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俄﹞克鲁泡特金 -> 面包与自由(1886年初版)

第十七章 农业




  经济学常常被人非难为从一个分明虚伪的原理中演绎出一切的,这原理即是:驱使人们增进其生产力的唯一刺激物乃是最狭义的个人一身的利益。
  这种非难是完全不错的;我们如果想到在工业的大发明和大进步的时代中,人们都在追求万人的幸福,而少有顾及一己的富裕,那么,我们会更觉得这是不错的了。从来伟大的科学研究者和发明家都是特别以谋人类的较大自由为目的的。假使瓦特、斯蒂芬森、雅加尔[1]等人当初能够预料到他们夜以继日苦心研究的结果,会使无数的劳动者陷于悲惨的苦境,那么他们一定要焚毁他们的计划书,毁坏他们的模型了。
  此外在经济学中还有一个通行的原理,也是一样虚伪的。这是一般经济学家所共同默认的:纵然在某一部门中发现了生产过剩的现象,社会仍还没有充足的生产品以满足一切人的需要,因此人们不卖他们的劳力去求工钱的日子是永不会来到的。此种默认是建立在经济学家所倡导的一切所谓“法则”和学说的基础上面的。
  而且当任何文明的个人团体着手来研究这个问题:万人的需要是什么?要用什么手段才能满足这些需要?这时候他们定会明白在工业中与在农业中一样,已经有着很充足的物品足以应万人的需要了,只要他们知道怎样应用它们来满足真正的需要。
  关于工业,这是十分确实,没有人可以否认的。我们只要调查大工业中挖取煤炭和矿物,铸炼钢铁,以及大规模地制造用于衣着等上面的物品等等所取的方法,我们便可以看见生产额已经能够增加到四倍以上,而同时劳动则较我们现在所耗费的更少
  我们再进一步说,农业和工业的情形也是一样的。农业劳动者和工业劳动者一样,已经能够增加他们的生产额不仅到四倍,而且还要到十倍以上;只要他们觉得有实行这个的必要——只要社会主义的劳动组织建立起来代替了资本主义制度,他们立刻可以这样实行的。
  世人说到农业,无论什么时候,总想到一个农夫拿着锄,弯着腰,拿一些没有好好选择的种子随便撒在地上,于是焦急地等候着好的或不好的季节给他带来的收获;他们又想象到那自朝至夕劳苦不息而所得的报酬不过是粗拙的床,干的面包,恶劣的饮料的农民家族。总之,他们简直在描画拉布律耶[2]的所谓“野兽”了。
  对于这些沉溺在如此苦海中的人,社会所提出的最上的救济方法,不过是减轻他们的租税和地租罢了。至于说使耕田者直立起来,每天得有闲暇的时间,而且只做几小时的工作,就可以产出不仅养活他一家,并且至少足以养活百余人的粮食,——这样的事,甚至大多数的社会改革论者也还不敢想到的。一般社会主义者的最热烈的未来的梦想,也还脱不了美国式的粗放耕作法的范围,这种耕作法不过是农业技术的幼稚期罢了。
  然而有头脑的农业家现在已有更广大的理想了,——他的计划的范围更扩大了。他只要求一英亩的地面,便可以生产出供他一家取用的菜蔬了;养二十五头牛羊所需要的地面,并不比从前养一头时所需的地面宽广;他的目的是要自己制造土壤,并不去管季节和气候,只把那些嫩植物四周的空气和土壤都弄得很温和;总之,从前在五十英亩田地中的收获物,现在要在这一英亩中生产出来,不但没有何等过度的疲劳——反而会大大地减少从前的劳动量。他知道为着养活所有的人的缘故,各人在田地上劳动的时间并不要许多,正好是各人能够快快乐乐地安排的。
  这便是现代农业的倾向了。
  化学农业论的创始人里比希[3]一流的科学家,因为偏爱学理,往往走入谬误之途,而目不识丁的农业家却开辟了到繁荣的新路。巴黎、多罗瓦、卢昂的市场园艺家,苏格兰、英格兰的园艺家,弗兰特[4]的农人,郎巴底[5]的农夫,泽西岛与格恩西岛[6]的农民,细利群岛[7]的农夫等等已经打开了极大的地平线,但是许多人都还不敢接近它们。以前一个农家靠着土地的出产过活,至少需要十七英亩乃至二十英亩才够(农民怎样生活这是我们所知道的);但是在今天如果依照集约的农法来耕种土地,那么我们再不能够说什么是可以生产一个家族的一切必需品(甚至奢侈品也可以包含在内)的最小地面了。因为那时出产的丰饶,决不是我们所能够想象到的。
  在二十年前(法文本作十年前)人们已确定地承认英国的三千万人口,[8]只靠着国内生产的物品,不从外国输入什么东西,便能够生活得很好了。然而现在我们看见法、德、英三国近来的进步,又考究了那个在我们眼前展开的新地平线,我们可以说不管土地如何瘠瘦,只要用现在许多地方已经采用了的那种耕种法来耕种它们,那么,这五六千万的英帝国人民,和土地的生产物比较起来还是相差很远呢!
  无论如何(我们将在后面讨论),我们且认定这是绝对证明了的:假使明天巴黎和塞纳与塞纳-瓦兹两省一旦组织成一个无政府主义的公社,万人都来用手劳动,不要外国输入一英斗小麦,一头家畜,一篮果物,他们只有这两省的土地,然而他们不仅能够产出他们所需要的一切谷物、肉类和菜蔬,甚至一切现在所视为奢侈品的食物也可以生产出来的。
  而且我们还要肯定说,这种劳动的总量比较现在拿在奥威尼与俄罗斯收获的谷物,用粗放农法在各处生产得很少的菜蔬,和南部地方生产的果物,来供给这两省人民所耗费的劳动总量却少得多。
  不用说,我们并不想把一切的交易完全禁止,也不要把那些只能在一定的季节和气候中生产的东西,在每个区域里都用多少人工的耕种法生产出来。然而我们要人注意现在人们所了解的交易的理论,——“交易常常无用而且有害”,是过于夸张的。而且我们还可以断言关于法国南部的葡萄栽培者以及俄罗斯、匈牙利等国的谷物生产者等的那种何等辛苦的劳作,世人并没有一个正确的观念。事实上倘使那些生产者废弃了现在所采用的粗放农法,而代以集约农法,则此种过度的劳动也可以因之而节省了。


  在这里我不能把我们的主张所根据的许多事实一一列举出来。对于那些愿意更进一步研究的人,我应该把我的另一部著作:《田园工厂与手工场》介绍给他们。我特别劝对于这个问题有兴趣的诸位去读法国和其他各国出版的几种好书,书目附在本书卷末(见附录一)。至于大城市中的居民,对于农业的实际情形如果还没有真实的观念,那么我劝他们去考察附近的市场农园。他们只要去观察,去访问园艺家,他们就会看见一个新的世界在他们的眼前出现了。于是他们更能够看出欧洲的农业在二十世纪中应当如何了;而且他们会了解当我们知道从土地中取出我们所需要的一切的秘诀以后,社会革命就会得到如何强有力的武装了。
  我们只要举出几件事实便足以证明我们的主张,决不是夸大的。我们且先来大体地讨论一下。
  欧洲农业陷在何等悲惨的状态中,我们是知道的了。土地耕作者纵不为地主所劫掠,亦必为国家所榨取。假使国家的赋税偶然减轻了一点,放债的人又会拿借据或期票来束缚他们,使他们不久就变成某银行团体的土地的佃户了。地主、国家、银行家用地租、赋税、利息三种东西来抢劫他们。劫去的数目,在各国虽是多寡不同,然而从来没有在收获物四分之一以下的,大概总要到收获的半数。在法国与意大利的农业家近来缴纳给国家的,竟到总出产额的百分之四十四。
  而且地主和国家的所得是一天一天地增加的。如果耕作者以极其勤勉的劳动、发明或首创精神使生产额大为增加,于是他应该献与地主、国家、银行家的贡物,也要比例地增加了。假使每英亩的收获增加了一倍,同时地租也要增加一倍,赋税也要增加一倍,倘使售价腾贵,则国家更要增加赋税。其他亦以此为标准。总之,无论何处,土地的耕种者每日总要作十二小时到十六小时的工;这三个秃鹰便把所有他可以贮蓄起来的东西全都攫去了;凡是能够帮助他改良耕作的一切东西,都被他们攫去了。这便是农业进步如此迟缓的原因。
  耕作者只能偶尔有一点进步,这是在特殊的地方,特殊的情形下,趁着那三个吸血鬼中间起了内讧的时候,才可以做到的。并且我们尚未说到各个耕作者付给制造家的贡税。每架机器、每把锄锹、每桶化学肥料,卖给他时所索的价格总要较实价高三四倍。此外,我们不要忘记还有那个中间人(经纪人)要在土地的生产物中征收多额的税金。
  在象现今这样的发明与进步的世纪中,农业却只能够在有限的地域里,偶尔得到一点改良,原因就在这里了。
  幸而我们还有那些鹰眼所看不到的沙漠中的沃地;在那里我们可以知道集约农法能够为人类生产的东西究竟有多少。我们且举出几个例子。
  在美国平原(那里只有春季的小麦收成,一英亩可以收到七英斗至十五英斗,而且常常会遭受定期的洪水的损害)只要用五百人,工作八个月,便能够产出五万人一年间所需要的食料。有了最近三年的改良,则一个人一年间(以三百日计算)的劳动,便能生产出(磨成面粉在芝加哥交付)二百五十个人一年的食料了。这个结果是从手腕劳动的绝大的节省得来的:即在那些一望无涯的大平原上,无论耕种,收割,打谷,差不多都是依着军队式的组织的。无益的各处奔跑,是没有的;浪费时间的事,也是没有的——一切都做得很整齐,就象军队行列那样的整齐。
  这是大规模的农业——粗放农法,只取天然沃土,并不想加以改良。倘使这一块土地的生产限量告竭,他们便舍弃它而移到别的新地上去,又要把这地方的生产量取尽。然而这中间也有所谓“集约”农法,即是以机械来从事工作的,而且以后会逐渐加多机械的使用。它的目的是要把一块限定的地方耕作得很好,施以肥料,加以改良,集中工作以求得到可能限度内的最大收成。此种耕作法年年向各处蔓延,在法国南部和美国西部沃野中的农民,用粗放耕作法,平均每年每英亩可以收得十一英斗至十五英斗,他们便以为满足了;而在法国北部则一英亩照例可以有三十九英斗,甚或五十英斗的收获,有时甚至可以得到六十英斗的。还要不到四分之一英亩的地面,便可以产出一个人一年间的消费品了。
  耕作法愈集约,则因生产小麦所费的劳力亦愈节省。倘使能在预备工作上和土地必需的改良上(排水,取除石块等等)均以机械来代替人力,那么将来永远可以得到加倍的收获。假使是普通的田地,不施肥料,也不要其他的什么工作,只要能把杂草除得干干净净,就可以年年丰收了。这在英国希尔福郡的罗散斯德[9]内,已继续实行了四十年了。
  我们不要写什么农业的小说,然而我却希望每英亩土地生产出四十四英斗的收获。这并不需要什么特别的沃地,只要施以合理的耕作便够了;我们现在来看看这种耕作法是什么?
  塞纳和塞纳-瓦兹两省的居民共有三百六十万,他们的食料每年约需二千二百万英斗的谷物(以小麦为主);依我们推测,他们要收获这些生产物,则在他们所有的一百五十万七千三百英亩的土地中,非耕作四十九万四千二百英亩不可。当然他们不再用锄锹耕作了,因为用锄锹耕作要费极长的时间,一日劳动五小时,共要九十六日,才能够耕出一英亩的田地。那么,不如一次就把全部土地改良——应排水者排水,应坦平者坦平,还要把石块取除干净,纵然这种预备工作需要五百万日的劳动(每日五小时),算起来平均一英亩也不过需要十天的劳动罢了。
  于是他们用蒸汽犁来锄田,一英亩只费时一日又五分之三,再耕第二次,每英亩也只需要一日又五分之三。种子也不是胡乱无定地集在一处,而是用蒸汽选种机选拔过的,播种时是要整整齐齐一列一列的,不是象随风吹散到四方那样。假使这种工作是在良好的情形下面做的,全体合计起来,每日做工五小时,每英亩还要不到十天呢。然而倘使在三四年中间花费了一千万日的劳动于良好的耕作,那么,后来虽把劳动时间减少一半,也能够在一英亩中得到四十四英斗乃至五十五英斗的收获了。
  如此,要供给这三百六十万居民所需要的面包,只需要一千五百万日的劳动便够了。而且这样的工作虽是没有铜铁一般的筋骨的人,或者从来不曾在田地上劳动过的人,也都可以做的。至于创意和工作之一般的分配,却非由熟悉土地的人来做不可。若说到工作本身,则住在都市中的男女学习了几小时以后,决不会连照应机械和田地工作的一部分都做不来的。
  当我们想到在现今的混沌中,在象巴黎那样的都市里面,除去上流阶级的游民外,还有十万内外的各种职业的失业工人,那么,我们会知道单是在现社会组织中白白失掉的人力,若用之于合理的耕作,便足以产出这两省的三四百万居民必需的面包。
  我们现在还要再说一遍,这并不是在做梦,而且这时我们尚未说到真正的集约农法。我们还没有拿小麦来作根据,依着哈勒特先生的三年中间的实验,小麦一粒,再种下去,便可以生产五千乃至六千粒,有时甚至可以得到一万粒;五口之家有一百二十方码的土地,一年所必需的面包便够了。反之,我们却只说法、英、比等国的许多农夫所已经实行而得到成功的,以及依今日大规模的实验所得的知识与经验,可以在明天做得到的事情而已。
  然而要是不经过一次革命,不说明天,便到了后天以及以后的许多天,这也是不能实行的,因为这是对资本家,地主等没有利益的;并且因为那些知道他们的利益就在这一点的农夫自己既没有知识,又没有金钱,更没有时间,来取得实行这个所必需的一切东西。
  现在的社会还未达到这个程度。不过要是巴黎人民起来宣告成立无政府主义的公社,他们一定会向着这个方向走的,因为他们决不会愚蠢到那样的地步,还继续着制造奢侈的玩具(维也纳、华沙、柏林等处也已经在制造这种东西)去冒面包缺乏的危险了。
  而且,农业工作如果得着机械的帮助,就会立刻变成一切职业中最有趣味的最快乐的了。
  他们要说:“我们已经有很多的珠宝了,很多的玩偶的衣服了,现在正是劳动者借农业来修养体力,贯注元气,玩味自然,寻求人生的快乐的好时机了,——这些都是他们在附近城市的黑暗工厂中,久已忘去了的事情。”
  在中世纪的时候,瑞士人脱去了王侯的羁绊,与其说是靠着枪炮的力量,不如说是靠阿尔普斯一带牧野的力量更恰当。近代的农业会帮助一个革命的都市,来打破资产阶级联合的势力,而取得自由。


  我们已经看见怎样巴黎附近西省的三百五六十万居民,只要把他们所有土地的三分之一加以耕种,便可以得到足以供给他们的需要的面包了。现在我们来讨论牲畜的问题。
  即便是食肉最多的英国人,他们的消费量平均也不过一个成年人一年二百二十磅罢了。假定吃的都是牡牛,则一个人还吃不到一条牛的三分之一。五个人(小孩在内)每年吃一条牛便很够了。如此,则三百五六十万居民每年的消费量也不过是七十万头牛而已。
  以现在的牧场组织,养六十六万头牛,至少也需要五百万英亩的土地。平均每头牛需九英亩。然而如果换以泉流湿润恰到适度的草原(如在法国西部的数千英亩中近来所实行的),则只要一百二十五万英亩便够了。如果再实行集约农法培养甜菜根以充秣草,则只要其四分之一,即三十一万英亩,便绰绰有余了。要是我们更用玉蜀黍,且实行阿拉伯人保藏秣草的方法(于秣草青时便割而压榨之),则有二十一万七千五百英亩的土地,便可以得到十分充足的秣粮了。
  米兰[10]附近地方,向来用沟渠的污水灌溉的田地,共有二万二千英亩,每英亩所生的秣草,只足以养二三头乳牛;而在别的两三处良好的田地上,只要十英亩便可收获一百七十七吨干草,可供三十六头挤乳的母牛一年的食料。在现在牧场组织之下,养一头牛需要着九英亩的土地,而在新式制度之下,养九头牛也只要二英亩半的土地便够了。这正是近代农业中两个相反对的极端。
  在格恩西岛的已开垦的九千八百八十四英亩的土地中,差不多有一半(四千六百九十五英亩)是被谷物和菜蔬掩蔽了的;只有五千一百八十九英亩还是牧场。而在此五千一百八十九英亩中,却饲养着一千四百八十匹马,七千二百六十头牛,九百支羊,四千二百口猪;若把羊、猪等不算在内,平均每两英亩地可养三头以上的牛。不用说,这些土地的膏腴自然是用海藻和化学肥料造出来的。
  返回来再说巴黎及其附近的三百五六十万居民,我们可以看出他们饲养牲畜所需要的土地,已经从五百万英亩减到十九万七千英亩了。但是我们不要就拿这个最低的数目作根据,我们还是以实行普通的集约耕作法所得的数目做标准,而且我们还要宽放地划出一部分土地,去饲养可以代替牛的小牲畜,譬如我们就在供给了众人的面包之后余下的一百零一万三千英亩的土地中,拿出三十九万五千英亩——要是你们愿意,四十九万四千英亩也可以,——来作为饲养这些小牲畜所需要的土地。
  我们就慷慨一点,暂把使这些土地变成生产的状态,所需要的工作时间,定作五百万日。
  只要在一年以内,用了二千万日的劳动(其中一半是用在永久的改良方面的),我们众人都可以得到充足的面包与肉类了,至于家禽、猪兔等肉还不算在内;而且还不曾把那些有了上等菜蔬和果物,因之消费的肉量较少的人算在里面。这些人消费的肉量实在比英国人消费的少得多,英国人因为没有充足的菜蔬,故以肉类来补充。试把这二千万日的劳动(一日五小时)分配起来,一个人究竟应该担负若干呢?实在少得很。在三百五六十万的人口中,至少有一百二十万个壮丁,而且还有同样多的能够做工的妇女。那么,要使众人都得到面包和肉类,一天做工五小时,每人每年只作工十七日便够了。如果说因挤牛乳又要加上三百万日,甚或六百万日的劳动,总共平均起来,每人每年只要劳动二十五日(而且这种工作简直是愉快的田间的运动),他们的三种主要的食物就都不会缺乏了,在现时这三种食物正是十分之九的当家的人天天焦虑着的东西。
  我们又要来说一遍,这不是梦想。我们所说的尽是用大规模的实验所已做到或正在做着的一切。只要财产法和一般人的愚昧不来加以反对,在明天农业便可以依照这个方针而改造了。
  当巴黎人民明白:要知道消费何种食物及如何生产此等食物,这是一个公众利益的问题的时候;而且任何人都知道这个问题比较现时在议会中所讨论的一切重要得多的时候,——那么,革命便会实现了。巴黎人民会将两省占领而且来耕种它们。巴黎的劳动者为着购取那粗恶而且不足的食物的缘故,耗费了他的生涯的三分之一从事辛苦的劳动,现在要在他的城堡(假使那时还有)的围绕中,他的墙壁之下,自己来生产他需要的食物,每天不过做两三小时的卫生的和有趣的工作。
  我们再来说到菜蔬和果物。我们且走到巴黎郊外去参观一个市场园艺家的设备。这个市场园艺家在离那些学院不过两三公里的地方,居然成就了不可思议的奇迹(这是一般的经济学家所不曾知道的)。
  譬如说我们所拜访的是一位彭斯先生,他是某一本关于市场园艺的书籍的著者(见附录一),他把土地所给与他的一切,完全公布于世,绝对不曾守着丝毫的秘密。
  彭斯先生,尤其他的工人,都辛苦地象黑奴一般地劳动着。八个人耕种了二英亩又十分之七的地坪,他们每天劳动十二小时乃至十五小时,即较实际必要的劳动多了三倍。他们共有二十四个人,并不算多。不过彭斯会告诉我们,他为着这一点地每年必须纳两千五百法郎的地租,他从兵营那里买肥料,又需要付两千五百法郎,既然花了这样可惊的巨款,他便不能不掠夺工人了。他一定会这样地说:“我被人家掠夺了,我也要来掠夺别人。”他开始这个事业的时候,设备费等就使他花费了三万法郎,其中大半都是送到工业界的高等游民的手里去了的。实际上,这个设备所费的劳动时间最多还不到三千日。
  据我们调查他的收获:十吨内外的胡萝卜,十吨内外的洋葱、萝卜、野菜,六千颗洋白菜,三千颗花椰菜,五千篮番茄,五千打上等果物,十五万四千颗生菜;总之,即从一百二十码长一百零九码宽的二英亩又十分之七的地中,要生出一百二十三吨的菜蔬和果物,平均一英亩可以生出四十四吨以上的菜蔬。
  然而每人每年所吃的菜蔬和果物至多不过六百六十磅;有了二英亩半的市场农园,便能够供给三百五十个壮丁一年中间食桌上极丰富的菜蔬了。因此,只用二十四个人来耕种这二英亩又十分之七的地坪,每日劳动五小时,只须劳动一年,便能够生产出供给三百五十个壮丁的十分充足的果物和菜蔬。这三百五十个壮丁至少可以等于五百个普通的人。
  又从别一方面看:象彭斯那样地耕作,——现在已经有超过他的成绩的了——那三百五十个壮丁每年只劳动一百零三小时,便足以产出五百个人所必需的菜蔬和果物。
  这样的生产决不是例外的。在巴黎,五千个市场园艺家在二千二百二十英亩的土地上便常常得着这样的结果。然而因为平均每英亩地须纳三十二镑的地租所以这些市场园艺家现在便陷于牛马一样的惨状中了。
  难道这些人人都能够确证的事实,还不足以证明一万七千三百英亩的土地(由留给我们的五十一万九千英亩中划出的),可以供给我们这两省的三百五六十万居民之一切必要的蔬菜和丰富的果物么?
  至于生产这些果物和菜蔬所必需的劳动,我们若以市场园艺家的工作为标准而计算,一天劳动五小时,不过五千万日而已,即是每个壮丁劳动五十日。如果采用泽西岛和格恩西岛两地所流行的耕作法,还可以减省一些劳力。我们还要记着巴黎的市场园艺家因为要缴纳那高无伦比的地租,便不能不生产先于季节的果物,以求售得高价,因此他们便要更加勤苦;而且这种耕作法所需要的劳动,比较生产平常的菜蔬和果物所需的更要多。巴黎的市场园艺家因为没有供给他的农园多额费用的力量,加之又不得不出高价去买玻璃、木材、铁、煤炭等,所以他们虽然知道温室中取热费用较少,也只得仍旧从肥料中取人工的温度。


  如今的市场园艺家为了要得到他们的可惊的收获的缘故,便不得不变成了一种机械,而摒弃了一切人生的快乐。然而这些辛苦劳动的人,对于人类确实有过了一个大的贡献,即是教我们知道,土壤是可以“用工人制造”的,他们用肥料的暖床制造土壤,这肥料的暖床对于植物的苗和早生的果物所必需的温热是已经有了功效的;他们制造出的土壤是很多的,如果不分卖出去,则农园的地面每年要增高一英寸。他们制造土壤的成绩是极其良好的(巴拉尔[11]在他的《农业字典》中一篇关于市场园艺的论文里这样告诉过我们),所以近时的契约中规定着,倘使市场园艺家离开他现在的地方迁往别处的时候,他可以把他的土壤带去。肥土是要和各种器具,玻璃架子一同放在车里运去的,——这便是实际耕作者对于里加图之流的博识议论(认定地租是均平土地的天然利益的一个方法)的答辩。“土壤的价值与人的价值相等。”这便是园艺家的格言了。
  然而巴黎和卢昂的市场园艺家,倘使要得到与格恩西岛或英国本部的同类劳动者所得的同样的结果,则必须比较他们更加三倍地勤苦。因为那些人把工业应用到农业上,用温室的方法,更进而制造气候。
  在五十年前,温室不过是富贵人家独享的奢侈品。它的用处只是培养外国植物,供有钱的人娱乐;但是现在却渐渐地为一般人使用了。近来在泽西岛和格恩西岛一个大工业已经勃兴起来,在这两个地方有几百英亩的土地是用玻璃罩着的——还不曾算入其他各地小农园中无数的小温室。又在威孙[12](在1912年共有一百零三英亩),在伦敦郊外,和在其他几处英格兰、苏格兰的地方,几英亩几英亩的温室正在不断地建造呢!
  它们的建筑是有各种性质的:最上等的用花岗石作墙壁,下等的是用木板和玻璃架子制的,仅足以蔽风雨而已;象后者的建筑费,纵然加上应纳与资本家,经纪人等的各项费用,现在算来,总共也不过是玻璃罩着的每一方码,不到三先令六便士。一年中大概至少暖三四个月;而且还有全不需要热的冷的花房,也能产出优良的出品,——自然,不是葡萄和热带植物,而是马铃薯、胡罗卜、豆子、番茄等物。
  人用这种方法便可以脱离气候的束缚了,同时象用暖床那样辛苦的劳动也可以免掉了,一方面肥料可以节省,一方面工作也可以节省。每一英亩中用三个人,每个人一星期的劳动不到六十小时,从前要有几英亩的土地才能够产出的东西,现在在这极小的地方便生产出来了。
  这一切近代耕作法的进步的结果,即是,如果某一个都市的壮丁的半数工作了五十天(每日五小时),来培养不合季节的最新鲜的菜蔬和果物,那么,他们便可以供给这个都市全人口一年所需要的此类菜蔬和果物而有余。
  然而还有一件重要的事实,我们不应该忘记的。在今日,温室已变成单是玻璃罩下的菜园的一种倾向。因为如果是为着这个目的而使用,那么,只要有玻璃和木板罩着,不要温暖,便可以得到惊人的收获,——譬如马铃薯的第一次收获在4月的末尾,一英亩能收得五英斗:此后在玻璃罩下的夏天最高温度中,也还可以得到第二次,第三次的收获。
  我在《田园工厂与手工场》一书内已经举出许多倾向于这方面的最显著的事实了。在这里我只预备略为提说一下:在泽西岛,用三十四个人劳动(其中只有一个人是熟练的园艺家),耕种在玻璃罩下的十三英亩的土地,他们便得到了一百四十三吨的果物和早生菜蔬;而这种非常的耕作所费的煤还不上一千吨。
  在泽西岛和格恩西岛已经大规模地实行这个了;单单为着输出这些温室中的收获物的缘故,已经有无数的轮船不断地在格恩西岛与伦敦之间航行了。
  现在要同样收获五百英斗的马铃薯,我们每年必须耕种四英亩的地面,还要做种植,培养,除草等等的工作;然而在玻璃罩下,纵然起初因造温室的时候每一方码的地面大概每人要费半天的劳动,——但是以后在每年的劳动量中,却要较前节省一半,甚或省至四分之三了。
  这些都是事实,任何人都能够自己确证的成绩。这些事实所暗示的是:如果人能够巧妙地使用土地,他便可以从土地中得着何等丰富的物品。


  我在上面所说的都是经过了实地试验的。如田地的集约农法,灌溉过的牧场,暖室以及玻璃罩下的菜园,完全是实在的东西。而且这些耕种方法渐渐地扩张和普及,这个倾向我们已经可以看见了,因为此等方法使生产加多而工作减少,并且生产较前更有把握。
  实在,倘使去考察格恩西岛的最简单的玻璃棚,我们可以断定4月里在玻璃下收获马铃薯所费的劳力,比较在露天之下收获时所费的劳力少得多,如果在露天里耕作,则必须挖掘四倍大的土地,又要做灌溉除草等等事情。假使采用完善的器具或机械,虽最初要用去一笔巨款购买器具,可是后来却能够使劳力节省很多。
  关于在玻璃罩下普通菜蔬的种植现在还没有精确的计算。因为这种耕作法是近来才开始采用的,所以实行的地方还少。然而关于这五十余年来早生葡萄的培养法的计算却已经有了。这些计算是极其明确的。
  在英国的北部,苏格兰的边境上,煤坑附近的地方一吨煤的售价不过三先令,人们久已用它们来培养暖室中的葡萄了。三十年以前,这些葡萄在1月里成熟后,培养者便以每磅二十先令的价格出卖了,贩卖的人买到后,又以每磅四十先令的售价转卖与拿破仑三世的手下人,而送到拿破仑三世的食桌上。但是如今这同样的培养者只要得着每磅二先令六便士的价格,便把他的葡萄出卖了。他自己在一本园艺杂志中这样地告诉我们。价格低落的原因,是在1月里有许多吨的葡萄不绝地运到了伦敦与巴黎。
  靠着煤炭的廉价和培养法的巧妙,葡萄却和寻常果物的方向相反,渐渐地从北部移到南部了。它们的费用是极少的,所以在5月里英国和泽西岛的园艺家仅以每磅一先令八便士的价格,便把他们的葡萄卖去了,而且此种价格恰与三十年前的四十先令的价格一样,只是靠着弛缓的生产来维持的。
  在3月里,比利时的葡萄售价六便士到八便士,而在10月里,大量的葡萄培养出来了(在伦敦附近地方,玻璃罩下,稍加一点人工的热度以后产出来的),每磅的售价恰与瑞士和莱茵的葡萄园里的售价相同,即是每磅售价两三个便士而已。然而这仍要较实际费用高过三分之二,因为这个园艺家要支付过高的地租,以及开业的费用和温度的经费等给资本家和经纪人。如果能够明白这一点,那么我们便可以断言当秋凉之际,在我们的深雾的伦敦,和在同一纬度的地方,只要以“几乎少到没有”的费用便可以得到味美的葡萄了。例如在某个郊外的地方,靠近我们的屋子的长九英尺十英寸,宽六英尺半的一个灰泥涂抹的旧玻璃屋,在10月里也能够收获五十磅的葡萄,这样已经继续了九年了。这收获是从德国汉堡种的长了六年的葡萄茎来的[14]。而且这玻璃屋又漏雨。在夜里的温度竟会与外面的一样。这显然是不能加热的,因为这恰和街道一样,加了热又有什么用处呢?所能加以注意的:便是每半年光景把葡萄藤剪削一次,把一车的肥料放在种在棚外赤色黏土中的葡萄茎的周围。
  在他方面,我们若估计莱茵或勒曼湖的附近地方培养葡萄所需要的费用:在山丘的斜坡上叠石重重地筑修平场,把肥料和土搬运到二三百英尺高的上面去等等,我们便可以得到下面的结论:即全瑞士或莱茵河畔培养葡萄所必需的工作的费用,比较在伦敦郊外的玻璃棚下的费用更大得多。
  这似乎是离奇之论,因为一般人都相信在欧洲南部葡萄是自然生殖的,栽葡萄的人并不必再有什么花费。然而农业和园艺家却不反对我们的说法,而且反来确证我们的主张。《英国园艺杂志》的主笔兼实际园艺家的某君曾在《十九世纪》[15]中说过:“在英国最有利益的耕种,即是培养葡萄。”而且葡萄的市价本身即可证明的。
  如果把这些事实译成共产主义的用语,我们便可以下断语道,在欧洲的任何气候中,简单的玻璃棚下培养两三株葡萄(无论男女)只要每年把闲暇时间分出二十小时,稍稍费点精神来看顾(这种工作大概是极愉快的),就能够产出他的家族和朋友所需要的十分充足的葡萄了。这种说法不仅适用于葡萄,而且可以适用于一切的果树。
  一个公社如果大规模地实行集约农法,则公社的各居民每人每年只做十小时内外的工作,就可以得到各种各类的内地产和外国产的一切菜蔬和一切合意的果物。
  实在,以直接的经验来确证上述的事实,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我们假定有一百英亩轻松的肥土(象在威孙的那样)搬到了几处市场农园里面,每一个农园都有养育幼苗和种子的玻璃屋。又假定还有五十英亩盖着玻璃屋的土地,而且全部事务都由那些有实地经验的法国市场园艺家与格恩西岛或威孙的温室园艺家来管理。
  要维持这一百五十英亩的土地,拿泽西岛的情形做标准,在玻璃棚下的每英亩地需要着三个人的劳动(每年要不到八千六百小时的劳动),一百五十英亩的地需要着一百三十万小时的劳动。假使其中有五十个适当的园艺家每天工作五小时,则其余的劳动可以交给普通的工人去做,那些人虽然没有园艺的技能,但渐渐地也知道使用锄锹照应植物的方法的。这种工作的结果,至少也可以产出作为四五万人的必需品和奢侈品的蔬菜与果物了(这事实我们在前章里便已经知道)。在这些人数当中,有一万三千五百个壮丁,他们愿意在菜园中劳动的;每个人一年中只要劳动一百小时便够了。这种劳动时间简直和在或许比较传说中的塞米拉米斯的花园[16]更美丽的园子里同着朋友及儿女们一起度过的愉快的休养时间无异。
  这便是使我们能够享用充足的果物和丰富的蔬菜所需要的劳动的出入帐;现在我们的果物是被人掠夺去了的,至于菜蔬,我们的管家妇每天只肯拿很少的量给我们吃,因为她时时担心着不肯多化一个便士,免得落进资本家和地主的手里(见附录二)。
  在将来,人类一定能够自觉到什么是他所能做的,这种自觉便会使他有要做的力量。
  那时他一定会知道到现在妨害着一切革命的暗礁便是精神的怯懦。


  我们能够很容易地认出在社会革命前面的新地平线。
  我们每次说起革命的时候,那些见过儿女们受饿的状况的劳动者一听见,便阴沉着脸,问道:“面包究竟怎样解决?假使各人尽量地吃,也够么?假使那班常常做反动派的愚昧的工具的农民象1793年法国大革命时的黑党[17]那样,使我们都市居民陷于饥饿,我们又将怎样做呢?
  让他们照最坏的做罢!大都市不依靠他们也能够生存的!
  那么,现今窒息在手工场和工厂中的无数劳动者恢复了自由以后,又会被雇用去做什么呢?难道在革命以后,他们还要继续把自己关在工厂里面么?当谷物告罄,肉类缺乏,菜蔬绝种的时候,难道他们不想法去继续生产,还要依旧制造输出的奢侈的玩具么?
  决没有这样的事!他们要离开都市走到田间去的!他们靠着那个连身体极弱的人也能够使用的机械的帮助,要使从来受着束缚的农业发生革命,象他们使得制度和思想起了革命那样。
  许多英亩的土地都会被玻璃掩盖了,无数的男女都要用他们的手指来培养草木幼苗的生长。又有许多英亩的土地是要用蒸汽犁来犁过,用肥料来改良,更把岩石弄成粉末造成人工的土壤以肥沃土质。那么偶尔来参加劳动的愉快的人群,会使丰饶的收获出现在这许多英亩的地面上;这时候,那班偶然的劳动者的工作和实验,一方面是受着精通农事的人的指导,另一方面它们又会特别受着那些从长梦中惊醒而且为光亮的烽火(即万人的幸福)所照耀着的人民之伟大实际的精神的鼓舞。
  而且在两三月之内,早生的收获便可以满足最迫切的需要了,然后供给人民的一切食物,他们盼望了千百年到现在至少可以满足他们的饥饿,尽量地大吃了。
  同时那些知道自己的需要的革命的国民中最孚人望的天才便更进一步,努力来实验新的耕作法,这些新方法我们已略窥见其端倪,只需要再受着实验的洗礼,便可以被一般人采用了。第一要受着实验的便是“光”——这个新的耕作法的未知的主动力在雅库次克[18]的纬度之下,四十五天中间,便使大麦成熟了;集中的或人造的“光”,在促成植物生长的工作上,将要和“热”竞争了。将来的穆学[19]会发明一种机器利用太阳光线来做工作,于是我们不必再求地底的煤炭中所贮藏的太阳热了。其次实验培养细菌来灌溉土地的方法,——这仅是昨日才发生的合理的思想,我们依此,可以把那些能够培养植物支根,分解与同化土壤成分的微细生物放在土地里面。
  往后他们还要实验……但是我们就说到这里为止,否则便要走入空想的领域中了。我们还是来研究已经得到确证的事实。我们如果采用那个对抗工业的竞争得到了胜利的大规模地使用的耕作法,则我们的愉快的劳动就可以为我们取得安乐与奢侈,在最近的将来,我们便可以明白近代科学的发见所指示的各种方法,如何可以实行。现在我们只来着手开辟一条新的道路,这条路就是在人类的需要及满足此等需要的方法之研究中间。
  革命有时会缺乏的唯一的东西便是发意的勇敢。
  我们的心在年青时代便被养成了极其狭小的,而且在成人时代又被过去的事实束缚着,因此我们几乎不敢思想。对于一种新思想,在表示我们自己的主张以前,我们却必须先去参考百年前的陈腐书籍,以便知道古贤先哲对这个问题的见解如何。
  假使在这次革命中,发意和思想的勇敢并不缺乏,那么革命决不会因食物而失败。
  在法国革命的伟大日子中,最伟大而最美丽的一天,便是从法国各处来到巴黎的代表们为着联合大祭日的准备,一同拿起锄锹来铲平大校场的土地。
  那一天全法国结合成一体了:法国受着这种新精神的鼓舞,在这共同耕种土地的劳动中,法国也瞥见它的将来的面影了。
  将来的那些得到了自由的社会,由于共同耕种土地的劳动便可以发见它们的结合力,而且会消除那种使它们分裂的憎恨与压制了。
  因此,新社会要是能够了解休戚相关的联带性(那个使人们的精力和创造力增进百倍的绝大力量),便会以所有青春的元气,向着未来之征服迈进。
  如果社会不再替那班不知道姓名的买主生产,而只求满足自己的需要和嗜好,那么它不但能够完全保证各分子的生活与安乐,而且还可以使他们各人都得着随意选择工作,随意完成工作的自由,和由此生出的道德上的满足,以及过着不侵扰他人生活的日子的快乐。
  从休戚相关的感情生出来的新勇气鼓舞着我们大家向着征服知识和艺术创造的最高快乐之目标前进。
  受着这样的鼓舞的社会是不怕内讧和外患的。对抗着旧势力之结合的便是新的和谐,各人和全体的发意,以及由人民才智的觉醒所生出的勇气。
  在这种不可抗拒的势力之前,“谋叛的王侯”是没有力量的了。他们不能做别的事情,只有低头屈服去作驾车的马,拖起人道的马车,向着社会革命所开辟的新地平线驰去。



  
[1] J. M. Jacquard(1752—1834)法国机械学者与发明家,曾发明“雅加尔织机”,被称为工业机器的最优美的发明之一。——译者
  
[2] Jean de la Bruyère(1645—1696),法国道德家。他把人描画成一个生性就不正,忘恩,而且冷酷无情的利己主义者。——译者
  
[3] Justus Von Liebig(1803—1873),德国化学家。——译者
  
[4] 这里指说Flemish语的比利时人。古弗兰特的土地如今分属于法、比、荷三国。——译者
  
[5] 郎巴底(Lombardy),在意大利北部的一区。——译者
  
[6] Jersey与Guernsey是英属Channel Islands(又称诺尔曼群岛,现称海峡群岛——编者)中两个最大的岛。出产大量的果物,鲜花和菜蔬,供给英国本部消费。——译者
  
[7] Scilly Isles,即锡利群岛,属英国,大部分居民以养花种菜为业,销售处为伦敦市场。——译者
  
[8] 据1931年统计英国人口共有四千六百多万(46,041,485)。——译者
  
[9] Rothamstead是英国诺斯勋爵(B. Lawes,1814—1900)的田地。诺斯曾在他的田地上作过多种农业的实验。关于这事的书籍除克鲁泡特金在“附录”中所举出的一种外,尚有海尔(Hall)的《罗散斯德实验记》(The Book of Rothamstead Experiments)。——译者
  
[10] Milan是意大利北部郎巴底区的一省,人口一百七十余万。——译者
  
[11] J.-A. Barral(1819—1884),法国化学家与农学家。——译者
  
[12] Worthing,属英国塞塞克斯郡(sussex)。——译者[13]
  
[13] 威孙现译作沃辛;塞塞克斯现译作萨塞克斯。——编者
  
[14] 即便是这葡萄茎本身也可以表示出二三代园丁的苦心的研究。这是一株汉堡的变种,极适于寒冷的冬季;要受着冬天的霜,才能够成熟。——著者
  
[15] Nineteenth Century是当时在伦敦出版的学术月刊,编辑人J. Knowlles是克鲁泡特金的友人。克鲁泡特金在这杂志上面发表了不少的重要文章。——译者
  
[16] Semiramis,现译作塞米勒米斯,神话中的人物,她是古巴比伦和亚述的女王,她有着极其美丽的花园。——译者
  
[17] 当时腐败军人的一种组织,专门从事抢劫搜刮,以所谓杀头的茹尔当(Jourdan Coupe-Tête)为首领。后来茹尔当被处死刑。——译者
  
[18] Yakutsk,现译作雅库茨克,俄国西伯利亚的省分。——译者
  
[19] A. Mouchot即奥古斯丁·莫绍(1825—18??)[20],法国物理学家,以他的应用太阳热的实验出名。——译者
  
[20] 奥古斯丁·莫绍在1912年10月4日于巴黎逝世。——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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