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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主义的根源
——大革命时期的批判的研究
拉法格
(1896年6月)
一
反对浪漫主义!反对这个从德国、从苏格兰来的不速之客,那些地方充满形而上学的云,和常年不散的雾!反对哥萨克文学!反对和法国文质彬彬的谈吐格格不入的、这种臃肿不堪的语言!赶走对月狂吠的家伙、患肺痨的诗人,以及墓园的哀吟者!就是用诸如此类的谩骂,古典主义者在本世纪初年,来对付牙牙学语的浪漫主义。他们以祖国、祖国的语言和光荣的文学的名义,煽动高雅趣味与优良传统的维护者,出来反对浪漫主义这个从外国输入的、野蛮而丑陋的妖孽。
现代的评论已经修正了上述的在斗争狂热中所作的判断;现代的评论清查了档案,替浪漫主义者发现了地道的高卢族的、和无可指摘的中世纪的祖先。这大胆的批评,甚至对于古典文学的合法性,也暗示怀疑的意思;它把古典文学看作十七、十八两世纪特有的、并且与那些贵族时代的趣味与思想结合着的、偶发的变种。1789年的大革命,一边推翻了老旧的社会,同时将一些新的社会阶层提到上面来了;这些社会阶层把贵族文学冷落在一边,重新拾起老传统,用了新的形式,又开始了十六世纪的文学;这一文学虽曾被人鄙视,被贬在“赶集的临时戏台上”,断送在小酒店里或厨房中给人阅读,然而却挣扎着活下来了,甚至还创造了出色的作品。这一文学复兴的原因,不应求之于1830年由雨果领导的、并且正当德拉克洛瓦粉碎了大卫画派时的浪漫主义运动,而应当求之于埋葬了前一世纪的、那个很少有人知道的文学时期。发表于1801年与1802年的三部划时代的作品,《阿达拉》、《基督教英华录》和《勒内》,标志着这一阶段的浪漫主义;如果政治危机与革命的喧扰不消磨大家的精神,不使大家无暇顾及任何严肃的文学问题,这三部作品本可保证浪漫主义胜利。
《阿达拉》一出版,大家欢欣鼓舞,好比庆祝一位公主的诞生;“弗罗里达的无双女子”赢得了公众。“一切全新:山川、人物、色彩,”丰塔纳高声说。几个月之间,书印了六版,被译成各种文字,并且出现了两本效颦之作。当时的那些评论家,在政治上是势不两立的,但是,无论是讽刺这本书的天主教神秘色彩的人,或是攻击它的语言、形象,以及它的失真与荒谬之处的人,一致倾倒在“棕榈树林的女儿”之前,同声赞美:
“文句铿锵,不同凡响……藻饰之辞,自成行列,变化无穷,修短有度,莫不操纵自如……思想意义,形象色调,皆与一字之音,轻重高低,相互配合……描绘入神,尤为见所未见。”
那些“敏感的心灵”被《阿达拉》征服了;为了延长这本书给人的陶醉,有人把它谱成歌曲,写成唱本,并且把故事中的主要场面,表现于版画和彩绘。莫雷莱对于“众人争诵、交口称道、不下于《克拉丽莎·哈洛》以及《新爱洛绮丝》的《阿达拉》”的学究气批评,一开头就“向读者道歉,并向读者保证他胸中丝毫没有铁石心肠”[1]。《法兰西水星》报(共和历九年热月十六日)在《阿达拉》出版四个月以后,预告了六部摹仿《阿达拉》的传奇唱本,作者是万桑·达吕谛,曲谱以及竖琴与号角伴奏的作者是皮埃尔·加沃,这些传奇都标明献给波拿巴夫人。那报纸保证说:
“皮埃尔·加沃表达了作为《阿达拉》特性的、那种梦似的幽思和寂寞中的静美……”
并且指出:
“两个月以来,报纸都和这部小说结了不解缘,大家把它弄得支离破碎,歪曲了每一句话的意义,拿它来作毫无风趣的摹仿,拿它来开毫不快乐的玩笑;”
可是,他又加上一句:
“人人乐道作者的名字和女主人公的名字,这是这部作品获得成功的一种报酬。”
从来没有一部作品,比《阿达拉》更为及时,更能满足公众的需要,更能正确地适合当时的时尚。斯塔尔夫人曾经大胆地提出:
“文学是社会的表现。”
真的,如果不在思想上体验那些欢迎夏多布里昂的初期浪漫主义作品的男男女女的情感和狂热,如果不追究那些男女在何种社会气氛中活动,就不能解释他们为什么那样热烈地接受这些作品。在这样的考虑之下,文学评论不再是枯燥乏味的舞文弄墨,不再骂人或捧人、分发作文奖状或对于“善”本身——这是“真”的光辉——加以诠释,而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批评的一种研究:分析者在故纸堆中所寻求的不是文章风格的美,而是文章作者和读者的激动的情感。将浪漫主义的根源作这样的分析,这是一件艰苦的工作:那一个时代,还很少有人去发掘它,虽然它包含的社会资料之多,超过一般史学家的意料,虽然将这些资料加以研究,可以使人了解资产阶级社会的政治、哲学、宗教、文学和艺术的演变。在这篇批评文章中,我不得不探本穷源,手里拿着笔,去翻阅从共和三年到共和十二年的出版物(小说、诗歌、剧本、哲学著作、期刊、报纸)。在我的工作过程中,有些现代著作,对我很有帮助,应当指出的有:龚古尔兄弟的《革命时期与执政政府时期的法国社会史》,这是一部搜奇录异、然而非常缺乏批评精神的著作;还有那个精细狡黠的评论家圣勃夫的《夏多布里昂及其时代的研究》。
二
夏多布里昂管西班牙战争叫他的“政治上的勒内”,意思就是说那是他政治事业上的杰作。《勒内》确实是他最重要的文学作品。这是整整一世代人们的、充满诗意的自传。这本书包含了日后浪漫派文学将要加以发展和夸张的、一切优点与缺点的萌芽。它标志着我们这世纪社会生活与文学生活上的、千钧一发的时际。
勒内的热情和他同时代人的热情是共鸣的,为了要接触到勒内本人,必须撕下他的传奇式的外衣,必须无情地剥去他像舞台人物似地包在身上的、那一套华丽的、道德的、宗教的和情感的词藻,然后我们方能抓住有血有肉的勒内,那时将要发现他和那些经历过革命而又离开了革命的人们一模一样。
勒内是布列塔尼贵族家庭中的少子,出家修道是他的前途;按照贵族成规,他和他的四个姊妹,都要为长子而牺牲他们的承继权。他的父亲,乡下的小贵族,脾气暴躁,“对于仆役,成为一种恐怖;而对于他母亲,则是一种灾难[2]。勒内在他父亲跟前是局促而拘谨的,只有在他姐姐亚美莉身边,他才觉得自在与满意。”
家中境况拮据。花钱吝啬,加上贵族之家不可避免的食客,孩子又多,不但破产而且和资产阶级的暴发户的豪华相形之下感到羞辱,这种种使勒内的性格从童年起就很牢骚不平。
“他父亲一死,他不得不离开祖屋,因为那已成了他长兄所承袭的遗产;他和亚美莉避到老亲老戚家中去住。”
在他的贵族家庭里,他养成对于任何劳动的鄙视;他也丝毫不急于披上僧侣的长袍,却继续过他的无所事事的日子,“迷路于巨大的灌木丛中”,对着“一片枯叶被风追逐……在枯苇飒飒作响的干塘”,发出无穷的遐思。他的热烈的气质,被无所事事的生活烧成白热了,“他仿佛觉得心的深处,生命加倍旺盛起来,他连创造世界的力量都可能具备”。
早在阿尔弗雷德·德·缪塞以前,他已经在他所憎恶的孤寂中高呼:
……给我一块石头吧,
给我一块岩石,叫我去滚动;我逃避的是
坟墓式的安静,我伸出厌倦于休息的双臂。
勒内的姐姐婉言劝导他:
“我的弟弟,快快从孤寂中出来吧,那对于你是不好的;找点事情做。我们在法国必须从事一种职业,对这情况,我知道你只有辛酸的笑……亲爱的勒内,最好和普通人更相像一些,但是更减少一些不幸。”
从事一种职业,和普通人相像,这对于勒内说,可就是不幸中之不幸。另一个乡村贵族,比勒内晚生约莫五十年,也和布列塔尼的贵族少爷一样,觉得:
……任何劳动都不可能;
糊口之计,佣役之职,
无非引起他不可遏止的大笑。
可是罗拉腰缠“黄金三囊”;三年之久,他过着庸俗的浪荡生活,最后被“堕落的磨石”压成齑粉。十八世纪的人是用一种更贵重的金属铸成的;穷困锻炼他们,嗜好与怪癖反而促使他们成长。
贫穷迫使勒内“隐居于”巴黎“郊外”。到晚上,被一天的徒然而可耻的奔走搞得精疲力尽,“他伫立在桥上,观看落日西沉,并且想,在那许多屋顶底下,他就没有一个知心人”,而且也没有一个提拔者。在这沙漠似的人群中所感觉到的孤寂,比他在田野间认识的孤寂更令人酸鼻,对他成了不堪的重压。他的心因为充满未获满足的欲望而鼓胀,而他所处的世界,对于他是空无所有的;由于贫穷,得不到任何乐趣,他用想象来享尽一切乐趣;在尚未享用任何事物之先,一切已使他觉得索然寡味。
年轻的勒内,雄心勃勃,精力充沛,男女的欲望燃烧着他,却仅仅作为“人群中的无名之士”而活着,妖冶的、令人心醉的女子,在他四周来来去去,不知道有他这样一个人存在。他不能用亲吻来饱餐她们,只好用目光吞噬她们;这种坦塔罗斯式的酷刑,简直要使他发疯了。他自己讲:
“因为从来不曾爱过,我被过分充沛的精力压得不能忍受。有时我突然面红耳赤,觉得心中有火山的岩浆,奔流成渠;有时情不自制,大声疾呼,而夜间不是转侧不能合眼,就是乱梦撩扰。”
他向死神发出呼号:
“起来吧,盼望中的雷雨,应当将勒内带到另一个生命的空间去的雷雨。”
自己以为被他唯一的知己——他姐姐抛弃了,于是他想到自杀:
“唉!我孤零零,孤零零,活在人间!一种不知不觉的衰弱侵蚀我的生命。对于生活我重又感到恶心,而且比以前更厉害。”
亚美莉拯救了他。
他在希望中再生:他到了美洲,并不是和拉法耶特以及洛相波一起,帮助美国的独立战争,而是为了换换地方。为某一事业,某一政党而服务,或者关怀别人,在这些方面,勒内的无能是很突出的。他的个人主义非常凶狠:“我,永远是我!”这是他的格言。他从美洲带回来一个很滑稽的计划:“发现一条通向北极的路线。”他以为功名富贵,在此一举。就跑去献计于当时的大臣特·马勒塞勃。他被谢绝了,可是他自己倒并不以此吹嘘。经济来源枯竭以后,他重又堕入穷困之境。这时大革命爆发了,他并不很愿意为国王与贵族的特权去打仗,因为他自己就是贵族特权的牺牲品。他利用当时情势,在布列塔尼和一个很有钱的女子结了婚。他终于阔起来了,他终于能尝味各种乐趣,尽量地寻欢作乐。用了他老婆的财产,实现他所能实现的一切。把老婆丢在布列塔尼,由她独自一人在那儿度完蜜月,他自己溜到巴黎去了;一转眼之间,他把发妻的钱财在赌场妓馆里挥霍干净。为了逃避对于贵族分子的控诉,逃避嫌疑犯的名单,他常去参加市区会议,和人民会议采取长裤党的姿态。勒内·夏多布里昂在他的《革命论》中说:
“我所忙的,无非将我的生活缩小,使它适合社会的水平。”
这种危险的生活对他是不可能适合的;于是他走上了流亡的道途,参加围攻迭雍维尔的战役,至少他自己这样叙述。按照《革命论》的某些片段,我猜疑他被征入伍,编入莱茵军,一得机会,他便开了小差。他逃亡到英国,在伦敦一贫如洗,勉强度日,几乎饿死。有一次他不得不偷偷摸摸地搬了家,给房东太太留下的唯一抵押品,只是一箱子不值钱的纸片。那时勒内懊悔当初没有学会一行手艺,否则也可以有“每天半古仑”[3]的收入。贵族大爷降低身份,不惜出此江湖流浪汉的下策。在他四周,在他内心,一切土崩瓦解;生活上的艰难穷困,使他心中充满苦水,使他丧失操守。他这样写:
“必须回想:世人到处所尊敬的是衣冠而不是人。只要你有钱,即使你是恶棍也没有关系;如果你很穷,诚实也没有用。在社会上,重视、尊敬和美德,都是由相当的地位造成的……在极度的失望中,以及在欣喜若狂的成功里,诚实的情感同样熄灭了;所不同者,无非是暴发户保留他的各种嗜好恶癖,而堕落的人失去他的操守。”
亵渎的风吹到之处,勒内的宗教信仰连根拔起:
“我一辈子要倒霉,上帝预见这一点了没有?是的,无疑地是预见了。干脆!上帝只不过是荒谬可恶的暴君……上帝、物质、运数,无非一件东西……人们都从虚无中来,亦将归返虚无中去。”
怀疑的思想折磨勒内;他从来没有魄力能把自己提高到唯物主义的信念上去。浪漫派文人有同样的弱点;其中有几个硬充好汉,向上帝投射咒骂,就像把上帝当作私人的仇敌一样,可是他们一边骂,一边发抖。勒内不仿效魔鬼,那家伙等到老年才皈依宗教。和勒内不见面已有十二个年头的丰塔纳,这时被果月政变(1797年9月4日)抛掷到伦敦。他在勒内眼前炫耀那时在复兴中的天主教的保卫者们所能得到的飞黄腾达的前途。勒内赶紧中辍他的哲学工作,赶紧否定卢梭,虽然他是佩服卢梭的,并且来不及等待他那篇关于革命的论文墨迹稍干,就拿起批注过他自己论文中怀疑宗教的片段的那杆笔,写他的《基督教英华录》;同时为了给收用他的那一个党派提出保证,他在《水星报》(共和九年雪月一日)上刊登这一句话:“我自己的疯狂,在于到处看见耶稣基督。”不幸得很,他曾经冒失地把他那篇关于革命的论文寄给巴黎的友人们;他们想起这件事来,就对于他皈依宗教的真诚,表示怀疑。他道了歉,自称他母亲之死,是他的“大马士革之路”。他的答复是:“我哭了一场,于是恢复了信仰。”斯塔尔夫人也遇到过这样的意外;可是在她的情形之下,是她父亲之死,使她从女哲学家一变而为浪漫主义的女基督徒。只要把新信徒的性别变换一下,领洗人的性别也就立刻不同。另一些出色的人物,为了解释他们行为的变换,也曾经仰仗过他们的父母。从此以后,“我母亲的十字架”、“我父亲的白发”、“血的呼声”,就成了戏剧中的关键。但是,在平常人的生活中以及在戏剧中,如何设法利用父母,这一套办法的发现者的光荣,是属于勒内·夏多布里昂的;尤其因为新的政权毁弃从古以来的家庭尊严,并且明文规定不许追求亲戚本家关系,所以夏多布里昂的发现者的功劳更大了。浪漫派作家自告奋勇地在他们的诗歌与散文中,保存家庭中被剥夺了的美德。奥芬巴赫叫薛乃德小姐唱《我父亲的佩刀》的时候,戳穿了浪漫主义的美丽词句,恢复了戏剧的现实性。
勒内的突然转变,无论有否理由充分的解释,却是毫不足奇的。有些情况虽然不同,但是很严肃的人,例如梅纳·德·比朗、特·谢朗佗等,也跳了和勒内同样轻捷的回旋舞步:当时的习俗与时事,逼人作这样的良心大拐弯。关于这一点,夏多布里昂自己作了坦率的解释,他说:
“人们认为杜米里埃毫无原则、唯利是图,是一种罪行。假定这一谴责是真实的,和他同时代的所有其他的人比较起来,难道他的罪行特别大吗?我们这些罗马人,在这重视德行的时代,只要我们存在一天,我们大家都备有几套政治服装,随着剧情的变化,并且只要给看门的半个艾居,各人就可以得到扮演一个脚色的乐趣:或者穿上长袍,演加西于斯;等一会又披上制服,演一个听差。”(见上述论文第333页)
这些刊印于1797年的话,出奇地富于预言性。
勒内之流,在上一个世纪之末多到遍地皆是;他们又穷,又骄傲,同时渴慕游乐的生活,为自己的野心所折磨,妄想一下子发大财,什么事不干而心中永远七上八下,老是在寻求一种“人所不知的财富”。他们的利益使他们倾向于革命,因为革命解放国内的“少子”阶级,给贵族家庭中的少子们,打开了过去一直对他们关闭着的荣显之门。贵族中有许多这样的一向被摒弃的人,这时拼命参加革命运动;其中另有一些,比较慎重,比较胆小——勒内属于这一类——犹豫不决,观望大势。有一些人隐身于行政机关,得以避免军事征用。另一些人不得不逃亡国外。被编入共和军队中的人,奋不顾身,立功受奖,有了肩章、名衔或土地;其中为数极少的一小部分,开了小差。勒内拿自己作为题材,用充满热情与形象的语言,来描绘他内心的狂风暴雨。勒内给那群狂热与坐立不安的年轻人的、非常尖锐然而混乱的情绪,指出一条道路。那些年轻人,头脑被富贵尊荣的幻影搞得发烧,双脚穿了漏水的破靴,在污泥中践踏。那时候谁都可以企求一切,希望一切;那些小小的律师、开小铺子的、手艺工匠、马夫等人,摇身一变为率领军队的将官、人民的立法者与专政者。《勒内》这本书,就是这些野心勃勃的家伙们的大言不惭,浮夸虚饰、然而却是有深刻的真实意义的自传。
如果勒内用了伏尔泰、狄德罗的朴素,轻捷与机智的语言来抒写他的痛苦,他的叙述很可能引不起别人注意[4]。如果他仅仅说了真实情况,舍此毫无别的,那么他的那些不幸,将会显得非常平庸,尤其因读者们的企求是十分强烈的。夏多布里昂在他第一部著作《革命论》中,为燃眉之急的渺小的现实所煎迫,在焦躁苦恼的情绪之下写出“我饿得慌!”的呼声:
“只有一件事是真正的逆运:缺少面包。一个人有生活,有衣服穿,有一间房间和炉火的时候,别的苦痛就消失了。绝对的贫乏是件可怕的事,因为,想到明日,心中不安,于是使当前的一切也和中了毒一样。”
为了引起人的怜悯,他哭得十分狼狈:
“我的记忆力,过去是很可喜的,现在被忧伤损耗了……我被一种疾病所侵袭,这种疾病给我留下的希望是极少的了。”
如果他的呻吟,能比广场上的喧嚷,战场上的嘈杂更为嘹亮,那么那些不再空着肚子吃不到面包与肉食的勒内,他们可能这样回答他:“你记忆力衰退,身体丧失健康,这与我们有什么相干;我们也一样,我们有我们的悲伤、苦痛;我们肠胃的贪兽已经饱足了;我们必须使我们心中与头脑中的恶魔得到酣醉。”
勒内写自传的时候,那些卑微现实的时日,对于他来说,已经属于过去;关于那些现实的记忆,只是重现在隐约的远处;他知道从那些往事中只保留一些云雾般的幻影,并且染上当前的情感的色彩。描绘被记忆理想化了的痛苦,叙述溶解于当代的感觉的巨流中的、他个人的印象,在读者看来,仿佛是歌剧中的音乐:人们只听曲调,不注意词句。他说的是时人所了解的、充满形象与温情的语言;他用当时大家熟悉的、并且合乎一般口味的香料,烹调他的故事。夏多布里昂在这文学烹调一道中,是以无比的艺术家的面目出现的;他引起了妇女们与男子们的热烈欢迎,并且创立了法兰西文学上的浪漫派。
三
1802年的资产阶级经历过可怕的岁月:这一个从流亡地点归来,那一个从监牢里出来,这一个一起床就被逮捕,充军到边境去,另一个以微温派的罪名被告发;至于那些蛰伏在卑不足道的地位中的人,一生虽未被惊扰,然而却被回想起来就令人不寒而栗的现象,吓得不敢动弹。斯塔尔夫人在1800年这样写:
“一大半的人,眼看桑田沧海,幻变到可怕的程度,而政治时事尤为其中之一例,于是目眩心惊,对于如何使自己尽善尽美,如今已毫不感兴趣;且因偶遇巧合之事,力量强大,人们对此,感触太深,所以不再相信智慧机能的升化作用。”
[5]
勒内之流,曾经为了保全头颅而心惊胆战;他们不得不伪装长裤党的姿态,“甘愿降低身份,为了避免追缉。”(见共和七年热月的《水星》报)夏多布里昂说得更富于诗意:“缩小自己的生活,使它适合社会的水平。”拉阿普为下列的形象所缠扰:
“那些‘翘胡子的爱国者’,其中有许多原先是名门贵族,后来摇身一变,在区人民会议上,以‘平等’为名义,举起佩刀或棍子,向着一个可怜的倒楣鬼,声势汹汹地要教训他,因为倒楣鬼忘了用‘你’来称呼‘爱国者’了。”
[6]
如果谁没有见过那些骇人的事实,至少听到过别人叙述,就像勒内在他的论文中所讲的那样:一个国民卫队的卫士用枪刺戳穿一个小女孩,正当她在哭她的死于断头台上的父亲时,“于是把被挑死的女孩放在死人堆上,就和堆一捆麦秸那么从容不迫。有一些妇女,骑在堆在大车上的男子尸体上,在丑恶的笑声中,设法满足最灭绝人性的淫欲。”
相信这样的遗闻轶事,并且加以复述,仅仅这种可能性的本身,已经足够说明当时人们的神经错乱到什么程度。恐惧消灭对于生活的热爱,甚至麻木了保卫生活的意愿。里乌写道:
“我看见过一长串一长串的人,被送到屠场上去;从他们口中听不见一声怨言,他们静默无声地走着……他们只知道去死。需要使人们习惯的,倒不一定是如何抗拒死亡,而是如何抗拒痛苦。多少人因为怕折断手臂,让人砍了脑袋。”
[7]
“吃人者的暴政”(人们是这样称呼雅各宾派的)一被打倒之后,在纸钞、国有财产、食粮、军队供应等方面投机致富的那些勒内之流,为了他们的地产、黄金和既得地位而吓得发抖;他们因为自己的财产与行为要被清查而发抖。教士们从蛰伏的穴洞中钻了出来,煽动仇恨与报复的情绪;贵族分子回来了,盛气凌人,他们威胁恫吓,说要惩治有罪的人,要收回他们的财产,要摧毁黎瓦洛尔所谓“违背天意的可怕的忤逆”的、那些不顾廉耻而得来的横财。那些男性的与女性的勒内,两年以来一直在发抖,他们感觉兴趣的只是那些充满出人意料的事件、残酷的场面以及硫酸性的热情的小说。
人们通过阅读来忘却别的一切:刊行的小说为数之多,令人不能置信,甚至每天出版五、六本;
“在公庭市场(即王宫市场)有一家专卖新版书籍的书店,一天上午收到了十四种小说,都是第一次发售。”(见共和九年穑月十日的《哲学十日刊》)
有一本期刊,名为《小说库》,编者是尚里斯夫人,以及公民勒古维、费哀微、比戈-勒勃朗等人;这期刊
“发表关于各种小说的理论的分析……并附历史性的注解,说明作家、他们的作品、以及他们的已经出名的、伪装的或作为旗帜的人物等。”
将当时流行最广的几种小说简略分析一下,是了解当时公众趣味的最好办法。
《天鹅骑士录——历史与道德故事》,尚里斯夫人作,共三卷,每卷四百页(1796年出版)。书中女主人公死于第一卷第三十页,可是她的血淋淋尸体,夜夜从坟墓中出来,跑去睡在她丈夫身旁;她丈夫是查理大帝时代的一个奥赛罗式的人物。中世纪小说的风气开始了。
《修道士》(1797年)是一个西班牙修道士的故事。修道士长得一表人材,而且讲经说法,口若悬河。他爱上了一个女修道士,过了一阵子放荡生活,后来受了刑审,被囚在“in pace”里边,祈求撒旦,唤醒死人,遍游世界,和游浪的犹太人一样,被魔鬼追来赶去。夏多布里昂重视这部小说。
《埃内斯蒂娜》,作者是女公民邓特莱尼(出版于1799年)——妇女写作很多,至于男子们,则在讲坛与战场上消耗精力。那是一部很满人意的现实主义小说;况且那时期所有的小说,均自称为按照自然的一种研究。不幸的埃内斯蒂娜嫁了一个蓝胡子,体魄魁梧如巨人,只知道萨克斯—哥达公爵的家谱,他自己是公爵的狩猎总管;他满嘴只是狗、狼、野猪、以及纸牌、骰子;在赌场上输得倾家荡产,偷了他老婆的钻石;辱骂她,虐待她,揪着她的头发拖来拖去;两岁的小女孩,被他一脚踢向城墙;他明目张胆地和一个下流女人生活在一起,强迫埃内斯蒂娜接待那下流女人,把埃内斯蒂娜囚禁在黑林中的一座阴惨的庄院里,最后他自己被他的姘头刺死了,临终他宣布他的发妻是清白无辜的:一个女圣者。
《哲学十日刊》(共和七年雨月十日)指出了英国小说风行的事实以后,加了下列一段话:
“我们可以肯定:能令最苛刻的人满足的、那些可憎的东西,我们是有的,无论原文,无论是我们自己制造的;我们不缺少用残酷的笔致描绘的残酷人物;我们有‘活尸’,也就是不成其为幽灵的幽灵,这是使英国太太拉德克利夫出人头地的得意的发明;我们非常富于描写太阳和月亮的东西,富于描写浪漫的风景和传奇化的事件;最后,在沉吟悒郁的学问上,在卷帙浩繁的技术上,我们的本领不在我们那些师傅之下……我们已经将‘思不灵’法国化了,我们试验着模仿‘幽默’;但是,写拉德克利夫那类小说,应当比写斯泰恩那样的更容易些,我至少不能宣称我们在这一方面已获成功,我仅仅应当说,到目前为止,我们只作了天真的试图。”
斯塔尔夫人证明了同样的事实:
“自从各种设施与制度变换了以后,即使在大革命中最平静的时刻,最刺目的矛盾与对比,也不曾成为讽刺诗或永隽的打趣的对象。”
有人假设这种对于笑与讽嘲的无能,是人们精神上一种短时期的病态,因为人们精神被革命事件弄得过度疲劳了。其实不然,病是深入膏肓的,病有它的有机的原因,我在这篇论文里不能探求这些原因;我只是指出事实而已。
浪漫主义开辟了严肃、忧郁、温情主义、大而无当的形象以及令人毛骨悚然的描写的时代。斯塔尔夫人以少有的推测能力,作了下列预言:
“快乐的作品,将被目为单纯的精神游戏而被冷落,关于这种作品的记忆,保留下来的可谓极少。”
被她排列在可怜的作品这一类中的有“《天真汉》以及同一类型的作品,它们用了一种讽刺的哲学,拿生活中最高贵的利益的重要性来开玩笑”。[8]
有一个浪漫派文人,朱尔·雅南,他曾是“批评之王”,他给《拉摩的侄儿》写了从情感与道德出发的、相反的一面,而并不被人喝倒采,也不被人嗤笑而死。所有的小说家之中,只有保尔·特·高克一个人能重新找到一点拉伯雷以及我们那些古老的短篇小说家的、粗野的与洋溢的喜悦;而保尔·特·高克在那些小说界之鹰的眼中是一文不值的。缪塞和巴尔扎克,在他们的最初的作品中,试着要使“讽刺的哲学”复活(例如《马道墟》与《让—路易》这两部作品),这种哲学冒渎了斯塔尔夫人和她的同时代人的、很细致娇嫩的情感;缪塞和巴尔扎克赶快放弃了他们的试图。现代自然主义,这个浪漫主义的尾巴,还未能在自然中、在社会生活中,遇到风趣、喜悦、或怀疑的嘲讽。
风趣与喜悦在戏剧中也同样被排斥了。《十日刊》(共和四年果月三十日)指出:
“我们不再痛快地笑了。喜剧演员一点不逗笑了。大家发牢骚,大家向作家喊:‘使我们笑吧!’但是当作家展开了新鲜的、天真的喜悦时,我们的娇细情绪不能接受,喝他们倒采,将他们送到街头去,好像我们怕一笑就会笑出是非来。”
大革命时期的剧院变成了政治的角力场;在池座里,长裤党和贵族分子大打出手。最后,人们通过乱七八糟的剧本,将当日的时事搬上戏台。在共和四年雾月中,几个不同的剧院上演一个剧本,名为:《为反对强迫公债而请愿》。城中杂剧剧院在共和三年花月,上演《革命委员会的内部》,又名《现代艺人》。在那剧本中,那时已经垮台了的雅各宾派被人拖在汗泥坑里。共和六年霜月,上演《洛地桥》,表现的是奥日洛那时正打了胜仗的经过情形。同年芽月,上演《法兰西人在基西拉岛》。剧本告诉巴黎人,由于坎波福尔米奥条约,基西拉这一希腊神话中提到的海岛,隶属于法兰西共和国了。除了这些将舞台化为有声报纸的时事剧本以外,观众只接受某些喜歌剧,那里边为了提味,充满谐音趣语、文字游戏;此外就是充满凶杀的悲剧。下面举出两个样品为例:《哀法拉尹的利未忒》(发表于共和四年),取材于《士师记》,作者是勒美西哀。利未族某人被一个化身为卡里耶的妖怪所追逐,卡里耶是不久前死于断头台上的。利未族人将他的妻交给妖怪,妖怪使一帮强盗强奸了那妇人;于是她的丈夫杀死了她,将尸体剖为十二大块,分给十二氏族,借以激起他们的复仇情绪。学士院院士阿诺的五幕悲剧《莪相之子奥斯卡》,演出于共和剧院。奥斯卡爱上了友人之妻玛尔维娜。那友人在第二幕中就死去,在第四幕中复活;正是时候,他阻拦了奥斯卡和玛尔维娜两人的婚礼。奥斯卡发疯了,杀死了他的友人,接着又清醒过来,自杀了。也只有如此浓辣的一种文学,才能够适合于刚渡过恐怖时期的人们。《十日刊》(共和五年花月二十日)写道:“革命离开我们越远,法国的前途对于我们越显得明朗。”应读为:革命离开我们越远,我们越不必为我们的头颅与钱包而发抖。人们的精神在逐渐安静下来的时候,要求一种胡椒味道不这么浓烈的精神食粮。心理小说和情感小说开始迅速地蕃衍起来;心理小说以戈德温的奇特而有力的小说《凯莱布·威廉斯》作为范例。这部小说后来搬上了舞台。情感小说则是从《少年维特之烦恼》起,就时髦了起来。这一个革命时期接触到了各种文学体裁,浪漫主义、自然主义、现实主义、以及颓废派等,后人轮换着重新拾起这些文学体裁,加以发展,加以抛弃,隔一时期以后又拾起来。德国小说继英国小说而入侵:人们翻译与模仿莱茵河彼岸的、眼泪汪汪的、平淡无味令人生厌的作品。有一个无名人士写道:
“在法国产生的才智,不能满足本国的消费,我创办了一种相当漂亮的商业,专营北国才智的进口。若干年来,我在德国市集上采办为数很可观的粗糙文学,拿到巴黎的一个翻译作坊里加工细作。这一诚实的买卖,其有助于公众智慧之日臻完美,实不下于使我的钱囊日益饱满……并且使我获得‘不是傻瓜’的称誉,虽然我有弱点,我曾将自己的名字,签在几部出钱买来的著作上。”
[9]
忧郁和温情主义占有了小说。《爱米丽与阿尔丰斯》的副标题是《一见倾心的危险》,这是一部分装三册的小说(发表于1799年)。阿尔丰斯是一个西班牙青年,人材出众,风度翩翩,尤其出色的是“一种深刻而动人的忧郁”;这就使过于温柔的爱米丽一见之后,心中有如中了毒素。这部小说的作者是妇女;《玛尔维娜》也是这位女作家写的,共四册,1800年出版。玛尔维娜发过愿,并不是和夏多布里昂笔下的人物阿达拉那样,许愿将自己的处女贞操献给圣母玛利亚,而是愿将一生贡献给她的孩子。斯塔尔夫人的人物黛尔绯娜曾经许身于同样的誓愿。那时是隆重的誓言风行的时节。男子们却是那么变化莫测,在当时的时事大势之下,不知道发明什么办法,方能够阻止男子们变换论调、主张、情感与操行。他们在夏末宣誓通过了一个宪法,等不到树叶飘零,他们又通过了另一个宪法。敏感的玛尔维娜,急忙地模仿搞政治的男子们;她忘掉了自己的誓言,爱上了英国绅士埃特蒙。那个人品貌既好,又很勇敢、忧郁,等等。然而他非常风流,毫无顾忌地同时和好几个玛尔维娜相好,同时作好几个玛尔维娜的负心人。《巴尔蜜拉》,R夫人作,1801年出版。女主人公头上压着三块命运的巨石:巴尔蜜拉很穷,属于平民身份,又加是私生女。然而这倒楣的女子热爱一个英国老爷,而森特兰公爵的女儿荪普丽西娅也爱那位老爷。那个英国堂璜,很可以不拘形式地和两个多情女子同时处得很好;可是那位贵族小姐和那个平民姑娘并不争夺她们热情之火的共同对象,却是互相推让。这就陷入一种怨苦的、温柔的、怅惘欲绝、忧郁难解的爱情的泥潭之中而拔不出脚来了。有哪个读者居然能够读完这部小说呢?《巴尔蜜拉》却受到疯狂一般的欢迎。
夏多布里昂的两本小说,《阿达拉》和《勒内》,具有不可估量的优点,因为在小小一册书中,在文学的形式中,包藏了那一时期的心理状况的主要特点。而这些特点是散见于今天已经不堪入目的、当时无非朝生暮死的、多到数不清的作品中的。
阿达拉与勒内一生下来就烙上了宿命的印记。路易斯安那的杂种女子这样叙述:
“我母亲在逆运中孕育了我。她生我时,五脏剧痛欲裂,大家以为我的生命绝望了。为了保全我……我母亲向众仙之母许愿,将我的处女贞操奉献给她。”
布列塔尼的贵族少子讲:
“我的出世是以我母亲的生命作代价的。”
但是他觉得这还不够,又说:
“我是被人用铁器从母亲肚中取出来的。”
这种浪漫主义式的虚夸,并不是作者自己杜撰的,这是他从莎士比亚的剧本《麦克白斯》中借来的。勒内·夏多布里昂在英国学会了如何认识和赞美莎士比亚。但是,为了取悦于丰塔纳和他的另一些反动的提拔者,他诽谤了莎士比亚。宿命,这是对于人们不知如何找出原由的那些现象的、一种宗教性的解释。1830年的浪漫主义者如此自由地利用、甚至滥用的宿命,在那时并不是刚从希腊文学中重新获得的一种文艺的工具,而是别的东西。拉辛悲剧中的人物实际上是当时凡尔赛宫廷中的侍奉之臣与佞人,拉辛用了罗马与希腊的人名伪装了他们,但他却不求助于宿命来解释他们的行动。大革命的事件是如此出人意料,它们接连发生得如此突兀,它们对于个人生命财产的影响是如此猛烈与急骤,以致对于事物安排的平常概念被打乱了。要理解这种社会现象之所以霹雳似地肆行打击与毁灭,寻常的解释不足够了;恐怖下的人们的精神,不把这些现象归根于自然的原因,而归根于神秘的原因,归根于密谋、黑幕活动、庇特与奥尔良公爵的黄金,归根于来自奇迹的原因。人是可怕的事件的玩具,而那些事件只服从盲目的、无意识的宿命。这种将一切都联系到偶遇巧合、联系到宿命上去的必要性,将人们的精神抛入迷信与天主教;此外还有些同样现实的原因,可以解释天主教的复兴和浪漫主义的宗教性质。
勒内,在母亲肚子里时已经被歹运打击,后来又被父亲憎弃,只有在他姐姐亚美莉身边才得到温爱;勒内童年时,亚美莉就已经给他许多爱抚;对于这,勒内是这样报答的:在《勒内》这书中,他提到姐姐都无非是为了增加故事的戏剧性,为了使他自己更突出些,为了借姐姐的口,给自己说些自己不好意思说的恭维话。“人间没有给勒内任何配得上他的东西,”亚美莉说。自己崇拜自己,这是勒内的德性:在这些革命的时节,必须将他的温爱紧缩在最小的面积中,压缩到自己的皮肤里边去,如同希腊哲人将他的财富装在脑袋里,为的是面向着逆运只暴露出尽可能小的目标来。残暴的自私自利曾经是保全个人所必需的一种品质:“利害打算与人道天良是两个类似的名词,”夏多布里昂在他的《革命论》(第六十页)[10]中这样粗暴地宣称。
可是1802年的那些勒内,已经丧失了1797年的勒内的天真坦率;他们将这自我之爱,用大堆的情感语句来掩盖起来,为了使人相信,他们将一片赤诚流露在全人类和整个自然界之上。散文与诗句一时充满了人道情感,“博爱”这词儿,在大革命以前还是怯生生地、慢慢渗入语言中去的,到此刻成为众口交传的了;后来那个迂腐狭窄的资产阶级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认为“博爱”这字眼已经不新鲜了,给了它一个同义词:“利他主义”。
亚美莉,和勒内一样,被逐出了老家,手上毫无财产;市面上充斥着待嫁的姑娘,丈夫却是极端缺少;光就这些姑娘而论,已成为那时候的社会问题之一。1800年出版的、平板乏味的乌托邦《阿尔比内》中,作者让-巴·萨伊创立一种和弗朗特地方的“悲济社”相同的、不出嫁的姑娘们和寡妇们的非修道式集体生活,来解决上述社会问题。在大革命以前,天主教将修道院给那些由于没有财产陪嫁而不能出嫁的贵族女子作藏身之处:亚美莉尚能利用这一办法。可是勒内的姐姐不能和一个平常人一样地出家修行。她献身于耶稣,神圣的爱人,而她的心中却燃烧着一种罪恶的热情。阿达拉的母亲,和她种族的敌人,西班牙人罗贝士有了孩子,当她感觉到孩子在她肚里开始动弹的时候,她嫁给了“慷慨大度的西那汉,他完全像一个国王似的,受万民崇敬,有如天才之人……”。
勒内姐姐的乱伦的爱情,供给勒内写那重大场景的材料。乱伦是浪漫主义艺术的珍贵手法之一。
女子出家是戏剧性的场面。那一种热情,再加上乱伦和天主教作为调味的因素,就使勒内对于各个帝国命运的、冗长而平凡的论调、对于人类弱点的多情多泪的咏叹、以及对于孤寂的忧郁而无聊可厌的抒怀,获得浓烈的色彩。以问题为中心的小说那时很流行。共和九年芽月一日的《水星》报说:
“小说无非借口,目的在于谈自己;这是一片角力场,在场上作者或进攻、或自卫。影射到作者自己的意见与品行的地方,层出不穷。作者可以在小说中替他的政治、道德、文学、声誉、才具和性别,报仇泄愤。”
《新爱洛绮丝》,为众人所模仿的一个范本,里边充满道德论文、政治研究、宗教辩论、文学问题等。多年来紧张的政治生活,令人习惯于长篇的辩论;单就这种辩论来说,不能使任何一本小说在每月出版的数十册小说之中与众不同。《关于人的原始本性的梦想》,作者是塞南古,比《勒内》早出版几年;按照圣勃夫的观察,那本书虽然渗透了忧郁,过分负荷了许多形而上学的题外的话,却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来。圣勃夫又说:
“勒内的世界,确乎是被另一个人先发现的,但那个人没有因为指出了那世界而获得荣誉。”
圣勃夫弄错了,勒内的世界在塞南古与夏多布里昂以前已经被发现了,可是用自己的图章印在这世界上的荣幸,是属于夏多布里昂的;他懂得运用当时的语言、形象与热情,并且使这一个当时的人们存在心中与脑中的、情感的与理想的世界人格化了。
塞南古活了约莫七十六岁,他是孤独多愁的,他的天性是心细善感、病态与黯淡的;他忧郁地抒述他的无聊之感。而当时的世纪,正相反,是年轻、生气勃勃、急于生活、急于奔走前程的;塞南古像一只关在笼中的云雀,他的胸膛撞击在阻止他活动的障碍物上,弄得鲜血淋漓;神经性的狂乱,摇颤他全身;他打着呵欠,摇摆着,站起来,欠伸着富于肌肉的四肢;他的一时的不适,无非来自过度的疲劳或无处使用的生命力。那时人们喜欢行动,寻找活动的机会,那些用思想来动作的人,是具有《红与黑》中的于连·索雷尔那样魄力的坚强的人,而不像奥培曼、《情欲》中的阿摩里、以及《玛里翁·特·劳默》中的迪迪埃那样地神经紧张与无聊乏味。塞南古,应当说他是属于1830年那一世代的,那时生命力已经低降了;况且他本人生活在瑞士,那儿环境不像法国英国那么炽热。夏多布里昂是十九世纪开始时已经三十岁的那一辈人的,真正的文学上的代表。他没有什么行动,无聊之感侵蚀着他;他身上发烧,他陶醉于活动之中;他憎恶孤寂,正和斯塔尔夫人、黎瓦洛尔、丰塔纳以及他的所有同时代人一样,可是这一点并不妨碍勒内用各种高低不同的声调,谎骗地歌唱对于孤寂的爱,而一边忙于冲破孤寂,而投身于人流之中。有人对斯塔尔夫人——富于灵感的孤寂歌唱者之一——谈起莱芒湖的美景,她回答说:“啊!渡船胡同的水沟!”
情感上的虚假和表现上的浮夸,这是浪漫主义的特点。从浪漫主义的根源起,从卢梭到我们今日,一直如此:资产阶级的文学,和资产阶级的招贴、广告和说明书一样,不可能不是谎骗的;和资产阶级的商品一样,不可能不是说真方卖假药的。
塞南古的单调与病态的怨歌是真实的;勒内的情感是过分的,而且推动得如此之猛,简直使人为之微笑。可是这种在语气上的夸张和虚伪,正就是投人所好的地方。那时候人们兴奋热烈,绷紧了全身力量,为了离开他们的处境,为了冲到实际世界那一边去,借以消耗在他们脑袋里沸腾着的、对于活动的热情。
日常的单调生活使他们作呕。他们嚷道:“什么!只要在麦子、糖、蜡烛、以及任何商品上投机倒把,早上醒来就成了百万富翁,谁还愿意一尺尺地量布、抄信、辩护鸡毛蒜皮的讼案?什么!谁还愿意蜷缩在小店铺里发霉、干一门行业干得蠢头蠢脑,眼看昨日的穷光蛋——谁都认识、谁都能指出来的穷光蛋,今天出门坐马车,入门住大厦,大摇大摆,满身锦绣披挂,多么辉煌,并且在政府各部,占据了高位要职。难道我们没有权利,像别人那样享受百万财富,和男爵、伯爵、以及曾经被我们赶出门外的那些前朝显贵一样地过享乐的日子?在升官发财方面,大家平等,这就是大革命的最光荣的成果!”用劳动慢慢地积累财产,这是老玩艺儿,老道德、老技巧了。革命解放了他们,不是为了使他们再屈身于辛勤的劳动。财产,他们愿意一下子就到手,骰子一掷或投机一次;他们发狂似地赌博与投机。资产阶级的最庸庸碌碌的子弟,一下子被解放了以后,眼看别人得意,馋涎欲滴的心情火炽到白热程度,又因在切身环境中被各种现实压缩着,所以这种心情对于他们成了一种折磨;为了麻醉他们的毫无办法得到餍足的、愤怒的胃口,他们用理想来陶醉自己,像抽鸦片一样;他们登船远去,寻求虚幻妄诞的国土,或谎话与诗歌的世界。
十八世纪的机械诗体僵化了诗歌,而且使它没有能力表达社会心灵上的新情感。然而大革命在讲坛上更新了口头的语言,在报纸上与小说中更新了书面的语言;来自全国各省、社会各阶层的单字、短句、句型、形象、比喻,侵入了洗练、文雅、轻快与优美的贵族沙龙的语言——孟德斯鸠与伏尔泰的语言,并且革了这种语言的命。诗既然堕入最陈陈相因与黯淡无光的散文格调中去,散文倒是诗化起来了。夏多布里昂将大革命铸造的语言抢了过来,并用天才的纯熟手法,耍弄这语言;一直等到浪漫派语句在散文中奠定了它的修辞优越性、并且形成诗的语句的因素以后,才轮到维克多·雨果使浪漫主义在诗歌领域中获得全胜。
四
斯塔尔夫人,独自面对着阿尔卑斯山和山顶的处女一般纯洁的积雪、神秘的悬崖和忧郁的松树,过了若干年被迫的孤清生活,但是她并不因此而更富于灵感。她发现大自然的美,还是在意大利旅行了一趟之后,尤其是在断断续续地研究了康德的形而上学以后;这种形而上学是为了反对被认为应对大革命的种种“罪行”和“丑恶”负责的唯物主义,而被介绍到法国来的。在执政政府时代的巴黎人,决想不到丰德内的落日和圣格鲁的新月是值得注意的景象;然而在那时期,正在产生对于日出、月出和自然界种种美观的热情。不过人们手头的自然、天天见面的自然,不是真正的、能令人心旷神怡的自然;若要令人神往,必须是一种新的、向所未见的自然。夏多布里昂,由于天才的灵机一动,将读者运到大西洋彼岸、梅夏塞贝河边上去——如用密西西比河,不免显得太司空见惯,而且使人回想起劳的密西西比股东——既然大家从来没有看见过,丝毫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样就能将读者放到一个真正自然的自然界中。夏多布里昂模仿贝那丹·特·圣比埃尔,在他所描写的山水之间种上了许多异域的、陌生的树木:百合树、枫树、阿兹莱阿斯树、豆荚树、黄樟树。服尔内使他的“废墟”响彻着“豺狼的凄厉的嗥声”。《阿达拉》的作者将一整批嚎叫的、狂吼的怪兽、响尾蛇、鹿、獾、小老虎以及“吃葡萄吃醉了的熊”等,散放在他的孤寂天地中;他使“留着高古而庄严的长须的野牛”,浸在梅夏塞贝河水里;他使“气味如龙涎香一般的鳄鱼”,伸躺在大马兰树下;夕阳西下的时分,鳄鱼发出吼声……(顺便指出:这种吐龙涎香——说麝香也许更确切些——的鳄鱼,岂不很像日后嗅觉文学的一种预兆?那种描写嗅觉的文学,由塞南古以及后来由波德莱尔与左拉提到高度的完美。)《阿达拉》出版的时候,人们从荷兰抢来一批由埃及进口的野兽,来充实巴黎的植物园。这些野兽激发巴黎市民的好奇心,成群结队的人跑去赏玩和观察;他们若饥似渴地争读报上所载的、关于野兽的生活习惯、它们对于看守者的依恋等详细情节。有一本叙述非洲来的一只狮子和一只狗的友谊的小册子,销售了好几版;给一匹从荷兰王家花园掳来的、音乐迷的大象演奏的交响乐,听众很多。读者在《阿达拉》与《勒内》里边重又找到了他们所关心的那些动物。夏多布里昂,虽然对于尘寰漠不关怀,因为尘寰“无非是死人的灰烬,掺和着活人的眼泪”[11],但是他感兴趣于当前的琐闻杂事,迁就于时事新闻。例如勒内谈到希腊、意大利、苏格兰,作为他都访问过的地方;这不仅是为了证明他虽然很穷,但和英国阔绅士一样,也游历世界,并且因为当时大家关心这些地区。《莪相》使苏格兰时髦了起来,大家也正在谈希腊,因为那时拿破仑从意大利偷了些希腊雕像来;当时出版为数可观的各种赏玩性的或科学的游记和搜奇探险的新记录,很清楚地指出公众的趣味。时事是夏多布里昂的特点之一,也是他大获成功的原因之一。在成千的例子中,下边试举三例。小说《阿达拉》中的奥伯理神父有一条狗,那条狗和阿尔卑斯山的狗一样“会发现迷路的行人”;这条狗对于住在美洲原始森林中的奥伯理神父想必用处不大;可是那时拿破仑带领三万大兵,正越过阿尔卑斯山岭,大家在谈那些教士,据说他们确乎援救了不少迷失在雪山中的兵丁。勒内大做文章夸赞钟声:“啊!难道有这样坏的心肠,听见钟声而不为之一震……故乡的钟声,将我们在美妙的遐想中沉浸;在美妙的遐想中,从新获得一切:宗教,家庭,祖国,又是摇篮又是坟茔,又是过去又是远景。”革命志士们禁止鸣钟,并且利用钟的金属改铸大炮。1801年有人在巴黎签名递请愿书:
“请政府准予鸣击圣母教堂的洪钟,用以宣告公众节日……使这和谐的天籁,娱悦我们的耳鼓,现在已是时候。
“这声音必能令所有真正的法国人,回想起十分甜蜜的往事……十年来,全国的钟所遭受的禁令,居然放过了圣母寺的洪钟,真是幸运。”
勒内讲:
“一天,我在埃特那山巅……满腔热血,坐在喷爆于海岛中央的火山口上。”
这句话,1896年[12]的读者看起来一定觉得非常夸张可笑;可是在1802年,它使人想起不久前发生的大事。况且这句话也并不是夏多布里昂发明的,而是属于当时的政治词令。“人们走在上面的那些火山……爆发、喷射岩浆的火山”,轰鸣在那些革命俱乐部和议会的讲坛上。《巴黎公报》(共和十年热月十二日)宣称:
“公民们的愿望,要求拿破仑·波拿巴永远堵塞革命的火山裂口。”
如果毫不了解当时报上与讲坛上通行的语言,那么就不能解释夏多布里昂的、使语言上的纯洁主义者听了刺耳的、那种夸张的比喻假借的风格。火山占据着当时人们的想象力。共和八年,科策布的《我父亲的冒险故事》同时出现了两种译本,在戏剧界都受到发狂似的欢迎。作者叙述他的母亲怀了五个月的身孕,从德国的偏僻的内地出发,到那不勒斯去。到了那儿,她忽然异想天开,要爬维苏威火山。在火山口她失足摔了一交,引起了小产,于是科策布就降生在火山顶上。《水星》报(共和十年雾月十六日)报导,有八个现代的恩珀多克勒进入维苏威火山的裂口里面去了。这比生在火山顶上,或满怀热血地坐在埃特那火山口边,更其精彩。诸如此类,差不多《勒内》与《阿达拉》中每一句都能给加上一番历史的解说,这解说证明夏多布里昂和他的群众之间的,感觉与思想的共同联系是多么亲密。但是,阐明有才干的作家如何表达他的时代,并不等于作维克多·雨果那样的结论,说什么:
1830年的浪漫主义者,手执多勒多的匕首宣誓,他们要想骑上神驹,飞到天上去摘星星,而且要投身于“理想”之中,远远地,啊,远远地离开物质世界,离开这世界上卑鄙的热狂和粗俗的利益。居然有一些资产阶级分子,把雨果公司的粗暴、嚣张的夸张笔法信以为真,而且和莫雷莱一样天真地上当,莫雷莱这个1789年以前的老古董,曾经是初生的浪漫主义最强烈的反对者之一。夏多布里昂的新造的字汇,和“比喻笔法的过分夸张之处”,搅昏了莫雷莱的学院派的脑袋,以致使他承认夏克达斯与阿达拉都是野蛮的父母所生的野蛮人,使他不能在“善良的奥伯理先生”、在“虔诚的夏克达斯……这学过修辞学的野蛮人”、以及在“梅夏塞贝河上的莎伊”[14]身上,看出他们就是常见的熟人。作者给这些人物加上了异域风光的名字,为了赶当时的时髦,要求女主人公的名字都用“阿”的音结尾:斯黛拉、娅卡达、嘉蜜亚、萝沙尔巴、玛尔维娜、左拉达、巴尔蜜拉、阿达拉、艾特·舍特拉。一个开玩笑的家伙没有弄错,他宣称,复活了而且被带到巴黎来让医生诊察的阿达拉,就住在公民夏多布里昂花园深处的一座小楼上。如果我们不像莫雷莱似地被字句的闪光、风景的奇幻昏眩了眼睛,被“翠绿鹦鹉”的啼声震聋了耳朵,也不被“老虎与鳄鱼的嗥叫”吓得发抖,那么最容易不过的就是在奥伯理神父身上看出一个逃避革命的迫害而逃入树林的教士,在夏克达斯与阿达拉身上发现1801年的巴黎人——脸上从不刺花、头发上从不插火鸡毛、鼻孔里从不挂玻璃球的巴黎人。
夏多布里昂从1793年起住在英国,研究英国文学,因此他的第一本小说带着他读过的英国作品的影响,那是毫不足怪的:《纳戚》的神话,就出于他所翻译的弥尔顿的《失乐园》。但是他也不需要离开巴黎才能够受到英国作家的影响。因为,自从大革命以来,直到共和七年与八年光景,也就是到德国的诗、剧本、小说、美学与哲学开始侵入法国时为止,英国文学一直在法国称王。大家读莎士比亚,赞美杨格与汤姆生,大家崇拜麦克菲尔森的《莪相集》,人们把它译成诗、译成散文,写成小说或悲剧。理查逊、哥尔德斯密斯、菲尔丁、斯摩莱特、戈德温、拉德克利夫夫人、埃奇沃思夫人等人的作品,总之所有的英国小说,陆续出现就陆续被翻译过来。群众是这么急躁,以致伯内特夫人的《女丐萝沙》“原稿一张一张地在伦敦印刷,译稿同时在巴黎完成”。(见共和十年雾月二十日的《十日刊》)
有一本杂志,《不列颠书库》,用丰富的摘录,使读者经常熟悉英国的文学产品。时好所趋,盛况是空前的,甚至法文原著小说,为了获得畅销,也假充英国小说的译本而出现。资产阶级的风气拒绝一切法国的东西[15]。即使莫里哀也经过了意大利人哥尔多尼的改装以后,才重新出现在法国舞台上。在伟大的革命时期如此强烈的爱国主义的情感,到这时熄灭了;曾经被国民公会派利用,作为杠杆而掀动全国人民去保卫边疆的“祖国”这一概念,引起了人们的猜疑。夏多布里昂写道:
“在为国捐躯这些字眼背后,人民所看见的只是血、罪恶、以及国民公会的语言。”
共和十一年葡月三日的《水星》报用了“爱国主义”这个词以后,在注解中声明用的是这个词的革命前的“原始的意义”:
“因为1792年的人们并没有爱国主义,虽然他们满口祖国。”
几年以后,巴黎的资产阶级果然表现他们的“爱国主义”,他们给蹂躏和抢掠战败了的法国的、布吕歇尔的普鲁士兵士和亚力山大的俄国兵士舔靴子。
理查逊的两部小说,《克拉丽莎·哈洛》和《巴茉拉》,在大革命前后,引起了巴黎的热烈欢迎。人们摹仿第一部小说,把它搬上舞台,共和五年雪月,五幕话剧《法国的勒芜赖斯》上演;勒芜赖斯这个人物的名字成了法文中的一个普通名词;阿达拉是法国化的、化装成野蛮人的克拉丽莎·哈洛。密斯阿达拉身上洋溢着英国式的傲慢气味,命运判定她生活在印第安人之中,她却瞧不起印第安人。在夏克达斯来到以前,她毫不感觉困难地不让人动她的、仲马先生所谓少女的资本。理论有时会引起古怪的波折:有一个苏格兰牧师,名叫马尔萨斯,发明了一条所谓“人口规律”,立刻就有一些诚实与中庸的资产阶级分子,创设会社,以便在英国人民之间宣传不生孩子的技术。这些会社失败了。在法国,反对马尔萨斯主义的道德呼声,震聋公众的耳朵,然而大家实践马尔萨斯主义直到使统计家着慌的程度。有一个住在洛雷特圣母教堂的巴黎人,发现了一种以处女贞操作为资本的办法。可是在英国,姑娘们才能够不需要陪嫁的资金而出嫁。在法国,姑娘出嫁时要带去一笔玎玎珰珰的现金资本,这样别人就不深究另一种“资本”了。法国姑娘不大在乎她们的“资本”,但是她们的母亲、姑姑或姨姨,女友及熟人,却不得不和蛟龙一样守护她们的“资本”:英国密斯们自己担任在“资本”周围严密防卫的职责。阿达拉是在英国密斯的学校中培养出来的,她自己保护自己。她噘着嘴说:
“我环顾四周,只看见一些不配和我订终身的人……”
假如她用英文解说的话,很可能她加上一句:even to flirt with。可是夏克达斯涌现出来了,于是阿达拉身上的法国女性突然醒了过来:她感觉面对着一位媚惑能手;她答应他的建议,到树林去作情感的散步:
“我的年轻的朋友,你学会了白种人的言语,要欺骗一个印第安少女,那还不容易。”
在这回答中,人们可以在英国与印第安的表面涂料之下,猜出一个伶俐的巴黎年轻女工,她知道在洛曼维尔的林荫里,温言馨语的力量多么大,而肉体的抵抗力多么薄弱。一个英国女子不懂任何惧怕。在温柔的阿达拉心中,展开了宗教与爱情的战斗。一个地道的野蛮女子,势必一分钟也不犹豫地响应了爱情的号召,而置宗教的许愿于脑后。服尔内也观察过红种人,但是情感的成分比夏多布里昂少一点。他说:
“野蛮人完全生活在感觉中,很少生活在记忆中,丝毫不生活在希望中。”
弗隆特时代的小姐,为了顺从她的感情的呼唤,哪怕二十所修道院的墙她也能跳出去。有一位特·拉·瓦里哀小姐,她的身为国王的情人向她一招手,立刻毫不客气地将善良的上帝、众位圣哲、圣母玛利亚和她的儿子耶稣统统抛在一边不管了。1801年的一位敏感的玛尔维娜,身穿“透明的云似的轻纱,使眼睛同时见到娇嫩的肌肤和富丽的银色衣裳”;如果有人要求她在宗教祭坛上牺牲她的热情,她将耸肩表示不屑,并将唱那支曾经十分通俗的歌曲中的复句:
地狱这办法真想得好,
让流氓无赖吓得发抖。
然而阿达拉是在英国教养大的;她父亲把她送到英国去,就为了不让她读巴黎出版的那些小说,因为它们争先恐后地教给妇女们:
“谁也不能和自己的感情对抗;应当不停地爱;爱情是美德和乐趣的源泉,是至上的幸福。”
她的师傅将她按照克拉丽莎·哈洛以及巴茉拉的模型而塑造的,却并不希望她自己能获得像英国小说中的女主人公那样的抵抗力量,于是求助于宗教,迫使阿达拉接受一个保持处女贞操的誓愿,作为制动器。然而她的高卢民族本性反抗这一套,于是,正如博马舍剧中人物萝西娜,阿达拉将她的心向着诱惑者大大地开门,她无抵抗地被征服了。夏克达斯在这些方面具有阿尔玛维瓦的经验,他自己讲,将浑身微颤的阿达拉抱在怀里,等待心理变化的时机一到,那时
“热情一边克服她的身体,就快战胜她的贞操。”
那年轻的印第安姑娘真倒楣,公民夏多布里昂答应了他的导师丰塔纳,要按照裴甘的办法给法国妇女以健康的道德教训。真实情况使他走得这样远,以致他只好牺牲他的多情女主角,他使她服了毒;可是,在她临终的时候,他把这一声本性的呼号放在她嘴里:“我不曾失身于你,实在死有余憾。”这一呼声,使这位处女不知不觉地摧毁了她的自杀的道德效果。夏多布里昂用这样的内疚来折磨屈服于宗教的阿达拉的心,乃是为了顺从当时的公论,认为对于爱情的任何抗拒,统统算是罪孽。在有名的戈丹夫人发表于1798年的她的第一部小说中——半个世纪以来,一直有人读并且赞扬这小说,1844年又重版了一次,——女主角,克莱·拉尔伯,“妇女之中最崇高的一个”,写信给他的情人——那是受她丈夫保护,她丈夫将他当作儿子看待的一个人:
“你向我要求的那幸福,使我一想起来,官能感觉走入迷途,神智理性为之错乱;为了满足这一幸福,我将丝毫不计较我的生命、体面,甚至不计较天堂与地狱:使你幸福,然后她自己死去,对于克莱,这就是一切;她对生命,将无复他求。”
她就这样失身于他的情人,
“在她的花园下边,白杨树荫中,她父亲的骨灰埋葬着的地方,她一片孝心在那儿设了一个祭坛,献给神明……就在那儿,她被官能感觉击垮了。”
那时一般惯用亵渎神灵作为突出之点,来提高爱情。只有在“尝味了非在爱情中不能感觉到的、那一刹那充畅的狂欢之后,认识这美妙的、唯一的享乐以后”,她才想到“夫妇间的信念被破坏了”,于是她就死了。读戈丹夫人与夏多布里昂作品的那些敏感的玛尔维娜唱着共和三年的一支歌曲:《夏绿蒂吊维特墓》。歌德笔下的、悔悟的女主人公,用很不高明的诗句,唱她的mea culpa:
我终于挣脱悲惨残酷的
义务给我的拘束!
于是爱情被宣称为主宰的激情,可能代替一切其他激情的激情,可能充实生存的激情;可是这爱情是人类在过去从未感受过的、一种新的激情;因为革命的资产阶级把法律、风俗、激情、一切全打乱了。可是,胜利的资产阶级,对于自己的成就又如此骇怕,以致它愿意别人失去关于这方面的记忆;它将资产阶级的人,连带着他的热情、恶癖与德行,作为人类在过去、现在、将来永远不变的典型而提出来的。浪漫主义者,他们是统治和出钱的阶级的仆役,他们的职务是满足这一阶级在智慧方面的趣味,他们自以为在他们的杰作中只描绘“千古如一的人”,只描绘“人的历代不变的激情”。可是在1800年,人们还没有到这地步;而斯塔尔夫人强调爱情的新特性。据她说,那是“卢梭、维特、德国悲剧中某些场面、有几个英国诗人、《莪相》中某些片段,将深刻的感觉移入爱情。”
斯塔尔夫人愤然说:
“有些脑筋僵硬的人,认为只有思想的作品,以及对于人类的贡献,才值得重视和尊敬……然而,有多少人能自鸣得意地说,他作了一件比以一个人的力量保证另一个人的幸福更为光荣的事呢!某些严厉的道德家担心这样的激情会走入迷途。唉!将自己从属于可能听任感觉摆布的人,这对于一个民族或对于个人来说,这是多么幸福。”(见斯塔尔夫人:《激情对个人幸福的影响》,1796年出版,此地引用1818年版第146与160页)
浪漫主义的爱情产生了。
每一个阶级的生活方式,在人们的情感与激情上,印下它独有的形态。事实上,人并不是像浪漫主义者和道德家所说的不变的生存物;浪漫主义者和道德家驯顺地重复经济学者的教条;那些得到优厚的薪金的、资本主义特权的辩护人,就在这个所谓不变性上,建立他们对于共产主义理论的顽强的反驳。他们一边用资本主义的尺度批判人类,一边耀武扬威地喊叫:“人是自私的,而且永远是自私的;如果你取消私利——人的行动的唯一动机,那么你就摧毁社会、阻止进步,那么我们就要回到野蛮状况。”正相反,人的心灵,如同自然界其他现象一般,是处于一种经常变化的状态,不断地获得、发展与丧失陋习与美德、情感与激情。浪漫主义在情感上的放荡,是以掩盖表现于两性关系上的自私自利为任务的;而性关系上的自私,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环境中,为生存而进行的斗争所强加于文明人身上的、那种残暴的自私自利所产生的不可避免的后果。私人所有制一旦被公共所有制所代替以后,这种自私自利也会改变的;同样地,古代城市公民对于祖国的狂热,绝对的然而是狭窄的效忠,一等到家族公有制分化为私人所有制以后,也就消失了。小说家及其他类似的心理专家认为和血液循环一样地是人的内在因素的、爱情上的嫉妒,也只是和家庭集体所有制同时出现的,后来随着私有制而得到发展与夸张;原始公社氏族中的男女,不知嫉妒为何物。
到1830年才建立“为艺术而艺术”这一有名的原则的浪漫主义(直等到第二帝政时期,这原则才由帕尔纳斯派加以实施),是一种阶级文学。浪漫主义者从来没有料想到这一点,这倒是真的;虽然从历史角度看,这是浪漫主义最严肃的称号。浪漫主义,尽管有“为艺术而艺术”这样的原则,却从来没有放弃对政治斗争与社会斗争的关注;浪漫主义始终明目张胆地拥护篡夺了大革命成果的资产阶级。只要资产阶级一天有必要害怕封建贵族卷土重来,浪漫主义者就一天不放松地紧跟着自由的史学家,挖掘了中世纪历史上的阴暗,用来反衬当代的欢乐;但一等到无产者形成了自己的阶级,变为资产阶级的敌人时,浪漫主义者马上撇开历史小说,撇开封建时代的可憎可恶,而来对付当前的事件:左拉,在“血腥的一周”的惊心动魄的大屠杀的翌日,为了使资产阶级的良心上不留丝毫的内疚,在他的小说《小酒店》中用最令人恶心的线条描绘工人阶级;同时,乔治·奥内之流用谦卑的谄媚来描写那些“冶金业大亨”的慷慨高贵的心灵。1830年的那些初出茅庐的画家,用无情的讥笑来追逐资产阶级分子;可是等到年事渐长,明白了金钱可以引起尊敬,他们就使自己奴颜婢膝化了,而且专为了不辜负买他们绘画作品的、资产阶级分子的嘉许而工作。[16]
本世纪初,哲学的演变和文学的变化并驾齐驱:那时资产阶级以怀疑主义和唯物主义作为反对教会的武器,因为教会和贵族沆瀣一气;资产阶级一旦达到了社会统治地位以后,便役使宗教,以为己用,借此将劳动群众约束在消极的服从之中;资产阶级严格命令它的文学者与哲学者攻击“非常可憎的十八世纪哲学,这哲学曾经教人起来反抗任何权威,忘却任何义务,鄙视所有的社会最高特权……就是这哲学,它培养并且激发了蹂躏法国的那些妖孽……罗伯斯庇尔、高洛、卡里耶,都是哲学者”[17]。
刚刚产生的浪漫主义就投效在天主教的旗帜之下:只不过是《基督教英华录》的序篇的《阿达拉》,歌唱宗教对于自然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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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2年的人们,热烈地接受了这两本打开了浪漫主义世纪的、夏多布里昂的最早的小说,因为这两部作品,把当时人们心中与脑中、存在并且活动着的情感和思想,用一种文学形式表达出来。一部文学作品,即使并无任何艺术价值,只要是受过欢迎的,就获得高度的历史价值。唯物主义的评论家研究这部作品,有把握可以活生生地抓住当时人们的印象与意见。1830年的浪漫主义者和左拉派的自然主义者,在拉辛的《阿加曼侬》和《蒂都斯》中认不出当时凡尔赛的那些廷臣的面目,在维克多·雨果的《吕·勃拉斯》和《吉那洛》中认不出巴黎的诚实市民的面目,他们仅仅看见外表。拉辛与雨果,决不会被他们当时的人宣称为大天才,如果他们的作品不跟镜子一样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环境中的那些人,连带着他们的看问题、感受、思想与表达的方式,一齐反映出来。
一部杰作并不是“奇迹的一种变相……上帝的赐予”[18],也不是一朵轻纱一般的玫瑰花,或两个脑袋的小牛。作家是钉住在他的社会环境上的;无论他怎么搞,他不能从周围的世界中逃出去,也不能和周围的世界隔绝;不能不受周围世界的影响,不知不觉地、不由自主地;不论回溯过往,或冲向未来,采取这个或那个方向,他不会比他那时代的条件所容许他的范围走得更远。埃斯库罗斯和阿里斯托芬,这样的悲剧与喜剧的巨人,如果使他们复活,将他们移到这世纪末叶的巴黎城中,势必不能写出萨杜的《得莪陶拉》和拉比许的《三人中最幸运的一个》,正如雨果不可能将《普罗米修斯》的轶篇重新写一部分,或如勒贡德·特·黎尔不可能给《罗兰之歌》或其他野蛮歌曲加写一节。作家的思想、人物、语言和文学形式,是他同时代的人们供给他的;因为诗人在人群的旋风中回旋,和众人一样地接受宇宙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影响,所以他能体会和表达人类的热情,抓住流行的思想与语言,并且能将由于人与事物的日常接触而得的文学形式,按照他个人的用途而加以调配。天才艺术家的脑筋,并不是像雨果所说,是“上帝的宝鼎”,而是魔术的熔炉,其中凌乱地堆积着当前的事实、感觉和思想,以及过去的回忆;在那熔炉中,这些混杂的成分互相遇合、互相混淆、互相归并、互相搭配,借以产生口述的、书面的、绘画的、雕塑的、或歌唱的作品;而且从这个脑力发酵作用所产生的作品,比助它形成的那些因素,更富于优良的品质,也正是如此,合金和组成它的各种金属相比,反而具有另一些特性。
法国《社会主义》杂志,1891年
《拉法格文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作者注:
[1] 见莫雷莱:《对于小说〈阿达拉〉的批评的观察》,共和九年出版于巴黎。
[2] 见《墓畔回忆录》。圣伯夫指出,勒内是夏多布里昂的小名之一;为了把勒内·夏多布里昂的肖像描绘得完整无缺,我在他的其他著作中搜集所有的材料。下面一些不加说明的引文,均系根据加尼耶兄弟出版社出版的《阿达拉》与《勒内》。
[3] 这些丑化了,然而却解释了充满诗意与忧思的勒内的、散文化的细节,均引自他那部写于伦敦,发表于1797年的《革命论》……夏多布里昂在他这著作中,比在他的任何别的著作中,更显得天真。圣伯夫藏有经作者手批的《革命论》一部。圣伯夫曾将勒内弱点尽量暴露,却未抓住这机会来发挥他的促狭的老习气,可能他读那部书是十分草率的。
[4] 《勒内》出版前几个月,狄德罗的《宿命论者雅克和他的主人》初次出版。当前文坛霸主拉阿尔普——对于他的意见,大家是不敢开口的——给《宿命论者雅克和他的主人》这么一本充满才气与风趣的作品,下了这样的评语:“索然无味的狂想曲;虽然是反宗教的,而其无聊的程度,则不下于其荒谬的程度;虽然非常夸张,却又很乏味。”见1820年出版的《拉阿尔普全集》,第5卷。
[5] 见斯塔尔夫人:《论文学与社会建制的关系》,《序论》,发表于1800年。在那著作中,对于社会环境在文学形式的决定上所起的作用,斯塔尔夫人发表了天才的见解;而泰纳在那部书中进行了可耻的剽窃。
[6] 见《拉阿尔普全集》,第5卷:《关于你我之称》。
[7] 见《一个囚犯的回忆录——作为罗伯斯庇尔暴政的史料》,里乌著。里乌在波尔多被革命委员会逮捕。他的书是在热月派垮台几个星期以后发表的。有些孩子继承这种疯狂的恐怖:可怜的泰纳终生为他的祖父在大革命时期所受的恐惧而吓得发抖;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他怀着愚蠢的狂忿,发表这样笨重的荒谬言论来反对革命,虽然革命解放了他。
[8] 见斯塔尔夫人:《论文学》的《序论》,第1部第18章与第2部第5章。
[9] 见《理智、疯狂,人各一说;适合于老孩子们的道德小故事》,P.E.L.作,共和九年出版于巴黎。这一小册子其实并不像书名那么怪诞,里边有一篇关于分工的奇特说明。
[10] 自私自利一直是资产阶级最了不起的德性:这是经济制度与自由竞争的必然的结果,这种经济制度与自由竞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引起并且支持人与人之间的、不停的与无情的战争。
[11] 见《阿达拉》,第1版。在后来相继刊行的版本中,作者不断地有所修改。
[12] 请参考我在《新时代》上发表的论文《革命前后的法国语言》,在那篇文章中,我举了很多而且很古怪的例子。
[13] 见雨果:《威廉·莎士比亚》。
[14] 见玛-约·谢尼埃的《新圣人》。这一本非常不够讽刺劲儿的讽刺小册,也居然在四个月内销售了五版。
[15] 夏多布里昂告诉我们,英国人如何回敬我们:“当我们的邻邦引起我们热烈欢迎时,当法国的一切:狗、马、花园与书籍,都成为英国东西时,英国人由于他们仇恨我们的本性,成了反法国的了;我们愈和他们接近,他们愈和我们疏远。在英国戏台上,法国人是大家讪笑的对象。在英国,所有的滑稽剧中,可以看到一个很瘦的法国人,身穿苹果绿的衣服,帽子夹在腋下,两条细弱的腿,长长的尾巴,神气像个跳舞的,又像个饥饿的理发匠;他一边吃青蛙,一边让人牵着鼻子走。在我们舞台上,英国人总以贵族大爷或军官的面目出现,总是慷慨多情的人物。”以上见夏多布里昂的《英国文学史》。
[16] 资产阶级分子报复了,现在轮到资产阶级分子来鄙视艺术家了;艺术家采取资产阶级的风俗习惯、思想意见,和猴儿学人似地仿效他们粗俗的奢华和喜爱乱七八糟的玩器的非艺术的癖好。下列轶闻是很典型的:在科罗拉多某矿区当过酒店侍女的、富豪麦凯夫人,以惊人的巨资向画家梅索尼埃订购肖像一幅。那认真的画家把肖像画得和本人一样,这就不合夫人的口味,把那幅画挂在厕所里了。
[17] 见共和五年雪月,奥德兰神父在圣母寺的宣道词。——塞巴斯蒂安·梅尔西耶是十八世纪浪漫主义先驱者之一,那时他将康德的形而上学介绍到法国来。他的昏乱的头脑,将康德的哲学搞得乱七八糟,并且用它来和百科全书派的唯物主义对抗;而这种唯物主义,后来由鲁瓦耶-科拉尔用资产阶级的“通常情理”固定不变地代替了。至于所谓“通常情理”,乃是由苏格兰牧师托马斯·里德提高到普遍批评准绳的庄严地位。
[18] 见维克多·雨果:《威廉·莎士比亚》。
感谢 先知在1917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