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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前后的法国语言

——关于现代资产阶级根源的研究

拉法格

(1894年1-2月)



一、语言和它的环境


  一种语言和一个活的机体相似,有生,有长,也有死灭。在它存在的过程中,它经历一系列的演化和革命,吸收和吐弃多少单词、词组和语法形式。

  一种语言的单词像动植物的细胞一样,有它们自己的生命,它们的语音和拼法不断地变化。在古法语中,chair(肉体)写作char,charn;而charnel(肉体的)写作charn,诸如此类。它们的涵义也在改变:bon(好),在往昔可以训为bien(善,财富),faveur(恩惠),profit(利益),avantage(好处),volonté(意志),等等。[1]Jean le bon(好人约翰)意思就是Jean le brave(老实人约翰或壮士约翰);bon homme先作为有胆量和见解的贤明之士解,后来却成为可笑的形容词。希腊文nomos给了我们nomade(法文:游牧者)这个词,它曾经有过一系列的涵义,乍一看这些涵义彼此之间好像毫无关系。一开头这个词作草原、牧场讲,接着作居留、住处和分配等解释,最后作为习惯、风俗和法律之用。Nomos这个词的不同意义表明一个游牧民族经历了不同的阶段,而变为定居的,农业的民族,并且得到了法律这个概念,法律无非是习惯和风俗的规章化[2]。

  语言之所以总是在一种经常改变的情况下活动着,那是因为它是人类社会的最富于自发性,最有特征的产物。互相分离和互相孤立生活的粗野、未开化的小民族,隔了一个时期以后,竟至言语互不相通,因为他们的方言经受了很大的变化。

  语言反映人的变化以及人在发展中所依存的环境的变化所发生的影响。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例如从田野生活过渡到城市生活,以及政治生活上的大事件,都在语言上留下印记。政治和社会现象急骤发展的那些民族,很迅速地修改他们的语言;而在缺乏历史大事的民族中,方言土语停滞不变。拉伯雷的法国语在他逝世一个世纪之后,只有文人学士能懂了;可是作为挪威、瑞典和丹麦土语之母语的冰岛语言,却在冰岛几乎保持原状。

  维柯第一个指出大部分词的野蛮的和农村的[3]根源。正和罗马城中的圆形大理石庙宇永久地体现了拉齐奥的野蛮人用树枝和泥土搭成的窝棚一样,任何文明语言中的词都保留着原始人林莽生活的痕迹。正唯如此,希腊词goné的意义是种籽、土地的果实、兽类的崽子、儿童;sperma的意义是颗粒、种籽、种族;在希腊语中用boús,公牛,这词构成的词为数极多;法语的许多词都以希腊语为根源,所以具有一定数量的这一类词,例如bouvier(牧牛人),bouvard(小公牛),bouvard(铸钱币用的锤子),bouillon(浆汤),bousculer(挤挤攘攘),bouse(牛粪),bouffer(吃牛肉);bouffon,在雅典从前人们称为bouphónos,宰牛的人,宙斯的祭司,城市的守卫者,他在宰一条被控诉为吃了神坛上的祭品的公牛之先及其后,都得演一出喜剧[4]。

  家常的和成语性的词组也许比词更使人清楚地看到一种语言和它周围的生活现象之间的联系。在牛油蜡烛是主要照明方式的时代,蜡烛曾经使诗人们想起许多高贵的比喻。龙沙恭维一位夫人,对她说她的“眼睛像一对明烛似地闪闪发亮”。一七四三年出版的特雷伏词典上说“双目奕奕有神者,人谓之目光如烛”。节省蜡烛头,把戏不值得耗费一支蜡烛,蜡烛上烧伤,这些家常的用语,自从齿轮灯、油脂酸的灯烛和煤气灯给我们照明以来,就渐渐消失了。

  一种语言不能和它的社会环境隔离,正如一种植物不能离开它的气象环境。一般的语言学家不知道或忽视环境的作用;他们之中许多人在梵文中寻找词的甚至神话故事的根源。梵文之于语法家,犹如头骨学之于人类学家,是打开一切神秘之门的口诀:“舍沙姆,开门吧!”如果我把一个有名的东方学专家从梵文“炫耀”这个字派生的所有词,排列成没完没了的表格照抄在这儿,《新时代》的读者一定会吓一跳。况且,除非东方学专家们的词源考证不这样自相矛盾得厉害,才能够使我们为了采取他们的方法而放弃在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各研究范围内渐渐获得主导地位的环境学说。

  在法国,环境学说被一位天才的女子引用到文学批评上。虽然在她的著作《论文学与社会建制的关系》中,斯塔尔夫人明白地肯定一种新文学的必要性,以便满足被革命造成的社会环境的新需要;但对于语言这个任何文学的工具的改造,她却只顺便提到,而且是为了谴责这种改造[5]。

  革命摧毁了旧制度以后,不在路易十四朝的文学中有所革新,或继续用那一时代的语言,两者同样是不可能的。

  研究这种语言革新的性质及其影响,就是本文的目标。

二、革命前的语言


  法兰西学士院是1793年7月18日解散的,共和历三年岁余一日国民公会下令:

  “存放于教育委员会图书馆中,经过批注的《法兰西学士院词典》一部,将交给书商斯密次、马拉当公司,由他们公之于世……由该书商等自行物色文人,作必要的编订工作,以出版一万五千部为条件,而以其中……部交存各国立图书馆。”

  在共和六年(1798年),第五版的《法兰西学士院词典》以每部二十四镑的定价出售了。出版商在词典的卷首加了一篇序文,卷末加补充,这都是已经不存在了的法兰西学士院的学士们所未曾准备的。那篇前言包含着一些异端邪说,足可使伏尔泰毛发倒竖,比看见耶稣派的教士回来更使他憎恶。人们可以在序文中读到:

  “我们的结论是:不要去请教上流社会的语言,不要把它当作决定一切和解决一切的权威,因为上流社会想的和说的都很坏……最后因为在上流社会的非常古怪的幻想所形成的漂亮语言,和词与思想的真正关系组成的语言之间,差别是极大的。”

  伏尔泰说过,这真是“可悲,在语言问题上,正和在别的更重要的习惯上一样,竟由平民领导着一个国家中的头等人物”。

  词典的《补遗》包含三百三十六个被革命铸造或大力推广的词,证明平民的胜利。

  革新派和保守派都严厉地批评这一版的词典。革新派,他们人数众多,责备出版人在这两卷本的词典的篇幅中对为数可观的新词采取了关门态度。在革命前已经向路易十四朝的语言和文学开过火的梅尔锡,反对这种排斥部分词汇的办法,于1801年发表了他的《新语汇,或二千新词的词典》;1831年,有一个语法学家的协会发表了一部《学士院词典补篇,包含一七九四年以来由于习惯和科学引入常用语中,同时又不见于学士院词典的将近一万一千新词、新词义和专门名词》。这些语法学家搞错了,他们的新词的极大部分早在1794年以前就是日常流通的了。

  要求成立一个“语言保守派元老院”的纯语主义者,气得面红脖子粗。被称为“八十岁时不管六十岁时的诺言的老孩子们的主持人”的莫雷莱神甫,对词典出版人的拉平主义的学说作了下列反驳:

  “法兰西学士院词典是常用语言的储存处;这种常用语,和身份、财产以及所受的教育与一般不同的公民阶级所说的话是一样的。”

  激于高贵的义愤,他继续说:

  “在这词汇(指三百三十六个新词的《补遗》)中,人们合法化了这些词:enragé(狂怒),motionner(提议),révolutionner(革命,动词),sans-culotte(无短裤党),sans-culottides(无短裤日,每年年终举行庆祝的革命节日)。这种朝生暮死的野蛮或下流的词,只不过是革命党的行话和俚语,或者只表达革命政府的疯狂和罪行,不应当让它们玷污法国语言的词典……”

  他越来越暴躁地接下去说:

  “在可憎的项目之间,我还要引fournée(按此词本作同一炉烤成的面包讲),阴性名词,作为同车赴断头台的死囚解,还有guillotine(断头台),lanterner(处绞刑),mitraillade(排枪或机枪连射),noyade(溺毙),septembriseur(一七九二年九月二日至六日屠杀巴黎监狱中政治犯的大暴行参加者),septembrisade(上述大屠杀事件),这些由于残酷和卑鄙而引导到革命语言中去的名词,应当从诚实人的语言中清除出去,而且应当永远在《词典》内洗刷掉,正如血污应当在宫室内洗刷干净一样。能否设想在一些文人,我说什么!在这个伟大文学团体的成员,法兰西国家学士院的学士们的思想中,居然会赞成将这路可憎的字眼合法化?”[6]

  加布里埃尔·费代尔的狂怒超过莫雷莱;他的狂怒化为咒骂,不但骂革命词汇的《补遗》,而且骂已故的学士院的那部著作。《词典》被下列词类玷污了:

  “赌徒、贼窟、酒店、亨利三世的弄臣们的行话俚语……出于某一女学士的女理发匠,或者某一男学士的女管家手笔的丑恶难读的条文……养鸡鸭的杂院里的,随军贩卖饮食杂品的女商贩的和法国式的礼貌相距很远的,和乔其布斯小姐们身份相当,只能在等候召见的小套间里,在一个女仆的口中听到的表达方式……女裁缝,理发匠因为顾客忘了给小费而说出来的夸张的比喻……卖水果的女商贩要想显得机灵而说的粗话,女佣人、妓女、洗衣妇口中的侮辱民族品格的语言……只能适合卖苦力的嘴的语句,养猪的,薙发的,最肮脏的下流人的和卖生菜的女小贩的身份相称的语句,应当让它去在盗贼窝里腐烂的语句……”[7]

  不要再引下去了;可是要使读者能赏识纯语主义者心目中对法语的看法,这种引文是必要的,在他们看来,必须在法语中排除好赌博的,或者操理发薙须、贩卖水果、洗衣、裁缝等职业的法国人的语言。

  纯语主义者感到绝望,因为大批的野蛮和卑贱的单字包围了上层社会的文雅的语言,侵入场地而且搅乱了两个世纪的贵族文化的成绩。正如国家、社会、私产和风俗一般,语言也经过了革命。对于在本世纪初年深深使文学家关怀的这一语言革新,语言史家都很少提起。他们和1835年的学士们陷入同样的错误;他们把这个突如其来的革命的重要性估计错了,因为法国语言在表面上仍然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同样地可以使人理解……至于在路易十四朝初年以前,它一直没有固定;因为,一个世纪接一世纪,同样的事物需要用新的法语重新写一遍,而这新的法语很快就变成老朽了。在抄录我国语言的一部手稿时,常常一半是翻译。若安维尔的著作在一个很久的期间一直以后人所作的最后一个译本的面目出现,而这种译本也在不久之后就变得古老到被人当作原本来看待了”[8]。

  同样的现象又出现在革命时期。那侵入语言的单词和表达方式是这样多,以至如果让路易十四的廷臣读这时的报纸和小册子,必须翻译给他们听,他们才能懂。

  可是在革命之后,曾经有一个相反的运动:文雅的语言试图在各领导阶级方面重新夺得权威地位,而从它的怀中排斥那些闯进门来的新词。仔细一想,最大胆的作家也害怕起“曾经在四五年之间成了他们很熟悉的‘共和语言’中的那些雄赳赳的用语。那些用语足以使君主时代的语言永远吓得面无血色”[9]。

  梅尔锡自己告白,他从他的“词典中摒弃来自革命的词汇,除了少数例外,多半是粗壮有力的用语;它们适合于表达一些可怕的思想;多半是很怪气的,它产生于时代大事的风暴;正当大风呼啸,船被风雨侵袭的时候,水手们咒骂着,但是他们操纵船只,使它脱险”。

  但是,不管纯语主义者怎样,革命在语言方面的事业已经完成;囚禁语言的雅致铁箍已经打碎,语言重新获得自由。

  为了评判法国语言的这一个革新运动的性质和影响,却必须先了解十七和十八世纪的文学家对于语言的概念如何。下面我先将那个时代的作家们的意见呈示在读者眼前。

※     ※     ※


  在整个中世纪,贵族住在他们的庄园里,四周是他们的藩属和农奴,可是君主政治把他们集中在巴黎;于是他们攀附在国君周围,形成他的朝廷。他们丧失了古代封建主的独立性;他们扯断了和别的一些阶级联系的纽带,而成为国家中的一个单另的整体,而且到最后成为与全国陌生的一个整体,退居贵族阶级的首都凡尔赛。贵族既不过资产阶级的生活,更不过平民的生活,他们创造自己的风俗习惯和思想,和全国多数人显然不同,正如他们的特权和资产阶级以及手工艺者的权利与义务不同;其结果,他们自然就在衣服、举止和语言方面和别的国民都不一样了。他们的专用语言,正和他们举止的彬彬有礼,他们的仪节等级分明,甚至他们入席和饮食的方式,都像一道壁垒似地屹立在他们四周,使他们和别的阶级隔离[10]。

  使贵族显得与众不同的这种人为的语言,并不是和实行伏拉普克语以前,莱布尼兹发明的国际语一样,完全是杜撰的,它是从资产者和手工匠、城市和乡村所说的通俗语言中提炼出来的。这种同样的骈肢现象已经在拉丁语中发生过:在第二次布尼克战争时期,拉丁语分裂为贵族语(sermo nobilis)和平民语(sermo plebeius)两种语言。

  十七世纪的高雅社会风俗习惯必然大大限制他们的人为语言所用的词数,梅尔锡管这语言叫“君政语”,不过把它叫做“贵族语”却更确切。除军职外,贵族人士不操任何职业,他们毫无兴趣去认识各种行业活动所用的语言;因此法兰西学士院词典最早的几版充满无数贵族纹章族徽的名词,同时几乎绝对摒弃各种行业技术用词。这种删简是菲尔蒂耶和学士院争吵的主要原因之一。我让更博学的人来说明人们用何种继续不断的剪枝方法,上流社会的语言始得形成。可是我强调这一点,并且认为不至于夸张它的重要性,那就是路易十四朝的作家们的语言是用一定的方法修剪通俗语言的枝桠而形成的。这种语言到了十八世纪“非常流行,而且和拉丁文分享这种荣誉,那就是各国不约而同地学习这种语言,借以互相了解”[11]。

  这种显赫的光荣之所以落在贵族语言身上,无非因为法国是欧洲唯一的大国,那里的贵族集中在封建首领周围,创立了一个重要朝廷,而且达到了一种使欧洲其他各国贵族赞美与摹仿的礼貌与风雅。

  作为贵族的处世宝典的杜尔菲的小说一直到挪威内地都有读者。

  善武不善文的贵族没有“某些学者的愚笨的傲慢和大胆,不像他们那样认为我们的通俗语言不能写作优美的文学与渊博的著作”[12]。

  这些贵族毫不自寻烦恼,干脆从通俗语言中借用他们日常交往所必需的词、词组和词句,可是先用筛子筛过,而且只留下极少数的一部份。只是在分量一再掌握,批准又加证明的情况下,这些词句才能够流通于上流社会和在它的监督下产生的著作中。贵族迫使文人,至少是那些追求贵族的恩宠,而按照一个批评家的严厉而正确的说法,无非是“社会上的使人愉快的逗乐者”的文人,放弃人们假装不知道的、多比涅和蒙吕克等人的强有力然而粗糙的语言,为了采取从通俗语里精选出来的语言。

  从他们的封建主的宅第中被拉了出来而集中在巴黎的贵族,致力于抛弃他们的浦索尼亚克式的姿态,而摹仿廷臣的举动。十五世纪遗留下来的芜杂、有力而混乱的语言的剪裁,原来是和那些封建郡主的粗鲁的风俗习惯的文雅化以及他们的趣味纯净化,并驾齐驱地进行的。到了十七世纪初期,这种封建习俗和言谈的去粗存精工作,是在索梅斯的《女雅士大词典》所殷勤地列举的、从圣·日耳曼郊区直到马莱深处星罗棋布的无数集会、沙龙以及“小房间”和“小客厅”里进行的;各处的声音在作为这种改革的中心的朗布依埃公馆里,汇合成一个调子。尽管贵族在他们自己行列中找得到他们需要的教育家,尽管他们提供了有价值的作家(塞维涅夫人、特·拉法耶特夫人、拉罗什富科,等等)——到后来,贵族就不能再提供这样的作家了——他们却仍然为了很好地完成他们的教育工作而招纳了一大群咬文嚼字的人和吹毛求疵的学究:伏日拉、巴尔扎克和伏瓦蒂尔;波瓦洛在他的《诗的艺术》中把这些人和以下诸人相提并论:拉辛、莫里哀、戈多、戈艾弗多、那位《贞女》的不高明的高明的父亲夏普兰、和自以为使语言丰富,实际上反而使语言贫乏的布乌神甫,以及另一些更被人遗忘了的人。这些人全属于成立不久的学士院,他们标榜自己的企图,“要把语言非加斯贡化”,意思说要把语言中的外省带来的粗鲁成分全部删除。伏尔泰如果活在那时候,一定也会参加到这一群自命风雅的博学者的团体中去;因为他认为:

  “高乃依的不幸在于他在外省被抚养大,因为人们在他的作品中经常碰到用词不当之处……”[13]

  被加上“放肆者”、“泥垢诗人”和“醉颜诗人”等形容词的烙印,但是秉性激昂慷慨,才气横溢并且是高卢式的,同时具有高度的哲学上的豪气的作家们,逃避了朗布依埃公馆和它的附属机关,那些“小客厅”和学士院的净化作用,继续使用未经“非加斯贡化”的语言,用“贩夫走卒”的和市民的风格写作;他们的读者是有文化修养的市民和不守纪律并且无法使之守纪律的一些贵族。

  《学士院词典》历次出版的经过,将使我们了解贵族语言的演变。最早的院士们在天真的热情中自称“为颂扬法兰西而工作的语言工人”(到了路易十四朝他们的继承者只剩下一个野心了:“使那些贡献于他们的显贵的保护人的光荣的所有的词和音节永垂不朽”),当他们面对制订语言编目问题时,感到非常为难。词的分类法首先使他们迟疑不决:第一版的《学士院词典》把词按词根分类;这种后来被人弃而不用的分类法,最近弗洛因特博士在他的《拉丁语大词典》中又采用了;当人们要建立一部法国语言的井然有序的语言学词典时,必须回到这问题上来。

  院士们必须克服性质不同而且也很严重的第二个困难:必须甄别哪些词能很荣幸地被列入《词典》。在无数次争论之后,他们决定只采取知名作家用过的词儿,而在知名作家之中,人们列举了一些院士;然而有两个刚刚逝世的院士却是死在绝对默默无闻的情况下的。在他们选出来作为取材的来源的作家名单上,有阿米奥、蒙田、戴波特、夏隆、玛格丽特王后、龙沙、马罗,等等。可是他们发现这些作家虽然内容出奇地丰富,却没有运用日常交往所不可缺少的无数的词和词组。于是他们不得不回到通行的语言上来,不是编一部名作家的词汇,因为这种词汇据贝里松说“几年后就变成粗俚了”,而是编一部语言的词典。这个第一版,与其说它是一部真正的词书,不如说它是草案而已。

  到了1717年要准备第二版时,院士们碰到另一个困难。贵族和平民都创造了一些俚语行话,如同:sabler le vin(一口把酒喝干),battant l'œil(云鬓不整,头发遮眼睛),falbala(皱褶的裙边),fichu(妇女包头或披肩用的绸巾或花边),ratafia(露酒),等等,应否给它们列入《词典》的权利呢?经过了很久的犹豫之后,他们决定“一个词一朝进入了语言之中,就得在词典里获得它的位置。要避免这个词所指的实物,比避免人们所发明的用来称呼这个实物的词往往更容易些,不论这个词显得多么古怪”[14]。

  贵族气派一直流露在笔尖底下的伏尔泰,并没有这些顾虑,他肯定说:

  “损害语言的高贵品格的不是上流社会的语法上的错误……而是那些庸才的作家故意用会话的风格谈论严肃的事物。”[15]

  1717年的院士们在他们的序言中所形成的规律本应对任何词汇研究者起指导作用。他们说:

  “似乎在一种语言的各个词之间是平等的,正如在一个共和国的各公民之间一样……又如三军将领和高级文官和普通士兵或最卑微的工匠同样地是公民,尽管他们的职务不同;在同样情况下,关于‘正义’和‘价值’这些词,虽然代表最高尚的品德,和用来代表最卑下最可鄙的事物的词比较起来,同样地都是法国词,并不见得前者更法国气一些。”

  确定无疑的是若在一个世纪之后,在1817年,也就是在革命后二十三年,这些院士就不会说这样的话;可是为了使人们回想起学士院时不必顾虑到语言学方面的那些平民主义的理论,必须立即声明院士们并不打算将词典之门向民间的表达方式开放,而是向上流社会人士的“古怪的表达方式”开放,虽然这些语言常带酒肆和下流场所的气味。黎塞留和马萨林时代的贵族还没有完全适应社交生活,追求和放肆作家以及醉颜诗人们结为行为不检的同伴,为了消除装体面摆身份的疲劳,为了在酒店里抛开官样的尊严而得到休息。可是当词典接受贵族人士冒失的表达方式时,经常不缺席地参加学士院例会的拉·封丹,没有能让人接纳他在马罗和拉伯雷作品中遇到过的“他所熟识的词”。

  1740年的第三版序表明立场改变了:文雅的语言受到了威胁,必须在它周围好好地捍卫着。学士院不再想要把词提高到一个平等的共和国中的公民的地位;相反,学士院宣称:

  “它一直认为应当将词典缩小到普通语言的范围,如同人们在社会场合所说的,如同我们的演说家们和诗人们所用的那种语言一样。”

  学士院毫无保留地陈述它关于语言的贵族式的意见,这种语言完全不是市民和手工匠所说的,而是上等社会人士和他们卵翼下的作家们所用的。以为“语言属于它,就像理发店属于理发匠一样”[16]的学士院,接近了博叙埃的理想,博叙埃愿意有一个:

  “最高的和常设的评议会,它的在公众同意下建立起来的信用,能够消灭习惯用法上的一些稀奇古怪的现象,并缓和它们的出现的倾向。”

  所以第三版的序言宣称:

  “由于诚实的人们避免采用偏激和有损于羞耻之心的词,我们排除了那些词。”

  并不满足于这种排斥,院士们第一次指定了诗歌和高尚的文体应当用的词,以及留下来为家常的风格用的词。在十八世纪,人们认为语言达到最高的完美程度以后应当固定下来,学士院就是保守这种礼赞和崇奉的仪式的僧侣们的团体。

  法国是终于建立了一种暴君式的学士院检查制的唯一国家;然而在别处却也感到有建立这种制度的需要。有一个爱尔兰作家斯威夫特,此人在思想和语言上的大胆可以比魔鬼出现更使博叙埃手足无措,他发表了出于他笔下可谓十分奇怪的建议:成立一所学士院,以便控制和固定英国语言,摒斥许多词儿,纠正另一些词,并使少数几个词起死回生:

  “必须使这个社团正式承认过的每一个词,日后不至于变为陈旧而被弃置。”[17]

  伏尔泰的朋友,那位大腓特烈,编写了一部德语语法,为了使他的子民的语言,和他的士兵的操练一样,高度地遵守规则和纪律。

  只是通过艰苦的,时刻不息的劳动,朗布依埃公馆和学士院中的语法家们,才能够从虽然“和草木野根一样自己生长”,却“那样地善于负荷人类各种概念的重量的通俗语言”中,提炼出一种洁净的语言,其中没有民间的词句,天真的表达方式和一般化的词儿。他们对于词,甚至对于语气词的冗长乏味的辩论,曾经使人觉得琐屑,稚气而可笑。鼓动着这些贵族语创造者的严肃与深思的热情,却并不因此而减色。一旦从个人的幻想和独断中解脱出来,被许多精确的语法规则制约,最后被固定下来的这种上流社会语言,通过书籍来普及,通过教育来灌输;尽管它的构造是人为的,它终于成为作为统治阶级的贵族的自然的语言。它在凡尔赛廷臣们的本性中如此根深蒂固,以致对于他们说来,说通俗语言,正好像要他们穿着那当他们快马加鞭穿过巴黎城到宫廷去时,从马车上瞥见的手工匠人和市民的粗糙和灰暗的衣服同样地不可能。

  在十八世纪,社会重心转移,从凡尔赛搬到巴黎;贵族也许含糊地知道通俗语言的存在,但这种对他们说来是不算数的通俗语言,在那时有了被肯定的机会,它的单词和用语开始闯入文雅的语言,因为有些银行家和富有的市民进入了沙龙和贵族之家,并使这些贵族之家重光门楣[18]。

  无忧无虑的贵族,面对这种字眼上的反叛和暴发户们笨拙地向贵族的举动效颦的奢望,报之以微笑而已。他们对于自己的权利和特权的永久性是如此盲目地深信不疑,以致他们相信他们的优越的社会地位是不会受到任何侵袭的;同样地,在朗布依埃公馆里开始而被路易十四朝的作家们提到最高的完美程度的作品,也不会受任何侵袭。可是自封为伟大朝代的语言的保守者的那帮文人却另有想法,他们担心雅语和俗语接触后会受到亵渎,他们对于家常的和轻佻的用语的归罪、诘责和忿怒,远远超过大受奚落的那些女雅士们的可笑之处。十七世纪的雅士们,波尔罗亚尔的作家们在内,以及责备他们的“千篇一律的笨重冗长句子和陈旧的用语”的他们的对手,耶稣会的教士们,都是各有一套的创造者,他们的秩序井然、明净和文雅的语言,在法国文学史上占着尊荣的地位;可是十八世纪的文人们却只是一些试用学士院的命令来使垂死的女病人苟延残喘的看护士罢了。

  贵族参加捍卫路易十四朝的语言的十字军,这倒是可以理解的;这语言是他们从母亲那儿学来的熟语,他们开始牙牙学语时就用这种语言,他们用它来思考和表达情感,可是他们并不为此而操心。在革命期间,使粗俗风格成为时髦的是贵族的报纸和小册子。至于文人们,他们像龙一样遍身倒竖着鳞甲,那就是语法规则和优良风格的自负感,他们保卫着语言之中的女王,却没有从他们母亲口中学到这种语言,而是从学校里,在书本上和教师戒尺之下学得的。在学士院里,有时成员之中贵族多于作家,他们站在纪律的立场上来拥护上流社会的语言;在他们家庭里和日常交往上,他们说的仅仅是通俗语,在他们的私人信札中也写这种语言,只是在吟哀挽诗歌,写悲剧和大部头著作时,他们才用另一种语言;正和杜·贝莱所说的学究一般:

  “他们以为,假如不用外国语写作,使俗人不了解,就写不出什么好东西来。”

  狄德罗说过:

  “我毫不怀疑,我们不久就要像中国人那样有一种文言和一种口语。”

  这种双重语言的确是存在的,以致作家们经常操心的是不让自己一不小心而用日常表达方式;像伏尔泰那样老练的行家,写作的时候手边离不开词典和语法,为的是不放过一个最细微的瑕疵。

  1835年版的《学院词典》序言,在向伏尔泰偿付所欠的人情时,提醒读者说“他曾是一个可钦佩的而且几乎是腼腆的语言守卫者”。如果我们想了解十八世纪的雅士们的可笑,就必须研究伏尔泰这个富于智巧,狡黠不驯的人。

  梅尔锡嚷道:

  “人们可以说,的确,只有在波瓦洛和拉辛执笔之后,在法国人们才开始写作;在他们之前,既无智巧,又无理智,更无风格……算了吧,高雅的人们,就这样不学无知下去吧,你们去满足于念法国诗句和中学生式的散文形成的那种优雅而无聊的朗诵吧。”

  人们也许以为这是这个吵嚷不宁和喜怒无常的人的赌气的话,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他并没有歪曲雅士们的思想;他确切地复制了纯语主义者的意见。请听这位被目为和玄学主义恰好相反的伏尔泰说什么:

  “十六世纪的语言既不高贵又不整齐。由于会话的天才倾向开玩笑,语言变得非常富于滑稽的和天真的用语,可是高贵与和谐的词儿却十分贫乏。……就因为如此,所以马罗不见长于严肃的文体而阿米奥只能以天真来传达普鲁塔克的优雅。法语在蒙田笔下获得精力,可是它还丝毫没有高雅与和谐……由于法兰西学士院的成立,语言变成更高贵更和谐。”[19]

  在另一场合,他下了这样的结论:

  “自从法国人立意写文章以来,一直到1656年《外省尺牍》出版时,他们没有发表一本风格优良的书。”[20]

  维克多·雨果在1824年说得更绝对:

  “波瓦洛和拉辛,对于使法国语言固定这种独一无二的功劳,是各有一份的。”[21]

  伏尔泰和雅士们认为那样粗糙、那样野蛮、那样缺少谐和的老旧语言,路易十四朝的著名作家们却以丧失了它而无以自慰。费纳龙在他的《论口才致学士院书》中这样写道:

  “好像人们因为要净化语言,反而使它受拘束并且变得贫乏了……当我们在马罗和阿米奥和红衣主教道沙的著作中看到老旧的语言时,使我们感到惋惜。这种语言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简练、天真、大胆、活泼和热情。”

  拉辛自己也抱怨,说在阿米奥的风格中发现一种他认为用现代语言不能达到的风度[22]。

  独树一帜的狄德罗也责难说:

  “这个所谓高贵,使我们从我们的语言中排除许多强有力的用语……由于力求精致,我们贫乏化了我们的语言,而且,由于常常只有一个名词最适合于表达一种意见,我们宁愿为了用一个‘高贵的名词’而使意见削弱。这是多么大的损失,这许多词现在我们只能在阿米奥和蒙田的著作欣然地重新发现!开初这些词被弃置于优美的文体之外,因为它们流通在老百姓之间,后来也被老百姓所抛弃,因为老百姓到最后总是仿效权贵的,于是那些词完全被弃置不用了。”

  伏尔泰对他作下列答辩:

  “若干人士认为自从阿米奥时代以来,法国语言贫乏了;确实是在这些作家的著作中可以找到一些不再是能令人接受的用语;可是这些大多数都是家常的词儿,人们已经用相当的词儿代替了它们。这语言用高贵和有力的词儿丰富了自己。”[23]

  拉辛在成为浪漫派的责难的对象以前,曾经是朗布依埃公馆中最为人讨厌的人物:人们责备他没有充分净化他的语言,说他“用家常的和市民的用语,用卑下的和在地上爬行的词儿”。一个世纪以后,伏尔泰重提这种控诉,算是他自己提出的。为了说明他的批评是多么小气和吹毛求疵,下面举出几句他认为家常和市民气的拉辛的诗句:

  ……De si belles mains semblent vous demander l'empire des humains.(……她玉手纤纤,好像在向你要求大好江山。)[24]
  Crois-tu, si je l'épouse, Qu'Andromaque en son cœur n'en sera pas jalouse?(如果我娶她为妻,你认为,安德罗玛克会不会心中妒嫉?)
  Tu vois que c'en est fait, ils se vont épouser.(你瞧,木已成舟,他两人就要结白头。)

  然而,如果《安德罗玛克》和《巴加瑞》的诗句显得平庸,贝蕾妮丝的手好像在要求一个帝国的江山,却是颇具巧思的。但这种纯语主义的热狂发展到这样的极端,以至《天真汉》的作家居然认为下面这种强有力的思想的朴实和简劲的表达方式是“轻佻、卑下,与帕斯卡尔不相称的”:

  “第一百二十六条,亚历山大的贞洁的榜样并没有产生很多的节欲者,而他的酗酒的榜样却产生了更多的狂乱的人。不像他那样德行高并不可耻,并不比他有更多的恶癖,似乎是可以原谅的。
  “第一百〇四条:这是值得称道的,人们不愿意我尊重一个身穿锦缎,后边跟随着七、八个听差的人!怎么!如果我不向他行礼,他会叫人用皮鞭抽我。他那套衣服,是一种力量。一匹鞍辔配备很讲究的马,面对另一匹马,完全是同样的情况!”[25]

  斯塔尔夫人仿佛认为人们可以革新文学而不接触语言;伏尔泰认为正相反,两者结合得十分紧,以致在一方发生任何变化必然引起另一方的相适应的改变。如果他自命为语言的丝毫不通融的守卫者,他同时也狂怒地攻击那些文学革新家,他们为了给自己的企图找借口,拿莎士比亚做招牌。伏尔泰反对这位自从埃希尔以来人类最伟大的戏剧天才的行动是值得介绍的,因为它标志着那个时代的精神状况,而且可以看作革命以后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将要展开的关于拉辛与莎士比亚作品的论战的第一个回合。

  1776年,正当书店里的秘书宣告莎士比亚首次译成法文出版时,费尔奈的长老为了悲剧和语言而战栗,他并不是像赞美莎士比亚的浪漫派一样,只通过道听途说认识这个“怪物”,他可是读过,而且剽窃过莎士比亚。直到那时为止,毫无顾虑地破坏悲剧和语言的规则的那些作家是值得鄙视的,可是这个“野蛮人”足够给上述规则以危险的打击。必须不惜代价把他从法国的文学上驱逐出去,就像人们从法国的语言上驱除了蒙田、特·拉努和拉伯雷用的词一样。伏尔泰感到极度焦急,他从瑞士给学士院去信,反对吉尔、莎士比亚和他的翻译者皮埃尔·勒图尔纳;他拿他们的名字开玩笑,以为这是打击他们。一封伏尔泰的信在当时是一件大事情,学士院指定一天,8月25日,在公开的会议上来宣读这封信。伏尔泰手忙脚乱地设法使这种宣读更为隆重些,他邀请朋友“以优秀的法国人和高尚趣味的支持者的身份”[26]去听。他嘱咐达朗贝:

  “争取王后和各位公主站在我们一边……王后喜爱悲剧,她能辨别良好的和低级的趣味,‘就像她吃黄油和蜂蜜一样’[27],她将是高尚趣味的支持者。”

  达朗贝负责宣读那封有名的信;伏尔泰给他多到令人受不了的叮咛,叫他如何朗诵莎士比亚中的粗鲁的章节;如果这些章节太刺激听众,应当如何念得朦胧些。

  “这件事的全部可乐之处,在于高乃依和拉辛的令人赞美的片段,和神圣的莎士比亚不断地放在他的男女主人公口中的b(此词略。——作者)……和菜市上的词儿成为对比……人们不能在卢浮宫里说出莎士比亚那样轻易地当着伊丽萨白女王出口的话。”[28]

  人们可以看到,伏尔泰在他私人信札中是毫无拘束的;在他的长短篇小说中,他允许自己跟文雅语言和高级趣味发生不太礼貌的亲昵。达朗贝答复他说:

  “必须让莎士比亚和拉辛各安其位……不幸得很,在文人之间有很多开小差的和冒充的弟兄;可是开小差一定要抓回来绞死。使我生气的是这些绞死鬼留下的种子是一文不值的,因为他们很瘦很干。”

  的确,在革命以前,向悲剧和《学士院词典》提出抗议的作家是一些非正规的作家,他们没有成名和发财的机会。

  伏尔泰在他写给学士院的信中,并未放过谴责莎士比亚的机会,这是由于莎士比亚作品中喝得醉醺醺的门卒关于酒的催淫、制淫以及利尿的那篇演说。在这段文章中,确乎有些地方刺激了耳朵不听脏字眼的世纪的羞耻感。拉辛在他的杰作《涉讼者》里边,一直冒险到冲口说出《麦克白斯》中的门卒说过的一个词;可是罪孽不大,说的只是小狗的事。必须追溯到斯卡龙和拉伯雷才能看到语言这等放肆,甚至现代自然主义作家们都不敢那样。如果伏尔泰遮住自己的脸喊Raca,那是可以原谅的。莎士比亚在上述的以及另一些逗趣的片断里,真的是超越了贵族的和资本主义的趣味所能容忍的程度。

  然而伏尔泰不但对于一个醉汉的话大动肝火,而且对于一个哨兵这样的答复也生气,哨兵说的是:

  “我没有听到耗子响动。”[29]

  这位文学界最高裁判继续向倒楣的皮埃尔·勒图尔纳说:

  “是的,先生,一个兵士在卫队里可以这样回答,可是就不能在舞台上,面对一个国家中的第一流人物这样回答,因为这种人物谈吐高贵,所以在他们面前也应当用这样的谈吐。”

  一个兵士叫耗子为耗子,那也罢了,可是英王亨利五世和法王查理六世的女儿珈太琳用下列方式谈话,未免过分:

  “我的加多,如果你要我给你写诗,要我跳舞,你就是叫我倒楣,因为我既没有口才,也不懂诗律,也没有一点儿按节拍跳舞的能力……”[30]

  哈姆雷特父丧匝月,想起母亲要改嫁了,这样喊叫,也是过分的:

  “啊!脆弱,这就是妇女的名字!怎么!连短短一个月都等不及了!怎么,连她送我父亲下葬时穿的鞋子都来不及穿破了!天呀!不通理性的禽兽哀痛的时间恐怕比这还要长久些。”[31]

  让那些国王和王后像平常人那样讲话,这是远远超过《贞女》之父在戏剧方面所能忍受的程度。杜·特方夫人,看了伏尔泰的不知哪一个悲剧之后,说:“他培养各种体裁,甚至令人生厌的那一种”。给学士院的信使他露出全部面目;像他这样一个以隽智著称的作家,在这封偏激的信中,他的隽智一直发展到滑稽的高度:

  “你们裁判吧,现在,欧洲各国朝廷,各国学士院的院士们,各国的有教养的人,趣味高尚的人。我更进一步,我敢请法国的王后和公主们主持正义,她们是无数代英雄祖先的女儿,她们知道英雄们怎样说话。”[32]

  路易十五的女儿们知道她们的父亲和情妇们怎样说话。《亨利亚特》的作者忘记了这位贝安人生活的时代正和被莎士比亚活生生地搬上舞台的那些人物的说话和动作的时代相同,他说的话和上面所引的也差不多,甚至更放肆些,这也可以使公主们听了觉得太不象话。

  可是不仅悲剧的语言引起伏尔泰不安;他并不只想使悲剧的语言不受家常用语和平民化的短语的侵入,而且还要使科学语言、新闻记者的语言,甚至会话语言也包括在内。

  他很失望地说:

  “你将在我们的哲学新著中读到:不应当‘徒然浪费思想’;日蚀月蚀‘有权使人民恐怖’;伊辟鸠鲁的外貌‘和他的灵魂配合’……诸如此类的数不清的用语,适合在《可笑的女雅士们》的听差的口上说……在报纸上你将读到:据闻海军大约已于3月7日扬帆,且已驶过邵兰格岛。一切都在设法腐蚀用途稍广的语言……商人将他们柜上的术语引用到谈话中,说英国武装了一支海军;而‘与此相反’,法国装备了它的船舰。”[33]

  这一个最后的牢骚,显示出十八世纪的可笑的风雅士们所捍卫的语言的特性:他们禁用产生于商店和工厂里的词和用语。

  可怜的伏尔泰!他的不安并不是夸大其词的,伟大世纪的作家们在单纯地使用朗布依埃公馆里酝酿出来的语言时,并不能贬入冷宫的通俗语言,又上升到表面上来了。伏尔泰伤心地说,人们开始写“悲剧而用阿洛勃罗奇的风格……语法错误,杜撰新词……最可笑的夸张在一个时期内不会被人察觉,因为俗人的互相勾结和愚蠢的热情造成一种什么也不能察觉的陶醉”。

  他预见在不远的未来,语言方面的高尚趣味将要丧失,“通过那些维西戈和汪达尔式的作品……这种灾祸平常总是在几世纪的完美境界之后来到的。艺术家生怕成为摹仿者,就寻找偏僻的道路;他们离开前辈掌握了的优美的本质……醉心于新颖事物的公众跟着他们跑……高雅趣味丧失,四周充满迅速地互相磨灭的新颖事物。优良的趣味是少数人远离群众而仍然保守着的储存物”[34]。

  大批文人支持伏尔泰,反对摧毁两个世纪贵族文化事业的文学上的奥斯特罗戈和汪达尔。然而在他自己的阵营中,却可以碰到向教会式的学士院的教条抗议的人。他们谴责语言的贫乏。尤有进者,伏尔泰自己年轻时曾骂这种语言为“傲慢的女丐,对于她要执行强迫的布施”。学者们尤其抱怨当他们想让这种语言接受科学名词时,它对他们进行反抗,虽然新的知识要求用新的词。一个百科全书家喊道:

  “那些由于地位和门第而说话有分量的人,缺乏经过研究的知识和经验。如果像这样的人能更明智些,我们的语言将因获得成千个本义的或假借的用语而更为丰富,这些用语原来很缺乏,只有从事著作的学者们感到有此需要。”[35]

  对高雅语言是何等迷信和崇拜!学者们用未经上流社会的草包们批准的一个科学术语,是有顾虑的。这一条百科全书释文的作者接着写道:

  “不可讳言,高雅的法国人的语言无非是柔弱温雅的鸟鸣。说穿了,我们的语言缺乏很开阔的范围,在形象方面缺乏高尚的大胆,没有大锣大鼓的节奏,也没有能够表现奇妙事迹的巨大的气势;这语言没有丝毫史诗的性质……由于一种虚伪的涵养,有许多主要的事物法国语言不敢表达。”

  在十八世纪的后半期,人们开始迫切感觉革新语言的需要,正如需要革新各种社会的和政治的制度一样。人们有权利提出这样的问题:伏尔泰和百科全书派的文人既然是上述的一般需要的理论上的代表,而且他们的历史任务是为那些负责完成这场革命的人们作好思想上的准备,为什么对贵族的惯用语的习惯和清规戒律却如此毕恭毕敬?

  百科全书派不是为平民而写作,是为资产阶级中的有学识和智慧的那部分人写作,而资产阶级虽然志在摧毁贵族的各种特权,却仍然试图抄袭贵族的言行方式。有时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被贵族的沙龙所接待的那些哲学家,致力于争取贵族赞同革新的思想。正如斯塔尔夫人指出,“他们必须使贵族人士像孩子似地,和他们所畏惧的东西渐渐熟习”。所以他们除了贵族语言之外,不可能采用别的语言;他们甚至不得不夸张纯语主义,为了不给人以过分轻易的攻击机会。他们首先是笔战家;他们需要用无情的批评来摧毁支持旧制度的传统思想和意见。他们不去浪费时间改革语言;他们努力使这种语言更轻捷、更锋利;他们仿佛生怕用了新的词和新的短语反而转移读者的注意力,或者模糊了他们的攻击的意义。具有一种精确明朗的语言,像一把宝剑似地打击敌人,这是自从笛卡儿以来的经常的努力。

  但是,在百科全书派之外,有一种阒然无声的工作在语言方面进行着;它的效果在革命前很多年已经开始可以被人察觉;我们将要看见它公开爆发出来,而在1789到1794这几个年头,好像魔术似地,革新了语言。

三、革命后的语言


  语言在十八世纪已经渐起变化:它失去贵族的礼貌,借以获得资产阶级的民主姿态;有些文学家不顾学院的愤怒,从街道上和市肆中的语言里,开始借来了单词和词组。这种演变势必是逐渐地进行的,如果革命不给它一种加速前进的步调,并且把它带到比当时形势需要所指定的目标更远的地方去。

  语言的改造和资产阶级的演变是齐头并进的;要寻找语言现象的理由,有必要认识和了解社会和政治的现象,语言现象无非是社会和政治现象的结果。有钱、受过教育、在公共事务上起着潜在作用的十八世纪资产阶级同贵族阶级展开一场斗争,不再和在中世纪一样,为了争取地方税收的免除,而是为分享政权,同时在私产、立法和税则等方面进行对它的向前迈进所必需的改革。在这一史诗式的时代头脑坚强的人物之中,米拉波和对他有过启发的那些人对于应当达到的目的看得最清楚:他们并不设法推翻君主政权,而是要给它使英国繁荣富强、使百科全书派和经济学派称羡不已的那些立宪的形式;这一运动经过革命的流血斗争之后所达到结果,也就是君主立宪制;而且从1815年以来,在各种不同的政府标签之下,议会政治不停地在发展。

  政治和经济的改革并不意味着取消作为统治阶级的贵族,而是意味着在它身边升起一个富于财产和知识的强大的新的阶级。贵族不能理解:这种必要的改革虽然伤害了他们的虚荣心,损害了他们的某些特权,但却会替他们大大地增加领土方面的财富。在8月4日,被法国国民特性的那种热情冲动所激发之后,贵族由于不能领导资产阶级,便不让资产阶级的演变按照它的正常和规则的途径发展,反而想制止它。资产阶级已经很强大,它既然上升了,就不会不推翻一切障碍。这一演变对于它的存在说来是如此必不可缺,以致它不惜任何代价要完成这种演变:血腥的死刑、大批的劫掠、大规模的侵吞、价格的控制,一句话,革命的非常措施是和资产阶级的脾气不相容的,如果革命的领袖们不认为这些措施都是迫于当时形势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话,它们势必激怒不得不这样做的革命领袖们,正如激怒泰纳一样。

  为了战胜被欧洲各国君主政府所支持的贵族,资产阶级不得不鼓动他们本来不愿意惊动的人民群众起来。在理论上给革命作了准备工作的那些作家和哲学家,除了极少数的例外,都很少关心工人的命运;他们只是向贵族和资产阶级发言。斯塔尔夫人指出:

  “伏尔泰愿意新思想有优雅的格调,哲学成为时髦。”

  可是平民这一个成分既经被掀动起来,就也要求改革,并且要求具体实现资产阶级唱的高调:他们不满足于法律上的公权平等,还要求生活资料方面的经济平等。在某一个期间,人民能够在巴黎肯定地表示他们的共产主义趋势,建立博爱食堂,高举土地改革和财产公有等计划。可是这个附带在资产阶级革命上、而且被资产阶级和贵族间的斗争过早地发展起来的平民运动,终于不免失败。

  资产阶级在需要和贵族进行斗争的期间,不得不向平民的要求让步:它被迫加入火线,并且不得不批准使它感到嫌恶而且时局一平定马上就收回的一些革新。反动的运动从罗伯斯庇尔开始,日益加剧地一直继续到执政府时期。批准全民选举的1793年的宪法,可以认为是革命运动的最高点。6月23日通过的这个宪法,立刻就被搁置,还没有实行就被共和三年(1795年)的宪法所代替。

  这些时进时退的政治运动,一直延伸到宗教、艺术、风俗和语言等方面。一度被推崇到宗教地位的无神论,终于被谴责为一种罪恶;上帝被明令废止以后,经过了罗伯斯庇尔的“最高本体”,天主教又成为国教了。曾经替革命开辟道路的十八世纪的感觉派哲学,在巴黎公社中占主导地位;经过罗伯斯庇尔对它的猜疑,被控诉为煽起了“1793年的过激行动和罪恶”,在执政府时期它被阿沙伊斯的和谐派哲学所代替,接着被鲁瓦耶-科拉尔从苏格兰贩运来的以通常情理为主的哲学所代替,最后被古赞先生的玩弄词句的折衷论哲学肯定地代替了。大卫,他的学生们和敌手们,先放弃了居里亚斯和普细昔而去现实主义地描绘街道的剧烈场面以及共和国的士兵们的战斗,后来,在执政府时期又回到他们初时的喜爱,画起罗马人和萨皮娜来了。服装、家具、最为传统的一些社会习惯,同样地受到政治上的反复动荡的震撼;共和历以9月22日为一年的开始(葡月一日);而1月1日则被目为嫌疑的日子,在这一天庆祝元旦是被禁止的。据说在这一天人们在邮局里拆信检查,看看信里是否有贺年的话。元旦的庆祝是在执政府之下,共和五年(1797年)恢复的。

  文学,至少是在那些混乱的时代唯一可能的文学,也就是报纸、笔战小册、在俱乐部和议会场上的政治辩论,也不能逃避这共同的命运。革命一开始,十八世纪的语言就被搁置,而且人们就直截了当地落入民间的风格中去。在执政府时期,《复活的杜歇老爹》报认为能够使之复活的那些b……和那些f……,被政府下令禁止了:

  “作为1793年的无政府倾向的显著的证据,它们应当在字母表中加以粉碎。”

  贵族人士在语言革命中扮演了他们曾经在哲学运动中演过的脚色:他们乐于发表最危险的故作惊人之论,对他们来说,那无非是精神上的可口的小点心而已,因而他们也起了动摇他们自己的特权地位的作用。为了免于被革命政府放逐而逃往德国、意大利和沙瓦亚的朝廷中的亡命贵族,被哲学家们的投石党式的精神腐蚀到这种程度,以致被人看作革命者,有时甚至因此而遭驱逐。8月4日,贵族的代表们,显现他们的哲学精神,好像这样做并无后果,认为他们可以牺牲特权,甚至放弃贵族称号,改用平民姓名,对于他们的处境不至有任何变更,他们坚信自己的优越,并且觉得自己和资产阶级有天渊之别,以至在他们眼中,资产者无非是一些商品供应者和一些同桌进食的人而已。

  贵族人士把文学革命推到极端:正如二位龚古尔先生在他们的《革命时期和执政府时期的法国社会史》(这部著作充满了独特的探索,但不幸被文章风格上的顾虑所牵累)中所指出,在《菜市日报》(这报纸前面印着这样一句格言“那儿有捉襟露肘的困难,那儿就没有乐趣”,这报纸的第一期用这样一句话开始:“我听到在我们的耳边报纸上的嘶叫声……”),在《洋相大观》、《朝野日报》和《二文钱日报》等报纸上,贵族人士首先采用:

  “革命者下流的风格,并且在那些《杜歇》报之前,已开始使街上的语言为笔战服务。”

  贵族阶级和它的捍卫者,预先感觉到了那时刚刚产生的平民报纸将要获得的异乎寻常的力量。勒麦说:

  “用了钢笔尖,人们把勇士们的羽冠,扔在地上;用了钢笔尖,人们使巴士底老娘跳加伏多舞;用了钢笔尖,人们动摇了暴君的宝座,震撼了全球,刺激各国人民,使他们向自由进军。”[36]

  贵族阶级感觉到有争取平民和利用平民来作为打倒资产阶级的撞击器的必要。为了把平民抢到手,贵族阶级毫不客气地放弃宫廷语言而采用菜市上的大娘们的语言。她们“和服苦役的囚徒一般干活,衣食不周,吃尽苦辛”,却认为“虽然如此,在别人眼里并不比数字中的零更重要”[37]。

  贵族阶级继续用他们的传统的战略:在中世纪时使城市流血的内乱中,贵族阶级常常袒护卑贱的庶民,袒护手艺工人,反对行业的把头和市政的执掌者,正如沙伏那罗拉时代的佛罗伦萨人民所说,赞成populo minuto,反对populo grosso。在我们这世纪,英国贵族阶级为了抵制资产阶级的侵入,和阻碍反对谷物法同盟的骚动,试图争取若干工业城市的无产阶级成分,置自由主义方面科布登和勃拉特之流的反对于不顾,设法通过了关于劳动时间规定的法令。

  在贵族人士启发下的文学革命,立刻获得很大的发展。日报、小册子、单行本、活叶片,像冰雹似地倾泻下来。不多久,它们就由政治武器变为生财之道。圣鞠斯特对一个书店老板说:

  “既然你在一本小册子上就可以赚几千法郎,你有什么值得自命为爱国者呢?”

  为了争取读者,人们就用菜场上的风格来写文章;为了吸引购者,人们乞助于刺激性的、夸张的、滑稽的、市俗的、秽亵的、可怕的标题。下面是一些例子:

  《铁嘴》,编者弗歇神父,《反雅各宾》报封他为“由于上帝的忿怒而被任命的主教”。
  《复活节的鸡蛋,贝尚松的新鲜鸡蛋》。
  《报界的大蒜,又名贵族的(宗教的)、滑稽的革命史》。
  《杜歇老爹爱国的b……字信札》,报头标语是“花两文钱买来一读,会让你获得值四文钱的笑料!”
  《杜歇老娘爱国的b……字信札》。
  《Plum-pudding,又名国王的马伕们的娱乐》。
  《管他娘……》报头标语是:“自由,自由,去你的……”这报纸出到第五期改名为《约翰·巴尔,又名管他娘……续篇》。
  《刮皮日报,又名这能行,能行!》这报开头说:“正因为我看我们没有什么了不起……”。
  《爱国裁缝,又名约翰·F……的衣服》。
  《本报卖两文钱!阴间报,又名魔鬼和圣·彼得之间的真正友好的谈话》。这报的封面画是断头机的铡刀口子,周围挂着一串铡断的头颅,说明文是:“魔鬼自然史的图表。警告阴谋家”。

  一队队的报贩,那时称为“宣告者”,喊叫这些标题,有时在十字街头做姿势表演他们出卖的报纸上的论文或惊人的新闻的内容。

  几百种小册子和单行本用了同样喧闹的标题来勾引读者:

  《如果我错了,你们把我绞死就是!》
  《请喝一盅酒吧》。
  《穿短裤的羊皮护书》。
  《善良的上帝!他们是多么愚蠢,这些法国人!》
  《王宫市场的姑娘们在国民大会上》。
  《本国斑蝥虫反对教会》。
  《拉伯雷的信札,国民会议式的馅饼,巴纳夫式的猪血灌肠,罗伯斯庇尔式的火鸡》。
  《魔鬼的最后嚎叫》。
  《一捆干草,又名富隆先生的悲惨的死亡》。
  《洛内、弗莱塞勒、富隆和索维尼先生在地狱中接见宾客》。
  《贵族人士的致命伤,给奄奄待毙者用安慰亡灵的仪式来祷告》,文章是这样开始的:“但愿贝尔柴普特用他的爪子来铲除贵族分子”。
  《贝尔柴普特老爷的致谢,因为7月14日和22日人们给他送去了若干叛徒》。

  这些报纸和小册子的激越猛烈的语言,在那时刚刚产生:专为当时情况而铸造的字眼,张口咬人;用新的修辞法写成的鼓胀的句子,像巨棍一样地打击对手。龚古尔兄弟,这两个精细的文学家,同时又是博雅之士,他们在上面提到过的两卷本的著作中并没有隐蔽自己的保王党的情感,而他们却不得不赞美革命作家们的文学才能。龚古尔兄弟写道:

  “他们用菜市场风格来答复〔贵族〕,用一种他们从污水沟里拾起来的语言,他们使这种语言增加灵活性,而不使它衰弱无力,使它听使唤,驯顺,而不减少它的结实的色采,和粗壮强大的姿态。别让这些报纸的最初的面貌和那些b……和f……所欺蒙,后者可以说无非是一种标点的方式而已。你先克服自己的反感,然后可以发现在这《刮皮报》的语言后面,有一种巧妙的策略,一种对于平民的敏捷的引诱,一种将政府的论题和政策的抽象的建议使平民能够了解的办法。你可以在那外表之下找到一种调子充畅、丰富、有力的、拉伯雷式的熟语,经常由恰到好处的滑稽和粗俚的词儿衬托着;可以找到一种出色的突出精神,一种紧凑的辩证,一种平民的粗大方正的通常情理。有朝一日,人们会承认《杜歇老爹》,尤其是承认艾倍尔有机智,有独特性,甚至有辩才,也许是革命的唯一的真正的辩才。”[38]

  贵族人士首先使用的武器被人夺去,倒过来打击他们;他们的报纸销路有限,时常因为缺乏读者而停刊,同时那些《革命的有力的瓦代》,却受到空前流行的报酬。

  那些《杜歇》之流的成功,和它们在时事进展上的重大影响,不应当令人因此而忘却保王党人首先用“下流之人的语言之花”来点缀他们的报纸这一事实。国立研究院的委员会在它的《关于法语词典的继续的报告》(共和九年)中,就迫不及待地指出这一点:

  “在革命过程中,思想的夸张产生了字句的夸张;人们把不相连贯的用语的奇特组合看成辩才;没有念过什么书,或者只念过坏书的人,自以为应当充任演说家、诗人和作家,他们要想引起大家注意,但又不能用高级趣味可能接受的贤智的办法来进行,于是只好求助于和他们行动上的胆大妄为颇为适合的语言上的胆大妄为;他们创造了野蛮的新词和勉强的词句,而且找到了为数过多的摹仿者,这些人拿臃肿当作伟大,拿荒谬的大胆当作可喜的勇敢。”

  国立研究院附和各方面对于革命中产生的无数的发言者的攻击:

  “他们从法国各个角落,搬来了那些土里土气的短语和句子,使拉辛和布封的语言,今天为之黯然失色。”[39]

  那时人们以极大的藐视对待那些文人,他们是“出身于革命中产生的数不清的新闻记者的乌合之群:失业的年轻职员,从修道院里逃出来小修士,都设法以两文钱半页的价钱出卖他们的智巧,各个不同的政党都给他们工资,从《杜歇老爹》起一直到《宫廷消息》”[40]。

  可以想见,像拉阿普和莫雷莱之流在旧制度下的沙龙中活到老的胆小的文人,是被革命报纸的投合平民爱好的语言引起了极大反感的;这种语言和他们的学院式的习惯和礼貌十分抵触。可是,那些政治活动家和历史家,既然重视时事大政强加于新闻记者的任务,明白记者必须抓住一群没有文学修养的公众的注意力,必须点燃他们的热情,争取他们来协助这些记者所拥护的事业,那么就会了解记者们的风格是环境所要求的风格,并且赞美居然碰到这么多的有才华的作家,来使用这种有粗糙之誉的语言,并且争取到“最下等社会的破破烂烂之辈的重视”。革命的记者和小册子作者并不是以无疵可摘为目标的修辞学教师,他们在想到语法和优美风格的规则之前,应当像戏剧作家一样,致力于吸引作为他们的发言对象的群众:他们是必须顺从他们的读者的语言、趣味、习惯和文化的笔战家。

  资产者和贵族分子,像迎神赛会用的化装似地披在身上的这种充满粗俚咒骂的平民语言,一旦打了胜仗,就应当被弃置。上面讲到的用命令来排斥《杜歇老爹》的那些b……和f……的情况,无非是人们对于革命语言所实施的除虫工作的第一步。人们大声反对“引入和使用毫无必要和毫不可原谅的新的短语……新的词句,互相感到惊讶的词配合在一起。它们的引入是由于完全不识大体,由于一切社会上细微区别的绝对的混淆;由于那些狂乱的人把愚蠢当作获取强权的资格,以及由于故意降低自己的身份以免于被人追究的这种需要”[41]。

  国家研究院,就像它的前身法兰西学士院一样,自以为是语言的检查人,要求充当对革命词汇伟大除虫者的光荣。上述的报告说:“使秩序重新在语言上恢复,是研究院的责任”。《哲学旬刊》(共和九年穑月二十日)报道研究院的词典委员会将它的第一次会议用于“考察最近十年或十二年来新被列入语言中的词,良好习惯用法可能接受的一些规则的与和谐的词”。

  人们组织起来驱除某些词和词组,这并不是文人们的一种天真的消遣,而是一件政治工作;人们致力于在语言以及在哲学、宗教、风俗中消灭革命的任何痕迹;这种痕迹像噩梦一般地纠缠着曾经为它发抖的人,而现在,这些人所要求的只是享乐,斯塔尔夫人在分析这种思想情况时说:

  “每逢思路转向关于人类命运的思索时,革命就出现在我们眼前,人们想把自己的思想转移到过去时候的边涯上去,然而枉然……如果在这种形而上学的领域里有一个词成为某一个记忆的回响,灵魂的激动就恢复了它们全部的影响。于是思想失去了对我们的支持力量。”[42]

  人们不再满足于禁止《杜歇老爹》的谩骂词儿,却连那些最端正和无害的字眼也都加以逐斥。经常刊登丰塔纳、夏多布里昂以及天主教党派的人们的文章的《水星》杂志,横蛮地反对使用nouveautés(新鲜事物),enrichisseur(使人发财致富的人或因素),étroitesse(狭窄性),hommes vertueux(有德行的人),plume libérale(自由主义的笔头)等词,认为这是“罪大恶极的杜撰新词”[43]。人们谴责《哲学旬刊》的命名,劝这刊物换一个名称。这刊物怯生生地回答说(在那时候,被人目为革命者不是一件好事):

  “如果说,在革命时期有人用过décade(旬)一词,就应当禁用这个词吗?人们听到各党派名字不免感到恶心,我们理解这一点。那是一些被亵渎的字眼,我们希望人们尽可能遗忘那些词。然而‘旬’这个词却不在此例。这个词表明一个月的日子按十天来计算。把‘旬日’作为休息日已经取消了,但是〔每月〕有几个‘十天’这事实并没有取消。”[44]

  在对于某些词执行死刑的人之中拉阿普显得颇为出色:他写了一本小册子,来表示他对于1793年迫使他采用的“你我之称”,感到多恶心。又写了一本一百多页的著作,来洗涤法国语言上的革命污迹。他说:

  “从前有一些屠宰场的作家,替任何人代写贺年信、情书和咒骂信。那里边有值十文钱、二十文和三十文的不同价格的风格。十文钱的风格是给那些不认字不会写字的平民预备的;二十文钱的风格给粗识文字的人的;三十文的则是给商店里的年轻‘小师傅’们的。后者是一种富于藻饰的风格,花三十文,您就可以购得智巧和词章。这正是革命斯文的各个等级,这种斯文给山岳党产生了五、六个作家和同样数目的演说家,他们一直上升到出卖三十文钱的风格的水平……这些头目满心瞧不起他们值十文钱的同行。这些可怜的人没有想到,有一天,人们不会再在他们之间区别等级,就像今天我们不再在这些旧屠宰场的作家之间来区别等级一样。”

  砍伐了作家以后,他又来砍伐字眼,他喊道:

  “Démocratiser(民主化,动词),这就是在革命期间铸造的词之一。Moraliser(道德化)是一个中性动词,它从来不曾解释为道德化,而是作为谈道德,道德说教解;démoraliser(情绪低落,动词)因此就训为停止谈道德。Fanatiser(使之发生狂热的信仰)也一样野蛮,这词是违反造词的一切规则的,就像以authentiser(正式化,动词)代替rendre authentique(使之成为正式),héroïser(英雄化,动词)代替rendre héroïque(使之成为英雄),等等一样。所有以que结尾的形容词,不能够产生以iser结尾的动词。”[45]

  有人给他指出,我们常说électriser(电气化,动词;形容词是électrique),paralyser(瘫痪,动词;形容词是paralytique),dogmatiser(教条化,说教化,动词;形容词是dogmatique),canoniser(宗教上的经典化,法规化,动词;形容词是canonique),而这些词连他自己也用过。

  玛丽-约瑟夫·舍尼埃替这些被罪责的词汇辩护。他指出:

  “许多人在新字眼上所憎恨的也许只是新的思想和新的制度。可是必须注意:某一个词,人们以为是和法兰西共和国一同产生的,其实在君主时代已经存在……许多人想把civique(民事的,民政的)和citoyen(公民)当作有新词的嫌疑而加禁止,其实都是老词。”

  词的年龄是没有多少关系的;只要它们曾被革命者使用过,它们就犯了嫌疑,就被审判和定罪。《水星》(共和十一年葡月三日出版)用了patriotisme(爱国主义)这个词而表示歉意,认为应当从最早的意义去了解这个词,因为

  “九三年的人们并无爱国主义,虽然他们满口祖国。”

  夏多布里昂认为人们“在观看《贺拉斯》演出时显得无动于衷,因为在‘什么!你为我哭泣,因为我为国而死!’这类句子后面,人们只看见鲜血、罪行和国民公会讲坛上的语言”[46]。

  这种对单词和短语的疯狂的逐斥,仍不免让为数可观的、从革命的缺口涌进来的词和短语在语言中留存下来:语法家和纯语主义者的无可奈何的愤怒无非正式说明了资产阶级语言的产生。问题在于从因果关系上来研究这一语言的革新。

  革命召唤了一个新的阶级参预政治生活,并且同时创造了这种政治生活:直到那时为止在国王的内阁中秘密处理的国家事务,将要在报纸上和议会场上公开讨论。舆论变成了一种力量,必须和它商量,并倚重它的协助,借以支持政府。这种新的政治条件要求一种同样新的语言,嗣后这种语言又从政治界转入纯粹是文学的领域之内[47]。

  在革命期间负责公共事务,在讲坛上和报纸上讨论公共事务的人,都是从外省来到巴黎,而且在远离宫廷和各个沙龙的影响的地方成长的;至于有些人,像塔列朗一样,曾经受过贵族教育,感觉到语言上的不足之处[48]。他们在自己家里、店铺里、和律师事务所里所说的语言,是他们的朋友和顾客的语言,资产者的语言,而不是凡尔赛的廷臣和学士院派的作家们的语言;这些廷臣和作家跟交际场中的人们来往,并且设法获得他们的选票,因此除了他们的纯净的语言之外,不使用别的语言。可是革命的记者和演说家却向另一种公众发言;他们自己是资产者,他们以说服和争取资产者作为自己的任务。自然而然地,他们用在他们周围,在他们自己的社会阶层中听到的语言来说话和写作,就像拉伯雷、蒙田和加尔文之流的“我们熟语的父亲们”之所作为,并且他们使拉伯雷等人用过的词和用语大量地复活。他们被投入如此出乎意外的,如此急骤的一些政治事件中,以致不得不在当时的印象之下撰稿和发言,因而既不愿意也无余暇去遵奉学士院的规则,去选择他们的用语,甚至不能遵守最初步的语法规则。况且他们是为着推翻阻碍本阶级发展的那些社会制度而被推举出来的,他们不应当尊敬那个社会的语言,也不应当尊敬以那个社会的守卫者自任的文学集团的习惯。法兰西学士院,“这个任何贵族的最后的藏身处”[49]的解散,是合乎事情发展的逻辑的。

  在说和写的时候丝毫不把传统放在心上,他们就越出了禁锢文雅语言的狭窄圈子;他们不知不觉地而且并非故意地在一瞬间摧毁了路易十四朝朗布依埃公馆的事业。他们毫无拘束地使用手头的词和短语,由于日常使用,他们知道这些词和短语的力量和用处,并不顾虑到它们曾经被宫廷和各沙龙禁止过。他们从故乡带来了外省的语言成分;他们使用各人自己的行业或买卖的专门名词,铸造他们感到缺少的词,改造对他们不适合的词义。在语言上,正如在各种政治制度上一样,革命确实是有创造性的,而梅尔锡说得有理:“国民公会的用语是和法国的地位一样崭新的”。

  我已经通过引文说明伏尔泰和革命前后的那些纯语主义者如何拼命地不惜代价捍卫十七世纪的过时的语言。为了使人们对于1789和1794年之间的突然完成的语言革命有一个概念,下面要把语言在那时期用以丰富自己的那新的和旧的词汇,列成很不完全的表格。它们却足以使读者看到,从那时以来所形成的大部分的革新,就是那几个革命的年头里发端的。

  斯塔尔夫人说:

  “人们要想用新的动词来缩短句子,而这些动词削除了风格上的韵致,却没有使它更形精确。”

  作为佐证,斯塔尔夫人举出:utiliser(利用),*préciser(使之精确,明朗)和*activer[50](促进,推动)三个词。十八世纪的语言的无比的精确性,这是充满造成耀眼的、可是一般地说不大确切的形象和譬喻的形容词的现代语所永不会达到的,这种精确性并不是那些革命者追求的优点。他们想要一种充满形象、有表达力和富于词汇的语言。由于贵族语言缺少动词,他们就将一些名词改造为动词,毫不考虑它们在语法上是否合乎规则,也不考虑它们的涵义是否完全正确。在列举革命时期所引入的或创造的动词,以及接着举出的一些别的动词时,除了少数例外,我指出了虽然遭到学士院反对,却已为习惯所采用的那些词。

  “*républicaniser(共和化),pactiser(订立条约),centraliser(集中),*réquisitionner(征用),*légiférer(订立法律),égaliser(使之平等),“巴士底狱和死亡一样地把它所吞噬的一切都平等化了”(林该语),*journaliser(在报上写稿,编报),élire(选举)。
  “〔élire〕这个词在革命前几乎是没有人知道的,在起初几次的人民所进行的选举中,人民把这个词造成了残废状况。听到那些尊贵的会员这样说,是极平常的事:人们éli了(当选了,选举了,照常规应当说élu)某先生做主席。(梅尔锡:《新语汇》)。
  “Ordonnancer(签字在付款单上,同意支付);*pamphletiser(制造小册子);*radier(勾消),从逃亡贵族的表册上勾消;*baser(以……为基础),笨重和无用的寄生虫,这个词是现代新词汇中最不幸的创作,fonder(奠基,建立),établir(树立,建立),直到现在为止都代替了baser……让议会场中的人们去用这个词吧,就像人们把诉讼的词儿留给检察吏去用一样(见共和十年芽月一日的《水星》)。
  “*scélératiser(罪恶化,恶霸化);*juillettiser(七月化):“到什么时候各国人民才以巴黎人民为榜样,推翻他们的巴士底狱,并且实行七月化?”
  “*caméléoner(变色龙化,随时变换保护色,看风转舵);
  “*mobiliser(动员);*démarquiser(放弃男爵称号);
  “démocratiser(民主化);*déprêtriser(教士还俗):“巴黎公社的参事大会决定,专设册子一本,登记愿意不再当教士而要求还俗的公民们的声明。”
  “détiarer(摘冠,特别是摘教皇之冠);religionner(宗教化;谈宗教);athéiser(反神化,使之成为无神论者);*messer(做弥撒),一转手之间做(messer)一场弥撒。
  “Domestiquer(家庭化,驯服,使之成仆役);*esclaver(奴役)一个国家;héroïser(英雄化);révigorer(重新给以力量);*viriliser(男性化,使之雄赳赳);*enjuponner(穿裙子);*gigantifier(巨人化,夸大)危险;*abominer(憎恶);*soporifier(催眠)。
  “*Fabuliser(寓言化):将新闻‘寓言化’;féruler(以戒尺击人,以威力镇慑):‘以戒尺击’会场;*paroler(发言,开口);*forcener(暴怒):像高罗·代布瓦一样使用狂怒的语言;paôner(孔雀张尾,炫耀),léoniser(狮化):‘革命给予舆论这种可‘狮化’人民的愤怒,它们足以吞噬那些暴君’(芒达尔语)。
  “*girouetter(定风针化,随风倒),在那时期,人们时常变换意见,这个动词是这样必要,以致当代人名词典被称为《定风针词典》;fanger(为污泥所染,染污):‘被城市的腐化所染污’(雷蒂夫·德·拉布勒托纳语;他曾经是最热烈的新词创造人之一);ligaturer(捆缚):‘捆缚’人民;juvenaliser(青春化);*machiaveliser(马基亚维尔化,政治上的不择手段);*cromwelliser(克伦威尔化);*don quichotter(堂·吉诃德化);*avocasser(做不知名的律师);*convulser(痉挛);*coquiner(耍滑头,调皮捣蛋);*desexualiser(无性别化,取消性别);*diamanter(钻石化,使之发生钻石般的闪光);enceinturer,使之怀孕;*pyramider(堆成金字塔形状),‘这是从埃及传到我们这儿来的疯狂’,可是狄德罗却写过:Ce groupe pyramide bien(这一群人金字塔化得很好);Pantoufler(话家常,说私房话,作为私房话讲):‘议会逼使国王哥哥和王后用私房话谈国家大事’。塞维涅夫人曾经说:‘C……在这儿,很舒适地,我们要来好好地谈谈私房话’。*Ebétir(使之愚蠢);*déhumaniser(使之失去人性);impressionner(给人以深刻印象);imager(形象化,多用形象):使他的演说形象化;expressionner(加强表达力):用语调的高低来加强表达力;*gester(指手划脚,做姿势):‘勒甘很高贵地做着姿势’。
  “Historiser(写成历史);*éditer(出版,发表);tomer(形成一卷):形成的篇幅大于所含的材料。
  “Mystifier(神秘化);*agrementer(使之舒服,宜人);susurer(呢喃,耳语);*futiliser(琐碎化,变为无足重轻);*moderniser(现代化);*fanfarer(吹嘘,夸张);*mélodier(使之和谐入耳,旋律化),*odorer(嗅,发香气);subodorer(远远地嗅到,预见,预感);hameçonner(装备钓鱼钩,上钩);naufrager(船遇难,沉船);frugaliser(素餐蔬食,饮食简朴):为了热爱共和国而简化饮食;stériliser(消毒,使减产或丧失生产力,贫瘠化):使工业贫瘠化;*ajourner(改期,延期);*moduler(悠扬成调,使声音分出高低轻重);*urbaniser(城市化,文明化):使一个大会到城市中去开;pologniser(波兰化);germaniser(日耳曼化,德国化);épingler(用别针别住),由于缺少这个动词,德里尔的曲折的语气是可以原谅的。
  “*Substantiver(名词化);*éduquer(教育,教导);*idéaliser(理想化);*égoïser(自私化,自夸):‘人们不能因为有名的《回忆录》的作者(纳该),没有自私化而责备他。’”

  革命者需要新的名词和形容词,正和需要动词一样。他们把那些自从塞维涅夫人和拉·封丹以后已经失踪的一些古老的词,重新流通使用;这些词中许多是日常使用的,不顾《水星》杂志的预言,这刊物附和着共和十年的语法家和纯语主义者,讥笑地打听:

  “那些被龙沙、杜·贝莱、杜·巴达斯等人所铸造的词。被梅纳奇冒昧使用的那些词,到了第二个世纪下落如何?”

  这一讥讽是无的放矢,因为龙沙、巴依夫以及他们的那七星诗派的朋友,要想在诗歌上用法国语代替拉丁语,尽管文人们认为法语是:

  “粗野的,不规则的,不能有希腊语和拉丁语的文雅和丰富;尤其因为,据他们说,法语不像别的语言似地有格的变化和韵脚、顿挫等。”[51]

  他们并没有学维庸的榜样,用通俗语言大胆地押韵,却用了妥协的办法,从希腊和拉丁诗人们那里借来了诗律和一些词,同时把借来的词写成法语形式。他们的革命成功了,他们把拉丁文的王位彻底推翻,以致他们根据古代语创造的那些新词,也一起崩溃了。革命家却正相反,他们输入贵族语言的只是一些原来是民间创造的词;而这些词具有惊人的生命力,至于被学者和文人生育出来的词,它们的生命是岌岌可危、非常短促的[52]。

  根据国民公会的决定出版的共和六年的《法兰西学士院词典》,在它的增补中,给三百三十六个新词以加入资产阶级的权利,这是让出了一个十分狭小的地位,因为议会语言的一切词儿,正是在那时问世的。

  “Organisateur(组织者);*désorganisateur(破坏组织者);réorganisation(新组织);agitateur(鼓动家,骚乱者);*agitable(可鼓动的);*modérantisme(温和主义):“为了消灭温和派,人们控告他的温和主义”。Députation(议员的职务);député(议员);civisme(公民的热忱),incivisme(对祖国不表示热心的态度);propagande(宣传);*propagandiste(宣传者);*réfractaire(顽抗分子),教士或公务人员中之拒绝向教会的国民宪法宣誓者,这个词稍后被prêtre insermenté(未宣誓的教士)代替了;citoyenne(女公民);*flagellateur(鞭笞者):对于滥用职权事件的鞭笞者;suspect(嫌疑分子):被猜疑为倾向于贵族主义,拥护贵族权利的人;*fraternisation(友好,兄弟般的友好):各国人民间的友好;*tyrannicide(刺杀暴君的人,刺死暴君的行动);*légicide(破坏法律者);*liberticide(破坏自由者);*journalisme(报纸工作,新闻工作);*journaillon(报纸);*désabonnement(停止预订);logographe(速写员),写得和说话一样快的人,有一份报道立法讨论会的报纸以此为名称;*ingouvernable(不堪治理的);bureaucratie(公务手续,办公室的常规);*bureaucrate(公务员,官僚);*aristocrate(贵族分子):‘旧制度的拥护者’。Aristocratie(贵族阶级):共和六年的《法兰西学士院词典》给这个词下这样的定义:过去的贵族和特权者的宗派,一般地说都是政府的敌人。
  “Démocrate(民主分子):民主分子正是贵族分子的对立面,民主分子是对革命事业忠诚的人。
  “可是1789年的《使徒行传》在第一面有这样题词:‘自由,欢乐,君政民主。’
  “*Négricide(黑人杀害者,贩卖黑奴的人);négrophilisme(同情黑人者),这是共和十年的一本小册子的题名,内容是要求恢复贩卖和奴役黑人。许多反动的和天主教的出版物,在那时提倡奴役。
  “*Moutonaille(羊群,指“盲目”的群众):羊群跟随大胆的引导者。
  “*Salariat(工资制度);salarié(工资生活者):‘我只知有三种立足于社会的方式,必须成为乞丐、偷儿或工资生活者。’(米拉波语)
  “*Théophage(吃上帝者),这个讽刺性的名字是从新教徒那里借来的,他们这样称呼天主教徒;对于革命者来说,这个词的意义是做弥撒的人;croque-Dieu(嚼上帝者,靠上帝吃饭者),capucinade(乞食教士式的说法,浅俗无聊的讲演);*capucinage(乞食教士的行径);gobe-Dieu(吞食上帝者)。
  “Agio(法币官价与市价之间的差别);agioteur(利用上述差别进行投机者);faiseur(钻营者,干坏事的人);fricoteur(贪嘴的人,爱占便宜的人);fricasseur(手艺低劣的厨司):做买卖不择手段者;spéculateur(投机家);soumissionnaire(承办商)。
  “capitaliste(资本家):
  “‘这个词几乎只在巴黎看得见。它是指一种富有资产的怪物,一个铁石心肠的人,他只有金属的感情。你提起土地税吗?他才不放在心上,因为他没有一寸土地。怎么向他收税呢?好比沙漠上阿拉伯人,他们刚刚抢劫商队,把抢来的金子埋在地下,怕有别的盗匪骤然到来;资本家们便是这样藏匿了我们的钱。’(见《轶闻词典》)。革命家按照情况的需要创造词汇:
  “*Sans-culotte(无短裤党),sans-culottides(无短裤日):五个补充日;*vendémiairiste(葡月分子);*fructidorien(果月分子);thermidorien(热月分子);septembrisades(九月惨案,屠杀巴黎监狱中的政治犯);septembriseur(参加九月惨案者);terrorisme(恐怖手段);terroriste(采取恐怖手段者);vandalisme(汪达尔主义,即摧毁艺术品或文物的行为),格雷戈阿在他给国民公会的一个报告中第一次用这个词。他在回忆录中说:’我创造这个词,为的是要消灭这种行为’。”

  在当时,语言是一种摧毁性的武器。梅尔锡在替反对领职业执照的艺术家们辩护时说:“为了更好推翻事物,人们先推翻了语言。”[53]

  “Télégraphe(通信机):这个自从革命以来发明的机器,是一种空中的报刊,社会政府认得它的字母。
  “Lèse-peuple(对人民的大不敬罪):‘这是比冒犯君主更大的罪行’。”

  无数必要的而且美丽如画的词,丰富了语言:

  “*Enleveur(夺取者);ossu(瘦骨嶙峋);*ossature(骨架,骨胳);*inabordé(不曾接触的);*infranchissable(不可超越的,不可传递的);acrimonie(辛辣,尖酸);inanité(无用,虚荣,徒然);classement(分类);classification(分别等级);*classificateur(分别等级者);*classifier(分别等级);gloriole(无足轻重的荣誉);*élogieux(夸奖的,过誉的);inconsistant(不坚固,不能经久的);*inéluctable(不可避免的);*imprévoyable(不可预见的);fortitude(精神力量,魄力);*ingéniosité(匠心,巧思);hébetement(目瞪口呆状);*engloutissement(沉没);*imagerie(形象);*effarement(慌乱);vulgarité(庸俗性),斯塔尔夫人自称第一个用过这个词:‘这个承办人的名气(famosité)是用血的文字写的。’
  “*Brulement(烧,烧毁):法律界人士(robinocratie)的文件的烧毁。Logodiarrhée,伏尔泰曾经用过这个词,可是在一封私人信札中。Oiseux(无聊,无所事事),马西隆用过这个词,人们责备他是革新者,他因为说了一句‘法律的蔑视者(contempteur)’而受谴责。
  “Naguère(从前),曾经被‘il n'y a pas longtemps’(不久以前),‘depuis peu’(不久以来)所代替,后来又被采用了。certes(一定,无疑地)这个词也一样,拉布吕耶尔曾经抱怨这个词的消失。朗布依埃公馆曾经发动反对car(因为)词的战役;贡伯维尔自夸在他的四卷本的小说《波莱克桑》中,他没用过一次car。”

  哲学与各种科学在许多名词上获得便利:

  “*Idéaliser(理想化,概念化);*idéalisme(唯心主义,理想主义);*idéaliste(唯心主义者,理想主义者);idéalisation(理想化,概念化);*idéalité(理想性,唯心性);indifférentisme(漠不关心主义);perfectionnement(完美化);perfectibilité(可以完美化的性能);Être suprême(最高本体),‘罗伯斯庇尔乐于宣布共和国的最高本体,这和仁慈的上帝毫无相同之处……一个无短裤党人这样说:‘再没有上帝了,只有一个最高本体’。”[54]

  有人试图引用sciencé(科学者)一词,这是无补于事的,既然从中世纪以来已经有savant(学者)这词。缺乏这个词的英国人,要说从事科学的人时,感到为难;他们把他叫做一个研究梵文的、研究哲学的,诸如此类。最近他们采用了法国词savant,并且造了个新词:scientist(科学家)。

  新近引入语言的一些词,在革命期间已经用过,例如*Modernisme(现代主义);naturalisme(自然主义),用为宗教的意义,崇奉自然的宗教;*sélection(甄别),这词是克莱芒斯·罗耶夫人在她的达尔文著作的译本序里,重新从英文介绍到法文中的。*rieniste(空洞主义者);*nihiliste(虚无主义者);有人说这个字是在屠格涅夫笔下形成的;拥有极丰富的词汇的伊·卡斯蒂,曾经在他发表于1853年的著作《路易-菲利普朝的人物与风俗》中用过这个词。

  有些古老的词被迫接受了新的意义。例如lanterner,这个词在革命前作“犹豫不决”解:“最后六天,红衣主教极为犹豫不决”[55];革命后,当作“像挂灯一般被吊起来”解。Moralité,在革命前训为道德的思索,在某种寓言式的演说中所包含的道德意义;在革命后,作为一个人的道德品性解,他的品行,他的原则(见共和六年的《法兰西学士院词典》);niveler(平均化),在革命前,作用水平来衡量解;niveleur,操此职业的人;在革命后,作平均分配解;niveleur,“要求平均分配财产和土地的人”。Égalité(平等),在革命前,指均等性,对称性,相等的事物之间的关系;在革命后,为权利的平等;法律对大家是一样的,无论是保护,或是惩罚。Patente(执照),在革命前,这是财务机关里的一个名词,只用于某些文句中,如“执照文书”,革命后,已经成了为经营某种工业和商业而出钱向政府买来的一种证件。Juré(宣了誓的人,陪审者),在革命前,是指宣誓保证技术成熟的人,例如:宣誓的外科医生;宣誓的鸡鸭贩子;也指手工匠集团中被推举监督大家遵守规章的人:宣誓的师傅;在革命后,指担任证明某种被告发了的罪行的普通公民组成的委员会。Spéculer(研讨,投机),过去专用于哲学和数学思想的最高表现的这个词,在革命时代转移到金融界的语言中去了。Souverain(君主,主宰,最高权力),革命后成集体名词:“公民们的普遍性是最高权力”。

  十八世纪的文学,除开别的优点之外,是以它的语言的精确和明朗,以及它的形象的素淡和精选为特点的。这些优点是由于它的战斗文学的性质所规定的。小说、故事和悲剧,都发挥哲学的论点;最枯燥的笔战文章,例如关于麦子贸易问题的笔战,也不乏风趣;作者将对立的意见奚落得不留余地,并用说理压倒对方。语言不得不精确,不得不俭于形象而贫于词汇,以免讨论迷失方向。自从笛卡儿以来,批评的精神提得最高就是哲学精神;笛卡儿派的哲学家劝人开始辩论时先给讨论的一些术语下定义,百科全书派也同样地重视用词要有准确的定义。狄德罗认为,讨论之所以拖长,时常因为两方面给所用的同样的词以不同的涵义。孔狄亚克认为一种语言就是一种分析的方法;而词既是思想的负荷者,思想艺术的第一工具就是一种和数学一样的,每个词都有明确的界说和分类的准确的语言。

  1793年的公社社员奉为神明的理性,曾经是百科全书派的最高主宰。他们决不因为大师说过什么就接受下来;他们毫不尊敬仅仅因为传统是如此的事物;他们也毫不容忍由于社会的体统而变为必要的东西:他们批判一切。各种社会的和政治的制度、各种宗教信仰、各种哲学体系、各种世俗的成见,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上受审讯,而且要证明它有存在的权利;一切都经过解剖,在它的各部分加以分析,在它的成分上加以衡量。用黑格尔的生动的话来说:“那时,人在脑袋上行走”。

  可是在百科全书派之外,产生了另一些作家,他们向分析的能力提出疑问,对辨理的思想也加以怀疑,并且以情感来和理性对立。

  “不论道德家怎么说,理解仰仗于热情之处甚多,热情也公认为仰仗理性之处甚多:由于各种热情的活动,我们的理性始能渐臻完美。”

  以上是卢梭在他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中所说的话;这部著作是十八世纪最异乎寻常的杰作之一。在这一篇论说的另一处,卢梭居然还说:

  “我几乎敢于说,思索的情况是一种违反自然的情况;一个沉思的人是一个堕落的动物。”

  对贝尔纳丹·德·圣皮埃尔,他这样说:

  “当人开始辨理之时,他停止了感觉。”

  情感颠覆了理智的王位,心灵代替了头脑。

  对十八世纪社会起作用的那些酵母,不但将要带来政治制度上的改变,而且也带来生活在社会中的人的各种趣味和热情的更新。

  离开自己的土地而到凡尔赛宫廷和花园中去的贵族们,不知道什么是对于大自然的趣味,而这种趣味如此突然地在城市资产者的心灵中觉醒,以致他们天真地认为发现了大自然,就像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发现美洲一样。在他们以前,没有任何人认识和描写过大自然。夏多布里昂在他的《基督教英华录》中说:

  “我们所说的描写诗,在古代是不曾有过的……艾希奥特、戴奥克里特和维吉尔,无疑地给我们遗留下来关于劳动,风俗和田园幸福的极佳的图画;可是,至于使现代诗歌丰富起来的那些田野的画面、天气和四季的变幻,在他们的作品中我们只能找到绝无仅有的一点痕迹。”

  新文学并不会去处理田园的劳动和风俗,而是将从浪漫的、美丽的和情感的角度去处理大自然:人们给大自然以善感的灵魂。在革命前几年,有一个瑞士的博物学家叫博内,到晚年才搞哲学;他发现植物也有一个不灭的灵魂,并且给驴子和骡子之类设立了一个天堂,这些动物想必在地上乐园中吃了禁草,所以被罚在世上劳累受苦。

  爱情,这种在贵族时代一直受控制、压抑并且屈服在政治规条和社会体统之下的热情,反叛了,它要求控制人、统治人的思想和行动。

  伏尔泰的精确的语言,发现它自己无力表达这些崭新的趣味和激情。圣勃夫说:

  “描写大自然的艺术是这样新颖,连名词都还没有发明……为了描写一座山的鼓起的、浑圆的、绵长的、平扁的和凹下的变化多端的形状,你能找到的只是曲折的比喻;对于平原和峡谷,也有同样的困难。假如要描写一座宫殿,那就不会有这样的窘状了……没有一条镂纹没有它的名称。”[56]

  政治创造了议会语言;对于大自然的趣味、爱情和情感也将形成一种合乎它们使用的语言。

  礼貌使一个贵族成为坚忍的人;它迫令廷臣将心灵的焦虑和身体的痛苦隐藏在微笑的面容和无疵可摘的仪态之下,所以贵族文学不详细描写痛苦。动词larmoyer(流泪)在十七世纪销声匿迹之后,革命后重新获得了生命;因为在资产阶级文学中,“痛苦将服务于才华的最高效果”[57]。而神经将起主导作用。人们将带情感的词在语言中制成浓厚的配合剂:*endolorir(受痛苦);*énervation(使神经紧张,暴躁);*alanguissement(委顿无力的状态):“一种温和的委顿使我全身的机能感到烦躁”(卢梭);*désespérance(绝望);*appalier(?);*vaporer(冒蒸汽);*enamourer(钟情,发生爱情);désaimer(断情,情谊断绝):“为什么法国人不说‘断情’”,既然他们凭一时的任性,钟情如此快速,而断情更为快速?(梅尔锡)*tendrifier(柔软):使一颗心柔软化,好像名厨手中的燉羊肉。

  人不再努力上升到思想,他任凭情感和感觉支配;他憎恶一切哲学的深思和智力的批评,他让自己“被形象的诗歌所牵引,这些形象就像音乐的声音一样,引导人沉湎于梦幻的无穷缥缈之境”。(斯塔尔夫人)

  奇特的对比:孔狄亚克这个感觉主义者将精神禁锢在一种干燥抽象的,像数学一般的语言中;马勒伯朗士这个精神主义者却“设法在他的形而上学著作中将形象和意念结合起来”。

  在革命期间,对于形成了形象的目标,对于比较法、比喻法以及对比法的热情,泛滥无阻;再加上低级趣味的帮助,这种热情孕育了一种语言的臃肿病,有如贝特洛纳时代从亚洲流亡到雅典的庞大而且浮夸的言词一样,而且它还没有被头发最散乱的浪漫主义的夸张所超越。

  人们那时在集会的和俱乐部的讲坛上听到,在报纸和小册子上读到:

  “可怕的贵族九头蛇,将不停地从它的失败中苏生;驱逐良好的智慧和良好的秩序的就是它。”(见1789年8月2日的《巴黎的革命》第四期)

  稍后,贵族九头蛇摇身一变为无政府主义的九头蛇:

  “无政府主义的九头蛇可以从它的灰烬中再生,我们要注意杀死这怪物,而且要永远消灭它。”(同上第七期)

  为了从灰烬中再生,九头蛇就摇身一变为凤凰:

  “贵族阶级在自由的厂房里自己铸造了武器(同上,第四期);囤积者逃不出追逐他的人类的警惕的眼光(同上,第三期);信用、自由和安全是公共繁荣的源泉。”(巴黎生活资料委员会的传阅文件)

  卢斯塔洛管这种似通非通的风格叫“一个伟大的原则”。“宣传文字是各国人民的保障”(巴依语,他曾很荣幸打击过一些史诗式的词,人们把那些词的创造者假设为约瑟夫·普鲁道默)。卡罗纳在他的《关于生存资料的回忆》中,描写内该以“饥馑的幽灵作为仆从,并且依靠着叛乱的火炬”。

  自由精神苏醒过来了,它站起来,它向东西半球倾泻它的神圣之光和创造之火(见福谢:《本杰明·富兰克林公民颂》)。诽谤的尖刀增加无数(见拉·法埃特1789年7月31日的通令)。当国家从奴役的空虚中冲向自由的创造……(米拉波)。

  革命使拉阿普这个冷漠的学究的才情燃烧起来,甚至使他头戴红帽,高呼:“拿起武器来!”“他饮血,血滋养他的暴怒,暴怒引起死亡”。“人民只有用刺刀尖写的文书奠定自由,始能一劳永逸地巩固自由”(比约-瓦雷纳,1792年12月19日的演说)。“公民的愿望是要求拿破仑·波拿巴特永远封闭革命的喷火口”(共和十年热月十二日的《巴黎公报》)。“作家,革命洪流的儿子”。“曾经三次煎熬的胆汁,像燧石一般包围了他的心房。当无政府主义的火刀敲击他的心房的纤维时,他就喷出火来”(福谢:《友人报》)。

  “厄运是一个洪炉,上帝在那里边锻炼灵魂”(《巴黎公报》)。“悲剧是道德之人的巨大塑像”(见共和八年八月的《哲学旬刊》)“上帝是世界上的永恒的独身者”(见夏多布里昂的《基督教英华录》)。“月亮的神秘的洁在清新的夜晚的空间”(同上)。“阿达拉的垂死的嘴半张着,她用舌头来追求教士用手指示给她的上帝。”(见《阿达拉》)

  文学描写绝望和人类各种伟大事物的虚空:“大地无非是一堆死者的灰烬,和生存者的眼泪调合在一起(《阿达拉》)。“荣誉无非是幸福的丧服”(斯塔尔夫人)。“道德是通过死亡进入生活的”(《基督教英华录》)。“死亡就像半个虚无,它的发明是为了使造孽者感觉整个虚无的可怕”(同上)。

  人们使这类似通非通的文风用三次方的指数增涨起来。

  如果人们要估计这种塞满形容词、比喻和对比的风格,对于十八世纪的语言是多么面目可憎,那就必须回忆一下伏尔泰的悲叹;他在抱怨了一些英文单词(redingote,从英语riding coat 来的,意义就是骑马穿的衣服;boulingrin,从英文bowling green来的,意义是打球用的草坪,诸如此类)笨拙地被引入法语之后,对下列的形象性的用语大为生气:“点燃叛逆的火炬;我的理性迸射火花;王座有它的习惯;命运抛掷神秘;骑士们走入坟墓,为了将他们的得胜的敌人抛在里边”。莫雷莱,虽然曾以愤慨到一言不发的旁观者的身份,目击过革命的比喻和对比语言的狂吞滥嚼,却在他的年老的灵魂上找到足够的纯语主义,因而对《阿达拉》的风格表示愤怒,并且心中疑问:“法国趣味、语言和文学将变成什么样子”,如果人们容忍:

  “在唇上吸饮魔力;火的月亮;岑寂的声音熄灭了;潮湿的土地低声说话;河流的喧哗;松树和橡树的尸体;上升的烟柱包围了浮云,浮云吐出雷霆……等等。”[58]

  当代的读者们,对这类文句见过很多,很难理解伏尔泰和莫雷莱的忿怒和失望。

  可是批评都落空了:产生于议会场上,报纸篇页上和政治小册子中,后来在罗伯斯庇尔失败后充斥于市上的小说中,以及毫不谦虚地要求生存权利的剧本中得到发展和补充的现代文学语言,带着它身上的缺点和优点,在十八世纪尚未完全结束时已经肯定不移地形成了。它只等待有才华的艺术家出来加以修剪、锤炼,使它达到完美之境,并且用它来产生杰作。夏多布里昂把过去社会遗留下来的一些化石,以及一切对于优美的文学寄托希望的人们所渺视的新的语言抓到手中;他以天才的熟练演奏家的手段加以处理。《阿达拉》,这部为文人所讪笑,然而被公众以难以形容的热情接受下来的本世纪第一部浪漫主义作品,正如二十年以后遭遇到同样情况的拉马丁的《静思集》一样,开辟了一个新的文学时代;等到革命语言已经在散文方面肯定它的修词学上的优越以后,拉马丁、维尼、雨果和他的浪漫派才能够使这种语言在诗歌领域内高奏凯歌。

  政治斗争的烈火稍一平熄,革命以前一度爆发的文学争论,立刻又死灰复燃。参加者分裂为两个阵营:古典派和浪漫派,正如稍后人们所说一样。夏多布里昂写道:

  “一部分文人只赞成外国人(主要是莎士比亚,被置于高乃依与拉辛之上);至于另一部分,坚决拥护我们老旧流派。按前者的看法,路易大帝朝的作家们既缺少风格中的活力,尤其缺少思想;按后者的看法,所有这种所谓活力,一切当时趋向思想的努力,无非是颓废和腐化。”(见共和十年牧月二十五日的《水星》)

  论战开始以来,已经过了若干年,《水星》在共和八年抱怨道:

  “夸奖拉辛,这就是自愿被目为共和国之敌、短视的人、设法恢复老旧制度的顽固分子。”(共和八年果月)

  丰塔纳在伦敦发现在贫困中过日子的夏多布里昂,并且使他从无神论改信天主教;重复了伏尔泰对莎士比亚的攻击,并且肯定说:

  “伏尔泰在老年时代懊悔曾经鼓励低级趣味,将这怪物放在索福克勒斯和拉辛的神坛上。”(共和八年穑月,《水星》)

  夏多布里昂夸大了他的恩人的意见,作下列比较:

  “凭借自然来夸赞莎士比亚的那些批评家,就像那些要想消灭社会的特色,而使各国重又陷入野蛮状况的政治活动者一样。”(见共和十年牧月五日的《水星》)

  这是在文学的形式之下继续的政治斗争:革命分子坚持拥护莎士比亚,反动分子坚持拥护拉辛。在那些混乱的日子里各种思想混杂到这田地,以致旧制度的语言的捍卫者恰好就是过去支持1789年的哲学思想和政治原则的人;同时夏多布里昂和他的友人们,使用革命的语言,要把被百科全书派讥笑过的天主教重新放在尊荣的地位,并且使1793年受过人们的迫害的教士们重登权力之坛。所以有时遇到这样的情况:保证革命语言的胜利的人恰好就是以革命思想的反对者身份出现的人。

  涌现于1789与1794年之间的语言并不是新的。涉猎老旧的作家和那些被目为自由派的作家或泥污诗人的作品,人们可以找到最近被导入语言的一些词,除了少数按照形势需要而铸造的词以外。人们在这些文人身上可以遇到那种形象化风格的滥用,那种夸大的口气,正和今天自称反浪漫主义的一些小说家仍然用来点缀自己作品的东西一样[59]。归根到底,革命仅仅推翻了贵族语言的王位,同时将资产者口头说的、并且曾经在文学作品中用过的语言,重新带到表面上来。这种转变在1789年以前已经初露端倪;革命却声势赫然地加速了这转变。

  四个世纪以来作为法国的文学语言的贵族或古典派语言,正如浪漫派或资产阶级语言,都是从平民的语言中提炼出来的。这是伟大的公共基金,各时代的文人从那里汲取单词、词句和短语。

  开始于十四世纪的君主政体的中央集权,使法兰西岛和成为首都的巴黎的口语比各省的土语有更高的价值,虽然各省的土语在巨大的封建领地形成时也达到了文学语言的程度;于是聚集在国王周围的贵族能够澄清通俗语言而创造古典语言,并令作家接受这种语言,为了投合贵族乐趣而去写散文和吟诗。李特雷先生在他的《词典》的人家常常引用而不加声明的、出色的序文中,提出这样的疑问:

  “为什么十七世纪自以为有权力去修削一种如此宽阔和如此灵活的语言(十六世纪的语言),去纠正一种如此合用的工具?”

  这位耐心的词汇学家指出了语言和贵族的中央集权齐头并进,却没有看到宫廷和沙龙中的生活要求一种虽不如十五、十六世纪的征战者的语言那么丰富,然而更为精练的语言。

  自从发现美洲以来,在财富和潜力方面迅速成长的资产阶级,也接着在通俗语中剪裁了它的浪漫主义的语言,可是剪得更宽阔些。等到1789年资产阶级获得了政权之后,它就下命令将这种语言作为法国的国语。凡是怀有猎取荣名的野心,并且想发财致富的作家,都不得不采取这种语言,尽管他们心中多么不愿意。古典派语言和封建君权一同垮台了;而在议会开会时讲坛上产生的浪漫派语言,却将跟议会政府并存下去,只要后者能存在多久,它也会存在多久。

《新时代》,1894年第1-2月号

《拉法格文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作者注:

[1] 见圣帕莱:《古法语词典》(La Curne de Sainte-Palaye: Dictionnaire de l'Ancien Langage français depuis son Origine jusqu'au Siècle de Louis XIV)。

[2] 在我的论文《关于善与公正的概念起源的研究》(见1885年9月号的《哲学杂志》)中,我曾试图证明在追溯一些单词的最初的意义的时候,人们可以了解有一些大家认为天生的抽象概念是如何在人的头脑中产生的。

[3] selvagge e contadinesche(意大利语,意即野蛮的与农村的)。

[4] 见《保萨尼阿斯游记》卷1第24章。

[5] 泰纳一开始就获得成功,因为他在文学研究中运用了环境学说。既然他是那样渊博,如果他提到斯塔尔夫人的著作,人们一定会相信他的文学理论是受到斯塔尔夫人的著作的启发,而且在那里掇拾了对于十七世纪几个作家的批评中一些突出的看法。通过我在本文中的引述,读者可以欣赏斯塔尔夫人的著作的精湛程度。

[6] 见莫雷莱所著《关于国立学院续编法兰西学士院词典的计划》,共和九年(1801年)。

[7] 见费代在1807年发表的《关于法兰西学士院词典的道德、哲学和语法杂论》。

[8] 1835年出版的《法兰西学士院词典》第六版序言。

[9] 见梅尔西耶《新语汇》,1801年版序文。

[10] 斯塔尔夫人指出:“礼貌使人分成等级,而不使人团集”。必须经过长期的训练,并对自己的举止、言谈、思想和情感经常注意,才能获得贵族所达到的完美的优雅程度。这使他们和别的阶级分离,而在现代社会中,还没有能与此相并比的情况。

[11] 见狄德罗的《百科全书》,《法国语言》条。

[12] 见1549年出版的若阿基姆·杜·贝莱的《维护和发扬法兰西语言》,贝克·德·富基耶尔版,第1卷第1章。

[13] 见伏尔泰的《哲学词典》,《语言》条。

[14] 《学士院词典》第二版序文。

[15] 见伏尔泰《哲学词典》,《语言》条。

[16] 菲尔蒂耶语。

[17] 见斯威夫特:《建议纠正、改良与确定英国语言上财政大臣书》。

[18] 见杜·贝莱的上文引用过的著作。

[19] 见《百科全书》,《法语》条。

[20] 见《哲学词典》,《风格》条。

[21] 见《新颂歌》序。

[22] 见拉辛剧本《米特里达特》序。

[23] 见《百科全书》,《法语》条。

[24] 《贝蕾妮丝》,第二幕第二场。

[25] 引自伏尔泰《关于帕斯卡尔的〈杂感集〉的最后的感想》,加尼耶版,第31卷。

[26] 1776年8月10日,伏尔泰给德·凡尔纳先生的信,见《书信集》第1册,加尼耶版。

[27] 语出《旧约》《以赛亚书》第7章第15节。

[28] 见伏尔泰《书信集》,加尼耶版第50册,8月13日信。

[29] 见莎士比亚悲剧《哈姆雷特》第一幕第一场。

[30] 见《亨利五世》,第五幕第一场。

[31] 这里引的法文是伏尔泰的译文。

[32] 伏尔泰给法兰西学士院的信,1776年8月25日宣读,见加尼耶版伏尔泰全集卷十九,《杂文》。

[33] 见伏尔泰《哲学词典》《语言》条。

[34] 见伏尔泰《哲学词典》《语言》条。

[35] 见《百科全书》中狄德罗所作《法国语言》条。

[36] 见《杜歇老爹爱国的b……字信札》第199期。

[37] 见《巴黎市场和菜市上妇女的鸣冤诉苦手册》,1789年8月编于博西永的大沙龙中。

[38] 见龚古尔兄弟的《革命时期和执政府时期的法国社会史》,第4版,第239—240页。

[39] 见共和十年果月三十日的《哲学旬刊》。

[40] 见共和十年穑月七日的《巴黎公报》。

[41] 见共和八年热月的《法兰西水星》杂志。

[42] 见斯塔尔夫人:《论文学》第1部,第9章。

[43] 共和十年葡月一日。

[44] 共和十年热月十日。

[45] 见拉阿尔普的《革命语言中的盲目狂热》,《全集》第5卷,1820年版。

[46] 见夏多布里昂的《基督教英华录》,第1版,第4卷,第189页。

[47] 斯塔尔夫人,在她对她父亲不加考虑和稍形勉强的热情中,以下列的荣誉贡献给父亲,说她父亲是“直到现在为止,场面人士之中掌握文章艺术的第一个完美的范例”。(见《论文学》,第二部第七章)。内克尔先生的温情和浮夸的风格,毋宁说是金融家在他们广告中所用的漂亮文章的范例,在那种文章中,金融家把六分利息和道德,为人父亲的利益和矿产的收入,混合在一起。1789年7月23日,内克尔从日内瓦给路易十六的信,是这类文体的绝妙样本:“陛下,拜读来谕,令臣涕泗横流,臣只求拭于眼泪便即飞奔听令。臣毋须再以赤心奉陛下。根据千种理由,此心早已为陛下所有,臣已无自私之权。臣以迫切待命之情计算奔赴所需之时间,并设法兼程而进,冀早日以臣最后一滴血,奉献陛下之前。……”

[48] 塔列朗说:“我们的语言丧失了许多坚强的字眼,一种与其说是细致,毋宁说是软弱的趣味禁止了这些字;必须把它们还给我们的语言。古代的各种语言,以及某一些现代语言,均富于强有力的表达方式和大胆的说法,它们完全适合于新的风俗;必须加以争取。”见《水星》杂志的《同义词的新词汇》。

[49] 见巴黎省众议员达维,1793年8月8日在国民公会的讲坛所作的报告。

[50] 见《论文学》第二部,第七章:《论风格》。这儿加星号(*)的词都是1835年版的学士院词典中所没有的,可是在院士们的著作中却可以碰到这些词。

[51] 见杜·贝莱:《维护和发扬法兰西语言》,第一卷,第九章。

[52] 拉丁文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出色的例子。文人们用语中的词,都跟着罗马帝国一同衰亡了;至于通俗用语的词,却仍然生活在根据它们所形成的意大利、普罗旺斯、西班牙和法语中:

拉丁文学语拉丁民间语意大利语 西班牙语法语(译者注)
EquusCaballus CavalloCaballo Cheval(马)
PugnaBatalla BattagliaBatalla Bataille(战役)
OsculariBasiare BaciareBesar Baiser(吻)
OsBucca BoccaBocaBouche (嘴)
FelisCatus GattoGatoChat (猫)
UrbsVilla VillaVilla Ville(城市)
lgnisFocus FuocoFuego Feu(火)
Jus, etc.Directus 或 Drictus DirittoDerecho Droit(法律,权利)

[53] 见1796年10月份的《公共论坛》。

[54] 拉阿尔普语。

[55] 特·雷斯枢机主教语。

[56] 见圣伯夫的《贝尔纳丹·德·圣皮埃尔研究》,附在菲尔纳插图本的《保尔与维吉妮》卷首发表。

[57] 斯塔尔夫人语。

[58] 见莫雷莱:《关于题为〈阿达拉〉的小说的批评意见》,共和九年。

[59] 龚古尔兄弟给米什莱的一封现在由他们珍藏着的信中说,人类的圣经犹如“印度的圣经,它有毛织物的花纹和帐篷的宽敞,……你们有光明的文句,太阳般灿烂的篇页,可供人长嗅的形容词,思想在它们的字眼的茎上微颤”,等等。格拉雷蒂先生把这封信发表(在1885年1月30日的《时代》上)之后,喊道:“可是,告诉你说,自然主义是产生于浪漫主义的!”自然主义的作家不能逃避浪漫主义;左拉先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他们可以放弃老旧的中世纪,为了采取不久也就成为老玩艺儿的现代,可是他们将永远是浪漫主义者。



感谢 先知在1917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