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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节和法国社会主义运动的状况

拉法格

(1891年5月)



一 1890年的五一节


  去年,当代表法国无产阶级出席1889年国际代表大会的代表们为了在法国组织五一节示威而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他们还心存顾虑并对这一努力是否会成功表示怀疑。这次代表大会刚刚宣布将五一节示威作为劳动世界的口号。的确,要在一周里一个规定的日子组织停工,这个任务是不轻松的;尤其困难的是,法国社会主义者没有自己的报纸,而且手上掌握的经费向来是很少的,可能派表示反对任何示威并企图破坏为此而进行的工作,而保皇派和布朗热分子通过自己参加示威和试图利用它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来败坏五一节示威的宣传的声誉。
  在巴黎以及外省为庆祝五一节而成立的委员会光靠自己的力量不可能开展足够强大的宣传,以影响工人阶级,把它发动起来,使之投入运动。可是,幸运的是,资产阶级报刊和法国的小俾斯麦孔斯旦先生给了它们强有力而又无私的帮助。代表们不曾期望有这样的幸运,而相反,他们一开始就下定决心要排除任何困难来完成国际代表大会赋予他们的使命。于是,他们勇敢地开始了工作。他们还没有来得及宣布用停工来庆祝五一节的计划,资产阶级就惊恐万状。怎么,工人想要把国际休息日强加给它!怎么,工人要越过陆海边界进行串连,要求法定的八小时工作日!这岂不是真正的造反!这岂不是意味着推翻关于工人必须规规矩矩地服从资本家意志和政治经济学规律的一切资产阶级概念!五一节必定会成为雇佣奴隶用杀人放火来毁灭一切的暴动的日子!
  代表资产阶级利益而首先关心自己的钱柜的资产阶级报刊利用了这种恐惧心理。每家资产阶级报纸都争先发表能够加剧庸人的恐惧的消息,它们夸大与示威有关的小事,把这些小事渲染成了不得的大事。五一节示威的组织者自己并没有对这个行动抱有多大的期望,而这些报纸却把它描绘成必定会使新旧大陆工人为所欲为的可怕的示威。敲响这个警钟的是孔斯旦先生;他假装害怕革命的样子,向全世界宣布,为了消灭暴乱和拯救社会,必须把国家的一切镇压手段都置于武力基础之上。这样一来,资产阶级报刊和政府便成为1890年五一节示威的最积极的组织者。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瓦解已经达到了这样严重的地步,以致于它所建立的为它服务和保卫它的机构只能给它带来危害和加速它的灭亡。
  负责组织这次示威的各委员会很快发现,报刊和政府的宣传已造成什么样的结果。每天它们都得到令人鼓舞的消息:示威的思想越来越深入工人的心里,它已深入无产阶级的群众并成为工厂和作坊里的话题。五一节的情况远远超出了示威组织者所抱的希望。在他们对运动不抱任何一点希望的那些城市里,参加庆祝的工人之多使他们大为惊异。例如,党员们在塞特城有很大的影响,社会主义者在市参议会里占多数,但是他们不敢号召总停工,而只限于组织晚间集会。5月1日,所有的码头工人举行庆祝活动,以自己的榜样鼓舞了所有的木桶匠放下工作;到中午塞特全城停工,这时党员们是多么惊异和高兴。
  1890年五一节示威在法国是很有气势的,它的规模超过了社会主义者原先的期望。当然,参加庆祝活动的还不是整个工人阶级,但是它的最先进的和最活跃的部分表明,它响应了国际代表大会所提出的口号。1890年五一节,以其最有阶级觉悟的精华为代表的欧美工人阶级站立起来了;全世界无产者克服一切民族偏见,打破陆地和海上的边界,彼此携起手来并宣誓为从资本主义的知乎下解放出来而并肩战斗。
  在这一天,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也举行了示威。资产阶级报刊所散布的消息和谣言以及政府所采取的镇压措施使它相信,它的生命和财产受到严重的威胁,并像一个勇士那样在危险面前叫喊道:“我们不怕,让我们自己救自己吧!”资本家抢在工人示威的前头:五月一日,巴黎富人区的商店和世袭贵族和金融贵族住宅的百叶窗都上了锁。若不是广场和街道上挤满了工人、警察和士兵,人们还以为自己置身于一座空城。可见,资本家也举行了他们的示威,恐怖的示威。
  1890年五一节是本世纪最重要的日子。在这一天,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这样的场面:全世界无产者在同一个思想下团结起来,被同一个意志所鼓舞,遵从同一个口号,他们为一个共同的、统一的行动而把自己的力量联合在一起。如果五一节仅仅产生这样的结果,那么它的意义就很了不起;这样国际社会主义者就会取得对坚决镇压工人阶级的任何共同行动的资本家的决定性胜利。
  资产阶级采用一切手段打击工人阶级的工会和政治组织。而结果如何呢?无产阶级响应在巴黎国际博览会的喧闹声中几乎不被人察觉的代表大会发出的号召,突然举行世界性的示威并表明,为了要求在各地进行同样的社会改革,它团结一致地反对资本家阶级。1890年5月1日,新时代的曙光已经映红天际。

二 1891年五一节


  1890年的五一节唤醒了无产阶级广大群众。那些迄今为止任何社会主义宣传都没有给他们留下印象和影响的工人阶层现在感觉到了社会改革的必要性,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相信了实现这些改革的可能性。工人事业的先驱战士懂得,示威是发动无产阶级的最强有力的杠杆。因此,去年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决定,经常举行示威,在即将举行的布鲁塞尔国际代表大会上应当提出宣布五月一日为国际无产阶级的固定节日的提案。
  法国社会主义者在1890年五一节的胜利的鼓舞下以炽烈的热情着手组织1891年的五一节示威。2月,工人党全国委员会和工团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发出了一项号召,张贴在所有的城市和工业中心。我在这里把它作为对举行示威有决定性影响的历史文件援引如下。

五一节的国际示威
告法国工人书


  “同志们!五月一日已经临近了。正如欧洲、美洲和澳洲的所有工人政党在自己的全国代表大会上做出的决议所指出的,这一天应当永远成为国际劳动节。我们从各方面得到的消息表明,世界各地,直到最小的地方,工人们都在准备这次显示国际团结的活动。
  这一天,国界实际上将消失;在世界各地人们都可以看到,应当联合的必将联合在一起,应当分裂的必将分裂开来;一方面,一切财富的创造者——无产者出于对解放的共同追求将手挽手地站在一起,尽管有人打着爱国主义的幌子企图唆使他们互相残杀;另一方面,形形色色的剥削者将聚集起来,他们由于恐惧和胆怯而联合在一起,徒劳地拚命反对任何东西都无法阻止的并将把他们扫除干净的历史潮流。
  法国的工人同志们!在这一天,社会问题的全部严重性将出现在甚至最漠不关心的人面前。面对着对生产者阶级来说是罕见的、空前的贫困根源的现代财富生产过剩,每个人都必须思考并质问自己: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为什么工场、营业所和商店的工人看到,他们的工资在降低,工作时间在延长,他们的妻子和儿女越来越被资本主义的奴役所吞没并被利用来同他们本人进行肮脏的竞争?
  为什么小商人一个接一个消失,被企业主的消费合作社和批发商店所挤垮?
  为什么被捐税和抵押弄得破产以及受高利贷盘剥的农民私有主越来越丧失自己的土地?他们曾在这些土地上花费了许多心血,将来有那么一天在保护祖国的借口下他们不得不为了现在夺走他们土地的不劳而获者的利益而保卫这些土地。
  在各种各样的政治制度下,无论是在共和制国家,或者是在君主制国家,一切劳动和生产的人都受剥削和压迫。你们在这个事实面前将会认识到,你们遭受不幸的根源就在于现代经济制度,在于生产资料和原料为寄生者阶级所垄断而不属于唯一使它们具有价值的人。
  你们将会明白,只有消除现存的劳动同所有权的分离现象,情况才会发生变化。到那时你们就会纷纷转向社会主义。当你们同时摆脱妄想恢复僵死的社会制度的反动分子和只会运用自己的政权以谷物、肉类、酒等的关税的形式组织有利于土地高利贷者的新饥俄阴谋的所谓共和主义者的时候,你们的绝大多数就会支持你们的阶级政党即劳动党并同它一起赢得胜利,而这个胜利将保证把劳动人民所创造的一切生产资料归还给他们,让他们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
  作为五一节示威的最近目标的法定八小时工作日是走向你们彻底解放的第一步,这种解放完全取决于你们自己。
  限制劳动占有者现在得以强加给工人阶级(不分年龄和性别)的劳动量必定会给将要饿死的失业者在作坊里找到位置,必定会尽可能地提高工资,必定会给你们提供你们的精神发展和运用你们作为人和社会主义者的权利 所必需的余暇。
  工人党全国委员会:西·德雷尔费鲁耳茹尔·盖得保尔·拉法格
  工团联合会全国委员会:阿·德尔克律兹傅立叶马奴夫利埃阿·马丁沙拉姆比埃


  这个号召书刚一张贴,一些城市里的警察便奉命赶紧把它撕毁。费鲁耳就这种违法行为在议会里对孔斯旦提出质问。这位在庸人当中以聪明机智著称的内务部长理屈词穷,只能说,必须撕掉传单,因为围看传单的人太多,有碍街道交通。费鲁耳反驳说,“张贴传单就是为了让人看的,你们的违法的粗暴行为只会促使社会主义者的号召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实际上,这个号召书被所有报刊所转载。它们在这一年为社会主义者服务非常卖力,就好像拿了他们支付的佣金一样。各报纸卖力地竞相发表与五一节多少有点关系的消息并刊载许多巴黎和外省的著名社会主义者的访问记。
  居住在巴黎的、参加过决定再次组织五一节示威的利尔和加来代表大会的代表们认为,计划中的示威可以提供把巴黎社会主义政党的不同派别统一起来采取共同行动的机会。因此,他们向所有的工团和社会主义团体发出呼吁,建议他们派代表组成一个总委员会,以担负组织示威的任务。马克思主义者愿意忘掉他们对其他派别的一切指责,一心争取一切革命力量的联合,但是他们的努力失败了。总委员会成为阴谋的策源地:去年反对任何示威的可能派参加委员会只是为了在今年继续破坏示威,至少在巴黎,因为他们在外省毫无影响。
  马克思主义者想起了孔斯旦先生在组织1890 劳动节方面所给予他们的帮助,他们不打算让他失去再次为他们效力的机会。去年,他在众议院和参议院的周围布置了大批警察、步兵和骑兵,调动这么大批的军队吓坏了富人的街区。马克思主义者现在决定给他一个口实,让他在今年用军事力量占领巴黎的所有街区,从而使全市资产阶级居民惶恐不安。为此目的,他们向总委员会建议:五月一日上午把巴黎的众议员、市参议员和实业仲裁法庭成员召集到二十个市区的区政府,接见将要前来代表自己的选民要求某些社会改革的代表团。这样一来,孔斯旦先生就会在所有的市区集结军队,其结果,巴黎会陷入极度的紧张和恐惶之中。本来想要安抚资产者的军队的架势只能把资产者吓坏,因为这使他们担心他们的生命和财产要受到威胁,而相反,这在本来应当使之害怕的工人当中引起好奇和愤怒。
  常常表现出英雄般的勇敢情神的巴黎工人是本性开朗的人;他们喜欢拿政府开心,更喜欢捉弄警察;对他们来说,示威是一个节日。他们会愉快地参加。他们不反抗警察或骑兵的袭击,而是躲开这些家伙或闪到一边让这些家伙过去,但是他们总是想方设法再回到被驱赶的原处,所以武装力量只得不断地重复袭击,以便肃清这些地方。没有什么能够比这种无休止的徒劳无益的工作更使军队疲于奔命了。在要求格雷维总统辞职的时候,人群连续三天聚集在众议院附近搞这种游戏。武装力量的人马被弄得疲惫不堪,以致于再干两天这样的工作就足以使他们不再适宜于服任何现役了。巴黎居民用这种方式创造了街头战的新战术;他们一枪不放就能够使整个军队丧失战斗力。
  马克思主义者关于派代表到各市区政府的建议使巴黎人有机会演习自己的战略艺术。如果军队在各个市区巡逻,那么甚至最漠不关心的工人也会不放心,他们会大批离开作坊,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会使示威者的人数增加:他们作为普通的旁观者出现,最终会参加示威。所有的工人郊区就会骚动起来,而整个被吸引和卷入运动的人群自然会向众议院——巴黎人民群众的传统会场集中;在协和广场会聚集二、三十万人,这样,示威就会变得声势空前浩大。被禁止举行任何露天集会的巴黎工人就可以用这种办法赢得在街头示威的权利,
  但是,任何资本主义政府都不会自愿地给予无产阶级这种威胁它本身存在的权利。内阁的和宫方的报纸大肆宣扬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这个建议,而在布朗热危机时期听命于孔斯旦的可能派开始进行阴谋活动,使总委员会拒绝这个建议。但推迟并不等于取消,明年还要再次提出这个建议。
  利尔和加来代表大会已经决定,建议各省的社会主义团体和工团派代表到巴黎,同巴黎代表共同向众议院要求八小时工作日。在总委员会里占多数的可能派作出了拒绝派代表团的决议。因此,马克思主义者退出委员会并决定像去年一样完全靠自己的力量组织示威。
  当可能派施展阴谋手段破坏任何示威的时候,无政府主义者也反对五一节。他们劝说工人不要放下工作,因为他们会因此而丧失一天的工钱;但是他们劝说工人立即举行社会革命。这些可爱的家伙不愿意为五一节失去一天工钱,却想要说服工人为了一次暴乱而牺牲自己的生命。大家知道,几年以前,警察利用无政府主义者来阻止失业者的宣传活动。它同样妄想利用他们来反对五一节示威,但是结果表明,它完全打错了算盘。
  尽管有可能派的阴谋和无政府主义者的宣传,相当多的工人仍然举行了庆祝活动。工人大批地拥向议会,为外省和巴黎的组织派出的三十七人的强大代表团(其中还有英国下院的一个社会主义议员肯宁安·格莱安)助威。要不是上面提到的破坏任何街头示威的阴谋,示威者肯定会有十倍于此的人数,而正是这种示威才是振奋巴黎人民群众和向当局的决定施加压力的唯一手段。议会议长和激进党滑稽剧的丑角弗洛凯先生拒绝接见代表,因为据他说他们的人数太多。可见,当工人和社会主义者和平地派代表团要求实行立法改革的时候,政府当局的大门是紧闭的,而大门对一切资本家代表团却是敞开的。

三 外省的五一节


  在外省的城市里,1890年的五一节庆祝活动搞得比预料的要热烈。例如,在鲁贝工人们认为,停工一天不足以显示力量,所以他们整整庆祝了三天;有些地方人们利用这个机会要求企业主改善劳动条件并宣布罢工。这次示威在工人当中留下深刻的印象,所以利尔和加来代表大会(1890年10月)的全体代表受委托要求今后五月一日仍将举行无产阶级的大规模示威,但每个地区的工人可以自由选择适合于他们的和可能的示威形式。
  从2月开始,各省工团和社会主义团体根据工人党全国委员会宣布的口号在劳动居民中展开宣传。在较大的城市里成立了委员会,委员会组织集会和委派演讲者到需要的地方去。我本人受全国委员会的委派到下塞纳、下卢瓦尔、加来海峡和诺尔等省的一些城市和工业中心去宣传。我们宣传之行所到的地方,如像富尔米、维涅伊、阿奴阿等地,是过去从来还没有举行过社会主义集会的地方。参加集会的听众之多,他们欢迎社会主义理论之热情,使我感到惊奇,我也请我的读者注意到这一点。一家反动报纸宣称社会主义理论是狂妄的和罪恶的,但同时也不能不承认,只有它才能征服人心并唤醒工人群众。这话是完全合乎实际的,因为马克思的理论不是天才思想家的乌托邦幻想,而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过程和现象在思想上的反映。它的不可抗拒的宣传力量就在于此。资本家阶级不仅为了本身的利益实现了生产资料的高度集中,而且也创造了将从资本家阶级那里夺取这些生产资料的无产阶级。资本家阶级压榨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把贫困的沉重负担加在他们身上,从而使他们的生活不堪忍受,迫使他们成为革命者。
  在我的宣传旅行中,我得以看到,工人群众由于资本家的剥削而很容易接受社会主义。当我在南特逗留的时候,一个工人代表团邀请我到圣纳泽尔作报告;它向我保证,只要作一次报告,就足以使造船厂的停工变成总罢工。因为我的全部时间已经安排在其他地方了,所以我没有能满足这个请求,但是代表团的期望被证明并不是夸大的。尽管没有举行公开的集会,但圣纳泽尔的大约五百名五金工人在五月一日全部停了工。在诺尔省的工业小城弗勒努瓦—勒—格朗,在三千五百居民中有三分之一,即一千多人(男人、女人和孩子)出席了我的报告会,而五月一日有三个织布厂和两个纺纱厂关了门,因为它们的全体员工举行了庆祝活动。谁还记得当初让群众关心社会问题是何等困难,他就会惊奇地发现,最近几年在这方面发生了何等巨大的变化,特别是在1890年五一节之后。五一节示威是法国社会主义者迄今所掌握的影响工人群众和推动他们前进的最强大的杠杆。
  如果谁想要了解社会主义已经有了多么大的发展,那他就应当访问一下外省的工业中心。在巴黎,以及在某些主要是商业而不是工业的大城市,工人一向参加政治斗争;他们十分热衷于干预资产阶级的家庭纠纷,以致因此而忘记了自己的要求;除了政治斗争,还有宗教分歧,各种精神需要,以及吸引大城市居民的各种娱乐和消遣。相反,在工业中心经济问题没有被政治和宗教问题所掩盖,而是赤裸裸地表现为劳动同资本的斗争。因此,在那里工人把自己的一切思想和追求都集中在一个问题上。这种状况使外省的工人运动具有非常明显的社会主义性质;目前外省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觉悟比巴黎的工人居民高。这个事实对我们的历史性运动有极为重大的意义。
  从本世纪初,巴黎发出一切政治革命的信号。只有巴黎成为1830年、1848年和1870年革命的发祥地,——外省只是认可在首都已经完成的统治形式的变革。但是,当1871年3月18日巴黎不再朝着政治革命而是朝着可以同1789年大变革相提并论的社会革命迈出第一步的时候,没有思想准备和惊慌失措的外省却抛弃了巴黎。这就是为什么巴黎不得不孤军抵抗反动派的进攻,而这正是公社失败的原因。而现在外省在准备社会革命,甚至准备得比巴黎好。如果首都居民——它非常敏感和活跃,以致一天之内就可以被风暴吸引到革命运动里去——再次发出革命的信号,那末外省就会像一个人一样起来支持它,甚至像1789年那样迎头赶上。当时对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最初攻击是农村居民发动的,——农民和市民夺取了城堡并烧毁地契和家谱;而在香榭丽舍林荫大道露营的马赛人8月10日对土伊勒里宫发起进攻,从而一举摧毁了神授王权。
  许多年以来,社会主义运动在外省大大加强了,从而对市参议会的选举产生了影响。直到不久前,城市和乡镇还由市参议员来管理,这些人不是资产阶级就是受其主子和老板信赖的所谓“操行良好的”工人,资本家千方百计不让工人和社会主义者进入市政机构,为此明文规定这类职务必须是无报酬的,哪个工人敢于出来竞选这些职位,就会被开除工作。但是,尽管存在这些障碍,每一次新的选举之后社会主义市参议员的人数都在增加;在某些城市现在社会主义者已经成为市参议会的多数。无产阶级以此为夺取政权奠定了始基。这个事实的意义是多么巨大,是不言自明的,而且它的意义随着形势的发展而更加巨大:彼此有联系的社会主义市参议会对事态的发展将会起决定性的作用。在某些城市里,由于它们的帮助,成立了劳动介绍所,在经济斗争领域把工人的力量集中起来了。
  因此五一节在法国外省必定获得重大的意义。在一切存在工团和社会主义团体的地方,人们采取一切措施来组织尽可能广泛的停工和街头示威。尽管企业主和政府竭力阻止鼓动,人们不予理睬,依然积极地进行鼓动。在某些地方,如像富尔米,工人在五一节前一个星期就通知资本家说,这一天他们打算举行庆祝,把这一天当作节日。在其他一些城市,如像加来,关于停工的问题不是在街头集会上由于受演讲者的影响而决定的。这个城市所有一百二十家织细纱和花边的工厂全体工人都被征求了意见,他们全体一致赞成停工一天。
  暴跳如雷的企业主们狂叫,他在自己的工厂里不再是主人了,但是他们不敢反对通过的决议。在鲁贝,工厂主想到,去年他们的反抗引起了许多起罢工,因此,他们宣布他们打算提出一个建议,应当承认五月一日是和七月十四日一样的法定节日。有些煤矿当局作出明智的决定,宣布它虽然不同意停工一天,但不打算采取措施反对五一节不下井的矿工。在阿韦龙省的矿区矿业工程师们以种种威胁阻止庆祝五一节,可是第二天矿工们拒绝下井。

四 富尔米的屠杀


  孔斯旦先生是这样一位部长,他为了保住自己的职位,不是实行什么改革和把国家管理好,而是不得不经常地拯救共和国或社会。他曾经从布朗热的危险中拯救了共和国;在最近的选举中,他成为共和派议员的拯救者,因为他通过罕见的行政压力和从特别基金中拿出大笔款项来帮助他们进入了议会;1890年五一节之后,他向小市民们反复说,他从社会主义者手里拯救了社会,而今年他还必须再次充当社会的拯救者的角色。为此目的,他应当制造一个危险或至少使人相信存在危险。他下令在巴黎张贴杀气腾腾的无政府主义招贴画,使善良的资产者从画上知道,五月一日可怕的无政府主义者打算用火和剑毁灭一切。虽然警察接到了撕掉这些招贴画的命令,但是急于发表这些招贴画的内容的报刊已经详细地加以报道了。资产阶级报纸同样刊载了所谓的无政府主义传单,传单上号召士兵造反并打死自己的军官。警察当局硬说这个号召书是在兵营的士兵当中散发的,而实际上不过是有人把它交给了巴黎报纸的编辑部。值得指出的是,警察当局虽然进行了最仔细的搜查,但并没有发现这些无政府主义号召书的印刷者和起草者,张贴者和传播者。这个把戏搞得如此笨拙,甚至《太阳报》一类的反动报纸都暗示,孔斯旦先生本人很可能就是血腥的煽动性传单的作者,至少他参与了起草。
  孔斯旦先生用这种办法制造了“危险”之后,五月一日便着手从危险中拯救社会。他调动军队到巴黎和所有会举行示威的城市;据说,甚至驻守边境的一些团也接到命令准备出击,只要一接到信号就马上从要塞出动。整个法国军队已处于战备状态;为了粉碎五一节示威,可以格杀勿论。如果为了拯救社会需要调动这样多的军队,这个危险该是多么大啊!
  警察接到命令:在五月一日这一天驱散任何集合在一起的人群和用粗暴的行动挑拨群众;宪兵和军队只要遇到一点点反抗的表示就应当动用武器。在马赛、克利希、里昂、圣康坦、夏尔维尔、波尔多、南特等地,总之,几乎在工人举行和平示威向省政府或市政府要求八小时工作日和劳动保护立法的一切地方,工人们都遭到野蛮的袭击和被宪兵和骑兵以最野蛮的方式驱散。人们用喊叫和口哨回答,有些地方投了石头和开了枪。
  在富尔米军队表现了前所未闻的残酷和野蛮。该地的工人党组织在4月20日的全体会议上一致决定庆祝五一节并通知工厂主打算在这一天停工。该地参加辛迪加的企业主也开会通过一项决议,他们把这个决议张贴出来,扬言谁如果在五月一日不上工就要被开除。他们本来希望吓唬一下工人,但只是激起了工人的愤怒;这种威胁甚至在最漠不关心的工人当中引起了不满,结果发生了总停工。五月一日上工的工人寥寥无几,工厂主只好让他们回家。工厂里空空荡荡,而在街头和广场上在灿烂的阳光下欢度节日的身穿假日盛装的工人人山人海:从来没有见到过比这更和平的人群。在一家纺织厂的前面聚集了许多人。人们看到有些工人走进厂里,而当这些工人出来时,向他们吹口哨和呼喊,骂他们是胆小鬼和叛徒。
  这样一来就找到了用武装力量干涉的求之不得的借口。宪兵袭击了人群并逮捕了许多人。午后,一大群青年、妇女和儿童唱着歌来到原来的地方,要求释放被捕者。这时,士兵在人群没有进行任何挑衅和没有按法律规定发出三次警告散开的情况下开了枪。若不是天主教神父马尔热伦从自己的家里冲出来叫喊:“死人够多啦!别打了!”,这场屠杀还会继续下去。从现场抬走九个死者:一个三十岁的男人,两个二十岁的小伙子,两个十一、二岁的儿童,四个十七到二十岁的姑娘。其中的一个姑娘手里拿着嫩树枝伴随着她的打着三色旗的未婚夫,也饮弹倒下。这是第一次使用勒贝尔式步枪和无烟火药,而这两样东西创造了奇迹![1]
  对丝毫没有破坏秩序的和平老百姓进行的这种可怕的屠杀在全国引起了一片惊骇的呼声。孔斯旦惊慌失措:当格朗热和罗什在议会里大声喊他是杀人凶手的时候,这个向来讲话极端厚颜无耻的人却不敢说个不字。
  有人企图把在富尔米犯下的罪行的责任推到孔斯旦一个人身上,但是工人们没有上当。他们清楚地知道,躲在孔斯旦背后的有下令开枪的军官,还有以市长和市参议员为代表的工厂主,正是他们把军队招来并唆使士兵和军官镇压工人。富尔米的工人居民对造成流血事件的第一百四十五团发出嘘声并骂士兵是凶手和“普鲁士鬼子”。相反,第八十四团却受到欢迎,因为它的下级军官拒绝下令“开火!”。第一百四十五团的一名士兵也拒绝开枪,而当军官拿着手枪冲到他跟前时,士兵回答说:“我在人群中看见我的母亲”。如果说孔斯旦和内阁代表拒绝对富尔米事件进行调查,那是因为他们担心暴露真正的罪犯并使各界人士知道有多少士兵和下级军官对接到的命令不满而拒绝服从。一位代表说:“调查会在军队中瓦解士气并导致士兵们有一天会调转枪口。”
  工厂主本来希望吓唬居民,却反而把他们激怒了。工人们改变了发生血案的地方的名称;人群聚集的集市广场现在被叫作“勒贝尔广场”;烈士倒下的那条埃利奥特大街被叫作“罪恶大街”。一位酒馆老板用一个铜圈把一颗射进他的厨柜门板的子弹镶嵌起来并写上几个字:“1890年五一节纪念——我打死了人”。整个富尔米为九位死难者送葬,市长和市参议员被禁止进入墓地,死者的家属拒绝接受市政当局发给他们的丧葬费和急需的生活补贴,工人们自己募集了为此所必需的钱。在富尔米周围还有许多工业中心,人口二千到五千不等,它们相距只有几公里。所有这些小城市的工人都派代表来参加葬礼;一些较大的城市,如利尔、鲁贝等,派代表送来花圈。墓地成为瞻仰地,每个星期天都有工人从邻近的地区汇集到这里,向死难者的坟墓献花圈。在富尔米几乎整整一星期没有上工,在周围的工业中心举行罢工,要求提高工资,缩短劳动时间,修改工厂规则,解除不受欢迎的工头和厂长的职务,总之,整个地区群情激昂。
  有社会主义者参加的巴黎、鲁贝、塞特、卢昂、里昂、加来等市参议会拨出一笔款项帮助死难者的家庭;以罗什弗尔为主编的《不妥协派报》和其他报纸发起为他们募捐;钱从法国各地源源而来。富尔米的屠杀被看成是民族灾难。[2]
  五一节已经有了自己的殉难者。1869年,八里桥将军[3]的部队在里卡马里和圣奥本枪杀闹事的矿工。过了两年,全法国欢迎把宣布成立共和国的1871年9月4日[4] 作为解放日。社会主义者在想。再过多少年法国将会高兴地庆祝社会革命的胜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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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法国,五一节不同于其他著名的示威日:七月十四日、三月十八日、五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日。三月十八日,全法国的工人在社会主义旗帜下集会庆祝社会革命曙光的出现。在五月流血周的星期日,社会主义者和工人去瞻仰公社最后一批战士长眠的拉雪兹神甫墓地的公社社员墙,以追悼他们的壮烈牺牲并宣誓为他们复仇。
  正像我在宣传旅行时所到之处能证实的那样,五一节示威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任何一个工人,如果参加五一节的示威,或者至少愿意参加示威,即使他被剥夺了这种机会,他就会深信全世界工人跟他齐心协力和同心同德。无论他处于何等孤立的状况,即使生活在国家最边远的角落,他也会清楚地意识到,示威是响应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宣布的强有力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国际主义使五一节示威带有独特的、几乎是神秘的色彩。那些从来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小工业区而与任何宣传隔绝的工人急切地打听他们刚刚知道名字而肯定完全不知道在什么地方的其他国家里五一节示威的情况,这种情景是令人感动的。他们盼望五一节像盼望解救日一样,因为他们对自己说,在某个地方——他们并不确切知道什么地方——同伴们进行的斗争,必定也会帮助改善他们的可怜的处境。最胆小的人在这一天会变成勇敢的人并乘机要求企业主改善劳动条件,或甚至宣布罢工,但并不知道如何举行和坚持罢工。他们觉得,五一节示威中有一股神秘的力量,而这个力量将帮助他们取得胜利。[5]富尔米的屠杀更加深了这种神秘的情绪。在某些城市人们已经谈论1892年五一节派代表到富尔米去的问题。看来,那里的墓地应当成为法国社会主义者瞻仰的地方。
  五一节给资本家阶级留下了深刻的影响。一切政治和宗教流派的富人的报纸《费加罗报》想要消除去年对五一节示威的恐怖情绪,在五一节前几星期就把即将来临的工人节日描绘成“闹剧”。但是,5月2日它改变了腔调,它的一位撰稿人圣塞尔写道:“即使在比利时和德国一切平安无事,但还是应当继续非常认真地对待这种工人示威的有规律的重演和普遍性所造成的形势。今年这也只不过是在我们面前举行的总排练。但是,如果人们考虑一下,同样的示威在同一时刻发生在费拉得尔菲亚和克拉科夫,在克利斯提阿纳和塞维尔,那么人们无论如何不得不承认——甚至有被看成是悲观者的危险——这出剧的排练会继续进行,它的首次演出不论是多么遥远的事情,也将是可怕的”。
  发行一百多万份的《小报》和发行几十万份的《小巴黎人报》深入到最小的村庄,其主要的读者是在中等居民阶层中间。这两家报纸为五一节示威和八小时工作日作宣传,它们对社会主义表示尊重。上述两家报纸的言论是有意义的,因为它们相当准确地反映了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当中尚处在政治和工会组织之外的那一部分工人的观点。5月8日,《小巴黎人报》在一篇题为《流血的罢工》的文章中写了如下一段话:
  “运动在不断地发展,而且越来越快。如果人们回忆一下路易—菲力浦统治时期,那么人们就看到不断发生的暴乱,如像圣玛丽修道院暴乱[6],不过那时闹事的只有几百个暴乱者,很容易镇压。后来到1848年,经过六月的三天的战斗,牺牲了两万名战斗者。镇压是可怕的,当它结束时,盲目的人们以为,社会战争永远消灭了。尽管如此,1871年又爆发了可怕的兄弟相残的战斗,导致组成一系列内战的大军。
  全世界举行的五一节示威的同时性和一致性本身包含有更加严重的警告。显然,潮水还在上涨,体力劳动者将不再会老老实实地屈从现代社会制度给他们安排的命运。
  进步的敌人回答说,解决问题是困难的。但是,这难道不是这个世界的幸运者一向到处说的话吗?古代世界不懂得,社会没有奴隶怎么能存在,中世纪根本不想听到解放农奴;在旧制度的心目中,贵族的特权是不可动摇的教条。过去的时代一个跟着一个崩溃了,而伟大的革命创立了新的原则。但是这些原则还没有结出它们的不可避免的社会果实,而古老的百年大厦崩溃的时刻日益临近,那时只有用让步的办法才能拯救自己,否则将压死在倒塌的废墟下面。”
  五一节示威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以致使克列孟梭这个激进派的死火山在议会中发表了如下的讲话:
  他说:“先生们,你们对五一节所取得的意义不感到惊讶吗?你们在报纸上看到从欧美各地发来的许多电讯中关于五一节在所有工人中心所说的或所做的报道,不感到惊异吗?你们已经在精神上伴随某些城市里受到广大群众欢迎的盛大的游行行列行进。你们知道,在另一些地方发生了同武装力量的冲突,发生了战斗;你们在这里遇到热情,在那里遇到愤怒,但到处遇到激情。甚至最近视的人也必定会看清楚,在工人世界里民怨沸腾,在历史上正在形成新的因素,出现今后政治家必须加以考虑的新的和可怕的力量。
  这意味着什么?我们应当有勇气回答这个问题,而且要以这个运动的先驱者所赋予它的那种形式:这是第四等级[7]站起来了,现在想要夺取政权。
  我可以断言,现代政治生活的最重要的事实是不可避免的革命。这个革命正在成熟:组成第四等级。你们应当容忍它,你们要末用武力反对它,要末展开双臂拥抱它。
  如果你们用武力反对它,那就意味着内战……多么不幸的命运!难道议会共和制和君主制都注定会通过不同的道路走向同样的灾难?”
  法国的统治阶级不能理解这样的话。当它们感到害怕的时候,它们只有一个想法:躲到某个拿破仑第三,或某个梯也尔,或某个孔斯旦的保护之下,以为他们会代表天意,永远保护他们免遭任何不幸。它们决不会想起要实行最紧迫的社会改革。经济发展和统治阶级的极端的愚蠢在法国正在造成可怕的事件。这些事件将会引起的已经不再是像1830年、1848年和1871年那样的政治革命,而是社会变革。
  五一节表明,在采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切国家里工人阶级受着同样的桎梏的奴役,遭受着同样的不幸,但是也有同样的需要和有追求解放的同样的热情;五一节表明,全世界无产者决心并能够彼此取得一致意见,共同行动。这一事实值得特别注意。


译自《新时代》第9年卷(1890—1891)第2册第289—304页。

(孙魁译)





[1] 在1867年11月3日法国军队在教皇领地打败加里波第志愿军团的门塔纳战役之后,法伊将军致电巴黎说:“针发枪创造了奇迹”。——《新时代》杂志编者注

[2] 富尔米和附近地区的资本主义报刊竭力掩盖事实真象并造成一种印象,似乎实际上工人根本没有不满情绪,而他们的不满情绪只是由雷纳尔、居林和拉法格的社会主义宣传人为造成的。它们骂社会主义者是魔法师,只要他们一出现在哪里,就能立即把一切东西都变成自己的对立面。他们一出现在某个地方,本来自己满足于粗茶淡饭而用佳肴美酒来供养工人的资本家就变成了强迫工人为了不足以糊口的工资每天劳动十二小时的剥削者;而从前对自己的命运心满意足的工人突然开始想象他们不如路上的石头。如果资本家能够公开地说出自己由衷的希望,那么他们就会要求执行火刑,把社会主义者强盗活活地烧死。为了实现这个理想,他们暂且把富尔米工人党组织的书记居林关进监狱。加给他的罪名是,他是作为屠杀的导火线的这次聚众闹事的主谋。因为对他恨之入骨的企业主不能把他枪毙,所以他们让他至少尝尝长期监禁的滋味。但是选民将会替他报仇,明年市参议会选举时会选他当富尔米市的市长——拉法格注

[3] 八里桥伯爵,即古赞—蒙多邦(1796—1878)——法国将军,第二次鸦片战争时任英法侵华远征军指挥官(1860),因在北京附近的八里桥战胜清兵,被拿破仑第三授予八里桥伯爵的封号。——编者注

[4] 原文如此。应为1870年9月4日。——编者注

[5] 过去曾经多次试图把巴黎公共汽车和有轨电车的售票员和其他营业员组织起来,但没有成功。在最近的五一节之后,这些人联合起来,建立了工团,并向经营公共汽车和有轨电车交通的股份公司提出如下的适度的要求:把每天工作时间从十六小时或十七小时缩减到十二小时;只有在违反章程得到证实的情况下才能判处罚款;罚款转入养老金基金;付给每个职员必须缴纳的保证金三厘利息。这些非常适度的要求应当交给强大的股份公司。它们无疑会拒绝接受,这样,人们不得不最后举行公共汽车公司营业员的总罢工(大家知道,这次罢工在这期间已经举行并取得了胜利。——《新时代》杂志编者注)。——拉法格注

[6] 它发生在1832年6月5日;它的导火线是在拉马克将军的葬礼时举行的共和派示威。——编者注

[7] 克列孟梭用拉萨尔的术语“第四等级”来称呼无产阶级,这个术语是不正确的。在中世纪社会分为等级,每个等级都有自己的各自的特权,处于行会和公会之外的工人没有任何特权,所以不能构成单独的阶层。阶层标志着拥有各自的特权的有组织的团体。无产阶级的特权是什么呢?是贫困和繁重的劳动。——拉法格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