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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6—1890年的法国社会主义运动

拉法格

(1890年8月)



  1871年5月的流血周已经过去了。那时梯也尔先生向惊魂未定的凡尔赛资产者宣布,“法国社会主义被消灭了”。这个畸形的和可恶的家伙已经不是第一次宣告社会主义的完结了;早在1849年,他在他的论财产的那本书出版后对他的普瓦提埃街的朋友们说,“社会主义的谬论和诡辩已经一劳永逸地被驳倒了”。1871年,梯也尔先生和资产者可以对社会主义的命运抱种种幻想,巴黎的革命刚刚失败,没有在战场上牺牲的战士不是逃走,便是被投入监牢。大批工人不得不离开处于恐怖统治下的城市,以逃避胜利的反动派的疯狂屠杀。公社失败后几个月,人们估计巴黎各个行业缺少的工人达十万。只有一个行业例外:参加斗争的排字工人人数很少,所以印刷厂是一个不被人注意的空隙,在那里可以保住性命或免于逃跑。流亡者把巴黎工业赖以保持优势的技术知识和精巧手艺带到了异乡;但是,资产者感到自慰的是,枪杀、监禁、放逐和流亡似乎夺走了革命党的一切生命力,而梯也尔可以自夸的不是他消灭了社会主义,而是在一定时期内阻碍了社会主义的发展。
  在1848年六月起义之后的好多年里,社会主义运动似乎被消灭了。到帝国快垮台时,大约在1866年前后,它才开始恢复生机,但是表现得十分胆怯,甚至幼稚,以致还不能称作社会主义。蒲鲁东是人们能够回忆起的唯一的1848年以前的社会主义者,而他的不能理解现代运动的落后的小资产阶级理论又成为时髦。一个停顿了一段时间的政治运动不能从它中断的地方继续进行。重新参加这个运动的新人,好像背诵课文的小孩一样,不得不回到运动的开始阶段,再很快地走一遍已经走过的阶段。
  如果说1848年6月之后社会主义需要十八年才从沉默和麻木中苏醒过来,那末它在1871年的屠杀、放逐和大批逃亡之后只经过五年的休整就又开始活动了:1876年在巴黎召开了工人生产合作社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尽管具有反动的性质,但毕竟是新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出发点,虽然维也纳国际博览会在选举出席这个博览会的代表时也曾经在工人阶级中掀起过某种程度的运动,而各国政府曾经不得不违背自己意愿容忍了这一运动。资产阶级的国际狂欢活动向来给工人们提供了开始一个运动或使运动变得更加激烈的机会。伦敦国际博览会第一次使英法两国的工人有了接触,他们曾经被一个世纪的偏见和仇恨所分离,而这种仇恨比现在使法国和德国沙文主义者彼此分离的仇恨还要盲目和深刻。法国和德国工人感到惊喜的是,他们发现,同样的贫困、同样的剥削和同样的解放要求把他们联合在一起,他们心里并不存在迫使自己的先辈们总是手持武器的那种民族仇恨。在1862年的伦敦国际博览会上出现的国际团结的感情在去年巴黎博览会上表现得非常热烈,其目的就是要把资本主义文明世界的一切民族的工人阶级联合和组织成唯一的一支为劳动解放而斗争的大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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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1年1月的选举把保皇派分子塞满了众议院,他们满脑子装的是人们以为早已绝迹并埋葬掉的思想。资产阶级共和派害怕他们再把在失败的混乱中宣告成立的共和国压下去;因此,他们开始向曾经是他们的选民和他们能够指望的唯一力量的工人讨好,以对抗变得日益狂妄和嚣张的保皇主义反动派;他们要求工人聚集在他们周围,以便建立真正的共和国,反对并战胜那些阻碍进行任何有利于工人的社会改革的保皇派。当时只是巴黎市参议员而后来成为共和国部长的弗洛凯和洛克鲁瓦侈谈起革命和改善工人的处境;1876年的工人代表大会是由激进共和派组织的。这是他们发动一个运动并捞取资本的手段。激进派杂志《改革报》推崇代表大会的思想,而战争时期曾是国防政府成员的克莱米约还出钱送代表从外省到巴黎。这次由资产阶级政客组织和资助的工人代表大会没有辜负他们的期望。
  1876年,凡尔赛反动派还没有结束它的血腥工作,当代表大会开幕时,他们还在枪杀公社的保卫者;白色恐怖笼罩着巴黎;参加过革命运动而又没有流亡的人都躲藏起来,避免参加任何公开活动。在这种情沉下,代表大会的代表不是对社会主义一无所知的十分年轻的人,就是像夏贝尔那样没有参加斗争但懂得服从,甚至懂得从帝国垮台以来一个跟着一个成立的一切政府那里占到便宜的老奸巨猾的人。那些后来追随布鲁斯的工人代表,为了讨好自己的施主资产者,声称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人的命运可以通过合作社、互助信贷,人民银行等等得到改善。这次代表大会心甘情愿地体现了舒尔采—德里奇先生的博爱主义思想;人们在那里除了赞扬他的包治百病的社会药方的奇效之外,没有干别的事情。
  但是,在这个一开始带有浓厚资产阶级色彩的工人运动中,很快就感觉到有一个使运动脱离这条道路,迫使它放弃博爱主义改良活动而走革命的社会主义道路的人的干预。这个人就是茹尔·盖得
  盖得刚刚回到他为了逃避五年监禁的判决而不得不离开的法国;他那时遭到这种判决,是因为他在蒙彼利埃出版的他自己的报纸上支持公社。他现在在《人权报》上抨击巴黎代表大会的讨论和决议。
  盖得曾在意大利和瑞士参加过国际的运动并从中接受了最初的社会主义观点。他的理论知识当时是很有限的和不明确的,看一看1877年出版的、由他编辑理论文章的头几期《平等报》就可以相信这一点;但是,他接受了国际的各次代表大会已经表述过的一种思想,这就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化。盖得具有相当敏捷的辩论口才和第一流的演说才能,所以,不久便成为叱咤风云的人物。他是法国新的社会主义政党的创建人。
  他的宣传热情驱使他走遍法国各地,走遍平原和城镇;他所到之处都挑起关于社会问题的辩论;他在巴黎和许多外省城市接受律师、经济学家、议员和其他头面人物的挑战,出面为集体主义思想辩论;但是他们遭到了惨败,以致于在第一回合论战后就再也不同他辩论了。他所到之处留下了社会主义思想的热情拥护者;他是一个能使得大多数人改变信仰的宣传家。盖得在巴黎把一些社会主义者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多数是外国人,主要是意大利人,俄国人和德国人。最热烈支持他的人当中有一个是受俾斯麦的迫害而流亡到巴黎的德国社会主义者。[1]这个人向盖得介绍了马克思的理论,在此之前马克思的理论在法国是完全不为人所知的,虽然《资本论》已经翻译出版了。盖得在这位外国社会主义者和他所争取到的一些年轻法国人的帮助下创办了《平等报》,这是1849年以来在法国出版的第一家社会主义报纸。
  《平等报》所宣传的社会主义思想在法国是新思想,它反对构成激进资产者和资产者化了的工人的全部社会主义的博爱主义奇谈怪论。它使支持巴黎代表大会的自助合作社方针的“善良的”工人感到恐惧;他们不敢同盖得及其朋友们公开决裂,但是他们开始对这种社会主义思想采取沉默的反抗。他们把自己装扮成“有老茧的工人”的唯一真正的代表,仅仅要求进行不推翻社会和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切实可行的改革的“实践家”;他们把盖得及其朋友们(杰维尔、马萨尔、拉比斯基埃尔、马鲁克)看作是抱有不能实现的极端思想的“精神上堕落的资产者”,是手上有老茧的工人不能信任的穿资产者礼服的野心家。革命的社会主义和它的使徒茹尔·盖得的活动在一个时期内揭穿了在激进资产者和工人中间进行的欺骗。这是盖得的罪过之一。人们用侮辱和下流无耻的诽谤狠狠地对他进行了报复。盖得懂得在第一次出场时立即赢得人们的重视,他不顾凡尔赛的恐怖统治开始了社会主义宣传,并且创建了一个社会主义者联合会,它的力量虽然还不足以占支配地位,但是已足以使那些对他的革命活动感到惊惶不安的合作社派工人表示敬畏。这些人仇恨他,把他看作是独裁者,一个用自己的集体主义理论阻挡他们的道路的人。指出盖得遇到那些在激进资产者的保护下召开了法国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的人的反抗,是重要的;这有助于理解后来发生的分裂;布鲁斯懂得必须把这些工人集合起来并加强他们,然后引导他们攻击盖得、杰维尔、拉法格和科学社会主义。
  《平等报》的宣传带来了成果;一个政党成立了,它的活动可以直接感觉得到,连一家俾斯麦的报纸《柏林通讯》在1878年1月也评论过这一点:“从我们来自法国的混乱消息中,有一个事实越来越清楚了,这就是社会民主主义已经成为一种势力……竭力同德国社会主义报刊保持联系的法国社会主义运动头目们无疑把这个事实夸大了一些;但是不可能再否认这个运动,对它保持沉默了”。“有一个事实是细心的观察家所不能回避的,这就是法国的社会主义宣传从根特代表大会以来进行得很巧妙……公社失败后在巴黎被窒息和受到严格监视的运动近年来不得不偃旗息鼓。但是,大约六个月来,社会主义者又公开活动起来了。社会主义领袖们在法国像在普鲁士一样千方百计地要把自己的拥护者塞进市镇参议会,这是值得注意的。”
  从前一直在暗中发展的社会主义运动,突然公开出现在1878年2月由巴黎代表大会筹备人召集的里昂代表大会上。里昂代表大会有可能成为巴黎代表大会的再版。在头几次会议上,只能听到各种音调的对自由的颂歌,他们说,只要给工人自由,建立工会、合作社和银行,那末在最好的资产者社会里一切就都完满无缺了。工人代表要求自由,只有自由。
  但是,以盖得为首的集体主义者的出现给这个和谐的自由演奏会带来了不协调的音响。他们阐述了集体主义理论,由二十名代表组成的少数派投票支持两名巴黎代表提出的下列提案:“鉴于:劳动者只有在享有自己劳动的全部产品的情况下,才能获得经济上的解放;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劳动者必须成为生产的要素,即原料和劳动工具的占有者;因此,大会要求所有的工人协会共同研究实现土地和劳动工具集体所有制原则的具体方法。”这使自助论者大为恼火。
  为了深信集体主义的出现是里昂代表大会的头等事件,人们必须听一听甘必大的报纸《法兰西共和国报》关于这个问题的评论:“一位代表竟敢断言,拉布里埃尔曾经给我们描述过的法国农民不比现在的由于革命而得到解放的农民贫困多少,人们为了改善他们的命运,必须坚决废除个人财产,用集体主义制度来代替。土地和劳动工具是不可分割的整体的财产,只有劳动成果可以归个人所有。这种奇谈遭到多数代表的激烈的谴责和反对……接受集体主义等于倒退,因为它的黄金时代是在社会的童年;这等于仿效印度和俄国的最落后的民族。这种非常反动的公有财产若干时候以来被某些误入歧途者看作是一种包治百病的社会药方,它的拥护者在里昂工人代表大会上同真正的健全的人类理智的代表发生了冲突。”
  但是,因为这种健全的人类理智表明自己不足以捍卫关于个人财产的健康学说,所以政府开始迫害《平等报》的传播集体主义理论的“误入歧途者”。它用一切可能的方式来扰乱他们,但是当它看到吓不倒他们和无法促使他们放弃自己的宣传时,便决定用罚款和监禁来迫害这个报纸,编辑经常受到这样的惩处。
  《平等报》在它的最后一号上说:“我们不久就将重新出现,即使不是更坚决地,却是更强有力地从事我们以前从事过的事业,而人们也许知道,这就是建立或重建法国社会主义革命政党。因此,我们对我们读者说:不久再见!”
  这个运动正在进行,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阻挡它。尽管《平等报》被查封,盖得和他的一些朋友坐了牢,但是集体主义宣传更加积极地进行。如果说在里昂代表大会上只有二十名代表的少数投票赞成集体主义决议案,那末在第二年(1879年10月)的马赛代表大会上集体主义理论已经拥有巨大的多数。
  马赛代表大会是直到1889年为止在法国举行的所有代表大会中最重要的一次,这表现在与会人数、作出的决议和它对建立社会主义政党的影响这些方面。
  由于战争、公社、主要是由于从割让阿尔萨斯—洛林以来经济的大发展而苏醒过来的法国工人阶级感到有必要表现和证明自己的力量;因此,马赛代表大会吸收了人数众多的代表。一百三十名代表来自七十三个坐落在各个工业区的城市。除了1889年的国际代表大会以外,法国的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从来没有这么多的与会者。
  一个运动开始时,法国人总是渴望解决一切问题,制定一种可以指导自己的日常工作的信条。所以,不论马赛代表大会的议程还是第一次国际代表人会的议程,都是非常繁重的。要研究所有这些问题,本来需要用六个月以上的时间进行连续的和科学的讨论;但是人们在一周的时间内解决了这些问题,在马赛讨论了法国人非常关心的妇女问题、工会、合作社、职业教育、雇佣劳动、职业仲裁法庭、罢工、劳动组织、财产、税收、地租、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无产阶级代表进入代议机关、组建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问题。这许多问题的解决,虽然是表面的和肤浅的,采用了蒲鲁东的用语,带有劝善的自由主义色彩,但是显示了一种法国从未有过的精神。有一些决议非常出色,解决问题清楚明确。
  马赛代表大会推翻了以前在巴黎和里昂召开的两次代表大会关于把合作社看成是工人解放的最有效的唯一手段的决议,并且指出:“生产合作社和消费联合会只能对改善少数特权者的状况有一点帮助……绝对不会对无产阶级的解放起很大的作用。但是,因为这种合作社可以作为传播旨在把劳动工具交给工人的集体主义革命思想的宣传手段,所以这个手段还必须加以运用,基于同样的原因,像其他联合形式一样,运用它只是为了达到通过生动的革命鼓动尽快解决社会问题的目的。”
  关于雇佣劳动问题的决议也写得很清楚:“因为雇佣劳动是社会分裂为两个阶级,一些人不劳动而占有一切,另一些人劳动而不占有任何东西的结果,因为只有在一切工人占有使用雇佣劳动的资本的情况一下才能消灭雇佣劳动,所以代表大会特作如下决议:工人的目的必须是实行资本(矿山、铁路等等)国有化,把它交给能够使它生产的人即工人来经营。”集体主义在关于财产的决议中得到更有力的强调:
  “财产问题是唯一的社会问题。”
  “鉴于现存的财产制度同应当成为未来社会的表现的平等权利相矛盾;
  鉴于一些人生产一切,另一些人什么也不生产却掌握着一切财富、一切享受以及一切特权这种现象是不公平的和不人道的;
  鉴于这种状况不能靠那些最希望它延续下去的人的善良愿望来改变;
  代表大会认为必须争取的目标是土地、劳动工具和原料的公有化。这些东西应当由社会交给一切人使用,但不能转让,然后应当重新归还社会。”
  这个决议说明了马赛代表大会的性质。它是由盖得起草,巴黎代表提出的。它遭到一些出席者特别是实证论者代表菲南瑟的坚决反对,但为大多数人所接受,通过时受到长时间的鼓掌欢迎。
  这是第一次把财产国有化写在法国无产阶级的旗帜上。当人们回忆起在各次国际代表大会上大多数法国代表,特别是巴黎的代表总是支持个人财产的时候,其次当人们想到公社的革命家在经济方面表现得非常缩手缩脚的时候,人们对在巴黎失败和“流血周”的大屠杀之后过了八年就在马赛代表大会上出现一个支持生产资料国有化的多数会感到惊异。
  关于“土地和生产资料的公有化”的决议招致了资产阶级雇用的文人的嘲弄,他们的头脑不能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这个必然的最终目的,因此他们把集体主义者当成傻瓜,把建立在公有制的基础上的社会说成是兵营。就连激进党的领袖克列孟梭也不能超出这种深刻的和聪明的批评。今天普遍承认,大型生产资料的国有化总有一天不可避免地要实现。只是对于立即实现这种国有化还有争议。
  社会主义运动是从合作社开始的。不久,那些想要控制和领导这个运动的无政府主义者参加了进来。合作社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分别代表了两种纯粹资产阶级的但又各不相同的思想;前者代表了改良主义慈善家的思想;后者——只要他们不是奸细——体现了自由放任主义的代表的思想,无政府主义是这一思想的最极端的逻辑结论。马赛代表大会既反对前者,又反对后者;它一方面宣布自助的合作社不能成为解放工人阶级的手段,另一方面表示坚决支持政治行动,支持社会主义者进入代表机构和“在一切选举中尽可能提出社会主义工人候选人的义务,至少是道义上的义务”。
  但是,马赛代表大会也认为,在开展政治斗争之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完全决裂”和组成以“法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为名称的一个特殊阶级的政党是必要的。为了完成这项工作,代表大会制定了社会主义团体联合会的章程草案。这个草案规定,法国分为六个地区:1.巴黎或中部地区;2.里昂或东部地区;3.马赛或南部地区;4 .波尔多或西部地区;5.利尔或北部地区;6.阿尔及尔。每个地区都应召开自己的代表大会和设有单独的机构;所有的地区应统一于一个总执行委员会之下。法国人喜欢制定章程,以便以违反章程为乐事;所以人们在马赛也忙于规定各个团体对地区组织和总委员会的权利和义务,这一切都是事先准备好的,并且顺利地解决了;人们也没有忘记党的机关报,给它起了《社会主义工人联合会公报》的名称。所有这些漂亮的决议仍然是纸上的东西,这是不可避免的:党首先必须具有生命,才能谈得到制定章程;但是,首先规定这些准则,是符合热衷于订立规章的法国人的精神的。
  这些集体主义决议虽然获得大多数人的赞同,但是在代表大会上还有一个非常坚决的反对派。关于财产问题的表决就像引爆了一颗炸弹;少数派大吵大闹地反对巴黎的“宗派主义者”强加给代表大会的决议,它认为这个决议是没有意义的。在此之前曾经支持工人代表大会并发表过它的温和决议的共和派资产阶级报刊突然改变了它的友好的和保护人的态度,公开宣布敌视新的运动。它急忙把少数派的抗议变成自己的抗议。这个少数派当然代表出色的“健全的人类理智”,这一次又用“永恒的正义”和“财产的神圣性”装扮得更加与众不同。资产阶级报刊鼓励少数派坚持反对立场并促使他们分裂,这导致在下一次哈佛尔代表大会上完全决裂。
  《平等报》在马赛代表大会之后重新出版。第一次的《平等报》的编辑部增添了几位流亡者,其中有保尔·拉法格,他曾是一个热心的撰稿人,几乎所有的理论文章都是他写的,只有少数例外。第二次的《平等报》完成了第一次的工作,它使社会主义宣传具有科学性。[2]第二次的《平等报》和稍后出版的《社会主义评论》为在法国传播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和历史理论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曾经把他在德国出版的《反杜林论》一书的著名节录以《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为标题发表在《社会主义评论》上。
  《平等报》不只是一家理论性报纸,而且还是一家坚定的战斗机关报;它向资产阶级报刊以及克列孟梭和激进派——必须把他们同被他们牵着鼻子走的工人区别开来——开火。它敢于公开同法国沙文主义对阵。当时法国沙文主义十分嚣张和顽固,以致于人们甚至不敢在一家著名的激进派报纸上刊登一位社会主义议员的反俾斯麦的通讯,因为这是从柏林发来的,他们害怕因此受牵连。这种狭隘的市侩爱国主义遭到沉重的打击;必须承认,无政府主义者在这次反对资产者爱国主义的进军中是同集体主义者站在一起的。甘必大先生及其同伙把这种爱国主义当作升官和以亲爱的祖国为代价发财的政治跳板。
  《平等报》坚决要求赦免被判刑的公社社员。杰维尔是推举布朗基作为候选人的发起者之一。从3月18日起,布朗基一直被蛮横地关押在监狱里,虽然他是在参加起义之前,即在他从佩里格前往正在举行起义的巴黎的时候被捕的。不屈不挠的老布朗基在波尔多的当选为公社的被判刑者和被放逐者打开了法国的大门。赦免巴黎起义的参加者是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巴黎和外省的工人都主张实行赦免;赦免之前没有节日是一首流行歌曲中的叠句;在把自己的注意力转向社会主义之前,人们希望释放新喀里多尼亚岛上的囚犯。从反动分子那里争得的赦免是人民的胜利,这个胜利是对1871年5月的失败的第一次报复;公社的战败者胜利地归来了;居民对第一批从新喀里多尼亚岛归来的囚犯表示了非常热烈的欢迎。
  赦免和三月十八日的公社社员的归来引起的激情平息下来之后,又能够重新从事社会主义宣传了。马赛代表大会已经规定了无产阶级奋斗的最终目的;剩下的任务就是给党制定一个它所面临的竞选的纲领。拉法格向盖得提出了这个建议并同马隆取得了联系。马隆很想利用这个机会使人忘记他在国际总委员会同巴枯宁和同盟的资产者的斗争中所采取的立场。制定纲领的主意得到欣然同意,盖得前往伦敦,以便同马克思、恩格斯和拉法格一道确定纲领的措词。纲领是在恩格斯那里起草的;马克思口授了绪论,即“鉴于”的内容,这一部分写得非常精确,言简意赅。“社会主义工人竞选纲领”内容如下:
  “鉴于
  生产者阶级的解放是不分性别和种族的全人类的解放;
  生产者只有在占有生产资料时才能自由;
  生产资料属于生产者只有两种方式:
  (1)个体占有方式,这种方式从来没有作为普遍现象而存在,并且日益为工业进步所排斥;
  (2)集体占有方式,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发展为这种方式创造了物质的和精神的因素;
  鉴于
  这种集体占有制只有通过组成为独立政党的生产者阶级——无产阶级的革命活动才能实现;
  要建立上述组织,就必须使用无产阶级所拥有的一切手段,包括由向来是欺骗工具变为解放工具的普选权;
  法国社会主义工人提出其经济方面斗争的最终目的是恢复全部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并决定以下述最低纲领参加竞选,作为组织和斗争的手段:

一 政治部分


  1.废除一切罢工法、集会法和结社法,特别是反国际工人协会法。——取消把工人阶级同妓女同等看待的工人手册和资产阶级法典中规定劳资不平等或男女不平等的一切条文[3]
  2.压缩宗教预算,将“所谓‘永世’产业即属于宗教团体的动产和不动产”归还国家(1871年4月2日公社法令),其中包括这些团体的全部工商企业;
  3.压缩公债
  4.废除常备军,普遍武装人民;
  5.市镇主管行政机关和警察机构。

二 经济部分


  1.规定每周工休一天,或用法律禁止雇主强迫工人每周工作六天以上。——法律规定成年人的工作日以八小时为限。——禁止私营作坊雇佣十四岁以下童工。十四—十八岁青工实行六小时工作制。
  2.工人协会负责保护监督徒工
  3.由工人统计委员会根据当地食品价格每年规定最低工资额。
  4.在法律上禁止老板以低于法国工人的工资雇佣外籍工人
  5.男女同工同酬
  6.对全体儿童进行科学和职业教育,由政府和市镇代表社会负担费用。
  7.由社会负担老人和残废工人的生活费用。
  8.禁止雇主干预工人救济金和类似机构的管理,这些机构完全由工人自行管理。
  9.企业主对不幸事故负责,雇主应根据所雇佣工人数量和该行业工作危险程度向工人基金缴纳保证金。
  10.工人参加制订各个工场的专门规章。取消企业主以罚款和克扣工资方式擅自处罚工人的权力(1871年4月27日公社法令)。
  11.废除一切转让公共财产(银行、铁路、矿山等)的契约,将一切国家工场交给在其中工作的工人经营。
  12.取消一切间接税,将一切直接税改为从三千法郎起征的累进所得税。——取消旁系亲属的财产继承权,直系亲属继承的遗产不得超过二万法郎。”

  盖得把这个纲领带回巴黎并着手进行工作,以争取获得通过,这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年轻的社会主义政党由三种组织松散的不同成分组成;首先是集体主义者,其次是老的合作社主义者,他们无法逃避盖得及其朋友的影响,但只是勉强地接受了新理论;最后是无政府主义者,他们人数不多,但是非常活跃,而且有惊人的口才(尽管是疯疯癫癫的),对一切事情都能夸夸其谈,对所谈的东西却毫不理解。马隆接受了到他有联系的外省的联合会去贯彻这个纲领的任务。马隆为争取这个纲领得到通过作了许多工作,不过他后来在布鲁斯的影响下背弃了这个纲领。
  这个纲领发表在1880年6月30日的《平等报》以及《社会主义评论》上。在这个纲领上署名的有《平等报》和刚刚出版的《无产者报》的编辑部以及库尔贝瓦、格勒诺布尔、圣亚田、蒙吕松、克列索、维埃纳和巴黎的社会主义委员会。同年7月,巴黎中部地区的代表大会批准了这个纲领;在哈佛尔举行的全国代表大会也通过了这个纲领。人们终于像可能派的拉比斯基埃尔惊慌失措地所说的那样“一口吞进了共产主义纲领的剑,一直吞到剑柄”。
  这个纲领引起了普遍的愤怒。希望能够得到工人的选票而又不肯放弃同激进派的有利可图关系的合作社主义者和各种追名逐利者,把这个纲领看作是他们施展阴谋的障碍。以今天已转向机会主义的艾米尔·哥提埃为首的无政府主义者不敢公开地和正大光明地攻击它,他们还没有这样的力量;他们同合作社主义者勾结在一起,声称这个纲领不完全和不够先进,他们提出的理由是这个选举纲领只是最低要求,他们宣布说,他们不接受最低纲领,而只有最高纲领才能够使他们满意,他们非常轻蔑地说这个纲领的捍卫者是“最低纲领主义者”。不幸,集体主义的决议——若夫兰为了挑起人们对它的爱国主义仇恨而称它为伦敦纲领——也引起公社流亡者的反感。巴黎受围攻和进行保卫国家的爱国主义斗争所引起的激动促使三月十八日起义爆发,它远不是社会主义运动。激起人民在3月18日发怒的主要原因是:一种因失败而受到凌辱和因法夫尔和梯也尔的叛卖行为而受到极大刺激的爱国主义,共和派由于波尔多议会的保皇派阴谋而产生的一种恐俱感情,最后,对社会和政治改革的不自觉的需要。公社不过是小资产阶级、革命的和浪漫主义的布朗基派和某些参加过国际的运动的工人的政府,不是社会主义思想把这些不同的成分联合起来,而只是失败和自卫的需要把他们集合在一起。
  但是,被凡尔赛摧毁的、遭到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御用文人讥笑和诽谤的公社,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国际总委员会的支持。因此,公社获得了在它短暂的存在时期内始终不曾具有的社会主义性质。现在,公社的流亡者实际上认为自己是他们一无所知的社会主义的代表。他们对马赛代表大会的集体主义决议表示惊异,公有制同他们的即兴式的社会主义毫不相干。另外,他们生气地看到在法国出现了一批受新思想鼓舞的新人。这些人分享了他们的声誉。集体主义者要建立一个不应由公社战士领导的社会主义政党并给这个政党提供一个公社战士不曾提出过的纲领,这一狂妄举动超过了他们能够允许的范围。从伦敦和瑞士回来的流亡者决定继续进行政治活动。除了少数人之外,他们都敌视新的社会主义政党和新的集体主义思想。《平等报》不得不向它曾经争取赦免的公社战士开展斗争。蒲鲁东的学生龙格在他的老师死后成为该学派的头目并以反集体主义思想的先驱自居。这个人在一次论战中被盖得彻底打败。被赦免者回来后不久举行的这次公开聚会引起了极大轰动;它使得回国的公社社员清醒地认识到别人赶过了他们,先进的工人为了追随新的社会主义者而离开了他们。一些人拥护甘必大,因为他用高官厚禄来安抚他们对社会主义的失望;另一些人转向使用了大量社会主义词藻的激进派,这些词藻在竞选时期起了很大作用。还有一些人,如浪漫主义者费里克斯·皮阿,从三十年代的浪漫主义垃圾箱中拾起一些陈词滥调,猛烈地攻击新的政党。一些公社战士,如德雷尔、革命大诗人鲍狄埃、巴赞等,热烈拥护新的思想。有点惊慌失措的布朗基派表现得比较审慎,只埋头于团结士兵并按照1848年以前建立的秘密团体的计划把他们组织起来的任务。以茹尔德和沙尔·龙格为首的一些被赦免的前公社社员企图建立一个以“社会主义共和同盟”为名称的政党,以便同社会主义工人党相抗衡;这个企图可耻地失败了,可是给激进派,如克列孟梭和马雷帮了一点忙。
  1880年发生的事情以前也发生过一次。1848年的战士曾经认为,因为他们输了一场革命,所以在帝国末期出现的共和主义宣传应当由他们垄断。他们对布朗基派和国际会员非常恼火,因为这些人开始从事一种他们不甚了解的运动;他们指控这些人被帝国、甚至被教皇所收买。人们称他们为1848年的老古董;公社也提供了自己的一批老古董,虽然他们可以辩解说他们的胡子没有像1848年的加尔涅—帕热斯和赖德律—洛兰的胡子那样白。
  公社社员的攻击产生了同他们的愿望相反的结果:不但没有担害新的政党,反而加强了它。它的队伍更加团结在纲领的周围。合作社主义者和追名逐利者认为回来的公社社员是选举的危险竞争者,所以急忙以先进思想的战士的姿态出现。后来转向可能派的波拉尔德、戴诺德等人变成了集体主义的热情捍卫者。这个反对被看成共同敌人的公社社员的暂时联盟使集体主义纲领在哈佛尔全国代表大会上取得了多数。
  哈佛尔代表大会(1880年11月)具有历史意义,这不仅是因为通过了纲领,而且还因为排除了从前加入社会主义者行列的亲政府的工人成分。
  曾经大吵大嚷地反对关于公有制决议的马赛代表大会的少数派企图在内阁和资产者报刊的支持下控制哈佛尔代表大会。领导这个少数派的是两个野心家巴伯雷和利翁内。他们租下了代表大会会场,他们借口审查代表资格证书,把他们不中意的代表排斥在外,当被排斥的代表提出抗议时,巴伯雷和利翁内就以产权的名义(因为会场是他们租的),粗暴地把他们赶出大门。占代表大会多数的五十八名代表因此退出会场,到另一个大厅举行了另外一个代表大会。巴伯雷及其同伙的这种行为如此不正派,以致于巴黎报刊的读者和通讯员都认为分离派是正当的并拥护他们。留在巴伯雷和亲政府的工人的代表大会上的人寥寥无几。
  巴伯雷由于自己的效劳而谋得内务部工商局里的一个职位,利翁内谋得了一个议会席位;但是他们想在工人阶级中发起的运动却失败了。他们在哈佛尔代表大会之后召开的各次代表大会都是在工人阶级以及公众的非常冷淡的情况下举行的。
  所谓巴伯雷分子只能是为了加重预算的负担而存在,他们终于担任了公职,从此他们用这种方式来为自己解决了社会问题,而不再从大众的立场上来解决社会问题。1876年巴黎代表大会的一部分合作社主义者就这样完结了;另一部分沦为可能派,他们只不过是变相的巴伯雷而已。
  那些已经脱离巴伯雷并创办了《无产者报》(它是《平等报》的微弱回光)的巴黎代表大会的合作社主义者认为保尔·布鲁斯是一个他们需要的人,能使他们联合起来并给他们勇气去摆脱他们再也不能忍受的集体主义者的桎梏。
  布鲁斯曾经是盖得在蒙彼利埃编辑的《人权报》的管理人员;当他看到自己的总编辑因支持公社的事业而被判处五年徒刑的时候,他十分害怕,便逃往瑞士。但他刚刚越过边境,就又有了勇气,从一个胆怯的大学生摇身一变为狂热的无政府主义者,鼓吹杀死暴君并指责德国社会主义者对“通过行动的宣传”不屑一顾。当赦免得到准许时,布鲁斯以为可以冒险回巴黎去了。
  这时布鲁斯认识到,他由于在编辑室里充当狂热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国王谋杀者而把自己的时间浪费掉了,他必须烧掉炸药用语词典。但是,人们对于他的大吵大嚷的无政府主义还记忆犹新,所以机会主义分子不会立即接受他;他的狡诈的性格告诉他应当绕个弯,一步一步地“进展”。他前往伦敦,被介绍给马克思和恩格斯,他向他们承认,他已经放弃了无政府主义及其令人厌恶的空话;他同当时一位坚定的集体主义者若夫兰联合在一起。他从伦敦密切注视合作社主义者和集体主义者之间、《无产者报》编辑部和《平等报》编辑部之间的隐蔽的战争。他制定了一个联合《无产者报》、反对《平等报》和公有制的计划。他早在1878年根特代表大会上就攻击过公有制,虽然他当时正处于他的主张使用炸药的无政府主义时期。无政府主义者虽然用革命词句来打扮自己,其实不过是个人财产的保护者,这是千真万确的。
  布鲁斯回到巴黎后,为了更有效地打击集体主义者,不声不响地钻进了集体主义者行列。因为盖得是运动的灵魂,所以他最仇恨盖得,当他冒充盖得的朋友的时候,他阴险地加剧盖得的出色才能在一些比他逊色的爱虚荣的庸人心中所引起的嫉妒。布鲁斯根本不是知识分子,非常无知,却是一个危险的阴谋家;他有耐心,善于利用卑劣的激情和适应最低下的蠢事。他不愧是巴枯宁的学生,他悉心研究了巴枯宁的革命问答并认真遵照执行。[4] 他得心应手的武器是中伤,而且是通过别人来进行的。布鲁斯从来不给自己带来危害。可惜,没有一个像巴尔扎克那样的作家去研究和熟悉这些具有代表性的和在每个运动的初期、形成阶段、隐蔽斗争时期以不同形式出现的阴谋。
  布鲁斯的计划是建立一个政党,他可以通过一个隶属于他的小型总部来领导和利用这个政党,这个政党一旦建立起来,他就立即把它出卖给反动派。这个计划获得了成功。
  但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必须清除掉知识分子和诚实的人并摈弃这个纲领。他枉费心机地企图在兰斯代表大会上粉碎这个纲领;但是,他在圣亚田代表大会(1882年)上达到了这个目的。这次代表大会的大部分代表是来自那些不存在的和很小的组织,类似1889年可能派国际代表大会的代表。这次大会导致了可能派和集体主义者之间的分裂。集体主义者返回卢昂,在那里举行了有二十八个城市的三十三名代表参加的代表大会。
  巴黎和里昂的最初两次代表大会的合作社主义者和追名逐利者为了对抗《平等报》而创办了《无产者报》;他们在马赛、哈佛尔和兰斯的代表大会上曾被击败,现在发现自己终于摆脱了革命的社会主义者;现在他们可以明目张胆地通过市镇参议会和内阁各部来谋取官职和津贴,并且在一切方面效法巴伯雷分子,因为他们很羡慕巴伯雷分子的肥缺。——盖得、杰维尔、拉法格及其朋友们首先是宣传家;他们给自己规定的任务是:准备人员,把马克思的科学理论带到群众中去;如果说他们参加了市镇参议会和议会的竞选,那末他们可以满意地说,他们通过竞选为对法国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作了一些有益的贡献。——可能派总是只盯着可以赢得的席位。《无产者报》及其继承者《无产阶级报》和《工人党报》从来没有宣传过社会主义理论;他们为此而作的努力最后取得了成果;新的可能派分子在最近一届的巴黎市参议会中取得了席位,一个可能派分子进入了众议院。
  由于赦免而回国的布朗基分子集合在他们的刚刚获释的老领袖的周围。这位老领袖不久之后便逝世了。在他之后,三个人领导这个党,他们每个人有自己的长处:格朗热是第一流的组织家;埃德是实干家,性情暴躁,总是说干就干,不考虑危险和前景,还有瓦扬,他学识渊博,不怕牺牲和为人诚实,经历了一切考验,百折不挠。由于有这三个人,布朗基党很快就在巴黎重建起来。它按照它在1848年以前采用过的老策略组织起来开展活动,而不从事理论宣传,甚至也不允许在集团内部讨论社会主义思想。这种思想在布朗基主义者看来是多余的;他们只想成为盲目服从命令的士兵。他们是本能的共产主义者并且就其气质来说是革命者,他们热情地参加了近年来的人民运动,他们在革命中同集体主义者一起前进。
  这就是在巴黎的社会主义政党的三个派别。在外省,充其量把里昂和瓦扬个人有影响的歇尔省除外,布朗基派没有自己的势力范围。可能派曾多次试图控制外省的运动,但都遭到了失败,此后他们放弃了这样的想法,只局限于巴黎。通过《平等报》的宣传而被社会主义争取过来的外省依然忠诚于集体主义思想或毋宁说马克思主义思想,后者取代了盖得初期所传播的从比利时输入的混乱的集体主义思想。
  布朗基派和马克思主义者并没有事先达成协议,却同样首先发动一场使人民群众易于接受社会主义宣传并转向社会主义的运动。布朗基派开展废除常备军的宣传,而马克思主义者则进行调整工人和小资产者的房租的宣传。后来,社会主义政党的这两个派别达成了共同行动的协议。可能派不仅不同他们共同行动,而且暗中与之相对杭。
  布朗基派和马克思主义者共同积极参加了政治和经济事件所引起的一切人民运动。他们共同要求停止东京[5] 战争和撤回军队;他们支持失业者,支持处死了当地的奴隶主之一、工程师瓦特兰的德卡兹维耳矿工;支持罢工的挖土工人;他们帮助推翻格雷维和阻止费里当选。与此相反,可能派反对这些运动;他们千方百计地压制在大街上发生的和不具有纯粹议会性质即资产阶级性质的一切运动。在东京战争和卡诺当选总统的时候,他们同机会主义派采取了共同行动,而在挖土工人罢工时,他们同警察采取了共同行动。
  除了社会主义运动之外,还有一种纯粹的工人运动。几年以来,它显示了巨大的生命力。它在几乎所有的地方都成立了工会;工会由于劳动介绍所的成立而有了后盾;这些工会现在试图联合成一个大的全国性联合会。1886年,它们在里昂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并在这个会上决定成立全国委员会。可能派企图控制这个运动,并争取把中央组织的驻地迁到巴黎,以达到控制中央组织的目的;为此,他们的大批人参加了这次里昂代表大会;但是,他们被马克思主义者击败了,马克思主义者通过了一项决议:为了使可能派的阴谋不能得逞,全国委员会仍然留在外省,而且每年换一个城市。蒙吕松,然后波尔多,一些被马克思主义争取过来的城市,被选为这个委员会的驻在地。
  工会运动是社会主义的运动。
  马克思主义者联合工会和布朗基派筹备了1889年国际代表大会。欧美所有的社会主义政党都派代表参加了这次代表大会。仅仅德国就派了八十一名代表。
  1888年和1889年在法国发生了一些深深震动现存的社会主义政党的重大政治事件。工人们本来天真地期望资产阶级共和国能够实行有利于他们的一些政治和社会改革,而资产阶级共和国表明自己是一个大骗局。一切资产阶级政党,保皇派、机会主义派和激进派从1871年起相继掌握政权,它们当中没有一个懂得和能够哪怕实行一项有利于广大人民群众的重大改革。工人们感觉到他们的处境不仅没有改善,而且总是不断恶化,因为战后大工业得到了蓬勃的发展,小工业受到了排挤,越来越多的无产者被赶到资本主义的强制劳动营,使他们在那里不得不为了极低微的工资从事长时间的和艰苦的劳动。小资产阶级、小手工业者和食利者深受经济发展、大公司的竞争和造成数十亿损失的交易所危机之害;巴拿马运河公司的破产吞掉了从小户人家的钱袋掏走的十五亿法郎。普遍的不满是社会的一切劳动阶级陷入穷困状况的结果。但是,没有觉悟的和受苦的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群众不是自己起来捍卫自身的利益,而是期望有一个救星来帮助他们摆脱贫困;他们相信布朗热将军是个救星,使他获得了本世纪最令人惊异的和喧嚣一时的声誉。
  如果在法国有一个像德国那样的人数众多的和组织很好的社会主义政党,那末形势对它会是很有利的;如果不满分子转到它的方面来,那末它就会成为社会共同利益的代表,而资产阶级共和派为了大资本家的利益背弃了社会共同利益。但是遗憾的是,社会主义政党的各个派别的分裂和斗争削弱了社会主义,甚至把它降低到无足轻重的地位。
  社会主义政党在布朗热危机中表示了明确的立场。它应当既不加入盲目的不满潮流和变成布朗热的党羽,也不同那些由于自己犯下的错误和罪行而使布朗热得以存在的资产阶级共和派结成联盟;它应当既不支持布朗热,也不支持周围聚集了一批资产阶级共和派的费里。人们不能在霍乱和鼠疫之间进行选择。巴黎的革命社会主义者明白这个道理,他们在一次代表大会上决定,1月27日选举时,提出一位社会主义候选人来同资产阶级共和派的候选人雅克先生以及布朗热将军相对抗。毫无顾忌地支持机会主义派的可能派反对社会主义候选人并竭尽全力为全体资产阶级的候选人雅克效劳。他们的叛卖和丑行从来没有暴露得像这一次这样无耻;他们自己承认被资产阶级反动派收买了。他们的机关报《工人党报》接受了特别基金的资助,这是公开的秘密。
  9月22日议会选举时,布朗基派内部明显地发生了分裂。格朗热、布勒耶等人所领导的一部分人公开投到布朗热阵营里去了,而大部分人仍然忠实于社会主义旗帜并在巴黎提出瓦扬和肖维埃尔作为候选人,他们既反对资产阶级共和派,又反对布朗热派。马克思主义派同这一派布朗基主义者共同发表了一项声明,指出费里同布朗热一样是非常令人厌恶的人物。这项声明得到各省全体社会主义政党的好评。
  在1889年议会选举中充满了资产阶级共和派同布朗热派的斗争。在布朗热派的队伍里,除了没有觉悟的不满分子之外,还有波拿巴派、奥尔良派和正统派,他们打算利用布朗热潮流来使他们的候选人当选。城市和乡村的选民完全被这场斗争所吸引,其结果似乎关系到共和国的命运。他们完全不愿听从社会主义;尽管如此,在当选的众议员中有六名是两个月前刚刚闭幕的巴黎国际代表大会的代表:他们是克吕泽烈、博丹、拉希兹、费鲁耳、布瓦埃和提夫里埃(提夫里埃不是代表;他是科芒特里马克思主义小组的积极成员之一,这个小组曾派一名代表参加代表大会)。
  这六名国际代表大会的代表,再加上里昂代表古久里,在众议院组成了一个社会主义党团,它任命盖得为它的秘书。11月19日,巴黎社会主义者在一次公开集会上庆贺了这个议会党团的建立。虽然社会主义政党的杰出成员瓦扬、盖得、杰维尔没有进入议会,然而也可以说,这个政党现在在法国第一次有了议会领袖。法国社会主义的一个新时期开始了。




译自《新时代》杂志第8年卷(1890)第8期第337—353页。

(孙魁译)





[1] 指卡尔·希尔施。——编者注

[2] 人们在上述的决议,特别是在关于财产的决议中还可以看到,集体主义者的头脑中还保留有蒲鲁东主义思想:以正义和平等的名义要求实现社会转变,而不是把这种转变看作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必然结果;这种转变却是不能通过关于永恒正义和天然平等的宣言,只能通过对于经济现象的进程的考察来加以促进的。第一次的《平等报》的集体主义者更多地是受感情而不是受经济科学的引导,关于财产的文章就证明了这一点。——拉法格注

[3] 加着重号的话是1882年卢昂代表大会补充的。——拉法格注

[4] 国际总委员会受海牙代表大会的委托发表的巴枯宁的“革命问答”指出,一个革命者“必须采用一切手段利用那些拥有财富、联系、影响和权力的人;他必须笼络他们并掌握他们的肮脏的秘密,把他们变成自己的奴隶……我们必须把追名逐利者和自由派掌握在我们手中,掌握他们的秘密”。(1873年总委员会发表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第93页)布鲁斯的得势就在于运用了这些原则;他调查他们每个追随者的过去,只要发现了一个秘密,便以此把他变成自己的奴隶。他鼓动一些人去干见不得人的勾当,例如,侵吞金钱,如果当事人想要摆脱他的控制,他就把偷窃行为宣扬出去。可能派的一个有影响的人物迈耶尔就是因为一年多以前的侵吞行为而被布鲁斯排除掉了。布鲁斯在他自己的党内受到尊敬,但是人们都害怕他,因为他掌握了他们的秘密。——拉法格注

[5] 指越南北部地区。——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