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托拉斯及其经济、社会和政治意义（拉法格，1903年）

美国托拉斯及其经济、社会和政治意义

拉法格

（1903年）

　　“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1]

　　——卡尔·马克思

前言

　　美国的托拉斯正在入侵欧洲，而在它们出现于德国、英国、法国和比利时之前，其名声早已传播到大西洋彼岸了。首先令人吃惊的是它们所拥有的几百万以至几十亿的资本。资本以前所未见的惊人规模大量集中，单是这一现象本身就足以说明资本主义已演进到特殊阶段了。
　　但引起我们注意的还不仅是资本额的巨大。除此以外，托拉斯一面把政治经济学的那些可敬的原则拋到九霄云外，无情地驳倒了经济学家先生们的坚定论断，同时还在消除竞争，用有计划的生产组织代替资本主义生产中占统治地位的无政府状态。
　　这种科学的工业组织提高雇佣劳动的生产率，同时又加速财富的集中，震动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产生出不断扩大的、因其物质利益受到触犯而心怀不满的资产者阶层，孕育着经济危机和革命事变。
　　美国的托拉斯是一种新的历史现象，它对资本主义世界的影响是如此巨大，以致最近四十年来发生的一切经济的、政治的和科学的现象都退居第二位了。
　　在这本概略的研究性著作中，我想叙述一下托拉斯的组织，并把它们在理论方面和实践方面最明显的影响勾画出一个粗略的轮廓。

1903年4月

第一章 1903年1月以前的托拉斯

　　纽约的股份公司年鉴——《穆迪公司有价证券手册》——的出版者约翰·穆迪，在一本小册子（这本小册子意味深长地取名为《工业的摩根化》里列出了一张工业联合体或托拉斯的名单。它们都是从1890年1月1日到1902年9月1日建立起来的，每家拥有资本均不少于一千万美元，即约五千一百五十万法郎。在这个名单中，列举的托拉斯有：
　　两家铜业托拉斯——一家拥有资本八亿法郎，另一家拥有资本二亿五千七百万法郎；一家窗用玻璃托拉斯——八千七百万法郎；一家毛织品托拉斯——二亿五千万法郎；一家书写纸托拉斯——二亿法郎；一家炼乳托拉斯——一亿两千五百万法郎；一家发酵粉托拉斯——一亿法郎；一家烟草托拉斯——十三亿五千万法郎；一家鼻烟托拉斯——一亿零五百万法郎；一家制糖托拉斯——一亿零三百万法郎；一家钢制车辆弹簧托拉斯——一亿法郞；一家橡胶制品托拉斯——一亿三千五百万法郎；一家果品托拉斯——八千万法郎；一家谷物制品托拉斯——四亿法郎；一家皮革托拉斯——一亿七千万法郎；一家化学制品托拉斯——八千五百万法郎；一家钢铁托拉斯——七十亿法郎，等等。总之，在工农业生产的一切部门中都建立了托拉斯。
　　约翰·穆迪在这本小册子里所列举的八十二家托拉斯（名单见本书附录）共拥有资本二百二十二亿五千万法郎。但这个名单还是不完全的，因为其中只包括在最近三年内建立起来的、并且资本都在五千万法郎以上的托拉斯。
　　如果不考虑托拉斯资本总额的多少和建立时间的早晚，那末，按照约翰·穆迪的说法，托拉斯总数大约有八百家，共拥有资本约四百六十亿法郎。假如把铁路公司也加进去，那末这些托拉斯的资本就会突破七百六十亿法郎。
　　但约翰·穆迪引用的数字还是低于实际的。美国缅因州的议员利特尔菲尔德利用了最近发表的给国会的报告中的官方统计材料，提出一份1903年1月1日以前的托拉斯名单，这张名单被认为是有关这一问题的最完整资料。
　　截至1903年1月1日为止已有七百九十三家托拉斯，其中包括四百五十三家“工业托拉斯”和三百四十家地方的和自然力的垄断组织，后者包括自来水公司、瓦斯和电灯公司、城市铁路公司、电报电话公司。

工业托拉斯的资本折合……………………………………4 753 900万法郎
地方垄断组织和自然力的垄断组织的资本………………2 224 200万法郎
　　　　　　　　　　　　　　　　　　　　　　　　6 978 100万法郎

　　假设在这个近七百亿的总额之上再加进全部蒸气铁路公司的资本（为数达三百亿），则总额将超过一千亿以上，这些资本投放在各种公司的股票和证券里并构成了垄断体系的力量。
　　为了恰当地估计这一总额的意义，必须注意到美国全国的总财富也不过是四千八百五十亿。
　　在本书附录中，我们转载了利特尔菲尔德编制的拥有五千万美元或二亿五千七百万法郞以上资本的五十二家托拉斯的名单。
　　集中起来的资本为数如此巨大，的确令人吃惊。而独立地、不受监督地和不负责任地支配这一千亿的金融资本家人数，竟然很少，这也是特别令人惊讶的。
　　美国五个非常著名的金融资本家集团——摩根集团、古耳德—洛克菲勒集团、哈里曼—库恩—罗比集团、万德比尔特集团和宾夕法尼亚集团——控制着美国几家大铁路公司的业务。
　　组成这五个集团的金融资本家们，在各种公司的名义掩盖之下控制着各种类型的工业企业、商业企业和金融企业。他们从铁路、银行、煤、矿场、铁、铜、银、金，以及钢、粮食、肉类等等的经营中搜取收益。所有美国的农业生产部门和工业生产部门都向他们纳贡。
　　根据约翰·穆迪的统计和论述，皮尔庞特·摩根在铁路公司中的影响最大，这些铁路公司掌握了八万八千八百八十公里的铁路网，拥有资本一百五十五亿。摩根还“直接控制着”拥有资本约达九十亿的一些工业托拉斯（详见附录）。
　　这一小撮资本家不仅剥削美国，而且把手伸到全世界。北美石油托拉斯和掌握在路特希尔德手中的俄国辛迪加分别在东西两半球进行剥削。这两个托拉斯根据共同协议规定煤油的价格，遇有需要还彼此互相代替。例如，有一次，美国托拉斯由于生产不足而不能完成对亚洲市场的供应，它就把这一市场让给俄国石油辛迪加。
　　铜业托拉斯在几年以前就把这种金属的价格大大提高了，后来铜价虽然有些降低，但仍保持在高水平上。这种人为的提价使托拉斯有可能向所有在生产中使用铜的企业主课以重税。
　　《时报》发表了本年初在鞋商中进行的调查。鞋商们说，由于美国的皮革托拉斯大量收购英法两国皮革的结果，鞋价很快就得提高。德国皮革商人不得不在1月份一个月内两次提高这种商品的价格。因为美国人大量收购皮革的目的，就是要迫使德国人要么出高价买进皮革，要么关闭自己的工厂。
　　只是在几个月以前才诞生的海洋托拉斯已经给法国的海运业务规章造成了混乱。以后它还将对欧美两洲互相交流的各种采掘工业和加工工业产品征收一种道路税。资本家借以掠夺商业和工业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攫取交通道路的所有权。正是由于占有了这种所有权，洛克菲勒才有可能组织起他那规模巨大的石油托拉斯。
　　美国的托拉斯正在入侵欧洲。烟草托拉斯确立了在美国的全能统治之后，又使自己的活动越过大西洋，进入英国。英国人为了与之抗衡，组织了反托拉斯。但是经过几个回合的斗争之后，两个托拉斯终于达成了协议，在斗争中吃苦头的是消费者。据说，美国的玻璃托拉斯已经把比利时的许多玻璃工厂买到手了，一家有洛克菲勒投资的美国公司正在向巴黎的市政府提出愿意为该市装设煤气。设在芝加哥并同海洋托拉斯有联系的造船公司已经把波尔多的远洋轮造船厂买到手。曾经有一个时期，欧洲为美国修建铁路提供过数目可观的资本，掌握铁路的美国金融资本家靠投机倒把和玩弄交易所的把戏而控制了这些资本，现在又把这些资本输入欧洲用以剥削欧洲的工业。
　　如果卡尔·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根据这一理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2]）还需要什么新的鲜明事实加以证明的话，那么托拉斯正好提供了这种证明。托拉斯不仅统治着经济领域，而且使美国人民的宗教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也都屈从于它们，托拉斯在创造美国的历史。
　　摩根家族和洛克菲勒家族也兴建教堂和创办大学。他们把数以百万计的款项赠给这些教堂和大学，使得法国那些办大学的人羡慕不已。因此牧师和教授都千方百计地设法迎合这些富豪的愿望，而这些富豪必要时也常常提醒他们注意自己的义务。几年前，旧金山某大学的捐款人就曾迫使一位敢于批评资本的过分特权的政治经济学教授辞职。在美国，教会是得不到国家资助的，牧师们的生活全靠教徒们的慷慨施舍来维持。股份公司盖教堂，就象兴办工业企业一样。“感谢先生将捐款恩赐给我们”——这就是每个星期日在教堂里反复吟诵的祷文。所有虔诚的牧师都在资本家这个真正的上帝面前顶礼膜拜，因为这个上帝赐给他们生活必需的粮食、住宅和其他财物。纽约的天主教主教不久以前把自己教区中一个牧师撤了职，因为他宣传基督教的社会主义。在波士顿，一个新教的主教公开在讲坛上说，假如耶稣现在降临人世，那么他也会从事交易所的投机买卖，因为再没有比这更可敬的职业了。虽然如此，洛克菲勒还是认为牧师们的活动不够有效。他准备筹建发行教科书的托拉斯，因为他想把《旧约》和《新约》上有关对富人愤怒抗议的内容从《圣经》上删除干净。牧师和知识分子的无耻谄媚行径，使剥削工人阶级的人真的以为，他们——象旧秩序的君主一样——是根据神的法律占有矿场、工厂和银行的。例如，宾夕法尼亚州一个叫贝尔的矿场主在回答人们要他认真对待其矿场罢工工人的要求时就是这样傲慢地宣布的。
　　那些为了资本家的利益制造社会舆论的报刊都掌握在资本家的手中。电报是资本家的私有财产，假如某家报纸想要摆脱他们的羁绊，就会失掉电讯稿。这等于被宣判死刑，因为美国的日报，要是没有这些来自电讯稿的最新消息，便不能生存。只有社会主义的报纸不依赖资本家，因为它们不是商业企业，而只是宣传和斗争的机关报。
　　控制着托拉斯的金融资本家，拨出成百万的巨款用在共和党和民主党两党互相竞争的选举上，这是人所共知、有目共睹的事实。银矿的矿主们贿买布赖恩是为了促使他的竞选运动有利于银币的铸造^[3]。这对谁也不是什么秘密了。还有那些投票赞成铸造银币的所谓薛尔曼法^[4]的参议员和众议员，也都是被银矿主收买的。
　　托拉斯是不受欢迎的。由于它们损害广大资产者阶层的利益，反对托拉斯的演说家事先就可以指望博得掌声；假如演说家本人又是候选人的话，他还可以指望捞到选票。在选举中，不论是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都不惜漫天许愿说要遏制托拉斯并消除它们的危害性。被选举战的热潮弄得昏头昏脑的麦金利在就任总统后的第一个国情咨文（1897年3月4日）中宣称：“今天重新掌权的这个政党，在过去一向以否定的态度对待一切资本主义的联合，这些联合或者组织为托拉斯，或者竭力用其它方法随心所欲地左右我国的工业条件。一切立法倡议，只要其宗旨是阻止以征收消费品税或规定过高的消费品运费率为手段来压榨人民的，这个政党都曾给予支持。”尽管麦金利作了这样的声明，他还是尽一切努力来实行有利于托拉斯的保护关税；同时，他甘愿为制搪托拉斯效劳，加速吞并了夏威夷群岛，从而使该地输出的砂糖不再纳税。当仲裁审查的提案刚刚拟就的时候，他又突然向西班牙宣战，此举纯粹是为了强大的金融资本家集团的利益。罗斯福也想过，一旦控制了古巴，他就能指挥反对托拉斯的运动；当他登上总统宝座时，也曾象麦金利一样，宣布说要把托拉斯消灭、击溃。但是，正如英国人所说，勇敢的人不得不“忍辱含垢”（to eat humble pie），也就是说，要在现实面前俯首贴耳。
　　贿赂行为在政治界和司法界是根深蒂固的。托拉斯的保护人断言，贿买是竞选和普选的后果之一。1899年，在托拉斯丑行调查委员会面前，约翰·多斯·帕索斯的证词是这样说的：“铁路公司和工业公司的领导人会告诉你，由于司法和立法机关贪污受贿（这是蛊惑宣传的结果），凡是有益于居民的措施，是不能靠合法的途径来实现的；这就迫使托拉斯不得不采用非法的手段来实现自己的合法权利。”^[5]
　　政客们贪污受贿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是司空见惯的，而在美国的民主政治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因而托拉斯巨头对政治变得这样漠不关心，以致同一伙金融资本家既可出钱支持民主党，又可出钱支持共和党。摩根财团和万德比尔特财团都不必屈尊争任各种政治角色，而宁愿象要傀儡戏那样把线牵在自己手里，指挥着参议员和众议员、部长和总统。他们在那个有形的、但却是纸上的政府之上组织起一个无形的、却是真实的政府。宾夕法尼亚矿场的矿主，起初曾以轻蔑的态度拒绝了矿工罢工时期罗斯福总统提出的调解建议，但是后来摩根出来一说话他就接受了。这件事最好不过地证明：的确有一个至高无上的政权存在。
　　管理着集中在铁路和托拉斯手里的国家财富的那个资本主义总司令部还操纵着国家的对外政策。它准备搞泛美联邦，同时提出包含侵略野心的门罗主义，并且强使美国政府出来充当南美各民族的保护人，其目的是占领南美的市场，使欧洲的工业受到损害。它促使政府摒弃传统的爱好和平的政策，把政府推上帝国主义和掠夺殖民地与市场的道路。
　　美国民主政治的首脑在号召“流血和大炮轰鸣”的演说中要求夺取市场。波尔特内·比乔洛在关于当前争夺东方市场的斗争这篇报告里说：“我们需要世界市场，我们需要整个世界，因为我们比谁都聪明能干。我们消灭了红种印第安人，以此提供了最适宜者继续生存的光辉范例。我们还通过西美战争把这一思想深深地印入欧洲各民族的头脑中。我们需要全世界的市场；因为在我们的历史上，一切战争不是别的，只不过是为市场而进行的斗争。在1776年和1812年，我们曾为所谓自由贸易大声疾呼，但在得手之后，我们便筑起保护关税的高垒。圣路易的博览会是争夺市场的纪念碑。研究1861年的战争使人确信，这是一场争取统一全国市场的斗争。我们必须迫使南方人拿出百分之二十、三十至四十来，以使北方的工业获得自立。现在我们正面临着争夺新市场的斗争。”^[6]这篇演说表达了工业巨头所关心的是什么，于是各式各样的刊物都纷纷加以转载。资本主义总司令部为了销售其商品以谋取利润，准备象阿梯拉^[7]那样用火与剑毁灭世界。
　　在十六、十七和十八世纪，在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产生和发展时期，欧洲各民族大动干戈互相争夺殖民地，是为了掠取土著居民的珍贵木材、五金、香料和毛皮；而在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达到其发展的高峰之后，他们竭力用诡计和暴力夺取殖民地和市场，则是为了倾销他们从无产阶级那里窃取来的商品。
　　资产阶级竟然宣称，它的统治标志着和平与协调，它的商业与工业把许多民族结成兄弟联盟，资产阶级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资产阶级对他的学说思想深邃颂扬备至——还在半个世纪以前就预言战争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
　　然而事实上，在资本家阶级的社会统治之下，自然力之应用于生产、机器的改进和在科学基础上组织生产，给人们带来的并不是和平与幸福，而是对内和对外的战争。
　　据一些资产阶级思想家的看法，阶级斗争曾经动摇了古老的欧洲的社会制度，却从来没有用纷争困扰过大西洋彼岸的这个年轻的共和国。在这个国家里，连阶级斗争这个术语在政治语言中也并不存在；因为每个“愿意辛勤劳动的”（即西部移民的诗歌里所说的Willing to toil）公民都能获得财产，都可以过富裕的生活。但是资本和生产资料的集中也使美国产生阶级斗争了。劳动和资本之间的斗争在那里已经达到这样的规模和如此尖锐的程度，以致出现了内战的前景，也许会同时爆发种族斗争。比乔洛也说，“内战的爆发是完全可能的。我相信会打内战，正如相信个别人之间会发生拳斗和决斗一样。”这个托拉斯大亨在其预言中并不反对物色到一个自己的拿破仑。今年^[8]2月，担任华尔街某托拉斯法律顾问的查理·弗·马西森在华盛顿一次有最高法院五位法官和许多名声显赫的政治家和金融家出席的宴会上所作的演说中谈到了罢工，谈到了劳动自由的破坏，谈到了那些借助于左轮手枪和甘油炸药用暴力威胁别人接受自己条件的工人。说到这里，他讲了一段历史：当巴黎处于恐怖统治时，一天出现了一个人，名叫波拿巴，他把占领国民议会的一群恐怖分子包围起来并向他们开枪。他就是用这种方法“代替恐怖而奠定了秩序。在我们这里也应当这样做”。这并不是空话：各州都已颁布反对工人的法律，而那些卖身投靠资本家的法官也象政治家一样，凶残而严厉地执行这些法律了。
　　1902年国会重新实施了1790年的国民警卫队法。1790年组织国民警卫队是对付印第安人的。国会还投票通过了为此所需的一笔拨款，并责令一切能拿枪的人在发生“内部叛乱"（这个词的意义是不言自明的）时都去当国民警卫队。国民警卫队以前是由各州管理的，现在则直属中央政府。国防部长把那些从地方军械库中领取的带钢壳的子弹收回，另外发给有效射程在二百米以内的小子弹，数目加倍。国防部长命令那些辖有大城市的区的军事首长绘制军事地图，以便在进行巷战时可以实行机动。
　　国内战争将把人类从国际战争中拯救出来，后者是由于资本和劳动工具集中在资本家手中而引起的。
　　社会主义工人党在纽约发行的《每日人民报》指出，“象梯尔曼、比乔洛和魏兹这样一些头面人物所发表的这些嗜血的演说具有征兆性意义，预示着未来的国家充满着深刻的动荡，阶级斗争和种族斗争以及国际战争在资本主义面前提出一项不可能解决的任务。在资本主义制度的范围内谋求解决这一任务，就如同想要消灭资本家阶级一样，是办不到的。只有社会革命才能解决这一任务。”

第二章商品生产的工业组织

（一）中世纪的行会组织

　　商品生产（生产产品不是为了个人消费，而是为了出卖和获得利润）在发展成为美国佬所说的托拉斯体系（trust-system）之前，在工业组织上曾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化。托拉斯本身（除了石油托拉斯以外）虽然只有十五年的历史，但已发生了一定的演变：由几个互相竞争的工厂主为了行动一致和消除竞争而签订秘密或公开协议的初期形式，发展成为一种科学的生产组织，在一个或几个工业部门实行垄断，以适应资本主义封建制的利益。
　　托拉斯体系取消竞争，毁灭资本家的个人自由，把生产集中起来，并把我们重新带回到某种行会性质的生产组织。新近组成的托拉斯称为公司（Corporation）。虽然这种体系使科学家疑惑不解，并使一些聪慧的经济学家和其他学者大伤脑筋，但是它毕竟是商品生产的合法产儿，是商品生产进化发展的结果。为了着重指出工业现代组织形态的显著特点，有必要对中世纪的工业组织形态略加考察。
　　中世纪的行会是一种工业组织，它旨在对生产作出严格规定以消灭竞争。这种体制导致所谓民主的生产垄断组织的建立，而该种组织则是有利于参加行会的手工业匠人的。
　　为了使某个手工行业能养活自己的全部工匠，行会对有权在城市里从事这门手工业和开设店铺的手工业者的数目加以限制。为了保证真正民主的平等，行会还限制雇用帮工和学徒的数目，规定他们应得的最高工资额，规定接受加工的原料的数量和质量，规定他们能使用什么样的工具，同时禁止使用新工具并不准对旧的劳动工具实行任何改进。一句话，一切规定都经过周详的考虑，为的是不让任何一个工匠获得压倒自己同行的优势。
　　有权进入任何作坊的工头有责任监督这许多规章的切实执行，因为这些规章保障每个工匠享有与别人同样的生产和出售产品的条件。
　　平等和民主精神曾经对中世纪的手艺工人起过鼓舞作用，这种精神在1861年战争以前的美国法令中还能找到其具体表现。这个时期的法令限制工业和商业公司的资本，为的是防止它们过分强大，多斯·帕索斯在自己的证词中指出这一书实，接着补充说：“但是这种带有限制性的法律，在1861年以后就从所有真正‘商业州’的法律中删掉了”。
　　行会制度在中世纪的一定时期内曾保持完全不受侵犯的状态，如今却丧失了自己那种严格的完整性了，特别是在发现美洲之后，在那些由于自己的地理位置和政治地位而业已成为商业和工业活动中心的城市里，就更是这样。行会对生产的种种规定虽已被破坏得残缺不全，却仍被继续保存下来，只是当初中世纪手工业者的那种平均主义的宗旨已经不复存在了。这些规定对于工业上的一切进步成了不可克服的障碍。在法国，自1739年大革命前的一个多世纪以来，人们就不断要求取消这些限制性的规定，但是直至爆发这次大革命才被最终废除。
　　宣布工商业享有完全的自由，那些控制工人人数、劳动工具数量、原料和成品的手工业行会消失了。每个企业主这才有可能不受他人影响，完全按照符合自身利益的作法去办事，想在哪里开设作坊就在那里开设。制造产品的数量和方法都由自己随总决定而不受任何限制。以前工业家为了谋取生活资料团结互助，如今这种和衷共济的精神已为竞争所代替，彼此互相敌视互相拆台。人人为己这句格言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伟大原则。这句格言本是基督教的基本原理，因为每个基督教徒只能自己拯救自己的灵魂，而并不关心其父母和亲友的命运。^[9]
　　有组织的工业生产让位于工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开始时，行会组织阻止竞争的出现，到后来，行会组织就同竞争进行斗争了，按照经济学家加尔涅的说法，竞争是资本主义制度的“规律和先知”。
　　竞争在工商界引起无休止的残酷斗争。竞争被宣布为最高统治者。人们赋予它以神秘的性能，把工商业的发展、生产工具的改进、商品价格的降低和质量的提高、改善工商业和金融事业的活动方式以及为人类幸福所从事的一切创造性工作，统统归功于它。
　　但是我们看到，这种竞争一方面是所有生产事业、商业和资本主义道德的必要条件，同时它又必将在发展中毁灭自己。它在促进资本集中的过程中必然导致工业组织的托拉斯化，而托拉斯的消灭竞争，有如以前行会组织消灭竞争一样，是同样有效的。

（二）资本主义生产的集中组织

　　对于一切国家的资产阶级来说，工商业的自由和竞争是生产和交换的必要条件。
　　正因为托拉斯在建立垄断的时候破坏了这种自由和竞争，美国的资产阶级才谋求用法律来遏制和阻挠托拉斯的产生与发展。
　　但是资产阶级早就不得不制订法律来保护这两个永恒的神圣原则，使之纯洁无瑕。资产阶级只有依靠这些法律才能维持这些原则的力量。
　　竞争粗暴地愚弄了这种天真的轻信，因为它一出现就意味着那些对它盲目崇拜的资产者自身的灭亡。竞争的存在本身要求不断减少竞争者的数目、缩小争夺的场地。拥有大量资本的企业主掌握着优良的机器，他们机敏灵活，比别人更善于剥削雇佣劳动，他们最没有良心，赝制产品和欺骗顾客的本领最高，——市场一旦被他们独占，他们的竞争者只有破产，变成无产者。
　　在那些一百年前曾有过成千纺织工场、细木工作坊、制鞋工场和其他各种作坊的地方，如今只有十来个工厂和制造厂，这些工厂把原先分散在该地区各处、属于成千上万小生产者所有的劳动工具，集中在其宽敞的厂房里。
　　因此，在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这一过程中，以及由于这种无政府状态，造成了工业的集中。一些大工厂利用其拥有的财产和销售地区使成千的竞争对手破产之后，竞争继续在大工厂之间发挥作用。但是在象冶金、炼糖，采煤等这样一些工业部门里，竞争者的数目已被竞争压缩至最低限度，这时又出现另一种倾向，就是通过调节生产和规定销售价格来节制竞争的作用。
　　在过去，资本主义生产为了本身发展的需要而摧毁中世纪的行会组织；近五十年来，它又力图恢复这种组织，不过，却是按照另—种方案予以恢复。现在，当资本主义正在演变到它的最后阶段时，两项永恒的原则——即工业的自由和个人的自由——所起的作用，好似资本主义赖以逾越过渡阶段的一对拐杖。在过去，资产阶级打碎了使农奴依附于土地和领主的封建锁链，其目的只是为了使农奴屈服于资本主义的压迫；它摧毁了束缚生产和交换的行会制度，也只是为了让人数越来越少的少数资本家能随意支配生产和交换。
　　大企业家为了削弱那损害他们利益的竞争活动，彼此订立秘密合同，规定商品生产和销售的条件；这样的契约在美国称为“联营”（Pools）、“联合企业”（Combines）等等，在德国称为“卡特尔”（Kartells），在法国称为“生产者的辛迪加”（Syndicats de producteurs）等等。破坏契约者被课以罚金，金额往往很高；为了使合同得到保障，常常要求订约各方交出期票，即使破坏合同的某一条款也有被没收期票作为罚款的危险。生产要受监督。按照铁钉工厂主的合同规定，特派视察员有权随时访问工厂，检查帐目和审阅联营组织成员的通信。但是不管采取什么样的预防措施，也不管罚款多么重，只要有利可图，就有人公开或秘密地破坏合同，这样的事屡见不鲜。
　　为了预防生产过剩危机，曼彻斯特的纺织厂和织布厂厂主不止一次地试图通过协商来缩减生产。但是工厂主们在五十年前就放弃这种做法了，因为他们常常发现一些背信弃义的联盟者乘机加强生产，给那些老老实实履行诺言的厂主带来巨大损害。工厂主认为，防止市场商品泛滥的唯一方法是工业企业同盟歇业（Lock-out）或者是人为地引起工人总罢工。
　　M·H·巴布莱^[10]断言说，法国是最先走上组织联营道路的国家。1840年，圣亚田的几个煤矿主联合组成采煤工业公司，以图缓和竞争和提高煤价。他们想把不属于卢瓦尔煤田范围的几处煤矿的矿主吸收进自己的辛迪加，这一意图受到了猛烈的攻击。1852年10月24日的法令禁止联营采矿。法国东部的盐场主为了减缓生产过剩和提高过分跌落的价格，于1854年组成辛迪加。1893年这个辛迪加进行了改组。1881年，各人寿保险公司制定了共同的保险费率；根据共同的协议，各公司所收的保险费都不得低于这个比率。北部地区的玻璃工厂厂主和隆维的冶金工厂厂主也达成了一项协定，这项协定在某种程度上制止了竞争的活动。参加协定的工厂不得直接接受不符合约定条件的定货。所有定货单都要送到专设的管理处，由它按照约定的规章分配给各工厂。
　　但是所有这些联营、卡特尔，企业主之间秘密或公开的合同，都没有给工业组织带来任何变化。每一个签订合同的人仍然是自己企业的主人，照旧独立经营，自负盈亏。除此之外，他可以废除甚至违反合同，这是他的权利。因此显而易见，所有这些合同发生作用的时间甚至在最好的情况下也是极其短暂的。一旦达到了既定目的，合同就会失掉一切意义，而一度停止其破坏活动的竞争，就又重新象过去那样起作用了。
　　相反地，托拉斯却是一种全国或者甚至是国际的经常性的工业组织，它把集中化推进到最大限度。
　　托拉斯不是一种新的个人企业，也不是某种靠挤垮竞争对手取得飞速发展而逐渐建成的个人企业；托拉斯是相当多的一些彼此不断竞争的公司的联盟，或者更确切些说，是这些公司的合并（amalgamation）。在这方面堪称行家的查·施瓦伯给托拉斯下的定义是：“由公司组成的公司”。资产阶级的才智之士宣布说：“竞争是工业的生命”。而托拉斯却回答说：“竞争越少，就越繁荣。”
　　当一个企业主参加托拉斯的时候，他就把自己的工厂连同自己的顾客都交给了它，而把后者完全放弃了。工厂还可以保留本厂厂主的名字作为商行的名称，但管理权已不在厂主的手中，也不在他的代理人手中（如同英国的联营、德国的卡特尔和法国的辛迪加的情况那样），而是转到了托拉斯的董事们手中。这些董事可以根据需要或者扩大某一工厂（假如它设于有利的地点）；或者缩小，有时甚至完全停止其生产（假如它的费用太大或者不适应新的生产条件）。由八十家酒厂合并而成的威士忌酒托拉斯在创办时的头一件事，就是关闭其中的四十八家厂，而只经营十二家厂。但是这十二家厂生产的威士忌酒却比以前八十家厂生产的总和还要多。这家托拉斯的产品占美国威士忌酒总产量的百分之七十五。糖业托拉斯也是这样做的：它只利用合并前四分之一的工厂，但这四分之一糖厂的产量却同全部被合并工厂以前产量的总和相等。
　　石油托拉斯（美孚石油公司）和糖业托拉斯的董事是受托管理人（trustees），也就是说这些人享赋予他们的酌情处理各种事务的决定权，可以不受控制地管理这些联合企业和给所有主分配利润。这种最初的管理形式遭到强烈的攻击，因此受到薛尔曼法即反托拉斯法（Anti-trust law）的取缔。该法令规定托拉斯也必须服从其他股份有限公司所必须遵守的接受监督和业务公开的条件。
　　托拉斯用一个统一的行政管理机构来代替参加托拉斯的为数众多的工厂的行政管理机构。这个总的行政机构规定价格，签订原料、燃料等供应合同，规定储备品的生产，把定货集中起来再分配给那些完成任务最好、时间用得最少、运输费用最低的工厂。参加托拉斯的所有企业不再靠损害其他企业获得本身的发展了，而是彼此紧密联系，互相保障利润，共同承担亏损。
　　托拉斯不限于把同类企业置于统一管理之下，它还吞并为其所需的其他生产部门。例如钢铁托拉斯同时占有铁矿和煤矿，以便给自己的高炉供应原料；占有苏必利尔湖上的船队，以便运送矿石和燃料；占有铁路，以使运输自己的商品。
　　完成组建的各托拉斯倾向于结合为一体，力图建立一个囊括全国一切生产部门的组织。因此出现了这样的情形：拥有过多利润的托拉斯拿出其中的一部分用以发展其他托拉斯。石油托拉斯在促成钢铁托拉斯和海洋托拉斯之后，每年还向各种各样的企业投入好几个亿。本年（1903年）初美国制糖公司和统一烟草公司公布的资产负债表表明，这两家公司都收买了其他工业部门的资产，前一家购买了二亿二千七百万法郎，后一家购进了二亿五千八百万法郎。因此，大托拉斯都对较小的托拉斯的行政管理施加影响。由于在托拉斯的理事会里几乎总是碰到同一伙人，这就证明已经产生了一个资本主义总指挥部了；这个指挥部力图使美国全部有组织的生产都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联营和卡特尔的组织者是企业家本人，而托拉斯的组织者则是与工业没有直接关系的金融资本家。这是两者的区别所在。单单这一点就已表明，我们正处于商品生产的新时代，这一新时代能完成自己的巨大转变，首先应归功于同本行业无关的人。例如，在十八世纪，兴办工场（这些工场逐渐实行劳动分工，采用蒸汽和工作母机）的不是手工业行东，而是同印度经商致富的商人。铺设铁路的倡议不是出自公共马车公司的经理，而是出自金融资本家。
　　金融资本家在决定组织托拉斯之后，再邀请那些他们认为值得重视的企业主参加，而向那些拒绝入伙的企业主展开攻势。参加托拉斯的工厂主需对自己的工厂和平均销售额作一估价，据以获得现款，而更普遍的情况则是获得该托拉斯的股票和债券。在后一场合，所获股票和债券的价值一般均比通常所值定得高一倍，无怪乎美国人说，资本“是掺了水的”（Watered）。因此，托拉斯资本的名义价值常常高于实现托拉斯化的企业的真实价值。资本的这种“掺水”使托拉斯的组织者和托拉斯证券的持有者有可能在公开出售其证券时大发其财。摩根及其财团组织钢铁托拉斯只花费了十亿，却用这笔资本获得了一亿二千五百万的利润。那些在财产上蒙受巨大损失甚至被托拉斯害得倾家荡产的工厂主和证券购买者一旦发现自己受骗，不免对金融资本家的这种“掺水”行为义愤填膺。对资产者来说，“德行”只能是欺诈与诓骗，而欺诈正是发财致富的手段，因此这时资产者如果郑重要求其同行遵守道义，简直是笑话。这种将资本估高（sur-capitalisation）的方法正是托拉斯获得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几曾见过商人和工厂主为了道德而拒绝把自己的资本增大一倍呢？即使因此而把自己的亲爱的同胞掠夺得精光他也不会拒绝的。
　　实际上，托拉斯创造的只是比个别大型工业企业更完全和更发达的集中化的工业形式。托拉斯获得完全成功必须以已经相当集中的企业实行联合为前提，这些企业的建立需要大量资本；例如铁钉托拉斯之所以遭到覆灭，是因为建立一个能支持同它竞争的工厂，有五万法郎便足够了。此外，托拉斯还必须拥有充足的资金，以收买自己的敌手或者以较低的价格抛售商品使其破产。最后，托拉斯获胜还必须具备一些特殊条件，例如优惠的铁路运费、保护关税、发明的专利权等。从1890年到1896年期间，美国资本家受到美孚石油公司和其他类似公司获得成功的鼓励，开始着手组织托拉斯，比法国人更为狂热，但对于建立和发展托拉斯所需要的条件却漠不关心。正是由于缺乏这些条件，加上资本“掺水”和难于找到能胜任管理这种庞大复杂企业的人材，使得许多托拉斯遭到失败；经理们在交易所里倒卖其托拉斯的股票，指望借此来提高本托拉斯的价值（这是美国的法律所允许的），招致了其托拉斯的彻底破产。这些屡见不鲜的失败使得许多人，包括法国的经济学家，都认为托拉斯的存在也象联营的存在一样，是短命的，注定要在其自身沉重负担的压力下覆灭。但正如1902年12月31日《纽约论坛报》所指出的：“这些托拉斯的垮台，不论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引起组成托拉斯的工厂和商行的破产。”新的托拉斯收拾起残局继续经营，并从以前所犯的错误中吸取教训。老的托拉斯产生新的托拉斯，因为其中一家获得成功便会迫使它的竞争者联合起来组成反托拉斯和它对抗。假如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其中任何一家都不能压倒自己的敌手，大家就停止这种代价高昂的竞争而组成新的托拉斯，从而把双方都溶合在一起，规模比旧的更大。
　　某些托拉斯的失败并不证明工业不可能实行托拉斯化，正如铁路发生事故不能证明不可能在铁轨上安全利用蒸汽机车牵引行驶一样。由于节约和科学的集中化，使得顺利渡过最初危机时期的托拉斯获得了巨额的收入。因此，尽管遭受重大的失败，尽管招致人们的忿恨，以及在法律上受到各种压制性措施的威胁，托拉斯的数目还是有增无已，或者更确切些说，已经有所增加，因为很难指望在1903年一年之内就会增加很多。问题在于托拉斯已经席卷了几乎所有的美国工业和吸收了几乎所有的闲散资本。不过，这也并不妨碍小公司数目的明显增长。这些小公司中的一部分是某些企业主创办的；因为他们的工厂已被托拉斯买去，而他们又想找一个投放其资本和利用其闲暇时间的场所。但是它们当中的大多数都是试验性的公司（Sociétés d’essai）。某铁路想买一个矿场，但不知道它究竟有多大价值，或者某大托拉斯准备在市场上出售某种新商品而没有把握，它们都宁愿把这些业务直接交给为此目的而创设的小公司去经营。假如矿场是贫矿，或者商品滞销，它们就让小公司停业，不过损失几千美元就可了事，却不致因此而使自己信誉扫地。反之，如果矿场有利可图或者商品畅销，它们就把新的部门纳入自己的托拉斯，并把它们的成就归功于自己。
　　假如在1903年不能建立许多新的大型托拉斯，地位巩固的老托拉斯将会大大发展起来，接二连三地把一些独立的、处于它们范围之外的企业吞并进来，同它们一起组织某种类似钢铁托拉斯——美国钢铁公司——那样的由托拉斯组成的托拉斯。
　　下文介绍的几个典型托拉斯，将有助于读者了解它们的组织状况和弄清托拉斯体系的概念。

第三章某些托拉斯的历史

（一）石油托拉斯

　　报纸上不时在叫喊，似乎美国正在准备进行一次反托拉斯的立法讨伐，众议员、参议员、法官、总统和新闻记者都已磨刀霍霍，跃跃欲试。于是欧洲的公众就以为托拉斯的末日即将来临。他们认识不到：由于托拉斯巨头在工商业资产阶级中间引起的经济损害和破产，产生了人数众多的不满阶层；这些阶层认为，由这些资本巨人所组织的资本主义世界，已经不再是世界上最好的制度了。美国的政治家，千方百计想博得人民的信任，就大喊大叫反对起托拉斯来。他们利用这种叫喊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远比法国的民族主义者利用自己的爱国主义或饶勒斯利用自己的为“正义”和“为共产主义理想”服务的口号所获得的成就要大得多。所有这一切，都是十足的废话。
　　看一看美孚石油公司（石油托拉斯）的发家史，就可以使读者对政治家们的所有这些叫嚷作出正确的评价，了解自由民主共和国的资产阶级在组织托拉斯时敢于干出何种勾当。
　　亨利·德·劳埃德在其著作《财富反对联邦》一书中搜集大量资料，论述了这个“托拉斯之父”——美孚石油公司——的产生，它的欺诈和犯罪行为，它对自己的竞争者发动的无情战争，以及它同司法当局和行政当局进行的斗争。他所引用的事实似乎难以令人置信，但却是丝毫不容怀疑的，因为作者是从官方的调查材料中摘引来的。^[11]
　　石油时代，象美国人所说，大约开始于1860年。开采石油成了美国资产阶级的理想。几万个资产者涌向石油区。宾夕法尼亚人开始动手钻井，取出宝贵的液体并使之净化。金元象雨水一样从天而降。事情进行得十分顺利。正当投机热潮高涨的时候，在这个石油王国中却突然爆发了1872年的破产。结果表明，许多企业的破产都是由南方改良公司引起的。这家公司在普遍破产中靠牺牲别人得到了繁荣，它是由十二个冒险家在约翰·洛克菲勒的领导下创建的。这些石油工业家毕生都没有开出过一升石油，只是由于点灯才认识了煤油；在他们中间有一个新闻记者、有几个服务于银行界的律师、有一个出售棉花的经纪人和一个糖厂老板等。在1870年，这家公司的资本估计约为五百万法郎。
　　这些资产阶级强盜，其中“任何一个人都不曾在石油区住过，不曾拥有过一个油井和任何一小片油田”，但他们却控制着石油的开采和提炼。他们不仅攫取了向消费者出卖石油的专利权，而且还攫取了向生产者规定出售价格的权利。生产者不得不服从于他们的旨意。例如洛克菲勒及其一伙曾与宾夕法尼亚铁路局签订合同，规定铁路管理局必须对那些不愿把煤油卖给南方改良公司的石油企业主加倍收取运费，必须对运费率作出种种必要的调整，使之有利于该公司，同时还要监视它的敌手的一切活动。
　　既然商业变成了向生产征收贡品的手段，洛克菲勒一伙就显示出相当高明的经商手腕，他们掌握了为运输石油服务的铁路、运河和航运线；因此，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向生产部门课税，最后又通过石油的提炼完成了这一抢劫性体制。由于刚出钻井的石油不能使用，所以石油企业上必须自己提炼或者卖给炼油厂；因此，擭取了这些工厂的洛克菲勒及其同谋者就变成了局势的主宰者。不久以前，在德克萨斯发现了一个蕴藏丰富的石油矿。洛克菲勒公司既不去收买产油地段，也不去开采，而是在波蒙兴建了一个产量为二千万公升的炼油厂，专门用来提炼别人开采出来的石油。美孚石油公司每周根据市场情况给新开采出来的石油规定价格，使生产者只获得最低的利润。石油企业主们不得不服从它的旨意，因为他们不知道把原油放在那里好，而保存原油也远非是没有危险的。美孚石油公司不从事油源的勘探，因为勘探油源要冒风险，可能会遭受巨大损失；公司宁可把这件事慷慨地让给承包人，后来他们看到有利可图，又从承包人手里收买油井，其价格使他们不致失去对进一步勘探的兴趣。
　　南方改良公司（美孚石油公司的前身）的冒险家们，进行残酷的战争以反对独立生产者。而且他们是不择手段的，武装进攻，用甘油炸弹炸毁作坊和工厂，火烧井架——所有的招数都使出来了。审讯结果表明，宾夕法尼亚铁路曾用自己的特惠运费率帮助了这家公司。独立生产者支付的石油运费要贵一倍；多收的运费的百分之五十落入了石油大盗的腰包。据一个见证人说，把一吨石油送到波士顿每公里要付运费一法郎二十五生丁，而美国铁路平均运费每公里只收二生丁。事情还不止于此，铁路还拒绝给独立生产者提供槽车，因此他们不得不把石油装进大铁桶。但这样也不行，因为铁路局拒绝在普通车厢装运大铁桶。
　　在审讯期间揭露出来的各种丑闻迫使政府实行一种各州都必须遵行的、旨在取缔特惠运费率的商业法。法律虽然颁布了，但一切依然如故。新的法律规定，违反者要受罚和坐牢，但实际上只有过一个判例，受罚的是一个近海航船的船长，因为他竟敢给一条铁路的货载规定高于正常的运费率。
　　在铺设地下油管把煤油引入运油火车和运油汽船之后，类似上述的情况又重演了，而且愈演愈烈。这种输油管落入了石油托拉斯之手；独立的石油企业主组织辛迪加来铺设新的油管。于是南方改良公司就组织了一批流氓无赖，发给他们左轮手枪和文柴斯太尔式来福枪，专门用来对付铺设油管的挖土工人，并且用铁钩把埋入土里的油管拉出来。甚至连大炮也用上了。爱好和平和笃信基督的资产阶级通常总是用暴力来对付工人和没有文化的民众，如今暴力却被石油托拉斯用来反对自己的同伙——资产者了。
　　把生产夺到手以后，石油托拉斯就赶紧把它的车轭套在零售商身上。为了迫使小商人只能出售美孚油，公司就降低价格把煤油卖给这些小商人的竞争者；假如这样还达不到目的，它就在不肯屈服的那个小商人的店铺旁边开设自己的小商店，并将全部商品按低价出售，直到对手被完全搞垮为止。公司甚至有自己的警察，用来监督小零售商按它规定的价格出售煤油。
　　石油战争绵延达三十年之久。法院的讼案一个接着一个，由参议院、众议院和由宾夕法尼亚州、俄亥俄州、纽约州以及其他各州立法机构所任命的审讯委员会，也接连不断地进行审讯。托拉斯总是打赢官司。它收买了对方的法官和律师，嘲弄审讯是空洞的形式。没有什么比美孚石油公司经理对审讯委员会提出的问题所作的回答更有代表性了。
　　“你们的公司叫什么名称?”
　　“只有上帝知道，”——托拉斯的一位秘书说，“我不知道……它没有固定的名称”。
　　“铺设油管花了多少钱？”
　　“不知道，”经理之一回答说，“我只有一次访问过石油区。我在这方面没有实际经验……八年来我从来没有注意过这件事的详情。”
　　“我不熟悉公司的会计，”另一个经理回答说，“我只管规定股息的事。这是我的唯一职责。”
　　“你有没有出钱贿选？”
　　“我们常常津贴当地最强的政党：在这个州津贴的是共和党；在另一个州则津贴民主党。”
　　“公司在哪里开会？”
　　“我不知道。”
　　“你们有几个经理?”
　　“不知道。”
　　一个经理在法官要求他讲出他所领导的托拉斯的周转金（精确度为亿）的数字时，他回答说：“我一点也说不出来。我们没有记帐。我们的公司是建立在互相信任的基础上的。帐目都写在纸片上，谁也不保留。”
　　纽约立法机构的审讯委员会在其报告书中作出结论说：“这个秘密组织的事业及其活动的性质是很特殊的。它的经理拒绝对此作出说明，拒绝讲出它的活动的细节，因为担心这样做会暴露他们的犯罪行为。”
　　纽约和俄亥俄的立法机构赞成封闭石油托拉斯，“因为它组织起来的宗旨是同我们的立法精神相违背的……它力图在国内建立垄断，这就使它有可能随心所欲地控制生产、规定价格和消灭竞争。这样的公司是同我们的法律精神相违背的，——因此应当解散它们”。
　　封闭的命令是在1892年颁发的。美孚石油公司实行停业只是为了稍微改一改名义，又用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的招牌复业。为了消除政府方面的这些滑稽可笑的挑剔，它装模作样地把自己的正式驻地搬到完全置于托拉斯组织者的影响之下的新泽西州去。
　　禁令不仅没有停止反面加速了托拉斯的发展；股息以前规定为百分之十二，现在则增加了二倍至三倍。在1897年，股息总额达到一亿五千七百万，1901年达到二亿四千万，1902年为二亿二千五百万。据说，经理之一洛克菲勒一年的收入位一亿二千万。而德雷克上校，宾夕法尼亚油源的开发者，如果不是有几个朋友用募集来的一笔不大的款子支持他，早就饿死了。^[12]
　　在钢铁托拉斯组成以前，石油托拉斯是美国最大的托拉斯，它统治着全世界的石油市场。据说，它同那个由路特希尔德在财政大臣维特协助下组织起来的俄国石油托拉斯汇合为一。无论如何，这两个托拉斯共享欧洲和亚洲的市场，共同规定煤油的价格。^[13]不久前组成了一个新的石油托拉斯，资本为一亿，它是由俄亥俄、宾夕法尼亚和弗吉尼亚的十五个石油工业企业拼凑起来的。这个托拉斯并没有故意要同美孚石油公司竞争，也“不想争取在煤油市场上占据领先地位”。很可能它现在已同老的托拉斯达成协议，否则后者是会在不久的将来把它吞并的。
　　石油托拉斯控制着设在北美洲主要城市以及设在卢昂、马赛和其他法国城市的石油提炼工厂，控制着宾夕法尼亚、俄亥俄、弗吉尼亚、肯塔基和得克萨斯的石油油井和长达一千三百多公里的地下管道，每一百二十公里都安装有强力油泵，供抽送石油之用。全部石油生产的百分之六十五，即约九十亿公升归它所有。它的运油船队把经过提炼的石油运往世界上几乎一切国家。它把制造油桶、洋铁罐、煤油灯和煤油炉的一些小型工厂合并到自己的工厂里。它还修建了化学工厂来加工那些炼油时得到的、在小企业中只会白白丢掉的副产品。托拉斯把一切都利用起来：它利用废料作燃料。生产石蜡和润滑油，是石油托拉斯最有利可图的业务；它同铁路局签订合同承包全部活动机体的润滑工作，为此它还供养着一批自己的润滑工。
　　石油托拉斯财富的积累过程是累进的，不由自主的，象马克思所说的那样。托拉斯参加者的巨大利润超过了他们的需要，因而每年都有余额，约达二亿五千万之多；经理们又把这些钱拿去购买其他企业的股票，这就更加促进了他们利润的增长。
　　石油托拉斯又插手控制为石油工业区服务的铁路，它还拥有其他铁路公司的大量股票，这就使它有可能对铜、铁和银矿石、煤、柴薪、树脂、佛罗里达的水果、西部的粮食和南部的棉花收取高昂的运费。在一切有大利可图的工业部门都建立起了托拉斯。它的资本投入电报线路、瓦斯工厂、电车、铸钢工厂，造船厂、美国和加拿大的铁矿场、建筑用土地、佛罗里达疗养地的大旅馆等等。据说，这个托拉斯现在花了二千五百万从加斯帕尔·奥肖阿将军手中买得波波卡特佩特尔火山（在墨西哥中部），打算在那里修筑缆索铁路，以便大规模开发该地埋藏的硫磺矿。
　　石油托拉斯与摩根联合起来组织钢铁托拉斯和海洋托拉斯。
　　只要哪里能窃夺工人阶级，托拉斯就在哪里出现和起作用，这要比基督教的上帝更灵验得多。
　　石油托拉斯的垄断是无可置疑的事实。对此，托拉斯的任何一个敌人都不想争辩，正如资本主义国家中经常发生的那样：那些破产了的和弄穷了的石油工业家在1872年曾要求将洛克菲勒以及他的南方改良公司的合伙人流放去做苦工，现在就是这个洛克菲勒及其同伙人，由于抢劫了数不清的财富而成了资产阶级社会里最尊贵和最受敬爱的人，成了被一切政党的政客，各种宗教信仰的牧师和各种各样知识分子阿谀谄媚和顶礼膜拜的对象。

（二）烟草托拉斯

　　今年（1903年）年初，德国吸烟者在烟叶盒里和雪茄烟盒里发现了如下的传单：

　　“本商标属于一家始终拒绝为美国金钱收买的商号。您的责任是不要允许美国人在德国国土上奴役德国人。德国人，你们要始终忠于我们的旗帜！假如你们不想让成千上万德国人的工资被剥夺的话，你们就应当只买德国工厂制造的香烟。”

　　 美国烟草公司——美国烟草托拉斯之一——也侵入德国了。几个月前，它侵占了自尊的阿尔比昂，^[14]现在又不失时机地想要侵占威廉的帝国。^[15]这个托拉斯在这里釆用了曾在英国和美国获得相当成功的那种策略。这个策略就是收买该国一家或几家最大的工厂，通过对商人降价和给顾客发各种各样的奖品（从拔塞器到大钢琴和卡车）等办法，向其他的工厂宣战。
　　美国的烟草托拉斯（美国烟草公司）在英国收买了奥格登商行，以保证自己在侵夺不列颠群岛的事业中有巩固的基地。三十家英国大工厂组成辛迪加来保卫本国的工业。但是靠降低并赠送合乎英吉利海峡彼岸吸烟者口味的奖品来进行竞争，造成了如此巨大的亏损，以致烟草的爱国者不得不屈服，并加入了托拉斯。这个托拉斯为了永志自己的胜利和突出自己的国际性质，就采用了英美烟草联盟的名称。这个联盟拥有国际托拉斯股票的三分之二。
　　英美托拉斯在德国较大的烟草工厂所在地德累斯顿建立起自己的大本营。它收买了耶斯迈济商行；照它自己的说法，这是它目前所占有的唯一企业。托拉斯用美国最新式的制造雪茄和卷烟的机器来装备这家工厂，现在又在玩弄降价和发奖的把戏。据说，这家托拉斯花了一笔巨款保证自己得到在柏林拥有五十多家烟草商店的沃尔弗和莱塞尔方面的支持。
　　德国的工厂主们，在原料被托拉斯大批购去的情况下，感到获得原料的困难，就仿效英国人的先例，同一些大商人联合起来，组成“德国烟草工厂联合会”。它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普鲁士内务大臣和萨克森的商业大臣请求帮助；前者建议不要把工厂卖掉，后者则答应考虑制订保护这些保护工厂主的法律。
　　但是他们又能做些什么呢？如果石油托拉斯或烧酒托拉斯使用枪炮和炸药，那末有产者请求政府保护，用以对付它们的暴力行为，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英美烟草托拉斯所用的斗争方法却完全是另一种性质的。降价、发奖、依靠巨额资本、改良机器设备以及使这一工业部门国际集中化而降低生产成本，所有这些方法都纯粹是资产阶级的办法，这些方法再好没有地适合于自由竞争的原则，也再好没有地表现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内在的和永恒的正义了。于是德国的大臣们束手无策地眼看着他们亲爱的同胞的破产，而当一切都已完蛋时，他们就说一声：“阿门！”而威严的达达兰^[16]则在坟墓前发表浪漫主义的演说。不过，很可能是政府充当了第三个强盗的角色，它想要利用这一机会来实现萦怀已久的梦想：对烟草制品的生产和销售实行国家垄断。德国烟草工厂主的命运就这样决定了，他们要么被自己的敌人吃掉，要么被自己的保护者吃掉。前景是不美妙的！
　　普鲁士的商业大臣缪勒尔想要表示自己如何关心他们的命运，2月份在不来梅所作的演说中呼吁德国商业家组织起来，以便象大地主一样在政治上和在议会中获得影响。他说：“德国要想保持自己在商业和工业上的优势，就应当采用自己最大的敌手——美国——的方法。辛迪加、托拉斯、普遍实行集中，这就是现在商业成功的秘密。德国应当发展自己的完整的辛迪加体系，这个体系的不可避免的缺点，与其靠法律还不如靠文明的社会舆论来加以纠正，后者能对这些巨大的工业组织的经理起解救作用。”
　　普鲁士的大臣想，“金钢石只有用金钢石来切割”，因此建议组织德国的托拉斯来同美国的托拉斯对抗，而美国托拉斯在进入德国土地之前就已经在国际市场上给了德国工商业以沉重的打击。德国的电机工业懂得了这个必要性，现在已在柏林组成托拉斯，把“西门子和哈尔斯克”公司同舒凯特商行和其他两个电机公司联合了起来，——后两个公司还在去年12月就已实行合并了。“组织托拉斯！”很快即将成为欧洲生产部门的口号。英国和德国已经采纳它。《华尔街日报》说，1902年在德国已经有三百八十家托拉斯。
　　可是这一切并没有妨碍经济学家坚持自己关于托拉斯末日即将来临的预言，尽管托拉斯一方面使工业集中化，一方面开拓了由社会规划生产的远景，也就是按照社会主义学说使生产资料和生产品同社会的需要相适应。既然经济学家先生们的科学不能否认托拉斯的存在，于是在承认自己破产这种可怖局面面前，便不得不力图论证托拉斯是短命的。但是就在这个时期，托拉斯却向深广两方面发展了。这件事本身恰恰暴露了经济学家先生们的科学是完全无用的。这算什么科学？自然科学研究自然现象及其力量的相互关系，目的是使它们为人类服务。相反地，经济科学却把绝对不干涉经济力量的运动看作是基本的原理，它甚至在将来也不想对经济力实行监督和管理。因此，人类虽然曾经征服和驯服了自然界的可怕和盲目的力量，对他们自己所引起的经济力量却只能毫无怨尤地恭顺服从。全部问题就在于：自然力的制服有利于资本家发财致富，而使经济力服从于人类却剥夺资本家剥削雇佣劳动的可能。此外，问题还在于经济学家也要拿自己的知识去为资本家阶级服务。
　　可惜德国的烟草工厂主并没有采纳普鲁士大臣的良言规劝。其中许多人因预感到悲惨的结局，纷纷把自己的工厂以现金或通过托拉斯股票出让给英美烟草托拉斯。但这些外来人却对这种交易并不特别感兴趣。他们期望着同某些大工厂主达成协议；到那时候就很容易决定，到底是用低价去收买第二流的工厂，还是用竞争把它们压垮较为有利。
　　占领德国之后，英美烟草托拉斯就着手去占领荷兰、比利时和其他欧洲国家。在这些国家里，烟草生产还没有变成国家的垄断事业。1月25日，从伊斯坦布尔发给伦敦一封电报说，该托拉斯已同土耳其政府达成一项获得土耳其几乎全部烟草生产的协议。不久以前，传闻“菲律宾烟草公司”行将并入该托拉斯，这家烟草公司除了栽植和收购烟草、制造和出售烟草制品外，还从事工业、农业、交通和银行业务活动以及不动产的交易和收税。这家公司是1881年创建的，它的资本达七千五百万比塞塔（西班牙本位币名）。
　　侵占欧洲并没有消耗托拉斯的精力到忽视自己祖国的地步。它在美国也日益扩大和增加自己的财富。报纸经常报道说，它把所有生产鼻烟、咀嚼烟草、纸烟和雪茄的新工厂都纳入了自己的怀抱。
　　烟草托拉斯把重担加在种植场主的身上。这些种植场主抱怨说，自从托拉斯建立之后，烟叶的价格不断降低，使得种植无利可图。现在他们联合组成公司来对付托拉斯，以便达到提高价格的目的。可是希尔比郊区农场主在这方面所做的可悲试验未必能支持他们的决心。这些农场主约定不按托拉斯规定的价格出卖烟叶，而在希尔比和路易斯维尔组织集市，把烟草的收购业务都集中在那里进行。据农场主推测，托拉斯的代理人和独立工厂主一定会到那里去购买烟叶，因此出卖者就有可能只售给肯出高价的人。在规定的日子里，工厂主和托拉斯的代表果然到现场收购，但当他们了解到市场的情况以后，决定什么也不收购，这就使得供过于求。由于托拉斯是这样一个大买主，只要它停止收购就会引起落价，独立工厂主想利用这个机会出很低的价钱，以致种植场主拒绝成交。最后他们不得不亲自把货送进托拉斯的商行，还是按照托拉斯规定的价格出售烟叶。
　　种植场主准备向托拉斯宣战，因为正如康涅狄克州烟叶种植组织的首倡者赫伯特·迈伊里克所说，“在不久的将来，托拉斯就会使种植场主们落到这样的地步：不管托拉斯出价怎样低，他们都不得不同意将烟叶卖出去。”他们成立了一个资本达二十五万法郎的公司，准备设立几个商店，专门精选和拍卖自己种植场生产的烟叶。他们指望把占地六万公顷和每年收获二千五百万以上的种植场主组织起来。但是当所有烟叶种植区的商行幻想从四面八方寻找出路的时候，托拉斯已占领了世界市场；它现在又把哈瓦那商业烟草公司、亨利·克莱和博克商行以及其它商行攫为己有，这几家公司和商行合起来占古巴岛产量的百分之八十五。
　　烟草商人对托拉斯有很大的依赖，托拉斯对待他们极端专横，待售商品的数量和质量都由托拉斯规定，并强迫他们按照规定的价格出卖。托拉斯只有在他们同意销售它的其他商品的条件下才接受烟草的订货。一个经营大生意的纽约富商本来打算采取顽强态度；托拉斯当即命令他在二十四小时内退回他所购买的一批卷烟，从而迫使他屈服。为了比较容易地控制商人，托拉斯还利用杂货商店。纽约的波顿及其分号都经售烟草托拉斯的商品。英美烟草托拉斯征服了商人；它很快就将仿效法国政府的先例，把烟草配给烟草商店，作为一种恩赐。它已经建立了自己的商店。有人断言，组成所谓独立公司的商人，其实不过是托拉斯的代理人。
　　工厂主、种植场主和经销人指望通过联合起来组成一支巨大的力量去对抗托拉斯。不久以前，他们在芝加哥建立了全国性的联合组织。这家公司首先要求政府让它保留哈瓦那烟草的旧关税率。由于从古巴岛进口的全部烟草的百分之八十五已经被烟草托拉斯买走了（这个岛现在已并入北美合众国），在这以后，对政治家和经济学家关于商业自由能够消灭托拉斯的那种断言，人们还能说些什么呢？诚然，托拉斯的出现和发展也在相当程度上从保护关税中得到好处；可是现在，当它们已经组织起来并得到巩固的时候，关税率的取消对于它们就只会是有利而无弊了，因为关税率的取消能帮助它们压倒那些装备陈旧和资本菲薄的竞争者。
　　托拉斯创造了奇迹。与其说是基督教用其遗训“爱你的邻人，如同爱自己”，还不如说是托拉斯在被它弄得倾家荡产的资产阶级中间引起怜爱工人的感情。美国农民的某一组织，几年前在人民党^[17]运动和复本位制运动中遭受失败，怀着同样的敌对情绪，既反对铁路和收购烟草、包运烟草的资本家，也反对外来的农业工人。但是烟草的种植场主、工厂主和经销人的全国联合组织，却集资五百万（这同托拉斯的十亿资本比起来，简直就象是拿儿童的玩具手枪去对付大炮），决定使用自己的资本来建立工厂，在那里只雇佣有组织的工人，并且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美国的联合组织也象德国的辛迪加一样，发出绝望的号召，恳求工人力了劳动的利益而拒绝购买托拉斯的卷烟和嚼烟；而且甚至不惜揭露托拉斯对女工所使用的剥削手段。
　　托拉斯使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革命化，并且从根本上改变着资产阶级的心理；使它很快就变得面目全非了。
　　一个烟草托拉斯就使以下许多工厂主（还不算种植场主）蒙受损害：二万七千个雪茄工厂主，三千个吸烟和嚼烟工厂主，四百个卷烟工厂主，二千个外国烟草进口商和六万个零售商。这些零售商受到在托拉斯保护之下新成立的“联合雪茄商店”的排挤。由此可见，受损害的资产者的数目是多么大，这些资产者的切身利益在托拉斯增长时斯就受到侵犯。
　　3月份公布的烟草托拉斯年度报告显示出这一工业部门托拉斯化的过程，同时也向那些想联合起来同这些托拉斯作斗争的工厂主表明，他们获得成功的希望是十分渺茫的。
　　美国政府委员会公布的官方报告估计所有烟草工业部门（卷烟、雪茄、嚼烟、鼻烟和吸烟）在1901年获得的利润为二亿三千三百万法郎，根据前几年利润增长的材料推算，在1902年就已达到二亿五千万法郎。
　　统一烟草公司——烟草托拉斯（包括英美烟草托拉斯和其他几家公司）——的报告表明，它在1902年的收入等于一亿六千二百万；因而剩下来留给其他所有工厂主的总数不超过八千八百万。因此，烟草托拉斯自从1901年成立时起，就拿出其收入的一部分用来巩固自己在美国和英国的优势，它终于把烟草生产全部利润的百分之六十五放进了自己的腰包。

（三）钢铁托拉斯

　　托拉斯不仅在经济关系领域内实行革命化，而且在意识形态的范围内也引起革命。它们动摇并推翻资产阶级的一些观念。这些观念迄今被认为是不可动摇的，被公认为是永恒的真理，这是因为直到现在资产阶级看到：这些观念同培育资产阶级的社会环境是完全适合的。统治阶级总是乐于相信，在本阶级的环境中成长起来并拥护它的统治的那些观念是确定不变的和永生的。
　　某一企业的繁荣总是以它不超出一定规模为前提，这曾是一条公认的、不容争辩的真理。冒进的工厂主，由于破坏了这条规律，就注定要走叫灭亡。这条真理过去和现在一直是那些饶舌的经济学家所持有的最有分量的论据，用来反对社会主义者提出的全国性生产组织。当托拉斯的名声传到欧洲的时候，欧洲的经济学家、学者和实践家却耸一耸肩，称这些巨大的工业企业是经济的谬误。他们预言托拉斯寿命不长，会在自己的沉重负担之下破产，还预言托拉斯的建立者最后总会懂得，对正统政治经济学规律的破坏将使他们付出高昂的代价。可是美国的托拉斯事业家却丝毫不考虑经济学教会的教条和它的大主教的预言，仍然继续干着组织托拉斯的事业并不断加以扩大。美国的资本家在自己的实际事业中虽然一点也不注意政治经济学的永恒真理，但却有一种天真的想法，认为这些真理对于同社会主义作斗争可能多少有点用处。马萨诸塞州商人和政治家在共和党领袖马克·汉纳的领导之下建立了一个团体，编纂文摘和发行小册子，旨在传播合理的政治经济学概念并证明社会主义是错误的，因为在“文明的中心”发展社会主义，已成为一种危险。这些资本家认为，经济学家的学说象基督教的教义一样，只适用于愚弄傻子和工人。
　　十年以前，拥有资本五千万的托拉斯就被认为是最富的了；而在去年，金融学家兼统计学家约翰·穆迪在编制1899年9月起注册的托拉斯名单时，只提到拥有资本五千万以上的托拉斯。近十年中组成的一批托拉斯，每家资本都有几亿。它们为自己的生命力和繁荣提供了这样令人吃惊的证据，致使经济学家会对自己的学说是否具有真理性产生怀疑。托拉斯的资本达到这样大的规模，以致在这些公司的会计中不得不引进不可思议的数字，这些数字至今只是用来计算五六个大国的预算和国家债务的。^[18]
　　美国钢铁公司——钢铁托拉斯——给我们提供几亿和几十亿的惊人数字。这是资产阶级世界所曾见过的劳动和资本的最强大的集中化。根据最近的报些，托拉斯仅在矿场和工厂里就剥削着一支十六万八千三百二十七人的雇佣工人大军，托拉斯的全部资本估值达到七十二亿二千万，其中五十六亿六千五百万是股票，而十五亿五千五百万是证券。1903年“皮·摩根”商行以钢铁托拉斯的名义发行十二亿五千万利息为百分之五的债券，六十年内偿清，但托拉斯也保有在十年内按百分之一百一十的行情偿清的权利。
　　美国钢铁公司是由托拉斯组成的托拉斯；它包括十家大型托拉斯：联邦钢铁公司，资本四亿九千九百万；美国桥梁公司，资本三亿零五百万；美国钢铁和钢丝公司，资本四亿五千万；美国马口铁公司，资本三亿三千一百万；美国钢环公司，资本一亿六千五百万；美国钢板公司，资本二亿四千五百万；国民钢铁公司，资本二亿九千五百万；国民管道公司，资本四亿；苏必利尔湖统一铁矿，资本一亿四千一百万；卡内基公司，资本十五亿八千四百万。
　　参加托拉斯的这十家公司更早以前就在自己的管理之下把分散在十一个州（马萨诸塞、伊利诺斯、加利福尼亚、俄亥俄、密执安、印第安纳，堪萨斯、宾夕法尼亚、纽约、华盛顿、明尼苏达）的工厂和高炉联合起来。其中几家占有分布在各州的铁矿。
　　这些公司是在1898年钢铁工业危机之后才组成托拉斯的，其中的每一家都把某一部门的主要工厂集中在自己手里，剩下的只是一些在竞争上无足轻重的小厂。这些公司曾指望它们中间不再有互相斗争的事由。可是卡内基工厂开始制造铁管和钢管，象国民管道公司一样；于是后者就准备向敌手的领域发动进攻。两个巨人之间的战争已不可避免；假如不是摩根带着十亿出来调停的话，就会造成无法补偿的损失。在洛克菲勒和施瓦伯的支持下，他得以把两家公司合成一家巨大的钢铁托拉斯（于1901年2月25日在新泽西州注册成立）。所有这十家公司都让出自己的企业，以换取新托拉斯的股票，只有卡内基一家愿意要证券而不要股票；这种情况要在金融范围内去加以研究和评论。在第一次合并时曾经把公司的财产人为地提高估值，这就又一次提高了百分之七十二。因此，钢铁托拉斯的资本就大大地“掺了水”。
　　由这十家公司组成的钢铁托拉斯从开始存在的第一天起就成了以下各项财产的主人：年产九百万吨钢制品、不需再经过加工就可直接投入使用的一百四十九个铸钢工厂；有六百五十万吨铁和生铁生产能力的七十八个铸铁工厂；一万七千个炼焦炉；煤矿床三万六千公顷；其他土地一万二千公顷；苏必利尔湖区百分之七十以上的铁矿。除此之外，它还拥有苏必利尔湖上由一百二十五只船组成的一支航运队和八百公里的铁路网，可以把煤和矿石运到工厂和其他地点。
　　钢铁托拉斯刚刚诞生，就立即着手吞并其他托拉斯，如拥有资本六千八百万的肖尔比管道公司、联合钢铁公司（二亿五千万），后者又吞并了谢朗钢铁公司和拉克·卡瓦纳钢铁公司（二亿）。这样一来，它的高炉、炼焦炉、轧钢机等的数目倍增，煤矿和铁矿的矿床也增加了。托拉斯吞并愈多，胃口就愈大；本年内它还准备吞并新的工厂，以便有可能把酸性转炉钢和其他物品，也就是它现在卖给其他公司去最后制成各种日用品的全部原料，制成成品。为了达到预期的结果，托拉斯进行了残酷的斗争去反对自己的两个敌人：拥有几个炼钢工厂的共和钢铁公司和琼斯—劳克林公司，后者是卡内基的最危险的竞争对手之一。托拉斯用来使它们屈服的办法是非常典型的，而且证明它的力量非常强大。为了阻止竞争者出售商品，托拉斯不允许正在同洛克菲勒控制下的宾夕法尼亚铁路线作斗争的一条铁路线修通到匹兹堡。另一方面，托拉斯从供给它们燃料的弗里克公司手里把全部焦炭买去。据说，琼斯—劳克林公司已经准备把自己的企业卖给托拉斯了；人们还预言说，共和钢铁公司也支持不到一年。
　　冶金公司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还没有被托拉斯吞并，托拉斯就派自己的人员打进它们的理事会、董事会和管理机构，想迫使它们屈从于自己的支配。钢铁托拉斯委员会的两个成员，马克·帕玛和查理·迈·施瓦伯，参加了芝加哥气压工具公司（这家公司在一年前注册时拥有资本为三千七百万）的执行委员会。查理·迈·施瓦伯曾任卡内基公司的经理，他同摩根和洛克菲勒一起，都是钢铁托拉斯的奠基人。伊·加里是艾利斯·查默斯公司（这家公司在1901年5月注册时拥有资本一亿二千一百万）的总经理，同时又是钢铁托拉斯执行委员会的主席。约瑟夫·伊·施瓦伯，著名的查理·施瓦伯的兄弟，担任了美国钢铁铸造公司（这家公司在1902年6月注册时拥有资本二亿）的总裁。因此人们很难弄清钢铁托拉斯控制在自己手中的全部公司。
　　钢铁托拉斯的首脑是贪得无厌的，他们不限于希望，象消耗原料一样，消耗自己大量生产的钢和铁，还想使自己的高炉和炼焦炉所需要的铁矿石、锡矿石和煤实现自给。它已经懂得收购足够的金属矿场，不仅对以从中获得本身所需要的矿物，而且还可以有剩余卖给其他厂家。但既然这家托拉斯的需要随着不断吞并新的冶金工厂而日益增长，它就必须经常补购新的矿场。不久以前，它花五千万收购了湖区唯一的琴皮昂矿场，在矿场附近还没有高炉和冶金工场。现在摩根又在进行谈判，想拿出六千万来收购明尼苏达的铁矿矿床和用同样的款数去收购墨西哥不久前发现的有丰富矿苗的二千四百公顷土地。钢铁托拉斯还打算占有数量更多的金属矿石，使得竞争中的公司不得不乞求它支援矿石。托拉斯所占有的煤矿还没有达到这样大的规模。摩根正在加紧进行侵占煤炭公司的工作。眼下据说他正设法取得肯塔基的沥青煤矿并想把它们并入托拉斯，以便同那家向宾夕法尼亚许多炼钢工厂供应焦炭的弗里克煤炭公司并驾齐驱。这家公司出售煤和焦炭的数量非常可观，以致市场价格要依它为转移。
　　钢铁托拉斯在生产上所占的比率也象它在资本中所占的比例一样大。1901年，它的矿场生产的矿石占美国矿石全部开采量的百分之四十四。它生产的生铁，占全国产量的百分之四十三，即六百八十万零三千三百九十八吨，比法国全部产量（约三百万吨）多一倍，差不多同德国近十年来的平均年产量（七百万吨）相等。钢铁托拉斯的生产由于吞并了新的冶金工厂和修建了大量高炉而迅速增长。酸性转炉钢的生产占北美合众国全部生产的百分之六十六，制铁钉用的钢丝的生产占百分之六十五，钢轨、钢板和铁梁的生产占百分之五十。
　　所有这些数量庞大的产品都完全被本国吃下去了。必须指出，最近四年来美国工业的繁荣达到如此惊人的规模，以致它的冶金工业生产（在1902年超过一千七百万吨）还不能满足自己工业的需要，因此除了不得不减少出口外，还进口一百万吨以上的生铁和钢。由于这些丰年，独立的工厂数量增加，规模扩大。纽约金融中心华尔街的报纸说：“但是一旦贫年到来，这些小公司将如何站稳脚跟，这是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问题。”^[19]
　　钢铁托拉斯在吞并矿场和工厂方面那种无止境的贪欲鼓励了经理们的疯狂活动，他们力图保证托拉斯的无数商店获得销路，并且在业务上作出种种安排，使钢轨、长方铁和轮船钢板都被那些已加入或并入托拉斯的企业消费掉。
　　当这一广泛的托拉斯化过程也波及到建筑业时，建筑公司便开始迅速增多并扩大自己时规模。一个占有十个这样的公司和拥有资本三亿三千万的托拉斯，专门从事用铁来建筑。可以料到，领导这个托拉斯并担任它的总裁的，是那个无处不在的查理·施瓦伯。1902年7月注册的一家建造钢船的托拉斯，拥有资本一亿，把那个被施瓦伯（就是上文提到的那个施瓦伯）收买的贝特莱姆钢铁公司，也并入自己的组织之内。
　　同后者竞争的是摩根，他目前正在进行关于实现芝加哥及其近郊电车的摩根化和在这个城市中修建地下铁路的谈判。摩根准备在南部各州修建铁路一万五千公里。以前，他到哈瓦那作了一次旅行，以使同威廉·万—哥尔恩（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公司总裁）和古巴铁路辛迪加经理一起讨论扩大古巴铁路网和修建纽约至哈瓦那之间的新航运线。它的财团已掌握八万九千公里铁路，也就是几乎占美国全部铁路三十二万一千公里的三分之一。（法国所有的铁路网还不到四万公里）。以前曾问摩根和施瓦伯一起充当钢铁托拉斯主要奠基人之一的洛克菲勒，现在则同自己的财团一起，控制着很大一部分铁路网的管理机构。摩根还是海上工程托拉斯的头子；这个托拉斯不久前，经过了一年的斗争，迫使握有美国最大造船厂的“维·克拉姆普斯父子公司”投降。这一胜利保证了它对造船业的垄断。因此，既然铁路、市政工程和海上工程都处于钢铁托拉斯经理的直接或间接的控制之下，这就为它推销钢铁提供了宽广的和固定的市场。
　　海洋托拉斯（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碰到摩根、洛克菲勒、施瓦伯几个人的名字以及钢铁托拉斯的其他头头）还将得到欧洲和美洲造船厂已经开始的“摩根化”的补充，因此就为这个托拉斯的钢铁开辟了日益扩大的新市场，保证它们行销世界各地。美国工业贫年到来的时候，以前仅在美国国内推销自己产品的钢铁托拉斯，现在却必须把产品送到国际市场上去了。欧洲的冶金工业如何对付这个敌人，是个非常有趣的问题。
　　摩根，他是这个如此不怕风险和如此巨人的企业的精明强干和不知疲倦的组织者，现在成了拥有资本二亿五千万的投机者辛迪加（联营）的首脑。这个辛迪加把留意南部各州棉花的收购看作自己的任务，指望有朝一日能把所有准备运往欧洲的棉花都引向纽约，这里是海洋托拉斯装船的主要港口。也许，摩根还有其他计划。
　　钢铁托拉斯不想把自己封闭在美国本土的狭小范围内，因为自己的祖国已不能满足它那贪得无厌的活动了。哪里能获得矿场和工厂，那里就是它的袓国。它的经理之一——菲力浦斯，现在来到加尔各答，在这里研究英属印度开采铁矿和修建冶金工厂的方法。没有可能占有俄国的铁路，因为那里的铁路是属于国家的，钢铁托拉斯就决定侵占它的动产。施瓦伯千方百计地想获得莫斯科—旅顺铁路线国际卧车公司的六万张股票；这家公司的经理对这个提议是不放心的，因此只同意让出一部分，但是摩根在他旅行欧洲时却设法买得了其余部分。哪里修建铁路，那里就有摩根；他是巴格达铁路线英国财团的成员；他从自己的竞争者耶尔克斯手里夺得了伦敦地下电气铁路的修建权。
　　托拉斯，这些工业的巨人，把许多彼此虽有联系，但各自独立的企业集中在统一的管理机构之下，迫使经理们将许多最多样化、最对立的利益联系并结合起来，强使他们逐步地到处去夺取阵地，甚至包括那些毫不相干的工业部门，而这些部门则是由这些经理管理的。摩根、洛克菲勒、施瓦伯以及钢铁托拉斯的其他成员，他们的活动范围包括金属矿、煤矿、煤油厂、铁路、轮船运输、海上工程和市政工程公司，又钻进保险公司来运用他们的资本和推销自己企业的股票。纽约人寿保险公司财务委员会的总裁比尔金斯，把属于这家公司的一亿零九百万投放到摩根的新办企业的股票上去，因此当了“摩根”商行的股东并且获得年薪一百二十五万法郎，企业分红的份额还不计算在内。
　　由于必须经常保有大量资本来应付范围很大的企业，这就迫使摩根同纽约七家银行财团中的三家建立密切联系，而洛克菲勒则同两家发生联系。这七家银行财团到2月14日为止已向各种公司付出五十亿以上。
　　什么树结什么果。利润，这唯一使资本家狂热地感兴趣的事物，在商品生产时期是工商企业的果实。忍受苦役劳动折磨的雇佣工人不知道什么是人生的乐趣，他们在那条件比监狱更恶劣的工场里积劳成疾，那算不得什么；他们由于未老先衰，生养下多病的和退化的后代，那算不得什么；匆匆忙忙地制造出来的商品第二天就坏了，那算不得什么；零售商人一直处于破产的威胁之下，贪假便宜的消费者大上其当，那算不得什么！……只要有利润就行了，于是资本家的慈善行为、利他主义、正义、道德和基督的美德，完全得到了酬报。钢铁托拉斯在实现资本主义理想的同时，带来了丰厚的利润。
　　不久以前，美同钢铁托拉斯公布了自己的第一个1902年年度报告；为了安抚那些为它的命运感到不安的工业家和经济学家，一些欧洲的报纸也转载了这份报告。一家巴黎的金融报纸这样说：“这个报告让我们看到的数字之巨大是令人吃惊的。”
　　扣除了所有维修费用和磨损了的生产工具的原价以后，钢铁托拉斯的纯利达到六亿八千六百五十四万零一百一十八法郎。这一部分分配如下：

资本折旧和工具改良的资金　　　　　143 244 088
债券资本的利润　　　　　　　　　　 78 217 427
发放股东的股息　　　　　　　　　　288 672 265
剩余　　　　　　　　　　　　　　　176 406 338

　　在这个时期，托拉斯生产率的增长表现为如下数字：

铁矿石　　　　　　　　　　　　　　16 063 179吨
焦炭　　　　　　　　　　　　　　　 9 521 567吨
煤　　　　　　　　　　　　　　　　　709 367吨
生铁　　　　　　　　　　　　　　　 7 975 530吨
钢材和其他小五金　　　　　　　　　 9 743 918吨
锌板　　　　　　　　　　　　　　　　　23 982吨
硫酸铜　　　　　　　　　　　　　　　　14 224吨
水泥　　　　　　　　　　　　　　　　 486 357吨

　　出售上述各种产品获得的总收入同包括交通运输和各种其他企业的总收入加在一起，共达二十八亿八千六百六十二万八千九百六十六法郎；生产和采掘的支出为二十亿一千八百万；行政管理的主要支出为六千八百万。
　　股本五十六亿六千五百万的股息为二亿八千八百万，利率超过百分之五。但是不应该看不到这样一个事实：托拉斯资本常常“掺水”，往往掺到50%甚至100%。“掺水”的规模不受任何规定的限制。钢铁托拉斯的股本还加倍“掺水”，因为这个由托拉斯组成的托拉斯所联合的企业，其资本在一参加托拉斯时就已经“掺水”。第一次“掺水”的规模是谁也不知道，第二次“掺水”达到百分之七十二。假定钢铁托拉斯的资本“掺水”两倍（这个数字大概比实际要低），那末其股本的股息就达到百分之二十。
　　1903年头四个月的纯利减少了一千零六十万三千八百五十法郎。减少是由于铁路拥挤，妨碍了商品运送引起的；但是这个差额将能得到补足而有余，因为所有最重的商品（钢轨、建筑材料等）的年度生产量都已预售出去了。
　　这些数字甚至使那些习惯于掌管百万资财的资本家也感到吃惊。
　　伦敦的《寰球报》对钢铁托拉斯的七十亿感到焦虑和不安；它指出，在1801年，即距今一百年前，美国整个国家的全部财富也不过等于这个总数。《华尔街日报》得意扬扬地说，美国所有铁路公司获得的利润无论如何也比不上美国钢铁托拉斯一家的利润数字。这家报纸补充说：“资本、人力和利润这样巨大的集中，已反映到纽约银行的借贷业务上，并干预了国际货币市场。”这是一个愈益增长的中心，靠雇佣劳动剥削来的所有财富都向这里汇聚，而资本主义企业的神经系统又从这里分布开去。

第四章托拉斯体系的经济影响

（一）工业的整体化

　　托拉斯把以前彼此独立发展起来的各种各样的工业部门合并和集中在统一的领导之下，这样就产生出一个新的、严整的、各部分有着合理联系的生产机抅。这样一个排除了笼罩着经济界的那种无政府状态的完整机构，美国人称之为托拉斯体系。正象若弗卢瓦·圣伊雷尔在自然机体的进化中所发现的“图形的统一性”一样，这个体系不是某个天才人物预先想出来的，而是随着这些经济机体的成长和进化产生出来的。托拉斯体系目前尚未得到充分发展；但是它的特点已经表现得如此明显，就是现在，已不难对它形成一个总概念，虽然这一概念还难免有细节不详的缺点。
　　托拉斯体系把力量放在生产方面，而不放在交换方面，从而证明从蒲鲁东到梅利纳等资产阶级空想主义者的论点——他们把放宽对生产者的信贷并使生产者便于出售自己的产品和购买必要的商品看作是免遭一切灾祸的万应灵药——是错误的。托拉斯体系把“金融将军”的努力引向组织和发展生产，引向生产方法的改进和生产工具的改善，以便在费用最少的情况下取得最大的利润。因此，托拉斯强调自己的务实精神，并夸耀自己在资本进化中的地位。
　　资本主义生产是在被它击溃的手工业生产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同时又保留了手工业生产的专业化特点——这种专业化曾被中世纪的手工业者发挥到极限。代替手工业行东的手工作坊主人，也象自己的先驱者一样，把自己的生产限制在只生产一种商品，甚至只从事一种商品的某个阶段的生产：生产呢绒的手工作坊主人把纱线的加工、绒毛的染色都委托给其他作坊。这种把自己限制在一定生产活动范围内的状态，并不象中世纪时那样，是由团结精神引起的，由每个手工业者要获得独立自主的能挣钱的职业这样一种愿望引起的；这种状态的原因是工业家拥有的资本微不足道。不过随着资本积累的增长，工厂也日益扩大，同时也就把那些制造原料成完成产品最后加工的补充部门统统合并起来了。有一些企业家甚至直接把自己的制造品送到消费者手里，例如苏格兰的工厂主在伦敦和其他城市开设成衣商店，所有衣料也是在他们的工厂里纺纱、染色和织造出来的。“克列索”和其他冶金公司拥有自己的金属矿和煤矿，从那里他们取得原料和燃料。这些公司还直接问政府和铁路局订立合同，承造大炮和机车。
　　但是生产环节的这种整体化（直到把产品直接送到消费者手里），尽管有时在某些生产部门中也能看到，却远未成为普遍现象，其部分原因是由于集中在个人手中的资本在规模上微不足道，部分原因是由于企业家的不认真、不坚决或无能力。但是，直到最近几年为止，几个关系密切的工业部门实行这种联合，主要地只是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进化所应当遵循的道路。
　　股份有限公司手里集中了大量的资本，它依靠这些资本才得以着手兴建广泛的企业；它清楚地表示出资本主义想把次要的生产部门合并到主要的生产部门的意图。欧洲的工业走这条路并不是没有过动摇的。法国铸钢厂的股份有限公司，单握着下比利牛斯省的冶金矿场和阿韦龙省的煤矿场，却从英国订购煤，向毕尔巴鄂和瑞典订购矿石。海军部的铸钢厂公司是一个拥有资本二千万而且把开设在圣夏蒙、热埃河、阿肖伊、吉沃尔和布柯等地的工厂并在一个管理机构之下的规模不大的托拉斯，却购买圣夏蒙工厂（法国最大工厂之一）所使用的铸铁，用来生产装甲钢板、车轮、车轴和其他的铁路材科。
　　德国的光学仪器的生产是很发达的，而且比较集中。由于在这一生产部门中有三分之二的工人分散在二十九个工厂里作工，这就证明欧洲工业在跳出传统的行会制度的专业范围时所碰到的那种困难。光学作坊就其本义而言只从事透镜和玻璃的切割工作，另外一些则专管磨光玻璃的工作，最后，第三部分才管安装镜框。镜框的制造又在专业的作坊里进行。柏林附近的弗里德劳的格尔茨工厂约有九百个工人在五百六十架电力发动的机器上工作，它从巴黎和耶拿购买玻璃。耶拿的卡尔·蔡司工厂是把光学工业的一切环节统一起来的为数不多的工厂之一。它拥有一千二百个工人，其中半数是在机械化的作坊里工作，而其余一半在光学作坊里工作。
　　当欧洲工业缓慢地、胆怯地走向生产整体化的时候，美国人却在四分之一世纪之前就已走上这条道路，表现出对实业有出众的嗅觉和对利润的贪得无厌。宾夕法尼亚和湖区的铸钢工厂在合并为一个美国钢铁托拉斯之前就已拥有自己的冶金矿场和煤矿场，等等。在欧洲，铁路工厂只从事修理机车车辆。而在美国，铁路老早就同生产钢轨和生产机车车辆各种附件的冶金工厂合并了。
　　所有美国生产部门中明显表现出来的这种集中化倾向并不是托拉斯创造的；托拉斯只是把这一倾向引到强化的极限，合理地引导它并有计划地支持它，为的是利用它的一切有益的方面。
　　所谓托拉斯就是把原先互相竞争的同一类型的工业部门统一在一个管理机构之下，在它们的周围又集聚了许多辅助的工业部门和其他有用的企业，用信贷制度支持它们去获取原料、燃料、运输工具、资金等等。托拉斯体系并没有创造出新的倾向，只不过是加速已经开始了的进化。同样地，托拉斯只是合乎逻辑地发展了所有美国工业都具有的那种倾向，经营了他们的工厂所生产的商品的销售，或者（像钢铁托拉斯，它可以算得是其同类的最高典型）吞并消耗它们的成品的生产部门，而拿出去销售的只是剩余的产品。
　　在这个发展阶段，托拉斯——这个名称来源于野蛮时代的—词——开始运用那个在宗法制和封建制时代就已出现的资本主义前的生产的指导原则。^[20]古罗马和文艺复兴时期（十六世纪），农业占主要地位，那时的农学家卡通、柯鲁美拉、奥利维耶·德·谢尔以及该时期的其他经济学家，曾向土地所有者（罗马的贵族和封建领主）提出建议，要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生产一切必需品，这样他们就不必去购买什么东西，而只把满足自身需要后的剩余物出卖，拿这些去换得他们自己不能生产或不想生产的奢侈品。这些著作家完全不是创新者：他们不过是把许多世纪以来实际上已被采用的做法写成训诫的形式而已。实际上，农村公社不仅生产满足其成员的一切必需品，不只出卖多余的产品，而且还由公社出资雇用手工业者（铁匠、织工、裁缝等等）生产必要的物品。当罗马和法国的农学家提出自己这些聪明的建议时，全面采用这些建议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生产进入了商品经济的阶段，这时生产不是为了直接的需要，而是为了出卖和获得利润。
　　但并非所有的托拉斯，即使是组织得最好和最稳固的托拉斯，都达到了发展中的这个不可避免的阶段。许多托拉斯（例如烟草，肉类、皮革、糖、水果各类托拉斯，制油托拉斯等等）——它们靠农业供给原料——都没有打算达到原料的自给自足，也没有在极为有限的范围内生产这些原料。它们宁愿把生产的一切风险让给农业，获取农业的成果。
　　在这种情况下，它们步石油托拉斯的后尘。石油托拉斯避免进行独立的勘探工作，宁愿向那些进行过勘探并遭受过失败风险的人们去收买丰富的油源。这些托拉斯既不拥有畜群，又不拥有牧场，却向从事畜牧业和农业的人发号施令，按照自己的意图任意规定谷物和牲畜的价格。为了有朝一日可以实现原料的自给自足，托拉斯不得不加强压制美国农业的银行、铁路、灌溉公司和商人的本来就是残酷的统治。
　　北部和南部各州的农民曾三番五次地做过努力，想把这个羁绊甩掉。他们建立过强大的组织，取名“格兰其”^[21]或“保护农业社”。据历史学家马丁说，这个组织在1874年就曾把八十八万个农户联合起来，划分为二万二千个分区或叫“格兰其”。他们收取会费，1873—1874年总额达一百七十九万四千九百法郎，这个团体把其成员所需要的农业商品和工厂商品的釆购和分配任务承担起来；其成员的产品的出售也由它来掌管。1876年，它拥有五艘轮船，三十二个有升谷机的粮仓，二十二个保存粮食和烟叶的仓库，还有磨坊和制造农具的工场。^[22]这个组织曾一度有过巨大的政治影响；它左右某些州的立法机关，特别是在伊利诺斯州和威斯康星州，并且通过立法手续迫使它们修改铁路运费率。这个组织在复本位运动（其目的是为了寻求“格兰其”社员偿还债务所需要的廉价货币）中垮了台。现在在农村里，受到托拉斯的压迫比前更甚，又重新出现骚动。但是，不论农民发动什么样的运动来推翻资本家的压迫，只要它不同社会主义运动结合起来，是注定要失败的。
　　农业的这种具有资本主义生产特点的从属地位，对于托拉斯体系的全面发展是一种障碍。实际上，任何一个工业部门的组织，只有在它的已达到高度集中的各主要企业已经联合起来，已将辅助部门合并，并能独立解决原料的情况下才可以建成托拉斯。石油托拉斯开始收购油厂之后，就掌握了各处石油油源、油管以及运输石油的油船，最后还要建立加工石油副产品的各种化工厂和制造洋铁罐、煤油炉及煤油灯的手工业工场。钢铁托拉斯没有与制钉厂联合（因为预见到同这个厂联合是肯定要失败的），而是与制造钢轨及其他一些大型金属品的工厂和占有煤矿和铁矿的工厂实行联合。
　　为冶金工业提供原料和燃料的铁矿和煤矿对于冶金工业是辅助部门，因而不管它们本身意义多么大，都属于生产从属部门。
　　农业却完全是另一种情况。它为一系列生产部门提供原料。生产原料同把原料加工成各种工业品需要花费同样多的精力，甚至需要花费更多的精力。磨粉业、面包业、酿酒业和食品业都依赖谷物种植业提供原料，同这些加工行业相比，谷物种植业是基础生产；同样，对于屠宰或制革、制鞋、毛纺、织造以及服装等行业来说，畜牧业也是基础生产。这么众多的生产部门都是经营原料加工的，因而采购原料就成了这些生产部门的主要业务。
　　所有这些工业部门组成了各自独立、并不经营原料生产的托拉斯。在南北战争后，美国的农业得到很大发展，并具有了资本主义大生产的性质。由于耕作场地面积大、统一管理、大量投资，使用机器和把劳动力组织起来，农业对托拉斯的发展必然会发挥自己的作用。显然，要使农业走上资本主义大生产的道路，还需要一定的动力，这种动力有可能来自灌溉公司。
　　辽阔的西部平原的农业遭受缺水之害，周期性的干旱毁了收成。因为缺水，破坏了土地的肥力，影响了一百多万平方公里地区（即干旱的美洲）那种稳定的、非常好的收成。而在那些由公司建造了人工灌溉田地的地方却获得了相当于平均水平三倍的收成。据华盛顿农业局的年度报告说，到1898年，在加利福尼亚州那些以资本主义方式耕作和灌溉田地的地区，产量大大提高了，每蒲式耳谷物的成本下降到百分之七十，即每生产一百公升的费用仅两法郎多一点。
　　科罗拉多州和犹他州的农场主联合起来修建水利灌溉工程，资金不足也并没有影响这些工程的大规模进行。美国地质局前任局长鲍埃尔少校认为，在一个世代里，利用灌溉就可能把三千六百万公顷上地变成沃土。如果注意到美国佬办企业的速度，这一估计并不夸大。英国政府在印度曾以五十年的时间顺利完成了价值四亿六千万、面积为六百万公顷土地的水利工程，1900—1901年得到了所投资本的百分之十，即约四千四百万的纯利。这些灌溉公司拥有雄厚的资本，它们一着手这项事业时，就在西部几乎所有各州购买和灌溉土地，然后又把这些土地卖给或租给农民。但是也有一些公司自己耕种土地，并开设工厂从事农产品的加工。
　　1903年2月在路易斯安那州成立了一个叫做联合稻米及灌溉公司的企业。这家公司拥有三千万资本，专门经营灌溉土地和种植稻谷、大麦和其它农作物，并将这些农产品加工成食品。另一个拥有三千五百万资本的犹他甜菜制糖公司，打算同犹他州的其他两家公司一起组成托拉斯，其中一家是犹他制糖公司，另一家是熊河灌溉公司，它占有一万四千公顷土地，有着庞大的渠道网进行灌溉。如果这种新的趋势不停地发展下去，灌溉公司就将把美国农业引向托拉斯化的道路。
　　这些灌溉公司由于控制了水因而获得好收成，但却使农民难以生存。农民虽然想摆脱这种桎梏，但无济于事。过去，铁路和水路交通运输公司以及输油管公司曾对建立工业托拉斯起过决定性作用，现在在建立农业托拉斯中灌溉公司也必将起着这种作用。洛克菲勒和摩根必须求助于这些公司来击败竞争对手，然后才能在这些对手的废墟上建立起诸如石油、制糖、钢铁和其他大托拉斯。

（二）托拉斯体系与商业

　　托拉斯体系把主要的注意力首先集中于组织生产，但也并不忽视产品的销售。它甚至对零售商也实行监督，还设置了专门的警察去监视这些商人不得伪造商品，不得违反标定价格出售商品。商业在过去曾使农业和工业处于从属地位：由于托拉斯体系的出现，现在商业已被置于资本主义生产者支配之下，失去了支配地位，
　　在工场手工业时期的最初阶段，商业可以控制生产。那些同行东的作坊进行竞争的手工工场，是由商人创办的。很多商人为了不再为生产操心和不承担生产上的风险，向拥有生产工具的手工业者提供原料，收购他们的成品。里昂地区的丝织工业就是采取这种方式兴办起来的。就在二十年前，该地区还存在这样的丝织工——他们是手工业者，拥有纺织丝绸的生产工具，向一种称为制造商的商人提供产品。
　　生产者后来不这样做了，但在购买原料时他们仍然要利用商人的中介作用，而在向消费者出售其产品时，也还需要这些商人协助。中间商（经纪人、收取佣金的代理人、掮客，等等）被认为是不可缺少的。资本主义的工业，即使达到很高的发展阶段，也还要向商业纳贡。商业向生产征收的贡品是很重的，特别是自从原料（小麦、羊毛、棉花、生丝、皮革、生铁，等等）成为投机活动的对象和交易所买卖的对象以来，情况更是如此。托拉斯则生产自己所需要的原料，或者是直接向生产这些原料的工厂购买，同时还向零售商直接交售自己的产品，从而摆脱了这些收费昂贵的中间人。它们也不再利用象店员、售货员等这一类人物中的某些人，这些人总是从售价中抽取一定百分比的金钱。
　　托拉斯体系既缩小了批发商业的活动范围，也改变了零售商业的性质。从前的小铺老扳，一俟商品进了店门，他便成为商品的主人，可以任意确定卖价，随便搀假售给顾客；现在，他在托拉斯的商品面前，就失去了这些权力。担在这里，托拉斯也并无创新，而只是把在它诞生之前即已出现的一种新的经营方式加以推广而已。各种药品及专利产品、罐头食品及高级露酒等等，都是装在密封的厚纸盒里、焊封的白铁罐里或是装在密封的特殊形状的瓶子里发给零售商的，上面都贴着标签，标明定价。零售商用不着对他经售的商品负责了；商品的质量由商标担保。他也不能再卖弄他在商品选择上比别人高明了，因为他进的货都是经过包装的商品。他也投法再说他的商品比他的同行的更高级了，因为两个人经售的都是同样包装的同样商品。他同样也不能指望按照曼彻斯特学派推荐的贱买贵卖的道德准则来大发横财；他得按照厂方在标签上标明的定价出售货物，厂方把他的利润率固定下来了，商品销路越广，他的利润率越低。托拉斯成倍地扩大商品数量，把它们包装起来，标明定价发给零售商。当某种商品不能装在盒里或罐里时，托拉斯就动用警察来监督，使零售商按照指定的价格出售商品；零售商出售商品时价格不得高于或低于它们指定让他卖的价格。它们甚至剥夺零售商为了储存商品而决定进货数量和挑选质量的自由。假如钉子业托拉斯经营大钉子更能赚钱，那末它发给零售商的就只会是对它有利的这类定货。烟草业托拉斯的做法也是这样。
　　剥夺零售商的自由意志及任何专门知识的托拉斯体系，使零售商陷于象在车站里贩卖书报的商贩一样的境地。他们贩卖的商品有定价，他们的收益并不是与销售额成正比，而是由阿歇特出版社决定的；这家出版商把超过一定金额的收益强行收回，用以弥补因被安排在上下车乘客不多的车站上而完不成这个金额的商贩的亏空。其实，这些书报商贩不过是受雇用的职工罢了。但是经售托拉斯产品的商人，还可以预支租赁店铺和进货的必要资金，他们认为自己是自由的，是有产者。其实他们的情况同仅能留下足够糊口的粮食而出卖余粮以偿还利息的小农是一样的。
　　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的商人开办了手工工场，从而破坏了行会手艺人的手工业生产，在不知不觉中为资本主义大生产铺平了道路，后者反过来又破坏了手工工场的生产。当资本主义大生产上升到托拉斯体系，即发展到资本主义演变过程的顶峰时，便迫使商业变得仅仅成为生产上的一个配角，即使不是把它取消的话。

（三）托拉斯体系与利润

　　利润，这颗商品生产的北极星，仍然是托拉斯体系的最高指南。这种体系把同类工业及其辅助工业组成庞大的、井然有序的生产体系，不过是为了让它们带来比在无政府状态下独自经营时更为可观的利润。
　　工业托拉斯化可以减少管理及其他行政费用，可以关闭业务重复的车间或工厂而不致于降低产量，扩充保留下来的车间和工厂，以最先进的设备将它们装备起来；利用小型企业所无法利用的副产品；加强劳动强度；把全部生产工序集中到一个工厂可以省去运费，还可以节约原料和辅料，等等。……^[23]这种集中化组织获得的利润非常巨大，足以保证托拉斯化的工业对它的那些单干的对手拥有明显的优越性；此外，托拉斯体系还能获得另一种更大的好处。
　　正如马克思所论证的那样，构成资本利润的剩余价值，既然是无偿的、因而是被窃取的那部分劳动，那么，它便是在生产活动中，而不象当今的经济学家们所断言的那样，足在交换活动中创造出来的。一吨煤或任何其他商品，不会因经过几个批发商或零售商之手，转运了几十或几百公里路程到达消费地点而使自己的价值有所增加。价值即生产时所花费的劳动，始终不变；变化的只是价格。
　　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为工业资本家所占有。但他不能完全占有剩余价值，他得以捐税的形式交一部分给国家，以地租的形式交一部分给地主，以贷款利息的形式交一部分给银行和金融资本家，并以一部分给那些认为收购他的产品有利可图的批发商，后者则又将自己所得到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让给运输公司、推销员和零售商。所有这些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以及代表他们共同利益的国家，都对剥削雇佣劳动感兴趣，因为他们和睦地、多少也算是公平地瓜分着由工业资本家每天从雇佣劳动上窃取的赃物。托拉斯体系使那些瓜分由生产者阶级身上掳掠来的赃物的盗贼人数减少了。实际上，自己生产原料及其加工所需辅助材料、自己运输产品、自己把产品出售给消费者的企业主，为自己保留了几乎全部剩余价值；而没有按照托拉斯体系组织企业的资本家，则不得不把所占有的剩余价值同另外的资本家瓜分。正因为如此，所以尽管托拉斯的资本总是有百分之五十、百分之百的“掺水”，有时甚至更多，但仍能使企业主得以保留更多的剩余价值，分配相当可观的红利。
　　体现托拉斯体系成就的大笔红利，并不是比独立的企业更加残酷地剥削劳动的结果；在独立企业里，这种剥削已残酷到了极点。尽管如此，除了少数例外，这些企业一概没有能力提供这样高的红利。托拉斯的创立者摩根和洛克菲勒在他们对工人阶级的极度剥削方面，同经营独立企业的克虏伯、施奈德以及其他“慈善家”没有什么区别。如果愿意，他们可能提高工资，并且同时支付比他们的竞争者所能提供的多得多的红利。然而托拉斯的领导人都是一些敬畏神明的基督教徒和“诚实”的“慈善家”，他们对劳动力丝毫也不关心，完全不考虑如何减轻工人的劳动强度，如何让工人摆脱过度疲劳或设法使工人的生活有一些保障。托拉斯剥削劳动是和他们那些独立企业的同行一样精明的，他们利用完善的生产方式，使劳动更加紧张。为了控制劳动人民，他们向政治和司法当局施加腐蚀性影响，当局就颁布反对工人的法律，对罢工工人实行镇压，甚至枪杀。

（四）托拉斯体系与银行

　　资本主义初期的企业，由于所需资本有限，是由一些仅能支配自己所积累的财富的人草创起来的。后来，由于企业的规模增大，所需资本超过当时个人所能积累的程度，人们便想到要把资本集聚在一起，当时圣西门起来鼓吹合并资本。股份公司与债券公司使圣西门的想法付诸实施。这些公司通过发行五百、一百以及象目前发行的二十五法郎一张的小额股票，把小股资本汇集起来，让他们在创办大型企业上发挥作用。国家公债，以及只有靠新型金融组织才能建设起来的铁路，都曾在发起和推广那个把分散的资本集中起来加以使用的制度方面作出过贡献。今天，金融业已成为强大的吸压泵，它把资本集中起来，再压进工商业各条渠道中去。不断把资本集中起来的银行，只有把这些资本贷给工商业才能有利可图；有时银行也直接参与商业的活动。
　　托拉斯体系使迄今一直由个人资本经营的工业变成股份有限公司，从而加速资本的集中化。近几年来，这种改造的速度非常快，致使游资被吸尽，一些大公司尽管急需资金，但在市场已趋饱和的情况下，也只好放弃发行债券的企图。铁路公司以及其他公司三年中吸收了大约三百亿资金，这些资金远非按其最初宗旨全部用于生产。

　　　　　　　　　　　　1902年　　　1901年　　1900年
　　　　　　　　　　　　　　　　（单位：亿法郎）
对铁路的投资　　　　　　 45.09　　　 45.77　　　 32.70
对其他各个公司的投资　　 71.79　　　 81.92　　　 20.67
　　　　　　　　　　　　116.83　　　127.69　　　53.37
　　　　　　　　　　　　　　总计：29 794 000 000法郎

　　大量有价证券涌入金融市场吸收资本，破坏着金融市场的稳定。不久以前，《纽约时报》发表了皮·摩根同记者会见时的谈话。他在谈话中力图让人们不必因大量有价证券涌到金融市场而担心。他解释说，如果这几十亿的有价证券不是按其原来预定的目的适当地得到利用，那么这些有价证券无论如何可以用于为改进铁路列车和各种生产工具服务。
　　与此同时，托拉斯体系还在信贷机关的帮助下促进了资本集中，并使之日益完善。托拉斯企业要求迅速而大量地动用资本，以致拥有集中资本的银行也难以满足这种要求，承担不了这样的任务。为了适应这种新的需要，必须增加集中在每个银行的资本数額，并把一些银行联合起来。比较一下现在和十年前的银行活动，就可以看到银行已经走上这样的双行道。
　　托拉斯出现后的十年来，通过银行达成的交易的数量大大地增加了。十年以前，纽约票据交换所登记的贷款总数是二十三亿二千四百万，其中八亿四千三百万（即约百分之三十六）是由八家大银行支付的。到了1903年2月14日前夕，该票据交换所的贷款总数已增加到四十六亿四千二百万，其中二十一亿九千八百万（即百分之四十七）是由六家银行支付的。换句话说，现在六家银行支配的贷款几乎等于十年前组成纽约票据交换所的六十四家银行所支付的贷款。这些资料再好不过地说明了银行对资本集中过程的巨大影响。
　　集中也涉及到银行本身。十年前，组成纽约票据交换所的六十四家银行拥有资本三亿零二百万，现在，组成票据交换所的五十八家银行却拥有资本五亿四千八百万。这就是说，现在银行减少了六家，但资本却增加了二亿四千六百万。
　　纽约最主要的银行结成了同盟，划分为七个集团或者按照美国人的说法，七个“银行联号”。属于这个或那个“联号”的银行有着共同的利益，又因为所有这些银行集闭的利益都是互相连结在一起的，所以这七个信贷集团都奉行一种共同的政策。到今年1月底，它们所支付的预付款总额几乎已达到五十亿。^[24]
　　不出人们所料，托拉斯的组织者在筹建银行托拉斯的金融集中化过程中起了强有力的作用。比如：皮·摩根的公司加入三个银行集团，而石油托拉斯则加入两个银行集团。托拉斯的利益同银行的利益溶合在一起。有人曾断言，银行联合起来只是为了相互支持，以共同的力量防止出现恐慌；这种恐慌从大量游资被吸收到各种企业时起就时常发生，以致变得更加危险。1902年的十月事件证明，金融市场的敏锐反应已达到了顶点。西部各州的银行为了在收获季节能够贷款给农民，通常是在这个季节即将到来之前就往回集结自己的资本。这种业务，虽然事先就预见到了，但仍使纽约的银行达到相当紧张的程度，并使它们的流动资金大大缩减，以致贷款利息提高到百分之二十。因此铁路股票以及几乎所有其他有价证券的价格都骤然猛跌，而且这种下跌带有恐慌的性质。如果这种每年都在同一时间重复出现、而且远非意外的现象能够使货币和证券市场发生动荡的话，那么当爆发某种意外事件时，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托拉斯之所以能够组织和扩展自己的大企业，是因为它们拥有雄厚的资本。这就是说，托拉斯必须以资本的高度集中为前提，因为这种集中是托拉斯化企业存在的必备条件。显然，托拉斯体系必须通过银行的统一组织将工业联成整体；而这种组织会以超过人们想象的速度向前发展。联合银行的总董事会将把少数有威望的人物（现在这些人物已经聚集在为避免生产和交换方面互相竞争而成立的最主要的托拉斯的董事会里）集中起来。银行同盟使资本主义总参谋部易于组织其中央生产管理机构，这里面就包含着托拉斯体系的趋向。
　　工业和银行，随着经济的发展有必要联合起来。一方面，由于个人积累的资金已不能满足建立工矿企业的需要，因而工矿企业要依靠银行提供必要的资金。另一方面，银行集中了国家公债所吸收不了的，在小型工业中找不到市场的资金，为了养利生息，它们也得把资金贷给大型的工业公司。银行和工业的利益，从来也没有象现在美国这样密切地结合在一起。生产领域中的任何麻烦都会给所有信贷机构带来严重的影响。因此，人们预料中的这次危机将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爆发的一次最可怕的危机。
　　人们把金融市场上出现的麻烦归咎于托拉斯，责备它制造经济危机，好象资本主义世界从来没有经历过周期性经济危机的震荡一样。资本主义制度由于不能使生产资料和产品与需求相适应，因此由生产过剩所引起的危机是不可避免的。某种商品因求过于供，其价格高于正常价格时，大量资本便向生产这种商品的工业部门涌来。过了一个时期之后，便会出现商品过多、生产这种商品的生产资料过剩的现象。托拉斯关闭一些工厂而并不因此停止满足市场需要，这就向最闭目塞听的经济学家表明，这种生产资料过剩的现象确实存在。
　　但是，尽管托拉斯力图调节生产，使生产资料和产品与需求相适应，他们还是消除不了生产过剩的危机。只要生产的目的是为了利润，造成生产过剩的原因就会存在，而且将继续存在下去。托拉斯同独立的企业的最终命运会是一样的；因为它们的设备占去了本应带来利润的巨额资本，倘若生产一停顿，就会造成巨大的损失，因此它们不管市场上的商品是否积压也得照样生产。此外，兴旺的托拉斯每年都有几千万的剩余利润，除非像前资本主义时期的守财奴那样把钱积攒起来，它就必定把钱投到扩充它自己的设备或其他工业的设备上去，以便获得更多的利润。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生产资料过剩就是这样形成的。托拉斯所实现的、保证它对于独立企业拥有优势的这些进步，由于提高了生产反而成了经济危机的原因。
　　近十年来，由于托拉斯空前地发展生产的结果，已经迫使美国放弃它的传统政策，走向帝国主义，用武力征服的方法为托拉斯化的美国工业争夺国外销路。托拉斯本身也感到国内市场太窄，而侵入国际市场。然而不论是殖民地的销路还是对国际市场领域的入侵，都不能挽救美国工业免于俄国工业所曾遭到的那种命运；沙皇政府在欧洲资本的帮助下，那样竭力鼓励俄国的冶金工业和煤炭工业的生产，结果使之供过于求。
　　如果说托拉斯体系不应对即将来临的危机负责的话，那么它也将由于自己按科学原则建立起来的工业组织和银行机构而大大促使危机的扩展和尖锐化。

（五）　托拉斯体系与财产非个人化

　　原始共产主义时期动产作为个人财产出现，产权得到巩固，以及后来推而广之，不动产也成个人财产，都仅仅是由于这类个人财产具有两种被认为是不可缺少和不可分割的属性。即：它是所有者的劳动果实；它由所有者使用。这两种属性给人们的印象很深，以致资本主义的卫道士至今仍断言：财产是劳动的果实。然而，个人财产一旦丧失使之成为合法的这两种属性，资本主义生产便不能存在。
　　动产当然还是劳动果实，但它们已不再是创造它们的雇佣劳动者的财产。生产资料（土地、机器、矿山等）也不是使用它们的雇佣劳动者的财产，而是既没有生产这些生产资料，又没有使用这些生产资料进行生产的资本家的财产。
　　因此，资本家的财产已不具有个人财产的那两种属性。经济学家、道德学家、哲学家和政界人物都在绞尽脑汁去发现那些能使资本家的财产披上合法外表的属性。当他们没有办法把资本家说成是生产者时，就说他是积蓄者。他们说，资本家的财富是积蓄的结果。可是，资本家是不劳动的，他所积蓄的无非是别人的劳动。换句话说，他是从雇佣劳动者身上窃取部分劳动果实以构成他的财富。当积蓄财富论被公认是一派胡言以后，那些具有“发明家”头脑的政界人物和经济学家便慷慨地赋予资本家经营管理的才能，说他们的百万巨资是他们的这些才能同雇佣劳动卓有成效地合作之产物。但是，社会主义者驳斥说，资本家并没有这种才能，有才能的是他的经理、行政人员和工头。因此不能以此来证明资本家拥有占有财产的权利。当经济学家们在绞尽脑汁以后，又把资本家的这种卓越才能改换成为某种形而上学的实体——运气，盲目的命运使资本家成为动产和不动产所有者，而不是什么个人才能。
　　股份有限公司推翻了这些煞费苦心地捏造出来的、不符事实的论调。拥有股票和债券的资本家同生产不再有丝毫接触，他可以不过问进行生产的地点和生产的性质。对他来说，只要能捞到股息，一切都无所谓，他所关心的只此一点。股份有限公司割断了连接所有者及其财产的最后纽带，使财产非个人化。于是人们也绝口不谈那个著名的“主人的照料”了。股票既可以是比埃尔的财产，也可以是保尔或任何一个二流子的财产，它们可以每天在交易所里易手，一天就能易手多少次，而属于股份公司的大小工厂却一直在生产，好象没有换过主人一样。股份有限公司重新创造了一种新型的、归拥有若干股票证券的集团所有的集体财产，这一事实证明资本主义所有主完全没有用处。
　　然而每天都在向新的生产领域渗透的股份有限公司，也还在它的活动范围之外留下了为数众多的工商企业不予干涉。这些企业由一个或几个资本家来领导，如果不是实际上，也是名义上进行领导，对于这些资本家，人们仍然习惯于将企业的领导有方和管理得法归功于他们。
　　托拉斯体系扩大了股份有限公司的活动范围；它给本来在名义上还保留着个人性质的企业打上了无具名的印记。从而明显地证明了资本主义所有主是毫无用处的，把资本家阶级的寄生性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但是在这里，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士们又提出了最后一个，也是最有份量的论据。他们郑重其事地声明：股份公司使财产普及化、民主化了，它们通过发行一百法郎和二十五法郎的小额股票，让最小的钱袋参与了最大的企业，它们把最小的积蓄者都变成了资本家。不过，这种潘格洛斯博士^[25]式的乐观描述井不是无懈可击的。半个世纪以来，股份公司把小老百姓的少量的钱从钱罐中，羊毛袜里挤了出来。把这些迄今为止还是自由的、分散的民间储蓄集中起来，不加监督，不承担责任地交给金融资本家管理，使他们有可能利用交易所的投机手段及其他高级金融魔术，把这些积蓄囊括过来。所谓依靠股份公司的财产民主化，不过是大资本家对小积蓄者的掠夺而已。^[26]
　　由于同家通过银行发行公债，直接向公众伸手，才使股份公司和信贷机构能把全国人民腰包里的货币财富集中起来，正如第二帝国的一位大臣所说的那样，股份公司和信贷机构通过这种所谓利息民主化，使老百姓习惯于把他们宝贵的钱财拿出来，可是一拿出来他们就再也见不着了。

（六）　托拉斯体系与股息率

　　股份公司和托拉斯（根据查·施瓦伯的定义，托拉斯归根结蒂也是股份公司，或是由公司组成的公司）给资本主义剥削披上了新的外衣。它们把工业利润非个人化了，犹如它们把财产非个人化—样。
　　工业资本家在资本主义生产制度下是剩余价值的榨取者。他把作为自己利润的部分保留下来，其余的让给国家、地主和批发商等。他为了确切地知道他的总利润有多少，每年都要进行盘存结算。
　　股份公司和托拉斯使资本家免去了为榨取剩余价值所从事的工作，它们替资本家剥削生产者，把工业资本家先前为自己保留的利润以股息的形式交给他们。在一个托拉斯或一个股份公司里，资本家的利润是按他们持有股票的多少进行分配的，因而也就是按照他们投入企业的资本比例分配的。资本家不再盘存结算以知道企业有多少利润，而是计算他的资本得到的股息率是多少。
　　赖以表现工业利润的这种金融伪装，虽说不会改变其剥削劳动的性质，却影响到资本家从雇佣劳动那里所窃取的赃物的分配。
　　经营某种工业的资本家，可能将该种工业扩充规模，并入一些从属性的工业；但通常他并不想再搞其他性质的工业。例如，一个拥有纺织厂的资本家，通常不想再去建设高炉或开凿运河。可能因为他不懂这一行，也可能因为他墨守成规或者其他的理由。他是给他带来利润的那种工业的俘虏。
　　利息把资本家从这些桎梏中解脱出来。国家公债、股份公司和托拉斯使资本得以任意转移，它们完全割断了资本家同收取他们贡税的国家的联系。从此资本家只认得一个东西，即利息。不管利息来自何处：是铁路，还是矿场；是本国工业，还是外国工业；是共和国政府，还是君主制政府；是本国的预算，还是外国的预算，对资本家来说都是完全一样的。一切计谋，所有抱负都围绕在利息的周围旋转，资本家挖空心思谋取利息，只要得到利息，他就心满意足。为了追求高额利息，资本家可以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资本从酿酒厂转移到苏伊士运河或冶金公司，从法国的国家公债转移到购买德国或俄国的公债。资本家只要知道他自己的钱投入的公司或国家公债的名字是什么就够了，其余概不关心。他通常对公司经营的生产部门一无所知，只是模糊地了解一点发行公债国家的地理位置，他自己什么事也不管，甚至不需要看见自己的证券和股票，不需要剪利息票；他委托银行购买证券、股票，贮存和提取收入，只有利息使他感兴趣。
　　资本家谋取利息的欲望要比任何一个农民祈求上帝恩典的欲望强烈，为了利用任何微小机会去获取他所渴望得到的利息，他必须把从前依附在一家生产企业上的资本解脱出来，使之能够以电流般的速度从这一家公司转向另一家公司，由西半球到东半球飞速地周转。
　　为了使资本在任何时候都能变这种魔术，交易所提供两种交易方式：现货交易和期货交易。^[27]
　　追求股息率的越野赛跑没有因为建立一个百分之三的股息率的标准值而告结束。交易所里一切有价证券的利息都围绕着这个标准值上下摆动。那些使股本较有保障的证券，其股息率略低于百分之三；而那些可能招致损失的证券，其股息率则较高。风险愈大，股息率愈高。
　　国家公债，股份有限公司，一句话，其股票和证券在新旧大陆的交易所里买卖的所有企业，形成一个连通器^[28]，里面来回流动着大量不知是谁的、不分国籍的资本。
　　这连通器中各个容器的水平不一般高，也不稳定；它们接连不断地受到各种复杂事件的干扰，而这些事件则影响国家公债以及股本在其中周转的那些公司的繁荣。当一家公司正在分配或有迹象打算分配较高的红利时，资本就会脱离那些不那么慷慨的公司而去购买这家公司的有价证券。这样尽管红利提高了，但由于本金增加，就使股息率回到了标准率的水平。一家公司的红利减少时，资本就会产生相反的运动。
　　托拉斯体系把大量原来保留个人企业特点的企业变成了股份有限公司，把它们的有价证券引进交易所，从而增加了利息在百分之三上下摆动的非个人化的世界性资本的数量。
　　资本尚没有分割成小额股票、还没有民主化的农业、商此、工业和金融企业，只是暂时保留其个体性。它们也注定要采取集体形式，变为股份公司；交易所的投机旋风把它们卷进去了。正如艾米尔·贝列拉在半个世纪以前所预见到的那样，这股旋风迟早要把全部资本主义财产吞没。
　　贝列拉由于从圣西门学派那里学会了如何从理论上珍视一切联合资本力量；所以他打算通过股份公司把农业、工业和金融的财产动员起来。按照他的计划，这些股份公司的有价证券应该在它们之间并同动产信用公司的有价证券进行交换。动产信用公司应该起中央银行的作用，或者用他的话来说，就是Omnium（信托公司）。这样一来，贝列拉就能把资本家联合在一个庞大的辛迪加之中；辛迪加的成员要互相保证资本的平均利息和按比例属于每一股的收入。艾米尔·贝列拉的这一计划，在五十年前当金融学这门学科刚刚建立时未能实行，现在却由于托拉斯体系而近乎实现了。
　　股息率统一了对劳动的剥削，托拉斯和股份公司都是为股票及债券持有者负责榨取剩余价值的组织。它们窃取的剩余价值就象洗劫一座城市后掠得的战利品那样归大伙公有，并按其投入剥削新旧大陆的劳动者的资本比例在资本家当中进行分配。
　　从交易所里买来一张有价证券的资本家，保证会得到从雇佣劳动榨取来的一份利益。证券的价格越低，股息率越高，这部分的利益就越大。因此，随着某种证券股息率的涨落，资本家们就竞相将这种证券买进或抛出。股份公司和托拉斯消除了生产和交换领域里的竞争，把竞争转移到交易所里。但这种仅仅间接影响生产的竞争，却对普及、加深甚至触发生产危机起着强有力的作用。

第五章托拉斯体系的社会作用和政治作用

　　经济学家们害怕托拉斯，因为托拉斯把他们的伪科学降低为某些有利害关系的人们的枯燥无味的空谈。相反，社会主义者却密切注视着托拉斯体系的发展，因为托拉斯体系正好给他们所宣传的学说，即关于资本主义国家中资本集中、小资产阶级中间阶层逐渐消失以及广大群众日益无产阶级化和贫困化的学说提供了一个明显和无可争辩的证据。^[29]尽管他们已唠叨到令人烦厌的地步，他们至今还喋喋不休地说什么我们的社会观点是幻想家的空想，毫不考虑人的欲望和世界事变的进程。然而托拉斯体系却把幻想家这一称号回赠给那些荒诞的说教者——那些经济学家和政界领袖。
　　这些工业上的庞然大物已经越过大西洋而成为国际性的组织了。它们把不同类别的生产部门联合起来，以便确保自己的企业能够得到原料和销售其产品。它们取消竞争，科学地组织生产，以代替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它们把亿万财产的支配权交给几个金融资本家来掌握。它们使钢铁大王和石油大王成为地下矿藏和海洋资源的主宰者，使垄断全部肉类贸易的四大巨头成为铁路大王。大家可以看到，难道这些托拉斯不正是在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下试图组织全国性生产和交换的一种尝试吗？
　　金融资本家所以把同类生产部门联合起来，把辅助企业并入这些部门，只不过是为了谋取利润。但却带来了这样一个极其重要的社会后果：把大量属于不同类别的企业联合成为一个广泛的全国性的体系，使这些企业风雨同舟，休戚与共。股份公司已使资本家们有可能把自己的资金投放到不同的企业中去，为的是如同民间谚语所说的那样：不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而托拉斯体系则更向前迈出了一大步。它已经不只是把矿场、铁路、织布厂、造船厂等企业的股票积聚起来放在一个皮包里就算完事，而是把这些矿场、铁路，织布厂、造船厂等企业联合成一个全国性或国际性的组织。
　　生产工具和交换工具的国有化（这是国际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绝不是什么空想。堪称为空想家的倒是那些学究和谨小慎微的人，他们要求消灭托拉斯体系和恢复小生产，仅仅是因为摩根集团、洛克菲勒集团和哈夫迈耶集团为了其自身的利益，为了一伙资本家寄生虫的利益而在设法实现这种国有化。然而，如果把积累了亿万财富而丝毫不愿也不可能利用这些财富的托拉斯体系的创始人，同那些过着腐化生活的资本家等量齐观，也是不公平的。施瓦伯这个精力充沛、工作到了狂热地步的劳动组织者，只是最近才听从了医生的劝导而同意休息。洛克菲勒的消化系统坏得只能吃一种特殊的奶制品。他已许下诺言，谁要是能把他的病治好，就酬谢五百万元。^[30]资本家一旦发了财，往往就离开工作贪图安逸，享用从工人那里掠夺来的财富。反之，托拉斯的活动家们却永远是一些献身于自己事业的人，并且为了不断扩大自己的事业而活着。这些人就是卡莱尔所说的“工业统帅”的化身。他们的心目中，既没有人类的同情心，也没有社会理想。他们在排挤自己的竞争者和剥削工人时丝毫不感到内疚。他们就象轧钢机中的轧辊一样，无动于衷地去完成自己的使命。不管他们是否自觉，是否违背他们原来的意愿。他们终归是干着革命的事业。他们正在创造一种经济形式，人类的未来将会从这种经济形式中被铸造出来。
　　通过对托拉斯体系的研究，社会主义者对自己的理想得到了新的信心。他们可以更加坚定地确信，这种理想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实现。不论是牧师的祷告，还是经济学家的虚构，或者政府当局的欺骗和镇压，一分钟也延迟不了社会危机的到来。这种社会危机将使被剥削者通过猛烈的进攻一举推翻资本主义的寡头统治。
　　托拉斯体系正在从人员和事件上为这一巨变准备条件。
　　商业原来是对农业和工业发号施令的，而现在，托拉斯体系却使商业也得遵守它的法纪。商人由于经营托拉斯的商品而丧失了一切独立性。他们丧失了选择商品的权利，因为他们得到的是包装好的、贴有价格标签的商品。他们必须抛弃发大财的幻想，变成托拉斯的职员，如同他们从前在经济上独立时那样，为赚钱操劳。
　　托拉斯在其已扎了根的那些生产部门所引起的恐慌，也使销售这些生产部门产品的人们栗栗不安。因此，在竞争中遭到破产而变穷了的工业家便和陷入托拉斯体系罗网的商人们一起形成一个人数日益扩大的不满阶层。他们叫嚷说，必须制定取缔托拉斯的法令，幻想回复到昔日那种他们靠剥削生产者和消费者而发财致富的幸福时代。
　　资本主义的集中一方面为托拉斯体系扫清道路，另一方面使农业受到极大震动，从而引起了两股强大的运动：一股是西部各州的农民运动，农民们为了与铁路上的粮食投机活动作斗争而联合组成一个广泛的“格兰其”，但这一运动随同布赖恩为实行复本位制的竞选运动与民主党一起遭到失败。另一股是雇农运动，这股运动在人民党领导人科克西指挥下向华盛顿举行了著名进军之后就停息下来了。而托拉斯体系则用同样强大的力量打击地主，工业家和商人，又在农村引起骚动不安。
　　空想主义者从十八世纪中叶起就选择北美作为进行自己社会实验的试验场所。他们在那里建立起一些小型的村社，这些小型村社本应通过实践显示出共产主义的优越性，并成为整个社会改革的样板。康拉德·贝西埃尔于1732年成立了幼发拉底村社，杰米纳·威金逊于1780年成立了耶路撒冷村社；修女安娜于1786年成立了黎巴嫩山村社，这是三十五个震教徒^[31]村社当中的第一个会社；乔治·拉普于1805年组成了和谐公社；罗伯特·欧文于1825年组成了新和谐公社；埃蒂耶纳·卡贝于1848年成立了伊加利亚公社，等等。然而，在美国这个以冷酷无情的资产阶级利己主义和基督教个人主义而著称的国家里。却不大适合于从事这类试验，因为正是在这个拥有辽阔的处女地的国家里，以极端的利己主义推行着“人人为自己”的这一无政府主义原则。正如遥远的西部地区的移民在民歌中所唱的那样，每个“愿意辛勤劳动”的人都能够靠自己的力量找到工作，购置财产，并且过相当富裕的生活。他甚至还有希望获得最高的政治地位。众所周知，林肯原是一个伐木工人，格兰特曾是一位制革工人，约翰逊原是一个裁缝，如此等等。各行各业的大门都是敞开着的，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一个行业大显身手，挑选工作，借以找到一条捷径去获得自身的幸福。曾经更换过十几种职业的美国人是举不胜举的。
　　经济生活中盛行的自由，也反映到政治上，国家具有真正民主的性质。这个国家赋予公民们一切宗教自由和政治自由，而欧洲人要想争取这些自由却是枉费心机，他们甚至以革命为代价也争取不到这种自由。美国政府不象旧大陆国家那样，豢养各种雇佣军来保护资产阶级的财产，以防工人们侵犯。因为所有美国的工人都希望自己会变成财主，而且往往不用多久他们就确实变成了财主。市政当局、政府和联邦同盟都不大关心如何保护公民，因为所有的公民都有相同的经济条件，或者希望争得相同的条件，他们拥有武装，能够保卫自己。国家政权机关所关心的，主要是维护这种虚假的经济平等；这种平等在工商业无政府状态的竞争所引起的斗争中，使人人都能得到几乎平等的机会。为了使小企业主也能参加竞争，各州于1861年战争之前就颁布过一些法令，限制工商业公司的资本额，但各州却不保护居民免受那些为社会需要服务的工业公司的剥削。邮政、电讯、铁路、照明、供水等等都交给各私人公司经营，不受任何监督，同时也交给公民使用，使公民有充分的自由去办好自己各种大的和小的、正当和不正当的业务和去剥削自由公民。这是对自由的玷污。资本主义的经济学家、哲学家、道德学家和政治家们面对着美利坚合众国这种不受任何限制的自由，感到无比兴奋，甚至欣喜若狂。
　　但是，这个自由主义理想乐土的堡垒却被1861—1865年的战争摧毁了。这场战争导致了奴隶制的废除；欧洲的一些自由主义者（从伪君子格莱斯顿到无政府主义者蒲鲁东）对此感到十分痛心，他们都因为资本家拥有奴隶的自由被剥夺而不满。战争加速了金融资本的集中。在这以前，金融资本的集中进行得非常缓慢。当时掌权的是主张废除奴隶制的共和党人，他们利用这一便利条件，以最卑鄙的手段在供应军队枪炮、弹药、粮食和服装等物资时，把钱财装满自己的腰包。讲和之后，在美国积累起来的资本迅速集中到农业，而从欧洲转来的资本则主要投放到铁路的修筑上。几年之内，美国的农业取得了巨大成就，以致从1879年起，竟以大量出口粮食使欧洲农业逐渐发生深刻的变化，同时也改变了美国国内的农业状况。到当时为止，每年都有大批欧洲移民到达大西洋沿岸，他们在美国东部城市逗留一段时间，积攒了一些钱财之后，便迁往西部地区。那里的土地售价低廉，或者由政府按一定条件无偿分配。拓荒者用粗耕方法将土地耗用得贫瘠不堪以后，便廉价卖给新来的人，自己又继续向西部更远的地方迁移，寻找新的遭致同样命运的土地。这样，源源不断的移民将他们推向前去，一直到他们将全部新的未经开垦的土地开发完为止。但是，这时金融资本家的农业公司和铁路公司却把土地都买了下来，对于没有资本的移民来说，西部地区就被封闭了。
　　工业曾一度被人轻视，可是如今美国资本家的全部进取精神都集中到了工业上来。以前屈居第二位的工业，如今迅速赶了上来，甚至超过了农业的发展。现在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工业都已跃居于农业之上，占有统治地位了。
　　经济上的这些变革，不能不使城市和农村的生活条件发生强烈的动荡。农场主通往幸福的所有道路都被堵死。除了债务以外，他们再也得不到什么了。向消费者出售农产品的业务，以前是由他们亲自经营的，如今却落到商人和投机分子的手中。这些人与铁路和银行家相互勾结，使农场主破产，使之变为有名无实的所有者。他们之所以没有被赶出土地，仅仅是因为债主们通过放债所得到的利息，比直接用这些钱亲自经营田庄所获得的利益要大得多。货币经济在农村中的广泛活动，使得一个新的阶级——雇农阶级——在农村中形成了。他们在农忙季节和收获季节从城市来到农村，秋收结束后，冬季到来时又回到城市。这些不幸的、一般说来都是相当散漫的雇农，由于在工厂找不到工作，于是变成了一群流浪汉；他们时常拦截火车或向沿途村镇的居民勒索食物。人民党的一位鼓动家科克西将他们组织起来，并和他们一起进军华盛顿。在农村里发生这种演变的同时，资本主义工业却把生产资料集中在大工厂里，而且在此期间达到了很大的规模。工人们原来曾指望可以用自己的双手劳动挣得财产，这种愿望后来也完全落空了。
　　但是，这种愿望在文明人的心中是如此根深蒂固，竟使工人不顾生活中的种种教训，怎么也不肯加以拋弃。的确，对于这种已被资本主义生产消灭了的经济时代的残余，人们可以举出某些事例，使不论老少都可以常常回想到确有一些人摆脱了贫困，挣得了亿万财富。这些巨大财富竟使美国工人陶醉，使他们不甘心放弃那种早已失去任何意义的希望。尽管这些工人已经进入这样一个经济发展阶段——一个除了极个别的情况外已不可能获得个人解放的阶段，然而他们仍然没有表现出追求集体的阶级解放的愿望。
　　国际工人协会和巴黎公社给美国带来了当代社会主义的种子。然而接受新思想的只是很少一部分上层工人，对于广大群众来说，这种新思想还是停留在字面上的东西。他们说：“给我们讲阶级有什么用呢？难道美国存在着阶级吗？难道我们大家不是都享有平等的权利吗？难道我们每个人不是都能成为企业家，资本家或合众国的总统吗？我们需要革命干什么？难道我们没有投票权吗？难道我们不是由自己选举法官、市议员、众议员、参议员、州长和总统吗？难道我们没有信仰、出版、集会和结社的自由吗？我们究竟还缺少什么权利，缺少什么自由呢？”这些受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蒙蔽的可怜人，无论如何也不明白，他们的权利和自由只是理论上的空谈，资本家已剥夺了他们享有权利和自由的一切可能性。在任何一个国家里，都没有象在美国那样，自由主义及其同伙——基督教——竟使工人阶级的思想糊涂并歪曲事实到如此地步。托拉斯体系正在毫不留情地拆穿这种自由主义和基督教的无稽之谈，使工人的思想豁然开朗。
　　如果说，托拉斯体系损害了农民和商人的利益，那么它也并没有给雇佣劳动带来什么特殊的好处。其实，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没有什么东西会给工人带来好处，甚至连起初似曾使他们的命运好转的那些改革，也不会带来什么好处。
　　奴隶和牛马的主人必定怜惜奴隶和牛马，因为它们值钱。但工厂主却无须去关心那些随时可以雇到的雇佣工人。一旦不再需要工人的劳动时，就把他们一脚踢开，听任他们到处流落饿死。托拉斯已把成千上万的工人逐出门外。不久前，石油托拉斯和糖业托拉斯为了进行投机活动，就暂时关闭了自己的某些工厂。
　　托拉斯体系所引起的集中，使资本主义统治套在工人阶级身上的枷锁变得更沉重了。工人们不可能更换雇主。不管他们进入哪个工厂，他们遇到的都是同一个主人；工厂主把所有的“顽固分子”都列入黑名单，就象古代给逃亡的奴隶在额上打上烙印一样。
　　进行罢工这样一种劳工骚动，已变得困难多了。托拉斯并不害怕局部罢工。因为如果它的某个工厂由于罢工而停产，生产任务可由其他工厂来完成。但托拉斯并不满足于此；它还要使一切劳工骚动，不管是局部的还是全面的，都成为小可能。虽然人们在报纸上、公共集会上和国会里都诅咒托拉斯，然而受“独立工厂主协会”支持的摩根集团一伙却要求颁布法令，强令工会承担责任从物质上赔偿企业主由于罢工所遭受的损失。正象英国资本家已经做到的那样，他们也会做到这一点的。^[32]
　　直到最近，美国工会还完全停留在经济斗争阶段。它允许自己的会员投票赞成与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同属一伙的资本家，允许他们去充当国民警卫队员——在罢工期间维护资产阶级秩序和“劳动自由”。然而托拉斯体系却激发了工会的一种新精神：许多工会已下令自己的会员退出国民警警卫队；而且所有工会都开始认识到，仅仅进行经济斗争是不够的，特别是从1901年技术人员举行罢工抗议当时组成的钢铁托拉斯以后，就更加认识到了这一点。现在工会中已提出了参加政治斗争的问题。
　　托拉斯体系不仅给工人的不满情绪火上浇油，而且使这种不满情绪有了明确的性质和方向；它明确地给工人们指出了他们应该努力追求的革命目标。美国政界领袖们也知道工人阶级在情绪上的这种变化。共和党的主要首领马克·汉纳（该党有一部分人想提名他为即将举行的总统选举的候选人，与罗斯福对抗），4月8日在克利夫兰召开的一次有政界和金融界人士参加的会议上曾就这个问题发表了一篇充满不安和绝望情绪的演说。
　　他对金融界人士说：“诸位先生，如果你们早作防范，是会有好处的。因为有一切根据可以预料，美国在不久的将来就会爆发一场最大的风暴，一场世界上未曾有过的风暴……工人们对自己的命运不满……我认为局势远不是美好的，相反，政局正被一片不详的乌云笼罩着。工人们很快就要为一种革命精神所浸透，这是社会党人在工人当中煽动起来的。社会主义的宣传泛滥全国，很快就要在工人阶级中间引起后果。我们资本家对这些会引起风暴的事实不应掉以轻心。相反，我们应力图驾御这场风暴，如果可能，就把这场雷电交加的风暴引向我国各个政党。
　　我吁请你们注意这些有重大意义的事实，同时请你们竭尽全力制止这场运动（我对这场运动的到来是深信不疑的）。因为，如果我们继续采取我们近十年来的那种策略，这场运动将把我们引向社会主义革命。
　　我们在许多地方犯了错误。华尔街（纽约的金融中心）所做的—切起了煽风点火的作用。它的所作所为很不谨慎。向市场上抛售了价值数百万的物品。我们榨尽了中产阶级的全部资财……工人的购买力大大降低，我们的错误使工人们有一切理由进行暴动。所以，当暴动的日子一旦来到（这一天已经不远了），我认为皮尔庞特·摩根的脑袋将一文不值；因为工人们认定，正是他，应该对工人们所遭受的灾难负责。”
　　马克·汉纳的坦率，在华尔街造成了很不偷快的印象。人们纷纷指责他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把事实夸大了，把事情渲染得太过分了。究竟他的演说有没有夸张；且不去管它，但一个共和党领袖竟认为需要用这种语言来说话，这一事实本身就具有时代的特征。
　　法官格罗斯克佩2月15日在密执安大学的廉洁政府俱乐部发表的演说，虽然从形式上看还不那么尖锐，但实质上至少带有惊恐不安的性质。他说，“劳资之间的对抗是一个带有反共和国、反美性质的事实。将人们分成两股互相敌对的势力，就有给美国人民带来灾难的危险。托拉斯体系观念助长了这种危险。托拉斯体系使有产者人数减少，不过，比这更可怕的是，它迫使广大自由阶层的人民不再是财产的朋友……这个阶层必将加入敌视财产的行列，这将给社会主义增添力量，使它成为不可战胜。”
　　美国的政治生活正进入一个新阶段：美国的政治土壤上第一次发生了阶级斗争。
　　托拉斯体系动摇了整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同时也使议会机器摇摇欲坠。和英国一样，美国的议会机器也是操纵在两个轮流执政的政党——共和党和民主党——手中的傀儡。在野党在自己的周围聚集了一批心怀不满的人，这些人盼望在野党实行改革，把这种改革看成是可以医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不错，他们总是大失所望。然而这并不妨碍反对派的政客们重新诱骗他们上当。因此，只有既公开帮助共和党人又公开帮助民主党人的托拉斯，才使那些心怀不满的人们揭下了蒙在眼睛上的障碍物。他们开始看到，有一个新的政党既同民主党人也同共和党人（这两个政党同托拉斯是酒肉朋友）进行斗争，这个政党宣布进行社会革命，主张剥夺资本家阶级并对生产资料和交换实行国有化，把这当作医治社会痼疾的良药。所以他们开始注意到这个政党了。社会主义在最近一次选举中所取得的成功表明，它在社会舆论中已获得何等重大的成果。这超出了战士们的期望，给战士们增添了新的力量。
　　流亡的巴黎公社战士和被俾斯麦赶出来的德国侨民把当代的社会主义带进了美国，但由于种种独特的原因，它仍然是舶来品，没有得到美国人的信任。抂拉斯体系把社会主义变成了本国货。我们的美国同志已经掌握了它，给它贴上了自己的标签。当欧洲社会主义者读到美国同志们为数众多的报纸和小册子时，都感到非常高兴，钦佩他们那种明显的实践才智和热情奋发的精神。他们用这种才智和精神去阐述国际社会主义的理论，并将这种理论运用于美国的现实生活。当他们认识到由于美国资本主义出人意外的异常发展而落到自己肩上的历史任务以后，便热情地宣布自己是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运动的倡导者。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阐述过发生在1848年革命以前、并准备了1848年革命的那些经济大变动的政治意义。他们认为生产和交换所遇到的周期性危机有着巨大的政治意义。他们认为，有朝一日这样的危机将引起社会革命。这一预言很可能在美国应验。
　　现在，美国资本家正在期待着贫年的到来，以接替从1899年以来一直使工业得到繁荣的丰年。他们也预感到，正如马克·汉纳所说的那样，世界上有史以采的最大一次恐慌行将到来，那时大批企业将要破产。他们认为，拥有大量资本和牢固地建立在国内外基础上的托拉斯，能经受得住经济风暴的袭击，并将在它周围的废墟中以更宏大的规模发展壮大。
　　但能否设想，社会各阶层中数以百万计的受害者，都会象基督教徒那样深信将在天堂里上帝的右首占一个席位，都会甘心忍受目前的一切灾难呢？难道他们不会实行现时就在争取实行的所有工业垄断组织的国有化吗？
　　美国资本主义的崩溃必将引起欧洲资本主义的崩溃。

选自《世界经济译丛》1980年第8、9、10、11、12期
（王子野易廷镇译）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页。——编者注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页。——编者注

^[3] 威廉·詹宁斯·布赖恩（1843—1901）——1896年美国总统大选中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当时白银铸币问题在总统竞选中成为激烈争论的问题。布赖恩在政纲中要求无限制地、按与金币16：1的比例自由铸造银币，共和党候选人威廉·麦金利反对。结果布赖恩失败，麦金利连选为总统。——编者注

^[4] 即1890年美国国会通过的“薛尔曼白银购买法”（Sherman Sliver Purchase Act）。该法命令美国财政部每月按市场价格购买150万盎司的白银铸造银币，法案通过后，美国及全世界的银价迅速猛涨。——编者注

^[5] 约翰·多斯·帕索斯《商业托拉斯。在华盛顿工业委员会面前所作的一次答辩》。——拉法格注

^[6] 比乔洛以《政治领域的新问题》为题在政治教育联盟宣读的学术论文。——拉法格注

^[7] 阿梯拉（约406—453）——匈奴帝国国王（433—459）。在他统治的极盛时期，匈奴帝围拥有从里海至莱茵河之间的广大地区，东西罗马帝国均被迫纳贡。阿梯拉以残暴凶狠著称，欧洲人称之为“上帝之鞭”。——编者注

^[8] 指1903年。——编者注

^[9] 一个半开化的土著战士，名叫沃尔弗。有一次他问那位想给他施洗礼的神父西里耳说，他能不能在天堂里遇到自己的战友和同部落的人。亚历山大的大主教回答说：“不，他们将在地狱里受火焚之刑。”——“那么，我宁愿去同他们一起受难，也不愿一个人进天堂。”这句话使得那个无法理解这种共产主义兄弟情谊的基督教神父不知所措。
　　诚实而思想敏锐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著述，虽然受到伏尔泰的怀疑，但是对研究原始风俗习惯的历史学家来说，仍是十分宝贵的文献。希罗多德说：“带着祭品去献给神的波斯人不允许只为自己一个人祈求什么，祈祷必须为全体波斯人的福利。”在所有古代多神教的城市里流行着这样一条原则：个人利益必须服从社会利益，因为个人的幸福只能建立在全公社的幸福的基础上。其实，这个与基督教精神相对立的原则只不过是原始共产主义的残余。从公元前七世纪，在地中海沿岸的城市中，随着交换经济的发展，它的影响便迅速消失了。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还在它被柏拉图哲学灵性化和被基督教神圣化之前便已进入人们的生活。——拉法格注

^[10] M·巴布莱《生产者的辛迪加和商品的持有者》1893年版。——拉法格注

^[11] 亨利·德·劳埃德的著作，1894年在纽约出版，是一部宝贵的文献，对于曾在民主共和国基础上促进过托拉斯发展的经济契约史学家是很有价值的，可惜这部书中由于贯穿了米希勒和卡莱尔精神的那种伤感主义的、印象主义的文体而大为减色。——拉法格注

^[12] 伊·勒·德雷克上校（1819—1880）——著名的美国石油开发者，后来穷困潦倒，不得不靠朋友们的资助过活。——编者注

^[13] 1901年煤油产量（单位为桶，每桶装42加仑或190公升）：

美国……69 389 194　　　　　占世界产量41.95%
俄国……85 168 556　　　　　占世界产量51.50%
其他国家…10 827 983　　　　占世界产量6.55%

　　从1898年起，俄国开始占了美国的上风：在这一年以前优势是属于美国。在1897年，美国的产量是6000万桶，而俄国只有5400万桶，很可能是由于得克萨斯新开发的油源才使美国恢复到第一位。——拉法格注

^[14] 英国古代的名称。——编者注

^[15] 指德国。——编者注

^[16] 达达兰是法国小说家都德在《达拉斯贡城的达达兰》、《阿尔卑斯山上的达达兰》、《达达兰》三部曲中创造的一个吹牛大王的形象。——编者注

^[17] 十九世纪末叶美国农民政党，主张铁路公有，限制土地所有权。——编者注

^[18] 柏拉图在自己的著作《蒂迈欧篇》中曾提到一个天文学家，照他的看法，计算技术是由于观察白昼和黑夜，太阴月和太阴年的相继交递而产生比来的。人们还在认识天体运动和把一年划分为四季或三季之前就已懂得计算。毕达哥拉斯学派的菲洛劳斯说；“一切存在的物中间都有数，否则便不能思考，不能认识。”事实上，动物和人的智力首先是由于物的某种特性，也就是由于它们在形式上以及在空间所占位置上彼此有别的那种特性而产生出来的，计算的起点就在于此。人脑养成计算的能力是很缓慢的。有一种野蛮人，不会计算三以上的数；另一种野蛮人比较发达，懂得用手和脚计算到二十，超过此数他们就用“许多”一词来表示。维科指出，在罗马人中间，六十这个数目，后来是一百的数，再后来是一千的数目被认为是最大的。马达加斯加岛上的格瓦塞部落用“黄昏”一词来表示千数，用“夜晚”一词来表示万数，他们用“tapitiisa”一词来称呼百万，这个词的含义是“计算的尽头”。对于我们来说，十亿这个词是同不可计算之数字的概念联系在一起的。当十亿这个词使用于1870至1871年的赔款时，人们为了说明赔款数目的概念，曾不得不求助于各种各样的比喻和解释。现在托拉斯已使这个概念家喻户晓了，而我们也逐渐习惯用十亿来计算，如同以前用百万来计算一样。——拉法格注

^[19] 下面所引的数字可以说明托拉斯在其四年发展过程中惊人的工业生产率。三年以前美国的采煤量低于英国，而现在则比英国多5000万吨。1901年，煤的开采量是2.66亿吨，而在1902年，尽管发生过宾夕法尼亚煤矿工人罢工，还是达到2.68亿吨。
　　十年前，美国在生铁的生产方面低于英国，产量不到900万吨。在1902年产量已等于英国、德国和比利时三国的总和。
　　生铁的产量1901年为1537.8万吨，1902年为1782.1万吨。
　　1902年的大量生产并不能满足国内市场的需要；还需要进口131.3万吨生铁和钢。虽然在1900年的出口达到115.4万吨，但到1902年就降到37.2万吨。因而，国内的需要吃下了1876.2万吨。
　　由于需要超过供给，价格提高了。
　　每吨价格：

　　　　　　　　 1902年　　　　　　　 1901年　　　　　 1900年
酸性转炉钢　　103法郎35生丁　　　　79法郎65生丁　　　97法郎45生丁
钢轨　　　　　140法郎　　　　　　 136法郎66生丁　　 161法郎29生丁
钢锭　　　　　152法郎67生丁　　　 120法郎65生丁　　 125法郎30生丁

　　1902年的价格处近十年中最高的，除了1900年之外，这一年钢轨的价格扶摇直上。最近六年来修建了40225公里铁路，等于法国铁路网的全长。美国拥有32.1万公里铁路。
　　铁路运行在1902年大到形成铁路交通阻塞；运送商品的车厢和火车头数量不足。从1901年6月到1902年6月这一年，每公里的纯利润增至2042法郎，而支出则增至1254法郎。
　　私人工商企业和股份公司的数目如下：1893年为1193000家，1901年为1198901家，1902年为1238553家。
　　在这工业繁荣的十年中，个人的和股份的企业一共增加了3.6%。如果说它们在数量上的增加还不算多，在质量上的增长却是巨大的，这说明在这一期间所完成的资本集中是大大加强了。
　　纽约和美国其他地区票据交易所的平衡表：

　　　　　　纽约　　美国其他地区
　　　　　（单位：十亿法郎）
1892年　　　310　　　　 ―
1900年　　　430　　　　 167
1901年　　　595　　　　 196
1902年　　　590　　　　 209

　　1892年纽约的数字无论如何也还是赶不上各州。由于投机活动，纽约票据交易所的平衡表膨胀到了极限。美国其他地区——在那里这些投机只起次要的作用——比较更能说明情况。从1900年到1902年，纽约的清算业务增加了27%，而全国只增加20%。——拉法格注

^[20] Trust——斯堪的纳维亚的古词。格林认为它起源于trōst或traust，有庇护、保护之意。在《尼贝龙根之歌》中，trōst意为“庇护者”。在酋长的trustōm之下，做他的antrustronōm，意即在他的庇护之下。自由人和处在墨洛温王朝保护之下的农奴因为受到侮辱而有权得到最高的酬金。
　　这个词在法语里已不使用了，但仍然保留在英语里，而且没有失去它的原意。Trustee是用来称呼受委托管理财产的人，委托人由于未成年或由于其他的原因而不能管埋自己的财产。在美国，未成年人的财产都寄存在信托银行（Trust-Banks）里。在美国的宗教团体和社会团体里，trustees是用来称呼托付管理其财产的人。石油托拉斯的经理——托拉斯体系之父——被称为trustees，即股东所信赖的人。使用“trust”这个词来表示工业公司很可能是由此开端的。——拉法格注

^[21] 格兰其（Crange）是1867年成立的美国全国性保护农民利益的田庄农民秘密组织，正式名称为“保护农业社”。——编者注

^[22] E·M·马丁《格兰其运动的历史》——拉法格注

^[23] 卡内基工厂本身是大托拉斯，它炼一吨钢只需要八百公斤焦炭，而在英国却要用一千公斤。——拉法格注

^[24] 英国也在出现银行集中化的类似倾向。同佩恩—斯密斯银行合并的伦敦联合银行，现在准备吞并那家于1872年建立的，拥有3,000万资本和47个分行的约克郡银行；它在1902年支付了11%的红利。
　　正如最近十六年来银行统计数字所显示的那样，整个信贷业急速地联合起来，集中由有限的几个信贷机构来经营。根据《银行附刊》提供的资料，1888年英国和威尔士曾有115家银行，而现在只有69家。——拉法格注

^[25] 潘格洛斯——伏尔泰的中篇小说《老实人》中的主人公：乐观主义哲学家。——编者注

^[26] 引自1903年4月11日《法兰西经济学家》杂志所载巴黎政治经济协会关于“什么是资本家”这一问题的学术讨论报告协会中那些深思的成员，竟以最严肃认真的态度重复早已陈旧的论断，郑重其事地把它当作是永恒真理。尼马克先生断言：“资本家是生产者”，而帕西先生及其他人则加以补充说：“资本家是货币积蓄者。”埃沙尔先生在其文章中阐述了为什么在法国小存户不愿意把自己的积蓄存入股份公司。他说：“金融辛迪加以其广泛的宣传和狡猾的交易所手法去扩充股份公司，他们把股票的价值抬高到超出股票实际价值的20%、30%、50%，然后把它们抛售出去。通过这种手段，使小存户遭受巨大损失。自然，小存户也就不会再上当了。小存户成了小心翼翼的人，认为还是把自己的大数目存款存放在信贷公司较好一些。”——拉法格注

^[27] 参阅拙著《交易所的经济职能》一文：在这篇探讨交易所经营手法的论文中，我试图分析一下剩余价值如何在资本家之间进行分配。——拉法格注

^[28] 连通器是由底部互相连通的几个不同直径的容器所组成的容器。连通器里如果只有一种液体，在液体不流动的时候，各个容器中的液面是一样高的——编者注

^[29] 社会党宾夕法尼亚州委员会书记弗·隆曾以社会党的名义给皮·摩根写过一封信，以讽刺的笔触表达了我们的美国同志对托拉斯的看法。当时几乎所有的报刊都刊登过这封信。该信内容如下：

纽约市
约·皮尔庞特·摩根阁下：
　　“冒昧给您写信，请原谅。首先请允许我坦率地说，我们认为您是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卓越的人物之一。同时我们不得不补充一句，您不过是一种不自觉地为各种经济力量服务的工具，是某些经济趋势和社会趋势的主要活动家之一，尽管您对这些经济趋势和社会趋势的意义还没有意识到，而且对其终极目的也没有预计到。您正扮演着一个当代规模宏大的托拉斯运动的领袖人物的角色。这一托拉斯运动正在使文明社会进入社会主义，它所取得的成就比工人的薄弱力量可能获得的成就要大得多。
　　通常在学校里讲授的政治经济学是一种过时的错误学说，因为它断言竞争是发展社会财富的最佳手段。其实托拉斯所取得的或就业已表明，社会生产的合作化组织是可能的，无政府主义的竞争不可能继续存在下去。这正是社会主义者五十年来一贯坚持的论点，您如果读一读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就会对此确信不疑了。
　　多年以来，资产阶级学者竭力使人们相信，实行全国规模和国际规模的生产是不可能的事，一个人或一些人根本无法领导规模如此庞大的企业。他们说，这样一种生产必定在其自身的重压下崩溃，它不过是一种暂时的现象。然而，一些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我们的意见是正确的，托拉斯甚至能使最愚蠢的人对此确信不疑。”

　　朗格接着阐述了经济发展如何使社会分化成两个对抗性的阶级，生产资枓的占有如何使得资本家阶级能够控制政府、教会、学校和一些领取津贴的报刊。经济上的统治地位使得资本家成了那些经济上受剥削受压榨、肉体上受折磨和精神上受摧残的工人阶级命运的主宰者。政治平等的空谈成了辛辣的讽刺。政府不过是财阀们借以秘密勾结起来、躲在其背后以便从幕后操纵政治机器的一个组织而已。

　　“两个阶级的斗争越来越残酷了。随着垄断组织的发展，小企业和靠小企业为生的小资产阶级正在消失。无产者和失业者的人数与日俱增；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斗争日益尖锐。
　　社会主义者希望制止这种斗争。但是，只有在产生这种斗争的根源被消灭以后，斗争才会停息。为此必须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消灭托拉斯，将它们收归全民所有。要完成这项任务，就必须使一切财富的生产者充分认识到自己的利益，并团结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社会党人所从事的正是这项工作，而托拉斯的发展使得运动更加易于开展……
　　美国赞成社会党人的票数超过了33.3万张。工业区宾夕法尼亚州2.8万票，知识分子密集的城市马萨诸塞4万票，等等。摩根先生，所有这些事实使我们不得不认为，我们应该感谢您和您的阶级，因为正是您和您的阶级证明了社会主义不但是可以实现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

　　社会党宾夕法尼亚州委员会代表　　　弗雷德·隆敬启　　1903年2月14日于费城”

　　欧洲的社会主义者同样也研究过托拉斯的问题。下面我们引述两项决议为例，这两项决议都表明社会主义者对托拉斯的认识是一致的。
　　一项是1900年9月法国工人党在伊夫里（巴黎附近）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决议。决议指出：

　　“托拉斯，即一种或数种同类生产事业的垄断组织，不久前产生于美国，现已日益成为国际性的组织了。托拉斯是资本集中的最高形式，它正在加速资本的集中。
　　托拉斯正在消除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基础的竞争，并调节生产，将生产中占统治地位的无政府状态减少到一定程度，从而使生产摆脱非生产性开支。
　　但是，在社会上存在着阶级组织的情况下，托拉斯也和任何一种进步（例如机器的使用，劳动的分工，等等）一样，带来了直接恶果：它加强了对呻吟于统一管理重压下的各劳动阶级的奴役，同时还剥削消费者。
　　受托拉斯排挤而陷于破产的那一部分资本家阶级要求消灭托拉斯，但这是徒劳的，因为没有一个政府能够遏制托拉斯，托拉斯是一种迟早必然要发生的现象。
　　鉴于以上所述，大会声明，只有将一切生产资料实行社会化，才能解决托拉斯问题，同时又保留托拉斯的一些优点。
　　另一项是1900年巴黎国际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决议指出：
　　“托拉斯是企业主和商人为了他们的自身利益而联合起来的同盟。
　　这些同盟是竞争的必然结果……随着生产方式的发展，产品所有者可能获得超过他们所能销售的产品。这就使他们把竞争看作是危害自己获取利润的敌人，因而要在现存制度下就把它消灭，而以生产领导者的联合和合作来代替竞争。托拉斯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
　　拜托这些困境的唯一可行的办法是实行国有化，尔后在国际托拉斯达到高度发达水平的那些部门之间，实行国际性的生产调节。
　　……这样一来，以获取利润为目的的私人生产，便逐步转变为以获取产品为目的的社会生产。”

——拉法格注

^[30] 《时报》转载了某记者访问施瓦伯时的一次谈话，一问一答十分简要。施瓦伯原是一个小店员，白手起家，经过一番奋斗，得到了卡内基工厂董事的职位，年薪达五百万。后来，在他不到四十岁的时候，就成为操纵美国整个国家财富的几个金融寡头之一。
　　“您多大岁数？”记者问。
　　“三十八岁。”
　　“您在什么地方出生？”
　　“宾夕法尼亚州布莱尔郡。”
　　“您在哪里上的学？”
　　“在布莱尔郡。”
　　“您离开学校时多大岁数?”
　　“十八岁。”
　　“您当时的爱好是什么？”
　　“技术。我当时想成为一个工程师。”
　　“您的第一个职业是什么？”
　　“在食品杂货店当售货员。”
　　（哄堂大笑）
　　“当时很苦吧?”
　　“干了六个星期，确实很苦。”
　　“您是自学的吗？”
　　“是的，我跑遍了周围的工厂，我没有虚度时光。”
　　“您是怎样进入铸钢工业部门的？”
　　“很偶然。我认得一位工程师，他收留了我，鼓励我并给我安排了工作。”
　　“后来呢？”
　　“后来遇上丁卡内基先生，我在霍姆斯特德创办了几个工厂。碰到困难。努力工作，获得成功。现在成了卡内基公司的总经理。”
　　“这么说来，钢铁工业比任何其他工业都更适合于您的卓越才能了？”
　　“才能？我没有什么才能。我只知道不辞劳苦地辛勤工作。”
　　“您获得成就的秘诀是什么？”
　　“劳动，劳动，再劳动！”
　　“您喜欢大自然吗?”
　　“我没有工夫去欣赏。”
　　“剧院呢？”
　　“我没有工夫去，没有工夫！”
　　“骑马？”
　　“哎呀，真见鬼！没用工夫，干什么我都没有工夫！”
　　施瓦伯先生说到这里匆匆走开了，希望赶快把谈话浪费掉的时间补回来。

——拉法格注

^[31] 震教徒是基督教的一派，因祭神时跳震动舞而得名。——编者注

^[32] 拉特兰法庭（佛蒙特）不久前作出的判决表明，资本家要达到他们的目的，并不需要新的法令。1903年4月，这个法庭曾作出这样的判决：罢工工人要用工会的现金赔偿雇主损失，现金不足时，由工会会员的个人财产中扣除。拉特兰法庭的这一判决是不会没有人效仿的。
　　尽管美国的法官是选举产生的，却受资本家所控制。由于美国的司法权高于立法权，因而这种从属关系会带来更为有害的后果。任何一个法庭都可以把由国会或州立法会议通过的法律宣布为违反宪法而予以废除。不久前，在纽约也发生过类似的情况。由共和党人和三名民主党人组成的纽约上诉法院，作为一个终审法院，在审理工人和雇主之间关于工作日长短的争议时，竟作出这样的判决：那项规定在公共工程中实行八小时工作日的法令是与宪法精神相违背的，因此是无效的，不一定必须遵守。人们认为，由于这一判决，承包人收入腰包的钱就有3,000多万，因为他们在同纽约市订立的合同中规定可以索取最高价格的权利，作为他们必须遵守八小时工作日的交换条件。——拉法格注

感谢文祥录入及校对

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