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集产主义的工钱制度

Ⅰ

　　在我们看来，集产主义者的改造社会的计划犯了两重的错误。他们一面主张废止资本主义制度，一面又希望保存着代议政治和工钱制度——这两个东西其实就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
　　至于所谓代议政治，我们已经常常说过了。在英国、法国、德国或在美国，历史留给人们的教训已经不少了，为什么那些聪明的人士（在集产主义者里面也有不少这样的人）仍还去做国会或市议会的议员呢？我们实在不能够明白。
　　现在议会制度正在崩溃，四面八方都起了攻击议会制度的呼声，而且一天高似一天。不仅代议制度的结果，便是它的原理，也被人攻击得没有存在的余地。然而那些号称革命的社会主义者怎么还可以拥护这个已经受到死刑宣告的制度呢？
　　议会制度是中产阶级建立来反抗王权保持自己的权利的，他们同时还用它来辩护并且扩充他们支配劳动者的势力；因此，议会制度实是中产阶级特有的制度。即便是那些拥护这种制度的人也没有认真地主张过一个国会或市议会真正就可以代表一国或一城。其中较有见识的人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中产阶级不过利用议会制度来建筑一道堤坝，反抗王权保护自己罢了，并不会给人民以自由的。况且现在的人民都觉悟到他们自己的真正利益，同时这利益的种类又一天一天地增加起来，这个制度便格外没有用了。因此各国的民主主义者虽然努力追求各种改善的方策；但终于是徒然的。“国民投票”试行过了，然而结果是失败的；有些人又空谈着“比例的代表制”，“少数人的代表制”以及其他的“议会的乌托邦”，还是没有用处。总之，他们都是努力去找出不能实现的东西，每次总是经过新的实验后才知道失败了；于是，人民对于代议政治的信任便一天一天地消失了。
　　就工钱制度而论，也是一样的；因为既然人们主张废除私有财产，将一切生产机关收归公有，又怎样能够维持着工钱制度呢？然而集产主义者却要这样做，他们拿“劳动券”来做集产主义的大雇主（即国家）报酬劳动的方法。
　　从罗伯特·欧文的时代起，英国的初期社会主义者采用“劳动券”制度，这理由是很容易明白的。他们不过企图使资本与劳动协调而已，他们排斥那个主张用革命的行动来夺取资本家的财产的思想。
　　蒲鲁东后来也抱着这同样的思想，其原因也是容易明白的。在他的互依主义的制度里，他努力想减少资本的害毒，并不管私有财产的存废；私有财产是他平日极其厌恶的东西，然而他相信要保护个人反抗国家，私有财产却又是必要的了。
　　还有那些多少带有资产阶级色彩的经济学家赞成“劳动券”，也是无足怪的。至于把“劳动券”作为工钱付给劳动者，或者把印有帝国元首或民主国首领的肖像的钱币付给劳动者，他们都视为无关重要的。他们只想保存着房屋、土地、工厂等等的私有制；——至少也得保存着房屋和制造上所必需的资本的私有制，而“劳动券”恰好适应着保存私有财产的目的。
　　只要“劳动券”能够与珠玉车马等交换的时候，那么，有房屋的财主也会愿意把它们当作房租收进。只要房屋、田地、工厂等等属于私人，那么就会有许多劳动者为着求得财主们允许在他们的田地上或工厂中做工，或在他们的房屋里居住，便不得不付租钱给他们；不管是“劳动券”也好，或钱币也好，但总是租钱。只要向劳动者索取租钱的制度仍旧存在，而且这种索取租钱的权利仍还留在财主的手里，那么，财主们也愿意接受金钱、纸币以及可以与各种货物交换的支票。然而当我们承认房屋、田地、工厂不应再归私人占有，而应该成为公共的财产时，那么怎样还可以拥护这个工资的新形式——“劳动券”呢？

Ⅱ

　　我们现在且来详细考察现在法国、德国、英国和意大利的集产主义者所倡导的劳动报酬的制度。^[1]
　　约言之，集产主义便是这样：各人在田间、工场、学校、病院和其他的地方做工。至于劳动时间则由领有土地、工场、道路等等的国家来规定。对于每日的劳动都由国家给以“劳动券”作报酬，在这“劳动券”上面清清楚楚写着：八小时的劳动。劳动者拿着这张纸票便可以向国有商店或各种组合购买各种东西。这种票子又是可以分开的，可以随意买一小时劳动的肉，十分钟的火柴，三十分钟的烟草。在集产主义的革命成功以后，我们不再说什么“两便士的肥皂”，却要说“五分钟的肥皂”了。
　　多数的集产主义者迷信着中产阶级的经济学家所定的（也相信着马克思所定的）技术劳动与单纯劳动的区别，告诉我们说：技术的或专门的劳动的报酬，应该比单纯劳动的报酬多。因此一小时医生的劳动应该视作和两三小时看护妇的劳动或三五小时掘土工人的劳动相等。所以集产主义者格龙伦德说：“专门或技术的劳动所得的报酬，应该比单纯的劳动所得加倍，因为这种劳动是需要长时间的学习的。”
　　其他的集产主义者如法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盖德^[2]等则不承认此种区别。他们主张“工钱平等”。即医生、小学教师、大学教授与掘土工人所得到的工钱（用“劳动券”支付）是一样的。医院里看护病人的人的八小时劳动，是和八小时掘土的劳动，或在工厂矿坑中的八小时劳动价值相等的。
　　还有一些人更让步一点；他们以为可憎厌的不卫生的劳动（如在阴沟里做工之类）应该比那些愉快的劳动所得的报酬多。他们说，在阴沟中劳动一小时应该和大学教授的二小时的劳动相等。
　　此外还有一些集产主义者赞成依各产业组合的劳动总额付给报酬。某一个组合可以说：“这里有一百吨的钢铁，是我们团体里一百个工人花费了十天的工夫生产出来的。他们每天劳动八小时，那么，生产一百吨钢铁，要费去八千小时的时间，一吨便要费去八十小时”。因此，国家便给这个组合以一小时的劳动券八千张。这个组合得到八千张劳动券，便以他们所认为适当的方法来分配给铁工组合的各会员。
　　另一方面，一百个矿工花费了二十天的功夫，掘出八千吨煤，则一吨煤值二小时。于是矿工公会得到一万六千张一小时的劳动券，且照他们所认为适当的方法把这些劳动券在会员中间分配。
　　假使矿工抗议地说，一吨钢铁的价值不是八小时的劳动，不过是六小时的劳动；假使大学教授要求他每日的报酬应该四倍于看护妇；那么，国家便会出来干涉，解决他们的争端。
　　总之，这便是集产主义者希望在社会革命后产生的组织。他们的原理，我们已经知道了，便是：生产机关为集合的财产，且以各人所费于生产的时间为标准，同时斟酌他的劳动的生产力而分配报酬。致于政治组织还是议会制度，不过改良一下罢了，如采用国民投票——国民全体参加表明可否的投票——且对于被选作议员的人予以强制的训令。
　　我们以为这种制度在我们看来是绝对不能实行的。
　　集产主义者最初宣言一个革命的原理——私有财产之废止，可是言犹在耳，他们便起来否认此种主张，并且维持着那个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生产和消费的组织了。
　　他们一面宣言革命的原理，一面又忽视这个原理的必然的结果。他们忘记了要废止劳动机关（土地、工厂、道路、资本）的私有，便必须使社会向着新的道路进行；而且还必须完全颠覆现在的生产组织，使它的目的和手段都应该完全改变，而且在土地，机械和其他一切生产机关收归公有的时候，各个人间的日常关系也就应该马上跟着变更。
　　他们说：“不要私有财产”，但立刻便努力来维持私有财产之日常的表现。“就生产方面来说，你们是一个公社，什么田地、工具、机械以及其他一切已经发明的东西——工厂、铁道、港口、矿山等等都是你们的。在这个集合的财产中，各人应有的部分都是相同的，并没有丝毫的差别。
　　“但是从明天起你们要仔细商量你们各人对于制造新机器，开掘新矿山等等工作应该担任的部分。你们要精密地估量新的出产物的哪一部分是属你们各人的。你们要计算你们劳动的时间，并且还要注意不要使你们的邻人的一分钟比较你们的一分钟购买到更多的物品。
　　“并且以一小时，两小时来计算是没有正确的标准的，因为在有些工厂里一个工人同时可以管理六架机器，在有一些工厂里一个人却只能管理两架；你们便要计算你们所费去的体力、脑力、神经力。你们又要计算你们做学徒的时间，以便估计你们各人对于今后的生产的贡献。这些都是在你们宣言并不计算各人对于过去财产所应有的部分以后所应做的事。”
　　但是我们很明白一个社会是不能建立在两个完全对立的原理，两个永远冲突的原理上面的。要是一个国家或一个公社有了这样的组织以后，那么，它不是被强迫回复到生产机关的私有去，就是把自己改造成为一个共产的社会。

Ⅲ

　　我们已经说过某一些集产主义的著作家企图在技术的或专门的劳动与单纯的劳动中间定下一个区别。他们以为工程师、建筑家、医生等人的一小时的劳动应与铁匠、泥土工、看护妇的两小时或三小时的劳动相等。而且在那些必须学习的各种职业与散工的每日的简单工作中间，也应该定下一个同样的区别。
　　要定下这种区别，就一定会维持现社会的一切的不平等。这便是在工人与那些企图管理工人的人们中间预先划出一个界限。这仍然把社会分成两个区别得很明显的阶级——上面是有智识的贵族，下面是手胼足胝的贱民——一个阶级的人民命定了去替别一阶级服役，用自己的手去供给别一阶级的人的衣食；而别一阶级的人却利用他们的闲暇去研究怎样管理那些替他们劳动的人的方法。
　　这便是使现社会的一个显著的特性复活，而且使它得到社会革命的认可。这便是把在古代衰亡的社会中就受到攻击的弊害，当作一种原理建设起来。
　　我们知道我们会得着怎样的回答。他们会说到“科学的社会主义”；他们还要引用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以及马克思的话来证明工钱的等级有存在的理由，因为工程师的“劳动力”所取偿于社会的实在比较掘土工人的“劳动力”为多。实际上——经济学家不是证明过工程师应该比较掘土工人多支二十倍的薪给，因为要造成一个工程师所“必需”的费用，是要超过造成掘土工人必需的费用么？马克思不是也主张过这两种筋肉劳动中间的区别是同样合于逻辑的么？他采用着里加图的价值论，主张货物的交换，应以生产此货物时社会上所需的劳动量为正比例，此外，再不能够得着别的结论。
　　然而我们对这个问题另有意见。我们知道假使工程师，科学家，医生所得的报酬出一个工人所得的大十倍或百倍；织布工人的报酬比农业劳动者的大三倍，比制造火柴的女孩大十倍，这并不是由于他们的“生产费”，不过是由于教育的垄断，或工业的垄断而已。工程师、科学家、医生不过利用他们的资本（他们的文凭证书）恰如中产阶级的雇主利用他的工厂，贵族利用他的门第爵位一样。
　　至于雇主之所以付给工程师以比工人的多二十倍的报酬，这不过是为着个人的利益；假使这个工程师一年里可以使生产费用节省四千镑，雇主便分八百镑给他。假使一个工头很巧妙地剥削工人省下四百镑，他便很高兴地每年分八十镑或一百二十镑给这个工头。他拿出四十镑，便希望得到四百镑；这便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至于各种手工业间的差别，也是基于这同样的理由产生的。
　　因此我们不必再讨论那个提高熟练劳动的价值的“生产费”了；他们也许又要告诉我们说：一个在大学里愉快地度过他的青春的学生有权利得到比较一个从十一岁起就辛辛苦苦地憔悴于深山穷洞之中的矿工的小孩大十倍的工钱；一个织布工人有权利得到比农业劳动者大三四倍的工钱。实际上教养一个织布工人的用费并不见得就比教养农业劳动者的费用大四倍。织布工人得到这种恩惠，完全是由于他们的工业在国际贸易中，从别的工业未发达的国家所得来的利益，而且还是由于各国政府所给与这工业的特权较农业为优。
　　谁也不曾计算过一个生产者的生产费，假使说一个高等游民对社会的费用比一个劳动者多数倍，我们把贫民中幼孩的死亡，贫血病的流行，以及夭亡等等事实计算起来，且看看一个健壮的普通工人对社会的费用究竟是不是比熟练的职工少些！
　　例如付三十个苏给一个巴黎劳动者，付六个苏给一个为了制造花边快弄瞎眼睛的奥威尼^[3]农家少女，付四十个苏给农夫，难道有人能够说这便是代表他们的“生产费”么？我们知道他们有时得到的工钱，还要比这个数目少，但是我们又知道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全是因为在我们现在的社会组织之下，要是他们不愿意这点微少的工钱，他们便会饿死。
　　从这里看来我们可以知道报酬的等级乃是租税，政府的保护和资本家的独占之混合的结果。总之，这是国家和资本的结果。因此我们说关于工钱的一切学说都是发明来掩饰现社会的不公平的，我们不必再来讨论它们。
　　又有人会向我们说，集产主义者的工钱等级是一个进步。他们说：“我们宁愿见熟练的职工得到比普通工人所得的多两三倍的工钱，却不愿意看见一个大官在一天里得到一个工人一年中勤苦做工所不能得到的钱；因为前一件事总比较好一点。而且这是更进一步趋向平等了。”
　　但是在我们看来，这却是退步。要在新社会中定下单纯劳动与专门劳动的区别，这无异乎在革命时期中又把我们现在所屈服忍受而又不能不认为是不正当的残暴事实加以认可，当作一个原理了。这简直在仿效法国议会^[4]的那班先生们的举动，他们在1789年8月4日宣言废止封建权利，然而在8月8日他们又承认这同样的权利，征收农民的赋税以赔偿贵族，且把此种赋税置于革命的保护下。这又象在仿效俄国政府，俄国政府在解放农奴时又曾宣言，从前已认为属于农奴的土地，今后又为贵族所有。
　　或者再举出一个世人更熟悉的例子：在1871年巴黎公社议决公社议事会会员的薪资每天十五法郎，而同时城垒上的国防队的兵士每日仅得着三十个苏（即一个半法郎），还有人称赞这决议为高的民主的平等。实际上公社不过把从前官吏与兵丁、政府与被统治者间的不平等加以认可罢了。这种决议若出之于投机的众议院，似乎还值得别人称赞，若出之于革命的公社，则未免可笑了。公社还不曾把它的革命的原理施诸实行，就自己先把它们宣告死刑了。
　　在现在社会制度之下，部长每年得着十万法郎的薪俸，而劳动者却不得不以每年四千法郎上下的工钱为满足；工头所得的工钱也要比寻常工人的工钱多两三倍，并且在工人中间也分出许多等级，从十法郎一天的工人到六个苏一天的农家少女；我们不赞成部长的高俸；同时也不赞成工人和贫家女子中间有十法郎和六个苏的区别。我们说：“推倒教育的特权和门第的特权。”我们之所以要做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就是因为我们看不过这种特权，我们要反抗它们。
　　我们在这个强权的社会中就已经起来反抗它们了。难道在将来宣告平等的社会里，我们还能够让它们存在吗？
　　有些集产主义者知道在受了革命影响的社会中，再要维持工钱的等级，是不可能的事，因此他们便急急提倡工钱的平等。但是他们又遇到了新的困难，他们所谓的“工钱平等”也就和别的集产主义者的“工钱等级”一样，是同样不能实现的“乌托邦”。
　　社会既把一切社会财富收归公有，并且大胆宣言任何人对这财富皆有权利，并不管他们对于生产这财富时所尽的力量如何，——这样的一个社会，便不得不废除一切的工钱制度；不管通货也好，劳动券也好，应该一律废止。

Ⅳ

　　集产主义者说：“以各人的成绩为标准而付给报酬。”换句话说，就是以这个人对于社会所尽的职务的分量来作标准。他们以为在社会革命发生，将生产机关收归公有的时候就应该即刻实行这个原理。然而在我们看来，假使社会革命竟不幸而倡导这个原理，则无异乎自己表示它的失败；这也就是表示过去千百年放在我们肩上的那个社会问题，现在又不能够解决了。
　　在我们现在的社会里，工人劳动愈久，所得报酬愈少，——自然，在这样的社会中，这种原理，初看起来，好象是对正义的渴望。然而实际上它却只是继续着从前的不公道。有了这个原理，工钱制度才得以发生，于是产生了现社会的一切弊害和显著的不平等；因为自从社会用货币或其他一切形式的工钱来估量劳动的价值的时候起，自从社会决定工人只应该收受他所能得到的工钱的日子起，那个得着国家帮助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部历史，实际上已经预先写出来了；它就包含在这个里面。
　　那么，难道我们还要回到出发点，再经过一番这同样的进化吗？那些理论家希望如此，但是幸而这是不可能的。我们以为革命必须是共产主义的，否则，它就会淹没在腥血之中，于是一切又须从新开始了。
　　我们为社会所尽的职务，不管是在工厂里，或在田地上，或者是精神的工作，都是不能够用金钱来估量价值的。说到生产上面，实在并无所谓价值（一般人误称为交换价值）的正确尺度，亦无使用价值的正确尺度。假设现在有两个人，每天为社会劳动五小时，年年不息，虽是职业不同，然而所给与他们的愉快则一。所以在大体上我们可以说他们的劳动是差不多相等的。但是我们不能把他们的工作分开，说甲一天一小时一分钟的工作结果，是和乙一天一小时一分钟的工作结果相等。
　　我们在大体上可以说，一个人一生每天牺牲了十小时的闲暇，他们对于社会的贡献，是比较那些每天只牺牲五小时的闲暇或全然不牺牲的人多得多。然而我们却不能够单单指出他的两小时的工作，说他这两小时工作的出产是要比较别一个人的一小时的出产多一倍，付给报酬时也多给一倍与他。这样做去，便是蔑视了工业农业和现社会全部生活的复杂关系；而且把个人工作是全社会的过去和现在的劳动的结果这样的事，完全忽视了。这好象一个人明明生在钢铁时代，还梦想在石器时代中生活一样。
　　我们要是走进一个近代的煤矿去，便会看见那个立在大机器前面升降吊笼的人。他手里拿着一根杠杆，停止或逆转机器的动作；他把柄一放，一瞬间吊笼便逆转了方向，他把吊笼扯上来又放下去，做得异常之快。他集中注意力，两眼不动地注视着指针器，这指针器在那小的格子上指示着那升降的吊笼每秒钟所达到竖坑的那一点。指针若达到一定的度数时，他立即停止吊笼，恰在所需要的地点，一码也不会高，也不会低。炭坑夫便把煤炭车取下换上空车，于是他立刻扭转杠杆，吊笼再回到原地位。
　　他必须这样不停地凝神注意八小时或十小时。假使他的脑筋稍为休息一下，吊笼便会飞起来与齿轮冲突，打碎车轮，弄断绳索，撞伤人，使矿坑里所有工作一概停止。假使他每动杠杆一次便休息三分钟，那么虽是在今日最完善的矿坑里，每天也会减少二十顿乃至五十吨煤的出产。
　　那么，在矿坑中最需要的人是他吗？或者是那个在下面发信号叫他扯起吊笼的小孩呢？还是那些在竖坑下面冒着生命危险，甚或因煤气爆发死在矿中的矿工呢？还是那个在计算上错误一点就会失却矿脉，叫矿工去掘毫无价值的岩石的工程师呢？或者还是那个投资于矿山，不听专家的劝告，相信那里可以挖出上等煤炭的矿山主呢？
　　所以在矿坑中劳动的人对于煤炭出产的贡献，当依他们的体力、精力、知识、才能、技能为比例。我们可以说他们各人都有生活的权利，满足他的需要的权利，而且在各人的生活必需品得到保证之后，也有满足他的幻想的权利。但是我们怎样能够估量他们中间各个人劳动的价值呢？
　　并且，他们挖出来的煤，就完全是他们的工作的结果吗？这也不是那些建筑铁道达到矿坑的人，以及在车站的四面八方修筑马路的人的成绩吗？又还不是那些耕种田地、挖掘铁矿、斩伐森林、制造烧煤的机器，渐渐地使全个矿业发达的人吗？
　　要把这些人各个间的工作划出一个区别来，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依照他们工作的结果来估量他们的工作，是不合理的；把他们的全工作分作若干部分，以劳动的钟点来算分数，也是不合理的。只有一件事情是对的：就是把需要（欲求）放在工作之上，不管工作如何，只管需要如何，第一应该承认一切参加生产做工的人，都有生活的权利，其次应该承认他们的安乐的权利。
　　然而我们且就人类活动的任何另一部分——就各种生活现象的全体来看。我们中间究竟谁能够为他的工作来要求最高的酬报呢？是诊断疾病的医生呢？还是那个用她的合于卫生的看护治好病人的看护妇呢？最初发明蒸汽机的那个人呢？还是那个偶然一天拉绳子（这绳子从前用来拉开舌门，使蒸汽从活塞下进去）疲倦了，把绳子缚在机器的杠杆上面，就出去和他的同伴游戏，自己一点也不知道他已经发明了现代机器的主要部分——自动的舌门的小孩呢？
　　是火车头的发明家呢？还是那个提议用枕木来代替石头（从前铁道下面用石头来垫，因为没有弹力，所以火车时常出轨。）的纽卡斯尔的工人呢？是火车的司机人呢？还是那个执红绿小旗叫火车停止或前进的打旗号的人呢？
　　我们又把那横贯大西洋的海底电线的功劳归给什么人呢？归给那个在博学的科学家们宣言海底电线不能通消息的时候，坚持着要这样做的电气工程师呢？还是归给那个曾进言说用不着粗大的绳索而应该代以藤一般的电线的地文学家莫理^[5]呢？或是归给那些不分昼夜在“大东方”^[6]船的甲板上一码一码地检查海底电线，把那轮船公司的股东误放在电线的不导电的外包里面，使电线无用的钉子一一拔去的不知何方人氏的志愿者呢？
　　并且就较大的范围来说，即在包含着快乐、忧患、以及种种临时变故的人生的巨大的领域中，我们中间任何一个人都该记得某人对他尽过职务，而且是个很大的职务，倘使有人用金钱来估量那职务的价值，他就会生气的。有时这种职务不过是一句话——一句合时的话，有时或者又是要几年几月的经营才做得到的。难道对于这“不可计算的”劳役，我们能够用“劳动券”去估量么？“照各个人的成绩计算！”然而假使各人不愿意使他的劳役超过自己所得到的金钱，钞票或社会的报酬，那么，人类社会将不能继续到二代以上。假使做母亲的不肯花费光阴养育她的儿女，假使各人不能够得到相当的代价，便一点东西都不肯拿给别人，假使人们看不见酬报的地方，就不肯多给一点与别人，那么，人类种族便要灭亡了。
　　假使资产阶级的社会仍旧一天一天地腐败下去，假使我们已经走入一条没有出路的穷巷里面，非用大刀、阔斧、火把来攻击旧制度，便不能够脱逃出来；这全是因为我们计算得太厉害了。这是因为我们心中存着“为求获得方肯给与”的观念。这是因为我们把社会当作一个以债权和债务为基础的商务公司。
　　而且，集产主义者自己也知道的。他们含含糊糊地知道，如果实行“以各人的工作成绩为标准而分配”的原理，社会便不能够存在了。他们以为个人必要的需要（我们不是说奢侈的欲求）常常不能和他的工作相符。因此德·柏朴^[7]说：“这个原理（卓越的个人主义的原理）会被为着儿童与青年的教育（包含他们的养育和寄宿）的目的而行的社会的干涉，以及关于病者、弱者的扶助和老年劳动者养老院等等的社会制度所缓和了。”他们知道一个有了三个小孩的四十岁的男子，他的需要总比一个二十岁的青年多些。他们也知道一个夜夜不睡，坐在摇篮旁边喂小孩吃奶的妇人，不能够和一个睡眠充足的男子做出一样多的工作成绩。他们似乎也知道那些为着社会劳动过度以至于衰弱的男女，多半不会再比那些随便把光阴消遣过去，过着国家高官的特权生活，自饱私囊的先生们做出更多的成绩来。
　　他们极力设法和缓他们的原理。他们说：“社会自然会来养育小孩，自然会来扶助老人和弱者。社会自然会拿需要（而不用工作成绩）来做价值的尺度，以缓和此种工作成绩的原理。”
　　慈善，慈善，永远是基督教的慈善，这次却由国家来做了。改良孤儿院，实行养老保险和疾病保险——他们相信这样就可以和缓他们的原理了。然而他们还是免不掉有那种“先弄个伤痕，然后再来医治”的思想！
　　因此，在否定了共产主义，任意嘲笑了“各取所需”的公式以后，这些伟大的经济学家便发觉他们自己忘记了什么东西，这就是生产者的需要，这需要他们现在也承认了。不过他们要国家来估量这需要，而且要国家来确定究竟需要与劳动是否相称。
　　国家要做慈善事业。从这里去英国的贫民救济法与贫民习艺所仅差一步而已。
　　这只是一个很小的差异，因为甚至我们所反对的社会的这个继母，也已经不得不缓和她的个人主义的原理了：她也不得不在这同样慈善的形式之下，而且对着共产主义的方向让步了。
　　她也害怕她的商店被抢劫，特来施舍最下等的饮食；她又建立医院（大概是设备得很坏的，但有时也有极其壮丽的）来防止传染病的流行。她依照工作的钟点付给报酬以后，她也常常照顾被她掠夺了的那些人的子女。她想起他们的需要，又来做点慈善事业。
　　我们常常说过，贫穷是财富的第一原因。创造第一个资本家出来的便是贫穷。因为在我们常常听见人说起的“剩余价值”蓄积起来以前，就有许多人迫于饥寒不得不卖却他们的劳力，以免饿死。贫穷造就了资本家。至于中世纪中贫民的数目急速地增加，便是由于国家建立以后随之而起的侵略与战争，以及因掠夺东方各国而产生的财富之增加。这两个原因，便把农村与都市的人民的联络切断，教他们废止从前在部族生活时代中实行的连带责任，而代以有利于掠夺者的工钱制度的原理。
　　难道生出这种原理的革命，敢称为社会革命吗？社会革命，这对于受饿，受苦，被压迫的人，是一个何等亲切的名辞！
　　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当旧的制度在无产阶级的斧钺之下打得粉碎的时候，呼声便起了：“我们要的是万人的面包，住居和安乐！”人民会听从的；他们要说：“我们要来满足我们自己从没有忘记过的对于生活，幸福和自由的渴念。等我们人人都尝到了这种快乐的滋味，我们便要动手来工作，把中产阶级统治的痕迹，和它的从帐簿中得来的道德，‘借贷’的哲学，‘我的，你的’的制度，一起来毁灭。象蒲鲁东所说：‘我们一面破坏，一面建设’；我们将以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名义进行建设。”

　　
^[1] 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者现在还自称为集产主义者，他们所谓“集产主义”包含着一切生产机关的共有，以及“各团体依据共产主义或其他原理，照他们认为是适当的办法，来自由分配生产物”的意义。——著者
　　现在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者不再称为集产主义者了。——译者
　　
^[2] Jules Guesde（1845—1922），法国社会主义者。——译者
　　
^[3] Auvergne，在法国南部。——译者
　　
^[4] 指国民议会（Assemblée Nationale）。——译者
　　
^[5] M. F. Maury（1806—1873），英国水道学者。——译者
　　
^[6] Great Eastern，船名，原书缺，这是依据伦敦自由出版社的小册子《工钱制度》（The Wage System，1920年新版）补入的。——译者
　　
^[7] Cesar de Paepe（1842—1890），蒲鲁东主义信从者，第一国际最活跃的会员之一，比利时劳动党的创立者。——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