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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学术委员会制定的一级学校教学大纲 *



　　国家学术委员会制定的一级学校教学大纲，其方针是向学生介绍周围的生活环境。这些教学大纲旨在以集体主义和团结友爱的精神教育儿童，而这正是苏联社会主义学校所必需的。
　　国家学术委员会制订的教学大纲已普遍采用。来自乡村的农民常常谈到大纲，偶然聚集在救世主耶稣基督教堂里的群众也在热烈地议论大纲。这些大纲究竟是好还是坏？
　　对此还无一个肯定的共产主义的意见。经常可以听到担任负责工作的共产党员反映说：“应该教孩子们会读会写，不要在那里变戏法、玩花样，搞什么单元教学[1]。”但是，如果你要问他是否见过或读过这些教学大纲，他会说，既未见过，更未读过，但是他知道，他的8岁的小女儿一点也不会读书。原来如此。要是这位共产党员把大纲找来看看，就会发现那里讲的都是一些最基本的东西：一年的四季，儿童周围的自然界，水，空气，太阳能和阳光，土壤的特点，日常所见的自然现象，人体构造和生命，保健知识。大纲中谈到了父母的劳动，谈到了周围的人的劳动，谈到了农民的劳动和工人的劳动，谈到了田野和工厂。大纲中还谈到了邮电交通，城市和农村，谈到了商品交换，合作社，苏维埃，农民互助会，革命节日。高年级的学生（11一12岁）通过学习本地区和共和国的情况，就了解了它的经济，了解了苏维埃政权和其他各国的情况。
　　大纲里是否有孩子们不懂的地方，有他们不需要的知识？无疑，这些大纲不同于旧时的大纲。康·德·乌申斯基是一位老教育家，他对俄国整个教育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主张在初等教育阶段就必须对周围的生活有一个了解，必须通过周围的具体材料来学习语言、语法、算术。每一位老教师都知道教育上的这一真理。国家学术委员会制定的大纲吸取了乌申斯基的观点，但与乌申斯基教孩子学习的方法完全不同。
　　区别并不在于乌申斯基认为孩子们应学习读、写和算，而国家学术委员会的大纲却否定识字教学。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乌申斯基的教学法在俄国教育界已是根深蒂固，每一个熟悉这种教学法的教师都很清楚，应该怎样把阅读、书写和算术的教学与研究具体的实际联系起来。一切有关培养熟巧的叫嚷，关于不要国家学术委员会制定的教学大纲而要培养熟巧的叫嚷，都是想让我们回到过去的时代，甚至不是回到革命前学校的时代，而是回到改革前学校的时代[2]。
　　但是，乌申斯基时代的教学大纲与国家学术委员会的教学大纲之间是有霄壤之别的。那时要上神学课，学斯拉夫文，现在则不用了。当时书本上到处都是这样的劝告：“孩子们，好好念书吧！上帝不许人偷懒。”现在我们不这样讲了。当时还讲灵魂，它可以飞离人体。现在我们不这样讲了。当时常讲弗拉基米尔·莫诺马赫和露西的洗礼。现在讲的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和十月革命。当时既没有苏维埃，也没有合作社，只有教堂、沙皇和地主。当时没有沸腾的新生活。
　　我们采用了乌申斯基的方法，而我们的教学内容却是新的。结果怎样呢？我试引用《教师报》转给我的一位女教师的来信。这封信引人注意的是，它是一位精通乌申斯基教学法的旧时女教师写的。信的内容如下：
　　“我执教农村中学43年之久。我极其热爱自己的事业和学生，但是在过去的学校里，由于教学脱离生活，使我极为苦恼。因此我对国家学术委员会的教学大纲很感兴趣，那是不足为奇的。1924年整个夏季我致力于教学大纲的研究。秋季开学时，我即按新大纲给一年级授课。最初几课我就发现，教学与生活有了联系。课堂教学经常进行得生动活泼，时间在不知不觉中度过。效果极为突出。我校一年级和二年级[3]学生的水平从来没有这么高。在过去的学校里，有一现象使我极为痛心：孩子们人学时兴高采烈，求知欲极盛。但是，时隔两月，生动活泼的气氛荡然无存。而在新式学校里，孩子们在第二学年仍与刚人学时一样生气勃勃。他们的观察力大为提高。旧时学校高年级学生无法说明的周围生活中的诸种现象，新式学校低年级的学生能讲得头头是道。不过我手边没有必要的教科书，也无必要的教具。如果我有教科书和教具，那我岂只是教一个年级！当然，成绩也很快会变得优异得多。”
　　当然，这位女教师也可能是独一无二的一位吧？不过，在教师代表大会上[4]，我听到好几十位教师称赞国家学术委员会制定的教学大纲，并讲了他们执行这一大纲的情况。
　　我知道对国家学术委员会的大纲有许多意见。一些没有教育学素养的教师感到大纲很难。特别感到困难的，是因为往往没有教科书、纸和铅笔，没有儿童读物，而让教师们承担了他们以前从未承担过的任务―教学生阅读而没有书，教学生写字却没有纸，等等。我们学校所处的困难条件，自然增加了执行国家学术委员会大纲的困难。
　　现在，教师总的说来是站在苏维埃政权一边了，不过在有些大城市里水平较高的教师中间，偶尔（诚然，不是经常）还可听到这样的议论：“可以向孩子们讲列宁的葬礼，教他们唱《国际歌》，却不能向他们讲革命前还有剥削工农的地主和资本家，因为这些概念是当代儿童不理解的。”这些教师对国家学术委员会的大纲也是不满意的。当然，我要重说一遍，这种人为数不多。
　　值得注意的是外国人对国家学术委员会大纲的态度。不久前，这些大纲译成了法语。比利时社会主义教师协会中央机关报《火星》对大纲作了评述。该报对大纲进行分析后得出结论说：“苏维埃共和国的教学大纲使学校具有了革命性质和政治性质：大纲的这一部分应该坚决删除，因为它破坏了学校的气氛。相反的，大纲的教学部分却是很有价值的。当然，在表述上往往不清楚，这使原文不够确切明了。不过应该承认，这个大纲是建立在可靠的心理学基础上的：它向教师提出了一项任务，就是要激发和发展儿童对周围生活的兴趣；培养学生进行独立研究的能力；培养他们的集体主义和团结友爱的精神。此外，在这一部分都能从教学法的角度来研究本族语、算术、自然学科。总的说来，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文件，因为把自己的观点与别人的观点加以对比总是有益的，即使别人的观点与自己的观点针锋相对也无所谓。”
　　总之，摇摆于巴黎教师国际[5]和阿姆斯特丹[6]之间的社会主义教师协会认为国家学术委员会的教学大纲从教学法观点看来是值得称道的，但对它的革命精神却咒骂不休。这是很高的奖赏。
　　去年到我国访问的有许多外国教师―有共产党人，有社会民主主义者，也有非社会主义者。他们的态度各不相同，但都一致指出我国学校具有革命精神，学校与生活保持了密切联系，在教学法上取得了巨大成就，教师与学生的关系融洽无间；大家一致赞扬我国儿童朝气勃勃，很有教养。德国、美国等外国教育报刊都对我国学校进行了评价。我们自己倾向于多看我国学校的缺点，少谈我国学校的成就。但是，如果我们以偏概全，要把我国学校变为旧时的读书学校，摈弃它的革命内容，抛开它的全部教学法上的成就，那就大错特错了。


* 第一次载于《真理报》（1926年6月24日）。
　　本文所指系国家学术委员会科教部制定的普通教育学校教学大纲，出版于1924~1925学年。这套大纲的主要成就在于：它彻底更新了教学内容，确立了学校密切联系生活和革命改造的方针，力图让学生了解各种现象之间的最重要联系，努力用集体主义精神教育儿童，发动他们参加社会公益活动。
　　在国家学术委员会制定的一级学校教学大纲里，教材不是依靠个别的课程组织起来，而是通过共同的主题来联结的，即通过一组单元材料来联结的（例如：《乡村冬日的生活和劳动》，《乡村和家庭的保健》，《城市的生活》等等）。每一单元主题都从三方面进行研究：1）自然界及其资源和力量，2）人类对这些资源的利用，3）社会生活。
　　在二级学校里，保留了课程教学，但这种教学也要从属于共同的综合性主题。
　　我们原以为，采取单元的办法安排教材，可以使儿童逐步掌握并加深对周围世界的理解，保证他们在各种生活现象的联系中去认识这些现象。
　　但是1924~1925学年执行大纲的结果，却发现大纲的结构在很多方面有问题：学习个别的单元材料往往使学生所获得的知识没有必要的连贯性、系统性和继承性。人为的“联系”往往代替了各种现象之间复杂的辩证联系。“这种单元材料没有揭示现实的、基本的联系，没有扩大儿童的视野，相反，这种人为的单元材料提供的是人为的联系，增加了学生理解现实的难度。”——早在1925年，克鲁普斯卡雅就说了这番话（见《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集》（十卷集）第3卷，第147页）。
　　1927年春，发布了新的《统一劳动学校教学大纲和教学法要点》，其中总结了1924 ~1925学年执行原大纲的经验，在教师会议和教育报刊上对原大纲进行了批判。本文指出了国家学术委员会制定的教学大纲的教育学价值。克鲁普斯卡雅在本文以及其后的文章和讲话中都着重指出，必须把教学大纲的内容与大纲结构上所采用的单元形式加以区别，不能借口批评单元教学法而否定了大纲的革命内容。

[1] 原字为德语，意指变戏法，玩魔术，搞新花样。

[2] 指1861年俄国取消农奴制的改革前的学校。

[3] 指年级或班级。

[4] 参见《论一级学校的教科书和儿童读物》一文注[2]。

[5] 巴黎教师国际：以巴黎为中心的国际教育工作者团体，存在于1922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其宗旨是团结全世界教师，使他们在为学校民主化而进行的斗争中互相帮助，同时为改善教师物质待遇和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而斗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这一国际教育工作者团体重新组建，采用了国际教育工作者联合会的形式（简称国际教联）。

[6] 指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国际改良主义工会团体（1919~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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