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拉科夫 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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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科夫
1912—1914年

　　我们在克拉科夫的侨居生活跟在巴黎或瑞士的侨居生活不同。实质上，这是一种半侨居生活。在克拉科夫，我们几乎全神贯注地关心着俄国工作。同俄国很快就建立了最密切的联系。彼得堡的报纸出版后第三天就可以收到。这时《真理报》开始在俄国出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写信给高尔基说：“俄国正出现革命的高潮，——不是别的什么高潮，而正是革命的高潮。而且我们办成了每日出版的《真理报》，顺便说一句，这全靠笨蛋们对之狂吠不已的那次（一月）代表会议。”^[1]我们同《真理报》建立起了极密切的关系。伊里奇几乎每天都给《真理报》撰写文章，寄信去，注视着《真理报》的工作，为它物色撰稿人。他百般设法请高尔基参加《真理报》工作。季诺维也夫和利林娜也经常给《真理报》撰稿，利林娜为报纸挑选有意义的国外材料。无论在巴黎或在瑞士，要建立这种有计划的合作，都是不可想象的。同俄国的通信也很快地安排就绪。克拉科夫的同志们教会我们如何最秘密地组织这一工作。要紧的是信件不要盖上国外的邮戳，这样俄国警察当局便会少注意这些信件。从俄国到这里市场上来的农妇们，只要给以少许报酬，便把我们的信件带到俄国扔进邮箱中去。
　　约有四千名波兰侨民居住在克拉科夫。
　　我们来到克拉科夫时，巴哥茨基^[2]同志——波兰侨民、政治苦役犯——来接我们，他立刻负起照顾我们的责任，并且在生活问题和秘密工作问题上给予我们一切帮助。他教会我们怎样利用“泡鲁帕司克”（一种通行证的名称，俄国及加里西亚地方靠近国境地带的居民都用这种通行证通行）。“泡鲁帕司克”只要用一点点钱就可以买到，而最主要的是这种通行证给我们这些不合法的人越过国境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我们用这种“泡鲁帕司克”把许多同志送过了国境。我们也用这种方法送瓦尔瓦拉·尼古拉耶夫娜·雅科夫列娃^[3]过境。在这以前，她在流放地患了肺病，逃到国外来治疗，并去看望住在德国的兄弟。回来时，她取道克拉科夫，因为需要商量通信和工作等问题。她平安无事地通过了国境。不久前我才知道，在越境时，宪兵注意到了她带着大皮箱，并想查明她是不是到车票上所指明的地点去。但是车上的一个乘务员把此事预先告诉了她，并提出以一定的代价替她买一张到华沙的车票，她就用这张车票安然无事地继续自己的旅行。有一次我们还用这种通行证送过斯大林。当在国境上叫到持有“泡鲁帕司克”者的姓名时，必须及时用波兰话答应一声“有”。我记得我是怎样尽力地把这个诀窍教给同志们的。秘密越境的工作很快地也组织起来了。在俄国方面通过克雷连柯同志建立了秘密接头地点，他当时住在离国境不远的卢布林。秘密书刊也可以这样运送过去。必须说明，在克拉科夫，警察当局并没有施行任何监视，也不检查信件，而且与俄国警察当局全然没有什么联系。有一次我们证实了这一点。莫斯科的工人舒姆金^[4]同志，有一回到我们这儿来取书刊，他想用一种护胸（专为夹带书刊而缝制的背心）来运书刊。他是一个善于进行秘密工作的人。在街上走路时，他把帽子遮到眼上。我们去参加群众大会，把他也带了去。但他不同我们一起走，认为这不合乎秘密工作的要求，而跟在我们后面，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他那副神秘的样子，引起了克拉科夫警察局的注意。第二天，一个警官到我们家来询问，是否认识到我们这儿来的那个人，是否能为他担保。我们说能担保。舒姆金坚持他非要带着书刊回去不可；我们虽然劝阻过他，但他仍坚持自己的主张，并且竟平安无事地通过国境回去了。
　　我们是在夏天来到的，巴哥茨基同志劝我们住在克拉科夫郊外一个叫做兹韦日涅茨的地方，在那里，我们同季诺维也夫夫妇住在一幢房子里。那个地方非常肮脏，但离维斯拉河很近，可以愉快地洗澡，而且在大约五公里远的地方，有个叫“沃里斯基利亚斯”的绝妙的大森林，我时常同伊里奇骑着自行车到那儿去。秋天，我们迁居到城市另一端的重新翻造过的住宅区去，巴哥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夫妇也迁来了。
　　伊里奇非常喜欢克拉科夫，它很象俄国。这是一个新的环境，没有侨居生活中的那种忙乱，因而稍微使神经安静下来了。伊里奇仔细地观察了克拉科夫的市民、贫民和劳动人民的生活细节。我也喜欢克拉科夫。早在童年，两岁到五岁的时候，我在波兰住过，在脑海中留下了记忆，我觉得院子里那些木制的露天走廊很可爱，它们使我想起从前我同波兰孩子和犹太孩子在梯阶上游戏的那些走廊；那些卖“拌有土豆的酸牛奶”的小花园，也使我觉得可爱。这一切也使我的母亲回忆起她的青年时代，而伊里奇则为冲出了巴黎的“囚居生活”而高兴，他愉快地开着玩笑，赞赏着这里的酸牛奶和波兰白酒。
　　我们当中，以利林娜的波兰话讲得最好；我的波兰话不太高明，小的时候记得一些，加上在西伯利亚和乌法时学的那点儿，马上就得在家事方面使用。经管家事要比在巴黎困难得多了。没有煤气，得烧炉子。我试着照巴黎的习惯到肉铺去买不带骨头的肉。卖肉的瞧着我理直气壮地说：“上帝创造了有骨头的牛，我怎么能卖不带骨头的肉？”星期一吃的面包，必须事先买好存起来，因为在星期一面包师们常常因隔夜喝醉了酒而要再喝点酒解醉，因而面包店就停止营业，等等，等等。必须会讨价还价。有波兰人开的店铺，也有犹太人开的店铺。在犹太人开的店铺买东西，价钱可以贱一半，但是要会得讨价还价，要用走出铺子再转回去以及其他方法，这样就要费许多时间。
　　犹太人住在独立的住宅区，穿着异样的服装。在医院里，等候大夫看病的人，认真地争论着犹太儿童跟波兰儿童一样还是不一样，他们该诅咒还是不该诅咒。而一个犹太孩子就默默地坐在旁边，听着这场争论。在克拉科夫，波兰天主教士的权力大得无边。教士们给因失火而无家可归的人、老年的妇女、孤儿予以物质上的救济，女修道院替女仆寻找工作，并且保护女仆的权利，使她们不受雇主欺侮，在教堂做礼拜是闭塞和愚昧的居民的唯一娱乐。在加里西亚还牢牢地保持着农奴制的习俗，天主教教堂则维护这种习俗。例如：戴着帽子的贵妇人在市场上雇用女仆人，十来个希望被雇去做女仆的农妇站在那里，都得去吻贵妇人的手；一切事情都要付小费，木匠或者马车夫得到小费以后，就跪下叩头。但是，在群众之中同时也存在着对老爷们的无比的仇恨。季诺维也夫夫妇给他们的孩子所雇的一个保姆，每天早晨都上教堂去，被斋戒和祈祷折磨得简直面无血色。可是我有一次同她谈话的时候，她还是说她如何仇恨老爷；她在某个军官太太家里呆过三年，这个太太同其他所有的贵族地主一样，每天睡到十一点钟，在床上喝咖啡，要女仆给她穿衣服，穿袜子。这个虔诚信神的保姆说，如果发生革命，她就要第一个拿着叉子去打死贵族地主们。农民和贫民的穷困和痛苦，在一切细节上都流露出来了，而且甚至比我们俄国当时的情况还更严重。
　　在克拉科夫，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会见了加涅茨基^[5]同志，他当时是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出席过我们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及后来的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和伦敦代表大会，他是由总执行委员会^[6]派去的代表。从加涅茨基及其他波兰同志那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了解到波兰社会民主党内发生分裂的详细情况。总执行委员会发起了一个运动来反对受到整个华沙组织拥护的华沙委员会。华沙委员会要求总执行委员会采取更有原则性的路线，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内事务釆取明确的立场。总执行委员会解散了华沙委员会，并散布流言，说华沙委员会同保安局保持着联系。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支持华沙委员会（“分离派”），写文章为他们辩护，给国际社会党执行局写信，抗议总执行委员会的行为。^[7]华沙委员会同华沙及其他工人中心地区（洛兹和其他地方）的群众有着巩固的联系。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没有把“分离派”的事情看做是别人的事情，——这一事件是与当时非常尖锐的整个党内的斗争分不开的，因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能置之不理。但是他的主要注意力仍然贯注在俄国的工作上面。
　　我们侨居国外时的亲密的同志——萨法罗夫和印涅萨从巴黎到彼得堡去为选举运动进行准备工作。他们用的是别人的护照。印涅萨顺路到克拉科夫来看望我们，那时我们还住在兹韦日涅茨。她在我们那里住了两天，我们同她谈妥了一切，把所有的地址和关系都给了她，她同伊里奇讨论了全部工作计划。印涅萨必须顺道到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克雷连柯那里去，——他住在离加里西亚边境不远的波兰的卢布林，以便通过他安排来克拉科夫的同志们的越境事宜。通过印涅萨和萨法罗夫，我们详尽地了解了彼得堡的工作情形。他们在那里接上了关系，进行了广泛的群众工作，向工人们宣传了布拉格代表会议的决议及党的当前任务。纳尔瓦区成了他们的基地。彼得堡委员会恢复了，其后又成立了北方地区常务局。参加常务局的，除印涅萨和萨法罗夫外，还有绍特曼及他的同志拉希亚和普拉夫金^[8]。在彼得堡对取消派进行了尖锐的斗争。北方地区常务局的工作，给选举铁路工人巴达耶夫^[9]（布尔什维克）为彼得堡代表打下了基础。取消派在彼得堡的工人群众中丧失了影响；工人们看到取消派不是进行革命斗争，而是站到改良主义的道路上去了，实质上是在实行自由派的劳工政策的路线。必须同取消派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因此，当《真理报》起初硬要从伊里奇的文章中删掉同取消派的争论部分的时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非常激动。他给《真理报》写去了一些气愤的信。《真理报》后来才渐渐地参加了这一斗争。
　　彼得堡工人选民团的初选人选举，定于9月16日（星期日）举行。警察局为对付选举进行了准备。14日，印涅萨和萨法罗夫被捕了。但是警察局还不知道逃出流放地的斯大林已于12日来到这里。工人选民团的选举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右派的候选人一名也没有选上，到处都通过了政治性的决议。
　　整个10月，一切注意力都被吸引到选举运动上去了。由于传统和落后，在许多地方工人群众对选举漠不关心，没有重视起来；必须进行广泛的鼓动工作。不过社会民主党人仍然到处都当选为工人代表。各大工业中心工人选民团的选举，使布尔什维克取得了胜利。享有很高威信的工人党员当选了。参加杜马的布尔什维克代表虽然只有六名，而孟什维克有七名，但是，布尔什维克工人代表的是一百万工人，而孟什维克所代表的不足二十五万工人。此外，从一开始就使人感觉到布尔什维克代表们的巨大组织性和团结一致的精神。10月18日杜马的开会是在工人的示威游行和罢工声中进行的。布尔什维克代表们在杜马中不得不与孟什维克一起工作。然而，近来党内关系己经尖锐起来了。布拉格代表会议在1月举行。代表会议在组织布尔什维克力量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
　　1912年8月末，在托洛茨基的倡议和积极参加下，于维也纳召开了所谓党代表会议。这次代表会议是在联合一切社会民主党力量的口号下召开的；全然没有考虑到取消派和布尔什维克所走的道路分歧有多大，取消派的行为与党的路线有着多么深刻的矛盾。前进派也被邀参加了会议。可以预见到，代表会议具有极端取消主义的性质。团结在中央委员会周围的布尔什维克没有参加这次代表会议，甚至连孟什维克中的普列汉诺夫分子和布尔什维克中的调和派也拒绝参加，他们集结在国外出版的普列汉诺夫的刊物《护党报》的周围。波兰人也没有参加，而代表“前进社”来参加会议的阿列克辛斯基揭露了代表会议的阵容是很弱的。绝大多数参加会议的人是国外侨居者，两名高加索的代表是高加索地区常务局派出的，总之，所有的代表都是由狭隘的团体选出来的。代表会议的决议具有彻头彻尾的取消主义的性质。从选举纲领中，取消了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口号，并以“重新审査第三届国家杜马的土地法”的口号代替了没收地主土地的口号。
　　主要报告人之一波里斯·戈尔徳曼（哥烈夫）竟说，旧的党已不存在，这次会议应成为“成立”党的会议。甚至阿列克辛斯基也提出了抗议。八月联盟（后来被称为八月集团）同中央对抗，竭力贬低布拉格代表会议的决议。在联合社会民主党的力量的伪装下，实行了反对布尔什维克的联合。
　　俄国工人运动高涨起来了。选举显示了这一点。
　　选举以后，穆拉诺夫^[10]同志立刻到我们这里来了，他是秘密地越过国境来的。伊里奇竟惊叫起来。他对穆拉诺夫说：“假如您出了事，那就糟了！您是代表，可以不受侵犯，您公开到这里来，也一点没有关系。这样倒会惹出是非来。”穆拉诺夫谈了许多关于哈尔科夫选举的趣闻，谈了他的党的工作，谈了他怎样通过他的妻子散发传单，她怎样把传单带到市场去，等等。穆拉诺夫是个热衷于秘密工作的人，不知怎的他的脑子里装不下“代表不受侵犯”这一概念。伊里奇同他谈过当前在杜马内的工作以后，就催促他回去。后来代表们就公开地到这里来了。
　　12月底到1月初，同代表们举行了第一次会议。
　　头一个来的是马林诺夫斯基，他来的时候十分兴奋。起初，我很不喜欢他，两只眼睛使人觉得讨厌，他那种做作的放肆态度也使人厌烦，但这种印象在第一次谈工作时就消失了。以后，彼得罗夫斯基^[11]和巴达耶夫也来了。代表们讲述了他们第一个月的工作情况，谈了他们对群众所进行的工作。我记得，巴达伊奇站在门口，挥着帽子说：“群众，要知道他们在这些年里成长起来了。”马林诺夫斯基给人留下了一个很开展的有威信的工人的印象。巴达耶夫和彼得罗夫斯基看来有些腼腆，但一眼就能看出他们是真正的可靠的无产者，是可以信赖的。在这次会议上拟定了工作计划，讨论了活动的特点，群众工作的特点，与党的工作及党的秘密活动保持极其密切的联系的必要性。会上决定由巴达耶夫负责照管《真理报》的工作。那时，梅德维捷夫^[12]同志同代表们一起来了，他讲述了他印刷传单等工作的情形。伊里奇异常满意。他于1913年1月1日写信给高尔基说：“马林诺夫斯基、彼得罗夫斯基和巴达耶夫都向您致热烈的问候，祝您一切顺利。”并又补充道：“克拉科夫这块基地果然是一个有用的地方，我们迁居到这里来十分‘合算’（从事业观点看）。”^[13]
　　秋天，由于“列强”干涉巴尔干事务，充满了浓厚的战争气息。国际执行局在各地组织了群众抗议大会。克拉科夫也举行了这种大会。但是克拉科夫的这种抗议大会是相当特别的。与其说它是反对战争的抗议大会，倒不如说是挑动群众仇视俄国的群众大会。
　　国际社会党执行局决定于11月11—12日在巴塞尔举行社会主义国际的非常代表大会。加米涅夫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参加了巴塞尔代表大会。
　　刊载在《新时代》杂志上的考茨基的文章引起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愤慨，这篇文章是彻头彻尾机会主义的，文章中说，如果工人起来组织反对战争的武装起义和罢工，那将是错误的。关于罢工在1905年革命中的组织作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当时就已经在多处提到过。在考茨基的文章发表以后，他在一系列文章中更详尽地阐明了这一问题。象对工人群众的一切直接的积极行动一样，他对罢工也非常重视。
　　在巴塞尔代表大会前五年即1907年的斯图加特大会上，就已经研究过战争问题，而且根据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精神解决了这一问题。在这五年中，机会主义大有进展。考茨基的文章是一个鲜明例证。然而，在巴塞尔代表大会上，仍然一致通过了反战宣言，组织了人数众多的反战示威。只是在1914年，才表明了第二国际如何浸透了机会主义的病毒。
　　在克拉科夫时期，即在帝国主义大战爆发前的年代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很注意民族问题。从年轻的时候起，他就憎恶一切民族压迫。马克思曾说，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再没有比征服另一民族更为不幸的了。对于这句话，伊里奇感到极其亲切，极易理解。
　　战争迫近了，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情绪增长起来，资产阶级千方百计地煽起民族仇恨。迫近的战争，带来了对弱小民族的压迫，引起了对它们独立自主要求的镇压。但是，战争将不可避免地——对于伊里奇来说这是无可怀疑的——演变为起义，各被压迫民族将起来保卫自己的独立。这是它们的权利。早在1896年，伦敦国际代表大会就确认了这种权利。1912年末和1913年初，面临着迫近的战争，在这样的时刻，对民族自决权却估计不足，这引起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愤慨。八月联盟不仅没有把这个问题提到当前形势所要求的那种高度，不仅没有尖锐地强调这一问题，反而通过一个决议，硬把早在1903年第二次党代表大会所争论过并且当时就否定了的民族文化自治^[14]，说成是可以与民族自决权的纲领条款相容的。这是在民族问题上放弃阵地，把全部斗争仅仅限于争取文化的斗争，好象他们不明白文化与整个政治制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伊里奇认为这是极端机会主义。但是关于民族自决权的主要争论，是同波兰人进行的。他们——包括罗莎·卢森堡和“分离派”——硬说民族自决权并不等于分立权。伊里奇了解波兰人在民族自决权问题上的这种小心态度的根源。波兰群众中存在着对沙皇制度的仇视心理一一这是每天在克拉科夫都能观察到的：有人追忆起他父亲的痛苦经历，在波兰起义时，他的父亲好容易才逃脱了绞刑架；有人回想起沙皇政权允许把猪放到墓地上去凌辱他的亲人的坟墓，等等，等等。俄国沙皇制度不仅施行压迫，而且它的凌辱和蹂躏也是没有止境的。
　　战争迫近了，不仅黑帮民族主义增长了，不仅各宗主国资产阶级的沙文主义增长了，而且各被压迫民族获得解放的希望也增长起来了。波兰社会党愈来愈强烈地想望波兰的独立。波兰社会党——彻头彻尾的小资产阶级政党——日益增长的分立主义，引起了波兰社会民主党的忧虑，因此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就起来反对分立了。伊里奇会见过波兰社会党人，同他们的一个著名的工作人员约德科谈过几次话，听过达申斯基^[15]的演说，所以他了解波兰人的忧虑是什么原因引起的。他说：“但是不能只从波兰观点来看民族自决权的问题！”
　　早在我们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时期就发生的关于民族问题的争论，在1913—1914年战争爆发之前，特别尖锐地展开了，后来在1916年帝国主义战争炽烈之际，也仍然继续着。伊里奇在这些争论中起着主导作用，他明确而坚定地提出问题；这些争论并没有白费。这些争论使我们党能够在建立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这个联盟里没有不平等的民族，丝毫没有缩小各民族的权利）之后，正确地解决苏维埃国家范围内的民族问题。现在在我国，我们可以看到从前处在难以忍受的压迫之下的各民族的文化在迅速发展，可以看到在共同的社会主义建设中联合起来的苏联各民族的团结在日益加强。
　　然而，如果以为伊里奇在克拉科夫时期由于研究民族问题而忘记了对他一向非常重视的问题如农民问题的研究的话，那将是错误的。在克拉科夫时期，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写了四十余篇关于农民问题的文章。伊里奇为杜马代表沙果夫^[16]写了一篇详尽的报告《论现政府的土地政策（一般的）问题》，^[17]为彼得罗夫斯基写了《论农业部的预算问题》的报告；^[18]在克拉科夫，他根据对美国材料的研究，开始写作一部书：《关于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新材料》。^[19]美国以统计资料的精确丰富著称。伊里奇这一著作的目的是要驳斥吉姆美尔（吉姆美尔是现在在搞破坏活动方面十分出名的苏汉诺夫^[20]的姓）的观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写道：“吉姆美尔先生并不是一位初次露面的、偶尔在杂志上写写文章的作者，而是代表俄国和欧洲社会思想界中极端民主的、最左的资产阶级派别的许多知名经济学家之一。正因为如此，吉姆美尔先生的观点就有可能得到特别广泛的散布和产生影响，而且在一部分非无产阶级阶层中已经极广泛地散布开并产生了影响。因为这不是他个人的观点、个人的错误，而是带着特别民主色彩的一般资产阶级观点的表现，并且是用貌似社会主义的词句特别粉饰起来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无论是只走已经开辟出来的道路的御用教授，或者是在千百万与自己相同的人中以觉悟出众的小农，都最容易产生这种观点。
　　吉姆美尔先生所捍卫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农业的非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实质上是绝大多数资产阶级教授、资产阶级民主派以及世界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者即最新的变种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理论。”^[21]
　　在克拉科夫开始写的关于美国农业问题的小册子，于1915年写成，但直到1917年才出版。
　　八年以后即1923年，伊里奇已经卧病在床的时候，翻阅了苏汉诺夫关于革命的札记，并把对这些札记的意见口授成了一篇文章（《真理报》给这篇文章加的题目是《论我国革命》）。他在这篇文章中说道：“现在己经毫无疑问，我们基本上是胜利了。”^[22]苏汉诺夫是不懂得这一点的。伊里奇口授说：“这几天我翻阅了一下苏汉诺夫论革命的札记。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我国一切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分子和第二国际全体英雄的学究气。引人注目的是他们对过去的盲目模仿，至于他们非常胆小，……就更不用说了。
　　他们都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却迂腐到了极点。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即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他们一点也不懂得。……
　　他们的一举一动都暴露出他们是些畏首畏尾的改良主义者，惟恐离开资产阶级一步，更怕跟资产阶级决裂……。 ”^[23]接下去，伊里奇谈到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创造了这样的条件，即“使俄国的发展……纳入一种可以实现‘农民战争’同工人运动联合的环境中，而关于这种联合，象马克思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在1856年谈到普鲁士的时候，就认为是一种可能的前途……”^[24]
　　又是八年过去了。伊里奇已逝世了。苏汉诺夫仍然不明白十月革命为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怎样的前提，他力图阻碍根绝资本主义残余的工作，看不到我国的面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正在巩固起来，拖拉机正在开垦着处女地，一小块一小块的老荒地正在逐步消失，劳动是按照新的方式组织的，整个农业的面貌已发生了变化。
　　伊里奇在克拉科夫时期所写的许多文章包括许多极其重要的问题，鲜明地描述了农民经济和地主经济的状况，说明了各个不同政党的土地纲领，揭露了政府措施的实质，提醒人们注意许多极其重大的问题，如：移民事务，农业中的雇佣劳动，儿童劳动，土地的买卖，征用农民土地，等等。伊里奇很了解农村和农民的疾苦，而这一点是工人和农民一向都感觉到和看到了的。
　　1912年末革命工人运动的高潮及《真理报》在这一高潮中所起的作用，是人所共见的，其中也包括前进派。
　　1912年11月，阿列克辛斯基代表巴黎的前进派分子来找《真理报》，建议同《真理报》合作。阿列克辛斯基为《真理报》写了一些文章，而在前进派的论文集《当前课题》第三卷中，甚至写到必须停止布尔什维克内部的斗争，联合所有布尔什维克去同取消派进行斗争。《真理报》编辑部不仅把阿列克辛斯基所参加的巴黎小组的成员列入撰稿人员名单，而且也把波格丹诺夫添了进去。伊里奇只是从报纸上才知道这件事情的。伊里奇的特点就是善于把原则性的争论与勾心斗角和个人恩怨区分开来，善于把事业的利益放在一切之上。普列汉诺夫虽曾百般辱骂过他，但是若从事业的观点出发，同普列汉诺夫联合是重要的话，伊里奇便会跟普列汉诺夫联合起来。尽管阿列克辛斯基曾闯到小组会上来寻衅闹事，百般胡闹，但是，既然他已经懂得需要在《真理报》尽力工作，反对取消派，捍卫党，伊里奇便真诚地为此而高兴。这样的例子可以举出数十个来。当敌人骂他的时候，伊里奇激怒起来，尽力还击，维护自己的观点，但是当提出了新的任务，并且表明可以同反对者在一起工作的时候，伊里奇能够象对待同志那样去对待昨日的反对者。而且他不需要对自己加以任何强制就能做到这一点。伊里奇巨大的力量就在于此。他在原则方面有很高的警觉性，但在对人的看法上是个十足的乐观主义者。他有时候也错了，但总的说来，这种乐观主义对于事业是十分有益的。但是，如果在原则上达不到一致，那也就没有和解可谈。
　　伊里奇在致高尔基的信中写道：“如果……如果象您所写的，‘马赫主义、造神说和诸如此类的一切东西已经永远地陷入了绝境’，如果这个假定是正确的，我愿意诚心诚意地和您一起为前进派的归来高兴。如果是这样，如果前进派已经理解或将理解这一点，那末我和您一起为他们的归来而感到万分高兴。但是我还要强调‘如果’，因为到目前为止，这与其说是事实，不如说是愿望。……我不知道波格丹诺夫、巴扎罗夫、沃尔斯基（半无政府主义者）、卢那察尔斯基、阿列克辛斯基是否能够从1908—1911年的惨痛经验中吸取教训？他们是否己经明白：马克思主义是比他们所想象的更严整、更深刻的东西，绝不能象阿列克辛斯基那样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嘲弄，也不能象其他人那样把它说成僵死的东西？如果他们已经明白了，我就要向他们致千百个敬礼，而一切个人的东西（这是尖锐的斗争不可避免地造成的）立刻就会烟消云散。如果他们还没有明白，还没有吸取教训，那就请勿见怪：交情是交情，公事是公事。我们将不惜任何牺牲向诽谤马克思主义或歪曲工人政党政策的各种企图进行斗争。
　　我非常高兴，终于发现了一条使前进派逐渐回来的道路，这就是通过没有直接对他们打击的《真理报》真是高兴。但正是为了达到牢固的接近，现在的行动不能操之过急，应当慎重。我也曾经这样写信告诉《真理报》。那些赞成前进派同我们重新联合的朋友们也必须为此努力：前进派从马赫主义、召回主义、造神说那里回来，如果这种行动是慎重的，经得起经验检验的，那可能有很多好处。稍不谨慎或‘马赫主义、召回主义等等旧病复发’，斗争将会更加激烈……波格丹诺夫的新作品《生动经验的哲学》我还没有读，想必也是换了新装的马赫主义……。”^[25]
　　现在读到这段话的时候，1908—1911年严重分裂时期同前进派斗争的整个过程，都立刻呈现在眼前了。现在，当这分裂时期已经过去，伊里奇专心致志地从事俄国工作而完全投身于革命的高潮中时，他谈起前进派来已经比较平静了，不过他很少相信，或者确切些说，根本不相信阿列克辛斯基能够从生活中学到经验教训，波格丹诺夫能不再是马赫主义者。果然不出伊里奇所料。不久就同波格丹诺夫发生了尖锐的冲突：波格丹诺夫假借通俗地解释“意识形态”这个词，企图把自己的哲学偷偷搬到《真理报》上去。结果是把波格丹诺夫在《真理报》撰稿人员的名单中除了名。
　　在克拉科夫时期，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思想已经沿着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发展起来。当然，这只能是在某种程度上这样说，因为当时甚至连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还不大清楚；但是，如果没有克拉科夫的半侨居时期，没有在领导杜马党团的政治斗争时所遇到的一切极具体的经济和文化生活问题，那末在十月革命后的初期，就很难立刻抓住苏维埃建设的一切必要的环节了。克拉科夫时期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独特的“预备班”。当然，当时只能粗线条地提出这些问题，但这些问题的提出是十分重要的，甚至在现在还有其重要意义。
　　这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非常重视文化问题。12月底，彼得堡发生了逮捕和搜查维特米尔中学学生事件。当然，维特米尔中学与其他中学不同。该校女校长和她的丈夫在九十年代曾积极参加过最初的马克思主义小组。在1905—1907年，他们曾经给布尔什维克以各种帮助。在维特米尔中学，任何人都不禁止学生进行政治活动，组织小组等等。因此，警察当局才决定去袭击它。在杜马中就逮捕学生的事件提出了质问。国民教育大臣卡索^[26]对此作了说明，但大多数人认为他的说明不能令人满意。
　　在给1913年第三期和第四期《启蒙》杂志所写的文章《日益增长的矛盾》第十节中，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指出，国家杜马因为逮捕维特米尔中学的学生，而对国民教育大臣卡索表示不信任。他写道：人民需要知道的不仅仅是这一点。“人民和民主派应当知道不信任的原因，以便了解公认的政治上不正常现象产生的原因，而善于找到正常化的办法。”^[27]于是伊里奇着手分析各个不同政党对当前事务的议案。分析了社会民主党人的议案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写道：
　　“未必能说这个议案是毫无缺点的。不能不希望它表述得更通俗、更透彻些，不能不对它没有指出从事政治活动的合理性这一点表示遗憾，等等。
　　但是我们对一切议案的批判，决不是针对着它的表述的细节，而纯粹是针对着起草者的基本政治思想。民主派应当说出主要的东西：成立小组和组织座谈会是很自然的可喜的事情。实质就在这里。用任何理由斥责吸引学生参加政治活动，即使斥责‘过早地’吸引学生参加政治活动，都是虚伪和蒙昧主义的表现。民主派应当把问题从‘联合内阁’提到国家制度的高度。民主派应当首先指出‘同密探的统治地位’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其次指出同封建大地主阶级在经济生活中的统治地位的‘不可分割的联系’。”^[28]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这样教导我们把具体的文化问题同重大的政治问题结合起来的。
　　谈文化问题的时候，伊里奇总是强调文化同一般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联系。伊里奇激烈地反对民族文化自治的口号，他写道：“只要各个民族住在一个国家里，它们在经济上、法律上和生活习惯上便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怎么能把教育事业从这些联系中分割开来呢？可不可以按照典型的（就其特别强调亳无意义的空话来说）崩得公式宣称的那样，把教育事业从国家‘管理中分出来’呢？既然经济生活把住在一个国家的各个民族结合在一起，那末，企图在‘文化’问题特别是在教育问题方面一劳永逸地把这些民族划分开，岂不是荒谬的和反动的。恰恰相反，为了在学校里培养那些在生活中正在实现的东西，必须努力使各个民族在教育事业上联合起来。现在，我们看到民族之间是不平等的，他们的发展水平是参差不齐的；在这种情况下按民族分校，这实际上必然会使比较落后的民族的状况恶化。在美国南部一些过去曾经实行奴隶占有制的各州，黑人的孩子至今还是在另外设立的学校里学习，虽然在北部白人和黑人是在一块学习。”^[29]
　　1913年2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写了一篇《俄罗斯人和黑人》的专论，他在文章中尽力表明一个民族的无文化和文化落后会怎样感染另一民族的文化，一个阶级的文化落后会怎样在全国的文化上表现出来。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当时所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的教育政策的言论，是非常有意义的。他反对民族文化自治，反对把教育事业从国家“管理中分出来”。他写道：“一般民主派的利益，特别是工人阶级的利益所要求的恰恰相反，应当竭力把各民族的儿童融合在当地统一的学校里；应当使各民族的工人共同来实行无产阶级在教育事业方面的政策，这个政策已经由弗拉基米尔省的工人代表萨莫伊洛夫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党国家杜马的工人党团很好地表述出来了。”^[30]（萨莫伊洛夫要求教会与国家分立，学校与教会分立，要求学校的完全非宗教化。）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还谈到，在真正民主和完全清除学校中的官僚主义和“彼烈多诺夫主义”^[31]的条件下，将易于组织各少数民族学生学习自己的文化。
　　1913年夏天，伊里奇为巴达耶夫同志写了一篇在杜马的发言稿《论国民教育部的政策问题》，巴达耶夫宣读了这篇稿子，但是主席没有让他读完，就剥夺了他的发言权。
　　伊里奇在这篇发言稿中用一系列数据说明了全国的文化极其落后和国民教育经费的微不足道，表明了沙皇政府的政策怎样使十分之九的居民不能受到教育。在这篇发言稿中，伊里奇描述了政府对教师采取的是一种最放肆、最无耻、最令人厌恶的专横态度。^[32]并且还同美国作了对比。美国有百分之十一的文盲，而在黑人当中文盲占百分之四十四。“但是美国的黑人比俄国的农民在‘国民教育’方面终究还要强一倍以上。”^[33]1900年黑人所以比俄国农民更有文化，是因为美国人民在半世纪前彻底粉碎了美国的奴隶主。所以俄国人民也必须驱逐自己的政府，以便使自己的国家成为一个人人识字的、有文化的国家。
　　在给沙果夫同志所写的讲演稿中，伊里奇写道：只有把地主的土地交给农民，才能促使俄国成为人人识字的国家。在同一时期所写的《对于国民教育能够做些什么？》这篇文章中，伊里奇详细地叙述了美国图书馆业务的状况，指出我们也需要这样把图书馆业务建立起来。6月间，他写了《工人阶级和新马尔萨斯^[34]主义》一文，其中写道：“我们比我们的父辈奋斗得好。我们的子女将比我们奋斗得更好，他们一定会胜利。
　　工人阶级不会在斗争中灭亡，而会在斗争中成长，巩固，团结起来，受到教育和锻炼。对于农奴制度、资本主义和小生产，我们是悲观的，但是对于工人运动及其目的，我们是非常乐观的。我们已经为新的大厦奠定了基础，我们的子女将要把它建成。”^[35]
　　伊里奇不仅重视文化建设问题，而且很重视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具有实际意义的其他许多问题。
　　《一个伟大的技术胜利》这类文章在克拉科夫时期是有代表性的。在这些文章中，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把伟大发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作用作了比较。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发明只会使一小撮富翁大发其财，对于工人，则是使他们总的状况恶化，使失业人数增加，“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采用拉姆赛^[36]的这种能‘解放’千百万矿工及其他工人劳动的方法，就能立刻缩短一切工人的工作时间，例如从八小时缩短到七小时，甚至更少些。所有工厂和铁路的‘电气化’，一定能使劳动条件更合乎卫生，使千百万工人免除烟雾、灰尘和泥垢之苦，能很快地把肮脏的令人厌恶的工作间变成清洁明亮的、适合人们工作的实验室。家家户户有了电灯和电气取暖设备，就能使千百万‘家庭女奴隶’不再把一生中的大部分时光消磨在乌烟瘴气的厨房里。
　　资本主义的技术的发展越来越超出那些必然使劳动者处于雇佣奴隶地位的社会条件。”^[37]
　　十七年以前，伊里奇就考虑过“电气化”和七小时工作制，考虑过公共厨房工厂和妇女解放问题。
　　在《“时髦的”工业部门之一》^[38]一文中表明：十七年以前伊里奇已经考虑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汽车事业的发展将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在《农民经济中的铁》这篇论文中，伊里奇把铁叫做“一个国家文明的基础”。“空谈文明，空谈生产力的发展和农民经济的改善等等，我们都是大行家和癖好者，但是问题一触到排除那块妨碍千百万贫穷的、闭塞无知的、饥饿的、光着脚的、野蛮的农民‘站起来’的石头时，我们的百万富翁就哑口无言了。……
　　我国工业百万富翁宁愿同普利什凯维奇^[39]辈分享中世纪的特权，并为‘粗国’^[40]未能摆脱中世纪的不文明状态而叹息……。”^[41]
　　但是，伊里奇的特别引人入胜的是《先进资本的思想》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分析了美国商人、富翁菲列纳的思想，菲列纳力图使群众相信：企业主应当成为他们的领袖，因为企业主日益清楚地了解自己利益和群众利益的共同性。民主派正在成长，群众力量正在壮大，物价日益上涨。议会和发行数百万份的日报越来越详尽地向人民群众阐明这一点。愚弄群众，硬使他们相信劳资间没有利益的对立，为此目的而付出一些费用（吸引职员和熟练工人参与利润），——这就是先进资本的思想。揭露了先进资本的思想的实质以后，伊里奇惊叹道：“最可敬的菲列纳先生！您是不是彻底相信全世界的工人已经完全是傻瓜呢？”^[42]
　　十七年前所写的这些文章说明：当时有哪些问题从建设观点成为已很熟悉的问题，只要实现这些已经考虑过的问题就行了。
　　早在1912年秋天，我们就同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认识了。除了同我们常见面的巴哥茨基以外，起初常到我们这儿来的还有波兰人卡齐米尔·查平斯基，他在克拉科夫的《Напшцуд》（《前进报》）工作。查平斯基常常谈到著名的克拉科夫的疗养地扎科帕奈，说那儿有多么美妙的山，有多么难以形容的风景，顺便也谈到那里住着一个社会民主党人奥尔洛夫，说他很善于画扎科帕奈的山。在我们从兹韦日涅茨迁到城里以后不久，有一次我们在窗子里张望，看到外面走过一个小伙子，肩上背着一个大麻袋。原来这就是奥尔洛夫，他也就是布哈林。当时他同伊里奇作了相当详尽的谈话。布哈林当时住在维也纳。从那时起，我们同维也纳就建立了密切的联系。特罗雅诺夫斯基^[43]一家当时也住在维也纳。当我们向布哈林问起他的绘画时，他便从自己的麻袋里拿出许多印刷精美的德国画家的画，我们就开始热心地欣赏起来。其中有别克林及其他画家的作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爱好图画。我记得，有一次伊里奇从沃罗夫斯基那里拿到了一大堆对各派画家的附有插画的评述，并开始在晚上久久地阅读和鉴赏其中所附的插图，这使我感到很惊奇。
　　这时有很多人到克拉科夫来了。到俄国去的同志们都顺路到这里来商谈工作。瓦尔瓦拉·尼古拉耶夫娜的弟弟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雅科夫列夫^[44]，有一次在我们这里住了两星期左右。他是到莫斯科去办布尔什维克报纸《我们的道路报》的，他是一个坚强可靠的布尔什维克。伊里奇同他谈了许多话。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把报纸办起来了，但是很快地就被査封了，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也被捕了。事情并不奇怪，因为有莫斯科代表马林诺夫斯基在“帮助”办《我们的道路报》。马林诺夫斯基谈了好多他在莫斯科省各地旅行的情形，以及他所主持的工人集会。我记得他说过在一次会议上有个警士参加，很注意地听讲，并且尽力帮忙。谈到这件事的时候，马林诺夫斯基笑起来。马林诺夫斯基谈自己谈得很多。其中也谈到他为什么当志愿兵参加了俄日战争，谈到在征兵时街上走过游行示威队伍的时候，他怎么忍不住从窗口发表了演说，因此被捕，以及以后有个上校怎样对他说：如果他不当志愿兵去参加战争，就把他投进监狱，送到囚犯连去。马林诺夫斯基说，他再没有另外的办法。他也谈过他的妻子是信神的，当她知道了他是个无神论者的时候，她差一点自杀了，并说直到现在她还时常精神失常。马林诺夫斯基的谈话是很怪的。毫无疑问，其中是有一部分是真的，他讲的是所经历过的事情，显然，只是没有全部说出来，他隐瞒了最重要的，说了很多谎话。
　　我后来想，也许征兵时的这段经历倒是真的，可能就是因此才在他从前线归来后对他提出了最后通牒：或者当奸细，或者进监狱。他的妻子确实因经受过某种痛苦而自杀过，但是，也许自杀的原因是别的，可能因为怀疑丈夫是个奸细。总之，马林诺夫斯基的话里，假的和真的夹杂在一起，因而使他所有的话听起来似乎是真实的。起初，谁也没想到马林诺夫斯基会是个奸细。
　　除马林诺夫斯基外，政府曾设法再派一个奸细直接到《真理报》去。这就是切尔诺马佐夫。他住在巴黎，在回俄国途中也到克拉科夫来找过我们，他去《真理报》工作了。我们不喜欢切尔诺马佐夫，我甚至没有留他住宿，他只好在克拉科夫街上游逛了一夜。伊里奇极其重视《真理报》，几乎每天都往那里寄稿。热心地计算着哪些地区给《真理报》捐了多少款，就哪个题目发表了多少篇文章，等等。《真理报》登载了成功的文章，执行了正确的路线时，他就高兴得要命。有一次，在1913年末，伊里奇向《真理报》要来订户名单，我一连有两星期光景每天晚间同我的母亲剪裁纸张，把订户按城市、村镇整理了出来。订户中十分之九是工人。有时遇到一个订户很多的村镇，查询一下，原来那儿有一座我所不知道的大工厂。说明《真理报》发行情况的地图是很有意思的。不过，它并没有印出来，也许是切尔诺马佐夫把它抛到字纸篓里去了，可是伊里奇很喜欢这张地图。也有比这更坏的情形：有时候——虽然这种情形不多——伊里奇寄去的文章杳无音讯；有时候，压下他的稿子，不马上登载出来。遇到这种时候，伊里奇就焦急，给《真理报》写去气愤的信，但无补于事。
　　不仅往俄国去的人到克拉科夫，而且也有从俄国到克拉科夫来商量事情的。我记得：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克雷连柯在印涅萨到他那里去过之后不久，便来到了这里。他是来商量加强联系的。记得伊里奇因他的到来是多么高兴。1913年夏天，格涅维奇和丹斯基来商量在波涛出版社出版《保险问题》杂志的事。伊里奇对保险运动很重视，认为这一运动可以巩固与群众的联系。
　　1913年2月中旬，在克拉科夫举行了中央委员会议；我们的代表来了，斯大林也来了。伊里奇在坦默福斯代表会议上、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和伦敦代表大会上见到过斯大林。这次，伊里奇同斯大林就民族问题谈了很多话，他很高兴遇到了一个认真关心这一问题、研究这一问题的人。
　　在这以前，斯大林在维也纳住过两个来月，研究民族问题，熟识了我们在那里的人，认识了布哈林、特罗雅诺夫斯基夫妇。会议闭幕以后，伊里奇给高尔基写信谈及斯大林说：“我们这里有一位卓越非凡的格鲁吉亚人正在埋头给《启蒙》写一篇大文章，他搜集了一切奥国的和其他的材料。”^[45]伊里奇当时正因《真理报》而生着气，斯大林也因《真理报》生着气。他们商谈如何把事情搞好。特罗雅诺夫斯基同志好象被请来参加了这次会议。他们谈到《启蒙》杂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特罗雅诺夫斯基夫妇寄托了很大的希望。叶列娜·费多罗夫娜·特罗雅诺夫斯卡娅（罗兹米罗维奇）准备动身到俄国去。大家谈到《真理报》社必须出版一套小册子。计划是很广泛的。
　　在这以前不久，从家里寄来了装着各种鱼制品的包裹，寄来的有腌鮭鱼、鱼子、干咸鱼脊肉；我借此机会从妈妈那里要来一本关于烹调的书，制作了一些薄饼。喜欢更好地款待同志们的伊里奇，对做这种饭非常满意。2月22日，斯大林在回到俄国后不久，就在彼得堡被捕了。
　　没有人来的时候，我们在克拉科夫的生活是相当单调的。我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母亲写信说：“我们的生活象在舒沙一样，多半靠信件过日子。十一点以前我们尽量想法消磨时间；因为十一点第一班邮差来，这以后要等到六点，这一段时间简直难熬。”^[46]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克拉科夫的图书馆很不适应。刚刚想开始滑冰，但是春天来临了。复活节前一日，我和他到“沃利斯基利亚斯”去逛过。克拉科夫的春天很美，早春在森林里更是美得出奇，灌木丛开着黄花，树枝都披上了春装。春天使人陶醉。但是返回时，我们走了好久才到城里；回家需要步行穿过整个城市，因为在这狂欢的星期六，电车停驶，而我已累得精疲力尽了。1913年冬天，我害起病来，心跳加剧，两手发颤，而主要的是浑身乏力。伊里奇坚持让我去找大夫诊治。大夫说：病情严重，神经受损，心脏衰弱，是凸眼性甲状腺肿病，必须到扎科帕奈山里去疗养。回到家里，我把大夫的话说了一遍。来给我们家生炉子和上街买东西的鞋匠妻子不满意地说：“难道您是神经质的人？太太们才是神经质的，她们摔碟子！”碟子我倒是不摔，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是不适宜于工作的。
　　我们和季诺维也夫夫妇，还有巴哥茨基夫妇带着他们的那条有名的狗茹利克，搬到离扎科帕奈有七公里远的波罗宁去过夏天。^[47]在扎科帕奈住的人太多，费用也贵。而在波罗宁则俭朴些，便宜些。我们租了一座大别墅。这个地方地势很高一拔海七百公尺，在塔特雷山麓。空气特别好，虽然经常有雾，不停地下着小雨，但是，雨停了的时候，山景却是美妙无比。我们爬上从我们的别墅开始的台地，观赏白雪皑皑的塔特雷山巅。这些山巅是很美丽的。伊里奇有时同巴哥茨基到扎科帕奈去，他们同扎科帕奈的同志（维吉列夫）长时间在山中漫步。伊里奇特别喜欢走山路。山地对我帮助并不大，我越来越陷入残废状态，伊里奇同巴哥茨基（巴哥茨基是神经病理学医生）商量以后，主张到伯尔尼去请科赫尔^[48]动手术。我们是在6月中旬去的，顺路到维也纳去了一趟，看望了布哈林夫妇。布哈林的妻子娜捷施达·米哈伊洛夫娜正卧病在床，布哈林自己操作家务，把砂糖当作盐撒到菜汤里；他同伊里奇热烈地讨论了伊里奇所关心的问题，并谈到住在维也纳的人们的一些情形。我们见到了几个住在维也纳的同志，并在维也纳游逛了一番。维也纳很别致，是个很大的首都城市，在克拉科夫呆过之后，它很使我们喜欢。在伯尔尼，我们得到了什克洛夫斯基夫妇的照顾，他们为我们忙得不可开交。他们租了一幢带花园的单独的小房子。伊里奇同他们的小女儿们嬉戏，逗弄任妞尔卡。我在医院住了约三个星期。^[49]伊里奇花半天时间陪我，其余的时间上图书馆，他看了很多书，甚至把有关凸眼性甲状腺肿病的医学书都查遍了，还就他所关心的问题作了摘记。在我住院期间，他到苏黎世、日内瓦和洛桑等地作了关于民族问题的专题报告，在伯尔尼也作了这一题目的专题报告。在伯尔尼——我出院以后一举行了国外各小组代表会议，讨论了党内状况。本来在作过手术后，我应当到科赫尔要我去的贝亚腾贝格山里去再半卧床休养两星期左右，但是从波罗宁传来消息，说有许多急迫的事情待办，季诺维也夫也打了电报来，于是我们便动身回去了。
　　顺路到了慕尼黑。“叔叔”莉迪娅·米哈伊洛夫娜·克尼波维奇的侄儿波里斯·克尼波维奇住在那里。他很小的时候我就认识他，从前我还给他讲过故事。当年，四岁的蓝眼睛的小波里斯爬到我膝上，搂着我的脖子，要求“克鲁普——讲锡士兵的故事”。1905年到1907年，波里斯是中学社会民主党小组的积极组织者。1907年夏天，伦敦代表大会以后，伊里奇曾在芬兰斯提尔苏甸克尼波维奇家的别墅里住过。波里斯当时只是个中学学生，但已经对马克思主义发生了兴趣，倾听伊里奇的谈话，他知道“叔叔”是如何敬爱伊里奇。
　　1911年波里斯被捕了，以后被放逐到国外，在慕尼黑大学学习。1912年，他的第一部著作《论俄国农民的分化问题》出版了。他给伊里奇寄来了一本。伊里奇给波里斯的信保存下来了，这封信是以对青年作者特别关心和爱护的心情写成的。“我非常满意地读完了您的书，我很高兴地看到您着手写一部重要的大著作。通过这部著作，想必完全可以检验、加深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信念。”^[50]接着，伊里奇极为慎重地提出了几点意见，作了一些方法上的指导。
　　重读这封信的时候，我回忆起伊里奇对待缺乏经验的作者的态度。他看本质，看主流，周密地考虑如何帮助修改。但是他在这方面做得十分谨慎，以至有的作者竟觉察不出这是在纠正他。伊里奇非常善于在工作中帮助人。例如，他想委托某人写一篇文章，但没有把握那人是否能写得出，于是先同那人详细地谈论这一题目，发挥自己的想法，引起那人的兴趣，充分试探以后，然后建议说：“您写篇关于这个题目的文章好不好？”作者甚至觉察不出伊里奇预先同他进行的谈话给了他多大的帮助，觉察不出在自己的文章中写进了伊里奇的话，甚至釆用了他的表达方式。
　　我们本来打算在慕尼黑住两天，看看它从1902年我们住过以来起了些什么变化，但是因为我们十分匆忙，所以在慕尼黑只停留了几个小时——转了转车罢了。波里斯和他的妻子来接我们，我们在一家以经营特色啤酒闻名的饭馆里度过了这几个小时，这家饭馆叫做“Hof-Bräu”（豪甫—布列）。墙壁上和酒杯上到处都写着“H.B.”字样，我笑着说，这是“民意党”^[51]。我们同波里斯在这个“民意党”里坐了一个晚上。伊里奇以内行人和爱好者的口吻夸奖慕尼黑的啤酒，同波里斯谈论农民的分化问题，我们一起想起了“叔叔”——莉迪娅·米哈伊洛夫娜·克尼波维奇，她也患着严重的凸眼性甲状腺肿病。伊里奇当即写了一封信，劝她出国去科赫尔处动手术。^[52]我们在8月初，大概是8月6日，到了波罗宁。在波罗宁迎接我们的，是惯常的波罗宁的雨天、列夫·巴里索维奇·加米涅夫以及许多关于俄国的消息。
　　定于9日召开中央委员会议。《真理报》被查封了。开始出版了《工人真理报》，但是差不多每一号都被没收。罢工浪潮掀起来了，彼得堡、里加、尼古拉耶夫、巴库都发生了罢工。
　　加米涅夫搬到我们楼上来住了，每天晚饭后同伊里奇久久地坐在我们的大厨房里，讨论从俄国传来的消息。
　　党代表会议即所谓“夏季会议”的准备工作在进行着。这次代表会议是从9月22日到10月1日在波罗宁举行的。除萨莫伊洛夫以外，所有杜马代表都来参加了会议，还有两个莫斯科的复选人诺沃日洛夫和巴拉绍夫，基辅的罗兹米罗维奇，乌拉尔的西玛·杰里亚宾娜^[53]，彼得堡的绍特曼和其他人。代表《启蒙》杂志的是特罗雅诺夫斯基，代表波兰人的是加涅茨基和多姆斯基，此外还有两名“分离派分子”（当时“分离派”的影响已扩展到四个大工业区——华沙、洛兹、东布罗瓦和卡利什）。
　　在杜马代表当中，我只记得马林诺夫斯基。谈论了各种报刊，如《工人真理报》、莫斯科的报纸、《启蒙》杂志，讨论了波涛出版社的问题，讨论了在即将举行的合作社和店员代表大会上应当采取怎样的策略，以及当前的任务等等。
　　代表会议开到一半时，印涅萨·阿尔曼德来了。印涅萨在1912年9月被捕，用别人的护照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度过了监狱生活，这严重地损害了她的健康——她有了肺结核的症状，但是她的精力并未减退，她以更大的热情对待党的生活中的一切问题。我们所有住在克拉科夫的人都为她的到来而感到万分高兴。
　　出席会议的共有二十二人。决定提出召开党代表大会问题。自第五次即伦敦代表大会以来已经六年过去了，从那时起，已发生了许多变化。由于工人运动的高涨，有必要召开代表大会。在会议上提出的问题有：罢工运动问题，准备普遍的政治罢工问题，鼓动和出版通俗读物的任务问题，不许从宣传鼓动中取消建立民主共和国、没收地主土地、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的口号问题。讨论了如何在合法团体中进行工作，如何在杜马中进行社会民主党的工作。特别重要的是通过了下列决议：必须在社会民主党党团中争取布尔什维克派和孟什维克派的平等权利，不许只代表极少数工人观点的“七人团”^[54]用对布尔什维克一票多数的办法进行表决。还通过了关于民族问题的重要决议，在这个决议中完全反映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这一问题的观点。我还记得在我们厨房中如何争论这一问题，记得讨论这一问题时的热烈情形。
　　这次，马林诺夫斯基神经发作得很厉害。每夜都喝得大醉，痛哭流涕，说大家不信任他。我记得莫斯科的复选人巴拉绍夫和诺沃日洛夫曾对他的行为极表愤慨。他们在马林诺夫斯基的所有这些表白中，感觉到某种虚伪和做作。
　　会议以后，我们在波罗宁又住了约两个星期^[55]，常常散步，到景色绝美的山湖“黑水湖”去过一次，还到过山里的一些地方。
　　秋天，我们整个克拉科夫小组都同印涅萨相处得十分亲密。她为人开朗乐观，热情洋溢。我们是在巴黎时认识印涅萨的，但在那里侨民太多，而在克拉科夫却生活在一个与外界隔绝的不大的同志圈子里。印涅萨就在加米涅夫的女房东这里租了一间房子。我的母亲很喜欢印涅萨，印涅萨常到她那里来聊天，同她坐在一起抽烟。印涅萨一来，生活就感到更加舒适和愉快了。
　　我们整天忙于操心党的工作，我们的生活不大象家庭生活，而更象大学生的生活。我们很喜欢印涅萨。她这次到来，对我讲述了很多关于她的生活、她的孩子们的事情，把他们的信拿给我看，她的谈话洋溢着一种温暖。我、伊里奇和印涅萨时常出去散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把我们叫做“散步派”。我们到城郊去，到牧场去（波兰话牧场叫“勃洛尼”）。印涅萨甚至从这时起给自己起了个笔名叫勃洛尼娜。印涅萨是个很好的音乐家，她鼓动大家去听演奏贝多芬作品的音乐会，而她自己把贝多芬的许多作品演奏得很好。伊里奇特别喜欢《悲怆奏鸣曲》，经常请她演奏——他爱好音乐。后来，在苏维埃时代，他还到瞿鲁巴那里去听过著名音乐家怎样演奏这一奏鸣曲。我们常常谈论文艺书籍。我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母亲写信说：“在这里，我们最渴望的就是文艺书。沃洛佳差不多把纳德桑^[56]和涅克拉索夫的著作背下来了，一小本残缺不全的《安娜·卡列尼娜》也读了百来遍。我们的文艺书籍（很少一部分在彼得堡）都留在巴黎了，而这里没有地方能弄到俄文书。有时候看到旧书商的关于《乌斯宾斯基^[57]二十八卷集》、《普希金十卷集》等等的广告就非常羡慕。
　　沃洛佳好象存心要作大‘文豪’了。而且是个极端的民族主义者。波兰画家的展览会你说得再好他也不看，而有一次在熟人那里捡到一本他们扔掉的特列齐雅柯夫^[58]绘画陈列馆的绘画目录，却爱不释手。”^[59]
　　起初以为印涅萨会在克拉科夫住下来，并将写信把孩子们从俄国叫来；我甚至同她去找过房子，但是克拉科夫的生活是很闭塞的，有点象流放生活。在克拉科夫，印涅萨没有地方可以发挥她的精力，而在这一时期，她的精力却特别充沛。她决定先巡视我们的各个国外小组，作一些专题报告，然后在巴黎定居下来，在那里把我们各国外组织的委员会的工作建立起来。在她动身之前，我们对妇女工作谈得很多。印涅萨热烈地主张在女工中广泛地进行宣传工作，主张在彼得堡为女工出版专门的妇女杂志。于是伊里奇写信给安娜·伊里尼奇娜，说明有必要出版这种杂志，而杂志不久就开始岀版了。印涅萨后来为开展女工工作做了许多工作，为这一事业贡献了不少力量。
　　1914年1月，马林诺夫斯基来到克拉科夫，并跟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同去巴黎，再从巴黎到布鲁塞尔去参加1月13日开幕的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第四次代表大会。
　　马林诺夫斯基在巴黎作了十分成功的（据伊里奇说）关于杜马党团工作的报告，伊里奇就民族问题作了公开的大报告^[60]，在纪念1月9日的群众大会上发表了演说，^[61]而在巴黎布尔什维克小组会上，则就国际社会党执行局想干预俄国事务以达到和解的目的，就考茨基在国际社会党执行局十二月会议上关于社会民主党在俄国已经死亡的发言发表了讲话。^[62]国际社会党执行局对俄国事务的干预很使伊里奇不安，他认为这种干预只会阻碍布尔什维克在俄国的影响的日益增强。伊里奇寄给胡斯曼^[63]一份关于党内状况的报告。^[64]在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布尔什维克取得了胜利。参加大会的有别尔津^[65]、拉齐斯^[66]、赫尔曼等同志及拉脱维亚的其他许多布尔什维克。伊里奇在大会上作了报告，号召拉脱维亚人靠近中央委员会。^[67]伊里奇在给母亲的信中说，这次巴黎之行使他精神焕发。

　　“巴黎这个城市对经济困难的人来说，生活是很不合适的，还把人弄得很累。但是作短期的逗留、参观和游玩，那就没有比它更好更令人快乐的城市了。我在那里尽情地消遣了一番。”^[68]

　　冬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从巴黎回来不久，就决定派加米涅夫到俄国去领导《真理报》及杜马党团的工作。报纸和杜马党团都需要帮助。加米涅夫的妻子和小儿子前来接他回国。
　　加米涅夫的小儿子和季诺维也夫的儿子斯焦帕两人十分认真地争论起来：彼得堡是个城市呢还是俄国。准备动身往俄国去了，我们大家都到车站去送他们。这是个冬天严寒的晚上，大家很少说话，只有加米涅夫的小儿子在说些什么。大家的情绪都很集中，考虑着加米涅夫是否能在俄国呆得长久，什么时候再能会面呢？什么时候我们也能回到俄国去？每个人都暗地里想望着俄国，渴望回到那里去。我成夜梦见涅瓦关卡。我们都避免谈这一话题，可是每个人心里都在想。
　　1914年3月8日，通俗杂志《女工》第一期在彼得堡出版了。每本定价是四戈比。彼得堡委员会印发了妇女节的传单。给《女工》杂志写稿的，有巴黎的印涅萨和斯塔尔，以及克拉科夫的利林娜和我。杂志共出了七期。预定在第八期上发表几篇有关即将举行的维也纳国际社会党妇女代表大会的文章；但是没有来得及出版，战争就爆发了。
　　准备好在国际代表大会期间举行党代表大会。国际代表大会预定8月在维也纳召开。预计有一部分人员可以公开地通过国境。此外，在克拉科夫印刷工人的帮助下，筹划组织大批的人伪装成旅行团越境。
　　5月间，我们又迁到波罗宁。^[69]
　　为了给代表大会进行准备工作，动员了彼得堡的基谢廖夫^[70]、格列博夫—阿维洛夫^[71]、阿尼亚·尼基佛罗娃。他们到波罗宁来同伊里奇商谈一切有关事宜。第一天，我们在我们“别墅”附近的小山上坐了很久，他们讲述了俄国工作的情形。他们都很年轻，精力充沛，伊里奇十分喜欢他们。格列博夫—阿维洛夫从前是波伦亚党校的学生，而现在是坚定的列宁主义者了。伊里奇劝他们到山里去玩，但他自己有点不舒服，于是他们就自己去了。他们笑着述说他们怎样爬山以及爬的是哪座山——他们爬上了一座非常陡峭的山峰，还述说所背的口袋怎样妨碍他们，他们怎样轮流着背，以及轮到阿尼亚的时候，大家怎样取笑她，劝她把自己的同伴也背起来。大家谈妥了为召开代表大会而进行的鼓动工作的性质。接受了一切必要的指示后，基谢廖夫到波罗的海沿岸边疆区去了，而格列博夫—阿维洛夫和阿尼亚·尼基佛罗娃则到乌克兰去。
　　阿利亚也从莫斯科来了，他过去是喀普里党校的学生，后来成了奸细。我记不清他是以什么借口来的，但总是与正在筹划中的代表大会有关的，因为保安局需要获得关于将要召开的代表大会的尽可能确切的情报……
　　印涅萨写信把孩子们从俄国接出来过夏，住在的里雅斯特海滨。她正在为国际妇女代表大会准备报告，这个代表大会决定在维也纳与国际代表大会同时召开。她还必须进行另一方面的工作。6月中旬，国际社会党执行局准备在布鲁塞尔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派的十一个组织的代表会议，组织各派交换意见，以达到统—的目的。当然，事情并不限于此，无疑地，取消派、托洛茨基分子、崩得及其他人会利用这一机会来限制布尔什维克的活动，用一连串的决议来束缚布尔什维克的手脚。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国内的影响增长起来了。正如巴达耶夫同志在其《国家杜马中的布尔什维克》一书中所指出的，到1914年夏天，在彼得堡的十八个工会理事会中，有十四个理事会是布尔什维克占了多数……所有大的工会都站在布尔什维克方面，其中包括五金工人工会，这是所有工会组织当中人数最多、力量最雄厚的工会。在保险机构的工人组织中，力量的对比也是如此。在两个首都保险机构的成员中，工人选出的初选人有三十七名布尔什维克，只有七名孟什维克，而在全俄保险机构中，有四十七名布尔什维克，十名孟什维克。
　　广泛地组织了维也纳国际代表大会的代表的选举运动。大多数工人组织都委派布尔什维克为代表来参加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
　　党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也顺利地展开了。从春天开始，有关召开代表大会的一切准备工作，都不断地加强起来。巴达耶夫写道：“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就是在代表大会召开之前的时期，巩固和扩大地方党支部，这一任务由于近几月来国内革命运动的蓬勃高涨而在颇大程度上完成了。工人群众更加向党靠拢，怀有革命情绪的新的工人干部参加了党组织，党的领导集体的工作也日益提高。因此，将要召开的代表大会以及大会议程中的各项问题，都得到了广大工人党员的重视。”^[72]巴达耶夫收到了为组织代表大会而募集的一笔数目相当大的捐款。他收到了许多委任书、与代表大会准备讨论的问题有关的决议案、委托书，等等。
　　巴达耶夫同志鲜明地描述了在整个活动中怎样把合法活动与秘密活动结合起来的情景。他写道：“夏天，我们可以在城外森林中举行秘密会议，在这些地方我们比较安全，能避开警察的袭击。
　　如果有必要召开扩大一些的会议时，这种会议就用某一教育团体的名义，借郊游之名来举行。驱车到了离彼得堡几十俄里之外的地方，我们就进入森林深处去‘郊游’，在那里，派好按规定的暗语指示道路的巡逻人员之后，我们就举行会议……许许多多的暗探围绕着所有工人的组织乱转，特别注意象《真理报》编辑部和我们党团住所这些人所共知的党的工作中心。但是，在保安局活动加强的同时，我们的秘密工作技术也提高了。虽然也发生过个别同志被捕的事情，但是没有遭到过重大的破坏。”^[73]
　　这证明了中央所采取的如下路线是完全正确的，这就是扩大出版合法刊物并确定刊物的方针，发展党团在杜马内和杜马外的工作，明确提出一切问题，把合法工作和秘密工作结合起来。
　　企图通过国际社会党执行局来破坏这一路线和阻碍工作进展的做法，使伊里奇极为愤慨。他决定自己不去参加布鲁塞尔统一代表会议。决定由印涅萨去。她会说法语（法语是她的母语），头脑清醒，有坚强的性格。完全可以信任她，她不会投降的。印涅萨住在的里雅斯特，伊里奇把他草拟的中央委员会的报告寄给她，并写去了一系列指示，说明在这种或那种情况下应如何行动，考虑到了一切细节。中央委员会代表团的成员，除印涅萨外，还有米·费·弗拉基米尔斯基和伊·费·波波夫。印涅萨用法语宣读了中央委员会的报告。果然不出所料，事情并不仅限于交换意见。考茨基以执行局的名义提出了一项决议案，指责分裂，硬说没有根本的分歧。除了中央委员会代表团和拉脱维亚代表外，都投票赞成这个决议案，中央委员会代表团和拉脱维亚代表拒绝参加投票，尽管国际执行局书记胡斯曼威胁说要报告维也纳代表大会：不投票者要承担破坏统一尝试的责任。
　　取消派、托洛茨基分子、前进派、普列汉诺夫分子以及高加索省组织，在布鲁塞尔非正式会议上结成了反布尔什维克“同盟”，这一同盟决定利用所造成的局势对布尔什维克施加压力。
　　除了布鲁塞尔统一代表会议外，伊里奇在1914年夏天还把注意力放在另一件极其重大的事件——马林诺夫斯基事件上。
　　当钟柯夫斯基^[74]将军被任命为副内务大臣，并得悉马林诺夫斯基的奸细活动时，他把这事通知了国家杜马主席罗将柯^[75]，指出必须撤销这一案件以避免引起重大的政治纠纷。
　　5月8日，马林诺夫斯基向罗将柯提出退出杜马的声明，便到国外去了。地方和中央的各机关谴责了马林诺夫斯基的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并将其开除出党。但是至于说到马林诺夫斯基是奸细，则这一罪名当时看来是骇人听闻的，所以中央任命了一个专门委员会来加以调査，这个委员会由加涅茨基任主席，列宁和季诺维也夫任委员。
　　关于马林诺夫斯基是奸细的流言己经传播很久了。这是由孟什维克方面传出来的，叶列娜·费多罗夫娜·罗兹米罗维奇由于自己的被捕而产生了很大的怀疑。她在杜马党团中工作，宪兵们探知了那些除了利用奸细之外无法知道的细节。布哈林也了解一些情况。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认为马林诺夫斯基完全不可能是奸细。他只有一次发生过怀疑。我记得有一次在波罗宁，我们从季诺维也夫家回来谈起所传的流言时，伊里奇突然在一座小桥上停下来说：“万一是真的呢？”他的脸上充满了不安的表情。“瞧你说的，”我回答说。于是伊里奇也就平静了，开始大骂孟什维克，骂他们在同布尔什维克斗争中，不惜釆用任何卑劣手段。在这一问题上，他再没有过任何犹豫。
　　委员会调查了一切关于马林诺夫斯基是奸细的传闻，接到了布尔策夫关于他认为马林诺夫斯基不可能是奸细的声明，以及听取了布哈林、罗兹米罗维奇的意见之后，仍然未能确定马林诺夫斯基是奸细的事实。
　　完全失去常态、张皇失措的马林诺夫斯基，在波罗宁游荡着。天知道他在这一时期是怎么过的。他从波罗宁到什么地方去了，谁也不知道。二月革命才揭发了他。
　　十月革命以后，他主动回到俄国，向苏维埃政权自首，根据最高法院的判决被枪毙了。
　　这时，俄国国内的斗争尖锐起来了。罢工运动增长着，以巴库爆发的罢工最为有力，工人阶级支持了巴库的罢工者。警察在普梯洛夫工厂的一万二千名工人举行群众大会时，开枪射击。同警察的斗争越来越残酷，杜马代表们变成了起义的无产阶级的领袖。群众性的罢工在进行着。
　　7月7日，彼得堡有十三万人举行了罢工。无产阶级做好了战斗准备。罢工没有削弱，而是增长起来了，在红色彼得堡的街道上修筑了街垒。
　　但是战争爆发了。
　　德国8月1日对俄国宣战，8月3日对法国宣战，8月4日对比利时宣战，在同一天，英国对德国宣战；8月6日，奥匈对俄国宣战了； 8月11日，法国和英国对奥匈宣战。
　　世界大战开始了，它暂时中止了正在增长着的俄国革命运动，震动了整个世界，产生了一系列极深刻的危机；它用新的方式更加尖锐地提出了革命斗争的重大问题，突出地表明了无产阶级作为全体劳动人民领袖的作用，把新的阶层卷入了斗争，使无产阶级的胜利成为俄国生死攸关的问题。

^[1] 《列宁全集》第35卷第32页。——编者注

^[2] 谢尔盖·尤斯蒂诺维奇·巴哥茨基（Сергей Юстинович Багоцкий，1879年8月11日——1953年3月15日），1903年起参加工人运动，后流亡波兰和瑞士，曾帮助列宁在克拉科夫居住。1953年在莫斯科逝世。

^[3] 瓦尔瓦拉·尼古拉耶夫娜·雅科夫列娃（Варвара Николаевна Яковлева，1884（1885）年？月？日——1941年9月11日），1904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05年参加了莫斯科武装起义。此后多次被捕和流放。二月革命后回到彼得格勒。1917年当选为立宪会议议员。1918年1—3月任最高经济委员会主席。布列斯特谈判期间是“左派共产主义者”。1918年任彼得格勒契卡主席。她支持左翼反对派，1923年签署了“四十六人声明”。但1926年又与左翼反对派断绝关系。1922—1929年任副教育人民委员。1930—1937年任财政人民委员。1937年被捕。1941年遇害。1958年平反。

^[4] 瓦西里·格里戈里耶维奇·舒姆金（Василий Григорьевич Шумкин，1877年12月21日——1931年4月15日），1893年起参加革命运动。1905年12月参加了莫斯科武装起义。十月革命期间领导了莫斯科索科尔尼基区赤卫队。1919—1920年任托木斯克革命委员会主席。1924年以后在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工作。1931年逝世。

^[5] 雅科夫·斯坦尼斯拉沃维奇·加涅茨基（Яков Станиславович Ганецкий，1879年3月15日——1937年11月26日），1896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1年移居德国，1903—1909年在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内工作，1905年革命期间活跃于波兰，1907年起被选为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1917年与德国政府进行交涉，最终使德国政府同意让列宁经过德占区回国。十月革命后先后从事银行和外交工作。1937年在大清洗中遇害，后获平反。

^[6] 指波兰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编者注

^[7] 列宁在《致社会主义国际局书记处》的声明、《波兰社会民主党的分裂》一文以及致约·阿·皮亚特尼茨基的信中，都提到过波兰社会民主党分裂的经过。（见《列宁全集》第18卷第267—268页，第473—478页；《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8卷第145—148页。）——编者注

^[8] 亚历山大·格里戈里耶维奇·普拉夫金（Александр Георгиевич Правдин，1879年？月？日——1938年9月3日），出身于加工工人家庭。参加了1905年革命。1906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多次被捕和流放。1917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乌法委员会委员。十月革命后任副内政人民委员。1920—1922年期间是工人反对派成员。1924—1925年任俄罗斯联邦副铁路人民委员。1930—1933年期间在对外贸易人民委员会工作。1936年退休。1937年被捕。1938年遇害。1956年平反。

^[9] 阿列克谢·叶戈罗维奇·巴达耶夫（Алексей Егорович Бадаев，1883年11月4日——1951年11月3日），出身于农民家庭。1904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参加了1905年革命。1912—1914年任第四届国家杜马议员。1914年4—11月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1914年11月被捕并被流放到图鲁汉斯克。二月革命后回到彼得格勒，并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委员。1917年11月参加了彼得格勒武装起义。1920年任彼得格勒执行委员会副主席。1922—1925年任俄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5—1951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30—1931年任俄罗斯联邦消费者协会中央理事会主席。1931—1935年任莫斯科消费者协会中央理事会主席。1935—1937年任副食品工业人民委员。1937—1938年任俄罗斯联邦食品工业人民委员。1938年任莫斯科执行委员会副主席。1938—1944年任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主席团主席兼苏联武装力量主席团副主席。1944年因酗酒被解职。1951年逝世。

^[10] 马特维·康斯坦丁诺维奇·穆拉诺夫（Матвей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Муранов，1873年11月29日——1959年12月9日），1904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2年当选为第四届国家杜马议员。二月革命后回到彼得格勒，协助斯大林和加米涅夫在《真理报》夺权，主张有条件地支持临时政府，统一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同时反对《四月提纲》。1917年8月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书记。彼得格勒武装起义前后担任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17年11—12月任苏俄副内政人民委员。1918年任立宪会议议员。1919—1920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1920—1921年任俄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3—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及苏联最高法院成员。1934—1937年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工作。1939年退休。

^[11] 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彼得罗夫斯基（Григорий Иванович Петровский，1878年1月23日——1958年1月9日），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2年当选为第四届国家杜马代表。1913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1914年被捕，1915—1917年间被流放。二月革命后任雅库特民政委员会主席。1917年7月起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委委员、全俄立宪会议议员。1917—1919年任内政人民委员。1918年加入契卡。1918—1919年、1920—1921年任俄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18—1919年、1919—1920年、1920—1938年任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兼乌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1919—1920年任全乌克兰革命委员会主席。1921—1939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2—1938年任乌克兰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26—1939年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37—193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民族委员会主席。1938—1939年担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副主席。1939年受到批判，被解除一切职务。1940年改任革命博物馆副馆长，后退休。1956年受邀参加苏共二十大。1958年逝世。

^[12] 谢尔盖·巴甫洛维奇·梅德维捷夫（Сергей Павлович Медведев，1885年3月15日——1937年9月10日），1900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1年起开始参加工人运动。1903年以后是布尔什维克。多次被捕和流放。二月革命后发起成立阿钦斯克工兵代表苏维埃。1918年回到彼得格勒。内战期间曾任全俄革命法庭主席。1920年起是工人反对派领导人。1923年支持左翼反对派，但1926年以后又退出反对派活动。20年代后期在重工业人民委员会工作。1933年被开除出党。1935年被捕并被判处5年徒刑。1937年再次被捕并遇害。1978年平反。

^[13] 《列宁全集》第35卷第52页。——编者注

^[14] 民族文化自治的要求是1905年崩得提出的，要求的条文是：把与文化问题（国民教育及其他）有关的职能从国家和地方及省自治机关的管理中分出来，并将其移交给有关的民族，由该民族全体成员按照普遍、平等、直接、秘密投票的方式所选出的地方的和中央的专门机关进行管理。——娜·克·注

^[15] 伊格纳西·瓦伊斯特·达申斯基（Ignacy Ewaryst Daszyński，1866年10月26日——1936年10月31日），1880年起参加革命运动。1892年发起成立加利西亚社会民主党。1897—1900年任奥匈帝国国会议员。1902年当选为克拉科夫市议会议员。1912年起与毕苏斯基合作。一战爆发后支持协约国。波兰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1918年短暂出任临时政府总理。1920年7—12月任波兰国防政府副总理。1922—1927年任波兰下议院副议长。1926年支持毕苏斯基政变。1928—1930年任下议院议长。1929年起反对毕苏斯基。1930年退休。

^[16] 尼古拉·罗曼诺维奇·沙果夫（Николай Романович Шагов，1882年3月4日——1918年6月9日），1905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同年参加了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罢工。1912—1914年任第四届国家杜马议员。191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4年被捕。1915年被流放到图鲁汉斯克，流放期间精神失常。二月革命后回到彼得格勒，进入精神病院治疗。1918年逝世。

^[17] 见《列宁全集》第19卷第171—187页。——编者注

^[18] 见《列宁全集》第20卷第313—318页。——编者注

^[19] 见《列宁全集》第22卷第1—92页。——编者注

^[20]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苏汉诺夫（Николай Николаевич Суханов，1882年11月27日——1940年6月29日），早年加入社会革命党。参加了1905年莫斯科武装起义。此后流亡瑞士。1913年退出社会革命党。一战期间持国际主义立场。二月革命后曾任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新生活报》编辑，并加入了孟什维克国际派。十月革命后曾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内战期间撰写了《革命札记》。1920年退出孟什维克。20年代在苏联政府任职。1930年因“孟什维克联盟局”案件被捕，被判处10年徒刑。1937年再次被捕。1940年遇害。后获平反。

^[21] 《列宁全集》第22卷第2页。——编者注

^[22] 《列宁全集》第33卷第436页。——编者注

^[23] 同上书第431页。——编者注

^[24] 同上书第433页。——编者注

^[25] 《列宁全集》第35卷第52—53页。——编者注

^[26] 列夫·阿里斯蒂多维奇·卡索（Лев Аристидович Кассо，1865年？月？日——1914年11月26日），出身于大地主家庭。1889年获柏林大学法学博士学位。1899年起在莫斯科大学任教。1910—1914年任公共教育大臣。1911—1914年任部长会议主席办公厅主任。1914年逝世。

^[27] 《列宁全集》第18卷第574页。——编者注

^[28] 同上书第578页。——编者注

^[29] 《列宁全集》第19卷第504—505页。——编者注

^[30] 《列宁全集》第19卷第534页。——编者注

^[31] 彼烈多诺夫是一个中学教师，索洛古布的小说《小鬼》中的主角，是个彻头彻尾的小市民，庸俗卑劣的马屁精，小气刻薄，常常趁机落井下石，是个官僚主义者和专横的家伙。——娜·克·注
　　费奥多尔·库兹米奇·索洛古勃（Фёдор Кузьмич Сологуб，1863年2月17日——1927年12月5日），俄国作家、诗人、剧作家。

^[32] 见《列宁全集》第19卷第133页。——编者注

^[33] 同上书第127页。——编者注

^[34] 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1766年2月13日——1834年12月23日），英国教士、人口学家、政治经济学家。

^[35] 《列宁全集》第19卷第228—229页。——编者注

^[36] 威廉·拉姆赛爵士（Sir William Ramsay，1852年10月2日——1916年7月23日），苏格兰化学家，1904年因发现惰性气体获诺贝尔化学奖。

^[37] 同上书第42页。——编者注

^[38] 《列宁全集》第19卷第278页。——编者注

^[39] 弗拉基米尔·米特罗法诺维奇·普利什凯维奇（Владимир Митрофанович Пуришкевич，1870年8月12日——1920年1月11日），出身于牧师家庭。1897—1900年任比萨拉比亚省议会议员兼阿克曼区议会主席。1904年起在俄罗斯帝国政府工作。1905年发起成立君主派组织“俄罗斯人民联盟”，领导了黑色百人团的活动。1907—1917年期间当选为第二、三、四届国家杜马议员。1916年参与策划并实施了刺杀拉斯普廷的活动。二月革命后反对临时政府，积极筹谋复辟尼古拉二世。十月革命后转入地下，不久被捕并被判处4年徒刑。1918年获释，后赴南俄，参加白军活动。1920年因斑疹伤寒死于新罗西斯克。

^[40] 这里是列宁讽剌百万富翁文化程度很低，把“祖国”读成“粗国”，即把俄文的Отечество读成了атечиство。——译者注

^[41] 《列宁全集》第19卷第305、306—307页。——编者注

^[42] 同上书第270页。——编者注

^[43] 亚历山大·安东诺维奇·特罗雅诺夫斯基（Александр Антонович Трояновский，1882年1月1日——1955年6月23日），1903年入伍。1904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05年参加日俄战争，期间散发反战传单。1907年被开除出俄军。1910年流亡国外。1914年支持战争，加入了孟什维克。1917年回国，加入了俄军，并当选为立宪会议议员。1918—1920年任孟什维克中央委员。1918年加入红军。1923年加入俄共（布）。1924—1927年任对外贸易人民委员。1927—1933年任苏联驻日本大使。1933—1938年任苏联驻美国大使。1939年起在大学任教。1955年逝世。

^[44] 雅科夫·阿尔卡季耶维奇·雅科夫列夫（Яков Аркадьевич Яковлев，1896年6月9日——1938年7月29日），191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二月革命后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委员会主席。1918年任弗拉基米尔省执行委员会主席、莫斯科金属工人局局长。1919年1月领导了哈尔科夫武装起义。1924—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7—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29—1937年任农业人民委员。1937年7—8月任白俄罗斯共产党（布）中央第一书记。1937年10月被捕。1938年遇害。1957年平反。

^[45] 《列宁全集》第35卷第71页。——编者注

^[46] 参见《列宁全集》第37卷第588页。——编者注

^[47] 列宁和他的家属于1913年4月底（5月初）搬至波罗宁。——编者注

^[48] 埃米尔·特奥多尔·科赫尔（Emil Theodor Kocher，1841年8月25日——1917年7月27日），瑞士医学家，1909年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49] 列宁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在1913年6月12日（25日）和7月24日（8月6日）之间在伯尔尼。——编者注

^[50] 《列宁全集》第35卷第18页。——编者注

^[51] 俄文“民意党”也是用这两个字母开头的。——译者注

^[52] 见《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8卷第205页。——编者注

^[53] 绥拉菲玛·伊万诺夫娜·杰里亚宾娜（Серафи́ма Ива́новна Деря́бина，1888年6月19日——1920年4月6日），190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4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堡委员会委员，同年被捕并被流放到图拉。1915年再次被捕并被流放到卡卢加，同年逃往萨马拉。二月革命后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萨马拉委员会委员。内战期间多次被白军逮捕，但又成功脱身。1919—1920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0年因肺结核在叶卡捷琳堡逝世。

^[54] 第四届国家杜马中的社会民主党党团由十三人组成（还有一名波兰社会党的非全权代表亚格洛），代表两个派：布尔什维克派（“六人团”），和孟什维克派（“七人团”）。党团中的布尔什维克派完全由工人组成，代表着俄国无产阶级广大群众，而“七人团”却多半是小资产阶级和激进知识分子利益的代表者。孟什维克利用其形式上的多数，在一切主要的原则问题上，都以社会民主党党团的名义实行其自己的决议。“六人团”要求承认他们在决定一切杜马问题时有平等的权利。孟什维克拒绝了这一要求。于是“六人团”退出了统一的社会民主党党团，组成了独立的“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娜·克·注
　　尤金纽斯·亚格洛（Eugeniusz Jagiełło，1873年12月18日——1947年8月19日），出身于工人家庭，小学毕业后担任汽车工人。1906年加入波兰社会党“左派”。1912—1917年任第四届国家杜马议员。1913年布尔什维克党团独立后，留在孟什维克党团内。一战期间参加俄军，但被奥军俘虏。一战结束后回到波兰，担任五金工人，积极参加工会活动，但不再从政。1947年逝世。

^[55] 列宁、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和她的母亲于1913年10月7日（20日）由波罗宁回到克拉科夫。——编者注

^[56] 谢苗·雅科夫列维奇·纳德桑（Семён Яковлевич Надсон，1862年12月14日——1887年1月19日），俄国诗人。

^[57] 格列布·伊万诺维奇·乌斯宾斯基（Глеб Иванович Успенский，1843年10月13日——1902年3月24日），俄国作家。1875年起参加民粹派运动。1902年逝世。

^[58] 帕维尔·米哈伊洛维奇·特列齐雅柯夫（Па́вел Миха́йлович Третьяко́в，1832年12月27日——1898年12月16日）俄国商人、鉴赏家、收藏家。

^[59] 《列宁全集》第37卷第485—486页。——编者注

^[60] 列宁于1914年1月10日（23日）作了题为“民族问题”的报告。——编者注

^[61] 列宁于1914年1月9日（22日）在两个为纪念“1905年1月9日”九周年而举行的社会民主党人的集会上发表了演说。——编者注

^[62] 列宁于1914年1月5日（18日）就国际社会党执行局想干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事务的问题发表了讲话。——编者注

^[63] 让·约瑟夫·卡米尔·胡斯曼（Jean Joseph Camille Huysmans，1871年5月26日——1968年2月25日），早年加入比利时工党。1905—1922年任第二国际书记。1908—1921年任布鲁塞尔市议员。1910—1965年任比利时下议院议员。一战期间持和平主义立场。1925—1927年任文教大臣。1933—1940年、1944—1946年任安特卫普市长。1936—1939年、1954—1958年任下议院议长。1939年比利时沦陷后流亡英国。1944年回国。1946—1947年任比利时总理。1946—1968年任安特卫普市议员。1947—1949年任教育大臣。1965年退休。1968年逝世。

^[64] 见《列宁全集》第20卷第60—68页。——编者注

^[65] 扬·安东诺维奇·别尔津—季耶美利斯（Ян Антонович Берзиньш-Зиемелис，1881年9月29日——1938年8月29日），1902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多次被捕和流放。1908年起先后流亡德国、瑞士、比利时、英国、法国和美国。1917年回国并担任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参与了彼得格勒武装起义。同年当选为立宪会议议员。1918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1918年4—11月任苏俄驻瑞士全权代表。1919—1920年任拉脱维亚社会保障和教育委员会主席兼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1921年任苏俄驻芬兰全权代表。1921—1924年任苏联驻英国副外交代表。1924—1925年任苏联驻英国全权代表顾问。1925—1927年任苏联驻奥地利全权代表。1927—1929年任乌克兰外交人民委员。1932—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档案馆主席兼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7年被捕。1938年遇害。1956年平反。

^[66] 马尔蒂什·伊万诺维奇·拉齐斯（Мартын Иванович Лацис，1888年12月16日——1938年2月11日），1905年加入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1907年流亡俄国。1915年被捕，在被流放途中逃往彼得格勒。1917年领导了彼得格勒赤卫队。1918年加入契卡，曾一度担任契卡主席，参与镇压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叛乱。1919—1921年任全乌克兰契卡主席。1927—1928年任莫斯科土地测量研究所所长。1932—1937年任莫斯科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1937年被捕。1938年遇害。1956年平反。

^[67] 见《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4卷第283—292页。——编者注

^[68] 《列宁全集》第37卷第494页。——编者注

^[69] 列宁和他的家属于1914年4月26日（6月9日）由克拉科夫迁到波罗宁。——编者注

^[70] 阿列克谢·谢苗诺维奇·基谢廖夫（Алексей Семёнович Киселёв，1879年？月？日——1937年10月30日），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多次被捕和流放。1914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二月革命后历任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苏维埃主席、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17—1919年、1921—1923年、1925—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19年任土耳其斯坦人民委员会主席。1921—1923年任苏俄小人民委员会主席。1923—1924年任工农检查院人民委员。1923—1925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24—1937年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4—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37年在大清洗运动中遇害。1956年平反。

^[71] 尼古拉·巴甫洛维奇·格列博夫—阿维洛夫（Николай Павлович Глебов-Авилов，1887年10月11日——1937年3月13日），1904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积极参加了二月革命。1917年任彼得格勒工会理事会委员。1917年7月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候补委员。十月革命后任邮电人民委员。1917年11月当选为立宪会议议员。1918年任苏俄国家银行副行长。内战期间曾任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书记、切尔尼戈夫革命委员会主席、乌克兰劳动人民委员。1923—1926年任列宁格勒工会理事会主席。1924—1925年任俄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5年是“新反对派”成员。1926—1928年任苏联驻意大利大使馆顾问。1936年被捕。1937年遇害。1956年平反。

^[72] 阿·叶·巴达耶夫：《国家杜马中的布尔什维克。回忆录》，1954年莫斯科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第8版第333页。——编者注

^[73] 阿·叶·巴达耶夫：《国家杜马中的布尔什维克。回忆录》，1954年莫斯科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第8版第334页。——编者注

^[74] 弗拉基米尔·费多洛维奇·钟柯夫斯基（Владимир Фёдорович Джунковский，1865年9月7日——1938年2月21日），出身于贵族家庭。1884年入伍。1891—1905年任莫斯科总督谢尔盖大公的副官。1905年8—11月任莫斯科副省长。1905—1913年任莫斯科省长。1913—1915年任内政部副部长兼宪兵部队司令。1915年因反对拉斯普廷而被解职。1917年升中将军衔。1917年9—11月任西伯利亚第3军团司令。十月革命后被捕，不久退役。此后长期被监禁。1921年获释，担任教堂看守员，并撰写回忆录。1937年被捕。1938年遇害。1989年平反。

^[75] 米哈伊尔·弗拉基米洛维奇·罗将柯（Михаил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Родзянко，1859年2月21日——1924年1月24日），生于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一个富有的贵族家庭。1877年参加陆军，1885年退役后，回乡从政。1905年参与创立十月党，1906年当选为省自治机构执委会委员。1907年当选为第三届杜马代表，1909年担任杜马副主席，1911年3月担任杜马主席，这个职位他一直担任到1917年10月6日。二月革命后曾担任临时政府总理。十月革命后逃到顿河流域，大力支持白军。1920年白军被消灭后流亡塞尔维亚。在贫困中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