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拉法格

雨果传说

拉法格

(1885年6月23日)



  从今以后,可以从历史的大公无私的角度来看维克多·雨果了。

  1852年的政变以来,雨果已经成了传说中的人物。在帝政时期,为了反对波拿巴和拥护共和的宣传获得益处,人们不敢反对这种寻求半神化的人物的、幻想的结晶;5月16日的事件以后,也就没有必要去搅扰一个已经老迈而且不再起作用的人物的晚年安宁。可是今天,这位诗人被报界歌颂,被承认和宣布为“本世纪的大人物”以后,已经安息在号称“天才们的庞大坟墓”的先贤祠中,于是批评界重新获得了批评他的权利。批评界可以不再顾忌政治利益的牵累,和徒然地得罪一个已经不能为害的老人,而来研究这位大名鼎鼎的人物的生平。批评界有责任把埋没在谎话和夸张之下的真相发掘出来。

  雨果崇拜者看见亵渎神明的批评居然敢攻击他们的偶像,必将大为愤慨。可是,请他们沉住气吧。历史的批评并不在乎如何讨人喜欢,也不怕别人不高兴。

  这一篇根据1869年收集的资料写成的论文,并不企图对这一个题目作彻底的探讨,只企图将如此古怪地不为人所知的雨果的真实性格,大白于天下。

保尔·拉法格
圣贝拉奇,1885年6月23日[1]


一


  1885年6月1日,巴黎举行本世纪规模最宏大的葬礼,被埋葬的是维克多·雨果,il poeta sovrano[2]。一连十天之久,全法国报纸给法国和欧洲的舆论下了一番准备功夫。由于红旗的游行,和拉雪兹神父公墓中警察的冲锋,重新唤醒“血腥的一周”的记忆,一时颇为激动的巴黎,又开始专门关心曾经是“人类良心的最出色的代表”的那个人。为了颂扬“曾经体现了活生生的人道思想的那位天才”,报纸用整整三版,还不够登——第四版被广告占满了。虽然维克多·雨果曾用过许许多多赞扬之词,丰富了语言,当新闻记者们要用这语言,表示钦佩这位“宇宙间最巨大的思想家”,却感觉语言贫乏,于是有人只好借助于图像了。有一张晚报,感到言词不够用,只好在第一版画着一个正在沉入海中的太阳。雨果的死,无异于天上星辰的殒落。“艺术之道穷矣!”

  居民被报纸的热烈空气所激动,有三十万男人、女人和儿童,跟随着穷人的柩车[3],把诗人遗体送进先贤祠。柩车经过的广场、街道和两旁人行道上,看热闹的有一百万人。

  标志着帝国勋业的凯旋门上,挂着一方志哀的大黑幔,街上煤气灯和其他路灯,透过黑纱,射出惨淡的光线;用长毛绒布和长命花扎成的花圈,躺在灵床上的雨果的图片,刻有“国丧”字样的铜质纪念章……总之,所有能象征绝望的哀痛的东西全被用上了;可是广大的群众,对死者既无惋惜之感,对作家也没有保存什么回忆,雨果使群众对他漠不关心。在他们眼前,被人送到先贤祠去的是“从来没有过的最伟大的诗人”,这一点,群众仿佛茫然无知。

  兴高采烈、纷扰杂遝的人群,对于天气和戏剧式的场面,表示满意;观众打听那些仿佛是为了使观众高兴而在游行的名流的姓名,和各地、各城的代表团;观众赞美用马车载着的,大得和纪念碑似的花圈;观众给射击团体吹奏的、刺耳的嘈杂笛声鼓掌;观众用讥嘲的笑声,欢迎戴鲁莱德和他的穿着绿色大衣的俨乎其然的神气;一等到“口福长享”[4]团体的旗帜过来,——他们的标记中的煎兔,——用马粪纸做成的庞大的注射管,更使观众的欢乐达到顶点。

  演员和观众,都兴高采烈。那倒是真的,几条大街上的居民,由于死者的遗体不打他们门前运过,感到失望;他们怀着醋意,估计假如遗体经过他们门口,整把的钱钞一定会落入他们的口袋;他们怀着恨互相告诉,某些窗户,某些露台,用几百法郎或几千法郎租出去了;三个钟头的时间,房东的收入比六个月的房租还多。可是愤懑不平的怨声,消失在普遍的欢乐声中。圣米歇尔大道上那些女客混迹的酒店,在门口的人行道上搭满了台架;人们出了重金,买得在台架上坐着晒太阳,喝加水或加葡萄酒的啤酒的权利。那些沾小便宜的人,天一亮就去占了好位置,有的放一张椅子,有的用桌子、长凳或梯子,临时转让给好奇的人,借以获得足以过两天财主式的、吃喝玩乐的生活的本钱。旅馆、酒馆的老板,和开餐馆的人们,高兴得满面笑容,用手在衣袋里扪摸着在这节日里挣来的五法郎一块的大把钱币。其中有一个人,神气十分自信地说:“若要生意兴隆,必须每星期死那么一个维克多·雨果!”生意确实兴隆得很!鲜花和送葬的旌旗,报纸,图像,涂成古铜色、金色或银色的锌片做成的七弦琴,电镀的纪念章,带别针的肖像,黑纱,袖纱,围巾,三色的和五颜六色的缎带,以至啤酒、葡萄酒、火腿香肠之类,无不畅销;饥不择食的人们,就站在街上,或者站在柜台前面,拿来就吃、就喝,不计较价钱,也不问吃的喝的是什么;同时,卖春业也大为兴隆——四面八方,从外省或外国来的人,和卖春的女人欢作乐,这也算是对死者表示一番敬意。

  6月1日的葬礼,对于入先贤祠的死者,对于追随死者遗体到先贤祠去的那个阶级,都是非常相称的。作为无产阶级觉悟部分的法国和外国的社会主义革命组织,没有派代表参加维克多·雨果的丧仪。无政府主义者却是例外,并且为了再一次使他们自己和革命的社会主义者有所区别,把他们的黑旗与送葬行列中的五色缤纷的旌旗夹杂在一起;他们之中的出类拔萃的人物艾里塞·邵可侣,请求他的朋友纳达,把他的姓名登入丧仪册。然而,一方面政府在禁止展开红旗;另一方面瓦克里先生在宣称,雨果在放逐期间,每逢政变的牺牲者下葬,雨果总跟在红旗后面走,激进派的报纸也在要求给公社的旗帜以上街的权利,并且提醒大家,在1871年,被帝政放逐在国外的雨果,曾经打开他在布鲁塞尔寓所的大门,接纳来自巴黎的逃亡者,这一切都似乎争先恐后地邀请革命志士们,在雨果的灵柩周围聚集起来,作为各共和党派的联合中心。可是社会主义革命者拒绝参加6月1日迎神赛会式的游行。

  伦敦城的大亨们,接到了参加诗人葬礼的邀请,并没有派代表团来;因为他们的理事之中,有些人宣称读了雨果的作品,简直莫名其妙;用这样的理由来说明为什么拒绝参加葬仪,确乎是太不了解维克多·雨果了。毫无疑问,伦敦那群体面的米希林、吕艾尔以及里洪-阿勒曼之流,脑筋中以为死去的那个作家,也只是一个笔耕的无产者,这种人将自己的脑子,按星期或按年,租给出版界的阿歇特或报界的维勒梅桑。如果伦敦的大资本家知道死者在洛特希尔德银行立有户头,他是比利时银行最大的股东,他生前是个有眼力的人,他怕法国常发生革命,而且大家传说要焚烧国家的“债务总册”,所以把自己的资金存放在国外,他从不改变小心谨慎的态度,他购买了五十亿祖国解放公债的一部分,仅仅是因为这公债有六厘的利息;如果伦敦城的大亨们听说诗人一生出卖字句,累积了五百万法郎的财产,他曾经是个精明的文学商人,在讲价钱、订合同对自己有利的本领上,他是个大师,他发了财,他的出版人却破了产,这种事情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如果人们这样列举死者的头衔,那么,作为新旧两世界商业心脏的伦敦城的体面代表们,对于参加上述重大葬礼这件事,决不会再讲价钱的;正相反,他们势必一定要对这位善于将诗歌和生意经联系起来的百万富翁表示敬意。

  在这方面情况比较熟悉的法国资产阶级,在雨果身上发现本阶级的本能、热情和思想的最完整最出色的人身化之一例。

  资产阶级的报纸,将整栏整篇的夸张的歌颂投掷在死者身上,并以此陶醉自己,却疏忽了维克多·雨果富于代表性的一面,没有把它突出来;在后世眼中,雨果的最真实的头衔恐怕倒是在这一面,所以我试图着来弥补这一遗漏。

二


  合法王朝党人不能宽恕维克多·雨果,因为他在1830年前是激烈的保王党和热烈的天主教徒,1830年以后却转到共和党去了。合法派忘记了,有一个拉罗什雅克兰男爵,旺代派的子弟,参加了第二帝国的贵族院,曾经豪爽地回答上面所说那一类质问,说:“除非傻瓜笨蛋,才永远不随风转舵。”不能采取这种贵族式的轻蔑态度的诗人雨果,对他所脱离的党派,从来不作这样鲁莽的辩解,可是他愿意向共和分子解释,为什么他曾经是保王党,1831年他在他的诗集《秋叶集》序文中这样写:

  “我母亲是旺代的‘女匪’;十五岁时,她穿越波卡日,和邦尚夫人、拉罗什雅克兰夫人一样。我父亲是共和国和帝政的军人,在欧洲到处征战。我在母亲膝下长大,并且深受她的意见的影响。在她看来,革命就是断头台,波拿巴夺取人家的子弟,帝政建立在战刀的威力……”[5]

  母亲方面的影响,没有别的影响和它抵消,在雨果幼小的心灵上,种下了对于拿破仑和革命的强烈的仇恨:因为:

  “他一切都服从母亲,母亲要他干什么,他立刻就干什么。”[6]

  雨果的保王思想,无非一片孝心,而且大家知道,谁也不能比雨果更当得起好儿子、好丈夫、好父亲这一类称号。

  1830年转变态度的雨果,被他自己的想象力推动着,把他母亲的意见,设想成为符合他自己解嘲所需要的样子,而不是当时的实情。在事实上,那个“女匪”为“王上”到处乱闯,却爱上了一个“巴多”[7]——一个共和党人,这位约-利-西·雨果,为了赶时髦,怪可笑地给自己起了一个名字,叫布鲁图斯。她是在南特认识布鲁图斯的,那儿设有军事委员会,有时在一天之间,委员会审判和处决若干批“男匪与女匪”,每批十人或十二人。在这个委员会里,布鲁图斯·雨果担任录事职务。1796年,那位“女匪”和那位共和军人举行了民事结婚。那军人这时显出十足的布鲁图斯气派,他已升任为某军事法庭的检事;他执行这一职务,直到1797年。至于那军事法庭,审判保王党人,草草了事,只要姓名、身份和嫌疑犯名单上记载相符,就不问青红皂白,判处死刑。稍后,“女匪”跟着丈夫到马德里,给在西班牙王位上代替合法君主的约瑟夫的朝廷做点缀品,并且允许她的长子亚培尔穿上波拿巴手下人的制服,充当侍童。如果雨果夫人真的有她的政治见解,那么她的保王思想大约也是很柏拉图式的;否则,势必应当承认这个为人如此勇敢,在友谊上如此忠实的妇女(她曾经冒了万险,把受帝国警察追捕的拉奥里将军,在她的斐扬廷寓所,隐藏了十八个月之久),放弃了她的信仰,并且和她原来的政党的、最残酷的敌人订交。雨果想必不知道用什么借口替自己辩解才好,因此只好以和他亡母生前的行径明明相矛盾的见解,加在她头上,同时用背叛政党,背叛她曾经誓死效忠的国王的叛徒面目,把他母亲介绍给我们。雨果是个孝子,居然不得不这样诽谤亡母,诽谤对自己的孩子这样不辞辛苦的母亲,她用了这样大的温爱,来抚育教养父亲无暇顾及、并且听其自然发展的孩子们,雨果心中想必很痛苦。但是他必须不惜任何代价,找到一个人,把他的保王倾向诗篇的责任[8],完全推卸在这个人身上,因为这诗篇使他感到累赘的程度,更甚于打算越野逃亡的囚徒,脚上用铁链锁着沉重的铁球。他必须找到一个可以推卸责任的人,于是他找到了他的母亲。这样,他可以举出减轻自己罪状的理由。在那时代,大家用各种方式,利用母亲;母亲已经成为戏剧中的重要枢纽。在舞台上,杀人的凶手举刀欲砍,一想起母亲来,手臂就麻木,刀就砍不下去了;或者女主角正要被强奸,甚至是乱伦的千钧一发之际,忽然露出母亲的十字架,女主角才算得救。夏多布里昂的母亲一死,使1797年的怀疑主义的、卢梭信徒的夏多布里昂,一变而为写作《阿达拉》与《基督教英华录》的、以神秘色彩感染人的、1800年的夏多布里昂。经常总不会比舆论前进二十四小时,可是永远善于紧追着舆论的维克多·雨果,猴儿似地摹仿他的老师夏多布里昂,而将舞台上百发百中的窍门,应用到他私人生活上来。

  雨果的保王主义无论是应景的也好,有他母亲方面的来源也好,都无关紧要;没有疑问的是他获得丰厚的报酬,这是很幸运的,因他的书销路并不好;他那本《冰岛莽汉》的出版人1823年给他写信,说初版五百册堆存在书库里,不知如何脱手。路易十八在1822年9月,从他的特别经费中拨给雨果一千法郎,作为年俸;1823年2月,又从内务部文学基金中,拨给雨果第二笔年俸,这一次是两千法郎。

  维克多·雨果和他的两个兄弟,亚培尔和欧仁,勇敢而坚毅地向上述的文学基金长期进攻;1821年,他们大发牢骚,因为内务部没有津贴他们的双月刊《文学保守者》[9]。他们拼命维护这项“爬虫的基金”[10],同时又垂涎欲滴地向这基金进攻;因此《文学保守者》很愤慨地反对邦雅曼·贡斯当,说这“过时的文人,使议会否决一笔用来鼓励文人的四万法郎的基金。这一个自由派议员的目的,据他说,在于防止内务部用这笔钱,去收买几个为它效力的,舞文弄墨的笔战家”。

  减削内务部的秘密基金,无异染指于雨果弟兄们的私产。1826年底,雨果向拉罗什富科子爵要求增加由上述基金中支付的他的津贴,他说:

  “自从我的年俸发下来以后,已经过了四年了。我的年俸虽然一直没有变动,我至少可以替别人高兴(其实他并不高兴。——作者),眼看王上的恩泽,使我的文友之中,若干人的年俸已有所增益,其中有几个人,年金比我超过了一倍以上。既然只有我的年金停滞不动,子爵先生,我想我也并不是没有要求增加年金的权利的……我很放心地将我的请求书放在您手中,请您转呈这位愿意将文艺作为王冠上最灿烂的花朵的国王。”

  这位忠臣的这样殷切而且振振有辞的请求,丝毫没有引起别人的重视。于是这位小臣,为了聊以自慰起见,只好把他的失望的情绪,倾泻在一篇诗里;他把查理十世说成“不成材的小王”,把当时的大臣们说成鸡鸣狗盗之辈,他们“可能把法兰西出卖给哥萨克骑兵,把自己的灵魂出卖给猫头鹰”。但是为了保全已经得到的年俸,他把这篇诗藏在书夹里,直到1866年。他用“写于1827年”为标题,把这篇诗收在诗集《街与树林之歌》中。

  维克多·雨果为减轻他的保王主义的罪过,没有招认冠冕堂皇的实情,反而推说他母亲有保王思想,这是令人遗憾的事。在实际上,难道有比赚钱更体面的事吗?雨果把他的抒情诗人的才能卖给国王和大臣们,就像工程师和化学家把他们的数学和化学知识出租给资本家,他把他的知识商品用诗篇和章节的形式,零星出售,就像开杂货店和绒线店的商人,一尺尺地零售棉布,一瓶瓶地零售油类。如果他坦白承认,在写《祝波尔多公爵生辰》,祝他的洗礼,或者别的任何颂诗的时候,他灵感的来源和写作的勇气,无非希望赚钱,这样,他本可以一下子获得资产阶级的高度重视,资产阶级只晓得“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公平交易”,而不赞成人们一钱不要,pro deo[11]白送诗句,白送蛆虫和烂鞋[12]。如果资产阶级深信雨果不搞“为艺术而艺术”那一套,而是为了卖钱才生产诗歌,那么一定叫某些妒忌雨果的人闭口无言,因为这些人曾经在路易·菲利普统治下,责备雨果接受王上的犒赏。

  如果诗人不拐弯抹角,而开门见山地把他的保王行动的动机说明白,那么他对法国诗歌的贡献,势必比写作《艾那尼》、《吕·勃拉斯》,尤其比写作《克伦威尔》序言,更要大得多;如果那样,他势必使法国产生好几个雨果,虽然仅仅一个雨果,使这一世纪大增光彩,已经足够,并且有余了。

  波德莱尔——在这重商重利的世纪,他的精神是不受欢迎的,这个不识时务的家伙,非常憎恨商业,对于下列事实,他很伤心:

  诗人出现在这百无聊赖的世界,
  他母亲惊惶失措,满嘴诅咒,
  紧握拳头,威胁上帝,上帝直觉得她可怜。

  为什么,诗人在资产阶级家庭里一生下来,就引起忿怒和谩骂呢?因为人们不厌其烦地说,诗人们一生受穷,到末了死在病院里,像齐尔培,像马尔菲拉特一样;身为父母的,到最后不得不相信,“诗歌”是“穷困”的同义词。可是,如果人们对这些父母证明,在这进步的世纪,浪漫主义的文学家已经将流浪的缪斯,驯服成宜室宜家的女神,并且教给她本领,使她会“耍香炉”,会使“庸夫俗子笑逐颜开”,为了“赚得每晚糊口的面包”;如果人们指出,浪漫派的领袖在二十岁的时候,已经用他的“催眠”[13]的诗句,博得三千法郎的年俸,资产阶级的父母认为写诗比养兔子或管账更能赚钱,可能就鼓励他们的孩子去发展写诗的倾向,而不加以抑制了。

  从事工商业的资产阶级,如果早知道维克多·雨果迫使自己作出英勇的牺牲,忍受精神上的折磨,为了获得这两笔年金,可能不必等到雨果逝世,早就把他列入资产阶级历史上的大人物名单了。

三


  雨果夫人不喜欢拿破仑,她在拿破仑的敌人中选择朋友;拿破仑在滑铁卢战败之后,她故意穿绿色的皮靴,为的是把帝国的颜色踩到脚底下去,这件小事足见她情绪之激烈[14]。雨果父亲和叔父,对拿破仑也是满腹怨言,因为约瑟夫给雨果父亲将军头衔,拿破仑拒绝追认。在斐扬廷雨果寓中隐藏了十八个月的拉奥里将军,教给年轻的雨果读塔希图,也不至于以对拿破仑的爱戴来熏染雨果,因为拉奥里是密谋推翻拿破仑的。所以雨果在接受他母亲的保王思想的同时,应当和他母亲、父亲,以及母亲的朋友对拿破仑的仇恨密切结合起来。但是他抗拒一切影响,无论他父亲、母亲、叔父或朋友,谁也不能勉强他接受别人的情感;拿破仑和他的异乎寻常的佳运,充满了雨果的头脑;拿破仑的“形象不停地震撼他的思想”。和雨果同辈的人,大家都受到拿破仑的行动的震撼。读了《红与黑》,才能够了解拿破仑在有毅力、有能耐的人们的想象力中占什么地位。雨果终生念念不忘拿破仑;童年时代,拿破仑已经成了他的理想人物。他的同学演他和他哥哥欧仁编写的剧本。

  “这些剧本的惯常的题材,是帝国的各次战役……扮演拿破仑的是维克多。于是他胸前挂满勋章,闪耀着金色银色的鹰。”[15]

  在那些时候,他很少想到旺代、那些殉道的处女、亨利四世以及那些正统的国王的德行;他整个沉浸在拿破仑的影响中;他忘记了少年人的游戏,来研究拿破仑的各次战役,在地图上追随拿破仑军队的前进。

  但是,他的英雄在滑铁卢战败以后,囚禁在圣海仑岛上;他的父亲,由于不肯将蒂永维尔的堡垒让给外国人,而以叛国罪被控诉;路易十八耀武扬威地进入巴黎,两旁护卫着他的是“硕大无比的哥萨克骑兵,在长毛的皮帽下边,转动着凶悍的眼珠,高举鲜血染红了的长矛,脖子上套着用人耳和表链穿成的项链……”[16]

  不顾这一切,年轻的诗人却“把银百合花挂在襟前”,挑选一件复辟的故事,作为他写第一本悲剧的题材,并且辱骂波拿巴:“这蹂躏世界的暴君”[17]。

  接着有十年之久,没有感觉片刻的倦怠,他“在他的诗句中,使死者的咒骂,和雷声似的震响,作为拿破仑的害人的光荣的回音”[18]。

  到1827年,在他的《铜柱颂》中,才看见他通过对于帝政时代的元帅们的颂扬,试图着间接地颂扬帝政;可是,雨果这样离开了他自己规定、并且坚决遵循的行动方向,是有他的借口的。奥国大使馆侮辱法国元帅苏尔特和乌迪诺两人的事件,使朝廷和陆军都十分愤慨,以致《论争报》和保王派的各报,出来维护他们;所以雨果《铜柱颂》这首诗,是为服从保王党的口号而写的。《论争报》把这首诗刊登在第三版。

  如果不熟悉当时的风俗习惯,和雨果全家的优点,就难以理解:一个年轻的人,哪怕他是天才,为什么能有这样完善的抑制自己,和隐藏自己的情感的本领。

  自从1789年以来,政治制度一个接一个地变换,迅速到令人头晕,以致否定自己的意见,崇拜新升的太阳,成为一套生存竞争所必需的本领而被培养着。[19]雨果一家擅长这一套珍贵的本领。举出关于雨果将军及其长子亚培尔的传记中的一些细节来,也许可以使那些雨果崇拜者,对于他们崇拜的人物卖弄权术的天才,减少赞美的程度;可是使一个心理学家能够解释,为什么在这一个年纪轻轻的脑袋里,竟装得下这许多外交妙策。

  布鲁图斯·雨果,这位1793年的咬牙切齿的共和派,他曾经将舒昂党人和保王党人送上断头台或送到执行枪决的小队前面去,和奥日洛一起,武力对待立法会议,以家臣的资格,服役在约瑟夫殿前,将他的罗马式的别号,交换了一个西班牙侯爵称号,向路易十八宣誓效忠,路易十八奖给他一枚圣路易十字章;拿破仑在戛纳登岸后,他又去投效拿破仑;等到路易十八从根特回来,他又去要求向路易十八重新宣誓效忠;可是路易十八命令他退休,接着把他拘禁在勃洛瓦;在拘禁中,闲着没有事干,他写了自己的回忆录。他的长子亚培尔,给这回忆录增加一篇简史,一开头就表彰他的忠心耿耿的态度:

  “由于深刻的信念,依从立宪帝政;对于正统派的教训,也有很深的理解;在情感上,对尊贵的王室既忠且诚,我们家仰仗王室……”

  曾经号称布鲁图斯的这位雨果父亲,给他儿子们留下的正直行径的一些好榜样,使诗人雨果赞不绝口,他对父亲说:

  好吧,你的儿子们很满意你的高贵遗产,
  最美的祖产,就是一个受人尊敬的姓名![20]

  死于1873年的亚培尔,一直到1815年为止,几乎没有离开他父亲;亚培尔在帝政失败后,在他的文字中突然露头的激烈的保王思想,不能说由他母亲来负责。和维克多一样,他也是特别热心于替王室服私役的。在维克多用诗句歌唱国王加冕典礼的同时,亚培尔用散文发表《亚多瓦侯爵,就是今天的查理十世的轶事》:

  “没有一位郡王,能像亚多瓦侯爵那样和蔼可亲……他充满优雅,坦率,高贵……”

  这样一直继续了数十页之多。给国王焚了香之后,他伸腿踢了“那个沉浸于一切罪恶之中,匍伏在所有的主人脚边的革命”一脚;他辱骂波拿巴;用不胜神往的态度,读亚多瓦侯爵的《告陆军书》,那时侯爵以王国陆军中将的身份,奉派驰往里昂,截住拿破仑的进军。他对《告陆军书》作如下的注释:

  “语言越高贵,越细致,越不能使只懂诱惑之词的人们,获得任何印象。奸贼只能用讽嘲的笑声,来反抗这种高贵的语言。”

  作者的父亲,那位雨果将军,就是在这些“奸贼”之列的。查理十世放逐以后,曾经从路易·菲利普手中以“立笔墨功劳”的名义,获得勋章的亚培尔,写了一本《拿破仑通俗史》(1853年);这本书使他获得拿破仑三世的热烈称赞。

  亚培尔将他行为的出色的灵活性,和办法极多的商业头脑结合起来。为了适应当时公众的风尚,满足公众的趣味,他发表了几种有关西班牙戏剧的研究,重印了《罗曼赛罗》,一本关于《鸟粪的肥田功用》的小册子,一本永久性的巴黎指南《整个巴黎卖两个苏》,一本关于《威胁着法兰西的饥荒时期》的备忘录,一本《绘图法国史》;他和洛米欧合作,编了一出“伏特维尔”;他从农业的角度研究了非洲,创办了晚报,发明分卷出版的插图书刊,等等。亚培尔是一个精明的文学企业家。

  但是人们没有料想到的,却是那位帝政时代东征西讨的军人身上的人道精神;日后维克多在他的诗人的竖琴上,将用这种精神代替国王与天主教主义。雨果将军用项迪为笔名,在1818年发表了一本小册子,其中企业家的算盘和慈善家的考虑有很巧妙的结合。[21]这小册子解决这两个问题:给收养院中的孩子们一笔成家立业的钱,同时将白种的劳工,供给不能再和往先一样到非洲边岸去搜罗黑人的种植园主。白种劳工将从儿童收养院中获取。政府花钱把那些儿童养大了,能够随意支配他们。

  “政府可以将男孩女童供给殖民者,男孩年龄须在十岁与十一岁之间,女童年龄须在九岁十岁之间。这些儿童的服役期,从他们上船那天算起,不能超过十五年。满十五年,服役的合同当认为作废。主管方面发给服役期满者一笔生活费用,男人每人六百法郎,女人每人五百法郎。”

  这计划可以使大家满意,同时将各殖民地和祖国紧紧地联系起来。殖民者过去收买小黑人,每名要花二百至四百法郎,政府现在将小白人无代价地奉送他们。在种植园老板的皮鞭与强迫劳动之下侥幸死里逃生的白种儿童,熬完十五年,可以获得五百到六百法郎生活费。资产阶级的“慈善”事业,既然发明了把囚犯分禁在小囚房里的监狱,发明了妇女和儿童从事强迫劳动的工场,既然用装腔作势的跳舞会,来募款赈饥,应当采取雨果将军的计划,同时可以作为处理累犯的补充法律。[22]

四


  1830年的革命使维克多·雨果惊慌失措,但并不妨碍他和过去一样,继续领取用那么体面的方式挣来的、那三千法郎的年俸。在1831年发表的《秋叶集》序文中,雨果显得犹豫不决。他和一些年轻热烈的共和分子缔结了关系,这些人为了吸引雨果,很恭维他;例如拉勃在《当代人物志》中说:

  “在诗人们用‘三日’作为灵感所写的诗篇之中,以雨果歌唱‘三日’的诗句为最美。”

  然而共和的学说是不懂得用恩赏的办法收买人心,借以抬高自己身价的,因此这种学说很难深入雨果的头脑;他不需要跟《悲惨世界》中的马吕斯一样,登上街垒,受了伤以后,才把他的新共和主义治愈了。他一明白路易·菲利普的王位坐稳了,立刻宣称:

  “我们必须有‘共和国’的实际,和‘帝政’的名义。”[23]

  这句话,表面上可能像是抄袭贝朗瑞的一句有历史意义的话,其实表示了雨果自己的信念,意思说:他将要接受帝政的恩惠与赏赐,同时在内心,他仍然是共和分子。在路易十八和查理十世治下,他内心钦佩拿破仑,而在发表的诗篇里辱骂拿破仑,为的是向他那些正统派的老板们讨好。共和分子恭维路易·菲利普,为了争取当贵族院的议员,正如拿破仑拥护者巴结波旁王室,为了争取年俸。

  1842年7月21日,他居然有胆量用这等有分寸的语句,投掷在路易·菲利普脸上:

  “陛下,您是民族精华和文明……的尊严和不倦的守卫者……您的血就是国家的血,您的家庭和法兰西具有同一的心……陛下,您将万寿无疆,因为上帝和法国都需要您。”

  维克多·雨果一直是世界主义者:他把欧洲各国的国王都集合起来,作为他的阿谀的对象。后来在1848年以后,他提出“欧洲联邦”的说法。可是在这以前,他曾经“给维多利亚女王登基祝福”,并且将沙皇尼古拉颂扬为“高贵与虔诚的皇帝”[24]。1846年,他请洪堡男爵,把他在学士院发表的演说稿之一,转呈“尊严的国王,对于他,你知道我是何等同情与钦佩”。

  这位如此受颂赞的陛下,是威廉四世,普鲁士国王,在凡尔赛加冕的日耳曼皇帝的兄长[25]。历史事实没有说明,是否诗人接受了欧洲联合王国陛下的恩赏。

  盛大的日子终于来到了:雨果重新获得了思想自由,不必再内心珍视共和国,表面上却不得不当众恭维柯国国王。1848年的革命赶走了“尊严的文明守卫者”,同时将《国民报》的共和分子,高高放在政权机关里。有一时期,大家认为可能实现摄政政府,维克多·雨果赶快在伏斯日广场表示要求成立摄政政府;别人一宣布共和成立,雨果一分钟也不迟误,立刻摇身变为共和分子。只看见表面的人们,将要控诉雨果善变,因为他曾经接连地是波拿巴分子、合法王室拥护者、奥尔良宗室拥护者以及共和分子;但是,稍加注意地研究一番之后,就显出实际上情况正与此相反,在任何制度之下,雨果从未改变过他的行径;历届政府的上台或垮台,他都不管,他一直追求着的唯一目标是他的个人利益,他一直是“雨果主义者”,正如那位不留情的讽刺家海涅所说,“雨果主义”比自私自利更不堪,雨果一直讨厌海涅,因为雨果是不会赏识天才的。

  如果为了发财,为了达到这资产阶级的人生严肃目的,雨果不得不把上述各种徽章标记,全别在帽上,这难道能算这位可怜人的错误吗?如果有错误,应当由资产阶级来承担,因为资产阶级一个接一个地欢呼这些政府,一个接一个地打倒这些政府。这些政治上的变动使雨果感到痛苦。直到1830年为止,他不得不将自己对拿破仑的热烈仰慕,抑制在胸中;直到1848年为止,他不得不把自己的共和思想,埋葬在向国王贡献的谀词之下,和哈尔摩狄奥把刺暴君的匕首,隐藏在鲜花下面一样。

  有些人把雨果看成为了某一种思想的实现而奋斗的人,这些人对雨果的了解非常不正确;如果他是为了实现某一思想而奋斗的话,他的一生将成为不可分解的矛盾之乱麻。他把为思想的实现而奋斗的脚色让给思想家,让给将生活建筑在美梦中的冒失鬼;他自己满足于做一个理智的人,只要政府在街上维持秩序,使商业能进行,发给年俸与职位,他才不管政府是什么形式,它所发行的值五个法郎的硬币上刻的是什么人像。在他的自传中,他公然宣称“政府的形式在他看来似乎是次要的问题”。1837年发表的《心声集》序文中,他采取下列格言:

  “什么党派都可以参加,从它们慷慨大量的一面看(也就是说有利可图的一面看。——作者);
  “什么党派都不能参加,从它们不好的一面看(也就是说使人受损失的一面看。——作者)。”

  雨果是一切既存秩序之友,他从未参加反对任何政府的阴谋,除了拿破仑第三的政府以外,他曾经用笔头和舌头接受和支持过各个政府,一定要等到一个政府垮台的次日,他才表示抛弃这个政府。他的行径是所有内行的商人的行径:若要生意兴隆,除非东家牺牲他的政治偏好,接受既成事实。米卢兹,这个在1793年以前一直是自由的城市中的、标准的共和派多尔富斯、克什兰、舍雷尔-凯斯特纳之流,难道对于一个多世纪以来在阿尔萨斯兴替相继的各种制度,不是统统加以敷衍吗?难道他们没有从帝制政府领到津贴?难道他们没有为他的企业向帝制政府要求关税的免除,以及对他们的工人采取镇压手段吗?买卖在先,政治在后。

  从1848年到1885年,雨果的举动是“诚实温和的共和分子”的举动,在这一段漫长的岁月中,他的敌人不可能发现他有片刻的软弱与错失。

  1848年,问题最严重的保守分子和反动分子,都表示拥护新成立的共和国;维克多·雨果一分钟都不犹豫,立刻追随上述人们的高贵榜样。他对选民发表政见时说:

  “我准备贡献一生为建立这样一个共和国而努力,这共和国将要增加无数铁道……十倍地发挥土地的价值……解散骚动……树立秩序,建立公民法律……扩大法兰西,征服世界,总而言之,将成为在上帝的满意的目光之下,实现的一种全人类的庄严的大合抱。”

  这共和国,是良好的、真正的做生意经的共和国,按照他在1837年订立的格言,这共和国呈现“慷慨大度的一面”。他接下去说:

  “我准备贡献一生,为阻挡这样一个共和国的建立而努力:这共和国会在红旗之下,打倒三色旗,将铜柱熔铸为钱币,推倒拿破仑的雕像,树立马拉的雕像,破坏学士院、高等工艺学校、荣誉勋章,在有名的国训:‘自由、平等、博爱’后边,加上一条阴惨的选择道路:‘否则不如一死’;这共和国将使银行倒闭,使富人破产而穷人并不因此致富;毁弃信用贷款,这是大家的财产;毁弃劳动,这是各人的面包;消灭私产,消灭家庭;将要在矛尖上挑着人头,到处游行;用嫌疑犯充塞监狱,用大屠杀使监狱空虚;使大火烧遍欧洲,使文明化为灰烬,使法兰西成为黑暗的策源地;扼杀自由,闷死文艺,砍掉思想的首级,否认上帝。”

  他所说的共和国,是社会共和国。

  维克多·雨果忠诚地实践了他的诺言。他和这些人站在一起,他们关闭国立工场,将工人们赶到街上去,为了将各种社会思想,淹毙在示威群众的血泊中;他们用机枪扫射六月的起义者,并且把被捕的起义者放逐到外国去;他们表决对于有社会主义嫌疑的议员的起诉案,他们支持拿破仑亲王,他们要求树立强有力的政权,出来压制人民群众,用恐怖手段对付社会主义者,使资产阶级放心无忧;保护被共产党人——这些破坏文明的野蛮人,威胁着的家庭、宗教以及私产。维克多·雨果,不愧为1793年的布鲁图斯·雨果的肖子,他用了丝毫不被对于战败者的怜悯,以及对于他们事业的正义性的感情所动摇的、英勇的胆量,和掌握实力的多数派一起投票表决。他的光荣的表决,他的雄辩的发言,都是人所共知的,而且都录入产生帝制的反动派的史册中,但是人们不知道雨果的报纸——《时事报》的同样令人钦佩的行动。《时事报》是在1848年7月30日,在瓦克里、泰奥菲尔·戈蒂耶以及雨果的儿子们的合作下创办的。《时事报》的行径,是值得指出的。

  《时事报》采取了这一个在六月以后颇为流行的口号:“对无政府状态的憎恨,对人民的深深的温爱。”为了人们不至于误解这口号的下半句的意义,《时事报》的试刊号说明这报纸“向穷人说说富人的权利,对贫富两方述说各人的天职”。

  11月1日,该报宣称:

  “这是很好的:以共和国的贵族为对象的《国民报》卖十五生丁一份,愿意以穷人为对象的《时事报》,卖五个生丁一份。”

  诗人开始明白,从穷人们的小钱包里,比从政府的秘密基金中,或从富人的保险箱中,可以获得更好的年俸。

  跟随着梯也尔之流在普瓦捷路所做的榜样[26]——因为雨果永远在摹仿别人,《时事报》教训人民,在工人群众之间散播健康和令人安慰的政治经济理论,驳斥蒲鲁东,攻击——

  “毁谤人民的,人民的谄媚者的语言。
  “人民乐意听对他讲原则与天职的人,甚于那些对他讲利益与权利的人。”[27]

  雨果成了自由主义的使徒;自由主义这一种资产阶级的宗教,它用一些原则来娱乐人民,渐渐地给他灌注某些义务的观念,引导人民离开自己的利益和权利;使人民放弃应得的收获,而去追求幻影。

  在六月的起义以后,按照雨果的看法,只剩下一个办法可以挽救共和国:“把它交给它的敌人们”。在巴黎公社之后,梯也尔也有同样的想法。不能达到这种诡谋与权术的高度智慧的《改革报》,对于下列事实发了一些牢骚:

  “共和分子成了被排斥的对象。大家躲避他们,不承认和他们相识,同时却没有一个合法王室分子或奥尔良王族分子,无论他过去多么声名扫地,人家不掩盖他的无知,不设法恢复他的地位,而且不计代价。”

  《时事报》用这句引人注意的答语,毫不留情地答复《改革报》:

  “如果共和分子被人猜疑到这种程度,难道不是他们自己的过错吗?……直到基督教神父们失去领导权以后,基督教才真正强大起来。”[28]

  为了保卫共和国,使它不受共和分子的损害,于是雨果的报纸攻击科西迪耶尔,因为他“不是脑袋,而是手”;攻击路易·勃朗,因为:

  “他的罪恶,就是他的那些意见、著作、演说;他的同谋,就是他的三十万听众!”[29]

  攻击蒲鲁东,因为他是“一个面目平淡无奇的小个子,一个卑贱的人民律师”;攻击赖德律-洛兰,因为:

  “他的公文通告,使文明世界陷于四天之久的内战。从2月24日到6月24日,赖德律-洛兰曾经是打开一条通向深渊的路的工作中,最起作用的人之一。”[30]

  但是,通过这样的辱骂、暴怒和揭发来迫害六月的战败者,《时事报》发表它对共和国深深的热爱。请听,这是《惩罚集》的作者在发言:

  “昨日,从最令人沉痛的腐化中出来,成为狂澜莫挽的,是贪婪之心;过去曾经贫穷的人,只有一个念头:夺取富人的一切。人家不再要你的命,而光要你的钱。私产被认为盗窃;国家被迫花大笔款项,供养好吃懒做的人;历届政府首先关心的,不是分配国王的权力,而是分配王室经费单上的几百万法郎;不是对人民讲智慧与思想上的问题,而是讲食物与肚子……是的,我们竟到了这步田地:所有的诚实人,用沉痛的心、惨白的面孔,不得不接受经常性的军事法庭,远方的流放,报馆的封闭,以及对议员们的控诉。”[31]

  残酷的现实使诚实的人们心头沉痛,使他们硬着心肠去进行无情的镇压,而这残酷的现实迫使雨果说无耻的谎话。

  1848年8月28日,维克多·雨果为了刺激军事法庭,作无情的裁判,控告失败者,说他们是穷人,他们“只有一个念头:夺取富人的一切”。在这以前两个月,六月的抢掠者曾经侵入雨果的住宅。他们知道他是

  “立法会议派去镇压叛乱,和指挥突击部队的六十个议员之一。”

  他们搜查他的住宅,寻找隐藏的武器;他们瞧见墙上挂着

  “一把土耳其战刀,刀柄和刀鞘全是纯银的……整齐地陈列在桌上的,有首饰和珍贵的金银图章……他们走了以后,别人发现……那些人的被火药染黑的手什么也没有碰,珍贵的东西一件也没有丢失。”

  以上是维克多·雨果亲口说的话,叙述六月的抢掠者如何光顾他的住宅。但是,一直等到军事法庭结束了镇压以后,他才来叙述经过情况;他那时在放逐中。在最纷纭的环境中,维克多·雨果态度总是不变的:在合法王室复辟期间,他辱骂曾经使他感到兴奋的拿破仑;在资产阶级反动期间,他毁谤起义者,其实他心中却赞扬他们的细心的廉洁举动。

  一种奇特的宿命压在维克多·雨果头上:他一生说话、写作的内容,和他所想到的、感觉到的注定要完全相反。

  在他流放的时期,为了讨周围的人的欢心,他侃侃而谈,主张新闻自由,言论自由,以及许多别的自由;然而他所憎恶的,也无过于这个自由,它允许

  “狂悖的煽动家,在人民的心灵中散播妄诞的幻梦、险诈的理论……叛逆的思想。”[32]

  起义被击败以后,众议院通过了保证金法案。按拉梅内的说法,这保证金命令“穷人保守缄默!”正和《论争报》、《立宪报》以及《世纪报》一样,《时事报》赶忙赞成这一

  “措施,它对于严肃的报纸是如此有利。我们认为……这是必要的……社会上的自由是互相牵制与关联的;保证金这可怕的外科医生,正给社会的躯体施行了手术。”[33]

  主张自由的雨果,遇到要截去任何一种使有产阶级不安,使交易所牌价发生骚动的自由,他是毫不犹豫的。

  在那时期,雨果造成了他一生政治生活上最大的失策:他把拿破仑亲王当作傻瓜,希望拿他当进身的阶梯。况且这也是一般政客对于这位后来被罗什福尔称为“忧郁的鹦鹉”的人的意见,因为即使在错误中,雨果也不是独出心裁的:在犯错误的时候,他也在摹仿别人。他完全沉迷在想在波拿巴政府中当一名部长的愿望中,以致他没有觉察那些莫尔尼、那些佩尔西尼以及这帮人之中的另一些加尔涅-帕热斯之流,把持了那傻瓜,打算留给他们自己利用。这些先生们,用了使他大为惊异与忿怒的不客气的态度,将他打发到普瓦捷路的小小分店里去呶呶不休,同时当着他的面,公然抢走了他所十分垂涎的部长职位。他这一次可没有像往常似地忍气吞声自认倒楣;却忘其所以,气势汹汹地投身于反动派。议会中的共和派正缺人,不管他过去有问题,就接受了他,并且尊他为首脑。雨果陶醉起来了,他梦想做总统。

  政变发生,共和派的首脑们从床上惊慌失措地被捕,雨果的计划被打乱了,他既然被同党推为首脑,不得不跟着他们出亡。那些出其不意占据了政府的鸡鸣狗盗之辈,恶劣不堪到这样程度,他们的政权看起来如此脆弱,以致被人从法国清除出去的那些资产阶级共和分子,不信帝制能够持久。一连若干星期,若干个月之久,每天早晨,他们激动得哆嗦的手,打开报纸,希望读到十二月政府的倒台,和他们耀武扬威地被请回去的消息;他们把箱子经常锁好,准备启程。这些资产阶级共和分子,曾经屠杀与放逐为共和国服务、而且到最后相当天真地要求社会改革、借以偿清三个月的贫困的大批工人;这些资产阶级共和分子不明白“十二月二日”是六月事件的必然的结果。他们还没有觉察:当他们只以为用机枪扫射共产党与工人的时候,他们杀害的实际上是他们的共和国的最坚决的卫护者。不能分析政治情势的维克多·雨果,和他们同样地盲目;他用诗和散文辱骂人民,因为人民不立刻起来推翻帝政,而这帝政实际就是雨果和他的友人们在人民的鲜血中建立和巩固起来的。

  雨果随时期待着拿破仑三世立刻垮台,这种期待,使他遍身发烧,并且从雄心勃勃的幻梦中摔了下来;于是他生平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让心中煎熬着的狂乱的热情奔放出来。由于他个人的野心碰了钉子,他就狂怒地攻击别人,攻击胡赫、莫帕、特洛隆之流,这些人打乱了他的计划;他拦腰抱住他们,用唾沫吐满他们全身,咬他们,打他们,将他们打翻在地上,癫狂似地践踏他们。在《惩罚集》中,诗人的面目是很真实的;在那里,你可以看到整个的雨果,带着他的受伤的虚荣心,落空的野心,妒嫉的怒火,以及发狂似的羡慕。他的诗句平常由于无聊的夸大和使人头昏脑胀的比喻而变得冷淡寡情,在《惩罚集》中却活跃起来,而且充满着热情的震荡。在那集子里,在整车整箱的浪漫主义的滥调与堆砌之下,人们可以找出锐利得和匕首一样、灼热得和烧红的烙铁一样的诗句;这些诗句将被历史一再提起。《惩罚集》,这部雨果的最通俗的作品,教给帝政时代的青年憎恨与鄙视帝政时代的人物。

  有些上流社会的雨果崇拜者,他们是君主专制主义者,或者甚至是共和派,他们对于《惩罚集》的“乱叫乱喊”感到惊慌失措;他们从来不提这本书,即使有时提到,也是措词十分小心,态度非常审慎的。他们过分的做作,阻碍他们认识这本狂怒的笔战作品,对于来源不同的各种保守派,起着已经完成的和继续发挥的帮忙作用。雨果把康罗贝尔、圣阿尔诺之流的十二月事变中的波拿巴派,骂得半死;可是对于六月事变中的资产阶级那一帮人,那些卡芬雅克、勃雷阿以及克雷芒·托马之流,他却没有向他们投射过一句诗。屠杀穿工人衣服的社会主义者,在雨果看来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在蒙马特大街上冲锋,攻占苏尔迪耶尔街地毯商行,枪击几个穿礼服戴大礼帽的资产者,啊!那可成了罪大恶极的举动!《惩罚集》不知道有六月事件,而仅仅揭发十二月事件:这些诗把人们的仇恨集中在十二月事件上,于是就使人们遗忘了六月事件。

  卡尔·马克思在他的《路易·波拿巴政变记》的序文里,提到《小拿破仑》时这样说:

  “维克多·雨果只是对政变的主要发动者作了一些尖刻的和机智的痛骂。事变本身在他笔下却被描绘成了一个晴天霹雳。他认为这个事变只是某一个人的暴力行为。他没有觉察到,当他说这个人表现了世界历史上空前强大的个人主动性时,他就不是把这个人写成小人物而是写成巨人了。”[34]

  可是,无意中将小拿破仑渲染为大拿破仑,并且将资产阶级的罪恶都堆在小拿破仑头上的时候,雨果洗清了替帝政做准备工作的资产阶级共和分子的罪名,同时也洗清了某些社会设施的罪名,这些社会设施曾经制造阶级对立,煽动内战,造成用强暴手段来对付社会主义者的必要性,并且允许以政变手段来对付议会中的资产阶级。把怒火集中在若干个别的人身上,集中在拿破仑和他的扈从者身上的时候,他转移了人民的注意力,使他们不去寻求社会贫穷的原因,那就是社会财富被资本家的阶级所霸占了;他转移了人民的行动,使它离开了革命的目的,那就是取消资本家阶级的私有权,使生产资料社会化。很少有书籍比《小拿破仑》和《惩罚集》对于有产阶级更为有用。

  另一些雨果崇拜者是拙劣的赞美者,他们把诗人的热心服务,不求名利的声明,都信以为真,他们把他说成一个自我牺牲的英雄;他们为简化起见,剥除了他的资产阶级的威望。听他们说来,雨果仿佛成了这样一个具有危险性的陋习的人物,执迷于社会的与政治的意见,直到因此而牺牲物质利益的程度;他们想把他和那些布朗基、加里波第以及瓦尔兰等人混为一谈,这些“狂人”在生命中只有一个目的:实现他们的理想。不!维克多·雨果从来没有这样愚蠢,肯把他的几百万家财中的即使几千法郎,给共和作宣传费用;如果他曾经为了他的意见牺牲过任何东西,就不会有这么众多的资产阶级分子,排成送葬行列,把他送进先贤祠;在他死以前两年,儒勒·费里先生在给他祝贺生日时,也就不会称他为“大师”。如果雨果曾经搞过这种大胆的政治活动,他势必越出了资产阶级传统。因为在文明国家里,政治演变的特点在于消除从前搞政治不可避免的危险和牺牲。在法国、英国、美国,掌权的部长,国会和市参议会的议员,不再倾家荡产,反而大发其财;在这些国家里,没有人再斥责买空卖空、侵吞公款和滥用职权的部长。

  议会的责任在掩护部长们的错误,保护他们,免受任何追究。对于这种通达情理而令人舒服的政治,共和的法国曾经作出值得记忆的范例,就在它为了安慰布罗伊和布菲二位先生在恢复君主专制的政变企图中的失败,而把他们提高到上议员的地位的那一天。议会政治是一门财运亨通的行业;它不会给人带来工商业上的常有的任何钱财方面的风险;一小笔开办费,准备好充分的废话,稍稍有点好运和许多的圆滑手腕,就保证在这方面获得成功。雨果所熟悉的就只是这种实利政治。等到他一确信帝政一定能长期存在,他立刻就熄灭了雷霆般的复仇怒火,把全部活动集中在出售形容词以及协韵的和有节奏的语句的商业上。

  在他的盲目的忿怒中,他发表了如此斩钉截铁的声明,而且,也算他倒楣,这种声明引起了如此广泛的反响;他用了如此尖锐的诗句,在发动政变的人们身上烙了印记,以致这些诗句不可能使人忘却;所以他不得不继续充当共和分子而且放弃其他政治活动;他认为不如勇敢地接受共和国殉道者,和为尽天职而牺牲的脚色。这一脚色诱惑他的虚荣心。如果说,他并不像拿破仑一样出生在海岛上,他却将和拿破仑一样在海岛上度放逐的生活。摹仿拿破仑,成为文坛上的拿破仑,这念头像摇篮似地摇晃着雨果一生的野心。

  流人逐客饱历艰辛,这是那位伟大的佛罗伦萨人说的;可是雨果却比但丁更聪明。雨果用了巴纳姆决不能比的本事,利用放逐生活作为最响亮的广告。放逐是一块嚣张与炫目的招牌,挂在他的“高城居”的书铺门口。君主们无非赏赐过他三千法郎的年俸,他的资产阶级的雇主们却使他每年赚五万法郎。他在交易上没有吃亏。他发觉帝政也有好处,“拿破仑使我发了财”,在偶尔把头上的荆冠摘下来的时刻,他就这样地说了实话。在这么一个善于将放逐生活安排得如此甜美和有利可图的人面前,正在资产阶级化的市民们,如何能不心往神驰呢?世上闻名的天才们,在他们的放逐生活中所得的无非痛苦而已,商人们离乡背井,到各种热病和肝脏病肆虐的塞内加尔和印度等地去,经过了十年二十年的放逐式的生活,如果运气好,诸事顺手的话,也至多积蓄几十万法郎的一笔小家当;而他,维克多·雨果,这位现代的普罗米修斯,生活在一个非常舒适的、医生们常把病人送去休养的海岛上,他身边围绕着一群恭维奉承的人,从容不迫地常到欧洲大陆上旅行,却积蓄了几百万家财,同时还获得殉道者的美名。

  维克多·雨果的朋友和敌人信任了某些由于恐惧或钦佩而发生的、对于他的胆大的判断。为了有助于他的荣誉,修正这些判断是必要的。

  雨果最后三十五年间写的叱咤风云的文章,使能被空言吓倒的胆小鬼起鸡皮疙瘩;同样会起鸡皮疙瘩的,还有那些明哲保身的人,在他们眼中,所有的玩耍“自由”、“平等”、“博爱”、“人道”、“世界主义”、“欧洲联邦”、“革命”等字眼,以及自由主义的另一些耍把戏的江湖卖解之士,就都是革命者,都是该当坐班房,要不然就该枪决的社会主义者。可是雨果善于——这是他博得荣誉的最重要的长处——将他的“行动”与“言论”放在这样的显然不相符合的矛盾中,以致在欧洲和美洲还不曾碰到过这么一个政客,能比雨果更有声有色地证明这类虚张声势的自由主义词藻,是完全不足为害的。

  就像人们食用面包和肉类一样,维克多·雨果以“人道”与“博爱”为食料。1848年8月14日,第一批被放逐的五百八十一名起义者动身以后的第八天,雨果在“普瓦捷路会”旁边,建立了一个“博爱会”。帝政的财政家佩雷尔、米雷,这么轻松地把小市民的钱充公,1848年的小市民由于怕丧失钱财而狂怒起来了。诚实与温和的报纸,传述关于起义者的一些令人惊慌的谣言:什么住宅被抢劫,保安队被夹在两块木板之间拉大锯,用骷髅当酒碗,一边喝酒一边唱猥亵的歌曲,等等……雨果明知道如果起义者侵入住宅,他们却不抢劫;雨果也看见过他们打仗时够得上英雄的称号。最起码的人道精神促使他抗议这些愚蠢的毁谤,同时设法使那些心惊胆战,要求对起义者作无情镇压的市民平静下去。但是雨果式的“博爱”,其成分并不如此人道,这种“博爱”不赞成中断军事法庭的行动,

  “只是用兄弟般的眼泪使裁判官的眼色变得温和一些……并且设法使立法会议的博爱精神,甚至在惩罚中都有它的表现。”[35]

  几乎每一期,《时事报》不断地激起人们对于战败者的愤怒与恐惧。[36]

  自由是雨果常骑的飞马之一。必须是实足加一的世故先生,才看不出雨果式的飞马鼓胀得太厉害,不能奋发腾跃,气冲牛斗。雨果的虚张声势的自由,只是一匹在各政府的马厩里寄存过的卑微的驽马。自从不朽的1789年革命以来,“自由,亲爱的自由”,成了时髦的歌词。所有的政客,从波利尼亚克直到小拿破仑,用各种不同的声调反复地唱这歌词。雨果引吭高唱自由,同时却赞成保证金的办法,这种保证金从社会身体上割去了新闻界的“充满毒脓的自由”。

  雨果把平等的红色徽章,插在他的诗句中。可是有种种不同的平等,正如有种种不同的诗人一样;平等的种类,和道德的种类一样多。各个阶级,各个社会集体,都各自制造一种特殊道德,为了给自己的成员用。商人的道德,准许他把货物卖得比原来的价值贵十倍二十倍,只要他能够;检察吏的道德,刺激他用诡计和谎言来逼供;风化警察的道德,使他不得不用医药方式来蹂躏他认为有卖淫嫌疑的妇女;食利者的道德,使他免于服从《圣经》上的教训:“你必须汗流满面,始得糊口……”死亡用它的方式树立起一种平等;大麻疹和小麻疹树立另一种平等。社会上的各种不平等,产生了两种颇有来历的平等:一种是天上的平等,对于基督教徒说,这种天上的平等补偿了社会上的各种不平等;另一种是公民权利的平等,这是革命的至高无上的胜利品,它和天上的平等有同样的效用。这种使罗斯柴尔德家保留他们的百万财产和花园,同时使穷人保留他们的破烂衣衫与虱子的公权平等,是雨果心目中唯一的平等。他太喜爱他的存款息金和对比的笔法,因而不愿意财产的平等,否则他的百万资财和他诗艺中最省事又最出色的对照法,都将一下子被褫夺。

  正相反,1848年11月9日的《时事报》,替“目前被假慈善所毁谤的奢华”辩护,并且得意洋洋地证明,为了达到社会的均衡,贫困是必要的。雨果派的报纸发挥道:

  “游手好闲的富裕,是辛勤操作的贫穷的最好的朋友。谁把这种令人倾家荡产的奢侈,这种讲究,这种形成时髦式样和乐趣的细小事物,供给有钱的人?那就是劳动、工业、技艺,也就是说:贫穷。奢侈是最可靠的布施,这是一种并非出于自愿的布施。富翁的任意挥霍,是穷人最好的收入。沙龙中乐趣越浓,工场里福利越增。神秘的天平,它用了一部分社会的最沉重的需要,来称出另一部分社会的最轻浮的举动!奇特的均衡,它建立在上边的想入非非,和下边的生活必需之间!在天平的上升的秤盘上,鲜花和花边越多,在下降的秤盘上,面包也就越多。”

  最无用、最可笑的浪费,于是变成神圣天意的神秘道路之一,它可以在辛劳的贫穷和悠闲的富裕这基础上,创造社会的和谐。奢侈从来不曾这样盛大地被赞颂过。当雨果式的友爱的机关报——《时事报》,发表这篇颂扬奢侈的文章的时候,作为拒绝贫困的表示的六月起义,也就刚刚过了两个月,内战的鲜血,在街道上还没有褪尽殷红的斑痕。

  雨果在1848年以后,用来丰富他的词汇的那些字眼,在世故之徒的脑筋里,发生对雨果不利的影响;那些字眼使人惊诧到这种程度,他们错认膀胱为灯笼,错认雨果为社会主义分财产的主张者。维克多·雨果主张分财产!……

  与财产分给任何人,他宁愿亲手杀死那些执行他的遗嘱的人,首先第一是他亲爱的、十分亲爱的瓦克里,此人差一点自杀在雨果的棺材盖上,和古代英雄们的仆役死于主人的火葬堆上一样,表示要埋葬在他大师的墓中,如像缺席的死囚。雨果倒是值得有人对他作出这样的牺牲;因为这位诗人确乎是一个英雄,搬弄词句的英雄。

  1848年的革命将大批的新字投掷到老实与温和的语言中;自从总裁政府时期开始文学上的反动以来,这些字在伟大的革命时期的演说、小册子、报纸和宣言中睡眠,大白天只敢在民众的语言中,怯生生地出来冒一下险。浪漫主义的那些假好汉,雅南和戈蒂耶之流,吓得直往后退缩,可是雨果连眼都不眨,他一手抓起令人可怕的名词和形容词,报纸上写的语言,民众集会上讲的语言,全被这些可怕的词汇侵入了;同时,好比巧妙的魔术家,雨果用1789年的不朽原则,和那些还沾染着贵族与僧侣的鲜血的字眼,耍弄得使看热闹的人头昏眼花。于是他给浪漫主义打开了一条道路,可是只有自己一个人在那条路上前进;1832年的他的那些文友,比他们讽刺过的资产阶级分子更胆怯,不敢追随他们奉为大师的雨果。

  维克多·雨果自己,仿佛被那些革命词句把胆子吓小了,因为他自己耍弄着这些词句,可是又并不确实了解其意义。他想知道自己是否的确没有由于错误而造下社会主义性的罪孽,哪怕只在思想上;他在他的自传中审察自己的良心,于是他确信自己虽写过这许多关于穷人、关于贫困以及别的修辞学练习题目式的诗文,写过的诗篇可以铺满波旁宫的地面,而他曾经要求过的社会改革,却只有这一项:取消死刑,“最重要的一项,也许”[37]。而且他可以对自己说,他这样做无非摹仿所有的人道主义使徒的榜样,从基佐起,直到路易·菲利普;而且,首先第一,他仅仅从文学与幻想的观点来考察死刑,把这问题看作滔滔不绝的吟咏的极好题目,借此在“我母亲的十字架”,“血的声音”,以及其他开始用旧,并且对广大公众失去作用了的、浪漫主义把戏之外,又加上一套新把戏。

  仅仅限于取消死刑这一项实际的社会改革的社会主义,至多引起刽子手们的不安,因为他们的既得权利受威胁。而且,这也是无足为奇的:当雨果的“社会主义圣经”——《悲惨世界》发表的时候,只有晚年的拉马丁大不以为然。拉马丁认为在欧仁·苏死后三十年,“按照泰奥多尔·邦维尔的说法,唯一的言之有物的人”,居然敢怜悯一个因为偷了一块面包而被罚入苦役船的男子,怜悯被一个资产阶级分子诱骗怀孕以后而遭遗弃的可怜女子,用卖淫来养活自己的私生女。这确乎是既陈旧而又幼稚。但是,维克多·雨果粗糙地展示他的资产阶级精神的地方,却在于他通过两个可笑的典型,具体表现任何资产阶级社会的两种制度:警察与剥削;那两个可笑的典型是:极有德行的密探沙威,和曾经在苦役船上受刑的冉·阿让,他用了几年工夫,剥削工人,积攒了一笔财产,自己恢复了社会地位。财产洗涤所有的污点,并且可以代替所有的美德。雨果,正像任何资产者一样,不能理解可以有一个没有警察和没有对工人的剥削的社会存在。

  崇拜“私产上帝”,这就是维克多·雨果的宗教。在他看来,将奥尔良王室的财产充公,是拿破仑三世的最可憎的罪恶。假如雨果是凡尔赛议会的议员,他势必在梯也尔先生建议之下,投票赞成赔偿奥尔良王室五千万法郎,借以表示尊重私有财产。1848年他如此残忍地揭发的社会主义者,是他最痛恨的人,以致他编排扰乱社会的人们的位置时,将杀人凶犯拉斯纳放在最后的等级,而把共产主义者巴贝夫放在倒数第二类[38]。有些人,如果不是无知或健忘,那么想必是居心十分不良,因为他们居然认为1848年11月这样写了下列的话的那个人,背弃了神圣的私有财产立场,而维护3月18日的起义。他的话是:

  “6月的叛乱是罪恶,它将被历史所斥责,正如它已经被社会斥责一样……;如果那一次叛乱成了大事,那么它所尊重的将不是劳动,而是抢掠。”[39]

  这是因为他把他在比京的寓所向巴黎公社的流亡者开放。但是,在他的大事声张的信中——雨果的一切都是广告——以及后来在他的《凶年集》中,难道他没有愤然地抗议巴黎公社的军事行动?难道他没有像过去辱骂波拿巴党徒一样,狂暴地辱骂公社社员,用“十五岁儿童的枪杀者”、“盗贼”、“凶手”、“放火者”等形容词,给公社社员烙上印记?可是那些激进派,以及五体投地崇拜雨果的卡米耶·佩尔当,不得不认为由于雨果对血腥周的战败者的毫无分寸的辱骂与诽谤,对于他们是不利的。

  这样看来,雨果的举动究竟有什么异乎寻常,以致引起凡尔赛派报界的贝萨之流的慌乱?难道英国女王维多利亚和西班牙王阿马德奥的大臣们,不顾梯也尔和法夫尔的殷切的请求,没有把他们自己的国家,向那些他们从未和雨果似地辱骂过的失败者开放?谁也不会控诉这些政治家,说他们和社会主义者,和私有制度的敌人勾搭。在瑞士、在比利时、在英国,总之到处都有资产阶级分子,十足的资产阶级分子,难道没有慷慨解囊,资助没有面包没有工作的流放者?百万巨富的前放逐者维克多·雨果,却从未这样做。

  至于曾经养育过维克多·雨果,恩宠过他,夸耀过他,给过他奖章的合法王朝派,对于这年轻的哀里阿山,虔诚地保留着辛酸的隐恨,这是再自然不过了,因为他一等1830年的革命从合法王朝派手上夺走了打开给年俸的钱柜的钥匙,就抛弃了他们。他们控诉他开小差,叛变,也是再公正不过了。可是,这位奥尔良君主专政时代的法国贵族院议员,本来可以不必由他母亲负担他的保王主义的沉重包袱,而用他对于道德的爱好,来解释他的奥尔良主义,他可以这样对合法王朝派说:“我是个永远忠于责任的人,我不得不服从一种比感激更高超的道德教训,我服从了实际道德的命令:没有钱,就没有瑞士人,也就没有诗人。”可是诗人的早先的老板们,为了妨害诗人的商品在虔诚的教徒之间流通,他们诽谤他,管他叫亵渎神明的人,这就太过分了。再没比这更不真实的了。

  维克多·雨果不幸是由亵渎神明的父母生下来,在亵渎神明的环境中长大的。他母亲[40]不许他“吃上帝”[41],可是相反地,她给他找了几个抱怀疑态度的教士作为业师,那些教士在革命期间曾经抛弃法衣和经卷返归世俗。可是一等到王座与神座,互相支持着,都重新站了起来的那天,在雨果灵魂里,一种热烈的宗教信仰,突然苏醒了过来。于是他扼杀了他的伏尔泰主义[42],歌唱天主教,歌唱天主教的盛大仪式和它发给的年俸。难道合法王朝派在这点上认不出一种很真挚的投机式的信仰的标记吗?当他们要求这种应景式的天主教主义比使之产生的那些原因活得更久,他们表现得极端苛求。要使雨果一直到八十三岁保持对于神父们的上帝的信仰,合法王朝派只要继续执掌政权就行;但是他不得不明白过来,而且停止崇拜上帝,因为这上帝已经不再用发年俸这举动,来显示他的存在。也就因此,一个银行家对于一个破了产逃到比国去的雇主,中止了信贷。

  1830年的革命重又使伏尔泰和自由思想成为时髦的事物;维克多·雨果,这个向日葵,他的本性注定他跟着太阳转,放下了他的正统主义和应景的天主教主义,就像一个厨娘解下她的围裙一样。他有了新的主人,需要满足他们。他赞扬贝朗瑞的“善良人们的上帝”,同时焚毁耶和华,虽然耶和华这位凶狠而阴沉的上帝,更适合于雨果的浪漫主义头脑。这样地调换上帝,证明他的自然神论的真诚性。他不惜代价,无论如何需要一个上帝;为了他私人的用途,这也是不能缺少的;有上帝,他才能够当先知,当三脚座[43]。

  他毫无困难地达到他的读者们粗俚的非宗教态度的水平,因为别人并不要求他牺牲浪漫主义从上帝这概念以及从基督教慈悲心肠中取得的、平凡的诗歌效果,自由思想者因此推卸了责任,不必操心去减轻由于他们的剥削而造成的穷困;甚至他可以继续称赞教士和女修道士,资产阶级出钱雇用这些道德宪兵,借以补充警察与军队的镇压工作。[44]

  维克多·雨果临终时没有请教士,也没有祈祷;没有忏悔,也没有领圣体,天主教徒大为愤慨;可是信仰好好上帝的人们,不能责备他曾经有过渎神的念头。他的硕大无朋的脑袋,对于百科全书派的破坏性的批评和现代科学的哲理,都是一窍不通的。1831年,一场科学论争激奋了全欧洲知识界:居维叶和乔弗鲁瓦·圣伊莱尔讨论关于生物与世界的起源及其形成的问题。被雨果轻蔑地称为“漠不关心的诗人”的年迈的歌德,心灵充满崇高的热情,倾听两位强有力的天才的推理与讨论。雨果,对于哲学和科学都不关心,将他的“广阔无边的天才”,能够把可见的与不可见的,理想的与真实的大海中的怪物和陆地上的生物,都包罗在它的无边的领域中的天才,专门用于摆稳一句诗前后半段的“顿挫的天平秤”,以及协下列这一类的韵脚:

  nombril(肚脐) avril(四月)Juif(犹太人) suif(脂肪)gouine(下流女子) baragouine(口齿不清)Marengo(地名) lumbago(腰部神经痛)

  三十年以后,查理·达尔文重新研究乔弗鲁瓦·圣伊莱尔以及他的老师拉马克的学说;他利用自己的博学和天才的发见,丰富了这学说;使它获得胜利之后,将它树立在生物学的领域内,从而更新了人类对于创造的概念。雨果,这位“二十世纪的思想家”——二十世纪甚至被雨果崇拜者称为“雨果的世纪”,这位将“人类的思想”装在脑袋里的雨果,漠不关心地生活在这一非同小可的思想运动之中。这位il poeta sovrano,将他的最大部分的生活,消耗在售货目录和史地词典中,追求“富韵”,没有理会拉马克主义、达尔文主义、进化论,种种学说协起韵来,比faim(饥饿)与genovefain(Sainte-Geneviève派教士)更为丰富。

五


  人们将来会回忆起巴黎报纸整整十天之久的,浮夸嚣张的热情泛滥。从这种过分铺张的勉强的赞扬,人们已经开始恢复常态;不久一定会把这些天的狂热和颂赞,看作无法解释的一时疯狂。

  在最近的将来,维克多·雨果的作品是否将存活在人们的记忆里,就像莫里哀和拉·封丹的作品之在法国,海涅与歌德的作品之在德国,莎士比亚作品之在英国,塞万提斯的作品之在西班牙一样!还是沉睡在只有少数考据家研究古典文学起源时懒洋洋地翻阅一下的、骑士马兰的诗篇旁边?讨论这样的问题,势必是无济于事的。可是十七世纪的文人却宣告《阿陶那》将永远盖过《忿怒的罗兰》,盖过《神曲》和《伊利亚特》,并且有狂热的群众,举着旌旗游行,旗上宣称大名鼎鼎的马兰是

  “诗歌的灵魂,竖琴的精神,诗人的典范……天才的奇迹……他的光荣的笔给诗歌以真正的价值,给言词以自然的色彩,给诗句以真正的和谐,给散文以完美的装饰……博士们赞扬他,君主们尊重他,世人以他为欢呼的对象,即使妒嫉本身,也庆祝他,……”

  莎士比亚逝世的时候,他的时代把他遗忘了。

  当代的评价,有时后世不予批准。可是,不赞扬也不谴责,只是试图解释一切的历史批评,却采用民间谚语:无火不冒烟;历史批评认为作家之所以受当代欢迎,无非因为他善于迎合当代人的趣味、热情,并且用他们能懂的语言,表达了他们的思想与情感,这就博得了他们的掌声。任何受公众爱好而成名的作家,无论他在文学上的功过如何,仅仅由于公众爱好这一事实,就获得很高的历史价值,对于一个阶级,一个时代的,成为爱默生所说的“代表人物”。问题在于研究维克多·雨果如何能够赢得资产阶级的赞扬。

  成了社会权力的最高主宰的资产阶级,要求一种文学能表达资产阶级的意见和情感,而且说资产阶级喜爱的语言;为了讨贵族欢心而准备的古典文学,不能适合资产阶级的要求。到目前为止,关于浪漫主义的研究都不过是玩弄词藻,在那里边人们忙于褒贬,而不加分析、比较与解释;等到人们用批判的态度研究浪漫主义时,人们就将看出浪漫主义作家们在形式与内容上,多么准确地满足资产阶级的要求;虽然他们之中许多人并没有意识到他们这样认真地扮演的这个脚色。

  雨果不以思想与情感见长,而以形式见长;这一点他自己心里明白。形式对于他是最主要的东西,他说:

  “……拿走这件简单而微小的东西:风格,那么从伏尔泰、帕斯卡尔、布瓦洛、博叙埃、费奈隆、拉辛、高乃依、拉·封丹、莫里哀这些大师身上,还将给你剩下什么呢?
  “——不过是荷马通过比托贝的译文所能剩下的东西而已。”

  观察的真实性,思想的力量和独特性,都是不必计算在内的次要的东西。

  “形式是出乎人们意想之外的绝对的东西……任何要想存活的艺术,应当一开始就好好地给自己提出形式、语言、风格等问题……风格是打开未来之门的钥匙……没有风格,你可以获得一时的成功,获得掌声、热闹、锣鼓、花冠、众人的陶醉的欢呼,可是你得不到真正的胜利、真正的荣誉、真正的征服、真正的桂冠,正如西塞罗所说:insigna victoriae, non victoriam.”

  维克多·库辛,哲学上的浪漫主义者;维克多·雨果,浪漫主义文学上的哲人,把资产阶级所要求的那种哲学与文学贡献给资产阶级。十八世纪狄德罗、伏尔泰、卢梭、达朗贝和孔狄亚克之流,使这个资产阶级过多地用了思想,以致它不得不企望休息,并且不必伤脑筋而欣赏一种柔和的哲学以及一种温情的诗歌;这种哲学与诗歌不必再劳累智慧,可是能娱乐读者,将他引导到云端,带他到梦幻之乡,以形象的美丽与大胆娱其目,以句法的铺张与和谐悦其耳。

  1789年的革命将社交生活的中心从凡尔赛移到巴黎,从宫廷与沙龙移到街头、咖啡店和民众集会中去。报纸、小册子、讲演,形成当时的文学,大家都发言,都写文章,并且毫无顾忌地蹂躏着高级趣味与语文法典的规则。来自所有的省份,所有的社会阶层的大批的字、新词、词句、句法和形象,侵入两个世纪以来由贵族文化酝酿而成的文雅的语言。罗伯斯庇尔死后不久,语法家与主张语言纯洁者拾起了曾经从他们手里夺下的戒尺,动手驱除不速之客,并且修葺被长裤党人在十八世纪的语言上打开的缺口。他们获得部分的成功;他们摹仿朗布耶公馆里的女才子们,从口头的与笔下的语言中,删去几千个字和表达法,这些都一直没有还给语言。幸而夏多布里昂仿效《使徒行传》中的保王党用菜市的语言来支持王座与神坛的办法,拿革命所孕育的语言与修辞,来捍卫反动势力与宗教,不顾语言纯洁派的愤慨。他的作品《阿达拉》、《基督教英华录》、《殉教者》,获得极大的成功。在这世纪里,并不是创造浪漫主义的语言,而是把这种语言尊为文学语言,这一光荣是属于夏多布里昂的,雨果却是夏多布里昂的徒弟。

  可是除开一首人们很熟悉的小歌,以及一个很公道地不为人所知的剧本以外,夏多布里昂的写作只限于散文。古典诗歌的模子,还等着人来捣碎;诗句等着人来揉搓,使它和新的谐音相熨贴,并且用流行的散文已经具有的形象、词句和字眼来丰富它;法国诗歌的古老形式,还等着人来使它们复活。维克多·雨果、拉马丁、缪塞、维尼、戈蒂耶、邦维尔、波德莱尔,以及另一些诗人,负担了上述任务。雨果,在广大公众眼里,一人独占了浪漫派七星诗人的荣誉,并非因为他是最伟大的诗人,而是因为他的诗的技巧包罗了所有的体例和所有的题材,从歌颂到讽刺,从爱情歌到政治论著,又因为他是将资产阶级的慈善与自由主义的长篇大论写成诗歌的唯一的人。到处他都显出极熟练的手艺。有如女裁缝和时式女帽制造者,为了吸引行人的目光,用最惹眼的衣衫来装扮她们橱窗中摆着的人体模型,雨果同样地将资产阶级供给他的思想和情感穿戴起来,用了计算好可以刺激听觉和引起惊诧的、令人头晕眼花的一套冗长的词句;用了遍身长满利刺似的令人心惊目眩的对比,以及闪电式的形容词句的、一套很和谐地押着韵并且有抑扬顿挫的、大事铺张的饶舌。除了夏多布里昂,他是本世纪字眼与形象的铺陈家中最大的一个。

  仅仅他的文学铺陈家的才干,还不足以使他获得这样普遍的充满信任的钦佩;他的行动使他博得资产阶级的高度重视,更甚于他的文章。即使在最微小的行动中,雨果始终是个资产者。

  在浪漫主义的终结式的公式“为艺术而艺术”前面,他很虔诚地在胸前划了十字;但是,正像任何一心想发财的资产阶级分子,雨果将他的才能用在满足出钱的公众的趣味方面;并且按照情况,他歌唱王权或共和国,提倡自由或赞成箝制报纸的舆论;需要唤醒公众的注意时,他放几下手枪:“美就是丑”,这就是他的最响亮的鞭炮。

  他自夸为坚定不移的人,他不放弃责任,如同软体动物粘住在岩石上一样;可是,正如任何不惜代价向上爬的资产阶级分子一般,他苟安于任何情况之下,并且向如日初升的一切权力和一切舆论,殷勤地致敬。轻率地参加了一种配搭很差的政治活动之后,他马上敏捷地转过身来了,让他的伙伴们去密谋变乱,去耗费他们的时间与财力为共和宣传;他却专一地在利用盛名发财;当他宣传依靠流亡者传统的黑面包生活的时候,其实却在以黄金的高价出售他的散文和诗歌。

  他自称心地单纯,说的和想的一致,言行也一致;但是,正如任何设法招徕顾客的商人一般,他抓起满把满把的粉末来迷人的眼睛,并且经常摆布公众。关于他的后事的安排,在他善于演戏、十分富于机巧的花招的一生,是最高的成就。一切都权衡过轻重,一切都是预先计算好的:从目的在于以简朴的举动来夸张他的伟大,同时为了博得容易上当的群众的同情的、那辆穷人的柩车起,一直到目的在于推动政府慷慨解囊,并且自己不花钱而得到耀武扬威的葬仪的、关于他遗赠一百万法郎给一个病院,五万法郎给这个,两万法郎给那个的种种传言为止。

  资产阶级高度欣赏雨果的这些优点;集中在一个文人身上,这些优点是十分难得的:既善于处理生活,又善于经营家产[45]。他们在头顶殉道者的圆光,闪耀着光荣的异彩的雨果身上,认出了一个与他们同类的人;别人愈赞扬他忠于天职,热爱思想,见解深刻,他们愈发见他是用和他们相同的品质塑成而感觉骄傲。他们在雨果身上观赏自己,赞美自己,如同照镜子一样。资产阶级给了一个很有意义的证明,表示它和它埋葬在先贤祠的“伟大人物”是互相符合的:当资产阶级邀请各国参加6月1日的葬仪时,它并不让证券交易所停市,也不中断商业与金融的活动,因为6月1日是商业契据和公家的有价证券到期的日子。资产阶级的心使资产阶级作此想法,如果停市,雨果,il poeta sovrano,一定不赞成这措施;诗人自己决不至于因为任何理由,延迟二十四小时来收取他的息金和欠款。

法国《社会主义》杂志,1891年

《拉法格文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注释:

[1] 这篇论文,写于雨果逝世之翌日,至今已有好几年了,可是仍不失为独到之作,因为文中研究的雨果的公众生活,尚未经人研究与批评。巴黎,1891年3月30日,保尔·拉法格。——作者注

[2] 意大利文:至高无上的诗人。本指但丁,此地借用。

[3] 雨果在他的遗嘱中声明:“我给穷人们五万法郎,我愿意人们用穷人的送葬马车,将我的灵柩送到墓场……”

[4] 参加送葬行列的烹饪团体,这种团体往往由讲究饮食的人组成,在他们的旗帜上可能绘有煎炒的兔肉,象征美味;至于注射管,疑为积食之人,用以洗涤肠胃者。

[5] 见雨果的散文集:《文哲杂论》(1831),第1卷,第203页。——作者注

[6] 见《雨果夫人见证录》,第1版,第1卷,第147页。——作者注

[7] “巴多”(Pataud)的本义是“爪子粗大的小狗”,引申为“蠢人”。但在旺代战争和舒昂党事变中,保王党人故意把共和派的“爱国者”(patriote)一词讹读成发音相近的Pataud,用来嘲骂共和军士兵。

[8] 从1817年到1826年之间只要王室有事,不论红事白事,雨果总拿起他的鹅毛诗笔来写诗。有时王府添丁,有时洗礼,有时丧事,有时登位,有时受封,无不引起雨果诗兴勃发;那期间,他是替王室办私差的御用诗人,正如诗人贝拉马尔之于路易十八与查理十世一样。——作者注

[9] 这几个很有趣的贪利的青年,牢骚发得很动人。他们说:“《文学保守者》没有得到政府任何鼓励。别的刊物却有办法,在王上的大臣们的恩惠上获得利益;这些大臣,一提到要鼓励一部以保王与独立为态度的、拙笨的作品时,就想起节约的好处来了。”(见《文学保守者》第3册序言)可是,就在这一集刊的第361页,人们可以读到:《贝里公爵挽歌》,收在第7册,承讷沙托伯爵将此诗转呈热心文学的内阁大臣黎塞留公爵。公爵认为值得呈王上御览。陛下看了之后,为了表示满意,下令以五百法郎的赏赐(原文),给此诗作者维·雨果先生。——作者注

[10] “爬虫”(reptile),特指被政府收买、替政府效劳的报纸和文人。

[11] 意思是“为上帝”。

[12] “诗句”(vers)和“蛆虫”(vers)在法语中是同一个词,“烂鞋”(savates)代指蹩脚诗人、三流文人。

[13] 这个冒渎的形容词是出于司汤达笔下的。司汤达之丝毫不会经营“文学生意”,情况不下于波特莱尔。在《司汤达未发表的书信集》,第1册,第22页,作者这样写:“《爱丁堡杂志》认为拉马丁是最激进的政党诗人,这就完全搞错了……真正的政党诗人,是雨果先生。这位雨果先生的才气,近于《夜思》作者杨格,他永远很夸张,但是冷漠无情……并且谁也不能否认,雨果先生很善于写法文诗句。不幸得很,他的诗句是催眠的。”——作者注

[14] 见《雨果夫人见证录》,第1卷,第252页。——作者注

[15] 见《雨果夫人见证录》,第1卷。——作者注

[16] 见《雨果夫人见证录》,第1卷。——作者注

[17] 见雨果在1817年,投给法兰西学士院,参加诗歌竞赛的一首诗:《读书乐》。他抓住一切机会,来辱骂他的英雄。——作者注

[18] 见《长短歌集》中的《二海岛》,1826年版。——作者注

[19] 政治惊险武技的爱好者,可以在普洛斯尼·戴布编的《随风转舵人物词典》,和1831年的《随风转舵人物新词典》中,找到足以引起他们最苛求的赞美的例子。正如夏多布里昂所说,他们将惊奇于“有人既已向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共和政府宣过誓,又向五人组成的执政内阁宣誓,又向三人领导的总裁政府宣誓,又向朕即天下的帝制宣誓,接着还向第一次复辟,向增补宪法,向第二次复辟宣誓以后,居然还有什么誓言,可以向路易·菲利普宣告”。相传塔列朗向路易·菲利普宣誓以后,微笑着说:“嘿,嘿,陛下,这是我第十三次宣誓!”

[20] 见《长短歌集》,1823年版,第2卷,第8首。——作者注

[21] 小册子的标题是:《关于用自由的工人代替贩卖黑人的办法,使殖民者的安全,以及殖民地与本国的依属性,日后可有保障》,项迪著,八开本,1818年1月,维迪埃印刷店,印于勃洛瓦。——作者注

[22] 贝尔东先生作了些关于雨果家庭情况的研究,发现老将军喜欢胡乱写文吟诗。他死后遗留下一张著作表:《阿尔巴公爵夫人》、《鼓手洛班》、《湖上隐士》、《勃勒奴斯之剑》、《贝林纳,或新的妮娜》、《宫廷密谋》、《三幕喜剧》、《告假》、《约瑟夫,或被收养的弃儿》等等。这些作品都已散失。虽然维克多·雨果从来不提父亲的诗歌小说,却很加赞赏。贝尔东引了一封维克多给他父亲的信,信中提到老将军写的一个剧本,使他的儿子“感动到灵魂深处”;在另一封信中,他提到他父亲的一首诗《天使吕西弗》,这首诗也使他“神往”。如果人们不知道他是个孝子,也许会奇怪,为什么他不把父亲的“出众”的作品,从遗忘中挽救出来;维克多自己的一切文学排泄物,都加以收集和珍藏,而瓦克里、默里斯和勒费弗尔这几位先生,由于他们对雨果崇拜的罪孽,不得不发表,或至少恭读雨果的一切文学排泄物。——作者注

[23] 见雨果:《文哲杂论》(1834)《1830年一个革命者的日记》。——作者注

[24] 见雨果:《莱茵河》,第3册,第288,331页。——作者注

[25] 这些传记中的细节,维克多·雨果在口授夫人的自传中,由于一种不适当的谦虚,都加以删除了;而在比雷所写的、非常博学而且富于风趣的研究之作:《1830年前的维·雨果》(1883年吉尔维出版社出版)中,这些细节都给恢复了。我们把比雷的书介绍给愿意知道雨果的私生活的雨果崇拜者们,这并不是过分的。——作者注

[26] 在1848年第二共和国时期,这条路上的普瓦捷路委员会是法国重要的保守派政治团体,领导人物包括梯也尔、基佐、托克维尔等人,是镇压社会主义运动、推动保守反动政策的核心力量。

[27] 见11月1日该报。——作者注

[28] 见8月1日该报。——作者注

[29] 见8月27日该报。——作者注

[30] 见8月6日该报。——作者注

[31] 见8月28日该报。——作者注

[32] 见11月3日该报。——作者注

[33] 见8月11日该报。——作者注

[34]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4页,人民出版社2015年中文版。

[35] 见《时事报》第14期。——作者注

[36] 这种鳄鱼眼泪式的“博爱”,曾经责备过一个从来不堕落到弹奏以慈善为招牌的吉他琴的诗人阿尔弗雷德·德·缪塞,因为他将法兰西学士院给他的一笔奖金,一千三百法郎,赠送给“六月的牺牲者”。8月23日的《时事报》这样地评论上述举动:“请允许我们给缪塞先生指出,他的决定丝毫不能达到拉图尔-朗德里侯爵的遗赠基金的目的。赠金应当属于一个比较清寒的诗人,而不属于某一爱国的事业。”——作者注

[37] 见《雨果夫人见证录》,第2卷。——作者注

[38] “比马拉更卑鄙,比巴贝夫更卑鄙,还有最后的一道沟,而从这地窖中,钻出来一个拉斯纳。”见《悲惨世界》,第1版,第6卷,第61-62页。——作者注

[39] 见《时事报》,第94期。——作者注

[40] 那旺代派女匪是一个坚决的伏尔泰主义者。在马德里,她把她的孩子放在贵族学校里念书,“但不顾领导学校的神父们的反对,坚决不让自己的孩子和别的学生一样,做弥撒时去服务,她甚至禁止别人叫她的孩子们忏悔和领圣餐”。(见《雨果夫人见证录》,第1卷,第194页)——作者注

[41] “吃上帝”(manger du Bon Dieu),指的是天主教弥撒中领取圣体饼的仪式。

[42] 在一篇写于1818年,可是发表于1863年的书简体的诗中,雨果提到自己的时候这样说:“我十六岁……我读《法意》,我佩服伏尔泰。”(见《雨果夫人见证录》,第1卷,第308页)——作者注

[43] “诗人自己是三脚座。他也是上帝的三脚座。”见维·雨果的《威廉·莎士比亚》,第53页。——作者注

[44] “没有比一个老教士和一个老兵士更容易互相深入,互相混合。归根结底,两者是同一个人。一个对于地上的祖国作了忠诚的服务,另一个同样对待了天上的祖国,此外没有别的区别。”见《悲惨世界》。又:“也许没有事业,比这些灵魂(指女修道士们)所做的更为崇高。而且我们加上一句:没有比这更有用的工作。祈祷的人必须为从不祈祷的人祈祷。”见《悲惨世界》。雨果非常幸运,他的书卖得很好,对这点他很在乎,同时却没有多少人读他的书,他的读者将愈来愈少,否则很久以来《世纪报》和莱奥·塔克西尔早就不得不把他留在天主教徒的账上,不接受他。——作者注

[45] 在6月1日的人群中,偶然听到的一段对话:——市民甲:“雨果想必有钱极了,国家才给他举行这样的葬仪;对于一个穷光蛋的天才,国家才不会花这么多钱哩。”市民乙:“你说得满对。听说他留下五百万法郎遗产。”市民甲:“就算三百万吧,因为人们说话总是夸大的,那也够美的了。应当承认,他比那些从不知道用曲折的办法,从不留下财产的有天才的人要聪明多了。”
  1885年9月4日的《时报》,发表了下列的关于雨果财产的材料:“已经办理承继手续的维克多·雨果的遗产,总数约计五百万法郎。当人们知道这位大师在1884年收入一百一十万法郎的版税,人们就可明白他的财产增加得多么迅速。再说,维克多·雨果的遗嘱之一列有这么一条:遗赠五万法郎给巴黎的穷人,这份遗嘱完全是他亲笔写的,完全结束了并且写了日期,但没有签名。”
  送给穷人五万法郎,即使在他身后赠送,也超过了维克多·雨果的慈悲慷慨的心灵的能力。临到签字的当儿,他心肠就不够硬了。——作者注



感谢 先知在1917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