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鲁普斯卡雅及其教育思想简论（吴式颖）

克鲁普斯卡雅及其教育思想简论

吴式颖

　　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雅（Haдeждa Koнcтaнтиновнa Kpyпcкaя，1869—1939）是苏联著名的革命活动家和最早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家，列宁的夫人和战友。她的教育活动和她的革命活动具有密切的联系，她对教育理论的探索也是和她的革命实践活动紧密结合的。
　　克鲁普斯卡雅对教育问题的论述十分广泛。我们面前的这部教育文选，选自苏联在20世纪70年代出版的《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六卷本），其中包括有关她成长道路的几篇著名的自传性文章、她在革命前撰写的主要教育论文和革命后发表的主要教育论文、报告、演说词等，内容涉及教育史、欧美各国教育比较和国民教育的许多理论与实践问题（包括学前教育、少年儿童和青年的学校教育与校外教育、成人教育等各个方面）。学习这部著作就可以使我们知道，克鲁普斯卡雅的教育思想是何等博大精深，她的胸怀是如何宽广。

　　一、革命家和教育家

　　娜·康·克鲁普斯卡雅于1869年2月14（26）日^[1]诞生在彼得堡。这时候，俄国虽已废除了农奴制，然而沙皇专制制度却依然存在，土地仍然掌握在地主阶级的手中。与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它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上都很落后，人民生活在极度贫困和苦难之中。
　　19世纪70年代初期，俄国的革命运动经过一段短期的沉寂之后重又活跃起来。在19世纪的70年代，俄国革命的主要领导力量是民粹派。他们提出“到民间去”的口号，要求知识分子深入农村，发动农民起来推翻沙皇的专制制度和地主阶级的统治，却忽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否认工人阶级的历史作用。他们在农村中的革命活动没有取得积极的结果。19世纪80年代以后，由民粹派的革命组织“土地与自由社”分裂出来的“民意党”主张通过恐怖暗杀手段来消灭沙皇专制制度，更加脱离广大群众。民粹派革命活动的失败促使革命者探求新的解放道路。
　　还在19世纪70年代，俄国工人阶级就已经开始进行自发斗争。1875年和1878年，在敖得萨和彼得堡曾先后建立“南俄工人协会"与“俄国北方工人协会”，不久都遭到沙皇当局的破坏。1883年，俄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宣传家普列汉诺夫（1856-1918）等在日内瓦建立了俄国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组织“劳动解放社”，将一些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译为俄文出版，马克思主义开始传播到俄国。
　　克鲁普斯卡雅的父母虽出身于贵族，但“他们房无一间，地无一垄”，生活异常艰难。克鲁普斯卡雅的母亲是一个无依无靠的孤儿，离开学校之后就当了家庭教师。她的父亲从武备学校毕业后当了军官，但不满于现实。他“博览群书，不信鬼神，并且熟悉西方社会主义运动的情形。”因此，在他们的家里经常有革命者来往，这使克鲁普斯卡雅从小受到革命情绪的感染。同时，克鲁普斯卡雅的父亲从1872年起就因政治上不可靠而被解除了公职，他不得不为谋生而带着妻子和女儿从一个城市搬迁到另一个城市。漂泊而贫困的生活使小姑娘获得了比一般少女更为广泛的阅历。^[2]
　　当克鲁普斯卡雅11岁的时候，她因父亲的工作关系来到普斯科夫的一个女地主的领地。女地主的所作所为使她十分厌恶，这里的一位具有革命情绪的年轻女教师（亚历山德拉·季莫菲耶夫娜·雅沃斯卡雅）却很快地赢得了她的好感。这位乡村女教师的教学活动还激发了她对教育工作的强烈向往。
　　1880年4月，克鲁普斯卡雅父亲的案子得到了结，他被宣告无罪。翌年9月，父亲送她到彼得堡私立奥波连斯卡雅女子中学学习。这所学校的领导人在政治上倾向“土地与自由社”，教师们经验丰富，思想进步，能给学生比较丰富的知识，并注意培养她们独立的工作能力。克鲁普斯卡雅在这里的学习生活非常愉快。她学习勤奋，各门功课的成绩都很好。不幸的是，长时间生活的艰辛与磨难损害了她父亲的健康，不久他就因病逝世，克鲁普斯卡雅当时还只有14岁。为了帮助母亲，她只得一边学习，一边工作。这要求她付出加倍的劳动。
　　1886年秋天，克鲁普斯卡雅以优异的成绩从奥波连斯卡雅中学毕业，又上了该校的师范班。一年以后，她获得了担任家庭教师的资格证书，留在该校的寄宿部当辅导教师，同时又在一所女子职业学校为一些学生补课。
　　从18岁开始，克鲁普斯卡雅已经在自觉地寻求自己的生活道路了。在她1887年3月写给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的书信中，我们可以读到这样的一段话：“最近以来，我日益明显地感到，迄今为止我一直享受着别人用心血换来的劳动成果。我在享受这种成果并用一部分时间去获得知识的时候，心里曾想，以后我将用这些知识去为人们做些有益的事。”^[3]当时，克鲁普斯卡雅还曾向一位老民意党人请教：她应该怎样去帮助人民？这位民意党人建议她去教人们识字。她不满于这样的回答。为了解决使她焦虑的人生问题和增强自己的本领，克鲁普斯卡雅于1889年9月进入彼得堡别斯图日夫高等女子学校的历史语言系学习，兼听数学系的课程。就在这年秋天，她认识了一些加入社会民主主义组织的工学院学生，并且和米·伊·勃鲁斯涅夫领导的社会民主主义小组建立了联系。这里的活动使她的“眼界为之一开”。^[4]
　　1890年初，克鲁普斯卡雅离开了别斯图日夫高等女子学校，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书籍。详读《资本论》第一卷使她懂得了“声势浩大的工人运动——这才是出路所在”。^[5]她决心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时积极参加革命实践活动。为了学习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她开始学习德文；为了同工人建立联系，她开始到斯摩棱斯克星期日男子夜校去从事无偿的教学活动。
　　斯摩棱斯克星期日夜校设在彼得堡的涅瓦关卡外，到这里来学习的是彼得堡一些工厂的工人。沙皇政府允许设立这种学校只是想给工人一点有限的文化知识，一些像克鲁普斯卡雅这样的具有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教师却用巧妙的方法向工人传播革命的道理，使它成了向工人进行政治教育的中心，结果使许多学生后来都参加了革命运动，而教师本身也从政治上得到了锻炼与提高。克鲁普斯卡雅后来写道：“从1891年到1896年，我在斯摩棱斯克星期日夜校……工作。这几年的工作给我一生留下了一个最美好的回忆，对我了解工人群众和工人的日常生活有很大的帮助。这几年也是我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开始形成和逐渐巩固的时期”；又说：“我在这所学校工作了五年，与工人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使我对工人的生活和对工人本身都有了深刻的了解”，“在这所学校度过的五年，给我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使我同工人阶级永远团结在一起了。”^[6]
　　克鲁普斯卡雅是一位具有坚强意志的人。人生目标既立，她决心坚持到底。正像她所说的那样：“马克思主义使我得到了一个人梦寐以求的最大幸福：我知道了应走的道路，对我的整个生命与之相系的事业充满了信心。前进的道路有时也是坎坷不平的，但我却从未怀疑过这条道路的正确性，我可能也有几步路走得不对，别的问题是不可能有的。错误可以纠正，而朝向目标的运动却一往直前，如潮水汹涌澎湃。”^[7]
　　克鲁普斯卡雅的一生是竭尽自己的智慧与力量、不屈不挠地为无产阶级的利益和全人类的解放事业而斗争的一生。1895年秋，她参加了列宁组织的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成为该协会的核心成员，不久又参加彼得堡纺织工人罢工的组织领导工作。为此，她遭到沙皇宪兵的一再逮捕和流放。同列宁相识（1894年2月）并结为终身伴侣（1898年7月）以后，她始终相随左右，成了他忠实的同志和得力助手。列宁对她的工作也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与帮助。还在他们共同的流放时期（1898年5月〜1900年2月），克鲁普斯卡雅就为列宁抄写著作。他们两人还一起读书，翻译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有关的英文和德文书籍。从这个时期起，克鲁普斯卡雅就帮列宁处理工作上的来往信件。她还陪同列宁走访流放中的革命同志，参加列宁和他的战友们的各种讨论、争论，她也在家中热情地接待革命同志。1899年，克鲁普斯卡雅在列宁的建议、鼓励和具体的帮助下完成了自己的第一本小册子《女工》，这是俄国的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观点阐述妇女问题的专著。侨居国外时期（1901年4月〜1905年11月，1907年12月〜1917年4月），克鲁普斯卡雅作为列宁创办的《火星报》、《前进报》、《无产者报》、《工人报》编辑部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国外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的秘书，与国内的党组织和党的活动家保持着广泛而秘密的通讯联系，为集聚与发展革命力量做了大量的组织和宣传工作。她还和《真理报》编辑部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克鲁普斯卡雅多次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布尔什维克的许多重要会议，为捍卫列宁的思想、政治和组织路线作出了积极贡献。
　　克鲁普斯卡雅亲身参加了俄国1905年的民主革命和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十月革命以后，克鲁普斯卡雅作为正式代表参加了联共（布）第七次至十七次代表大会，并且参加了全俄和全苏的历届苏维埃代表大会。她参予了苏联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方针的讨论与制定工作。作为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1924〜1930）、联共（布）中央委员（1927〜1939）、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18〜1937）、全苏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2〜1937）、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37〜1938）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委员（1938-1939），她进行了大量的党务和国务活动，为巩固和发展十月革命的胜利作出了巨大努力。
　　克鲁普斯卡雅始终把宣传列宁的伟大思想和革命实践作为自己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列宁逝世以后，她每年都要发表一些纪念文章和演说，介绍列宁的革命活动，阐述他的观点。苏联学者认为，她撰写的《列宁回忆录》和其他文章是研究列宁的生平与活动的重要文献资料。
　　对青年工人、妇女和整个年轻一代的教育始终是克鲁普斯卡雅革命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她十分注意研究教育的理论与实际问题。在上面提到的《女工》一书中，她就用马克思主义观点阐述了家庭、学校和年轻一代的教育问题。1900年2月〜1901年3月，她又撰写了《优秀教师的典型》、《教育问题的社会作用》和《学校与社会》等三篇论述教育问题的文章，将国民教育问题和为争取无产阶级革命胜利而进行的斗争联系起来。对教育理论的探讨和教育的实践活动在她第二次侨居国外时期的工作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在这一时期中，她担任过布尔什维克举办的社会政治和文学杂志《教育》的编辑（1911年12月〜1914年6月），《女工》杂志的主编（1914〜1915年），参加了列宁在巴黎郊外龙寿姆村举办的布尔什维克党校的教学工作（1911年）。正是在这一时期，她在列宁的建议和支持下深入地研究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教育思想，俄国和欧美的教育理论，考察了西欧和北美的学校教育状况，完成了《国民教育和民主主义》一书的撰写工作，为日后参与苏联国民教育制度的创建工作奠定了自己的理论基础。除此之外，她还在一些刊物上发表了33篇教育论文，揭露沙皇政府的反动教育政策和资产阶级学校的阶级实质，提出了无产阶级的教育要求。克鲁普斯卡雅在制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和俄共（布）党纲的教育条文方面也起过重要作用。
　　十月革命以后，克鲁普斯卡雅一直在苏俄教育人民委员部担负重要职务。从苏俄教育人民委员部创建之日起，她就是该部的部务委员，1917〜1920年任社会教育司长，1920〜1930年任政治教育总委员会（或译政治教育总局）主席，1919〜1932年为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国家学术委员会科学教育部主席，1920〜1939年任苏俄副教育人民委员，主管学前教育、成人学校、文化官和博物馆等管理部的工作。克鲁普斯卡雅还领导了20世纪20〜30年代苏联最重要的教育理论刊物《走向新学校之路》（1922〜1932年任责任编辑）和1930年成立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家协会。苏联青少年和儿童的共产主义运动也得到过她的有力指导。
　　在十月革命以后的22年中，克鲁普斯卡雅发表了大量论述社会主义教育制度、教育目的、教育和教养内容、原则、方法的论文、报告和评论。据统计，克鲁普斯卡雅在世时，苏联报刊就发表过她在1901〜1939年用俄语撰写的教育论文、演说词和评论将近1600篇；在她逝世以后，从1940年至1965年，又陆续发表了她的300多篇遗著。^[8]1957〜1963年，苏俄教育科学院就编辑出版了《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集》（十一卷本）。如上所述，苏联在20世纪70年代又出版了《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六卷本）。
　　苏联政府和人民充分肯定克鲁普斯卡雅对革命所作的卓越贡献和她对发展苏联教育科学与文化教育所起的巨大作用。1931年2月，苏联科学院全体会议的参加者选举她为该院的名誉院士。1936年，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部的最高鉴定委员会决定授予她教育科学博士学位。在1929年和1933年，她先后获得劳动红旗勋章和列宁勋章。为奖励在年轻一代的教育和教学中取得优异成绩的教师，苏联政府于1967年设立了克鲁普斯卡雅奖章，第二年又设立了克鲁普斯卡雅奖金，奖励论述教育与教学问题的优秀科学著作。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克鲁普斯卡雅在教育方面的建树也给予了高度评价。为奖励发展中国家在普及文化知识方面作出特殊贡献的组织与个人，教科文组织在1969年设立了克鲁普斯卡雅奖金和荣誉证书。

　　二、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思想体系的形成

　　克鲁普斯卡雅的教育思想体系形成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那时候，美国和西欧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了深刻的社会经济变化，完成了由“自由”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的过渡。与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相适应，西欧的新教育运动和美国的进步教育运动勃然兴起，推动着各国的教育改革。杜威的实用主义数育理论，凯兴斯泰纳的“公民数育”思想和“劳作教育”思想，由拉伊、梅伊曼和比内等人所推动的实验教育学等资产阶级现代教育思潮流传开来，和传统的教育理论（以赫尔巴特的教育思想为代表）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美国教育的管理体制与西欧大陆的教育管理体制（法国最为典型）相较，也有很大的差异。俄国在这时虽也跨入帝国主义发展阶段，却保留着大量的农奴制残余。俄国教育和它的经济发展情况一样，都受着沙皇专制制度的严重阻碍：国内居民中的文盲仍在75%以上，小学入学率只达20%，中、高等教育完全为地主资产阶级所垄断，整个教育体制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教学崇尚书本、死记硬背，实行强迫纪律。俄国教育向何处去？它的文化教育的落后面貌怎样才能得到彻底改变？它的国民教育应该如何发展？怎样认识和对待西欧与北美的新兴教育思潮和他们的教育经验？这一系列十分复杂的问题便是克鲁普斯卡雅在十月革命前发表的教育论文所讨论的主题。当时，一般人总是离开政治经济的发展来讨论教育的发展，各种新教育理论的倡导者也都是避开教育的阶级性质抽象地谈论“人”或“公民”的培养。克鲁普斯卡雅开始大力宣传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教育观点，并且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带入教育理论与实际问题的研究，对面临的问题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得出了一些很有说服力的结论。
　　《女工》是克鲁普斯卡雅的第一部著作。这部书是为发动妇女投入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而撰写的。她在第三章（本选集以《妇女与儿童教育》的篇名选入）专门论述了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问题，并将解决这些问题的理想方案与革命的前途紧密地联系起来。
　　克鲁普斯卡雅尖锐地指出，俄国文化教育的落后状况完全是由俄国腐朽的社会制度和沙皇政府的反动政策决定的。她把俄国教育与西欧先进国家的教育作了比较，还用幼儿园的教育情况向俄国劳动妇女非常具体地说明，儿童的生活是可以按另一种方式来组织的，在西欧某些国家中存在这种先例。但是她同时指出了西欧教育的资产阶级实质及其局限性，进而说明社会主义社会里的教育将比资本主义社会里的教育更加完善。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不但将为儿童组织良好的学前教育，还要对所有的儿童普遍进行社会教育，未来的学校“不仅教儿童学习，还要发展儿童的各种能力（智力和体力），把他们培养成有益的、精力充沛的公民”^[9]。一切取决于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俄国人民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推翻沙皇专制统治，进而争取无产阶级革命的彻底胜利。“女工们不可能不珍惜社会教育的一切好处。母性的感情使她希望对儿童进行社会教育，使她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渴望工人阶级的事业取得胜利！”^[10]这既是她的结论，也是她对劳动妇女发出的号召。
　　克鲁普斯卡雅《女工》一书第三章的思想内容和论证方式在她十月革命前发表的教育论文中是很有代表性的。这部书是在国外印刷出版后秘密运回俄国散发的，她毫无隐讳地表述了自己的观点。有些在俄国公开刊物上发表的文章，她写得比较隐晦，但基本思想仍然是非常明白的。例如，在《教育问题的社会作用》和《学校与社会》中，她也是把当时俄国学校教学和教育中的问题（教学中的形式主义、强制的宗教教育、对儿童个性的压制与摧残，等等）同俄国社会制度的种种弊端联系在一起，并向教师们暗示：在沙皇专制制度存在的条件下，仅靠介绍夸美纽斯和裴斯泰洛齐的教育主张是无法改善学校教育状况的，一定要从社会条件中去寻找俄国教育落后的根源。在《论自由学校问题》一文中，她强调：学生和教师都应为一个共同的理想所鼓舞，从事一个共同的事业。教师应该有自己的信念和热情，要善于引导学生去实现共同理想，“做一个有益于人们的人”^[11]。为了做到这点，她建议充分发挥学生自身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他们在教学中既当学生，又当教师，体现“教学相长”^[12]。
　　在斯托雷平反动年代，隐喻、类比和对照成了揭露沙皇反动政策和启发民智的重要手段。克鲁普斯卡雅在这一时期加强了对酉方教育的比较研究。她在《论学校自治》、《教育管理工作的两种方法》、《关于北美和西欧的国民教育工作》等一系列教育论文中大力肯定美国学校的一些进步之处，赞誉美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教育家贺拉斯·曼（Horace Mann，1796-1859）在领导学校教育中的民主作风，高度评价了他在形成美国教育传统中所起的作用。对于法国、比利时等国家教育管理中的官僚主义作风和中央集权，克鲁普斯卡雅采取了严厉的批判态度，因为这种管理体制和俄国的教育管理体制具有某些类似之处。
　　克鲁普斯卡雅对实验心理学和实验教育学的发展抱着强烈的兴趣，对它们进行了深入研究。这使她作出了比较客观的评价。例如，她认为实验心理学借助于各种试验和仪器测量人的知觉的力量和速度、测量记忆能力和保持的时间，能提供有关儿童能力乃至儿童发展水平的客观材料；在实验教育学中虽有很多不科学的东西，但它使人们注意研究各种条件对精神能力发展的影响，确定其间的相互关系，“已显示出了光辉的远景”，^[13]等等。克鲁普斯卡雅强调实验心理学和实验教育学的可取之处在当时具有积极意义：实验心理学和实验教育学是俄国当时流行的主观唯心主义内省心理学和思辨教育学的对立物，对它们的提倡有利于削弱内省心理学和思辨教育学对教师的影响。
　　克鲁普斯卡雅对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也取分析态度。她在揭露实用主义教育学的唯心主义理论基础的同时，建议人们批判地利用它的某些教育原理。克鲁普斯卡雅在这里强调的主要是学校与生活的密切联系，注意对儿童个性的研究，重视学生积极性和主动性的发挥，在教学中注意依靠学生的兴趣、爱好，等等。实用主义教育学的这些积极方面与俄国学校中的那种唯书、唯上、呆读死记、强迫纪律等严重脱离实际生活需要、扼杀学生个性的传统教育方式是截然对立的。克鲁普斯卡雅认为，美国许多学校的先进经验正是以杜威提出的这些原理为根据的，这些经验应该受到重视。1923年，克鲁普斯卡雅在一篇文章中解释了她的这种态度。她写道：“过去很长一段时期，我们倾向于把美国学校和美国教育理想化。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当时我国学校控制在沙皇政府手中，所以我们只能把它与美国学校加以对比。这样的对比可以激发思考。”^[14]
　　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克鲁普斯卡雅开始在合法出版的布尔什维克报刊上发表教育论文，直接揭露和批判沙皇政府文教政策的反动性，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教育理论，提出与论证无产阶级政党的教育纲领。
　　《致国民教师代表大会》（1913年）是克鲁普斯卡雅在这一时期发表的重要论文之一。在这篇文章中，她首先表明了无产阶级政党对学校作用的重视。她写道：“马克思主义者都知道，学校能够有计划、有组织地对青年一代的世界观和感情产生影响。”^[15]其次，她说明了教育的发展决定于它们是掌握在那一个阶级的手里，是谁确定教学大纲、教学性质，谁挑选教师、考核教师，等等。她指出：“经济发展程度的不同，国家政治制度的不同，学校也就有很大的差异。在落后的加尼西亚，占统治地位的是具有农奴制遗风的地主，那里的学校就充分表露出教权主义精神，而在极其自由、文明和工业发达的法国，神学课就被资产阶级道德课所取代，但是不论是在加尼西亚，抑或是在法国，国民学校都是统治阶级手里的一种工具，他们利用这一工具来按自己的需要教育人民群众的子弟。”^[16]关于工人阶级对教育的要求，她提出了以下五点：

　　“第一，对年龄不满十六岁的全体男女儿童实行免费的普及义务数育；同时，学校应使儿童得到最广泛的全面发展：体育方面，其必要前提是让儿童的饮食富有营养，衣服穿得暖和；劳动方面，关键是让儿童参加生产劳动，从入幼儿园开始到高级学堂毕业为止，能受到广泛的综合技术教育；智育方面，培养儿童能独立参加脑力劳动；社会方面，发展社会本能，养成集体工作的习惯和自治的习惯，等等。
　　第二，保持学校的非宗教性，即：学校与教会完全脱离并保持充分的独立。
　　第三，民主地而非官僚主义地安排学校工作，广泛地吸收国民参加监督（他们选举教育委员会并监督其活动）。
　　第四，充分保证教师的信仰自由和结社的权利。
　　第五，国民有权接受用本族语进行教育，而无一定接受某种语言的义务。”^[17]

　　这篇论文相当集中而概括地体现了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思想体系的理论基础和基本观点。
　　《国民教育和民主主义》是克鲁普斯卡雅在十月革命前完成的一部最重要的教育著作，也是她的主要教育代表作。这部书是在1915年撰成的。这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打了一年多，列宁早就提出了“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他根据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客观规律得出了社会主义可以首先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中取得胜利的结论，并为争取这一光辉前景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当时要为工人阶级取得政权进行准备，要为教育战线进行准备。这一工作成了刻不容缓的工作……”^[18]克鲁普斯卡雅正是为迎接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而献出了《国民教育和民主主义》这部苏联教育理论的经典作品。后来，苏联第一任教育人民委员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在谈到苏联初期的教育改革时曾这样写道：“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的这部著作……是我们制定整个工作纲领的依据，无论是确立关于教育的新思想，还是这些思想的具体实施，乃至我们共和国成千上万的学校的具体教学工作和实际的教学进程，我们都是以她在本书中所阐明的思想为依据。”^[19]卢那察尔斯基的这段话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这部书对苏联教育的影响。
　　《国民教育和民主主义》在世界教育史上也据有重要地位。它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写成的第一部教育专著。克鲁普斯卡雅在书中对外国教育史上许多教育家和思想和当时的各种资产阶级教育思潮都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给予了比较客观的评价，并列专章阐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教育理论。书中的这些成就具有普遍的参考价值。
　　克鲁普斯卡雅在《国民教育和民主主义》一书中着重地论述了劳动教育和综合技术教育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她在初版序言中曾明确指出：“作者撰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探索在民主主义条件下国民教育必须使生产劳动同智力发展相结合的观点是怎样产生和发展起来的”。^[20]
　　克鲁普斯卡雅高度评价了卢梭、裴斯泰洛齐和欧文的教育思想，认为他们都是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提出和解决国民教育问题的，因而重视劳动的教育意义，“他们把生产劳动作为自己教育体系的基础。”^[21]她指出：在卢梭的教育名著《爱弥儿》中充满了对劳动和劳动人民的崇高敬意；他把劳动视为毎个人的社会义务，把劳动看作发展儿童智力并使他们正确理解各种社会关系的手段；他主张教育和生产劳动结合，“希望他的学生‘能像农民那样劳动，像哲学家那样思考’”^[22]。她认为，卢梭的这些思想是非常民主的。
　　克鲁普斯卡雅强调了卢梭的教育思想对裴斯泰洛齐的影响。她写道：裴斯泰洛齐是瑞士思想家中受《爱弥儿》影响很深的一个人，在他的全部著作中充满了对人民的热爱；他努力与劳动人民接近，研究他们的生活条件，试图通过教育去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他认为学校应该与生活保持极其密切的联系，并从生活本身吸取教育方法；劳动可以形成人的智慧和性格，学校应教儿童学会从事各种各样的劳动，使他们受到全面的劳动训练。克鲁普斯卡雅断定：“裴斯泰洛齐大力提出的根本主张，即生产劳动应该成为教育活动的中心，是完全正确的。”^[23]
　　克鲁普斯卡雅把欧文称为工人之友，指出欧文一生都在考虑和设法使工人摆脱极端贫困和愚昧无知的境地。她比较了欧文和裴斯泰洛齐教育观点的异同：两人都认为人是环境的产物，但裴斯泰洛齐更强调人是劳动条件的产物，欧文则认为人一般地是社会条件的产物，包括劳动条件在内；裴斯泰洛齐认为帮助人民的方法主要是通过他所理解的教育改变儿童的劳动条件；欧文认为只有改变总的社会关系（包括改革教育，使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起来），才能使人民摆脱非人的境地。克鲁普斯卡雅用裴斯泰洛齐和欧文所处时代的社会经济条件（裴斯泰洛齐生活在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的瑞士，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这里还处在萌芽状态，欧文生活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比较发达的国家里）来说明产生这些思想差异的原因，同时也用这种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介绍了欧文提出自己教育主张的社会历史背景。她还介绍了约翰·贝勒斯（1654—1725）的劳动教育思想和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期各种教育法案中的劳动教育主张。
　　克鲁普斯卡雅断言，工人阶级是贝勒斯、卢梭、裴斯泰洛齐、欧文、拉瓦锡^[24]对生产劳动在国民教育工作中的作用的见解的直接继承者。她详细地介绍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特别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述的教育观点，强调马克思认为吸引儿童和少年参加社会的生产劳动是进步现象，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是提高社会生产和改造社会的有力手段，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按照克鲁普斯卡雅的见解，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方面的主要功绩是指出了这些思想和工业发展要求的密切联系，指出了工业发展不可避免地要导致教育与儿童生产劳动的必要结合，以及这种结合将会为消除社会上目前还存在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离创造必要条件。
　　克鲁普斯卡雅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国民教育的命运不取决于民粹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而取决于国家政权的代表人物和资产阶级国家的部长们，他们把国民学校视为使人民群众听命于政府当局的工具。”^[25]她谈到，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初阶段，资产阶级需要一批既能干活、又很听话的工人，于是，贝尔-兰喀斯特式的学校流行起来，“读书学校”成了学校的唯一模式，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的思想一度消沉；而生产技术的进步、经济竞争和现代战争又迫使资产阶级改组国民教育工作，把读书学校改变为劳动学校。克鲁普斯卡雅强调，资产阶级的劳动学校并不是工人阶级理想的劳动学校，即使是最先进的美国学校，也“并非完满无缺。不应忘记，美国是一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制度内部的矛盾已达白热化的程度，阶级纷争极其尖锐，有时还采取了极其激烈的形式。凡此种种，肯定会对学校有很大的影响。美国学校的教学内容无疑打上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烙印，向青年一代灌输的观点往往与工人民主制度的观点很少一致的地方”。^[26]“只要学校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那么劳动学校就是损害工人阶级利益的一种工具。只有工人阶级才能使劳动学校成为‘改造现代社会的工具’”^[27]，这便是克鲁普斯卡雅的结论。
　　克鲁普斯卡雅关于劳动教育思想和国民教育发展历史的这种总结与概括具有许多独到之处。她大力肯定劳动的教育意义，坚持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坚持综合技术教育，这都是正确的。她的这些思想对苏联教育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但是，把读书学校与劳动学校绝然对立的提法容易造成思想混乱，认定生产劳动应该成为学校教育的中心和基础的思想也是不科学的。

　　三、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思想的发展

　　娜·康·克鲁普斯卡雅是以一位久经锻炼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具有深厚理论修养的教育家走上苏联教育工作领导岗位的。她已有自己的教育思想体系，这一思想体系在她参与领导的苏联初期的教育改革和教育建设中受到了检验，得到了充实和发展。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教育理论探索和教育实践的指南；用分析的态度对待教育的历史遗产和各国的教育经验；明确宣布社会主义教育要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强调学校与生活、理论与实际的联系；重视学生世界观和集体主义精神的培养；重视劳动教育和综合技术教育；注意学生在教育和教学中的主导作用的发挥；强调人民群众在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中的作用，等等，这是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思想体系的一些基本观点。这些观点在她有关学前教育、学校教育和成人文化教育的论述中均有体现。
　　论学前儿童的教育　克鲁普斯卡雅一贯关心学前教育。她常说，童年的生活与印象对人的一生的发展都有重要影响。十月革命后，她十分重视学前教育机构的发展。在《论社会主义学校问题》（这是她在十月革命后发表的第一篇教育论文）一文中，她谈到应该从儿童幼年的时候起就注意加强与发展他们的外部感觉，使他们学会观察周围的世界，学会用各种方法（动作、语言、面部表情）表达自己获得的印象；要让儿童用黏土、铅笔、纸张和各种建筑材料从事工艺活动，以发展他们的创造力。考虑到“大多数居民的家庭环境都不能促进儿童外部感觉的发展和儿童的创造力”，她建议开办足够数量的幼儿园，以便把所有的学前儿童都纳入其中，使他们的个性都得到发展。^[28]在以《俄罗斯联邦的国民教育制度》为题发表的报告中，她又说：“3〜8岁时的印象对儿童的心灵有着深刻的影响，因而这一年龄阶段的社会教育特别重要”，学前教育机构的建立还能在很大程度上把工人和农民从照顾儿童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有利于生产的发展。^[29]从十月革命后最初的年代起，在苏俄教育人民委员部中就设立了学前教育处，主管学前教育工作。在教育人民委员部向各地发出的指示性文件中，也强调了发展学前教育网的必要性，这都是和克鲁普斯卡雅重视学前教育的思想分不开的。
　　克鲁普斯卡雅在《论社会主义学校问题》、《社会主义教育的理想》等一系列论文和报告中阐述了社会主义教育的目的与任务。她强调：要“培养全面发展的人，这种人要具有自觉的和组织起来的社会本能，具有严正的、成熟的世界观，能清楚地了解周围自然界和社会生活中所发生的一切事情；这种人能从理论上认识并在实践中从事各种劳动（既有脑力劳动，又有体力劳动），能建设合理的、内容丰富多采而又愉快欢乐的社会生活。社会主义社会需要这种人，没有这种人就不能完全实现社会主义。”^[30]她认为，无论是幼儿园，还是小学和中学都应遵循“使学生得到充分的、全面的发展”的方针，它们是“彼此密切联系的一般发展上的若干环节”^[31]。
　　克鲁普斯卡雅发表过许多专门讨论幼儿教育问题的文章和讲演。她强调，对托幼机构来说，“特别重要的是为保护儿童的健康而斗争”，要养成他们的卫生习惯，要充分利用自然条件，使他们的身体得到锻炼，儿童的饮食起居要有规律，幼儿园的伙食应简单清淡，但要保证菅养。^[32]总之，按照她的意见，学前教育机构的首要任务是要“努力造就身体健康的一代人，要让下一代从小身强体壮”^[33]。
　　克鲁普斯卡雅对学前教育机构的德育工作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她强调自幼对儿童进行思想品德教育的重要性，指出要用儿童能够接受的方式向他们进行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集体主义教育，培养起良好的行为习惯。她反对对儿童进行枯燥的说教。在全俄学前教育第三次代表会议上（1926年），克鲁普斯卡雅批评向儿童抽象谈论阶级斗争的现象。她指出，童年往往能理解许多极为复杂的社会现象，“但是我认为，不能由于我们童年时代能接受一些很复杂的社会现象，因此就得对孩子们进行有关这些问题的谈话。如果我们对五岁的孩子讲什么阶级斗争，那就大错特错了。”^[34]又说：“我当然是竭力主张儿童应尽可能多从生活中获得一些印象的。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们能在幼儿园创造一些前提条件，使儿童以后能消化这些材料，那我们走的路子就会更加正确一些。”^[35]克鲁普斯卡雅这里指的是要正确地组织儿童的生活与活动，不要使学前儿童与社会生活隔绝开来。“幼儿园要多给儿童一些乐趣，以便儿童回忆起在幼儿园时就感到无限光明和温暖”；可以让儿童“参加游行，到工人俱乐部去玩，经常与女工、农妇和少年先锋队员见面——所有这些活动都会对幼儿发生作用”^[36]；要让儿童“养成友好地集体地工作和生活的习惯，使孩子们不是把'我'放在首位，而是把‘我们'放在首位”；应该让俄罗斯民族的儿童多了解少数民族儿童的有趣生活和游戏，安排各族儿童经常交往，“使他们从小建立起友谊”^[37]。
　　克鲁普斯卡雅十分重视对幼儿的智育。她在《论社会主义学校问题》中论述开设足够数量的幼儿园的必要性时，就是从智育问题谈起的。《论儿童的学前教育》是克鲁普斯卡雅在全苏学前教育机构工作人员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发表的演说（1931年），她在其中全面地讨论了对学龄前儿童的教育工作。正是在这篇演说里，她指出：“我们既要把儿童培养成集体主义者，同时也要把他们培养成智力发达的人。”^[38]她要求学前教育工作者千方百计地扩大儿童的视野，充实他们的生活经验，培养他们对技术的兴趣，引导他们观察和了解自然与社会环境，唤起他们的思想，发扬他们的独立自主精神。克鲁普斯卡雅反对让儿童盲目模仿，她认为这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资产阶级学前教育理论与实践的主要弊端之一。她主张通过艺术、游戏与劳动等活动来发展儿童的智慧。
　　克鲁普斯卡雅赋予游戏以极大的教育意义。她指出，“对学龄前儿童来说，劳动就是做游戏”，“有许多游戏可以锻炼身体，发展劳动熟巧，提高眼力的精确程度，使人机智灵巧”。^[39]游戏还有助于培养儿童的注意力和观察能力，养成他们克服困难的毅力，培养他们的集体主义精神和遵守纪律的习惯。克鲁普斯卡雅要求学前教育工作者认真地选择游戏，对儿童的游戏加以指导，“应该在研究周围生活的同时，寻找在生活和游戏之间架设桥梁的形式”^[40]。与游戏相联系，她谈到儿童的玩具问题，并为此撰写了专题论文。克鲁普斯卡雅写道：“我们谈论儿童玩具这一问题时，不能从成人喜欢什么玩具的观点出发。我们应该从儿童喜欢什么玩具和需要什么玩具的观点出发来对待儿童玩具的问题。”^[41]幼年儿童不熟悉周围环境，“他们往往通过观察、模仿和不断地重复同一动作、词语、游戏的方法来认识周围的环境。我们要注意儿童的主动性表现在哪些方面，然后就给他们一些能够发挥其主动性并把这种主动性组织引向一定轨道上的玩具”^[42]。幼童不会很好地分辨各种颜色、区别物体的大小，就应该为他们提供分辨各种颜色和区别大小的玩具。应该给幼童提供一些能够使他们增长对距离、形式、音色和物质的各种性质的感觉的玩具。要“让儿童有一个普通的、打不破的、非畸形的洋娃娃，使他能给这个洋娃娃洗澡、洗脸、穿衣、脱衣，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学习系带子、钉扣子。洋娃娃应该是最普通的、最便宜的，但是要非常好看，而且不容易弄坏，弄走样。”^[43]如此等等，克鲁普斯卡雅对儿童玩具的制作和选择提出了许多具体意见，它们既是从儿童的兴趣、需要出发的，也是从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出发的。“不要在玩具的装潢上煞费苦心，重要的是朴素大方、价廉物美”，要给不同年龄的儿童制作和挑选不同的玩具。^[44]“使儿童在幼儿园里能过一种幸福的生活，这并不是说要给他们买一些售价昂贵的玩具，或者是一些机械构造很复杂的玩具”，“评价一个玩具的价值，应该看这个玩具是否有助于研究周围的生活，是否有助于发扬儿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45]，这就是克鲁普斯卡雅关于儿童玩具的主要意见。
　　克鲁普斯卡雅有关学前教育的论述，反映了她对广大儿童的热爱和对学前儿童年龄特征的深刻了解。热爱儿童、了解儿童，这也是她对广大学前教育工作者的殷切期望和嘱咐。她经常说，儿童是我们的未来，必须使儿童生活幸福，“愉快的童年可以给人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46]。但是她语重心长地告诫人们：“如果认为要使儿童幸福就得尽量给他们买一些贵重的玩具，吃最可口的点心，每天领他们看芭蕾舞，看戏和电影，穿丝着绸，讲一些荒诞无稽的故事，那就十分可笑了。”^[47]问题是要深入地了解儿童，要“钻到儿童肺腑里去”，了解他们的兴趣、需要，而不要把成人喜欢的东西强加给儿童；要知道他们的喜怒哀乐，设身处地地为他们着想。“只有理解了儿童，才能给他们以真正的慈母般的关怀，使他们成为幸福的人。”^[48]她要求人们“尊重儿童的权利，首先是他们受教育的权利，受他们那一年龄阶段所需要的那种教育的权利”^[49]，批评有些学前教育工作者在工作中不照顾儿童的年龄特征和个性特点。为了做好学前儿童的教育工作，她号召整个社会都来关心儿童的健康成长，并指出：国家要依靠社会的力量发展多种形式的托幼机构，国家举办的学前教育机构要加强与家庭、学校和各种社会组织的联系，应该把对学前儿童的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联系起来，学前教育工作者应该成为对幼儿进行正确教育和传播学前教育思想的模范，“要把学前教育战线变成提高群众文化水平这一工作的最重要的战线。”^[50]
　　克鲁普斯卡雅认为，苏联的学前工作者也可以从福禄培尔、蒙台梭利等资产阶级教育家的著作中吸取营养与经验。^[51]
　　改革普通学校教育、教学的指导思想　改革沙俄时代遗留下来的脱离实际生活需要、脱离生产劳动的旧式等级-阶级学校教育体制，建立符合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新的学校教育体制，这是十月革命以后苏联教育战线面临的最复杂的任务之一。十月革命之初，由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控制的全俄教师联合会公开宣布反对苏维埃政权。联合会的上层人物组织教师罢教和各种集会，出版刊物，反对并破坏教育改革；以波格丹诺夫^[52]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文化派又从极“左”方面进行干扰。克鲁普斯卡雅在这时坚持了既反右、又反“左”的正确立场。在我们前面提到的《论社会主义学校问题》、《社会主义教育的理想》以及《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1918年）等其他文章和演说中，她深入地揭露了地主资产阶级教育的阶级实质和沙俄学校教育政策的反动性，捍卫学校的统一性和世俗性，论证改革旧教育的必要性。与此同时，她指出：在改革教育时必须重视资产阶级教育家的合理意见，参考资产阶级（特别是美国）的办学经验^[53]。在《对“无产阶级文化协会”进一言》（1920年）与《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和“无产阶级文化协会”》（1922年）等一系列论文中，克鲁普斯卡雅深入地批判了无产阶级文化派对待文化遗产所持的虚无主义态度和他们的宗派主义倾向。她反对阶级出身决定论和阶级利己主义，并指出：“并非每一个无产者都是很有觉悟的人，并非每个人都是无产阶级心理、无产阶级思想意识的体现者；有些无产者满脑子小市民的思想意识，有些无产者对无产阶级的理想、无产阶级的纪律和坚韧不拔的精神感到格格不入，只是无产阶级出身这还不够，无产者必须意识到自己的阶级任务，要有阶级觉悟”，还提到俄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不是为了谋取特权，而是“为了消灭一切剥削现象，一切压迫现象”，无产阶级在粉碎旧的国家机器后应对别的阶级施加影响^[54]。在《浅论教师》一文（1923年）中，克鲁普斯卡雅批评某些具有左倾思想的领导人不信任教育专家的错误，反对乱扣帽子，提倡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主张团结一切忠诚于国民教育事业的专家学者为建立社会主义的新学校而共同奋斗。
　　与沙俄时代的旧式等级-阶级学校相对立，克鲁普斯卡雅认为新学校必须是民主的、统一的和非宗教的。十月革命初期，苏联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实现学校的民主化和非宗教化。1918年1〜2月间，废除了旧的国民教育管理体制——学区制，撤销了学堂管理处和视察处等旧时的教育领导机构，全部学校由中央的教育人民委员部和地方上的教育厅、局、科统一管理，统一领导，在学校里建立了校务委员会，由它主持工作。1917年12月，人民委员会通过《关于把教育和教养事业从宗教机关转交教育人民委员部管理》的法令，决定将原来隶属于教会的所有学校全部改为普通学校，交教育人民委员部领导。1918年1月，人民委员会颁布《关于信仰自由、教会和宗教团体》的法令，规定教会与国家分离，学校与教会分离。取消了公民由于隶属于某种教派而受到的限制或享受的特权，禁止在任何学校讲授宗教教义、举行宗教仪式和典礼。发布了肃清等级限制和民族限制的命令，取消了从前妇女在教育方面受到的不平等待遇，决定从1918年5月31日起实行男女同校。这些措施与克鲁普斯卡雅参与制定的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纲中的教育条款和1917年由她拟定的社会民主工党（布）党纲修改草案中的国民教育条款的民主精神完全相符^[55]。她在党纲修改草案中还提出了“对未满十六岁的男女儿童一律实行免费的普遍义务综合技术教育（从理论上和实践上熟悉一切主要生产部门）；把教学工作和儿童的社会生产劳动密切结合起来”的要求，^[56]它成了十月革命后深入进行普通教育改革所要达到的一个主要目标和指南。
　　从1918年春天开始，到1918年10月，克鲁普斯卡雅和教育人民委员卢那察尔斯基一起领导了苏联第一个普通教育学校规程的制定工作。这个文件在1918年10月16日以《统一劳动学校规程》的名称公布。与此同时，还发表了《统一劳动学校基本原则》（在苏联教育界通称《统一劳动学校宣言》），对《规程》的基本精神作了详细阐释。在这些文件中，确立了苏维埃普通学校的各项民主原则，强调了苏维埃学校与无产阶级政治的联系，教育与生产劳动的结合。在《宣言》中指出：“巩固社会主义社会不是靠庸俗的千篇一律的做法、人为的训练、宗教或美学的欺骗，而是靠现实利益的一致……教育培养方面的一个最光荣的任务是建立一个以乐观的、牢固的同志关系为基础的、团结的学校集体。这个集体要在少年儿童身上养成良好的习惯，培养广泛的为社会服务的精神，使学生真实地感到自己是这个伟大整体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且使这种精神在儿童心灵中扎下根。自觉遵守纪律、互助精神、联合起来工作、建立在完全平等原则上的自己管理自己，凡是可以做得到的地方都要实行集体活动的原则，从事各种形式的劳动以创造共同的成果一一这就是我们学校教育的原则，借助这些原则再加上以科学社会主义观点对人类的过去和现在进行研究，我们就可以培养出我们所需要的公民。这样的公民是资产阶级学校任何时候都培养不出来的，因为资产阶级学校只会培养利己主义者和驯服的绵羊。”^[57]《统一劳动学校规程》和《宣言》中的这些思想和克鲁普斯卡雅在十月革命以前与革命初年发表的有关普通教育的见解是完全一致的。
　　20世纪20〜30年代，克鲁普斯卡雅在论述学校教育的文章和演说中坚持与发展了自己教育思想体系的基本观点。她发表了《列宁和国民教育》（1926年）、《列宁论教育和国民教师》（1927年）、《列宁在彼得堡工作时期以及在监狱和流放时间对文化教育问题所发表的言论》（1931年）、《列宁在为建立实施综合技术教育的学校而进行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1932年）、《列宁怎样研究马克思的著作》（1933年）、《行动的指南》（1935年）、《弗·伊·列宁和国民教育问题》（1938年）等一系列文章与报告，介绍列宁的教育理论和他怎样以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究文化教育现象，还写了《马克思论年轻一代的教育》（1933年）和《马克思的学说是苏联教育工作者的行动指南》（1938年）等长篇论文，阐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教育思想。
　　克鲁普斯卡雅始终坚持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坚持社会主义教育要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与生产劳动结合的思想。她竭力反对旧学校中理论脱离实际的抽象的学习方法，提倡学校与生活联系，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良好学风，要求通过教学和学生的课外、校外活动培养他们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集体主义精神，进行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思想教育，自觉纪律教育与劳动教育。她写道：“在资本主义国家里，虽然也开办了一些群众性的学校来授予一定的知识，但是资产阶级把这些知识授予新一代的目的，是想通过学校来模糊他们的意识。在我们苏维埃国家，学校所抱定的是另一种目的：学校把知识传授给青年，同时也把他们培养成共产主义者，培养成能够彻底实现共产主义的人才。”^[58]又说：“在旧时的学校里，一般来说，理论总是与实践脱节的。一些与实践有关的好的见解只是顺便时才提一下。实践作业的目的只是为了说明某一理论原理。这样一来，就使学习脱离了生活，使学习变得很抽象。苏维埃学校从建立的初期开始就竭力使理论变成行动的指南。”^[59]她认为学校“不应该是一个闭关自守的单位，而应该与所在地区、与全国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保持千丝万缕的联系”，“学校应该对生活起作用”、“学校要正视生活，积极地干预生活”、“要用共产主义精神教育青年一代……帮助青年一代按崭新的方式在社会主义原则上改造整个生活。”^[60]在《论中学》的讲话提纲中，克鲁普斯卡雅将七年制学校的办学方针归结为：“一、用知识和技能武装学生，这种知识和技能是今后进行普通教育学习所不可或缺的；二、教学生学会把知识运用于生活；三、授予学生一般的综合技术的劳动技能，使学生养成有计划地、合理地安排工作的能力以及集体工作的能力；四、给儿童打下共产主义世界观的基础；五、养成根据共产主义道德原则调节自己行为的习惯”^[61]。这是她对普通学校教育任务的集中表述，也是全面发展思想的具体化。
　　克鲁普斯卡雅一贯强调，必须使儿童和青少年受到比较全面的普通教育，要让他们获得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所必需的知识。她认为知识对于提高人民的精神素质、工作能力和形成年轻一代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是绝对必要的。克鲁普斯卡雅在《一级学校的任务》（1922年）一文中专门论述了小学的教养任务和内容。她指出，小学面临的一项任务是：“授予儿童一定的知识和熟巧，使他们有可能在今后进一步自学，有助于他们参加人类的文化生活，同时也可以满足他们日常生活的需要。”^[62]克鲁普斯卡雅在这里为小学提出了相当广泛的知识和技能、技巧的范围，其中包括读和写的能力；对事物和现象进行数量测算的技能和各种量的相互关系的知识（算术和初等几何）；初步了解自然界的基本规律（物理、化学和生物的基本概念）；有关人体构造的初步知识；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的初步概念；关于当代各国人民经济、政治和日常文化生活的了解；有关本国经济、政治和日常文化生活状况的常识；粗浅的历史知识，等等。在她看来，青少年所需要的普通教育知识应当比通常人们所想的更加广泛和深入。她强调，没有普通教育的知识基础，就不可能进一步掌握马克思主义，她指出：“必须通过顽强的学习来获得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为了了解周围现实中的各种复杂问题，不致在乍看起来不能理解的局势面前表现得手足无措，这个基础是必不可少的。”^[63]
　　如何把这样广泛的知识传授给年轻一代，这就牵涉到编制教学大纲的问题。在《统一劳动学校规程》颁布之后，由克鲁普斯卡雅领导的国家学术委员会科学教育部一直为编制新的教学大纲而努力。1924年颁布的一级学校教学大纲（一至四年级）和1925年出版的二级学校第一圆周阶段（五至七年级）教学大纲汇编是这种努力的第一批成果。在一级学校的教学大纲里，教材不是依据学科教学的原则来组织，而是通过共同的主题联结起来的。每个主题（或称单元）都从三个方面选取材料（一、自然界、自然资源和自然力；二、人对自然资源和自然力的利用；三、社会生活），进行综合教学。二级学校的大纲保留了分科制（分社会、自然、物理、化学、数学、本族语、文学、地理和外语等课程），但要求每门课程的教材安排体系服从共同的主题。
　　国家学术委员会科学教育部制定的这种教学大纲被称为综合教学大纲（或译单元教学大纲），它们在苏联一直使用到1931年。大纲的最初构思是由克鲁普斯卡雅提出的。她在《论学校建设》（1921年）中写道：“共产主义学校的特点首先表现在学校的教学内容上。在由资本主义过渡的时期，教学的基本中心应该是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对国内的经济生活和经济建设进行研究。学校的劳动性质就体现在这里。”^[64]在《谈教学大纲问题》（1922年）一文中，她进一步阐述了编制新大纲的基本原理。克鲁普斯卡雅强调：“人们的劳动活动应该是整个教学大纲的一个重要轴心”，“要把学习人们的劳动活动当作一级学校和二级学校教学大纲的基础”^[65]。关于“学习劳动活动”的概念，她作了如下的解释：“对‘研究劳动’这一概念，我们是从极广泛的意义上来理解的。为了研究人的劳动活动，必须研究这一活动的客体——自然界和自然力；其次，必须研究人作用于自然（技术）的方式；最后，还要研究这一活动的主体——人。既要把人当作动物界的一员来研究，又要把他当作人类社会的一员来研究；既要研究他的肉体需要，又要研究他的社会需要。而为了了解后面这种社会需要，就必须懂得当代社会的解剖学和生理学，知道当代社会发生、发展和前进的方向。”^[66]克鲁普斯卡雅在这篇文章中对一级和二级学校教学内容的安排提出了许多具体意见。她指出，一级学校的宗旨是授予儿童从事劳动活动和文化生活最必需的技能和知识，并使他们对周围的环境产生兴趣。必须培养儿童流利地、连贯地、详细地讲话的熟练技巧。要教会学生观察和研究自然界的各种现象。绘画、雕塑、唱歌、游戏在一级学校中占有重要地位，”因为它们是这一年龄阶段的儿童获得经验的手段，是组织和表现自己感受的手段，因此应该使它们为教育的目的服务。”^[67]在二级学校第一圆周阶段（五至七年级），学校应该注意培养学生的认识能力，“使他们能妥善地安排自己的生活与劳动，自觉地对待各种自然和社会生活现象。”^[68]要研究劳动活动的基本领域和各种形式的劳动，还要学习社会发展史、艺术史、本族语和外语。自然学科的教学在很大程度上要面向人们的劳动活动，要与这一活动保持最密切的联系。要特别注意卫生课的教学。同时，自然学科的整个教学要为学生的世界观打下基础，要讲述地球的起源，阐明地球的历史、物种和人类的起源。要使学生充分掌握各门知识的研究方法。在二级学校的第二圆周盼段（八、九年级），要实行分科教学，使“学生有可能更深入、更全面地熟悉他们所选择的知识领域，更好地掌握该门科学的研究方法。在第二圆周阶段应该使学生尽可能独立地研究材料、深刻地思考材料并养成对所选择的知识领域的专月兴趣”^[69]。
　　按照克鲁普斯卡雅的理解，对材料的综合安排，这只是组织教学的一种形式和方法。她认为，重要的不是形式和方法，而是教材内容的选择。此外，她认为只有在最初几年的学习中才能完全采用综合教学法，而在以后的各个年级中仍然保留分科教学，但要反映综合教学思想，因为在按课程划分时仍应使各学科成为统一的整体，在各门课程之间要建立起内在联系。克鲁普斯卡雅强调，只有这样，才能使学生更好地认识客观世界，并有利于形成他们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综合教学大纲虽是国家学术委员会科学教育部的集体创作，但大纲的编制与实施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克鲁普斯卡雅教学理论的具体体现，这里既包含着她关于教学法的许多光辉思想，也反映出她深受“生产劳动应该成为学校教育的中心和基础”这一不科学的思想的困扰。
　　《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六卷集）的编者们指出：“执行国家学术委员会教学大纲的时期是从原则上改革和更新学校教学内容的重要阶段，经过这一阶段之后，到30年代初期，苏联学校已能保证学生具有相当广阔的社会政治视野和总的发展水平，而这是革命前的和资产阶级的学校所不可与之比拟的”；“但是，中小学校有一个根本的缺点未能克服，就是它为中等技术学校和高等学校输送的人才水平还不够高，科学基础知识掌握得还不够牢固”^[70]。苏联教育史方面的许多研究者也持类似观点。学者们在教育史著作中写道：“国家学术委员会的大纲是非常矛盾的。从一方面说，它们使学校接近了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活，为培养学生对自然与社会现象的唯物主义观点提供了材料，扩大了儿童的社会政治视野，并使他们积极参加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造。另一方面，大纲的综合编制未能保证学生获得系统而深刻的科学知识……”^[71]苏联学者对综合教学大纲的这些评价是符合实际的。它们与克鲁普斯卡雅自己后来对这种教学大纲的认识也基本上一致。
　　综合教学大纲的确具有某些优点，它使苏联的学校教育变得生动活泼了。但其缺点也异常严重，在实践中迅速暴霹出来。克鲁普斯卡雅在1927年的一次讲话中已经谈到，苏维埃学校还没有做到使儿童牢固地掌握知识，这是学校必须做到的“一件最基本的事情"，做不到这一点“就谈不上社会主义教育”^[72]。1929年6月，她又在《真理报》发表文章说，“社会主义意味着科学和文化蓬勃而迅速的发展，社会主义不仅要求人人识字，而且要使每个人都有很高的教育素养和综合技术素养……社会主义为每一个人开辟了通向知识的道路。”^[73]针对当时苏联教育界中一些教育家迷恋实践、轻视学校作用和忽视理论教学的现象，克鲁普斯卡雅1930年在以《国民教育制度的社会主义基础》为题的讲话中明确地指出了学校消亡论的错误，1931年又多次发表文章或报告批评对待理论的实用主义态度。她写道：“如果说在旧时学校里，实践所起的是微不足道的作用，只是用来说明某些理论，那么现在却出现另一种危险，就是过于用实用的态度来对待理论。只从理论中找出那些对此时此地的实践有用的东西。”克鲁普斯卡雅号召大家警惕实用主义的危害，要求不降低教学大纲的理论水平。^[74]30年代以后，她发表《党的最重要的决定》、《关于中小学的决议》、《努力贯彻执行联共（布）中央的决定》、《为提高学校工作质量而斗争》等文章和报告，强调系统学习文化科学知识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她指出：“不能把劳动置于知识之上……应该用渊博知识的光芒来照耀劳动，理解劳动，把它提到更高的阶段”，并且肯定教学跟生产劳动结合必须在学生的一切社会生产劳动服从于学校的教学和教育目的的基础上进行。^[75]在《有关教学法的几点意见》、《辩证地对待各门学科的研究》等专门论述教学大纲和教学方法的文章中，克鲁普斯卡雅谈到了综合教学大纲的缺点，指出它们模糊了各门知识之间的实际联系与中介，而把许多相互之间毫无共同之处的事物联系在一起，损害了系统的理论学习。不过，她仍然强调，采用分科教学制度并不意味着要在各门课程之间筑起一道高墙，而应以各门学科的共同目的为中介，“在它们之间建立起一股力量巨大的内在联系”^[76]。“教学法要想安排得很正确，就应该从该门课程的实质出发，以研究这方面的知识的发展史为基础，以学校的目的为转移，以科学的唯物主义心理学的成果和对儿童及其年龄特征的全面理解为基础，并且还以这些特征在适应该时代的环境中所表现的情况为基础这是克鲁普斯卡雅根据苏联当时的教育改革实践得出的新结论^[77]。
　　论劳动教育和综合技术教育　劳动教育和综合技术教育问題在克鲁普斯卡雅的教育思想体系中据有特殊的重要地位。据统计，她在这方面发表的文章和演说在100篇以上。
　　如前所述，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特别是从十月革命以后到20年代前期，克鲁普斯卡雅一直认为，生产劳动应该成为学校教育的中心和基础。1927年后，她逐渐地摆脱了这一思想的困扰，对理论与实践、教育与劳动的关系作出了新的科学的论断。
　　克鲁普斯卡雅一贯强调劳动的教育意义。她认为只有使儿童从小习惯于劳动生活，学会尊重劳动和劳动人民，掌握既能从事体力劳动又能从事脑力劳动的本领，才能使他们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有益成员。儿童在劳动中表现自己的个性，通过劳动活动认识自己。“劳动的重大教育意义还在于儿童可以全面地发展自己的能力”^[78]，特别是集体的生产劳动，还可以培养儿童的集体主义精神、内在纪律、组织能力及其他的许多优秀品质。克鲁普斯卡雅特别重视综合技术教育。她写道：“马克思花了很多时间来研究教育问题。他指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改造现代社会的杠杆；这种综合技术教育是全面教育的必要条件，”如果学校能够很好地组织儿童和青少年参加“有科学根据的各种集体劳动”，使他们从理论和实践上熟悉一切主要的生产部门，就可以把他们培养成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新人^[79]。
　　克鲁普斯卡雅认为，劳动的教育作用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对学生劳动的组织。她在《社会教育》一文（1923年）中对集体劳动作了这样的解说：“……既能在体力劳动方面，又能在脑力劳动方面集体地进行工作，这是一个重要的社会习惯……集体地进行工作并不是说大家都在一个地方从事同样的一件工作，这只是一种最简单的合作形式。所谓集体的工作是指具有共同目的的工作。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往往可以、甚至要进行一定的、通常还是非常复杂的分工。”她要求学校教儿童学会给自己的工作提出一定的目的，“起初是简单的、起码的、眼前的目的，以后再提出比较复杂的、遥远的目的”。学校还应该教学生学会制定工作计划，“教他们准确地确定实现既定目的的最经济的、迅速的方法，仔细估量实现目的的手段（包括自己的力量在内），然后又准确而迅速地完成自己所担负的工作”，并教他们在工作中互相配合，互相支持，以求共同目的的实现^[80]。克鲁普斯卡雅以后还多次谈到让儿童学会这种“集体工作的技巧”问题。这就要求学校和教师进行大量而细致的组织工作，注意发挥学生组织的作用，使学生自己也获得组织经验而不是简单地让他们参加劳动。克鲁普斯卡雅强调，劳动组织工作之所以必要，还在于苏维埃学校不是要培养劳动任务的简单或盲目的执行者，而是要培养生活的主人和自觉的杜会主义建设者。
　　按照克鲁普斯卡雅的意见，学生的劳动活动决不能只局限在学校的范围以内。学校必须与社会保持密切的联系，把学生的学习活动同家务劳动、自我服务性劳动、各种社会公益活动以及生产劳动结合起来，通过校内外的各种劳动活动使学生深入了解各种自然现象和人类生活。不过，她认为学生的各种劳动活动一定要由学校根据教育的需要和学生身心发展的水平来组织。幼年儿童的劳动常常带有游戏的性质。例如，制作小船或飞机模型，等等。“成人最好别去干涉这种游戏性的劳动”，可以给他们出些主意，但不要过多地干涉他们，妨碍其主动性的发挥^[81]。在组织学生的生产劳动时，一定要照顾到他们的年龄特点，不能“把七岁的孩子与成年人同等看待”。^[82]有人主张让儿童按集体农庄的任务和命令进行生产劳动。克鲁普斯卡雅严厉地批评了这种意见。她说：“儿童劳动按集体农庄命令进行，这意味着什么？集体农庄和集体农庄管理处并非一个能从教育学的角度处理这种问题的单位”，而且，只让儿童从事一些极其单调乏味的劳动，使他们得不到任何提高，这样来安排学生的劳动活动，与综合技术教育的思想是风马牛不相及的^[83]。克鲁普斯卡雅还批评了让五年级学生到工厂去参加生产劳动和在儿童中开展劳动竞赛等过火的做法。她指出：“我们往往损伤儿童的力量，让他们做些力不胜任的工作，我们一点也不考虑他们的身体发育情况，我们常常把用于成人的竞赛方式用到儿童身上，采用与成人完全一样的形式，而不考虑是否有什么别的形式适用于儿童”；“参观，在工厂里干少部分工作——这是一回事，而经常从事现代技术所要求的繁重的工作，这又是一回事。如果你把儿童弄到传送带旁边去工作，而在这里工作又是一点也不能休息的，那你就损伤了儿童的力量。^[84]她号召教育工作者研究儿童，了解儿童，从有利于儿童的一般发展出发来安排他们的劳动。“要使劳动是儿童既有兴趣又能胜任的，同时还应是创造性的劳动，而不是机械性的劳动”，要使它安排得既能教育人，又使他得到更高的发展^[85]。
　　随着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方针的实施和用现代技术改造国民经济各部门的任务的提出，越来越显示出综合技术教育的优越性和实施综合技术教育的迫切性。1930年前后，克鲁普斯卡雅发表了许多有关综合技术教育的专题论文和报告，详细地说明它的意义、内容和进行这种教育的途径与方法。
　　克鲁普斯卡雅强调，“综合技术教育不仅是技术进步的结果，而且也是工业化的工具”，因为工业化是群众的事业，只有普及综合技术教育，“全国才能工业化”^[86]。她还说：“整个国民经济的改造工作激发了群众（其中包括儿童）对技术的兴趣，这就给进行综合技术教育、发挥这种兴趣并为它打下科学基础创造了有利的先决条件”，“我国各级机关，从幼儿园开始，都不应扼杀这种兴趣，而应通过对有关事实的概括，通过对这些事实的科学思考，通过出版有关读物，通过参观和观察，通过对劳动过程的研究等等来千方百计地培养这种兴趣。应该用现代技术的理想来吸引儿童”^[87]。
　　按照克鲁普斯卡雅的理解，综合技术教育不是让学生获得某种单一的技术或多种手工业，也不是让他们了解与别的生产部门脱节的某一生产部门。即使是研究某些现代的最高的技术形式，如果不和对科学知识的学习结合起来，不了解并且明了各个相互联系着的生产部门，也不能算是综合技术教育。所以她说，综合技术教育乃是一个完整的教育体系，其基础是从技术的各种形式、发展和联系中来研究技术，并用理论来说明生产过程，这里“包括对马克思称之为‘自然的工艺学'的具体的自然界的研究，对材料工艺学的研究，以及对生产工具及其构造的研究，对动力学的研究。这里还包括对经济地理的研究，开采和加工方式对社会劳动形式的影响以及社会劳动形式对整个社会制度的影响。”^[88]正因为如此，不能把综合技术教育看作一门特殊的学科。“它应该贯穿到各门课程里去，体现在物理、化学、自然课和社会学的选材上。这些课程互相之间应有联系，特别是这些课程要跟劳动教育联系起来。”^[89]克鲁普斯卡雅还指出，不应把学生的理论学习与生产劳动的联系归结为从生产领域选些零散的事例来说明某些理论原理，而应该从物理、化学、生物学等各门学科及其相互联系中揭示对一切生产部门都起作用的现代技术的基本原理。要教会学生观察，并通过试验、实践，特别是劳动实践来检验自己观察的结果，从中得出一定的结论。要防止手工业倾向和对待理论的功利主义倾向。要让学生生动地了解科学是巨大的生产力，了解自然科学知识在技术和工艺过程中的实际运用。当然，在综合技术教育过程中也要授予学生一般的劳动技巧，例如，能够给自己的劳动提出一定的目的，能作计划，会计算、制图，能合理地安排集体成员之间的工作，互相支持，节约材料，爱惜工具，等等，但他们还“需要另一种技能，就是把生产劳动同科学知识联系起来的技能。”^[90]由此可见，克鲁普斯卡雅所说的综合技术教育与普通教育是紧密结合的。
　　克鲁普斯卡雅还谈到了综合技术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关系。她指出：“实施综合技术教育的学校跟职业学校的不同之处在于：在实施综合技术教育的学校里，重点是理解劳动过程，发展把理论和实际联系在一起的能力，发展理解一定现象的相互关系的能力，而在职业学校里，重点是使学生获得一些劳动技巧。”^[91]她强调，从当时来说，培养手艺匠和半手艺匠的职业学校虽仍然必要，但这里的教育也不能与普通教育和综合技术教育相对立。如能在普通教育和综合技术教育的基础上进行职业教育，则不但能使学生迅速而牢固地掌握某种职业技能，还能使他们获得适应现代生产特点的能力。因此，她不仅要求把苏联的普通学校都办成实施综合技术教育的学校，而且提倡举办以综合技术教育为基础的职业学校。她在这一时期所写的文章中经常谈论普通教育、综合技术教育和职业教育的结合，预示着在综合技术教育的基础上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互相接近。
　　克鲁普斯卡雅在实施综合技术教育的组织形式和方法方面提出了许多具体意见。例如，加强造型艺术和制图的教学，以巩固学生的形象思维和视觉记忆；在校内组织小型工厂和实验园地，并且与周围的工厂、国营农场或集体农庄挂钩，使学生在校内外的生产劳动互相补充；组织学生到电站、拖拉机站、各种工厂去参观，以扩大他们的综合技术眼界；建立校外的儿童技术站、少年官、俱乐部和图书馆，扩大学生的活动场所，等等。在有关著作中，她还向读者介绍了西欧和美国的劳动教育与职业教育情况，主张批判地吸取他们的工作经验。
　　克鲁普斯卡雅认为，为了顺利地进行综合技术教育，最重要的还是要宣传群众，要使工人、农民、教师、经济工作者都懂得综合技术教育的意义，知道为了推行综合技术教育需要做些什么，还必须吸引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来帮助建立实施综合技术教育的学校。她强调，“只有依靠共同的力量，才能建立这种学校。”^[92]
　　论政治思想教育和道徳教育　克鲁普斯卡雅十分重视儿童和青少年的政治思想教育与道德教育。如前所述，她坚持必须改革旧俄的教育体制，建立统一劳动综合技术教育学校，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从保证年轻一代思想品德的健康成长出发的。
　　在克鲁普斯卡雅看来，全面发展的人不仅要身强体壮，能够手脑并用，他还应该是科学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忠诚卫士，新的社会关系的体现者，积极的社会活动家和苏维埃国家的公民，坚强的国际主义战士。这就是她所理解的“自觉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因此，她把培养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共产主义思想信念作为共产主义教育的最重要的任务，指出学校必须“从思想上来影响儿童，并在他们身上逐淅奠定共产主义世界观的基础，使共产主义事业成为对他们是亲切易懂的东西。”^[93]克鲁普斯卡雅特别重视集体主义思想情感的培养，提出了“把儿童培养成集体主义者”的任务。她写道：“资产阶级力图把自己的儿童培养成个人主义者，使他们把‘我'置于一切之上，使他们跟群众对立起来。我们却努力把我国的儿童培养成全面发展、身体强壮、认识明确的人，他们不应是个人主义者，而应是集体主义者，他们不和集体对立，而能成为集体中的一部分力量，并能把集体的意义提到新的高度来认识。”^[94]克鲁普斯卡雅认为，集体主义精神是新的社会关系的生动体现，它与个性的全面发展并不矛盾。“儿童的个性只有在集体当中才能得到最充分、最全面的发展。集体不会消灭儿童的个性，但能够影响教育的性质和教育的内容。”^[95]克鲁普斯卡雅还指出，集体中的各种关系与活动既可以发挥儿童的聪明才智，又能扩大他们的眼界，加深他们的认识，丰富他们的生活经验，在集体主义教育的基础上最容易培养儿童的社会主义爱国主义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情感。所以她说，“学校应该是集体主义教育的基地。”^[96]
　　克鲁普斯卡雅对无神论的教育和自觉纪律教育也作了深刻的论述。
　　克鲁普斯卡雅在德育的原则和方法上也发表了许多独到的见解，其中主要是强调理论与实践一致和在教师的指导下发挥儿童与青少年的自我教育作用。
　　克鲁普斯卡雅肯定知识在形成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共产主义信念过程中的作用，但是她强调，知识还不等于信念。一定要使知识在实践中得到运用的机会，使儿童获得亲切的体验。在对儿童和青少年进行政治思想工作时，克鲁普斯卡雅还反对机械的道德说教，提倡做细致的工作和让学生独立思考。她指出：“要让孩子们学会考虑生活中的种种问题，认真听取别人的意见，自己深入思考每一个问题，并对这个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97]克鲁普斯卡雅具体地说明了机械说教的害处：青少年时期是自立的年龄阶段，经常以探究的眼光考察着自然和社会的复杂现象，他们对各种道德说教，对强加的观点极其反感，机械的说教只能带来消极后果；而对儿童进行工作时如果不将大道理变成某种生动的形象和亲切易懂的要求，只说一些冠冕堂皇的大话，孩子们就会变成或者完全不能接受教育，或者光讲空话和大话而不干实事。克鲁普斯卡雅认为，能否克服这些缺点关系到贯彻学校教育的宗旨问题。
　　从强调理论与实践一致和发挥学生的独立自主精神出发，克鲁普斯卡雅非常注意学生自治的组织。她认为学生自治是学校生活中不可分割的部分，“通过自治，儿童们学习如何群策群力来探求校内共同生活和集体劳动的形式，自治是把这种生活和劳动引上一定轨道的一种手段”，自治将“使儿童学会从全班、全年级、全校的利益出发来解决本校的实际工作”，授予学生齐心协力、共同解决生活所提出的任务的技巧，培养对集体的责任心和义务感；“从教育的角度看，重要的正是形成自治方式的过程。当然自治本身也很重要，因为它是培养自觉纪律的一种手段，是自愿服从集体意志的一种风尚”。^[98]克鲁普斯卡雅强调，学校一定要关心学生自治的发展。她同时指出，不能把学生自治与学校管理混为一谈：“学校管理是一项极其复杂的工作，它既要求对人的了解，也要求对学校任务有一个清楚的认识，还要求具备丰富的生活经验，而儿童当然毫不具备这方面的条件”，所以她明确表示，在管理学校这件事情上，不能由学生说了算，学生自治也不应该是成人政治生活的翻版^[99]。
　　克鲁普斯卡雅认为，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是联共（布）在青年男女中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忠实助手，少先队和共青团是少年儿童和青年学习共产主义的学校。她在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和少年先锋队的创建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对这些组织的活动原则、工作的内容和方法都进行过有力的指导。她编辑出版的《列宁论青年》（1932年）、《列宁论共产主义道德》（1937年）等专著对苏联青年的教育发挥了良好的作用。从1932年到1939年，克鲁普斯卡雅还在少先队报纸和杂志上发表了26封致少先队员的信，生动、具体而亲切地对少年儿童谈论了共产主义道德的许多问题，为人们提供了按照儿童的年龄特征进行思想品德教育的典范。
　　论成人教育　克鲁普斯卡雅领导了苏联成人教育的开创性工作。她在这一方面也留下了大量遗产。
　　列宁在《民粹主义空想计划的典型》一文中曾指出：“没有年轻一代的教育和生产劳动的结合，未来社会的理想是不能想象的：无论是脱离生产劳动的教学和教育，或者没有同时进行教学和教育的生产劳动，都不能达到现代技术水平和科学知识现状所要求的高度。”^[100]这是列宁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思想所作的完整表述。克鲁普斯卡雅领导苏联教育改革和教育建设的一项重要的理论依据正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这个原理。阅读她的著作使我们深深感到，如果说她在指导教育改革时主要是着眼于改变旧俄时代脱离生产劳动的教学和教育体制，那么，她在成人教育方面所遵循的方针则是以文化科学知识武装工农大众，并在这一基础上来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和劳动能力，使他们永远摆脱愚昧无知和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所处的不自由的困境。
　　十月革命初期，克鲁普斯卡雅直接领导社会教育司。她指出，被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所唤醒的工农大众需要知识，“而且要花最小的力量掌握它。他们需要吸取科学中的精华和科学中一切主要的、本质的和有生命力的东西，并能立即在生活中运用和推广”，否则，就不可能保证国家经济的复兴，劳动人民也无法参加新社会的建设和国家的管理。^[101]克鲁普斯卡雅善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从著名的文学家和科学家，到一般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并发动工农群众本身）来实现社会教育司的这一主要任务。
　　规模宏大的扫盲运动从十月革命以后的最初年代起就开展起来了。克鲁普新卡雅参与了最初的扫盲文件的制定工作和组织领导工作。她还和工人一起编出了《公民识字课本》。扫盲工作在红军中开展得卓有成效，克鲁普斯卡雅对这一工作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开始在农村建立阅览室，发展城市的图书馆，在城乡建立起人民文化馆、学校-俱乐部。到1920年，在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已经开办了7134所成人学校，还设立了工人大学。克鲁普斯卡雅在《职业教育的任务》一文中写道：在苏维埃国家，工人既是工人，又是主人，“职业教育应该教工人既要学会干活，还要学会安排生产，监督生产以及懂得如何进行核算。工人目前需要的不是狭隘的职业教育，而是广泛的职业教育”；“我们已经办起了一些工人大学，既讲授狭窄的、纯技术性的专业，同时也授予工人使他们能成为生产主人的广泛知识。这种知识在我们目前建设新生活的时候特别重要。”^[102]
　　在十月革命初期，扫盲及工农成人教育是与政治宣传紧密结合的。苏俄第一部宪法颁布之后，克鲁普斯卡雅就撰写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的小册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工人、农民解释这部宪法的各项条文，使他们了解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和苏维埃政权给他们带来的好处。1918年12月，苏俄人民委员会根据她的建议制定了一项法令，动员一切有知识的人进行宣传，使居民广泛了解苏维埃制度的本质和工农政府的各项措施与政策。1919年5月，她在有关社会教育的报吿中指出，“一切社会教育机构应当为扩大共产主义宣传这一目的服务，以便使群众看清自然界发生的一切现象，看清现代社会的结构及其发展”。^[103]
　　1920年末，克鲁普斯卡雅开始领导政治教育总委员会。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1921年3月召开）通过了在克鲁普斯卡雅参加下起草的关于《政治教育总委员会和党的宣传鼓动任务》的决议，其中规定：“政治教育总委员会及其各机关的工作重点应当放在对非党群众的宣传鼓动工作和文化教育工作上，同时，政治教育总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和力量也应当尽量用于提高党员的觉悟水平（党校、政治常识学校）。”^[104]决议还指出：“为了有效地完成自己的基本任务，即群众性的共产主义宣传鼓动工作，政治教育总委员会应当具有党的机关的灵活性，对群众要求的敏感性、机动性，并且将这些特性同系统性、准确性、行动迅速和工作的计划性结合起来。”^[105]代表大会以后，政治教育总委员会通过成人教育的各种形式及报纸杂志大力宣传列宁提出的新经济政策，同时还进行了广泛的生产宣传。克鲁普斯卡雅指出，“生产宣传的目的在于提高群众对待劳动的自觉性，使他们成为经济生活的积极改造者。”^[106]她强调，这一工作的成就是和扫盲、提高工农的一般文化水平与政治觉悟紧密结合的。在这一时期，克鲁普斯卡雅还为创建和发展苏维埃党校，为建立短期的政治训练班做了许多工作。
　　随着苏联国民经济的恢复和社会主义工业化方针的实施，克鲁普斯卡雅注意将政治教育总委员会的工作与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和整个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联系起来。在这一时期中，许多没有受过专业教育但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对社会主义事业无限忠心的工人被提拔到生产的领导岗位上来。克鲁普斯卡雅热心于为这些工人建立训练班。她要求针对这些人原有的普通教育和专业知识水平的差异有区别地进行普通教育和综合技术教育的补课，同时根据被提拔的干部未来工作部门的特点进行专业教育。政治教育总委员会在1930年被撤销以后，克鲁普斯卡雅还一度被委任为新成立的“将技术赋予群众”志愿协会的负责人（这时她已是副教育人民委员）。她与当时苏联科学技术部门的许多著名学者建立了密切的联系，热心于科学技术的普及工作。当斯达汉诺夫技术革新运动兴起时，克鲁普斯卡雅致信苏联科学院主席团及有关的科学家，请求他们为革新者写书，使这些先进的人们在科学文化水平、政治视野和组织能力等方面得到进一步提高。她的这一倡议受到苏联科学界的热烈欢迎。
　　克鲁普斯卡雅深深懂得，成人的学习既要有国家的关怀和大力支持，又需要学习者本身坚持不懈的努力。因此，她对培养劳动人民的学习兴趣和自学能力给予了特殊关怀。在20世纪20〜30年代，她发表了《组织自学》、《农民青年自学问题》、《自学在政治教育工作系统中的地位》、《学校与自学》、《自学须知》、《当前普及自学方面的任务》等一系列专门论述自学的文章。在《组织自学》（1922年）这个小册子中，克鲁普斯卡雅详细地谈论了自学的重要性，选择自学材料的原则和学习的方法。她指出，对于从事自学的人来说，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问题是要弄清楚从什么地方入手学习和按照什么程序来学习的问题。所选的书在文字上和内容上应该是适合自己水平的，与自己的工作、生活应有联系。要读些帮助自己了解形势、了解资本主义复杂结构和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的书，关于自然现象的书，但“问题不在于从各个领域猎取尽可能多的知识，从而成为一本活的百科辞典。问题在于要逐渐使知识深化，使新获得的知识与旧的知识联系起来，这样，从兴趣出发，使知识越来越巩固”，“要很好地把知识组织起来”，要学会读书，“要养成大量迅速默读的习惯，要使阅读达到完全自动化的境地”^[107]。克鲁普斯卡雅甚至对如何利用字典和参考书、如何做读书笔记都提了些具体意见。她特别强调，应该学会思考：每读一书，首先要弄清著作者想讲的是什么，他的基本思想是什么，引用了哪些论据，“特别重要的是弄清作者的思路，明白无误地掌握所读的东西”，要考虑全书的内容，论据对不对，可否采取别的办法来论述，哪种推理比较正确，等等，在这样的基础上作出自己的结论^[108]。她叮嘱工农青年，要艰苦学习，学会节约时间和合理地安排时间，以利于学习。许多年后，克鲁普斯卡雅在《自学须知》（1934年）中将学习方法归纳为“不能急于求成”；“别留下疑难不懂之处”；“要经常复习”；“学习不能中断，要持之以恒”；“记笔记对记忆很有好处”；“笔记要记得明白无误、干干净净；免得日后费时间去辨识所记的东西”；“如有可能最好采用函授教科书”等^[109]。克鲁普斯卡雅关于自学的这些论述体现了她对工农掌握文化知识的热情关怀，同时也反映了她对学习规律的深刻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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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鲁普斯卡雅于1939年2月27日在莫斯科病逝，享年70岁。她一生无私无畏，为人类最壮丽的事业——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奋斗不息。长时间的革命锻炼和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武装，促使她始终把教育事业和争取无产阶级与全人类的解放、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在追求实现其宏伟目标的过程中，她注意立足本国，放眼世界，力图集中人类的全部知识和教育智慧来为提高苏联人民的社会主义觉悟和文化教育水平服务，为培养能够献身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伟大事业的新一代服务。
　　克鲁普斯卡雅的教育理论是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为指导的。这一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反映着教育科学发展的普遍规律（批判与继承的关系，教育史和比较教育对建立新体系的作用，教育理论对教育实践的依赖关系，它对教育实践的反作用，等等）。俄国原来是一个文盲充斥、文化教育十分落后的国家。在20世纪的20〜30年代，苏联人民在联共（布）中央和苏联政府领导下以短短20多年的时间就取得了扫除文盲、普及初等教育、大量发展中等、高等教育和建成广泛的成人教育网的巨大成就，为以后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作为当时苏联教育部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和教育理论家，克鲁普斯卡雅为取得这样的辉煌成就作出了重要贡献。她的许多教育论文和演说还是她对苏联20-30年代教育改革和教育建设经验的总结。《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新选本的编辑出版将为研究苏联教育改革和教育建设的经验教训提供重要依据，并为发展我国的教育事业和建立中国化的社会主义教育理论体系提供有益的借鉴。

1986年10月于北京

^[1] 括号外为俄历日期，括号内为公历日期。

^[2] 参见《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59年版，第1〜4页。

^[3] 《克鲁普斯卡雅教育书简》，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5页。

^[4] 《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59年版，第12页。

^[5] 同上。

^[6] 《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六卷本），俄文版第4卷，第16页；第2卷，第91 页。

^[7] 《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六卷本），俄文版第2卷，第90页。

^[8] 参见：《娜·康·克鲁普斯卡雅的教育遗产》，载《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六卷本），第6卷，399页。

^[9] 《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六卷本），第1卷，第14页。

^[10] 同上。

^[11] 同上，第34页。

^[12] 《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六卷本），俄文版第1卷，第37页。

^[13] 同上，第232页。

^[14] 《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集》（十一卷本），第3卷，第45页。

^[15] 《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六卷本），第1卷，第121页。

^[16] 《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六卷本），第1卷.，第122页。

^[17] 同上，第122—123页。

^[18] 《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六卷本），第1卷，第159页。

^[19] 参见根·奥比契金等著：《克鲁普斯卡雅传》，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5 页。

^[20] 《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六卷本），第1卷，第155页。

^[21] 《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六卷本），第1卷，第314页。

^[22] 同上，第167页.

^[23] 同上，第180页。

^[24] 拉瓦锡（Lavoisier， 1743—1794）：法国18世纪化学家，在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期提出了一个旨在促进民族工业发展的教育计划，要求对学生进行广泛的自然科学知识教育和生产劳动教育。

^[25] 《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六卷本），第1卷，第314页。

^[26] 《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六卷本），第1卷，第137-318页。

^[27] 同上，第249页。

^[28] 《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六卷本）.第2.卷，第11页。

^[29] 同上，第213页。

^[30] 《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六卷本），第2卷，第10页。

^[31] 同上，第13页。

^[32] 同上，第5卷，第71页，第72页。

^[33] 同上，第6卷，第272页。

^[34] 《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六卷本），第3卷，第35-36页。

^[35] 同上，36页。

^[36] 《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上卷，人民教育出版社1959年版，第389、393页。

^[37] 《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六卷本），第5卷，第74页，第6卷，第272页。

^[38] 同上，第5卷，第75页。

^[39] 《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六卷本），第5卷，第76页。

^[40] 同上，第199页。

^[41] 同上，第6卷，第170页。

^[42] 同上，第6卷，第170页。

^[43] 《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六卷本），第6卷，第171页。

^[44] 同上，第172页。

^[45] 同上，第211页。

^[46] 同上，208页。

^[47] 同上，195页。

^[48] 同上，196页。

^[49] 同上，第161-162页。

^[50] 《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六卷本），第6卷，第215页。

^[51] 同上，第2卷，第12页；第6卷，第197页。

^[52] 波格丹诺夫（1872—1928），俄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和政治家，曾一度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1905~1907年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失败后公开反对列宁的正确路线，宣扬马赫主义，十月革命初期是“无产阶级文化教育组织”的领导人之一，提出反对党对文化教育事业的领导、反对继承文化遗产和离开群众的阶级斗争、生产实践而用实验室的办法创造“纯梓的”无产阶级文化等一系列错误理论，受到列宁的严厉批判。

^[53] 《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六卷本），第1卷，第11、 14—16、21页。

^[54] 同上，第2卷，122—126页。

^[55]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的党纲修改草案（《修改党纲的材料》）是列宁在1917年4~5月提出的，他在《修改党纲的材料》序言中指出，党纲修改草案中有关国民教育的条款及说明都是克鲁普斯卡雅拟定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党纲修改草案见《列宁全集》第24卷，中译本，第424—444页。

^[56] 《列宁全集》，第24卷，第439页。

^[57] 转引自《克鲁普斯卡雅传》，第184页。

^[58] 《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六卷本），第5卷，第134页。

^[59] 《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下卷，人民教育出版社1959年版，第506页。

^[60] 《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六卷本），第2卷，第82、106、321页。

^[61] 《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六卷本），第4卷，第64页。

^[62] 同上，第2卷，第104页。

^[63] 《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六卷本），第2卷，第97页。

^[64] 同上，第81页。

^[65] 同上，第112-113页。

^[66] 《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六卷本），第2卷，第113页。

^[67] 同上，第117页。

^[68] 同上，第117页。

^[69] 《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六卷本），第2卷，第119页。

^[70] 同上，第2卷注释，见第416页。

^[71] 康斯坦丁诺夫、麦丁斯基、沙巴耶娃著：《教育史》，莫斯科《教育出版社》， 1982年版，第353页。

^[72] 《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六卷本），第3卷，第219页。

^[73] 同上，第4卷，第58页。

^[74] 参见《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下卷，第506-516页。

^[75] 《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上卷，第359页。

^[76] 《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六卷本），第5卷，第189—190页。

^[77] 同上，第191页。

^[78] 《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六卷本），第2卷，第46页。

^[79] 同上，第44页。

^[80] 参见《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上卷，第287—289页。

^[81] 《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下卷，第429—430页。

^[82] 《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六卷本），第4卷，第188页。

^[83] 同上。

^[84] 《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六卷本），第4卷，第329页。

^[85] 同上，第266页。

^[86] 同上，第34页。

^[87] 《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六卷本），第4卷，第40页。

^[88] 同上。

^[89] 同上，第34页。

^[90] 《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六卷本），第4卷，第317页。

^[91] 同上，第42页。

^[92] 《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六卷本），第4卷，第305页。

^[93] 《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上卷，人民教育出版社1959年版，第358页。

^[94] 《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上卷，人民教育出版社1959年版，第307页。

^[95] 《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上卷，人民教育出版社1959年版，第307页。

^[96] 《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六卷本），第3卷，第54页。

^[97] 同上，第4卷，第86页。

^[98] 《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六卷本），第2卷，第110-111页。

^[99] 同上。

^[100] 《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13页。

^[101] 参见《克鲁普斯卡雅传》，第185-186页。

^[102] 《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六卷本），第2卷.第34—35页。

^[103] 转引自《克鲁普斯卡雅传》，第196—197页。

^[104] 同上，第217—218页。

^[105] 参见《克鲁普斯卡雅传》，第218页。

^[106] 同上，第220—221页。

^[107] 《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六卷本），第2卷，第142—143页。

^[108] 《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六卷本），第2卷，第145页。

^[109] 同上，第6卷，第29页。

感谢辉逐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