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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台上的达尔文主义
拉法格
(1890年)
“我们会重新落到多么下贱的用场啊,霍拉旭!”
——哈姆雷特
可怜的达尔文!如果他还活着,对自己的鼎鼎大名所引起的后果一定不会太高兴。法国人正在拿他当作“年轻暴徒的新种族”之父而加以谩骂,正如都德宣称:
“……对于这种新族类来说,生存竞争这个大好发明可以做一切丑恶行为的科学的遁词……我告诉你们,达尔文的这种学说一经实践就罪大恶极,因为它们从人心深处去寻找野兽,而且正如埃尔舍所说,它从人这个已经站立了起来的四足兽身上,重新唤醒仍在爬行的四足兽。”
在舞台上或在台下说出这样大胆的肯定之词的那些人,绝不是疯子或傻瓜,而是一些受尊敬和富于机智的人。他们并不偏好故作惊人之谈,也不是讪笑庸夫俗子,因而发表他们的意见。他们最近用完全冷静镇定的态度,和令人感动的夸张的口才,发表了这些惊人的真理。倒楣的是在文人或现代新闻记者的无知和狭窄的头脑中,打出一条道路来的科学理论!
我们的文学家并没有在达尔文的著作中研究过生存竞争。他们对于这一类智力劳动是不习惯的。不,他们只是从某些画报里掇拾了若干道听途说的东西。
约莫十年前,巴黎有一个开牛奶铺的老妇人被人杀害了。这件在很古怪的情况之中发生的凶杀案给人以那样深刻的印象,以致今天人们还想得起来。凶犯是用很奇特的方式被发现的。巴雷,一个和老妇人曾经有来往的青年,自告奋勇地帮助检察官调查案情,他自动地、详详细细地报告了关于被害者的习惯、生活方式以及她为了存储辛苦节省下来的一万法郎的小财产而买的有价证券。这青年和检察官会谈过几次,后者对于他愿意这样帮助破案表示感谢。一天,检察官送他到办公室门口,问他:“您原先是留胡子的,巴雷先生?”
这么轻轻一点破,巴雷立刻哆嗦起来,脸色和死人一样灰白。检察官按住他的肩头,喊道:“凶手在这儿!”
惊惶失措的巴雷,招认他和他的一个朋友,医科大学生勒比兹,干下了这桩罪行。这两个凶手都是聪明并且受过教育的年轻人,一个二十四岁,一个二十六岁。勒比兹一直被目为巴黎医科大学优秀生之一。他的老师胡尔比昂大夫和他的同学们听说他被逮捕,还以为出于鲁莽的误会。犯罪后隔了几天,勒比兹曾经作了一个关于达尔文主义的报告,介绍了生存竞争的学说和适者长存的规律。
眼看自己已经被告发,勒比兹并不抵赖他的罪行,可是他这样解释:那卖牛奶的老妇人把一万法郎交给他的朋友巴雷,巴雷把钱花光了,没有替老妇人去买股票。这笔钱随时有被追究的可能,可是巴雷无法偿还,他有被控告并以侵吞论罪之险。勒比兹明白他面前摆着一个左右为难的问题:是让一个朋友,很好的家庭出身和富有前程的一个年轻人声名扫地呢?还是让一个无意义、无用处的老妇人死亡呢?他一秒钟也不犹豫地作了决定,杀死了老妇人,为了灭迹,按照解剖学的规矩支解了尸体。
这桩罪案轰动一时。勒比兹并不是一脚踏倒拦阻他前进的一切障碍的恶汉或狂人,而是一个冷静、深沉的人。他的罪行事先经过缜密的筹划,执行时有条不紊,并且还用一种科学理论的名义给自己找合法的理由。他死也死得勇敢。巴雷不得不让人抬上断头台,而勒比兹用坚定的步伐走上断头台的阶梯。当他把头伸过断头机下面圆孔,铡刀正要压下来的时候,在人群里有人高喊:“好样儿的,勒比兹!”他抬起头来,注视喊声传来的方向,同时很清楚地说:“永别了!”
这件罪案引起漫长和热烈的论争。敌视达尔文主义的人把它当意外的收获来接受。这样的人为数众多,而且都是很有身份的人,他们赶快利用这么好的一个机会,来击垮一度以勒比兹为代表的这一种学说。某一些自由思想者的阶层把信徒犯罪的账算在宗教身上。虔信宗教的人们依样画葫芦,他们抨击新学说,把它看成罪犯养成所。他们获得憎恨达尔文的学者们的热烈支持,在这些人眼中,达尔文这个科学界的革命者,不应当比巴黎公社的那些革命者有更好的下场!有一个大主教,杜邦鲁大人,如果我没有记错,居然去替勒比兹请求赦免:难道他不是达尔文学说的受害者吗?社会有责任容许他悔罪和立功自赎。
进化论起初形成于法国。在法国人之外,海克尔和德国的达尔文主义者不得不承认布封、拉马克和乔弗鲁瓦·圣伊莱尔等人的功绩。而英国的达尔文主义者,却故意装作不知道有这些人存在。可是恰好在法国这种学说碰到最大的困难。法国科学界仿佛看见一个自己遗弃的孩子被英国人收留和养大了而感觉可羞。法国科学院中以八十岁的弗鲁兰斯为首的那些年老干瘪的院士们,对物种源流论宣战:动物与植物一开头就以它们现在的形状被创造下来的,而且它们会把这种形状一直保留到世界的末日!直到海克尔从德国来到巴黎,才把拥护进化论的青年们集合起来,对他们吹一口气,燃起神圣的火焰。从那时候以来,弗鲁兰斯和别的许多老院士都死了,更年轻、更大胆的自然学家来了;可是直到目前进化论在官方科学界的胜利并不是全面的。举例说,基阿大夫虽然以无数的科学发明而获盛名,不得不等候了许多年才被任命为巴黎博物馆的教授,就因为他是进化论的信徒。
法国作家们喜欢嘲笑法国学士院,并且讥讽它那些过了时的见解;可是谁也不比他们更容易适应过去时代的成见,谁也不比他们更恭顺地在学士院和它在学术上的清规戒律之前鞠躬敬礼。我还得加上一句,上层社会和给他们准备精神食粮的作家们,同样地表现这种缺少独立的特性,和对于官方意见的尊敬。
卖牛奶的老妇人被暗杀,这事件使达尔文学说在新闻记者和文人中间通俗起来。这些人,在法国正和在别处都一样,他们的特点就是无知与缺少学问修养。在凶杀案发生后才听说有生存竞争这一种学说存在的人之中,就有都德。依照他的那些同行的样子,都德把事情比达尔文看得简单得多:
“出生的人数比能够存活的人数更多……你不杀我,我就杀你。”
这样一来,按照高明的都德,达尔文的全部学说用一个核桃壳就装得下了。这是他的剧本里的一个科学家对我们说的一句动人的话。在他这部以“生存竞争”为题的剧本的序文中,都德自述他本已开始写一本书,一半小说,一半记事,题目是《勒比兹和巴雷——两个当代的年轻法国人》。他在这方面工作了已经好几个月,那时在法国出版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令人赞美的小说《罪与罚》的译本。在这本俄国小说中的勒比兹名叫拉斯柯尔尼科夫;他预谋杀人,杀了一个孤独的老妇人,一个心肠干硬的凭抵押放债的女人,她所造成的只是绝望和穷困。这老妇人的金钱可以给拉斯柯尔尼科夫深爱的母亲和妹妹幸福和健康。拉斯柯尔尼科夫并没有像勒比兹那样做一个关于生存竞争的报告,他却给一本期刊写了一篇题为《杀人的权利》的文章,在文章里他阐明消灭害人的人是允许的。
都德明白,要和内心分析的无双大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病态的天才来较量高下,对他来说是不可能的事,于是他放弃了他那本半小说半记事的书。但是生存竞争这个意思使他觉得太有趣了,舍不得放弃;他赶紧把它搬上舞台。于是去年十月三十日,巴黎吉姆那斯剧院演出了一出阿尔丰斯·都德的五幕六场的戏剧,名叫《生存竞争》。
都德不是职业戏剧家。他转向舞台还是新近的事,而在这方面已经证明他并不缺少智巧。必须承认他那个剧本表现了许多长处,它具有若干富于戏剧性的场面,并且玛丽-安多这形象是细致地描绘出来的。
保尔·阿斯吉叶,院士的儿子,是一个渐渐出名的建筑师。在重建一所古老的厦垛时,他被厦垛的女主人,非常有钱而年已过半百的玛丽亚-安多尼亚·巴佗瓦尼(简称玛丽-安多)公爵夫人爱上了。阿斯吉叶,相反,是一个年轻、好享乐、热衷名利的人。“达尔文是他最喜爱的作家。”可是,正和都德一样,他在《物种起源》中只发现了马尔萨斯牧师的错误规律。“出生的人数比能够存活的人数更多”,其结果,一部分人必须饿死,为了使另一部分人能够过舒服日子。阿斯吉叶,合乎逻辑,选择了舒服的生活。他有句格言:“弱肉强食。”狡诈的谛起彭,并不是一个很富于智巧的人,找到了一句更好的俗谚。他在小手册上用蹩脚的英文写道:
“世界是由两种人组成的:蠢蛋与坏蛋;而后者应当依靠前者生活。”
阿斯吉叶怀着做内阁总理的野心。他已经是众议员和重要人物,他的意见是起作用的。可是,用两年工夫他把公爵夫人的财产挥霍光了,并且已经濒于破产。他打算毁弃他和那个老妇人的婚姻,为了再娶一个非常年轻的犹太女子。他把婚姻看成仅仅是一种手段,把女人看成爬上权力地位的梯子档。他布置得这样好,故意叫善妒的玛丽-安多在她自己家里当场破获他的奸情。可是这位公爵夫人却是个忠实的天主教徒,她认为离婚是造孽,也是一种耻辱。她满足于赶走丽蒂,那个被阿斯吉叶诱惑、而且曾受过她的恩惠的少女;她自己退居到乡下去了。阿斯吉叶跟她到乡下,扮演悔过与爱情的喜剧,逼她答应饶恕,重新把她带回巴黎,他希望在巴黎找个有利的机会取得她对于离婚的同意。可是时机迫促,那年轻的犹太女子等得不耐烦了,给阿斯吉叶以人财两空的威胁。阿斯吉叶急于作最后解决。在一个节庆的场合,他把一杯放毒药的水递给他的妻子。但是,突然为恐怖所袭,他止住了他妻子举杯到了唇边的手。公爵夫人猜透了他的阴谋,同时由于她认为阿斯吉叶是干得出罪行来的,就答应离婚,为了解除他的杀机。阿斯吉叶与玛丽-安多之间的几场戏演得很好。到最后,正当阿斯吉叶快要接触到幸福的高峰,快要娶犹太女子而又一次成为百万富翁的时候,丽蒂的父亲开枪打死了他。
都德杀死了阿斯吉叶,因为,正如他在序文中所写那样,他,都德,是一个诚实人,他不能忍受坏蛋,——自从他不再当波拿巴匪帮中最大强盗之一的莫尔尼公爵的私人秘书以来。他写了这个剧本为的是表达他对于生存竞争的信徒们,用他的高明的英文来说,对那些“struggle for lifeurs”的憎恶,那是一些彻头彻尾的达尔文主义者,既无成见,又无顾虑,既不信仰上帝,又不怕宪兵。
达尔文主义者对于作为道德的最后支柱的宪兵的藐视,是都德的另一件伟大的发现。他引述贝克莱,这个“苏格兰”哲学家的话,认为我们的官能不能感知外在世界这正确形象。贝克莱把精神看作一种非物质的东西,它不能设想物质的东西;因此他宣称外在世界不存在。都德用高明的逻辑作出结论,认为对于达尔文主义者说来,宪兵不是一种现实,而是一个抽象的概念。
简直不能令人相信,像都德这样的作家居然认为达尔文和他的学说应当对勒比兹、巴雷以及其他在我们社会上乱窜的吃人生番负责。这么说,在《物种起源》问世以前,我们是生活在一个既无盗窃又无罪行的社会里的!再说,假如这部书从来没有发表过的话,我们岂不是一直都生活在人人以互助为利,而不是以互相剥削取利的社会中了!医生和药剂师不至于为了混饭吃而愿意肺病和热症大大流行,头破肢折的人愈来愈多;等着承继遗产的人不会盼他们的亲爱的尊长早早一命归天;金融家把钱财从干交易所买卖的同行处抢来,往保险箱里装的时候,会犹豫不决起来;商人和企业家不会用肆无忌惮的竞争使别人破产;资本家不会为了发财而强迫工人接受吃不饱的工资;总之,一切都会很好,假如达尔文没有写这部危险的著作的话!
都德之流看不见不可避免地造成竞争及其后果的是我们的社会关系,而不是某些学说。人与人之间互相交锋的无情的经济斗争并不是达尔文的一套学说的后果,他的学说不过是把现代的竞争的规律应用到动植物生活上去而已。达尔文自己也解释过,说马尔萨斯的定律激发他去进行那样的研究。
我们在读勒比兹以及别的杀人犯的罪行记录时,浑身打寒噤,可是面对竞争的恶劣影响,我们却无动于衷。和食品作弊而引起的群众中毒相较之下,法庭里判决的那些杀人案是多么微不足道!比勒比兹和巴雷谋杀卖牛奶的女人的时期略早一点,伦敦有一个商人被审讯了,因为他在紫罗兰粉里搀了砒霜和别的危险品。若干包含有砒霜的这种粉,被呈缴到法庭上来。经证明有几个婴儿因此中了毒;但陪审员决定被告无罪,因为他无非按照竞争的规律行事!
从摇篮到坟墓,我们一直生活在这种竞争的气氛里。并不是科学理论或宗教信念,而是这种残酷的现实,在摆布人,在刺激自私自利的心肠,而使它成为压倒一切的激情。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惊讶的倒不是犯罪的行为增多,而是增加得不够快。
使竞争不断地变得更为尖锐,更为无情的现代发展,铁石化了人心,刺激了贪欲,可是同时也削弱兽性,使人变成萎靡无力;它把狂怒的野兽变成善于思考和算计的人,这种人并不用暴力、杀戮和殴打来达到作为现代文明的目的的财富;而是通过残酷程度常常并不减少的合法途径。像勒比兹和阿斯吉叶那类的行为并不是现代科学的后果,它们甚至并不是现代进化的特征。
德国《新时代》杂志,1890年
《拉法格文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感谢 先知在1917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