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会童工调查委员会早在1840年就已经成立了。该委员会1842年的报告，用纳·威·西尼耳^[1]的话来说：
　　‘对资本家和父母的贪婪、自私和残酷，对儿童和少年的困苦、堕落和遭受摧残，展示出一幅从未见过的极为可怕的图景……这份报告（1842年）二十年来竟无人过问，在这期间，当年的儿童已长大成人，他们对我们称为道德的东西，对学校教育、宗教和自然的家庭之爱毫无所知，伹我们竟然又让这些儿童成了现在这一代孩子的父母’。^[2]”

　　“会保护正在发育的一代，使他们免于在幼年从事毁坏体质和引起早衰的过度紧张的劳动；最后，它还会为至少13岁以下的儿童提供接受初等教育的机会，从而结束那种难以置信的愚昧无知状态，这种状态在委员会的报告里曾得到如实的描写，使人看了不能不十分痛心，深感民族受到了侮辱。”^[3]

　　“把未成年人变成单纯制造剩余价值的机器，就人为地造成了智力的荒废，一一这和自然的无知完全不同，后者把智力闲置起来，并没有损害它的发展能力、它的自然肥力，一这种智力的荒废甚至使英国议会最后不得不宣布，在一切受工厂法约束的工业中，受初等教育是‘在生产上’使用14岁以下儿童的法定条件。”^[4]
　　“尽管工厂法的教育条款整个说来是不足道的，但还是把初等教育宣布为劳动的强制性条件。这一条款的成就第一次证明了智育和体育同体力劳动相结合的可能性，从而也证明了体力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的可能性。工厂视察员从教师的证词中就发现：虽然工厂儿童上课的时间要比正规的日校学生少一半，但学到的东西一样多，而且往往更多。
　　‘道理很简单。他们只是半天在学校里，所以总是精力充沛，几乎随时都适于并愿意学功课。半工半读的制度使得两种活动互为休息和调剂，因此，对儿童来说，这种制度比不间断地从事其中一种活动要合适得多。一个从清晨就坐在学校里的儿童，特别在暑天，不可能同一个从劳动中来的活泼愉快的儿童相比。’^[5]
　　“关于这一点，从西尼耳于1863年在爱丁堡举行的社会学家大会的演说中也可以找到进一步的例证。他在这篇演说中还指出，上层阶级和中层阶级的孩子们的片面的、不生产的和漫长的学习日，只是白白地增加教师的劳动，‘同时，不仅无益地并且是绝对有害地浪费着儿童的时间、健康和精力’^[6]。正如我们在罗伯特“欧文那里可以详细看到的那样，从工厂制定中萌发出了未来教育的幼芽，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7]

　　“但是事实的力量终于迫使人们承认，大工业在瓦解旧家庭制度的经济基础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家庭劳动的同时，也瓦解了旧的家庭关系本身。不得不为儿童的权利来呼吁了。1866年童工调查委员会的最后报告说：
　　‘不幸的是，所有的证词都表明：男女儿童在自己的父母面前比在任何别人面前都更需要保护。‘对一般儿童劳动，特别是对家庭劳动进行无限度剥削的制度之所以能维持，是由于父母对自己的年幼顺从的儿女滥用权力，任惫虐待，而不芰任何约束或监督……父母不应当享有为每周取得一点工资而把自己的孩子变成单纯机器的权力……儿童和少年有权为防止父母权力的滥用而取得立法方面的保护，这种滥用会过早地毁坏他们的体力，并且使他们道德堕落，智力衰退’。^[8]
　　“然而，不是父母权力的滥用造成了资本对未成熟劳动力的直接或间接的剥削，相反，正是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通过消灭与父母权力相适应的经济基础，造成了父母权力的滥用。不论旧家庭制度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的解体表现得多么可怕和可厌，但是由于大工业使妇女、男女少年和儿童在家庭范围以外，在社会地组织起来的生产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也就为家庭和两性关系的更高级的形式创造了新的经济基础。当然，把基督教日耳曼家庭形式看成绝对的东西，就像古罗马家庭形式、古希腊家庭形式和东方家庭形式看成绝对的东西一样，都是荒谬的，这些形式依次构成一个历史的发展序列。同样很明白，由各种年龄的男女组成的结合工人这一事实，尽管在其自发的、野蛮的、资本主义的形式中，也就是在工人为生产过程而存在，不是生产过程为工人而存在的那种形式中，是造成毁灭和奴役的祸根，但在适当的条件下，必然会反过来变成人类发展的源泉。”^[9]

　　“对一切儿童实行社会的和免费的教育。取消现在这种工厂童工劳动。把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等等”。^[12]

　　“也许你们责备我们，说我们要消灭父母对子女的剥削吧？我们承认这种罪状。
　　但是，你们说，我们用社会教育代替家庭教育，就是要消灭人们最亲密的关系。
　　而你们的教育不也是由社会决定的吗？不是由……那种社会关系决定的吗？不也是由社会通过学校等等进行的直接的或间接的干涉决定的吗？共产党人并没有发明社会对教育的影响；他们仅仅是要改变教育的性质，要使教育摆脱统治阶级的影响。
　　无产者的一切家庭联系愈是由于大工业的发展而被破坏，他们的子女愈是由于这种发展而被变成简单的买卖对象和劳动工具，资产阶级关于家庭和教育、关于父母和子女的亲密关系的空话就愈是令人作呕。”^[13]

　　“正如消灭阶级的所有制在资产者看来是消灭生产本身一样，消灭阶级的教育在他们看来就等于消灭一切教育。
　　资产者唯恐其灭亡的那种教育，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不过是把人训练成机器罢了”。^[14]

　　“现代工业从来不把某一生产过程的现存形式看成和当作最后的形式。因此，现代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而所有以往的生产方式的技术基础本质上是保守的。现代工业通过机器、化学过程和其他方法，使工人的职能和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不断地随着生产的技术基础发生变革。这样，它也同样不断地使社会内部的分工发生革命，不断地把大量资本和大批工人从一个生产部门投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因此，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15]

　　“……大工业又通过它的灾难本身使下面这一点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承认劳动的变换，从而承认工人尽可能多方面的发展是社会生产的普遍规律，并且使各种关系适应于这个规律的正常实现。大工业还使下面这一点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用适应于不断变动的劳动需求而可以随意支配的人员，来代替那些适应于资本的不断变动的剥削需要而处于后备状态的、可供支配的、大量的贫穷工人人口；用那种把不同社会职能当作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只是承担一种社会局部职能的局部个人。工艺学校和农业学校是这种变革过程在大工业基础上自然发展起来的一个要素；职业学校是另一个要素，在这种学校里，工人的子女受到一些有关工艺和各种生产工具的实际操作的教育。如果说，工厂法作为从资本那里争取来的最初的微小让步，只是把初等教育同工广劳动结合起来，那末毫无疑问，工人阶级在不可避免地夺取政权之后，将使理论的和实践的工艺教育在工人学校中占据应有的位置。”*^[16]

　　“我们认为，现代工业吸引男女儿童和少年来参加伟大的社会生产事业，是一种进步的、健康的和合乎规律的趋势，虽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它是畸形的。在合理的社会制度下，每个儿童从9岁起都应当像每个有劳动能力的成人那样成为生产工作者，应当服从普遍的自然规律，这个规律就是：为了吃饭，他必须劳动，不仅用脑劳动，而且用双手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