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培养劳动力问题

论培养劳动力问题^*

　　这个问题大家都很关心。这是很自然的。在我国的过渡时期，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培养劳动力的问题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马克思善于在现象的发展中研究现象，所以他具有一种预见能力，他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曾以他所特有的这种预见力谈起这个问题。马克思异常生动地描写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任何经济进步都会变成社会的不幸：“……破坏着工人生活的一切安宁、稳定和保障，使工人面临这样的威胁：在劳动资料被夺走的同时，生活资料也不断被夺走，在他的局部职能变成过剩的同时，他本身也变成过剩的东西。”^[1]在谈到这种情景之后，他指出打破这种局面的出路就是改变培养劳动力的性质：

　　“现代工业从来不把某一生产过程的现有形式看作和当作最后的形式。因此，现代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而所有以往的生产方式的技术基础本质上是保守的。现代工业通过机器、化学过程和其他方法，使工人的职能和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不断地随着生产的技术基础发生变革。这样，它也同样不断地使社会内部的分工发生革命，不断地把大量资本和大批工人从一个生产部门投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因此，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2]他接着又说：
　　“……大工业又通过它的灾难本身使下面这一点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承认劳动的变换，从而承认工人尽可能多方面的发展是社会生产的普遍规律，并且使各种关系适应于这个规律的正常实现。大工业还使下面这一点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用适应于不断变动的劳动需求而可以随意支配的人员，来代替那些适应于资本的不断变动的剥削需要而处于后备状态的、可供支配的、大量的贫穷工人人口；用那种把不同社会职能当作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只是承担一种社会局部职能的局部个人。”^[3]

　　马克思认为，虽然学校里已经自发地有了某些综合技术教育的因素，但是工人的普遍的综合技术教育就其目的和性质来说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整个制度以及工人在生产中的地位完全矛盾的，所以要实现综合技术教育只有在工人阶级夺得了政权之后才有可能。

　　“工厂法作为从资本那里争取来的最初的微小让步，只是把初等教育同工人劳动结合起来，那么毫无疑问，工人阶级在不可避免地夺取政权之后，将使理论的和实践的工艺教育在工人学校中占据应有的位置。”^[4]

　　工艺教育是综合技术教育的基础。

　　“大工业的原则是，首先不管人的手怎样，把每一个生产过程本身分解成各个构成要素，从而创立了工艺学这门完全现代的科学。工艺学揭示了为数不多的重大的基本运动形式，不管所使用的工具多么复杂，人体的一切生产活动必然在这种形式中进行，正像力学不会由于机器异常复杂，就看不出它们不过是简单机械力的不断重复一样。”^[5]

　　列宁是儿童和成人综合技术教育的热烈拥护者。他曾在自己所写的“生产宣传提纲”^[6]中谈到采用一些什么方法来在群众中推广综合技术教育。列宁认为在成年工人和农民中推广综合技术教育是工业和农业合理化的前提。列宁在我打算在党的会议上作演说而写的提纲^[7]的评注中写道：

　　“(1) 补充一两个论点，说明综合技术教育的原则性的意义
　　{ 根据马克思
　　根据我们俄国共产党的党纲 }
　　(2) 说明白，我们决不能放弃原则，我们一定要立刻尽可能地实施综合技术教育……
　　(3) 把立即过渡到综合技术教育，或者确切些说，立即实现许多马上就能做到的走向综合技术教育的步骤，规定为必须绝对执行的任务……
　　……我们是穷人。我们立刻需要细木工、钳工。绝对需要。大家都应当成为细木工、钳工等，但是同时必须具有最基本的普通知识和综合技术知识……
　　要使这些‘手艺匠’……
　　……有综合技术的见识和综合技术教育的基本（初步）知识。”^[8]

　　在讨论培养大量的劳动力这一问题时，我们必须明白，我们究竟是想恢复旧的劳动分工制，把工人培养成狭窄的专家（这种专家只精通本专业的业务，掌握这门专业的熟练技巧，但也仅仅是了解这一门专业的业务，因而也就永远固定在这门专业上）呢，还是用马克思和列宁的精神去培养专家。
　　这个问题目前已经完全摆在我们面前了。
　　我们有一位鼎鼎有名的专家，他所坚持的观点正是把培养劳动力限制于一种狭隘的专业，这种培养只限于一种训练。
　　这个大名鼎鼎的专家就是中央劳动研究所的创办人加斯帖夫同志^[9]。他的伟大功绩在于，一方面他利用了工艺学的成就；另方面他利用了反射学来创造出一种在尽可能短的时期内授予工人劳动技巧的方法。
　　加斯帖夫同志的伟大功绩还有：要求在工作中认真负责，与纪律松弛的现象作斗争。他的方法是脚踏实地的方法，所以就取得了轰动一时的成就。“我们立刻需要细木工、钳工。绝对需要。”
　　但是加斯帖夫同志后来举起了一面应该受到批评的旗帜。
　　他开始把根据自己的方法进行的训练与工人的综合技术教育对立起来。这无论如何也是不恰当的。几年前，加斯帖夫同志对普通教育问题，对实施综合技术教育的劳动学校的问题漠不关心。现在他已改变了自己的看法。他承认在学校进行劳动教育是有益的―根据他的意见，在一级学校里，这种教育只应该授予一些综合技术的技巧，在二级学校里则授予一些“个别的综合技术的”技巧。学校里要进行训练工作，要有严格的训练，“严肃的纪律”。至于理论和综合技术眼界，加斯帖夫则只字不提。
　　加斯帖夫的这一理论目前是很危险的。在多加多夫同志领导的委员会^[10]里，讨论了把工厂艺徒学校转交给最高国民经济会议的问题，目的是使它“合理化”，同时还解释说，这种合理化就是要从工厂艺徒学校中排除一切综合技术教育的影响。尽管工厂艺徒学校有很多缺点，尽管由于企业部门的忽视而使学校的境况非常困难，尽管到企业去的学生的培养工作水平很低，等等，——但工厂艺徒学校毕竟是以综合技术教育为基础的学校，而且一般说来还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青年一向是奋勇前进的人，他们自己不可能对这种“合理化”工作采取平静的态度。教育人民委员部也不可能对这件事采取平静的态度，因为教育人民委员部年复一年地都是根据列宁直接交给他们的任务，在自己能力所及的范围内，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尽力实现着综合技术教育的原则的。
　　那么，加斯帖夫的主张又是怎样产生的呢？
　　手工业在我国的工业中目前还起着极大的作用。加斯帖夫对于比较迅速地培养出一批手工业者的工作作了很多贡献。各个工厂艺徒学校都应该运用中央劳动研究所的成果。但是除了“技巧”之外，工厂艺徒学校还应该使学生具有综合技术眼界——工艺学的知识，力学和化学的知识。如果不具备这种知识，工人就绝不可能自觉地去参加我国的工业建设。
　　现在，随着许多新工厂的建立，工人干部的数量也大大增加了，他们操纵机器，好像成了机器的附属品一样。加斯帖夫认为，可以对他们进行两周和一月的教育。
　　但是我们不能满足于这一点。我国的工人不是一个简单的执行者。今天他是一个执行者，明天他可能是一个发明者，后天他可能成为自己生产部门的一个著名的组织者。后面这种情况是加斯帖夫所不愿看见的。
　　他不往前看，不在工业的发展中来看工业。他对改造时期的动态不大感兴趣。他坚决相信，现代工业可以精确地确定它需要多少劳动力，需要什么技能。好像工业只是站在原地不动而不发展似的。加斯帖夫认为，全部问题在于从工业得到准确的订货，然后用机器去完成订货。订货是需要的，完成订货也是需要的，但是我们一分钟也不能忘记，我国的建设应该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可是，如果工人没有受过广泛的普通教育、政治教育和综合技术教育的训练，那么我国的建设就不可能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

^* 第一次以《论培养劳动力》为题发表于《真理报》（1928年10月5日）。
　　20年代后期，为了实现工业化并创造条件向集体化的大农业过渡，迫切需要具有专业技术的劳动力并注意对新干部的培养。由阿·卡·加斯帖夫领导的中央劳动研究所拟定了培养工人的独特方法，即通过坚持不断的训练，逐渐加强负担，准确地找出最经济的运动因素，形成劳动熟巧。但是这种方法忽视普通教育训练和综合技术训练，忽视工人对生产过程的理解。加斯帖夫正是想通过这种途径培养新型工人。他得到了经济组织和工会某些代表人物的支持，但克鲁普斯卡雅、卢那察尔斯基和共青团的代表人物却反对这种片面的、“事务主义”的态度，反对“加斯帖夫习气”。这反映在本文和克鲁普斯卡雅其他论著（如：《论培养具有专业技术的劳动力》，《论新型工人》等等）中。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34页。

^[2] 同上书，第533-534页。

^[3] 同上书，第534-535页。

^[4] 同上书，第535页。

^[5] 同上书，第533页。

^[6] 指列宁所写《生产宣传提纲》一文（见《列宁全集》第31卷，第365-367页）。根据这一文件，克鲁普斯卡雅撰写了政治教育委员会关于《生产宣传》提纲的草稿，载《真理报》1920年11月27日。

^[7] 这一提纲是克鲁普斯卡雅为准备向第一次党的教育会议（1920年12月31日~1921年1月4日）作报告而撰写的，但她因病未能在会上宣读。这一提纲有两种版本，标题各为：《综合技术教育学校》和《综合技术教育学校的提纲》，参见《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集》（六卷本）第2卷，第69-73页。

^[8] 《列宁全集》第36卷，第557-559页。

^[9] 阿·卡·加斯帖夫（1882-1941)，系俄罗斯苏维埃诗人，学者，社会活动家。1920年至1938年期间任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中央劳动研究所组织者和领导人。撰有多本研究劳动组织的著作。

^[10] 指各部培养具有专业技术工人的协作委员会，参加该协作委员会的有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劳动人民委员部、教育人民委员部、国家计委、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和共青团中央的代表。它经常讨论有关工厂艺徒学校和中央劳动研究所训练班在培养劳动力总计划中的作用和比重问题，讨论各种工厂艺徒学校的学习期限问题。该委员会设置于1927年至1928年，主席是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书记亚·伊·多加多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