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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义的前夜



  10月7日,列宁从维堡搬到了彼得格勒。[1]决定对这次迁居严守秘密:列宁隐匿的地方,决不告诉任何人,甚至不告诉中央委员。我们把列宁安置在维堡区森林街的拐角处玛格丽特·瓦西里耶夫娜·福法诺娃的住宅里。那是一座大房子,里面住的几乎全是工人。福法诺娃的住宅非常方便,夏天没有人住,甚至连女佣人也没有,而玛格丽特·瓦西里耶夫娜本人又是一个热情的布尔什维克,她为伊里奇交给的一切任务到处奔走。过了三天,10月10日,列宁出席了在苏汉诺娃住宅举行的中央委员会会议,这次会上通过了关于武装起义的决议。投票赞成举行武装起义的中央委员共十人,即列宁、斯维尔德洛夫、斯大林、捷尔任斯基、托洛茨基、乌里茨基[2]、柯伦泰、布勃诺夫[3]、索柯里尼柯夫、洛莫夫[4]。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两人投票反对。
  10月15日,彼得格勒的党组织召开了会议。会议是在斯莫尔尼宫举行的(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问题);出席会议的是各区的代表(维堡区来了八人)。我记得,捷尔任斯基在会上发表了拥护武装起义的演说,丘德诺夫斯基[5]则发言反对。丘德诺夫斯基在前线受了伤,他的手还缠着绷带。他在会议上非常激动,说我们一定会失败,说不能着急。他说:“为革命而死是最容易的,但如果自取杀身之祸,那就会损害革命的事业。”丘德诺夫斯基在国内战争时期真的为革命事业而牺牲了。他不是个空谈家,但是他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别人的发言我记不起了。在表决的时候,极大多数人都赞成立刻举行武装起义,维堡区的全体代表都投票赞成。
  第二天(16日),中央委员会举行了一个扩大会议,会议是在森林街的分区杜马中举行的,出席这次会议的除了中央委员外,还有彼得格勒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军事组织、彼得格勒苏维埃、工会、工厂委员会、铁路工人、彼得格勒地区委员会的代表们。在这次会议上讨论了两条路线:多数人主张立即举行武装起义,少数人反对。结果,列宁的提案获得大多数人的拥护,十九票赞成,两票反对,四票弃权。问题决定了。在非扩大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选出了军事革命总部。
  只有很少几个人到列宁隐匿的地方去,那就是我和玛丽亚·伊里尼奇娜,拉希亚同志也去过一次。我记得这样一件事。伊里奇派福法诺娃到某个地方办事去了。约好无论谁敲门他也不给开,有人按电铃也不答话。我总是按暗号敲门的。福法诺娃有一个堂兄弟,在某军校念书。[6]晚上,我走到门口,看见这个小伙子神色慌张地站在台阶上。他看到我,说:“您知道吗?玛格丽特家里有个人进去了!”“怎么有人进去了?”“我来到这里,按电铃,有一个男人的声音答了一句话,后来我再按,就没有人来答话了。”我对这个青年人撒了个谎,使他相信玛格丽特今天开会,是他听错了。我一直等到这个青年人坐上电车走了之后,才安下心来。我按暗号敲了门,伊里奇给我开了。我开口就抱怨他:“那个青年人可能会叫人来的。”他说:“我还以为有什么紧急的事情呢。”我也整天为执行伊里奇的任务而奔走。10月24日,他写信给中央委员会,提出必须当天就夺取政权。他派福法诺娃把这封信送去,但还没有等到她回来,自己就戴起假发,赶到斯莫尔尼宫去了; 一分钟也不能耽搁了。
  维堡区准备举行武装起义了。五十个女工呆在维堡区区议会里,有一个女医生整夜教她们扎绷带;工人们在区委会里进行武装,他们一批一批地到区委会来领取武器。但是维堡区没有可镇压的人,只逮捕了到工人俱乐部来喝茶的一个上校和几个士官生。当天晚上,我和任尼娅·叶哥罗娃乘卡车到斯莫尔尼宫去打听武装起义进行的情况。
  1917年10月25日(11月7日)早晨,临时政府已被推翻。国家政权已转到军事革命委员会,即领导彼得格勒无产阶级和卫戍部队的彼得格勒苏维埃机关手中。当天,在第二次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成立了工农政府,组织了人民委员会,列宁被任命为人民委员会主席。[7]




[1] 列宁到达彼得格勒的确切日期没有查实。1917年10月3日 (16日)中央委员会的会议记录中写着下列决定:“建议伊里奇搬到彼得格勒来住,以便有可能取得经常密切的联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1917年8月—1918年2月),1958年莫斯科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版第74页)在与这次迁居直接有关的同时代人(拉希亚、绍特曼、福法诺娃)所写的回忆文章中,谈到列宁是在9月底由维堡迁至彼得格勒的,但为保密起见,他的信件看上去似乎是从芬兰寄给中央委员会的。在1921年列宁生前出版的《列宁全集》第1版第14卷中指出的即为文中所写的日期。10月7日(20日)这个日子写入文献是从三十年代开始的。——编者注

[2] 莫伊塞·所罗门诺维奇·乌里茨基(Моисей Соломонович Урицкий,1873年1月2日——1918年8月30日),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年后被捕,被流放到雅库茨克省。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是孟什维克。参与了1905年革命。1906年被捕,先被流放到沃洛格达,然后被流放到阿尔汉格尔斯克。1912年8月,他参加了在维也纳举行的社会民主党会议,参与了“八月联盟”。1914年流亡国外。1916年在斯德哥尔摩成为托洛茨基在巴黎编辑的报纸《我们的言论》记者。1917年二月革命后回到彼得格勒,加入“区联派”,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六大上加入布尔什维克并当选为中央委员委员。1917年8月加入彼得格勒苏维埃。同时在《真理报》和其他党派出版物上工作。1917年10月是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参与了十月革命的领导工作。十月革命胜利后任外交人民委员会委员和全俄立宪会议召集委员会委员。1918年2月领导了彼得格勒革命防卫委员会。在1918年布列斯特谈判中是“左派共产主义者”。在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18年3月10日被任命为彼得格勒契卡主席。1918年12月30日被一名劳动人民社会党人暗杀身亡。

[3] 安德烈·谢尔盖耶维奇·布勃诺夫(Андрей Сергеевич Бубнов,1884年3月22日——1938年8月1日),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2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候补委员。1912—1913年是《真理报》编辑部成员。十月革命期间是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18—1919年是“左派共产主义者”和“军事反对派”。1918年7—11月任全乌克兰中央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1919年1—9月任乌克兰苏维埃政府副内政人民委员。1921年参与镇压喀琅施塔得叛乱。1921—1922年是民主集中派。1923年一度签署了“四十六人声明”。1922—1924年任俄共(布)鼓动和宣传部部长。1924—1929年任红军政治局局长。1924—1934年是联共(布)中央组织局委员。1925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1929—1937年任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1937年被捕。1938年遇害。1956年平反。

[4] 洛莫夫(Ломов,1888年2月5日——1938年12月30日),本名格奥尔基·伊波利托维奇·奥波科夫(Георгий Ипполитович Оппоков),出身于贵族家庭。190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参与了1905年革命。1907—1908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委员。1909年起是召回派。1910年被捕并被流放到阿尔汉格尔斯克。1916年再次被捕并被流放到伊尔库茨克。二月革命后回到莫斯科。1917年5月进入莫斯科苏维埃,7月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10月参与领导了十月革命。1917年10—11月任司法人民委员。1917年底当选为立宪会议议员。1918年是“左派共产主义者”,反对签署《布列斯特和约》。1918—1921年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和主席团成员。1923—1926年是苏联最高经济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25—1927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6—1929年任国营顿巴斯煤炭工业联合公司董事会主席。1927—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9—1931年任苏联最高经济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31—1933年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1934—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37年6月在大清洗运动中被捕,1938年遇害。1956年平反。

[5] 格里戈里·伊萨科维奇·丘德诺夫斯基(Григорий Исаакович Чудновский,1890年10月3日——1918年4月8日),1905年加入孟什维克。1910年被捕并被流放到叶尼塞。1913年流亡国外。一战初期与帕尔乌斯合作,研究一战成因,同时为托洛茨基主办的《我们的言论报》供稿。1915年与帕尔乌斯决裂。1916年流亡美国。二月革命后试图回国,被英国政府逮捕,后获释,加入了“区联派”。七月事变后加入布尔什维克。彼得格勒武装起义期间任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1917—1918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17年11—12月任西南阵线特别委员。1917年12月被乌克兰军队俘虏,被判处死刑。1918年基辅解放后获释。1918年4月8日在与德军作战中壮烈牺牲。

[6] 指工艺学院学生叶·阿·弗洛罗夫,他是玛·瓦·福法诺娃家一个密友的儿子。——编者注

[7] 关于成立工农政府的决定是代表大会于1917年10月26日(11月8日)通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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