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尔尼 1914—19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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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尔尼
1914—1915年

　　我们终于在9月5日到了瑞士，随即前往伯尔尼。
　　我们还没有最后确定是住在日内瓦还是住在伯尔尼。日内瓦这个住惯了的老地方吸引着伊里奇。从前在那儿的“Société de lecture”（读者协会）里工作很方便，那里有一个完备的俄文图书馆，等等。但是，住在伯尔尼的人们说，日内瓦大大变样了，从其他城市和法国去了很多侨民，现在侨民的混乱情形简直令人难以想象。在没有最后决定这个问题以前，我们暂时在伯尔尼租了一间房间。
　　伊里奇立刻同日内瓦通起信来，询问那里是否有到俄国去的人——必须依靠他们跟俄国接上关系，打听那里是否还有保留下来的俄文印刷所，那里是否还能印刷俄文传单，等等。
　　从加里西亚到来的第二天，留在伯尔尼的所有的布尔什维克——什克洛夫斯基、萨法罗夫夫妇、杜马代表萨莫伊洛夫，还有哥别尔曼和其他人集合起来，在森林中举行了一次会议；伊里奇在会上阐明了自己对当前形势的看法。结果通过了一个决议，指出这次战争是帝国主义的掠夺性的战争，认为投票赞成军事预算的第二国际的领袖们的行为是叛变无产阶级事业的行为；决议里说：“从俄国各民族的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立场上看，最好是沙皇君主制度和它的军队失败，因为它们压迫波兰、乌克兰和俄国的许多民族”^[1]。决议提出了在世界各国宣传社会主义革命、宣传国内战争、坚决反对世界各国的沙文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口号，同时决议也为俄国制定了行动纲领：反对君主制度，宣传革命，为共和制度而斗争，为解放受大俄罗斯民族压迫的各民族而斗争，为没收地主土地和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而斗争。
　　伯尔尼的决议实质上是对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一份挑战书。当然，伯尔尼的决议不是为了束诸高阁而写的。它首先散发给了布尔什维克国外的各个支部。然后萨莫伊洛夫把它带去同中央委员会的俄国分部和杜马党团讨论。那时还不清楚他们站在什么立场。当时同俄国的联系中断了。后来才知道中央委员会俄国分部和杜马党团中的布尔什维克立即采取了正确的行动。历次国际代表大会关于战争的决议，对于我国的先进工人，对于我们的党组织来说，决不是一纸空文，而是行动的指南。
　　在战争爆发的头几天，刚刚宣布动员时，中央委员会就发出传单，号召“打倒战争！”“以战争反对战争！”。在动员预备兵的那天，彼得堡的许多企业举行了罢工，甚至还要组织游行示威。但战争使得疯狂的黑帮派的爱国主义异常嚣张，使得军事反动势力大大增强了，所以当时未能获得很大成就。我们的杜马党团坚决执行了反对战争的路线，执行了同沙皇政权继续斗争的路线。这种坚定精神甚至影响了孟什维克，于是整个社会民主党党团通过了一个在杜马讲坛上宣读的共同的决议。这个决议是以非常谨慎的词句写成的，其中许多问题都没有说透，但这毕竟是一份表示抗议的决议，它引起了全体杜马代表的一致愤怒。社会民主党党团（那时还是一个整体）没有参加军事预算投票，当他们为了表示抗议离开会场的时候，代表们的这种愤怒更加高涨了。布尔什维克组织迅速地转入了地下，深深地隐蔽起来，开始印发传单，在传单上发出如何利用战争来展开和加强革命斗争的指示。这时外省也开始了反对战争的宣传。各地报道表明，这个宣传得到了具有革命情绪的工人的支持。关于所有这些情况，我们在国外知道得很晚。
　　我们各个国外小组由于没有经历俄国最近几个月来的革命高潮，而且由于对侨居生活的厌倦（许多人都想不惜任何代价摆脱这种生活），因此没有我们杜马代表和俄国布尔什维克组织所具有的那种坚定的精神。许多人对问题还不清楚，所谈论的多半是谁是发动进攻的一方。
　　巴黎小组的大多数人终于表示反对战争，反对参加义勇军的行为了，但也有一部分同志，如萨波日科夫（库兹涅佐夫）、卡扎科夫（勃里特曼，又名斯维亚金）、米沙·埃迭舍罗夫（达威多夫）、莫伊谢耶夫^[2]（伊里亚，又名泽菲尔）等人，作为义勇军参加了法国军队。义勇军、孟什维克、一部分布尔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共约八十人）以“俄国共和派”的名义通过了一个宣言，发表在法国的报纸上。义勇军从巴黎出发之前，普列汉诺夫曾向他们致欢送词。
　　巴黎小组中的大部分布尔什维克是谴责参加义勇军的行为的。但是在其他小组里，问题并没有彻底搞清楚。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懂得，在这个严重时刻，使每个布尔什维克彻底理解现时发生的各种事件的意义，是具有特别重大作用的，必须同志般地交换意见，不宜于一开始就立即把每种看法固定下来，应当谈个透彻。这就是为什么伊里奇在回答卡尔宾斯基的信（卡尔宾斯基在信里叙述了日内瓦支部的观点）的时候写道：“ La critique^[3]和我的anticritique^[4]作为谈话题目是否会更好些？”^[5]
　　伊里奇知道，同志般的谈话比通信更能把问题谈透。当然，当时不是只在狭小的布尔什维克圈子里长时间地进行同志般的谈话的时候。
　　10月初，得悉普列汉诺夫从巴黎回来后已在日内瓦作了讲演，并且打算去洛桑作专题报告。
　　普列汉诺夫的立场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感到非常不安。他不敢相信普列汉诺夫已变成护国派分子。“简直叫人不能相信”，他说一定是普列汉诺夫的军事经历^[6]发生了影响”，——他沉思地补充了一句。10月10日洛桑来电报说，报告会定于明日即11日举行。伊里奇立即坐下准备发言稿，我尽量不让其他事情打扰他，我同我们的人商量：谁从伯尔尼前去听讲演，等等。我们已经在伯尔尼住下了。这时季诺维也夫一家也已住在伯尔尼，他们比我们晩来约两星期。印涅萨当时也住在伯尔尼。
　　我没有能出席报告会，后来我们的同志把会上情形详细地告诉了我。但是，我读了《列宁研究院集刊》中费·伊林^[7]关于这次报告会的回忆文章后，我就知道那时伊里奇所经受的一切了，我好象看见了伊里奇一样。印涅萨后来也详细地谈过这次报告会的情况。我们的人从各地去参加了报告会。有从伯尔尼去的季诺维也夫、印涅萨、什克洛夫斯基；有从克拉伦河上的鲍日去的罗兹米罗维奇、克雷连柯、布哈林；还有住在洛桑的同志们。
　　伊里奇曾担心不能参加普列汉诺夫的报告会，不能讲出积郁已久的全部意见，他担心孟什维克不允许这么多的布尔什维克到会场里去。我想象得出，在这种时候他是多么不愿意同人们谈论各种事情；他为了能一个人呆在一边而使用的一些天真的做法是可以理解的。可以清楚地想象出来，在莫夫绍维奇家里吃饭的时候，虽然四周闹哄哄的，但他却独自沉思，激动得吃不下一点东西。普列汉诺夫致开幕词时，说他没有准备好在这样的大会上讲话，这时伊里奇对坐在附近的同志们低声说了句不很自然的笑话，是可以理解的。“骗子”，——伊里奇当时说了一句，便聚精会神地听普列汉诺夫的讲话了。普列汉诺夫报告的前一部分斥责了德国人，伊里奇同意他的意见，并且向他鼓掌。普列汉诺夫讲演的第二部分就发挥起护国主义的观点来了。已经丝毫没有怀疑的余地了。只有伊里奇一人登记讲话，再没有别的人去登记了。他端着一杯啤酒走到桌子跟前。他讲话时很镇静，只是他那苍白的脸色透露了他的激动的心情。伊里奇说，现在爆发的战争不是偶然的，这是由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整个性质准备好了的。历次国际代表大会——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哥本哈根代表大会、巴塞尔代表大会规定了社会主义者对当前战争应抱的态度。社会民主党人只有同本国沙文主义的狂热进行斗争才能履行自己的职贵。必须把已经开始的战争变成无产阶级对统治阶级的坚决斗争。
　　伊里奇的讲话时间只有十分钟，他只是讲出了要点。^[8]普列汉诺夫以其常有的尖刻态度反驳了他。孟什维克——他们在会上占压倒的多数——疯狂地给普列汉诺夫鼓掌。这就造成了一种印象，似乎是普列汉诺夫胜利了。
　　三天之后，10月14日，仍在普列汉诺夫作报告的那个地方——Maison du Peuple（民众文化馆），伊里奇作了报告。大厅里挤得满满的。这次报告很成功，伊里奇的情绪是高涨的、战斗的。他充分阐明了他对于战争的看法，说这个战争是帝国主义战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报告中指出，中央委员会已在俄国国内印发了反对战争的传单，高加索及其他地方的一些党组织也印发了同样的传单。伊里奇在报告中指出，现在欧洲最好的社会党的报纸是马尔托夫为之撰稿的《呼声报》。伊里奇说道：“我同马尔托夫的意见分歧越多、越尖锐，我就应当越肯定地说，这位作家现在所做的，正是社会民主党人应当做的。他批评本国政府，揭露本国的资产阶级，责骂本国的大臣。”^[9]
　　在个别谈话中，伊里奇屡次说，如果马尔托夫能完全转到我们这边来，那该多么好啊。但是，伊里奇不大相信马尔托夫能够坚持他的立场。伊里奇知道，马尔托夫是非常容易受别人影响的。“现在只是他一个人，他才这样写，”伊里奇补充说。伊里奇的专题报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在日内瓦也作了这个以《无产阶级与战争》为题的专题报告。
　　伊里奇外出作报告回来之后，接到施略普尼柯夫的一封信，他从斯德哥尔摩向伊里奇报告俄国的工作，报告王德威尔得^[10]给杜马党团的电报以及杜马的代表——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给他的答复。埃米尔·王德威尔得是国际社会党执行局里的比利时代表，在宣战时，在比利时政府任大臣之职。战前不久，他到过俄国，看到过俄国工人同专制制度进行的斗争，但他没有理解这种斗争的本质。王德威尔得给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的两派拍了电报。他号召社会民主党党团争取俄国政府站在协约国方面，坚决同德国进行战争。
　　孟什维克的代表们最初虽然拒绝投票赞成军事预算，但是当他们知道了大多数社会党所采取的立场以后，便大大动摇起来了；所以他们给王德威尔得的答复便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他们宣称将不反对战争。布尔什维克党团也作了答复，在答复中坚决否定支持战争、停止反对沙皇政府的斗争的任何可能性。在这个答复中有许多问题都还没有说透，但它采取的基本方针是正确的。当时已感到，国外与俄国的联系十分重要，因此，伊里奇极力主张让施略普尼柯夫留在斯德哥尔摩，加强跟杜马党团及其他俄国人的联系。这种工作在斯德哥尔摩做是再好不过了。
　　伊里奇从克拉科夫一到伯尔尼，就立刻给卡尔宾斯基写信，打听是否可以在日内瓦印刷传单。^[11]伊里奇初到伯尔尼时通过的提纲，一个月之后决定修改成宣言出版。于是伊里奇又给卡尔宾斯基写信，商谈出版事宜；信是找便人带去的，因为要做到极其秘密。^[12]那时还不清楚瑞士当局对于反军国主义的宣传抱什么态度。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接到施略普尼柯夫的第一封信的次日，给卡尔宾斯基的信上写道：“亲爱的卡·！正当我在日内瓦的时候，得到了来自俄国的令人兴奋的消息。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给王德威尔得的回答原文也来了。因此我们决定出版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下一号，来代替单独发行的宣言…… 星期一我们将给您寄去宣言的几处修改和更换了的署名（因为同俄国取得联系之后，我们就可以更正式地发表了）。”^[13]
　　10月底，伊里奇又出去作专题报告，起初在蒙特勒，后来在苏黎世。在苏黎世的报告会上，托洛茨基发了言，对伊里奇称考茨基为“叛徒”这件事表示愤慨。伊里奇为了使人们清楚地看到谁采取什么路线，故意把所有的问题都提得非常尖锐。同护国分子的斗争全面展开了。
　　所进行的这场斗争不是党内斗争，它不仅涉及俄国的问题，而且具有国际性质。
　　“被机会主义所战胜的第二国际死亡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肯定地说。应当积聚力量来建立清除了机会主义的新国际，即第三国际。
　　当时可以依靠哪些力量呢？
　　没有投票赞成军事预算的，除了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之外，只有塞尔维亚社会民主党人；他们在塞尔维亚国会中总共只有两人。德国在战争开始的时候，全都赞成军事预算，但是9月10日，卡尔·李卜克内西、弗兰茨·梅林、罗莎·卢森堡和克拉拉·蔡特金发表了一个声明，反对大多数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立场。这个声明直到10月底才在瑞士报纸上发表出来，在德国报纸上没有能够发表。在德国报纸中，从战争一开始就采取最左立场的《不来梅市民报》，在8月23日宣称“无产阶级国际”破灭了。以盖得^[14]和瓦扬为首的法国社会党已经滚进沙文主义的泥潭。但在党的基层中反对战争的情绪却相当普遍。王德威尔得的行为当时对比利时党来说是有代表性的。在英国机会主义的独立工党中，麦克唐纳^[15]和凯尔—哈第^[16]给了海德门^[17]及整个英国社会党的沙文主义以反击。中立国也有反战的情绪，但是这种情绪多半带有和平主义性质。以《Avanti》（《前进报》）为领导中心的意大利社会党要算是最革命的了；它同沙文主义进行了斗争，揭露了号召战争的自私自利的内幕。它得到大多数进步工人的支持。9月27日在卢加诺举行了意大利和瑞士两国社会党人的代表会议。我们把关于战争的提纲寄给了代表会议。代表会议说明这场战争是帝国主义战争，要求国际无产阶级为争取和平而斗争。
　　总的说来，反对沙文主义的呼声，国际主义的呼声，当时还很微弱，分散，没有信心。但是伊里奇毫不怀疑这种呼声将越来越有力。整个秋天，伊里奇都充满了高昂的战斗情绪。
　　我关于这个秋天的回忆，是与伯尔尼森林的秋景交织在一起的。那年的秋天异常美妙。在伯尔尼我们住在迪斯特尔路——那是一条清洁而寂静的小巷，接近绵延数公里的伯尔尼森林。印涅萨住在我们的斜对门。五分钟就能走到季诺维也夫家，十分钟就能走到什克洛夫斯基家。我们常常连续几小时地顺着落满黄叶的林间小道散步。我们散步的时候多半是三个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印涅萨和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阐述他在国际方面的斗争计划。印涅萨努力把所有这些都记在心里。她直接参加了这一正在展开的斗争：与外边通信，把我们的各种文件译成法文和英文，搜集材料，同人们谈话，等等。有时候我们在灌木丛生的向阳的山坡上坐几小时。伊里奇草拟他的讲演与论文的大纲，琢磨词句；我依照土森的教科书学习意大利语；印涅萨缝制一条裙子，她愉快地晒着秋天的太阳——出狱以后她的健康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晚上我们都聚集在季诺维也夫家的小房间里（季诺维也夫一家三口人——季诺维也夫、利林娜和他们的小孩斯切潘——住在一个房间里），伊里奇逗弄一会要睡觉的斯切潘之后，就提出许多具体的建议。
　　伊里奇在10月17日给施略普尼柯夫的信里，扼要而确切地表述了斗争路线的要点。
　　考茨基“目前为害最大……他用花言巧语来掩饰机会主义者的丑行（在《Neue Zeit）：他的这种诡辩术已经到了非常有害和卑鄙的程度。机会主义者的危害一目了然。而以考茨基为首的德国‘中派’的危害则是巧加粉饰不易发觉的，它能迷惑工人的耳目、理智和良心，因而也最危险。目前我们的任务是无条件地和公开地同国际机会主义及其庇护者们（考茨基）进行斗争。我们在中央机关报上也将这样做，该报即将出版（大概是两版）。目前必须竭力支持有觉悟的工人对德国人的恶劣行为所表示的正当的憎恨，并从中得出政洽结论：要反对机会主义和对机会主义的任何纵容。这是一项国际任务。承担这项任务的只有我们，别无他人。这是义不容辞的。‘单纯’恢复国际，这个口号是不正确的（因为根据考茨基—王德威尔得路线通过的糟透了的调解决议的危险性是非常非常之大的！）。‘和平’这个口号是不正确的，——我们的口号应当是变民族战争为国内战争。（这个转变可能需要很长时间，可能需要而且事实证明需要许多先决条件，但是必须根据这种转变的方针，本着它的精神和方向去进行整个工作。）不是暗中破坏战争，不是以这种精神去进行单独的个人活动，而是就变战争为国内战争这一问题进行群众性的宣传工作（不只是对“文职人员”）。
　　在俄国，沙文主义利用‘belle France’^[18]和不幸的比利时（而乌克兰呢？等等）这些空话或者利用对德国人（和对“凯撒制度”）的‘民族’仇恨来作掩护。因此跟这些诡辩作斗争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为了使斗争有正确和鲜明的路线，就需要一个概括这个斗争的口号。这个口号就是，使沙皇制度在这场战争中失败，对我们俄国人来说，从俄国的劳动群众和工人阶级的利益看来，目前这是损失最小的，对这一点绝不该有任何一点怀疑。因为沙皇制度比凯撒制度坏百倍。不是暗中破坏战争，而是跟沙文主义作斗争，竭力宣传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selon les circonstances^[19]接近、声援、协商）以便进行国内战争。无论是号召以个人行动去狙击军官etc.，还是容忍什么我们不想帮助凯撒制度之类的论调，都是错误的。第一种是无政府主义倾向，第二种是机会主义倾向。我们应当不只是在一个国家的军队中准备群众性的（或至少是集体的）发动，而且应当根据这个方针来进行全部宣传鼓动工作。根据变民族战争为国内战争的精神来指导工作（顽强的、系统的、也许是长期的）——这就是整个实质。这种转变的时机是另外一个问题，现在还不明显。应当使这个时机成熟和有步骤地‘促使它成熟’。……
　　我认为，和平口号在目前是不正确的。这是庸人的、神甫的口号。无产阶级的口号应当是：国内战争。
　　客观上是这样：从欧洲局势的根本改变中必然得出这种适应于大规模战争时代的口号。从巴塞尔决议中也必然得出同样的口号。
　　我们既不能‘许下’国内战争，也不能‘颁布’国内战争，但是我们必须按照这个方针进行工作——必要时甚至十分长期地工作。详情可看中央机关报上的文章”^[20]。
　　开战两个半月以后，伊里奇己制定了明确的斗争路线。这一路线贯串在他的后来的全部活动中。斗争的国际性的规模使伊里奇所筹划的全部俄国工作获得了新的色调，使这一工作增添了新的力量、新的色彩。如果没有过去长时期为建党、为组织俄国工人阶级而斗争的艰苦工作，伊里奇就不可能这样迅速而果断地釆取正确的路线来对待帝国主义战争所提出的新任务。如果没有深入地参加国际斗争，伊里奇就不能这样坚定地领导着俄国无产阶级取得十月革命的胜利。
　　1914年11月1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三十三号出版了。起初只印了五百份，后来需要再加印一千份。11月14日，伊里奇高兴地通知卡尔宾斯基，说中央机关报已运到离国境不远的一个地方了，不久就要继续往前运送。
　　通过奈恩^[21]和格拉贝^[22]，11月13日在纽沙特尔州工人集中地绍德封（Chaux-de-Fond）用法文出版的瑞士报纸《La Sentinelle》（《哨兵报》）上刊出了宣言的内容提要。伊里奇非常高兴。我们把宣言的译文寄给了法国、英国和德国的报纸。
　　为了在法国人中间展开宣传，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写信给卡尔宾斯基，要他在日内瓦给印涅萨组织一个用法语发言的报告会。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还写信给施略普尼柯夫，商量关于他在瑞典国际代表大会上演讲的事。施略普尼柯夫在这次大会上作了演讲，而且很成功。布尔什维克的“国际活动”就这样逐渐地开展起来了。
　　当时同俄国的联系很差。施略普尼柯夫为中央机关报第三十四号寄来一份彼得格勒的重要的材料。但与此同时，在第三十四号上也不得不刊登了关于五个布尔什维克杜马代表被捕的消息。同俄国的联系又削弱了。
　　在展开反对第二国际背叛无产阶级事业的激烈斗争的同时，伊里奇回到伯尔尼后，立即着手为格拉纳特百科辞典撰写《卡尔·马克思》这一词条^[23]。他在这一词条中阐明马克思的学说时，先概括地说明了马克思的世界观，即从《哲学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这几节开始，接着叙述了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然后阐述了马克思如何对待社会主义问题和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策略问题。
　　一般都不这样叙述马克思的学说的。为了撰写哲学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这两节，伊里奇再次用心地重读了黑格尔及其他哲学家的著作，并且在完成关于马克思的这一词条之后，也没有放弃这一工作。他研究哲学是为了掌握怎样把哲学变为具体的行动指南的方法。伊里奇1921年在工会问题上同托洛茨基、布哈林争辩时提出的那些关于辩证地对待一切现象的扼要意见，^[24]最好地表明了他的哲学研究工作在这方面对他有多大帮助。他到伯尔尼以后就开始的哲学研究工作，乃是他在1908—1909年间同马赫主义者进行斗争时所作的哲学研究工作的继续。
　　伊里奇总是把斗争与学习、学习与科学研究工作密切地结合在一起，它们之间始终有着最深刻、最直接的联系，虽然乍看起来也可能觉得这是各不相干的。
　　1915年初，继续进行着团结国外各布尔什维克小组的紧张工作。虽然已经达成了一定的协议，可是当时的情况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团结。战前布尔什维克组织的中心，即所谓国外组织委员会，设在巴黎。现在必须把这个中心移到中立国瑞士的伯尔尼，中央机关报的编辑部也在这里。当时，应当彻底谈清楚一切有关的问题：对战争的看法问题，摆在党面前的新任务问题，完成这些任务的方法问题，必须确定各小组的工作。例如那时鲍日分子^[25]（克雷连柯、布哈林、罗兹米罗维奇）决定出版他们的国外机关报《明星报》，甚至没有同中央机关报商量就匆忙地开始了筹备工作。我们是从印涅萨那里知道这整个计划的。而那时出版这样一份报纸是不合时宜的。当时没有钱出版中央机关报，暂时是没有意见分歧，可是意见分歧是很容易发生的。任何一句不谨慎的话都可能被敌人利用去大造其谣。步调需要一致。那时的要求就是这样。2月底在伯尔尼召开了国外布尔什维克组织代表会议。除了瑞士的布尔什维克组织以外，还有巴黎的布尔什维克组织出席了这次代表会议；从巴黎来的代表格里沙·别连基详细地叙述了战争开始时笼罩过巴黎布尔什维克组织的护国主义情绪。伦敦的布尔什维克没能岀席，他们把自己的权利委托给了代表会议。鲍日分子动摇了好久——来呢还是不来，直到会议结束时他们才来了。同他们一道来的有“日本人”——我们这样称呼基辅人皮达可夫同志和博什^[26]同志（她是叶·费·罗兹米罗维奇的姐姐），他们是从西伯利亚的流放地经过日本和美国逃出来的。那时我们正需要大力争取观点一致的一切新同志。我们很喜欢“日本人”。他们的到来无疑是壮大了我们在国外的力量。
　　代表会议通过了一项明确的关于战争的决议案，会上辩论了欧洲联邦的口号（印涅萨特别激烈地反对这个口号），确定了国外布尔什维克组织的工作性质，决定不出版鲍日的报纸，选举伯尔尼的布尔什维克什克洛夫斯基、卡斯帕罗夫、印涅萨·阿尔曼德、利林娜、克鲁普斯卡娅等人组成新的“国外组织委员会”。
　　战前，1913年，卡斯帕罗夫住在柏林。伊里奇是从我们巴库的同志叶努基泽^[27]、邵武勉和其他人那里知道他的。这一时期，伊里奇特别关心民族问题，所以他尽量设法同那些关心民族问题并能正确对待这一问题的人取得密切的联系。
　　1913年夏天，卡斯帕罗夫给《启蒙》杂志写了一篇关于民族问题的文章。伊里奇回答他说：“亲爱的同志！您的文章我已经收到和读过了。依我看，题目选得很好，论述得也很对，就是在辞章上下的工夫不够。有许多过分的（不知怎么说才好？）‘鼓动’，并不适合这篇理论性的文章。依我看，或是您自己加一下工，或是我们试改一下。”^[28]选择民族问题这个题目和正确地加以阐述，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因此伊里奇立刻把搜集民族问题材料的许多工作交给了卡斯帕罗夫，并具体指出他所应关心的是什么；他相信卡斯帕罗夫能发现最重要、最本质的东西。1914年1月，伊里奇准备去柏林作短期逗留之前，写信给卡斯帕罗夫，说必须同他见见面，同时告诉他怎样见面。^[29]
　　尖锐的斗争形势、高潮的革命形势使他们更加亲近了。1914年7月，彼得格勒工人运动迅速地开展起来了，我们接到一封报道革命浪潮高涨的信。在这以前，伊里奇给卡斯帕罗夫写信总是用“亲爱的同志”这个称呼，现在当他知道卡斯帕罗夫跟我们一样激动地感受着革命高潮的时候，他的写法就不同了：“亲爱的朋友：”伊里奇写道，“恳请您承担起在俄国革命的日子里向我们报道消息的工作。我们现在无报可读。请您……”^[30]
　　接着提出了一大串寄材料的要求。
　　战争爆发以后，卡斯帕罗夫不得不从德国搬到伯尔尼来住。我们如同好友相逢一样。在伯尔尼我们天天见面，卡斯帕罗夫很快就成了我们小组里最亲近的一个同志。于是我们就把他吸收到国外组织委员会里来了。
　　在国际范围内集聚力量的任务已提到日程上来了。1915年2月14日举行的协约国（英、比、法、俄）社会党伦敦代表会议，清楚地表明了这是多么艰巨的任务。这次代表会议是王德威尔得召集的，但是会议却是以凯尔—哈第和麦克唐纳为首的英国独立工党组织的。代表会议举行之前，他们反对战争，赞成国际联合。起初，独立工党想邀请德国和奥地利的代表参加，但是法国人声称，要是这样的话，他们将不参加代表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英国有十一个代表，法国有十六个代表，比利时有三个代表。俄国有三个社会革命党人代表。孟什维克的组织委员会有一个代表参加。原定由李维诺夫在那里代表我们发言。事先已清楚地看出这将是一个什么样的代表会议，能得出什么结果，所以约定李维诺夫只在会议上读一下中央委员会的宣言。伊里奇给李维诺夫编写了宣言的草案。^[31]宣言要求王德威尔得、盖得、桑巴^[32]立刻辞去比利时和法国资产阶级的大臣职务，要求所有的社会党支持俄国工人反对沙皇制度的斗争。宣言中指出，德国和奥地利的社会民主党人投票赞成军事预算，同容克地主、神甫和资产阶级签订“国内和平”协定，这是对社会主义和国际的骇人听闻的罪行。可是比利时和法国的社会党人的行为并不比他们好些。“俄国工人向象卡尔·李卜克内西、塞尔维亚和意大利社会党人、独立工党的英国同志、英国社会党某些党员、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被捕的同志那样行动的社会主义者伸出同志的手。
　　我们召唤你们走这条路，走社会主义的路。打倒危害无产阶级事业的沙文主义！国际社会主义万岁！”^[33]宣言是以这些话结束的。签署这篇宣言的除中央委员会外，还有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的代表别尔津。主席没让李维诺夫把宣言读完。李维诺夫把宣言交给主席，宣布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不参加代表会议之后，退出了会场。李维诺夫走后，代表会议通过了拥护把“解放战争”进行到战胜德国为止的决议；凯尔—哈第和麦克唐纳也投票赞成这个决议。
　　这时正进行着国际妇女代表会议的准备工作。当然，重要的不仅仅是举行这个代表会议，而是要使这个会议不具有和平主义的性质，而釆取明确的革命立场。因此，需要进行大量的准备工作。这个工作主要落在印涅萨的身上。印涅萨帮助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翻译各种文件；她一开始就参加了日益展开的反对护国主义的斗争，这个工作由她来做是再适合不过了。除此而外，她还精通几种外国语。印涅萨常常同蔡特金、巴拉巴诺娃^[34]、柯伦泰和一些英国妇女通信，巩固初步建立的国际联系。这些联系很不牢固，常常中断，但是印涅萨一次又一次地把它们重新建立起来。那时斯塔尔住在巴黎，印涅萨通过她同法国的同志们通信。同巴拉巴诺娃的联系最简便——她在意大利，参加《前进报》的工作。这个时期正是意大利社会党革命情绪最高涨的时期。德国的反护国主义的情绪增长起来了。12月2日卡尔·李卜克内西投票反对军事预算。国际妇女代表会议是克拉拉·蔡特金召集的。她是国际社会主义妇女执行局的书记。她同卡·李卜克内西、罗莎·卢森堡、弗·梅林一起进行了反对德国社会民主党沙文主义多数派的斗争。印涅萨同蔡特金建立了联系。至于柯伦泰，这时她已同孟什维克断绝了关系。1月间，她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我写了信来，并寄来一张传单。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给她的信中说：“敬爱的同志！多谢您寄来的传单（我现在只能把它转交给这里的《女工》杂志的编委——他们已经寄了一封信给蔡特金，内容大概同您的信相同）”。^[35]接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说明了布尔什维克的立场。
　　“您同意国内战争的口号，但是看来并不完全同意，而只是把它放在和平口号之后，使它处于可以说是从属的（甚至也许是有条件的）地位。您还着重指出：‘我们应该提出一个能够团结一切人的口号。’
　　老实说，我现在最怕这种笼统的团结，我深信，这种团结对无产阶级最危险最有害。”^[36]印涅萨也根据伊里奇的方针同亚·柯伦泰通信讨论代表会议问题。柯伦泰未能出席这次代表会议。
　　伯尔尼国际妇女代表会议于3月26—28日举行。最大的、有组织的代表团是以克拉拉·蔡特金为首的德国代表团。代表俄国中央委员会出席这次代表会议的有：阿尔曼德、利林娜、拉维奇、克鲁普斯卡娅和罗兹米罗维奇。波兰“分离派”的代表有卡缅斯卡娅（多姆斯卡娅），她与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团团结在一起。俄国的代表中还有组织委员会的两个代表。意大利的代表是巴拉巴诺娃。法国的代表是路易莎·索莫诺^[37]——一个受巴拉巴诺娃影响甚深的法国妇女。荷兰的代表们纯粹持和平主义的情绪。当时属左翼的罗兰—霍尔斯特^[38]未能前来，彻头彻尾沙文主义的特鲁尔斯特拉^[39]的党派来了一个代表。英国的代表属于机会主义的独立工党，瑞士的代表也有和平主义的倾向。在会议上这种倾向占了上风。当然，如果我们回想一下一个半月以前举行的伦敦代表会议的话，这是一个不小的进步。各个交战国的社会主义者都来参加代表会议这一事实本身就是很有意义的。
　　德国代表大部分是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一派的。这一派已经开始同本国沙文主义分子划清界限，同本国政府进行了斗争，——罗莎·卢森堡已经被捕了。但这只是在本国的情形。而在国际讲坛上，她们觉得她们应当表示出最大的让步态度，因为她们是一个这时在战场上不断获胜的国家的代表团。如果这样困难地召集起来的代表会议破裂的话，大家就会要她们来负全部责任；代表会议破裂，就会使各国沙文主义分子高兴，首先就会使德国社会爱国主义分子高兴。因此，蔡特金对和平主义者作了某些让步，这意味着阉割决议的革命内容。我们的代表团——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团，坚持了伊里奇在给柯伦泰的信中所叙述的观点。问题不在于笼统的团结，团结应该是为了进行反对沙文主义的革命斗争，为了进行无产阶级反对统治阶级的不调和的革命斗争。德国、英国和荷兰的代表所组成的委员会拟定的决议中没有斥责沙文主义。我们提出了自己的宣言。印涅萨捍卫了这个宣言。波兰代表卡缅斯卡娅也发言捍卫这个宣言。我们在会议上仍然是孤立的。大家都斥责我们的“分裂”政策。可是，实际生活不久就证明了我们的立场是正确的。英国和荷兰代表们的好心善意的和平主义，并没有把国际活动向前推进一步。进行革命斗争，同沙文主义划清界限，在使战争迅速结束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
　　伊里奇用全副精力来聚集力量，以便在国际战线上进行斗争。有一次他说：“我们人少，这也不要紧，千百万人将同我们站在一起。”他还给我们起草了伯尔尼妇女代表会议的决议，^[40]并且关心着整个会议的进行。但是，感觉得出来，在这一非常重要的工作中只能从旁作指导，这使伊里奇多么难受，因为这件工作就在他身旁进行，他非常希望以全部身心来直接参加这一工作。
　　我记得这么一回事：我同印涅萨正在医院里探望动过手术的阿布拉姆·斯科夫诺。伊里奇来了，他劝说印涅萨立刻到蔡特金那里去，说服她相信我们的立场是正确的，因为她必须明白，而且不能不明白，在这种时刻不能滚到和平主义的泥坑里去，必须尖锐地提出一切问题。于是伊里奇一再举出说服蔡特金的新论据。印涅萨不愿意去，她认为谈话不会有什么结果。伊里奇坚持要她去，他的话里充满了热烈的请求。印涅萨当时没有能同蔡特金谈话。
　　4月17日在伯尔尼举行了第二个国际性的代表会议——社会主义青年代表会议。那时瑞士集中了许多不愿意到前线参加帝国主义大战的各交战国的青年和逃避兵役者；他们侨居在中立国瑞士。自然，这些青年都具有革命的情绪。所以继国际妇女代表会议之后召开社会主义青年代表会议就不是偶然的了。
　　印涅萨和萨法罗夫代表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在会议上发表了演说。
　　3月我的母亲去世了。她是我们的亲密的同志，她曾帮助我们做各种工作。在俄国，搜查的时候，她收藏秘密文件，替同志们往狱中送东西，转达任务；在西伯利亚和国外，她都同我们一起住，给我们管理家务，照顾到我们这里来的同志们，缝制藏秘密文件的坎肩，给用化学方法写的信件写“底子”，等等。同志们都很敬爱她。最后一个冬天，她是很困难的。她已经用尽了全部力量。她很想回俄国去，但是当时那里我家没有人照顾她。那时人们常常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争论，但妈妈总是很关心伊里奇，而伊里奇对她也是体贴入微。有一次不知为了什么缘故，母亲无精打采地坐着。她是个酷爱抽烟的人，却忘了买纸烟，正赶上那天又是个节日，到处都买不到烟。伊里奇看到这种情况，说：“唉，糟糕，我这就去买。”于是他就挨着店铺去找，终于找到了，给母亲买了烟来。在去世前不久，有一次母亲对我说：“不，我一个人怎么也不回俄国去，同你们一起我才回去。”另外一次她同我谈起宗教来。她认为自己是个信徒，可是她已好多年没有进过教堂，没有戒过斋，没有祷告过，总而言之，宗教在她的生活中没有起过任何作用，而且她不喜欢谈论这类问题。那时她说：“年轻的时候，我信过教，后来年纪大了，我认识了生活，看出了那完全是胡说八道。”她屡次嘱咐我们，她死后把她火葬。我们的房子邻近伯尔尼的森林。当春日的太阳发出暖和的光辉的时候，母亲想到森林里去。我们同她一道去，在长凳上休憩了约半个小时，她勉勉强强地走到了家里，第二天就处于弥留状态了。我们按照她的遗愿，在伯尔尼的火葬场把她火葬了。
　　我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坐在墓地上；过了大约两小时，守墓人给我们送来了一个盛着还在发热的骨灰的洋铁罐，并告诉我们把骨灰埋在什么地方。^[41]
　　我们的家庭生活变得更加大学生化了。女房东——是个信教的熨衣老太太——要求我们另找房子，说她希望把她的屋子租给信教的人。这样我们就搬家了。
　　2月10日对杜马中的五个布尔什维克代表进行了审判：所有布尔什维克代表——彼得罗夫斯基、穆拉诺夫、巴达耶夫、萨莫伊洛夫、沙果夫以及列·波·加米涅夫，都被判处流放。
　　伊里奇在1915年3月29日的《对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的审判证明什么？》^[42]一文中写道：“事实说明，觉悟的俄国工人先锋队在战争的头几个月里实际上就已团结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的周围。不管这个事实使某些‘党团’多么不愉快，但这是无可置辩的事实。起诉书援引了这样一句话：‘不应当把枪口对准自己的兄弟即别国的雇佣奴隶，而要对准各国反动的资产阶级政府和政党’。通过审判，这句话一定会而且己经使实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号召传遍俄国。通过审判，俄国工人先锋队的阶级口号已经深入广大群众。
　　资产阶级和部分小资产阶级的彻头彻尾的沙文主义，另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的动摇不定，工人阶级的上述号召一这就是我国政治分野的客观实际情况。必须把自己的‘意图’、希望和口号同这种实际情况结合起来，而不应当把它们同知识分子和集团创立者的善良愿望结合起来。
　　真理派的报纸和‘穆拉诺夫式’^[43]的活动，已使俄国五分之四的觉悟工人团结起来。约有四万工人购买《真理报》，而读《真理报》的工人则更多。就让战争、牢狱、西伯利亚、苦役夺去他们中间五分之四、十分之九的人吧！但要消灭这个阶层是不可能的。这个阶层活着，充满着革命精神和反沙文主义精神。只有这个阶层屹立在人民群众中间，深入群众，宣传着被剥削被压迫的劳动群众的国际主义。在普遍崩溃的情况下，只有这个阶层屹立未倒。只有这个阶层引导半无产者阶层从立宪民主党人、劳动派分子、普列汉诺夫、《我们的曙光》的社会沙文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对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的审判，向整个俄国表明了这个阶层的存在，表明了它的思想和活动，表明了它对‘同别国雇佣奴隶结成兄弟情谊’的呼吁。
　　必须同这个阶层一起活动，必须维护它在反对社会沙文主义者斗争中的统一。俄国工人运动只有走这条道路才能朝社会革命的方向发展，才不致变成民族自由主义的‘欧洲’式的工人运动。”^[44]
　　实际生活很快地表明了列宁是正确的。伊里奇毫不懈怠地宣传着国际主义的思想，揭露着形形色色的社会沙文主义。
　　母亲去世后，我的凸眼性甲状腺肿病复发了，医生嘱咐我到山中去休养。伊里奇根据招租广告在一个偏僻的地方找到一处便宜的公寓，是在罗特霍伦山脚下的泽伦堡“马琳塔尔”饭店。在那里我们度过了整个夏天。
　　我们动身前不久，“日本人”（博什同志和皮达可夫同志）到伯尔尼来了，他们带来在国外创办秘密的大型杂志的草案，在这个杂志上将能充分讨论一切最重大的问题。《共产党人》杂志将由基辅斯基夫妇（即博什同志和皮达可夫同志）参加的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来编辑出版。这一点已经谈好。夏天，伊里奇为《共产党人》杂志写了一篇长文《第二国际的破产》。^[45]同年夏天，由于进行国际主义者代表会议的筹备工作，伊里奇同季诺维也夫合写了《社会主义与战争》这本小册子。^[46]
　　在泽伦堡我们生活得挺好。周围是森林、髙山，罗特霍伦山顶上甚至还有积雪。瑞士的邮件是很准时的。而且，在泽伦堡这样一个偏僻的山村里，竟能免费从伯尔尼或苏黎世的图书馆里借到任何书。只要给图书馆寄一张写着地址和要借的书的明信片去就成。没有人向你问什么问题，不要任何证明，不要任何人保证你不会把书骗走，——这同官僚主义的法国是完全相反的。两天之后，你便可以接到用硬纸包起来的书，纸包上用细绳系着一张硬纸做成的证签，证签的一面记着借书人的住址，另一面记着寄书的图书馆的馆址。这使住在最偏僻的地方的人也能够从事研究工作。伊里奇满口赞扬瑞士的文明。在泽伦堡非常适于从事研究工作。过了不久，印涅萨到我们这里来了。我们每天起得很早，午饭前（瑞士全国通常在十二点钟吃午饭），我们各自在花园的一角用功。印涅萨常在这个时候弹奏钢琴；在传来的音乐声中读书效果特别好。午饭以后，我们有时去山里玩一整个下午。伊里奇很喜欢山，喜欢在傍晚时分爬到罗特霍伦山的支脉上去，那时山顶上景色瑰丽，而在脚下则飘浮着玫瑰色的薄雾；或是沿着什拉坚夫鲁山漫步，——这座山离我们约有两公里远，我们把这座山名译成“步步难登”。无论怎么也爬不上它的广阔平坦的峰顶——这座山布满了被春水冲击成的嶙峋的石块。我们很少爬到罗特霍伦山上去，虽然从那里能望见阿尔卑斯山的绝妙景色。我们在鸡进舍时就睡；我们还去釆集阿尔卑斯山的玫瑰和野果，并且大家都非常喜欢采蘑菇——这里遍地都是白蘑菇，另外，也有其他种类的蘑菇的幼苗。在辨别蘑菇的种类时，我们常常发生热烈的争论，人们可能会以为我们在讨论一个具有原则性的决议案呢。
　　在德国，斗争开始炽烈起来。4月间，罗莎·卢森堡和弗兰茨·梅林创办的《国际》杂志出版了，但随即被查封了。尤尼乌斯（罗莎·卢森堡）写的小册子《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危机》出版了。卡尔·李卜克内西写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的宣言《主要敌人在我们自己国内》出版了。6月初，卡尔·李卜克内西和敦克尔^[47]共同起草了《给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和德国国会党团的公开信》，反对社会民主党大多数人对战争所持的态度。上千名党的负责干部在这个《公开信》上签了名。
　　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看到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影响不断地增长，决定加以阻挠，一方面发表了由考茨基、哈阿兹^[48]和伯恩施坦签署的反对割让土地的宣言，并且号召党的团结；另一方面则以中央委员会和德国国会党团的名义反对左翼反对派。
　　罗伯特·格里姆^[49]于7月11日在瑞士的伯尔尼召集了研究筹备左派社会民主党人国际代表会议问题的预备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七个人（格里姆、季诺维也夫、阿克雪里罗德、瓦尔斯基、瓦列茨基^[50]、巴拉巴诺娃、莫尔加利）。实际上除季诺维也夫外，参加这次预备会议的并没有真正的左派。全部会谈给人这么一种印象：到会者中间，谁也没有认真地想要召开左派代表会议。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感到十分不安，他给各方面大量写信，——给季诺维也夫、拉狄克、别尔津、柯伦泰以及洛桑的同志们写信，他关心在这次代表会议上能保证真正左派的席位，关心尽量加强左派之间的团结。8月中旬，布尔什维克已拟订出（1）宣言，（2）决议案和（3）声明草案，并送给了最坚决的左派同志们讨论。10月，列宁和季诺维也夫合写的小册子《社会主义与战争》已译成德文。
　　代表会议于9月5日至8日在齐美尔瓦尔德举行；十一个国家的代表（共三十八人）出席了这次会议。结成所谓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只有九人（列宁、季诺维也夫、别尔津、霍格伦^[51]、涅尔曼^[52]、拉狄克^[53]、博尔夏特^[54]、普拉廷^[55]以及代表会议后参加的罗兰—霍尔斯特）。出席会议的俄国代表还有：托洛茨基、阿克雪里罗德、尤·马尔托夫、纳坦松、切尔诺夫^[56]和一个崩得分子。托洛茨基没有加入齐美尔瓦尔德左派。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开会前就到了，在4日举行的非正式会议上作了关于战争性质和国际代表会议应釆取的策略的报告。围绕着“宣言”问题展开了争论。左派提出了自己的宣言草案和关于战争与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的决议草案。大多数代表否决了左派的草案，而通过了模糊得多的、战斗性差得多的“宣言”。左派分子签署了共同宣言。伊里奇在《第一步》一文里对齐美尔瓦尔德会议作了这样评价：
　　“我们中央委员会是否应当签署这个不彻底的和畏首畏尾的宣言呢？我们认为应当签署。至于我们的不同意见，即不仅是中央委员会的也是代表会议全体左翼国际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不同意见，无论在专门决议中，在专门宣言草案中，或在表决妥协性宣言时所作的专门声明中，都直率地提到了。我们毫不隐讳自己的观点、口号和策略。代表会议散发了德文版小册子《社会主义与战争》。我们过去传播，现在传播，将来也要传播我们的观点，使这种观点的传播不亚于宣言的传播。这个宣言在同机会主义作实际的斗争中，在同机会主义实行决裂方面前进了一步，这是事实。现在我们有充分的自由和可能来批评不彻底性并争得更多的东西。我们如果拒绝同少数德国人、法国人、瑞典人、挪威人和瑞士人一道迈进这一步，我们就会犯宗派主义错误”。^[57]在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上，左派组织了自己的常务局，总之，他们形成了一个单独的小组。
　　虽然在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之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写过，必须给考茨基分子们看看我们的决议草案：“……（荷兰人＋我们＋德国左派＋0，这样也不要紧，以后将不是零，而是所有的人）！”^[58]但是前进的步伐实在太慢了，因此，伊里奇对这一点很难容忍。《第一步》一文的第一句话就指出革命运动发展的速度太缓慢了：“在战争引起的严重危机的时期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开展得很缓慢。”^[59]因此，伊里奇从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回来以后，变得非常烦躁。
　　伊里奇从齐美尔瓦尔德回来的次日，我们就到罗特霍伦山上去玩。我们“兴致勃勃地”往山上爬。但当我们爬上山顶的时候，伊里奇突然往地上一躺，在一个很不舒服的地方，几乎就在雪地上呼呼地睡着了。刹那间乌云四起，过了不大会儿云散了，这时候从罗特霍伦山上能够望见阿尔卑斯山的奇异景色。但是伊里奇却一动也不动地酣睡着。睡了约摸一个多钟头。显然，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把他累坏了，耗费了他很多的精力。
　　必须在山上和泽伦堡周围游逛几天，以便使伊里奇恢复健康。柯伦泰到美国去了。伊里奇给她写信，嘱咐她必须尽量团结美国左派国际主义分子。^[60]10月初，我们回到伯尔尼。伊里奇到日内瓦去作关于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的专题报告，继续同柯伦泰通信谈美国人问题及其他问题。
　　那是一个有些闷热的秋天。伯尔尼主要是一个行政性和教育性的城市。这里有许多好的图书馆，有许多学者，可是这个城市的整个生活浸透了一种小资产阶级精神。伯尔尼这个地方是很“民主”的。共和国的高级官员的妻子每天在凉台上抖弄地毯；伯尔尼的妇女完全被这些地毯和家庭的舒适生活吸引住了。这年秋天，我们租了一间有电灯的房间，我们把箱子和书都搬去了。我们搬家的那天，什克洛夫斯基夫妇到我们这里来了，我就打开电灯给他们看看有多亮。可是，什克洛夫斯基夫妇走后，房东太太就吵吵嚷嚷地跑到我们这里来，要我们第二天就搬家，因为她不允许白天在她的住宅里开电灯。她既然有点古怪，我们就另租了一间房子，比较简陋些，没有电灯。次日我们就搬进这个新租的房间里去了。瑞士到处都笼罩着露骨的小市民气氛。伯尔尼来了一个用德语演出的俄国剧团；剧团演出了列甫·托尔斯泰的剧本《活尸》。我们也去看过。演得非常好。伊里奇从心里讨厌一切小市民的庸俗习气和繁文绸节。这个剧使他非常感动。后来他还想再去看一次。总之，俄国人很喜欢这个戏。瑞士人也喜欢这个戏。但是他们喜欢这个戏的什么呢？他们很同情普罗塔索夫的妻子，把她的遭遇牢牢记在心上。“嫁了这样一个放荡的丈夫，而他们两人都是有钱有地位的人，本来能够过幸福的生活的。不幸的莉扎！”
　　1915年秋天，我们比任何时候都专心地呆在图书馆里读书，照常出去散步。但是，怎么也不能去掉这种被囚禁在小市民式的民主主义笼子里的感觉。而在另一个地方，革命斗争在高涨着，生活在沸腾着，可是这一切却离我们很远。
　　在伯尔尼能同左派建立直接联系的机会很少。我还记得印涅萨去瑞士的法语区与瑞士的左派奈恩和格拉贝进行联系的情况。她怎么也见不着他们。不是奈恩去钓鱼了，就是格拉贝忙着家务。“父亲今天忙着哩，我们洗衣服，他在晾衣服，”格拉贝的小女儿很有礼貌地对印涅萨说。钓鱼、晾衣服——这些事儿都不坏，伊里奇也曾不止一次地看过牛奶锅子，不让牛奶溢出来。但是当晾衣服和钓鱼之类的事情妨碍了重大问题的讨论、妨碍了左派组织问题的讨论就不很好了。后来印涅萨拿着别人的护照到巴黎去了。从齐美尔瓦尔德回去以后，梅尔黑姆^[61]和布尔德朗^[62]在巴黎成立了恢复国际联系的委员会；印涅萨代表布尔什维克参加了这个委员会。她不得不在那里进行了许多斗争来捍卫左派路线，左派路线终于得到了胜利。印涅萨曾把自己的工作情形详细地写信告诉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印涅萨在1916年1月25日的明信片中这样写道：“亲爱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谢谢您的来信，您的信安慰了我，也鼓舞了我。我恰好在那天因为同梅尔黑姆没有谈成功而情绪不高。现在，当您写信告诉我托洛茨基拒绝参加荷兰杂志工作的时候，我也就能更好地理解梅尔黑姆为什么拒绝参加这个杂志的工作了——显然这两件事是有联系的。您的来信再及时不过了，这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对于工作的性质有了一种看法，但对这种看法还有些动摇，而您的来信使我最终肯定了这种看法。一般说来，我在这里生活得不错。真的，我感到相当疲倦，工作很累，例如今天花了四小时等着会客。我终于搞到国立图书馆的借书证，并且了解了利用该图书馆目录的办法以及其他必需的情况。好吧！祝一切顺利。握手。”
　　与这封信的同时，印涅萨在书脊里寄来一封信，详细地叙述了自己以后的工作。那上边写道：

　　“亲爱的朋友们：只给你们写几句话，因为时间很少。从我上次给你们写信以来，‘行动委员会’已开过两次会了。一次会上讨论了呼吁书（关于法国党“少数派”不是同德国党“多数派”、而是同德国党“少数派”采取同一步调的问题；关于恢复国际的问题）。托洛茨基的草案被否决了，而代之以梅尔黑姆的草案。梅尔黑姆草案没有谈恢复国际问题，只是说：‘国际应该建立在阶级斗争的基础上，建立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的基础上，建立在争取和平的斗争的基础上。我们将加入这样的国际’。其次谈到，国际若不建立在这些基础之上，那就是对无产阶级的欺骗。我提出了一些修正意见——关于对社会沙文主义者进行斗争的意见（答复是把这一点放在结尾部分），关于国际要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的意见（这点已经通过了），最后我反对‘我们将加入这样的国际’的提法，我提议改成‘我们要在这一基础上改组国际等等’。为了这个‘改组’，梅尔黑姆和布尔德朗都起来攻击我。梅尔黑姆说我们是盖得派（老手法），说我们抽象地考虑问题，没有估计形势，说法国社会主义者不愿意听到分裂，等等。我回答他说：旧式的盖得派并不坏，现在只有我们的策略是生气勃勃的、现实的，因为现在只有把自己的观点和沙文主义者的观点明确地对立起来，才能把无产阶级的力量团结在自己的周围；领袖们的背叛已引起怀疑和失望；工厂里许多工人读了我们的小册子说：‘这很好，但再也没有社会主义者了’、我们必须把有社会主义者这个好消息传到群众中去，只要我们能彻底同沙文主义者决裂，我们就能做到这一点。”

　　接着，印涅萨在信中叙述了青年工作和印发传单的计划，叙述了同机工、裁缝、土工以及同工会各个部门的联系等等。印涅萨在我们巴黎小组中也做了许多工作，她跟小组的成员萨波日科夫见过面。萨波日科夫起初志愿参军到前线去了，现在他已赞成布尔什维克的观点，并开始在法国士兵中间做宣传工作。
　　什克洛夫斯基同志办了个不大的化学实验室，我们的人卡斯帕罗夫、季诺维也夫为了挣工资也在那里工作。季诺维也夫时常沉思地看看试管和烧瓶，现在所有的住所里都摆着试管和烧瓶。
　　那时在伯尔尼主要地只能进行理论研究工作。开战一年以来许多问题都比较清楚了。例如，欧洲联邦问题的提法充分地表明了这一点。1914年11月1日中央机关报上公布的中央委员会的宣言中说：

　　“欧洲社会民主党人当前的政治口号应当是建立欧洲共和国联邦，但是社会民主党人与资产阶级不同，资产阶级只要能把无产阶级拖入沙文主义的洪流，什么事情都可以‘答应’，社会民主党人则要阐明，不举行革命推翻德、奥、俄三国的君主制度，这个口号完全是一个虚伪和荒唐的口号。”^[63]3月，在社会民主党国外支部代表会议上，这个口号引起了很大的争论。代表会议的报道中说道：“关于‘欧洲联邦’口号问题的争论，只偏向政治一方面，因此，决定把这个问题延缓到报刊上讨论这个问题的经济方面时再来解决。”^[64]

　　关于帝国主义以及它的经济本质问题，关于资本主义列强剥削弱小国家的问题，关于剥削殖民地的问题，都充分地提出来了。因此，中央机关报作出了这样的结论：“从帝国主义的经济条件来看，即从占有殖民地的‘先进的’‘文明的’强国输出资本和瓜分世界这一点来看，欧洲联邦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是无法实现的，便是反动的……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成立欧洲联邦，就等于缔结瓜分殖民地的协定。”^[65]
　　可是，那时也许可以提出另一个口号，即世界联邦的口号吧？关于这个问题伊里奇写道：
　　“世界联邦（而不是欧洲联邦）是我们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可能实现的民族联合和自由发展的国家形式，直到共产主义的完全胜利使一切国家包括民主国家完全消灭为止。然而把世界联邦口号当做一个独立的口号未必是正确的，因为第一、它和社会主义混合起来了；第二、它会产生认为社会主义不可能在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不正确的见解，以及对这个国家和其余各国间的关系的不正确的见解。”^[66]这篇文章很好地表明了 1915年末伊里奇的思想过程。显然，他的思想一方面是日益深刻地研究世界大战的经济根源，即帝国主义的经济根源，另一方面是找出一条争取社会主义的世界斗争所将遵循的道路。
　　1915年末和1916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在研究这些问题，为他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67]一书搜集了材料，并反复重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以便更清楚地了解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及其发展。

^[1] 《列宁全集》第21卷第3页。——编者注

^[2] 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莫伊谢耶夫（Алексей Сергеевич Моисеев，1887年10月6日——1919年10月12日），1901年起参加革命运动。1904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07年被捕。1908年被流放到伊尔库茨克，但在途中逃脱，后流亡国外。一战中参加法国志愿军，退役后参加《我们的言论报》的工作。二月革命后回国。十月革命后任沃罗涅日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1919年9月在与什库洛和马蒙托夫白军的作战中受伤被俘，10月12日英勇就义。

^[3] 批评。——编者注

^[4] 反批评。——编者注

^[5] 《列宁全集》第35卷第139页。——编者注

^[6] 普列汉诺夫青年时代曾在军事学校读过书，列宁指的可能是这段经历。——译者注

^[7] 即为费奥多尔·费多洛维奇·拉斯科尔尼科夫。
　　费奥多尔·费多洛维奇·拉斯科尔尼科夫（Фёдор Фёдорович Раскольников，1892年1月28日——1939年9月12日），1910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2—1914年在《明星报》和《真理报》任职。二月革命后任喀琅施塔得苏维埃副主席，参与了十月革命。1918年当选立宪会议议员。内战期间曾任红军海军副司令、伏尔加河军事舰队司令、阿斯特拉罕—里海军事舰队司令、伏尔加—里海军事舰队司令、波罗的海舰队司令。1921—1923年任苏俄驻阿富汗大使。1930—1933年任苏联驻爱沙尼亚大使。1933—934年任苏联驻丹麦大使。1934—1938年任苏联驻保加利亚大使。1938年拒绝返回莫斯科，公开抨击斯大林的政策，并流亡法国。1939年因苏联签署《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密约》而精神失常，9月12日坠楼身亡，许多人怀疑是被格别乌暗杀的。1963年平反。

^[8] 列宁于1914年9月28日（10月11日）在洛桑就普列汉诺夫的专题报吿展开论战时作了批判普列汉诺夫沙文主义观点的发言。（见《列宁全集》第36卷第288—290页。）——编者注

^[9] 《列宁全集》第36卷第295页。——编者注

^[10] 艾米尔·王德威尔得（Émile Vandervelde，1866年1月25日——1938年12月27日），生于比利时布鲁塞尔南郊伊克塞尔城，1881年进布鲁塞尔大学，1885年毕业，获法律博士学位，在布鲁塞尔当律师。1885年加入比利时工人党，参与领导比利时工人为争取普选权举行的3次全国性总罢工（1893、1902和1913年）。1894年起被选为议员。1900年以后成为比利时工人党议会党团领袖。从1900年9月起，第二国际在布鲁塞尔设立常设机构社会党国际局，他担任主席。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公开支持帝国主义战争。8月4日被任命为国务大臣。1918～1937年，先后在资产阶级政府中担任司法、外交、不管和公共卫生部大臣。十月革命后反对苏维埃俄国，致力于恢复第二国际。1923年被选为新成立的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常务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

^[11] 见《列宁全集》第36卷第285页。——编者注

^[12] 见《列宁全集》第35卷第140—141页。——编者注

^[13] 《列宁全集》第35卷第143—144页。——编者注

^[14] 儒勒·巴西尔·盖得（Jules Basile Guesde，1845年11月11日——1922年7月28日），法国社会主义者，1880年与保尔·拉法格（Paul Lafargue）等人一起成立了法国工人党。长期积极参加法国社会主义运动和第二国际的活动，一战爆发后，支持法国政府参战。

^[15] 拉姆塞·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1866年10月12日——1937年11月9日），出身于苏格兰一个农场工人家庭，1885年参加社会民主同盟（Social Democratic Federation），1893年参加独立工党（Indenpendent Labour Party），1900年任工人代表委员会（Labour Representation Committee）书记，1906年工人代表委员会改称工党，同年麦克唐纳被选为下院议员，并任工党议会党团主席。一战爆发后因反对英国参战而辞去党主席职务。1922年重任党主席，1924年组织了首届工党内阁，出任首相，1929年至1931年再次出任工党内阁的首相，1931年因同自由党、保守党组织联合内阁，被工党开除，此后担任联合内阁首相至1935年。

^[16] 詹姆斯·凯尔·哈第（James Keir Hardie，1856年8月15日——1915年9月26日），出身于工人家庭。早年担任矿工。1879年起参加工会运动。1879—1886年任全国矿工大会主席，领导矿工罢工。1886年任艾尔郡矿工工会主席，支持自由党。1888年发起成立苏格兰工党。1892—1895年、1900—1915年任国会议员。1893年发起成立独立工党。1900年发起成立工人代表委员会。1906年改组为工党。1906—1908年任工党党魁。一战期间持和平主义立场，呼吁以全国大罢工阻止英国参战。1915年逝世。

^[17] 亨利·迈尔斯·海德门（Henry Mayers Hyndman，1842年3月7日——1921年11月20日），出身于富商家庭。1865年毕业于剑桥三一学院。1880年起从政，持保守主义立场。1881年受《共产党宣言》影响，立场急剧左倾，1881年发起成立“民主联盟”，1884年改组为社会民主联盟，持改良主义立场。1887年参加失业工人游行，短暂被捕。1900—1910年任第二国际执行局委员。1911年发起成立英国社会党。一战期间支持战争，曾任粮食部顾问，1916年被开除出党，同年发起成立国家社会党，自任党主席，仇视十月革命。1921年去世。

^[18] “漂亮的法兰西”。——编者注

^[19] 根据情况。——编者注

^[20] 《列宁全集》第35卷第146—148页。——编者注

^[21] 查尔斯·奈恩（Charles Naine，1874年6月27日——1926年12月29日），早年担任钟表匠。1901年起担任律师，同年加入瑞士社会民主党。1903年因拒服兵役而入狱。1905—1910年任纳沙泰尓州议员。1911—1926年任国民议会议员。一战爆发时持和平主义立场。1915年参加齐美尔瓦尔德会议，持中派立场。1917—1926年任洛桑州议员。

^[22] 欧内斯特—保尔·格拉贝（Ernest-Paul Graber，1875年5月30日——1956年7月30日），1903年起参加社会主义运动。1912—1943年任国民议会议员。一战期间持和平主义立场，1916年任《劳动报》编辑。1917年反对十月革命。1915—1917年、1920—1936年任社民党主席。1929—1930年任国民议会主席。1956年去世。

^[23] 见《列宁全集》第21卷第25—72页。——编者注

^[24] 指《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这本小册子（《列宁全集》第32卷第56—98页）。——编者注

^[25] 指“鲍日”反党集团分子，该集团因其所在地鲍日（瑞士）而得名。——译者注

^[26] 叶夫根尼娅·波格丹诺夫娜·博什（Евге́ния Богда́новна Бош，1879年8月11日——1925年1月5日），19世纪90年代末参加社会民主主义运动。190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以后是布尔什维克。1911—1912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基辅委员会书记。1912年被捕并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同年和皮达可夫一道经海参崴流亡日本，后流亡瑞士，在国家问题上反对列宁，后流亡挪威。二月革命后回国。十月革命后曾任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兼内政人民委员。1918年是“左派共产主义者”，反对签署《布列斯特和约》。1918年8—10月任俄共（布）奔萨省委主席。1923年签署了“四十六人声明”。1925年因病自杀。

^[27] 阿维尔·萨夫隆诺维奇·叶努基泽（Авель Сафронович Енукидзе，1877年5月7日——1937年10月30日），1894年起开始组织学生运动。1899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1年起成为职业革命家。多次被捕和流放。1916年被征入伍。二月革命后当选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十月革命期间任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彼得格勒执行委员会委员，参与了彼得格勒武装起义。1918—1922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1922—1935年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1924—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7—1934年任苏联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34—1935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37年在大清洗运动中遇害。1959年平反。1960年恢复党籍。

^[28] 《列宁全集》第36卷第249页。——编者注

^[29] 见《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8卷第245—246页。——编者注

^[30] 《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8卷第322页。——编者注

^[31] 见《列宁全集》第21卷第106—107页。——编者注

^[32] 马塞尔·桑巴（Marcel Sembat，1862年10月19日——1922年9月5日），早年担任律师，后从政，持布朗基主义立场。1893—1922年任国民议会议员。1897年加入革命社会主义党。1902年加入法国社会党。1905年加入工人国际法国支部。一战期间支持战争。1914—1916年任公共工程部长。1920年反对加入共产国际。1922年去世。

^[33] 见1915年3月29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0号。——编者注

^[34] 安杰丽卡·伊萨科夫娜·巴拉巴诺娃（Анжелика Исааковна Балабанова，1878年5月7日——1965年11月25日），生于一个富裕的犹太人家庭。1898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成立时即加入。1900年加入意大利社会党。1912年任意大利社会党中央委员。1915年参与了齐美尔瓦尔德会议，1916年参与了昆塔尔会议。她是齐美尔瓦尔德左派，与布尔什维克关系良好。二月革命后加入了布尔什维克。1918年任乌克兰副外交人民委员。1922年因与联共（布）有意见分歧而返回意大利，支持塞拉蒂。1924年塞拉蒂派加入意共后并未一同加入。1924年支持左翼反对派，同年被开除出党。此后相继流亡瑞士、奥地利、法国、美国。二战后回国，反对社会党与共产党合并。1947年加入意大利工人社会党，1951年加入意大利社会民主党。

^[35] 《列宁全集》第36卷第307页。——编者注

^[36] 《列宁全集》第36卷第307页。——编者注

^[37] 路易莎·索莫诺（Louise Saumoneau，1875年12月17日——1950年2月23日），出身于工人家庭。1898年起参加女权主义运动。1900年发起成立裁缝工会联合会。1901年加入法国妇女全国委员会。1905年加入工人国际法国支部。一战期间持和平主义立场。1920年反对加入共产国际，但支持法共活动。1922年发起成立社会主义妇女组织。1950年去世。

^[38] 亨丽爱塔·戈维尔丁·安娜·罗兰·霍尔斯特—范·德·沙尔克（Henriette Goverdine Anna Roland Holst-van der Schalk，1869年12月24日——1952年11月21日），荷兰女作家，社会主义者，著有《森林中的妇女》（1912）和《两个世界之间》（1923）等诗集；曾参加过“论坛”集团，但在“论坛”集团同荷兰社会民主工党的机会主义领导层的斗争中采取了调和立场。

^[39] 彼得·杰尔斯·特鲁尔斯特拉（Pieter Jelles Troelstra，1860年4月20日——1930年5月12日），荷兰诗人、社会主义者。1892年起参加社会主义运动。1894年发起成立荷兰社会民主工党。1897—1901年、1901—1925年任荷兰国会议员。一战期间支持战争。1918年支持德国十一月革命，但其影响力逐渐减弱。1925年脱离政治活动。

^[40] 见《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6卷第206—208页。——编者注

^[41] 伊·瓦·克鲁普斯卡娅是在1915年3月11日（24日）安葬的。——编者注

^[42] 见《列宁全集》第21卷第147—154页。——编者注

^[43] 穆拉诺夫在法庭上发表声明，说他在党中央的口号下把工人组织在党的周围，并叙述了利用国会达到革命目的的情况。——编者注

^[44] 《列宁全集》第21卷第153—154页。——编者注

^[45] 《列宁全集》第21卷第183—236页。——编者注

^[46] 同上书第275—317页。——编者注

^[47] 赫尔曼·路德维希·鲁道夫·敦克尔（Hermann Ludwig Rudolph Duncker，1874年5月24日——1960年6月22日），出身于商人家庭，受过高等教育，得过哲学博士学位。1893年参加社民党，1903年成为新闻工作者、巡回演说家，1911年在中央党校与卢森堡一同执教。1914年8月参加国际派核心小组，后来参加了国际派和斯巴达克同盟。德共（斯）成立时被选为中央委员，1919年1月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1920年未能连任。后任哥达地区独立政府书记。由于患有哮喘病，他便致力于脑力工作和培养活动家的工作。1933年被捕，在集中营内被关押了一年，1936年设法逃到丹麦，1941年抵达美国。反对1939年的德苏互不侵犯条约。1947年返回东德，参加了统一社会党，在大学执教。

^[48] 胡戈·哈阿兹（Hugo Haase，1863年9月29日——1919年11月7日），出生于东普鲁士一个犹太家庭，曾在柯尼斯堡当律师，被称为“穷人的律师”。1897年当选为帝国国会议员，1911年当选为社民党主席，1912年当选为帝国国会中的社民党党团主席。1914年反对投票赞成战争拨款，但由于党的纪律要求，投了赞成票。从1916年起成为中派少数派的发言人。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成立后担任其领袖，1918年11月至12月之间担任人民委员。他是独立党右翼领袖，后来在国会台阶上被民族主义者暗杀。

^[49] 罗伯特·格里姆（Robert Grimm，1881年4月16日——1958年3月8日），出身于印刷工人家庭。1899年加入瑞士社会民主党。1907—1909年任巴塞尔州议员。1909—1918年任伯尔尼市议员。1910—1938年任伯尔尼州议员。1911—1943年任伯尔尼州最高法院院长。一战期间持和平主义立场，参加了齐美尔瓦尔德会议和昆塔尔会议。1918年任奥尔滕行动委员会主席，并领导了全国大罢工。1920年反对参加共产国际。1920—1955年任国民议会议员。1926年任国民议会副主席。1936—1945年任社民党主席。1946年任国民议会主席。1958年逝世。

^[50] 亨利克·瓦列茨基（Henryk Walecki，1877年9月6日—1937年9月20日），本名马克西米利安·霍尔维茨（Maksymilan Horwitz），出身于华沙一个犹太家庭，青年时参加波兰社会党（Polskiej Partii Socjalistycznej），1906年波兰社会党分裂时他参加了左派。1918年参与创立波兰共产主义工人党。1918年至1919年、1923年至1925年间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1923年至1924年当选为政治局委员。1922年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1937年在大清洗中遇害。1955年平反。

^[51] 泽斯·霍格伦（Zeth Höglund，1884年4月29日——1956年8月13日），瑞典作家、记者、社会主义者。出身于制革工人家庭。1904年加入瑞典社会民主党。1914年当选为国民议会议员。一战期间反对战争，并因此入狱。1915年起是齐美尔瓦尔德左派。1917年获释，同年被开除出党，另立左翼社民党，1919年改组为瑞典共产党并加入共产国际。1922—1924年任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1924年因支持党员信教，及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有分歧被开除出党。1926年返回社民党，在党内是左派。1940—1950年任斯德哥尔摩市长。

^[52] 图尔·涅尔曼（Ture Nerman，1886年5月18日——1969年10月7日），瑞典作家、诗人、新闻工作者。1905年起参加社会主义运动。1907年入伍，在军队中开展革命宣传。1908年被捕，获释后流亡法国。1909年回国，参加了瑞典社民党，在党内是左派。1915年起是齐美尔瓦尔德左派。1917年被开除出党，同年发起成立左翼社会民主党，并担任党刊《政治报》编辑。1924年起支持右翼反对派。1931—1937年、1946—1953年任国会议员。1937年退党。1939年返回社民党。二战期间积极发表反对纳粹的文章，并因此入狱。1953年退出政治活动。

^[53] 卡尔·伯恩哈多维奇·拉狄克（Карл Бернгардович Радек），真名卡洛尔·索贝尔松（Karol Sobelsohn，1885年10月31日——1939年5月19日），1903年起参加加里西亚、波兰和德国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参加过1905年革命，并因此被捕和关押过一年。后来在波兰、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报纸编辑部中工作。1912年被波兰党开除，1913年被德国党开除。一战中持国际主义立场，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后，曾在外交人民委员会中工作。1919年后担任过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1919年当选为党中央委员至1923年。是托洛茨基反对派的重要成员，1927年因此被开除出党。1929年恢复党籍。1936年再次被开除出党。1937年以“间谍罪”被判刑。1939年遇害。1988年恢复名誉。

^[54] 尤里安·博尔夏特（Julian Borchardt，1868年1月13日——1932年2月16日），出身于犹太商人家庭，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起曾在多家社会民主党报纸担任编辑，1907年至1913年间在社民党中央教育委员会工作，1911年至1913年间被选为普鲁士邦议会议员。一战爆发后，反对战争拨款，主张左派脱离社民党，同年退出社民党。1915年，柏林和不来梅的一些激进派推他为首领，成立了“德国国际社会主义者”集团（后来改为“德国国际共产主义者”集团），这一派别公开反对战争和沙文主义，参加了齐美尔瓦尔德派。博尔夏特是该派唯一一个出席了齐美尔瓦尔德会议的人。1916年他主办的《光线》杂志被停刊后，他又主办了《灯塔》（Leuchtturm）杂志，而《灯塔》很快也被停刊了。1917年起，他同德国国际社会主义者同盟内的主流派意见不合，便辞职了。1918年12月，他被德国国际共产主义者集团开除，后来同德国共产党接触，但德共对他态度冷淡。此后他再也没有参加任何政党。1921年他重新主办《光线》杂志。他还曾在马克思主义工人学校任教。1931年，莫斯科的马克思恩格斯学院邀请他去讲学，他原本打算赴任，但因病重未能成行。

^[55] 弗里茨·普拉廷（Fritz Platten，1883年7月8日——1944年4月22日），瑞士共产党人，曾参加齐美尔瓦尔德运动，是共产国际创立者之一，并担任瑞士共产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1938年在大清洗中被捕，1944年遇害。

^[56] 维克托·米哈伊洛维奇·切尔诺夫（Виктор Михайлович Чернов，1873年11月25日——1952年4月15日），生于萨拉托夫一个小公务员家庭，在上中学期间参加激进运动。1892年考入莫斯科大学法学院。因参加学生运动而于1894年被捕。1899年流亡国外。1901年参与创立社会革命党，并担任党报《革命俄罗斯》编辑。1903年当选为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委员。1905年革命期间回国，并当选为第二届国家杜马代表。1908年辞去党中央委员会委员的职务。一战爆发后，反对战争。二月革命后回国，并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兼副主席。1917年5月—7月出任临时政府农业部长。1918年1月5日—6日任立宪会议主席。内战期间参加了白军的反革命活动，1920年流亡布拉格。1926年脱离社会革命党。1940年流亡美国，1943年死于纽约。

^[57] 《列宁全集》第21卷第366页。——编者注

^[58] 《列宁全集》第36卷第329页。——编者注

^[59] 《列宁全集》第21卷第362页。——编者注

^[60] 见《列宁全集》第3卷第346—347页。——编者注

^[61] 阿方斯·阿道夫·梅尔黑姆（Alphonse Adolphe Merrheim，1871年5月7日——1925年10月23日），早年担任铜匠，参加了法国总工会（CGT）。1904年任铜匠工会联合会书记。1909年任五金工会联合会书记。一战期间持和平主义立场。后反对十月革命，转向改良主义。1923年退出工会活动。

^[62] 阿尔伯特·亨利·布尔德朗（Albert Henri Bourderon，1858年11月26日——1930年4月2日），法国工会活动家，一战期间持和平主义立场。

^[63] 《列宁全集》第21卷第15页。——编者注

^[64] 同上书第136页。——编者注

^[65] 同上书第319、320页。——编者注

^[66] 《列宁全集》第21卷第321页。——编者注

^[67] 见《列宁全集》第22卷第179—297页。——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