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敌人竞争并不是商业都市勃兴的唯一原因。一个都市的疆土如果和体魄强健的农民，尤其是在山岭中豢养家畜的农民——这些农民通常比耕作于肥沃的平原的农民较穷，但固着于土地的程度却没有那么深，他们惯于残杀和打猎，一种绝好的战争训练——的疆土互相毗连，则都市的财富很容易便引起农民的抢掠的欲望了。这些农民对于贸易范围细小而其手艺匠又寥寥无几的较小的乡村市镇也许不甚注意，可是大贸易中心的各种宝贵物品必会打动和引诱他们，使他们联成大队以向那富有的团体作一种劫掠进攻的。反过来说，那个大都市又不住地力求扩张它的土地和人口。我们已经看见，都市中的农产品市场是随着都市一并发展起来的，因此，为都市生产商品的土地便变成宝贵的土地，增加土地和增加可以夺得这幅土地的人作为工作的劳动者的欲望便日渐炽烈。结果便引起都市与附近的农民部落间的不断的战争。如果农民得胜，则都市便为农民所洗劫并且必要从新创造过一切。如果都市得胜，则它便把农民的土地之一部分拿去，转入它的地主的手中。这些地主有时把这些土地交给他们那些无土地的子孙耕种，不过，就大部分而言，这些土地却是由强制劳动——强制劳动也是打败仗的团体所供给的东西——所耕种的，这些强制劳动者或者是佃农，或者是农奴，或者是奴隶。然而，都市有时却采取一种较温和的办法；得胜的都市不特不把打败仗的人民化为奴隶，并且还收纳他们为公民。他们的公民资格自然不是充分的公民资格，因为有充分公民资格的人是利用他们所集成的公民会议以统治都市和国家的。他们只是次级的市民，享有充分的自由权及一切受国家法律保障的权利，但绝不能参与国家的行政。这些新公民极为其财富及战争负担日渐增加的城市所需要。当兵的责任和公民的权利其始是有密切关系的。除了由国家收容新公民之外，当时并没有别种迅速增加战士的方法，罗马所以勃兴而变成伟大的一种原因就是：它很大量地把公民资格赐给外来的殖民和它所打败的邻近团体。 这些新公民的数目是可以随意增加的。有影响于旧日的公民数目的各种限制对于新公民并不发生效力。这些限制一部分是物质的限制。都市行政既然是旧公民的会议的职责，所以这个会议便不能扩大到无法办理事务的程度，公民也断不能住在与会议地点相距太远因而使他们在赴会议时发生困难或要暂时把农场置之不顾的地方。可是这些限制对于新公民并不生效。有些都市是予新公民以某些政治权利，甚至公民会议中的选举权的（把这种权利赐给新收的公民是很罕见的事情），就这些地方而论，新公民之可以参加公民会议——从旧公民的观点着来——也并非必要。旧公民愈能依照自己的意见以行事，他们愈是欢喜。
因此，足以影响旧公民数目的各种限制是不适用于新公民数目的。
新公民的数目可以随意增加；其仅有的限制就是国家的大小，和国家对于可靠兵士的需要。因为虽然国家把供给兵士的责任加诸被征服的各属土的身上，国家的军队仍旧需要有一班足以信赖的骨干分子，而这些骨干分子又只能由一支强有力的公民军队供给。因此，日渐发达的都市便为国家产生第二种反民主的组织。伟大的都市团体一方面变成许多公社和属土的专制主人，一方面又在本公社——此时已远超出旧日的都市疆土和都市土地的限制之外的公社——的公民资格中发生旧式公民或纯粹公民（贵族patricians）与新公民（平民plebeinns）的对抗。这两种程序都把民主政治化为一种贵族政治。这不是因为限制具有充分特权的公民的数目，或提高少数特权者使超出一般公民之上的缘故，而是因为国家本身的发展。在国家中，这少数特权公民始终不变，至于一切加入这个古代团体或氏族的新分子则只有少许的权利或简直完全没有。可是这两种由民主政治变成贵族政治的演进方式所发展的途径并不完全相同。这两种剥削制度及由少数特权者把持国家权威的制度中有一种，由一个团体统治整个帝国的制度，是可以不住扩大其范围，好像罗马那样的；并且，当国家还强有力而未为一种更高强的权威所推倒之时，它是必然会扩大的。但就没有政治权利的新公民而论，情形便很不同了。如果这些公民仍然尽属农民，他们是甘愿任由别人把他们的权利加以限制的。因为他们的农场与都市相距很远的缘故，他们大都不能在早晨的时候离家，在中午的时候参加都市的公民会议，而在晚上的时候又复回家。而且国家愈加发展，它的内部和对外情形便愈加变得复杂，政治及战争便都会愈加变成一种需要经过一种为农民所不可得的训练的事务。因此，他实不能够了解都市的政治会议所讨论的一切人事的和技术的问题，结果便觉得没有要求参加这些会议的权利的需要。
可是新公民的团体并不是始终以农民为限。居住于都市及被认为有用于都市的外国人都变成新的公民。获得公民资格的被征服区域所包括的又不是只限于乡村；这些区域是连具有手艺匠和商人和既有乡间住宅又有市镇住宅的大地主的都市都包括在内的。这些人一旦获得罗马公民的权利之后，便觉得有由小市镇移居于大都市的需要，他们这时已可以自由移居于这些大都市中，并且又为大都市的各种谋生机会和较有兴味的娱乐所打动。同时，由于战争及奴隶制的各种需求而被剥夺土地的农民又日渐众多——这是上文所已经说过的。这些没有遗产的分子的最好的避难所也就是大都市，他们是大都市的公民，他们在大都市中变成手艺匠，或搬运工人，或小贩，以谋生活，或变成某个富人的纯粹寄生者，变成力求可以为他效劳的依赖人，变成他的谄媚者——流氓无产者。
这些分子比之农民具有较多的时间和机会以留心都市政治，对于他们的影响更为敏感和直接的都市政治。他们力求在政治中获得势力，力求能以一个包括一切公民在内的会议代替那个只以旧公民为限的会议，力求为一切公民取得选举国家官吏和立法的权利。
这一切分子的数目是随着都市之发展而增加的，但旧公民的数目却不增加。因此，这些旧公民便渐渐变成比较软弱，尤其是因为他们除了由一切公民组成的军事力量之外并没有任何的军事力量，及因为新旧公民同样是手持兵器和受训练的兵士。因此，我们便在一切这么样的都市中，看见新旧公民间的一种激烈的阶级斗争，在这种斗争中，新公民是终于获得胜利的，是以民主政治也终于获得胜利，然而所谓民主政治只不过贵族政治的一种扩张，因为没有公民权利的属土之欠缺特权和被剥削的情形是仍旧存在的。其实，增加领土，甚至加重对属土的剥削，这种情形往往是和民主政治在处于统治地位的都市中的进展一并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