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初时，教会中是没有官吏的，会友一律平等，并无区别。一切会员，无论男女，倘若他们觉得有这样的才具，他们便是教会中的教师及宣传者了。每一个会员，根据他们的智慧而坦白地发言，若用他们当日的术语，则为圣神感示他而发生的理论。自然，他们大多数，仍旧从事职业，但也有一部分人是特别有威望的，因为他们卖去了他们的家产，而自愿献身，为一个使徒或先知，以宣传教义。其结果便是一种新的阶级区别之产生。
基督教会中，现在便发生两种阶级：一种是普通的会员，其共产主义的实践只适用于公共的膳事，其对于教会中一切事业的工作，则由职务指定，对于孤儿寡妇的赞助，及对于被囚者的援助；疾病的保险，死亡的救济等。
但那些完全实行共产主义的信徒，则被人称为“圣洁者”，或“完全者”；他们舍弃财产及一夫一妻制度，把他们的一切所有，献给教会。
这是一种良好的方法，在教会中，对于这些积极分子，给以一种伟大的威望，像他们的名词所指示；而他们也为超出于其它教友的崇高情感所鼓舞，他们的行为，像是一种优越的精华一样。
于是从这种共产主义的积极分子便产生一种新的贵族制度来。
他们也像其它的贵族制度一样，并不以享受对团体中的其余分子的命令权而自足，他们还要掠夺整个团体。
最后，则这些“圣洁者”既经把他们的生产手段和物品，完全拾弃，他们又怎样生活呢？他们只能够依赖于那些临时的工作，例如搬运包裹，为人带信，及其它，也有借助于求乞的。
他们最自然的生活方法，就是向他们的会友及他们的教会求乞，他们是不能够容许一个有价值的男人或一个有价值的女人饿死的，倘若这一个会员是富有宣传之天才者，尤其得人供给；这种才能也不必要什么高深的知识，它只要质量好，敏捷的口才，和灵活的应对便够了。
我们可以见着保罗谴责哥林多城的人（Corinthians)，而且告诉他们，说教会对于他和其它的使徒，都有解除手作的义务，教会还且应当供给他们：
“我不是自由么？我不是使徒么？我不是见过我们的主耶稣么？……难道我们没有权柄，娶信主的姐妹为妻，带着一同往来，仿佛其余的使徒，和主的弟兄，并设法一样么？独有我与巴拿巴没有权柄不作工么？……有谁牧养牛羊，而不吃牛羊的奶呢？……就如摩西的法律记着说：牛在场上，踹谷的时候，不可笼住它的嘴。难道上帝所挂念的是牛么？不全是为我们说的么？"
为上帝打谷的牛，就是指我们：这就是保罗这番话的要点。自然，这一段所指的牛，并不去打那些内面空虚一无所有的稻草。保罗更继续道：
“我们若把属灵的种子撒在你们中间，就是从你们收割奉养肉身之物，这还算大事么？若别人在你们身上有这权柄，何况我们呢？”(“哥林多人前书”第九章，第七——一四节）
我们在读上引的文字，我们要注意最后一句，它指出第一代基督教会的共产主义的性质。
经过这种使徒生活的良好辩解之后，保罗又表明其中所说，并不是为他自身，而只是为其它的使徒而已；他并不向哥林多城的教友，有什么要求。但他也尤许其它的教会供给他：“我亏负了别的教会，向他们取了工价来，给他们效力。……因我所缺乏的，那从马其顿家来的弟兄们都补足了。”(“哥林多人后书”第一一章，第八节。）
但这并没有叫保罗把注意教会应有责任而照顾那些不应当有工作义务的“圣洁者”这种事实，加以改变。
这种基督教的共产主义，刘记在非信徒的脑中的效果，可从纪元后一六五年琉细安（Lucian）所作的“巴利格连那斯普鲁德斯”的故事，表现出来。这个讽刺家琉细安，当然也有他的偏见；他记载一段很不可能的变异性之恶意的闲谈，例如说到巴利格连那斯（Peregrinus)离开他的故土，梅利斯庞德（Hellespont）上的巴利音（Parium）城，因为他杀了他自己的父亲。由于法庭上并没会有过对于这种重罪的处罚办法，所以这一件案件，至少也变为不可决定的了。
但是，就使我们对于琉细安的报告内容，加以大大的保留，而它却仍然留存有很大的价值，因为它不特指出基督教会，怎样给异邦以印象，还且可以显示出基督教会中的直接事实。
在琉细安对于巴利格连那斯，加以一大部分很恶意的叙述之后，他又说巴利格连那斯，在杀父之后，怎样自愿放逐于国外，环游世界：
“那时，他和巴勒斯坦的祭司及士子接触，因而和基督教之可羡慕的知识，非常亲近。他们一和他相比之后，很快便像儿童一样幼稚了；巴利格连那斯成外先知，成为他们筵席中之代言者，教会中的首领（琉细安是不把犹太教和基督教加以区别的——考茨基注），他以一个人代表一切；他对他们批评了很多著作，而且向他们一一加以解释，他自己也写了许多书籍，总而言之，他们都当他是上帝，举他为立法官，举他为他们的头目。自然，他们仍旧尊敬那一个钉死于巴勒斯坦的伟人，因为他是产生这种新宗教（τελετηυ）的①。因为这个原因，巴利格连那斯被捕下狱，于是便令他的后来的生活，具有一种崇高的威望，此外又付给他以他的作谎的习惯及好名之想望，这些就造成了他的卓越的热情。
“当他被投入狱中时，基督徒相信这是一种大大的不幸，费尽心力，设法令他出狱。最后，才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了，他们便丰富地供给他，尽其可能来照应他，替他袒心。从太阳一出之早上，你便可以见着有好些老妇人，孤儿寡妇，当他们的长老贿赂守狱官，准许他们入狱，和他一同过夜之时，都坐在监狱的外面。带了很多食物给他，他们交换他们神圣的慰语，他们以亲爱的巴利格连那斯为他们的一个新的苏格拉底。有好些基督教会的代表，从亚细亚的各个城市来，为的是在法庭上帮助他，安慰他。在这种情境中，像是内藏于他们兄弟之谊之内的，他们发生一种不能相信的热情，换句话说，他们决不吝惜财富。巴利格连那斯因为被囚的缘故，接受了好些金钱，所得的并不在少数。
“这些卑鄙的可怜虫，总相信他们将来必有永久的团结和长远的生活，所以他们把死亡，全不放在眼内，并且常常有自寻死路的。他们第一个立法者劝告他们，说他们必会成为兄弟，因为他们已经预先禁止崇拜希腊的上帝，而独崇拜那一个被钉死的教师（σοριστηυ），他是他们的教师，为他的法律而生活的；所以，他们以为一切东西，都是同样不重要的，他们把一切东西，都当为公共的产业，对于这一种情境，也不必更寻好的理由。假如有一个聪慧的骗子混入他们之中，并且能够运用他们的这种情境，他不久便会成为富有，因为他能欺骗这些头脑简单的群众啊。”
自然，上面的记载，是不能够逐字相信的；这一宗故事，和说社会主义之宣传者把工人所有之小银币收集起来而成为宝藏的故事，其真实的程度不相上下。基督教会渐渐比以前富有，是在于每一个基督徒为因教会而成为富有之前。但在那个时代，它们都好好地照顾那些宣传者和组织者，于是那些毫无忌惮的会友，在这个情境当中，便获得利益了。我们应该注意其中所关系到的教会内的共产主义。
琉细安又告诉我们，叙利亚政府，卒释放巴利格连那斯，因为觉得他是没有什么重要的。于是他便回归故城，在那里，他晓得他的世袭财产是已经大大地减少了。但无论如何，他仍旧有大量的金钱，他的信徒以为是一个极大的数目，就以琉细安的统计，也达到十五个他仑得（talents，共约值一万七千元美金）之多。他把这些钱财，施给本城的民众，按据琉细安的记载，为的是要把他从弒父之罪名，得获赦免：
“他在波斯人的公共会堂中说道：他早已蓄着长长的头发，穿着一件污秽的外衣，身上挂着一个口袋，手中持杖，一般地看来，扮成一个戏剧中的角色。他便穿着这种衣服，在大众前出现，对众声明，他父亲留下给他的对产，现在都完全归诸一般民众。当民众听到这一句话，贫人因为有东西均分的缘故，他们的口中，都流出口液了，于是他们马上大呼，只有他才是一个智慧的朋友，一个民族的朋友，他才是提奥奇尼斯（Diogenes）和启拉德斯（Krates）的一个后继者。于是他的仇人之口缄固不言了，无论何人，但凡再提到他杀人之偶然的事的，便马上为民众所杀了。
“他现在成为一个无家的浪游者，但这已是第二次之浪游了，基督徒很丰富地供给他路费，并且在各处都跟随着他，不令他感受任何缺乏的痛苦。于是他就在这样生活之中过了好些时间。”①
但是最后，他却为教会所逐出，其理由，是因为他食被禁止的食物。他便被剥夺了他的生存衣食之手段，不得不企图得获回他的财产，但不能成功。他现在便成为一个犬儒学派的（Cynical）及苦行派的行乞哲学家，漫游于埃及，意大利，希腊，最后他便在希腊的奥林比亚（Olympia）谷，死去，在观众万目睽睽之前，场中竞技以后，他在月光之下，用一种戏剧化的方式，跳入正在焚烧着的火堆中。
很显明的，就是在基督教发生时，也是奇怪人物产生的时候。但我们若把巴利格连那斯当为只是骗子，那就很不公道了；他自动地死去便可以作为相反的证据。倘以自杀为一种广告的把戏，则确实不独需要一种无限的虚夸和感觉的爱慕，并且需要一种对于世界之鄙视和对于人生之鄙视，或者，还须要和疯狂的行为相连结。
假如琉细安所描述的巴利格连那斯·普鲁德斯不是真实的巴利格连那斯·普鲁德斯，而只是一种讽刺的描写，则这一副讽刺画实是最优美的一幅。讽刺文章之精义不是外表之一种单纯的牵强附会，而是特性的及主要的因素之单方面的着意及夸张。真正的讽刺作者不只是一个单纯的奇怪的小丑；他还要看透一切事物，而且在其中，认出其最精华和最主要的因素。
所以，琉细安所描写的巴利格连那斯的文字，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其中便可以见出当时“圣洁者及完全者”的整个阶级的一面。他们或者为各种不同的动机所推动，其动机有时是高尚的，有时是痴呆的，在表面看来，很像他们是大公无私，而在他们后面，却隐匿着对于教会掠夺的倾向，关于这一层，却为琉细安所看到了。贫穷的“圣洁者”，为教会之共产主义而致富，这在琉细安的时代，恐怕还过于夸张，这种实际的现象，大概在当时还未呈现，这种实际的现象，要在这一种早期讽刺的粗糙夸张之后，方才发生。
琉细安所注意的，是先知所获得的“财富”；和琉细安同时的，又有一个异教徒，却注意于先知的精神错乱。
西尔数司（Celsus）描写“他们在腓尼基和巴勒斯坦的预言”如下所述：
“在那里有很多人，虽然没有令誉和声名，但却有多少的煽动性，而且在其神圣处所之内外，都有极适度的安静，优游自足，似乎他们已经了解了先知的宗教热狂；还有些则随处徘徊，像行乞者一样，探访各个城邑和军营，表现同一的举动。他们之每一个，口唇中总有这些言语：‘我是上帝’，或‘上帝之子’，或‘上帝之精神’，他们并且常常使用这些言语。‘我来这一个世界，因为世界之灭亡，已经接近了，而你们正在毁灭之中，因为多行不义。但我能够拯救你，你不久便会见我偕着天上之大能而再临！那些现在尊崇我的人，获得祝福了！我将把一切不肯改悔的人类，城邑，国家及其人民，尽付于永远不灭之火中。那些人像燕雀处于巢中，不知燃眉之祸的，将来他们必会改变他们的思想，他们幻灭而哀哭！但那些相信我的人，我必永远保护他！’在这些夸张的恐吓词句之上，他们又加以奇怪的，半痴呆的和绝对不谐合的言语，而其意义，也恐怕不会为每个人所能了解的，他们无论怎样聪明，但总之是胡涂而且空虚的；最愚蠢的人或走江湖的骗子才会任他的喜悦而替它们加以解释。……这些演说的先知，我耳中所听见的不止一个，我已经发现其弱点，在我说服了他们之后，他们便开始做悔，饶得他们的一切言词，都是莫名其妙的。”①
在上段引文中，我们又见出一个作者把骗子和先知，很可怜地联在一起，不过倘若我们竟以此为根据，而确指他们的所有职业，不外是欺骗行为，那就我们未免推论过速了。它只指陈出当时人民之一般情境，确是供给骗子以一个大好的用武之地，但同时也发生一种在脑中很容易骚扰的过于夸张和热狂情绪的真确的事情。
从这方面看来，使徒和先知，大概是一样的。不过其中有一点是有分别的：使徒没有一个恒久的居住地方；他们全无家室，四处浪游，所以他们的名字，是“使徒”，希腊原文，则为αποστολοζ，其意义为“使者”，为“游历客”，为“航海者”，至于先知则不同，他们可称为“本土之名人”。使徒阶级之发展在先。因为当时一个教会的范围尚小，不足供给一个永久的宣道者。一当那一个教会，已经穷竭，不能供给他的衣食之时候，他便要跑向别处去了。并且因为教会的人数尚少，所以最重要的工作，还是到那些尚没有教徒的地方及城市，开辟一个新的基址。所以使徒之最大的工作，便是到以前还没有过教会组织的新土地，扩张教会的组织，与乎各个教会的互相联系。他们尤其负着责任的，是基督教会的国际性质，惟有这种性质之供给，教会才能永远存在。一个地方式之组织，是会灭亡的，因为它没有外来的帮助。国家当权者，虽决定要把基督徒加以处罚，然而想在整个帝国之全部区域，对一切基督教会，加以压迫，却不是一伴容易的事。因为其中，总会有多少人，对于这些被压迫者，供给物质的，所以被压迫者，便能够找着避难所了。这一种好处，不能不归功于使徒之随处移动，不肯定居一地，而且当日使徒之数目，也不算少罢。
至于本土之宣传者，其主要的工作是组织，所以这一个阶级之发起，必须要等到好些教会已经达到有相当的会员数目，他们的金钱，能够恒久地供给这些宣传者的时候。
基督教会存在的城市数目愈大，则教会之会员必愈多，先知工作愈为流行，使徒活动之园地便愈缩小，因为他们的主要工作，只在于那些尚没有教会，或虽有而人数仍然不多的城市。由是，使徒的威望，必然地衰微。然而这自然发生使徒和先知之一种对抗。因为教会中的金钱是很有限的。使徒所得愈多，先知所得便愈少了。由此，先知便努力于把已经正在衰微的使徒威望，加以削弱，限制他们所得的赠与金。而在他方面，则增加他们自己的威望，并且作成对于信徒捐赠之好几种规定的要求。
这种努力，在“十二使徒的教义”一书中，很清楚地表现，这本书，我们在上面已经屡屡引述了，其著作时问，为自纪元后一三五年到一七〇年。下面我们把该项文献，引述一二罢：
“每一个探访你的使徒，你都应该像主人一样接待他。但他住在你家中，不得在一日之上，最多最多，也只是两天。但假如他继续住上了三天，他必是一个假伪的先知。又当一个使徒和你辞别之时，除了他应得少量的面包，只能够供给他到别一处驻在的地方的路程的需要，此外，一些东西，他都不应接受。假如他要求金钱，他便是一个假伪的先知。
“凡以圣神而宣道的先知，你们不宜诱惑他或试探他；因为一切罪恶都可赦宥，惟独这一种罪恶不能赦宥。不过，不是每一个以圣神而宣道的，都是一个先知，只是那些有救主的行为的才是先知，所以真先知和假先知之分别，在于他们的行为。除了一个假先知之外，没有一个为上帝之圣神所驱策的先知，会命令设立一种筵席（根据赫尔诺克所言，则为：“为贫人的”)，而且自己参加于其间的。凡只宣传真理而却不实行的，都是假伪的先知。无论是尝试的或真实的先知，凡尊敬教会地上的神秘，又不教别人做他自己一切所做的事的，你们不要审判他，他自有上帝之审判。古代（基督教）的先知是常常这样的。”
在这一段文章中，也许会包含着一种自由恋爱的推论，这就是说，假如他们没有规定教会对于他们的榜样，加以反对，准许先知自由恋爱，在上面我们已经讨论过这一层了。
我们再住下读去：
“但是他若以神圣而演说：给我金钱或其它的东西罢，那便不要理他；但假如他为其它的受害者请求施舍，便可以派一个人考问他。
“每一个奉救主之名而来的人（换言之，就是每一个同志，考茨基注），都要接纳他；但要试验他，分别其真伪，因为你是应该了解的。倘若这一个新来者是一个临时的过客，应该帮助他，但他和你同居，至多不过二三天为止。又假如他们愿意定居于你们的地方，假如他是一个手工人，便应该令他工作而得饮食。但假如他不晓得什么工作，则你们应该晓得，没有一个基督徒在你们之中，是可以懒惰地生活的。假如他不接纳这一种条件，他必是一个以基督之名而获利的人，你们要避开他。”
我们已经研究过，教会不再被他处来的乞丐所侵略及掠夺了。但这只适用于普通的乞丐：
“不过每一个真正的先知，想定住于你们之中，他是值得有营养之供给的。同样，一个真正的教师，也和其它的工作者一样，值得有营养之供给。一切你们的酒榨和麦面的最初果实，牛羊之初生动物，你们都应该把它送给先知去，因为他们是你们的大祭司。但假如你们之中没有先知，你便把这些东西，送给贫者。当你们造面的时候，你要按着诚命，留起了第一片。同样，当你们开盛酒的器皿或盛油的器皿时，你要把第一次流出的，送给先知。至于金钱，衣服，和其它财产，你们可以按据着你们的判断，拿出一部分来，而且按据诫命，把它施赠出去。”
在上述的规律中，对待使徒是很鄙吝的。在那个时候，还未可以把一切使徒，完全加以压迫，但教会对于他们之留居，却赶紧赠送他们他去，唯恐不及。所以一个平常的过客，倘若是教会的同志，教会还可接待两三天，至于不幸的使徒，却只得一天或两天的接待。他们还且完全不准请求金钱的帮助。
但先知则不然，他是“值得营养之供给”的！他应该接受教会的财货所供给。而且，除此以外，信徒还不得不把一切酒，面，油，和衣服，甚至他们的金钱收入之最初果实送给他。
上面的记述，和琉细安当“十二使徒之教义”著作之时，对于那一个自称先知的巴利格连那斯的富裕生活之描写，恰相一致。
但当先知把使徒地位取而代之的时候，他又遇着了一种新的竞争者，这就是“教师”，在“十二使徒之教义”著作之时，教师的重要，还很微小，因为它只匆匆叙述一过便完了。
在上述三种分子之外，在教会中还有别种活动的分子，不过不为“十二使徒之教义”所记载罢了。保罗却在寄“哥林多城的人的前书”，把他们都告诉出来（第一二章，第二八节）:
“上帝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其次是行异能的，再次是得恩赐医病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方言的。”
在这些人中，帮助人的和治理事的，渐成重要的职守，至于那些在教会中医治病人的，恐怕也和当时的一般医病者所采用的形式不同。教师的发生，是和教会接纳富人和有文化的人入会相关连的。因为使徒和先知都不晓得那些能言善辩的人所说的意义，他们也没有研究过这些人所注意的问题。有教化的人，对于他们，通常只以鼻尖向上而表示轻蔑。不过，过了不久的时间，有教化的人中，也有些人，或者因为教会的慈善性质，或者因为教会的能力，又或者因为基督教义的一般特点所吸引，加人了教会，他们企图把教会提高到一个所谓科学的较高的阶段去，不过当时的成就，却不很多。这些人就是教师了。他们开始把辛尼加或菲罗的哲学精神，加入于基督教之中，在以前，基督教含有这种精神是很少的。
但是他们却为教会的团体所妒忌和憎恨，或者，大多数使徒和先知都妒忌和憎恨他们；其关系大抵和“劳苦的坚硬的手”和“知识阶级”相同。然而，无论如何，教会中之有钱财和有教化的会员增加，教师之威望便自然地稳固，到后来，他们便离开了先知和使徒而独立了。
不过在事情还未达到这一点时，这三种分子都团聚在一种势力之内，但这种势力，开始超过了他们，自然这在“十二使徒之教义”也只略略提及它的名字，这便是主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