纯粹理论性的)却没有因此失去同实践的联系,它是试图对说明实践有所帮助的。我们刊出本文时删去了与国际代表大会有关的地方,补充了一些对于战争的考虑。——《新时代》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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