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第一巴黎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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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第一巴黎公社

巴黎无产阶级及其斗争的方法

　　到现在为止，我们曾经不断地谈到“巴黎人”。自然，并不是巴黎的全部人口都可以归入这个名称，因为当时存在着许多显然互不相同的阶级。所谓“巴黎人”，应当理解为这个都市的广大居民、即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就后者这个名词来说，我们不应当把它理解为大工业所产生的近代的无产者。当然，那时巴黎有一些工厂主；但他们的绝大部分的工人是作为苦力和搬运工人受雇来担任种类繁多的工作的，或者就是一批工匠的学徒，他们希望将来总有一天自己也变成独立的工匠。除此以外，还有无数的作为家庭手工业者的小工人和各种各样的居间人，他们的生活最为贫困，最没有保障。
　　这种生活贫困和缺乏保障的情况使他们的社会地位无产阶级化；而根据他们的阶级地位、即根据他们的收入来源而言，他们是小资产阶级，以过一种舒服的资产阶级生活为理想。没有什么事情比把收入决定的地位同阶级决定的地位混为一谈更能使人产生误解的了。这个混淆在过去是由拉萨尔、在今天是由我们的俄国同志们造成的，因为这些俄国同志们相信：贫农的阶级利益和富农的不同，他们的阶级利益是和城市的以工资维持生活的无产阶级相一致的。这个说法正同有些人所得出的结论一样荒谬，这些人认为：小资本家的阶级利益和大资本家的不同，他们同财政资本的对立是和无产阶级同资本的阶级对立相一致的。小资本家希望变成大资本家，小农也希望增加他们的财产——他们的目的就在于此，而不在于社会主义社会。前者正像后者一样地渴望靠牺牲工人来增加他们的收入，小农通过低微的工资和漫长的工时，小资本家则通过高价出售食品。
　　因此，大革命时代巴黎的穷苦市民按阶级地位来说是小资产阶级，虽然他们的生活状况是属于无产阶级的。
　　这种生活状况并未使他们抱有与景况较好的小资产阶级不同的目标，虽然这种生活状况所给予他们的从事日益激烈的斗争的手段是不大受那比较顺遂的小资产阶级欢迎的。
　　挨饿的人无法等待。他感到绝望，因而不能从容地考虑手段的选择问题。对他来说，生活没有什么牵挂；他除自己的镣铐以外没有什么可以丧失，因此他在一次动乱的期间不惜摒掷一切，为新的局面预作准备，并希望由此做天下的主人。
　　因此，正是无产阶级、即巴黎居民中的广大群众形成了革命的巨大动力。他们的勇往直前不顾一切的作风使他们成为巴黎的主人，使巴黎成为法国的统治者，并让法国征服欧洲。
　　他们的斗争手段在于武装起义。他们的起义不是没有准备的，他们本身也不是从占优势的地位中产生出来的。他们要有组织得多。可是，他们倒是由群众的而不是由他们领袖的自发的压力中兴起的；并且也只有依靠群众，这些起义才往往势不可当。如果一次起义必须由领袖而不是由下面推动的领导力量来诱发，这次起义就表示缺乏必要的动力，整个运动非失败不可。在这次革命的全部发展期间，群众是动力，领袖是被动的。在这种情况继续存在的时候，局势是向前发展的。当情况适得其反，领袖们觉得有必要激励群众起来斗争时，革命就已经趋于衰落了。
　　可是，如果说一次起义只是在自发的时候而不是在领袖指引的情况下才能有成功的希望，这并不是说它在没有组织起来的时候也有绝大的获胜把握。大革命时期的几次巴黎起义在群众的组织方面是有它们的基础的。
　　甚至在最初出现骚动的迹象的时候，在攻打巴士底监狱的时候，就已经有了组织的核心。后来这些核心获得了更加紧密和稳固的基础。
　　在革命期间，每一个团体都要求更多的独立自主的权利。制宪会议根据一七八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的法律所建立的条件，由于国家突然丧失权力，已经到处存在了。那些团体获得了较高水平的自治权，即控制全部地方警察、指挥公民自卫队以及正在各城市组织起来的国民军的权力。
　　可是，与此同时，资产阶级却竭力不使下层阶级分享他们的权力。国民议会把公民清楚地划分为积极的和消极的两种。积极的公民是那些至少以三天工资缴纳直接税的人。只有他们才有权选举地方议会和国民议会。只能从他们中间招募国民军。这些团体后来发展成为有钱阶级的代议机关。
　　但是巴黎的“消极”公民以及他们的从积极公民的队伍里来的朋友们，连同正式的地方代表会议，也已经组织起来了。他们用他们自己的方式把自己武装了起来。
　　为了选举，巴黎被分成六十个区，由它们选出候选人。在候选人被提名以后，这些选区就不存在了。但它们没有取消，而是自动地组织为市政府的永久性的机构。它们不愿横遭摧残，在七月十四日（攻打巴士底监狱）以前整个巴黎处于动乱状态的时候，它们开始把人民武装起来，并担当独立的当局的职能。在攻下了巴士底监狱之后，各区已经变成市政府的公认的机构。为了达成某种协议，设立了一个中心办事处，特别代表们可以到这里来聚会，互相交换意见。这样就产生了组织公社的初次尝试-一通过联合各区的组织而进行的自下而上的运动的结果，而各区的组织则已经在人民的自动创议下以革命的方式建立起来了。当国民议会正在逐渐削弱国王的权力时，各区以及各分区也逐渐在人民中间扩大它们的活动范围。它们建立了巴黎与地方之间的联系，为八月十日的革命公社打好了基础。^[1]
　　国民议会竭力想要取消各区的会议组织。通过一七九。年五月二十七日颁布的法律，巴黎选区的划分有了变动。但是“消极的”公民不理睬这种禁止。各区这时成了革命活动的中心点。不久以后，凡是公社或国家大事无一不是由这些区进行讨论并参与问题的解决的，因此这些区的全会就变成了常设的机构。只有通过它们的永久的性质，才能展开紧张的活动。
　　一七九二年八月十日，各区完全代替了已经彻底衰落的公社代表，它们组成了新的机构，即由每一区推派委员三人组成的革命公社。从此以后，就是这个受那些区拥护的巴黎公社决定了革命的进程。
　　后来的历史著作都没有能够给予这些区以应有的地位。它们的工作是由许多不知名的人完成的。革命时期的知名人物在雅各宾派里比在各区里格外出类拔萃。可是，雅各宾派的成就应当归功于各区，并且往往是雅各宾派方面显出举棋不定、畏缩不前的神态。只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丧失的无产阶级才能勇往直前地断然闯进未来的世界。

恐怖统治的起源

　　通过公社，巴黎的无产阶级获得了革命法国的一个统治的地位。但这个地位是分裂的，正如巴黎在全国的地位以及当时的无产阶级在一般社会中的地位那样。
　　小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阶级意识，采取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观点。他们不能摆脱私有制，他们需要它来继续进行生产和生活。然而他们身为穷人，对富人的财产是抱有敌意的，因为富人的一帆风顺使他们感到愤慨，富人的财富是靠他们的不幸遭遇积累起来的。正就是这种对封建和资本主义庞大财产的不计一切的敌视态度，使他们在反对反革命的斗争中具有旺盛的精力，并且由于巴黎的卓越地位，使他们成为全国广大人民深切关注的这场革命的先驱。巴黎的革命无产阶级在其反对法国封建主义和君主政体、反对欧洲整个君主制度的坚强斗争中，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的全部力.量作为后盾。因此他们能够蔑视全世界的当权人物；事实上，这些人的权力都到了他们的手里。正是在这个时期，巴黎工人的强大的革命自觉精神才开始产生。由于这种自觉，直到第二巴黎公社的时代为止，甚至直到十九世纪最后几十年为止，巴黎的工人始终是整个战斗的国际无产阶级的十分值得称道的典型。
　　可是这个阶级本身却代表着巴黎的最糟糕的消费者，因为他们迫切地要求廉价的食物，特别是在大革命的时期，所以这个革命实在可以称为饥饿的反抗。结果促使巴黎的穷人愈来愈同农民、中间商人、有钱人以及那些由于拥有私有财产事实上最能靠生产资料获利的人们发生矛盾，因为私有制在当时零售业盛极一时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废除的，并且也没有人尝试过甚或建议过要废除私有制。当无产者企图就这种矛盾在巴黎显示自己的力量并把巴黎的力量显示给全国各地方的时候，情况的发展使他们了解到，他们不能长久地作为少数来保存自己而与多数相对立。所以尽管以前获得了多次胜利，他们还是陷于分崩离析的局面。
　　无产者参加革命时所抱的希望，是想摆脱封建主义下的悲惨境遇从而排除一切的不幸，正如资产阶级曾经承诺和想要做的那样。他们这时取得了政治自由和权力，可是仍旧只有资产阶级和农民才能在事业上得到某种程度的成功。大城市里的贫穷现象没有减轻；相反地，贫穷的真正的苦痛却第一次开始让人切身地感觉到了。
　　饥馑和物价高涨是整个革命时期的突出现象。一般人把它们解释为连年荒歉的结果。可是据我看来，革命时期的饥馑并不单纯由于这个缘故，而是革命本身的直接后果。
　　那时农民中间的生产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给自足的。农民除奢侈品以外简直不需要城市的工业制品。他不仅生产自己的食物，而且也为他自行制造的纺织工业提供原料。他也制作自己的简单家具和许多家用工具，他在生产方面所需要的其他任何东西都有农村的工人供给。尽管存在着这样的情况，他事实上还到城市去出售产品，那是由于国家对他征收各种捐税，而不是由于他自己的生产需要。如果他不把他的谷类、牲口、酒类或者他在家里生产的其他任何东西带到市场上去，他便无法缴纳那些税款。
　　除了这一切以外，他还必须以实物向封建主纳贡，并且在其封建主的庄园上完成一定数量的强迫劳动。在这些封建主用这样的方法积聚起来的农产品中，只有~小部分供家庭消费之用，他们把大部分出售给市场，换取金钱在城里过放荡的生活。
　　因此，捐税和封建负担一方面提供了流入巴黎并在那里流通的金钱；它们另一方面也提供了为换取笺笺的现金收入而使巴黎获得粮食供应的产品。
　　革命暂时取消了封建负担，同时由于政府已经没有能力征收捐税，那些捐税也暂时停止缴纳了。因此农民就不再像从前那样非出卖他们的产品不可。首先，他们利用刚获得的自由尽量吃饱，把政府和封建主义硬要他们遭受的半饥不饱的处境告一段落。对于所剩余的产品，他们打定主意只按十分高昂的价格出售。今后没有什么力量能够强迫他们廉价出卖产品了。仅仅由于这个缘故，就必然产生了物价的高涨以及巴黎与地方之间的矛盾，并且这种矛盾还采取了异乎寻常的形式。一七九三年，国民公会确曾编组了一支一万名的革命军队，它的责任是在乡村搜索并为巴黎征发粮食，所采用的正就是俄国最近尝试的并且同样以失败告终的那种方式。这是使今天的俄国革命甚至在外形上十分类似十八世纪资产阶级大革命的一个特征。
　　战争使法国遭受“包围”，并使缺粮现象不能依靠从国外输入粮食而得到缓和，这就使矛盾甚至格外尖锐化。矛盾使巴黎人挨受更加严重的饥饿，并以普遍征集的方式使乡间人民承担沉重的战争负担。
　　巴黎人具有希望获得胜利的最强烈的动机。他们作为一个革命的中心，本来是可以首先感到失败的来临的。而且，巴黎的爱国情绪最为奋发。巴黎的伟大和力量直接取决于帝国的伟大和力量。国民公会的极左派“山岳党”的成员创造了“一个不可分割的共和国”这个说法，而“爱国人士”这个名词就立刻具有了激进革命党人的含义。
　　农民对战争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边疆的农民当然希望避免外国的入侵，他们比别人更容易直接受到外国的胜利所带来的恢复封建奴役的威胁。因此他们像巴黎人一样地洋溢着爱国热忱。亚尔萨斯人尤其如此。那些远离边疆因而不受外敌威胁的人的看法就有所不同。这些农民并没有理解战争的政治意义。他们只感到战争的负担，而在他们看来这种负担是弑君渎神的巴黎人强加在他们身上的。像拉凡德、诺曼底和布列塔尼这些地区，只要它们能够得到必要的领导，甚至在某种情况下会把反对巴黎的行动推进到实行公开叛乱的地步。领导人员有时是由反革命的贵族提供的。但是革命的资产阶级也曾结合为吉伦特派，一度策划相类的地方叛乱来反对巴黎，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
　　金融家也和农民一起同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发生矛盾。事实上这种对立甚至格外显著，其后果也甚至格外直接。这不是工人和当时还没有起很大作用的工业资本家之间的矛盾。即使在革命以后，圣西门都把工业资本家当作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是对金融和商业资本，对高利贷者、投机商人、行商和贩卖商人的矛盾。这些人本身并不造成粮食的匮乏，但是他们乘机利用这个灾难，增加紧张的程度。对于这一点我们不必多所论述。近五年来我们在这方面已经有了可怕的经验。
　　在这困苦艰难的时期，物价高涨所造成的投机活动使人十分感到愤慨。可以与此并列的，是一七九二年以后的军需品承包商以及地产投机商的非法活动。国民公会曾经没收了教会的地产——也许占法国地产的三分之一。
　　此外，那些逃出法国以便从外部来反对革命的贵族侨民也丧失了他们的地产。他们的土地也被没收了。但是所有这些庞大的地产并未保留在政府手里，也没有分给贫苦的农民，而是出卖了。首先，这是财政状况虚弱的结果，而那种状况是曾经终于促成革命的爆发的。但是革命并没有使财政状况有所好转；相反地，由于农民不再缴纳捐税，财政格外枯竭了。那些靠政府出卖充公的地产从中渔利的人们，往往以低价买进几片土地，其目的只在于把它们拼在一起，再分成小块以高价出售。政府的财政困难并未因此得到显著的缓和，但地产的投机者却左右逢源，利市百倍。
　　迫于需要，政府除发行革命纸币外别无他法。纸币的发行不久就开始达到巨大的规模。这样就产生了物价高涨的新的原因，以及汇兑和物价的剧烈波动的原因，而这种情况又为投机商人和高利贷者所利用，作为自己的大好财源。
　　这样，就从旧的封建制度所有制的废墟中间产生了新的资本主义制度，这个制度随着无产阶级的日益强大而同普遍的贫困一道发展起来。这种不可思议的情况十分清楚地表明了，如果缺少必要的社会条件，仅仅拥有政治权力是不能影响经济规律的作用的。然而巴黎的无产阶级挨饿了。
　　他们没有仔细研究，在一定的经济条件下什么是可以办到的和什么是不可避免的。他们掌握了政权，决定尽量加以利用，以便达到资产阶级中间的知识分子保证他们能够享受的那种平等、博爱和普遍繁荣的理想境界。因为他们无法改变生产方式，他们就企图依靠强制手段来改变生产方式的结果——这种强制手段在我们这个时代也使我们够受的了，即：高涨的物价以及大体上同我们的战时借款和类似措施相一致的强迫购买的公债。然而，由于当时存在的生产分散、统计资料缺乏、中央权力与各地方的关系的失调等现象，所有上述的措施都像今天一样丝毫不能减轻困苦的程度。
　　随着时间的推移，无产阶级的政治力量同它经济处境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同时战争所造成的苦难也越来越严重。因此无产阶级中间的统治者们在绝望之余便越来越仰仗向外的方法，即仰仗血腥的恐吓手段和恐怖主义。

恐怖主义的失败

　　巴黎革命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通过公社统治了整个法国。可是他们很当心地不去直接行使他们的权力，提出“一切权力归于公社”作为他们的口号。他们知道，只有通过代表整个帝国的国民公会，帝国才能团结起来和加以治理。因此他们避免干预国民公会的召集。他们不是不要议会，甚至也不是反对议会，而是通过议会来维持他们的权力。
　　列宁也一定有过同样的计划，否则我们就很难看出为什么他要召集制宪会议，而不是让人投票表决。可是公社比他来得幸运；因为它懂得怎样利用这个重要的工具，而列宁在第一天就很不高兴地把它抛开了。
　　当然，同公社联合起来的国民公会中的“山岳派”只是少数派；但多数派却并不是由性格坚强、意志坚决的政治家组成的。其中有许多人是摇摆不定、迟疑不决的。他们让自己受巴黎环境的影响；即使环境的影响还不足以使他们同“山岳派”表示一致的态度，那也足够对他们施加强大的压力，使他们像人们所希望的那样投票表决的。
　　利用这些软体动物，利用这个“沼泽派”，“山岳派”得以在国民公会中占据多数。
　　但紧张的局面往往要求采取迅速的对策，在这种时候，国民公会的立法活动就不是经常能够令人满意的了。即使法律都不是能够很有效地应付社会的要求和需要的。每一项暴虐的法律，不论它多么严厉，只要它所规定的某些原则使那些受它压迫的人略施小技就有机会作有利于自己的解释，就是限制了本身的活动范围。这种压迫的政策既以与现存的关系密切相连因而无法根除的现象为目标，就不得不迟早从它本身所制定的法律的桎梏中摆脱出来，借助于不受法律拘束的压迫，最后走上独裁的道路。
　　这一点、而且只有这一点才是独裁这个词的真正的含义：这是一种政体，不仅是一种状态。它代表着专断的权力，这种权力按其本性来说可以仅由一人来实施，或者仅由一个知道怎样不按任何正式手续行事的或愿意单单归一人领导的人数极为有限的集团来实施。为了使合作有所保证，每一个大的集团需要一些具体的规章、一个管理机构等等——换句话说，它已经受法律的约束了。
　　作为一种政体的那种类型的独裁在于个人独裁。阶级专政根本是胡扯。没有法律和规章的阶级统治是不可想象的。
　　既然对付投机商人、奸商和反革命分子的镇压措施毫无希望地失败了，无产阶级分子就求助于一种专政。
　　早在一七九三年三月二十五日，国民公会就必须组织一个“公共安全和一般防御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成员很少，逐渐取得了绝对的独裁权。起初这个委员会有二十五个委员，后来减为九个。所有的会议都是秘密举行的。它控制部长和将军，任命和罢免文武官员。它派出具有无限权力的委员，能够采取它认为必要的任何措施。这些措施必须由各部部长无条件地加以实行。它固然要对国民公会负责，但这仅仅是一种形式，因为那个团体确实是在这个委员会的面前发抖的。当时至少曾对这个委员会的权力加了一些限制；因为按照规定，委员会应每月改选一次，并无权控制国库。不久，这个“公共安全委员会”变成“山岳派”的独占的机构。但是，这个团体的专断的命令愈是增多，他们中间的一个唯一的人物、即罗伯斯比尔的独裁权力也愈大。
　　作为独裁的补充工具，又成立了两个机构，（1）一个叫做治安委员会的公安委员会；（2）临时革命法庭，负责审判有关反革命活动以及损害祖国的自由、平等和神圣的一切案件。
　　无论是谁，只要被一个“爱国者”怀疑和告发，就足以被判处死刑，并且事实上还没有任何上诉的机会。
　　路易·勃朗在其《法国革命史》中对于恐怖时代的组织作了如下的描述。

　　“我们发现一个以其自身的生命使巴黎活跃起来的不屈不挠的党派、即雅各宾党人的党派。
　　“巴黎已经被分割成称为'区'的一些居民集团，这个城市表明了雅各宾党中流行的观念和思想。
　　“各'区'的中心是公社，它把这些观念和思想用法律的形式表现出来。
　　“'公共安全委员会'通过委员们在国务活动的所有各个部门一一在国家行政中、在官吏的遴选中、在军队中，以及通过革命委员会在地方上、在共和国的各地，把生命注入这些法律。
　　“'治安委员会'的任务是揭露一切不良的和讨厌的分子。
　　“临时革命法庭立即惩罚他们。
　　“革命的机器就是如此。”^[2]

　　这架可怕的机器是被开足马力的。
　　人们希望用这个手段来打垮走私者、勒索者和投机商人，尤其是如果把这些大都送上断头台的话。
　　但是经济情况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难激励人们相信，在任何种类的体力劳动中存在着金矿。至少在比较大的城市中，如果谁手头有钱，有很多的钱，他就比以前任何时候更变成最悲惨的境遇的牺牲者。恐怖统治对于捞钱的事并不是畏缩不前的，不过它竭力用各种偸偸摸摸的方法攫取它所垂涎的东西。这样，以行贿受赂的形式产生了自肥和贪污的新的来源。
　　被人发觉的危险愈大，那些人“想要”适当地拿出一部分的赃款来收买他们罪行的揭发者的倾向就愈加强烈。处境愈是困难，革命政府各个机关想从装聋作哑的应付办法屮获得好处的欲望就愈大。
　　因此，尽管断头台忙得不可开交，新的财产却正在积累起来，另一批资本家代替被处死的资本家成长起来；而饥饿和饥荒也并没有减轻。
　　这些新的资本家是直接从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和革命家的队伍中产生出来的，他们证明自己和上述那些人都是最不顾死活的和最狡猾的，但决不能算是属于性格最刚强的一类。革命家中间最优秀的人士、即最大公无私的和廉洁的人们，那时正困在边疆和内战的不断的斗争中。因此，革命无产阶级的队伍由于优秀成员的牺牲以及其中属于冒险者一类的最歹毒、最冷酷的人的出现，从两方面遭到削弱。它在两方面丧失了它的最精干的成员。其余的人变得越来越冷淡和气馁了。革命已经不断地进行了四个年头；它曾给农民和金融家带来特权甚至财富；但对于以充分的自我牺牲精神勇气百倍地斗争的、终于能够把法国的权力统一在他们手中的无产阶级来说，革命没有什么贡献。它甚至没有解除他们的饥饿；相反地，它倒增加了他们饥饿的程度。连嗜血的恐怖统治者的生活也并不过得好些。事实上它能从政治方面得到什么呢？他们中间开始感到疑虑、猜忌和疲劳了。
　　不久就开始发现，巴黎公社的统治势力有向他们提出的名目繁多的要求需要解决。我们已经知道，各个“区”的势力在于所有的公民都经常积极地参加它们的工作。而且，这些区都在不断地开会，并且它们自己都必须解决一切与行政和政治活动有关的问题。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情况变成不可能了；无产者和小资产阶级都必须在劳动中有所生产。否则他们将怎样生活呢？由于干着可能随时间断的临时工作，他们无法长久地坚持下去。只要革命的火焰在他们的心里燃烧，只要他们希望从革命的政策中获得经济的利益，他们总是竭力想法满足于自己的处境。他们越是疑窦丛生，他仍就越是想从生产劳动中而不是从政治中求得救助。他们越来越愿意让政府各部门接二连三地落入各区的手里。他们让这些区任命由国家支付薪金的官吏，因而开始逐渐推行以后就要产生的帝国的官僚主义集权。同时，各区以某种形式获有薪给的一帆风顺的人和他们的追随者，立刻在人数上比其余的人为多；这单纯是因为他们是有闲的人，能够找到开会的时间，另一方面，那些不得不为生活而工作的无产者和小资产阶级出席会议的人数却越来越少了，因此，当时存在着前者在数量上超过后者的危险。
　　从一七九三年九月九日国民公会作出的决议中可以看出各区革命活动衰退的迹象，这个决议限定每星期开会两次，并规定每开会一次给予那些必须为生活而工作的成员每人两个法郎的津贴。但是这并不能阻止出席会议的人数继续减少的现象。
　　除此以外，还发生了群众和他们的领袖之间关系的显著变化。在革命上升的时期，正是群众推动了领袖，使他们精神奋发，对胜利满怀信心。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民众的运动有成功的希望，上述的关系就是群众与领袖之间的正常的关系。每逢革命向前发展，领袖总比群众表现出更多的迟疑不决的心情；因为他们比群众更善于估计可能发生的不测事件，更清楚地看到必然要遭遇的困难。
　　但这时领袖的处境是：如果他们想要维持自己的地位，不致遭到彻底的复灭，他们就需要使群众重新奋发起来。因为群众快要精疲力竭，开始产生越来越多的疑虑和失望。所以领袖就得激励人民，唤起并鼓舞他们。这种情况在任何群众运动中总是表示：内在的力量不足，那个运动还没有获得这种力量，或者就是这种力量已经丧失。
　　为了激励人民，当权的政府就必须假装有力量的样子；它不得不使他们陶醉，从而使他们忘记还需取得社会的和经济的胜利。达到这个效果的最可靠的办法是煽起人们的嗜血的欲念。所以这进一步说明了为什么当时要继续实行恐怖手段，并且确实还要加强这种手段和使它更为有效的缘故。坡后，当权人物感到他们脚底下的基础正在动摇，这种感觉所造成的越来越严重的神经过敏也显然有助于产生同样的结果。由于接着萌生了自暴自弃的情绪，人们不但格外憎恨那些享有阶级特权的分子，而且也憎恨他们自己一派的成员，因为这些人尽管在次要的细节上有所不同，却和阶级特权分子抱有同样的一般原则。这样，当权人物日益产生误解，觉得每一个错误和每一个失着最后都会导致毁灭。
　　一场革命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不受任何可能做出的荒唐行为的妨碍，这就表明这场革命是在蒸蒸日上的阶段。相反地，在一个衰落的阶段，革命可能会感到最轻微的错误的可怕影响。
　　革命领袖们的地位愈不牢靠，不同集团之间的争吵就愈加激烈，从而每一集团似乎更有必要镇压其他集团以挽救革命。
　　在“山岳派”的成员中间，一开头就存在着“信神者”（如果不是实际上见诸行动的“教会信徒”的话）与无神论者之间、偏狭的淸教彼与玩世不恭的享乐主义者之间、轻率的人与深谋远虑的人之间的显著的差别。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和谐无间地进行合作。当这些不同的集团开始互相猛烈地攻击，甚至使用“恐怖统治”作为彼此镇压的工具时，这就已经透露了革命衰落的迹象。罗伯斯比尔派把阿伯尔派当作“极端革命者”、把丹东派当作“过分温和的”和“堕落的”分子拖到革命法庭受审，终于使他们在断头台上（一七九四年三月）分享了他们在几个月前为吉伦特派准备的同样的归宿，这时，革命的命运已经确定了。
　　这些恐怖的措施已经显出革命瓦解的征兆；它们促使巴黎公社的群众分裂，从而把那些被送上断头台的人的追随者变成革命政府的仇敌，这就进一步造成了革命的崩溃。与此同时，由于群众日益冷淡，政府不得不撤销在此以前一直由各区担任的种种职务，把它们交给政府官吏。
　　警察机关、特别是政治警察机关落进了两个实际掌握国家权力的中央机构的手里，它们是国民公会的公共安全委员会和治安委员会。警察机关变成了一个全能政府的力量无限的工具，同时它也从各区的一个充分公开地执行任务的机关变成一个完全秘密性的机关。秘密警察机关这样就成为超越政府其他一切机构的一种无形的权力。
　　但是，领袖们想用恐怖手段来挽救自己的一切努力都没有见效。他们脚底下的土地开始动摇了。他们只得背城借一地扩大恐怖组织和警察权力。但唯一的结果是：由于他们都感到自己的地位越来越有危险，他们就彼此团结起来拼命打算抵抗反对；因为在决定性的时刻这些统治者已经找不到任何拥护他们的人了。
　　克鲁泡特金是法国大革命时期巴黎公社的热烈赞扬者，因而他决不愿意反对那个制度，但他曾出色地描述了恐怖主义所不得不采取的致命的途径。在他论法国革命一书的标题为《恐怖主义》的第六十七章里，他作了如下的评述：“最阴暗的一面（撇开对外的战争不谈）是外省、特别是南方的态度。国民公会的地方雅各宾派和代表们不问青红皂白地对反革命领袖以及对他们所领导和组织的人们进行的大屠杀，已经产生了这样深刻的仇恨，以致它现在变成了一个惨酷战争的问题。局势变得越来越困难了，因为不论在地区或巴黎，除了借助于最极端的报复手段以外，谁也提供不出任何更有益的意见。”
　　他引证一些事件来证明他的论述，接着指出罗伯斯比尔怎样觉得非把恐怖主义推进到极端不可。路易·勃朗相信罗伯斯比尔本人希望摆脱恐怖主义的方式，因为他预先看到并深切地感到它的种种有害的后果。但他除用最严酷的恐怖手段来对付他自己队伍里的誓必求助于恐怖主义的人们，没有别的办法使他们就范。路易·勃朗说，“罗伯斯比尔要使那些曾经弄得全世界人在他们面前发抖的人发抖。他想出了用他们自己的战斧砍翻他们、用恐怖主义本身来粉碎恐怖主义这种大胆的计划。”^[3]
　　不论这种办法是否出于罗伯斯比尔的本心，这是一个可以议论的问题。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本人强迫通过了牧月二十二日（一七九四年六月十日）的法令，这个法令完全排除了给予政治嫌疑犯的最后一点点的法律保障。在革命法庭上，这种嫌疑犯的辩护人被取消了，诉讼程序只凭“人类公正的理智”的命令进行。法庭的裁决取决于“法官的良心”和他的“调解的能力”，不论其性质和程度如何。
　　早在一七九四年二月二十四日，罗伯斯比尔就曾说过：“他们正在企图用强辞夺理的诡辩来支配革命。背叛共和国的案件仿佛象是私人间的案件那样进行审判。暴政肆虐，而自由反为其作辩护。阴谋分子自己所起草的刑法，乃是他们自己被据以判罪的法则。”
　　当时唯一可以认可的惩罚是死刑。它甚至可以施之于那些“蓄意在人民中间制造纠纷或混乱而曾散布谣言的人们，以及旨在破坏精神状态或企图毒害公共道德的人们”。采用这种手段，任何政府都能立刻使反对派噤若寒蝉。克鲁泡特金在谈到这一点时说：“颁布这项法令，只能意味着宣告革命政府的破产。因此牧月二十二日这项法令的效果是使反革命在六星期的时期内达到充分成熟的地步。”
　　不久，根据这项法令，大约有五十四个人被执行了死刑。“于是，到处都称之为罗伯斯比尔法令的这项新法令便立刻开始实施。它使恐怖统治一下子成为人们咬牙切齿地憎恨的对象。”
　　接着又有一百五十名嫌疑犯大批受审，他们被分成三起立即正法。

　　“不必再详细叙述这些执行死刑的情况了。可以充分说明问题的是：从一七九三年四月十七日设立革命法庭之时起，到一七九四年牧月二十二日（六月十日）止，即在十四个月期间，巴黎的革命法庭已经发布命令处死了二千六百零七人。但是自从颁布新法令以后，从牧月二十二日到热月九日（一七九四年七月二十七日），即仅在四十六天的期间，这同一个革命法庭就处死了一千三百五十一人。巴黎的人民看到五个刽子手好不容易才能逐日出清的运送被判处死刑的人到断头台上去的所有那些囚车，开始吓得发抖。不久就很难找到足够的墓地来掩埋死人了；因为每逢在巴黎的工人区开辟新的墓地时，就有很多人提出强烈的抗议。”

　　巴黎的工人居民这时都转而同情受害者；其所以格外表示同情，是由于富人已经逃走或者避居在法国的什么地方，从而使穷人大受断头台的残害。事实上，在路易·勃朗无法证明其身分的二千七百五十名被送上断头台的人们中间，只有六百五十名是属于比较富裕的阶级的。甚至有人说，公安委员会的一个委员是保王党，是巴茨的代理人，他为了使共和国遭人唾骂才拼命煽动执行死刑的。可以肯定的是，每一次这种新的大规模屠杀都加速了雅各宾政权的崩溃。
　　整个社会都感到自己面临罗伯斯比尔和他的追随者的威胁。因此整个社会——“极端激进派”、“温和派”、吉伦特派和山岳派、暴力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无产者和有产者—都团结起来反对他们。
　　罗伯斯比尔的政权在那些受他威胁的人刚要张牙露齿的时候就垮台了。他在热月九日对人民发出的呼吁遭到了冷遇。他失败了。同时巴黎公社对它已经行使好几年的权力丧失了最后的明白的要求权利。法国革命因而回复到当时的经济条件所赞成的基础之上，即回复到资产阶级的无上权力上面。

^[1] 克鲁泡特金：《法国革命》，第一卷，第174-179页。克鲁泡特金按照他的无政府主义的观点，已经给予革命时期公社的历史以特殊的意义。除一些专著而外，他的几本书提供了対这段历史深入研究的资料。结果，他对当时的议会活动情况就阐述得没有这样出色。

^[2] 路易·勃朗：《法国革命史》，布鲁塞尔1856年版、第二卷，第519页。

^[3] 路易·勃朗：《法国革命史》，第二卷，第7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