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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小学的决议》 *
（在马克思主义教师协会[1]与莫斯科教育工作者会议上的报告）
我的报告不想讲得很长。我希望地方来的同志们能普遍谈谈对中央关于中小学的决议的认识，并且谈谈怎样贯彻这一决议[2]。
同志们，大家都知道，最近一年我们在国民教育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这首先是指我们实行了四年制普及教育。这当然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就。学校业已成为教育青年一代的巨大因素。学校招收了8~12岁的全体儿童以及各个阶层的居民，并且真正成了教育青年一代的强大武器。
最近一年的另一特点，就是十月革命胜利后立即提出的把我们苏维埃学校变为综合技术教育学校的这一口号，现在已经付诸实现了。我们看到，在工业化的基础上，在农业集体化和机械化的基础上，综合技术教育化已成了一项普遍活动，不仅是个别学校在搞综合技术教育化，而且所有的群众学校都在搞综合技术教育化——到处都在搞学校的综合技术教育化。现在已经有了实现综合技术教育化的基础。
这一进步是很大的，但是文化战线的形势至今还不够稳定。一部分教师发起的活动和他们的好的倡议，其他的教师往往都不知道，许多有意义的事情常常得不到真正的支持。一般说来，人们往往把学校看作无关紧要的部门。我曾经听到一个录取到中师[3]的小伙子说：“您知道，我想参加社会主义竞赛，我不想去中等师范学校。”我认为青年中这种情绪很普遍。甚至工人来信中也有持这种观点的。我曾收到一个工人的来信，他说：“我女儿想去中等工业学校，她想当工程师，想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可是您却让她去中等师范学校。”
我认为，中央的这一决定将会使这种言论销声匿迹。这一决定具有极其特殊的意义。它使全党的注意力转向了学校问题，转向了教育问题。这一决定的整个精神和它的全部内容都说明，学校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部门之一。当然，至今为止，凡是粗知马克思主义的人，凡是读过马克思、列宁著作的人，都会知道经济、政治和文化之间的互相关系。但是，由于过去把全部注意力长时间都集中在政治斗争上，集中在持续至今的阶级斗争上；由于一直把注意力集中在经济战线上，对经济、政治和文化相互关系的这一问题，实际上是放在次要位置上了。中央的这一决定在这方面有着巨大的意义。它把全党的注意力引向了学校。过去常常有这样的事，就是经济工作人员把学校看作某种无关紧要的东西，只要稍有一点借口，就争着去占领校舍。学校嘛，可以搬到郊区去。当然，最近一年情况有了一定的变化。让学校搬家已非易事，让学校搬到坏房子里去也非易事。人民委员会的决议对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工作有过帮助，使学校的工作趋于稳定，但还是认为学校工作不足挂齿，对学校依然不够重视。
中央委员会的决议指出，把教学与儿童的生产劳动结合起来，这要服从（完全服从）于教学和教育的目的。这是中央决定中至为重要的一部分，因为近年来我国经济工作人员在广泛开展的综合技术教育化的运动中，往往把学校看作提供劳动力的场所。我曾经与一位在制糖工业工作的同志谈过话。他说：“我们今年的情况将不错。孩子们为我们耕种了多少公顷甜菜。”我说：“您说的是多大的孩子——是小学生还是中学生？”他说：“就是一般的学生。”我说，小学生不能干这种活儿，他们要学习，力气又小，他们怎么能耕种几公顷的甜菜。
当你谈到儿童的劳动，指出教学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应该服从教学目的，它应使儿童养成对劳动的自觉态度，给他们以广阔的综合技术教育视野，不能让儿童长时间干机械的活儿（因为他们只是刚开始干时才有兴趣），这时教师可能会说：“你要知道，咱们是经济第一呀！”对此，我们就得说：“这是当然的，不过，不仅今天的经济取决于对青年一代的教育，而且明天的经济也取决于对青年一代的教育。我们应该看到未来，并且还要想到我们要把儿童培养成什么人，要把他们真正培养成什么样的工作人员，而不要只看到眼前，算计他们一天能挣几文钱。”
同志们，我们当然不能狭隘地理解“培养干部”的涵义。我们要培养我国青年一代，能够按崭新的方式管理经济，能用社会主义的态度安排全部工作。为此，我们必须按新的方式来教育青年一代。
决定中已十分明确地指出了教育青年一代的途径。这具有重大的意义。这就承认了学校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最重要的部分。
还有一点，就是决定十分重视教师，要求给教师以教学法上的帮助。决定发布至今已一周了。我们知道，一周来，就莫斯科的情况而言（我想其他城市也是如此），各校都召开了群众大会来讨论这一决定。我昨天就在莫斯科市列宁格勒区参加了一次会议。值得注意的是，参加这种会议（这是一次大会，出席者近九百人）的是一些普通教师。通常参加会议的都是一些巡视员，各种文教官员等等。但是出席昨天会议的却是一些群众教师，他们的年龄都很轻。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是，大家满怀着苏维埃的情感。有一位年轻女教师的发言特别有意思。她不久前毕业于七年制中学，然后上了四个月短训班。她说：“我们时刻准备执行我们党的指示。我们决心贯彻中央的这一决定。”青年的这种情感极为强烈，同时也有一定程度的担心。只要一读决定，就会看到对学校、对教师的关心。这使教师们产生了一种愿望，就是想了解这一决定实际会怎样执行。他们之所以一字一句都用心去听，是因为决定中明确地谈到了学校的意义，谈到了从教学法上、物质上以及其他方面对教师进行帮助。而与此事有密切关系的教师，又很想知道根据党的决定他们应如何工作。
同志们，一般教师都在探求一条正确的途径。他们懂得学校目前具有重大的意义。他们还感到，全世界劳动人民都在关注着我们苏维埃国家。我们的每一错误都会使那些正与旧世界进行斗争的人们感到不安，而我们的每一成就都将鼓舞他们的斗争。您们都知道许多国家目前的局势多么紧张，您们也都了解目前的国际形势。我今年曾有多次机会与国外来访者进行交谈。每当与他们谈话时，都使你感到他们是在密切注视着我国的一切。我国学校引起了普遍注意。德国、瑞士等地纷纷来信索取各种资料，因为他们现在迫切需要了解我国学校情况，了解文化战线情况，得到这方面的资料。我国的普通教师当然也感到了这一点。他们通过读报就能了解国外的情况，并且知道应该怎样工作，知道怎样才能把工作做得更好。至于说到应该怎样工作，这个问题在中央的决定中已经有了明确的指示。中央决定中谈到了许多措施，这些措施将会对教师有切实的帮助。
我随后还要详细谈到教学大纲、教学方法等等问题。我在这里要指出的是，决定中谈到在教育部门工作的共产党员必须潜心研究教学法。决定中的这一要求表明，党认为教学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我想重复说一句，党目前认为教学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也就是说，党十分重视对待儿童的方法、教育儿童的方法以及把教学安排得最合理的办法。决定不只是提到了共产党员，而且指出，校长要对学校工作负责，而要想负责就得懂得业务。因此，校长也应该掌握教学法。
决定中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关于视导员的问题。视导员是教师的助手。他不能只是泛泛地议论，而要实际做出示范。
大约两年前，我曾经同一位十分著名的视导员谈过话。我很关心这样的问题，就是视导员能否看出教学法方面的问题，能否帮助教师改正教学法方面的错误。我就这个问题向一位优秀的视导员作了了解。这位视导员热心并忠诚于国民教育事业，他采取的一般方针是对的。我问他：“您到学校去发现教师教学不合要求，您能否代他上课，让他看看应该怎样讲法吗？”可他说：“不，我不干这种事。”当然，作为一个视导员，他能够及时发现组织工作中的缺点，但他既然是一个视导员，他就应该从教学法上对教师进行帮助。所以，中央强调指出组织这种教学示范是极为重要的。
通过示范对教师进行帮助是极其重要的。视导员要做示范，但一个区只有两个视导员是不够的。要大力进行教学法方面的帮助，而且要经常进行帮助，所以中央特别强调基础学校[4]的巨大重要性。我国过去建立过实验示范学校[5]。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大家很快就明白了，应该按新的原则建设学校，不能再按旧章法办事，至于怎样建设学校，则有不同想法，而且在实际工作中也不知道怎样去做。我国的实验示范学校为新思想开辟了道路。当时设立这种学校是完全必要的。当然，我们取得的经验是不同的。有些实验学校办得很好，它们的确做了大量工作。而有些实验学校却完全是老式的，它们规定了要教学生一些特别的知识。我记得，乌拉尔有一所拉脱维亚学校，它在1919年想给学生讲解为什么有人眼珠是蓝色的，有人则是棕色的。我不知道他们到底是怎样讲的；那里的孩子们成天劳动，理论学习则放任自流。有的实验很有意思，但有的实验却毫无价值，毫无用处。不过从总体上看，实验学校在当时还是很有必要的。
现在我们需要的是另一种类型的学校。我们需要的是普通学校，但是这种学校的教员要有水平、有经验；这种学校要具有全面开展工作的条件。我们要认真考虑如何建设我国的基础学校。中央的决定中谈到了这种学校，并且指出基础学校应起示范作用。所以我们要想一想在何处建设这种基础学校：要在可以观察到这一工作进行情况的地方开设这种学校；要发动周围的群众帮助这种学校，使学校或者与一些经营管理完善的企业、机拖站[6]保持密切的联系，或者与一些办得较好的集体农庄、国营农场保持密切的联系，以便得到这些单位实际的而不是纸上的帮助；要使学校能成为可以学到一些东西的地方。
我们知道，我国已经自发地出现了这样一些单位，那里的教学思想是通过示范来实现的。我们不妨拿乌拉尔的克拉斯诺波良斯克区的经验作例子。这个区包括三十多个居民点，全都实行了集体化。这个地方早在国内战争时期就开展了集体化运动，所以这里有一些集体农庄已成立十年之久。当地居民中有很多游击队员，但居民的文化水平却很低。教育人民委员部派到那儿去的工作队，收集了有关该区的一些特别有意思的材料。例如，工作队说，一位年老的女游击队员讲：国内战争时期，集体农庄刚刚建立，她曾祈求上帝，保佑他们的农庄能够巩固下去。可是现在这位女集体农民却说，她早已不相信任何上帝了；生活教育了她，使她懂得了根本就没有什么上帝。结果，克拉斯诺波良斯克区的大村子都建立了文化宫，这种文化宫已成了全体居民经常性的示范学校。我们以这个文化宫为基地开展了各种教育活动。那里来的一位农艺师说，农村里实现集体养鸡，可是鸡却不断死去。养鸡离不了沙子，但他们只是把鸡群赶到一间屋子里，撒上一些饲料，却不在地上垫一层沙子。于是农艺师们就为全村居民开办了短训班。每个居民点推选一个农民（男女均可）来学习这项业务。在文化宫里，农艺师告诉他们应该怎样搞集体养鸡，怎样才能使鸡长得壮实而不死亡；应该怎做，才能把一切都搞得很好。他们还搭了一个鸡棚，具体进行示范。集体农民们都很满意，因为他们以前不会干的，现在都会干了。
他们对学前工作也采取同样的做法。他们在文化宫开办了学前工作短训班，也是每个居民点派一两人来参加。他们先在短训班学习一个月，然后再实际观察如何照料孩子，懂得为什么要给孩子洗手，为什么不能把没有洗干净的水果给孩子们吃，等等。凡是教养员需要知道的东西，都在实际工作中做给他们看。后来，各边远居民点凡设有学校的，都派教师来，与这些教师一起开会，组织他们参观当地的学校，同时向他们具体介绍工作经验。这样一来，这座文化宫本身就成了一个基本的示范点。据我们所知，目前这种示范点已设立了很多，这种示范点可以告诉人们某项工作应该怎样做。有些集体农庄也是采取这种办法。有一个成立很早的公社抱怨说，边远地方经常有些农民到他们那儿去，但是吃住无法解决。于是这个公社要求在他们那儿建立一个中心文化宫：农民来了之后，可以参观公社的工作，收集资料，看看某项工作应该怎样搞，并且能有一个地方住宿，等等。应该说，这种想参观、学习如何搞好工作的愿望是很强烈的。因此，基础学校可以起到巨大的作用。但是，对这个问题当然应持慎重态度。我们知道，中央委员会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便能对普通教师进行一些切实有效的帮助[7]。
同志们，当然啰，在我们日益广泛深入地开展的工作中，我们也发现存在各种错误倾向。这种倾向有时表现在理论上，有时则是由于缺少熟悉业务的人，由于水平太低，或者由于旧时的影响。而这种情况又在实际工作中助长了对教育工作的错误态度。现在既然十分重视学校，我们就必须采取统一的正确路线，避免对正确路线的各种歪曲。
我们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上往往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两种偏向。一种偏向的表现就是，认为一切做法都应该与以前一样，而未充分认识到：我们目前的教学有了根本的变化，它的精神与从前的有本质的不同；教学大纲应该充分体现马列主义精神。有的人不喜欢这样。这就产生了右的错误。另一方面，由于不了解生活，不了解具体条件以及错误的“左”的理论，又造成了另一种偏差，使人们认为一切都可以一蹴而就，在制定庞大的计划时，乍看起来一切都很革命，可是深入了解，这种计划不是有助于、而是有碍于教育事业的发展。“左”的倾向是对右的倾向的最好帮助。一直往左走，到头来就会走向右边，于是就形成了“左”右同盟[8]。
现在，我想就此谈几个问题。头一个问题就是有关学校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右的倾向和“左”的倾向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我国的某些教育学书籍表述了（而在生活中也实际表现出）这种思想：学校是一回事，生活是另一回事。有些人认为，瞬息万变的生活和革命化的环境不会对学校发生根本影响。他们看不到学校和生活之间应该存在并且实际上已经存在的有机联系，想使学校闭关自守、保持原样。这种情况至今屡见不鲜。我们经常听到这种言论，说什么学校不应“受干扰”。我们也经常听到一些截然不同的言论，即一些“左”得很的人在说：“你们看，我们的生活瞬息万变，生活使人得到改造。”生活当然使人得到改造，这话并不错。但是，“左”倾分子却由此得出了一个错误的结论，他们说：“学校不起作用，学校必将消亡[9]，因此，一般说来，重要的是让儿童了解周围的生活，至于学校，则是无足轻重的。”这种“左”倾理论当然会对未来作出错误的估计，在生活中就会忽视学校，这个问题是必须引起重视的。这是因为，我们必须提出如何安排和组织学校工作，如何真正按新的方式搞好学校工作的办法。但他们却不提出这种办法，而是回避目前的困难，不去寻求新的途径，说什么：“生活会产生影响，而学校……学校对我们说来却无关紧要。”
党对学校是怎样看的呢？我们首先引用一下列宁同志对学校的论述。1918年8月，他在国民教育代表大会上说：“必须竭尽全力和运用一切知识来尽快地建立我们未来的劳动学校，因为只有这种学校才能使我们将来能避免目前这种已持续了四年多的一切世界冲突和战争。”[10]目前正在争论不休地讨论学校是否将要消亡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不考虑到列宁关于学校具有重大作用，要我们十分重视学校的指示。列宁说，我们必须把全部力量、精力和全部知识用于建立我国劳动的综合技术教育学校。现在，中央委员会的决定也谈到了这个问题。此外，如果我们看一看我党的党纲，那么大家都知道，党纲上谈到了学校，指出“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即在准备共产主义完全实现的条件的时期，学校不仅应当成为一般共产主义原则的传播者，而且应当从思想上、组织上、教育上实现无产阶级对劳动群众中的半无产阶级的和非无产阶级的阶层的影响，其目的在培养能够最后实现共产主义的一代人。”[11]
你们看，党纲第十二节十分重视学校。学校应该按新的方式培养全体儿童，我们苏维埃学校的利刃应该把各个阶级的最后一点残余的杂草铲除干净，应该把青年一代培养成能够最终建立共产主义的人。如果我们从列宁的上述言论出发，从党纲第十二节出发来看待9月5日发布的中央决定，那我们就会发现，这一决定是符合上述路线的，因为决定指出要重视学校——学校乃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最重要部分。要千方百计办好学校，为提高学校质量而努力。
另一个问题，就是教学大纲问题。在这方面，也存在“左”、右两种倾向。我们知道，有一部分人这样主张：“不要经常修改大纲，最好让大纲稳定下来。旧的课程一定要保留。一般说来，这里没什么可以自作聪明”；至于生活的不同要求，科学不断前进，因而要选用新的事例，采用新的分类法，对于这些，右倾分子中谁也不说一句话。他们也绝口不提教学大纲应该充满马列主义精神，这是右倾。
但也有另外的论调，尤其是最近一段时期开始实行综合技术教育化、开始把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之后。由于把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确非易事，毫无经验可循，于是这些人就说，没有必要搞新的教学大纲，应该向沸腾的生活学习。与其说是教学大纲重要，毋宁说是“号召”重要，口号重要。这样一来，我们发现学校教学的核心（奠定世界观基础）就不复存在了。我们不是把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而是把教学大纲丢在一边。不用教学大纲，而采用各种“草案”。我曾经看到过这样一些“草案”，把1，2，3，4年级贯通起来，完全谈不上教学大纲知识的衔接性和系统性。于是就提出了各种口号：“大家都来完成工业财务计划！"“人人都要参加文化革命！”这些口号成了一级学校的工作要求，全体都要照此行事。当我们指出：这样下去，孩子们就无法学习，就不能逐渐地积累知识，孩子们就不会感到自己有所提高。这时，他们就会回答我们，说：“您这是什么话？生活要求这样做！”这当然是“左”倾。
党是怎样说的呢？我还是想从列宁同志就这个问题所发表的意见谈起。您们都知道，他在共青团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讲过，“只有把教育组织和训练青年的事业加以根本改造，我们才能使这一代青年努力的结果是建立一个与旧社会完全不同的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12]列宁说，必须依靠人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获得的那些知识的坚固基础。他反对资产阶级学校，反对资产阶级学校的教学大纲。他在1918年全俄教育工作代表大会上的演说中指出，资产阶级学校使青年人满脑子都被一些最粗野的偏见所填塞。[13]资产阶级学校的教学大纲充斥了谎言和诬蔑以取悦于资产阶级。中央的决定是怎样讲这个问题的呢？决定指出，儿童应该掌握知识，掌握全部科学成就。不是掌握片断的知识，而是需要掌握系统的知识。每个成年工人之所以特别赞成这一点，是因为现在这个时代无论是工人还是儿童，似乎都是“通过空气”来获得知识：读报纸，听报告，听收音机。获得的知识不少，但缺少什么呢？缺乏系统性。他们有知识，但这些知识彼此之间有什么联系，怎样把这些知识统一到一定的体系里去，却不甚了了。现在上学的工人，他们需要的是什么呢？要把这些零碎的知识纳入一定的体系，他们要奠定唯物主义世界观基础，他们要使马克思和列宁的学说成为亲切易懂的。系统性具有重大的意义。在整个教育和教学工作中对系统性的意义估计不足的现象，是极其有害的。所以党特别强调不要讲授片断的知识，而要讲授系统的、科学的知识，因为我们现在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如果我们不掌握技术，不掌握科学，我们就不能按照要求进行建设工作。
我们应该做到这一点。斯大林指出，要掌握技术和科学。他把全国人民所感受到的东西用自己的话表述出来：必须掌握科学和知识。
您只要看一看广大工人、集体农民目前对待知识的态度，您就会懂得：忽视教学大纲是不行的，对掌握系统化的知识，对掌握极其科学并经过检验的知识一事的意义估计不足是不行的。资产阶级学校力图通过教学大纲向儿童灌输各种谎言和诬蔑，力图煽起沙文主义，力图把儿童培养成奴才，他们对历史事实大肆歪曲，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在学校里就应该授予儿童经过严格检验的、科学的知识，我们就应该极其认真地对待教学大纲的制定工作，反复从科学的观点对教学大纲进行检查。我举一个例子：不久前，一些从事自然科学的同志说，我国植物学教科书至今还是采用的林奈[14]的体系，这是一个受到科学批判的旧体系。我们不能把这种东西列人教学大纲，不应采用在科学上早已陈旧了的体系。所以，我们的教科书、我们的教学大纲必须从这个角度好好加以检查。
我们都看到，党的决定目前非常重视教什么的问题。这是一个关键性问题，我们应该认真加以考虑。
下面再谈谈怎样教。怎样教的问题牵涉到对儿童的了解以及对教学法的认识这两个问题：怎样向孩子传授知识，怎样对待孩子，怎样按共产主义精神教育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既有右的偏差，也有“左”的偏差。这些偏差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右倾的特点是什么呢？右倾观点认为：儿童是一个幼小无知的生物，他的使命就是多多听取父母和老师的教诲。我们之所以应该教育儿童，引导他们，一举一动都要督促他们，正是因为他们幼小无知。这是一种右的偏向，对儿童估计不足，不相信儿童。这种偏向极其有害，至今仍有表现。我有一次曾经与一位老教师谈话。他对我说：“怎么能跟孩子谈政治，孩子们懂什么政治？”然而事实上孩子们自己现在常常在谈论政治。您不妨试试，现在不跟他们谈政治行不行。列夫·托尔斯泰早就说过，当农村要重新分配土地时，学校里简直不可能上课：任何一个最优秀的教师都不能上课，因为全体儿童都想着农村正进行的重新分配土地的事。现在我们正在进行社会主义竞赛。如果有的孩子住在工厂附近而对社会主义竞赛毫不关心，那您会怎么想呢？我记得，过去开展罢工斗争时，我正在彼得堡涅瓦关卡外[15]工作，有人对我说，一个学生到学校来对老师讲：“咱们罢工了，我跑在最前面，狠狠用泥团揍了厂主一下！”孩子们知道，他们的父母和全体工人都反对黑帮分子厂主，用罢工来反对这个厂主。他们也反对厂主，也想参加这一斗争，他们参加这一斗争的方式是朝厂主扔泥团。孩子们想参加周围的生活，教师不管愿意不愿意都要与他们谈到政治，他们自己也要谈到政治。我记得我们流放时[16]，有一个五六岁的男孩子常常来玩，有一次我发现他站在那儿，自言自语地说：“不知道谁在说谎，是乡主席说谎，还是政府说谎。”当然，他是机械地重复他听来的话。他常常跟他父亲到乡里去，听到乡里的农民在说“不知道谁在说谎，是乡主席说谎，还是政府说谎”，于是他就重复，这么反复讲十来次，他就记住了，等到将来，他就懂得了这句话的意思。不跟儿童谈政治是不可能的。
另一方面却有人说：“没有什么年龄特征，儿童什么都知道，他们什么都懂，不怕负担过重。”我国的儿童了解并懂得很多东西，这一点我同意。但是我认为，即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两岁的孩子与六岁的孩子也会有区别；而6岁的孩子与14岁的孩子也有区别。所以不能置年龄特点于不顾。那种认为可以不考虑年龄特点的看法，是不对的。说什么儿童一切都会，说什么没有年龄特点，这些论调是大错特错了。我们要认真研究年龄特点，我们要了解这种年龄特点，并且要知道应该怎样根据年龄特点使儿童全面发展。我们要学会全面培养儿童，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得善于对待儿童。当然，研究儿童并不是制定各种研究模式等等，而是要掌握现有的科学成就，因为这种成就能向我们指明研究儿童的途径。所有这些都应在观察儿童时通过实践加以检验。必须承认年龄特点。认为儿童什么都能干，在儿童与成人之间划上等号，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错误。
现在谈谈教学和教育方法问题。右倾分子在这方面的主张是什么呢？右倾分子会说：要知道，方法是世世代代形成的，在这个问题上别自作聪明。要知道，过去教育出来的孩子要比现在好，纪律也比现在强。昨天，列宁格勒区开大会时，有人递了一张条子：“你们的方法行不通，学校里秩序太乱。”落款是“一个过路人”。不过我知道他来自何方。这里的问题在于：对待儿童，对待学习，采用的是世世代代的老办法，人们害怕这种老办法遭到破坏。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也有“左”的偏向。我们的新方法源于西欧、美国，我们在采用这种方法时没有对它加以检验，没有认真加以研究，把各种方法团圈吞枣地接受下来。认为“设计教学法[17]是唯一的、万灵的方法”，实际上，这种方法并未受过检验。是否应该向西方和美国学习方法呢？当然应该。举例说，我就记得列宁曾让我办过这么一件事。杜拉柯夫教授[18]去过美国，列宁对我说：“你问问他，美国人用的什么方法。”后来，一位老党员的妻子来了，她在美国住了20年，回国后参观我们的农村时，她说：“您们农村能做的事太少。在美国，那里的居民会做很多事。”列宁对我说：“详细了解一下他们是怎样培养各种能力的。”我认为我们应该认真研究资本主义各国的全部经验，看看他们采取什么办法和用什么态度对待成人和儿童。当然，我们要以马克思、列宁的观点为依据。如果我们只是盲目照搬德国的方法、美国的方法，那就一点好处也没有。教学方法与教学内容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教的是谎言和诬蔑，那是用的一种方法，而如果教的是真正的科学，如果教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那就要用另一种方法。我们只能采用那种对我们适用的、经过科学检验的方法。我们应该对这一切进行深入的改造，以便真正能形成一种我们需要的方法。
就拿设计教学法来说吧。在与杜拉柯夫谈话之后，受他的影响，我开始看了一些美国书籍。书中有一些很有趣的东西，提到要把设计教学法用于农业。某校的学生要搞一项设计，比如说，要设计一个鸡笼，因为他打算养鸡。他设计怎样搞这个鸡笼，从何地能弄到有关品种的鸡，并且拟定一个完整的经营计划。这一计划送交学校讨论，由教师提出意见。教师和全班同学一起到提出这个计划的学生的经营地方去，与家长们一起讨论这个计划，然后签订合同。这里有什么值得借鉴之处？这种值得借鉴之处在1923年给人什么启迪？首先，学生学会了计划，学会权衡各种手段和条件。我们俄国人要认真学会做计划；不仅是国家计划委员会做计划，而且每个人对自己的工作都要做计划。否则就经常出现这种情况：某个工厂刚修建一个新车间，过了一年却把这个车间拆了另建一个。一栋房子，今天维修，明天弄坏。由于我们俄国人不会做计划，日常生活中出现了许许多多问题。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没有计划，不善于考虑各种条件，不会做计划，这是一大缺点。我们要学会做计划，列宁说过，我们应该学会工作：“我们俄国人要学会工作。”他晚年特别强调这个问题，他在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上说，我们要学会工作[19]。我们要掌握工作的技能。这种技能我们还未彻底掌握。而由于设计教学法可以使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学会制订计划、权衡条件（在许多细节方面让我们学会），可以使我们学会工作，所以这种方法还是很可贵的。美国的设计教学法中还有什么独特之处呢？它体现了务实观点，目的方针明确，注重个人利益和物质刺激。一个学生养鸡，然后按一定价格出售，这个学生拍拍口袋，表明他赚了多少多少钱。这种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像一根红线贯穿在美国的各种设计之中。因此，我们从这种设计教学法中所能学到的对我们有用的东西就是：设计的能力，计划工作的能力，而个人主义则是我们不能吸取的。
1923年讨论这种方法时，主要是从政治教育工作的观点出发来讨论的。我们主张在俱乐部工作和教学工作中采用设计教学法，目的在于多关心俱乐部的成员，多考虑他们的兴趣所在。这种设计教学法在政治教育工作中未能推广，它更多地是用于农业小组中。青年农民学校根据我们的精神把这种设计法加以改造后，也开始采用了。城市学校几乎没有采用。最近一段时期，大家认识到：学校应与生活保持更紧密的联系，理论应与实际保持更紧密的联系（而设计教学法却是有一定程度的联系的），加之生活本身也有此要求，所以设计教学法在我国采用得就很广泛了，而采用得最广泛的是一级学校。不过对它的采用很有特色，什么东西都随心所欲地叫作设计法，例如把各种宣传工作也叫作设计法。当“帮助我国工厂完成工业财务计划”这一口号提出后，也把这叫作“设计法”。为什么？这里哪有什么计划，哪有劳动力配置，哪有克服困难之处，哪有公益效果？这些都没有。结果，我们往往把一些与设计法相距甚远的东西叫作设计法，造成思想上的混乱，而名副其实的设计非常之少。当然也有例外。例如，我收到孩子们一封来信，孩子们在信中说，他们决定按设计法进行工作；他们在信中非常具体地、用孩子的口气讲到他们怎样制定这种设计；其中谈到扫盲工作等等。信的详细内容我记不住了，这封信不在手边。这当然是一种名副其实的设计。
如果认为其他一切方法都要淘汰，什么研究法、劳动法、直观法都要淘汰；认为有了设计法，其他方法都可弃置不用，这种态度当然是错误的，不值一提的[20]。我们在培养实际的计划能力时，很需要设计教学法。当我们谈到五年计划，谈到五年计划四年完成时，全体教师都认识到，我们应该教儿童学会有计划地工作。但是怎样做到这一点却不知道，于是就把这方面的宣传工作，把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所作的尝试，统统称之为设计法。这样一来，设计法就成了一种模糊不清的东西。有人就主张不要搞教学大纲了，只要提出一些设计就行了，等等。这样做行吗？这当然是对设计法这一概念本身的歪曲，这无论如何是不行的。所以中央指出必须寻求新的途径。中央的决定要求建立一个研究所，派一些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优秀而又坚强的干部到那里去，让他们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观点出发研究出一些新方法，能真正寻找出一些如何合理地、正确地安排教学工作的新途径。但是中央提出对新方法要慎重，新措施要通过试验来检验，要对我国学校目前进行的工作加以认真的研究。可是您们都知道，我们非常不善于对自己的工作进行宣传。有时个别学校采取的办法和新的方法很好，而对此却沉默不语，认为“既然学校一切都好，那就行了。难道有必要登在报上？报道一下也好，但是没有时间写。”恰恰由于这个缘故，我们就忽略了普通教师所进行的巨大的创造性工作，而他们是在教育儿童，是在考虑如何更好地把知识传授给儿童以及考虑用什么方式来合理地组织学校生活的。中央还提出，我们研究所要特别重视对经验的检验，要推广经验，使个别的创举成为集体的财富，使这项工作成为一项能经受检验的工作，使整个这项工作贯穿一种精神，即辩证唯物主义精神。要三思而后行。对我们的教学法也应如此。我们迫切需要新方法，因为我们首先要合理地安排教学工作。教学工作的安排要能做到合理分配儿童的时间。
我国的一批青年教师，毕业于七年制中学之后，上了四个月的短训班。我们对他们应予关心。这些教师在学校的工作如何呢？他们对孩子很好，他们有一定的组织能力，使学校井然有序。同志们都知道，我国现在的七年制学校能使儿童获得一定的组织熟巧。的确，只要我们看一看我国的学生，看一看我国的少先队员，并且把他们与旧学校的学生加以比较，那么应该说，我们现在的学生与过去完全不同。旧学校的学生什么也不会干，而现在的孩子就组织方面而言，都是一些心灵手巧的人。诚然，他们难免写错别字，把“彼得罗夫”写成“皮得罗夫”，但是，我要再说一遍，就组织方面而言，他们都是一些心灵手巧的人。不过从总的方面看来，青年教师教学经验往往不足，他们不懂教学法。举例说，他们往往一连两小时教数学。而我们的教学法跑到哪儿去了呢？教学法，你在何处呢？研究儿童，又表现在何处呢？因此，应该让我们的青年教师知道怎样安排儿童的时间，怎样把教学大纲的时间安排得很经济，以免用一刻钟的时间去倒墨水或找书，或者瞎忙一阵，而这种情况在学校里是屡见不鲜的。学校里的整个制度要非常合理，而这取决于很多方面。它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减轻纪律问题的难度。我已讲过，目前中央特别重视教学法，中央号召学习教学法，因此我们在这方面面临着巨大的工作，既要制订新的一般教学法，又要制订个别学科的教学法，即分科教学法。所有这些问题都要从科学的观点加以考虑，因为每门知识都有自己的结构，必须使教学法与内容联系起来并且符合我们总的方针。
同志们，最后一点，就是我们在教师问题上也存在着种种偏向。右倾分子说：“教师乃一校之主”，而不说明是什么样的教师。“左”倾分子则说：“教师对学校的工作干预得越少越好。他要撒手不管也非坏事：学校将会更快成为儿童组织。”
中央的决定十分关怀教师。只要我们翻阅一下决定，我们就会发现，决定中谈到了物质待遇，谈到要从教师中提拔一些最有才能、最有牺牲精神的教师；决定还反对把教师当作某种无足轻重的人。中央指出必须开展社会主义竞赛，提拔最有才能、最有牺牲精神的教师。中央指出要从教学法上帮助教师，中央特别强调教师的质量。
末了，我要讲讲儿童组织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既有右的偏差，又有“左”的偏差。有些教师往往认为：儿童组织、学校组织都只不过是教师的助手；学生委员会只应该召集家长开会。教师自己出面召集家长开会目前有所不便，而如果由学校组织来召集，则情况另当别论。右倾分子就是这样看待学校组织的，他们把学校组织的巨大教育作用忘得一干二净。另一方面则是“左”的偏差。“左”倾分子说，成人对学校的干涉越少越好。中央是怎样讲的呢？中央承认学校组织的重要性，但是学校组织应该关心学习质量的提高，激发儿童以自觉的态度对待事业，养成自觉的纪律。我们知道，有许多途径可以达到这一目的。学校的儿童组织如何提高学习质量？右倾分子认为，学生委员会应召集家长开会，一般说来它应极其严肃。但我们知道还有别的途径。我们知道，即使在旧学校里，成绩好的学生还经常帮助学习比较差的。我们应该关心的是，让我们的学校组织、儿童组织尽力把这种互助搞得更好，并且形成一种儿童舆论。你们都知道这是很重要的，儿童对同学的意见比对教师或家长的意见更容易接受。所以，在儿童组织中形成这种舆论，让孩子们反对不守纪律、不讲秩序的表现，让他们经常帮助比较差的同学，所有这些都是十分重要的。这种巩固纪律的共同工作和这种互助，对学校说来都具有重大的意义。我们要让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认真讨论这一问题。
同志们，您们都已看到，中央的整个决定是对我们全部工作的一个重要的实际指示。决定中还有对马克思主义教师的指示，决定中谈到马克思主义教师协会应该研究一下如何在教师的日常工作中对教师进行教学法帮助的各种基本问题。这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看看马克思主义教师协会的工作，那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综合技术教育部的工作搞得最有意思。该部制定了文化计划。但是现在考虑到中央的决定，我认为我们应该特别重视的，就是我们应搞好研究儿童和儿童集体的工作，深入研究如何组织学校工作、安排全校生活的问题。要特别重视对各种方法的讨论、制定，重视教学大纲和大纲内容的讨论。在这方面，对我们说来重要的是尽可能密切地与普通教师加强联系，帮助他们搞好教学工作。我们应该这样来帮助教师，使他们的每种主张、倡议和新的创举都能通过马克思主义教师协会而做到人人皆知。恳请大家鼎力帮助马克思主义教师协会贯彻执行中央的这一决定。
* 报告作于1931年9月12日。第一次载于《走向新学校之路》杂志(1931年，第10期）。
[1] 马克思主义教师协会系根据联共（布）中央1929年8月5日《关于国民教育领导干部的决定》而成立的（1930~1935年），附设于共产主义社会科学院，其宗旨是对教育学、教育和教学等方面的理论问题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研究，反对敌视和违背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思潮，协会下设教学法理论部，综合技术教育部，学前教育部，民族部，政治教育部和外国教育部。协会主席为娜·康·克鲁普斯卡雅。
[2] 指联共（布）中央1931年9月5日发布的《关于中小学的决议》（参见：《苏联的国民教育。文件汇编。1917~1973年。》莫斯科，1974年，第156-160页）。
[3] 中师系中等师范学校，培养小学教员和幼儿园教养员，始办于1920年（1937年改为师范学校）。
[4] 基础学校是一种普通教育学校，它是附近各小学的教学法中心。高等师范院校、教学法科研机关都广泛利用基础学校进行实习。
[5] 实验示范学校建于1918年，其宗旨是通过实践检验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部的理论原理，通过实验提出教育和教学的新形式和方法，向群众学校推广自己的经验和成果。1922年3月，为了领导这些学校的工作，在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部社会教育总局成立了实验示范学校工作处。1937年4月20日，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决定将实验示范学校改为群众学校。
[6] 即机器拖拉机站。
[7] 联共（布）中央《关于中小学的决议》规定，要采取一系列措施改善教师的物质待遇，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加强对他们的教学法指导（成立模范学校，建立视导员、教学法专家工作组，提高教学法刊物的质量，等等），大量培养新的教师干部。
[8] 联共（布）中央《关于中小学的决议》指出：“……中央要求各级组织展开坚持不懈的斗争以反对教育工作中机会主义的、反列宁主义的歪曲党的政策的表现。只有加强对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斗争，加强对‘学校消亡’理论和贬低教师作用的言论的斗争，才能保证与建立综合技术教育学校道路上的主要危险进行的斗争取得胜利，才能保证与歪曲党的政策的右倾机会主义表现进行的斗争取得胜利，因为这种错误言行反对建立综合技术教育学校，妄图保存旧的等级学校，使理论学习与实际严重脱节。”（《苏联的国民教育》，第160页）
[9] 指所谓的学校消亡论，这种理论20年代末在苏联教育界颇为流行。它是学校工作方法研究所的领导人B．H．舒尔京和M．B．克鲁平尼娜提出的。他们断言，在共产主义社会，学校将随着国家的消亡而消亡，青年一代的教育和教学将通过不同形式的校外工作来实现。联共（布）中央在1931年至1932年发布的几个决议中揭露了学校消亡论反科学的实质，强调指出了学校和教师的作用在社会主义社会将不断加强。
[10] 列宁的这段演说是克鲁普斯卡雅据《真理报》（1918年8月30日，第184号）的原文摘引的。
[11] 《列宁选集》，第3卷，第746页。
[12] 《列宁全集》，第31卷，第251页。
[13] 同上书，第28卷，第67-70页。
[14] 林奈·卡尔（1707-1778)，瑞典自然科学家，植物和动物分类体系的创始人，反对有机界历史发展的思想。
[15] 娜·康·克鲁普斯卡雅于1891~1896年在彼得堡涅瓦关卡外工人星期日夜校任教。
[16] 克鲁普斯卡雅和列宁于1898~1900年在叶尼塞省舒申斯克村流放。
[17] 设计教学法是一种教学组织形式，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盛行于美国。在采用这种形式时，由学生自己定出计划去完成某些实际作业（设计）而在此过程中掌握知识、获得技巧。这种学习制度导致狭隘的实用主义，对学习过程中理论材料的意义估计不足，不能保证牢固地、系统地掌握科学基础。克鲁普斯卡雅在探讨把设计教学法用于苏联学校这一问题时，不止一次地谈到在采用这种方法时要取批判的态度，并且指出了把这种方法当作学校教学中万灵方法的错误思潮。联共（布）中央1931年9月5日《关于中小学的决议》对设计教学法作了批判。
[18] H．M．杜拉柯夫（1875-1938)，系苏维埃科学家，干旱土壤学专家，教授，列宁农业科学院院士。
[19] 参见《列宁全集》，第33卷，第389页。
[20] 参见《娜·康·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集》（十卷集）第10卷，俄文版，第139-142页，第311、3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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