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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问题
拉法格
(1904年)
一
资产阶级过去认为,如今依然认为,女人就该守在家里,把全部心思花在操持家务、伺候丈夫、生儿育女上。早在古希腊色诺芬的时代,当资产阶级在古代社会中初露端倪时,就已经勾勒出他们心目中女性的理想模样。然而,若说这种理想在过去几个世纪里还算说得过去,那是因为它契合了当时繁荣的经济环境;如今,那些条件早已荡然无存,这个理想不过是一具意识形态的空壳。
将女人束缚在家庭的观念,假定她们得在家里承担繁重而琐碎的职责,必将耗尽女人的所有精力。然而,那些最重要、最累人的家务——纺毛织布、编织毛衣、裁剪缝制衣裳、洗衣、烤面包等等——如今都已被资本主义的工业生产取代。这观念还假定男人靠着彩礼和收入就能撑起家庭的开销。可在富裕的资产阶级中,婚姻更像是资本的联姻,而非两情相悦,妻子的嫁妆往往比丈夫的还要厚实;在小资产阶级里,男人的收入已经低到连家都养不起,孩子们——不论男女——都得出去干活儿,混迹于商铺、铁路局、银行、学校、邮局等地方谋生。甚至,新婚的妻子也常常得继续外出工作,贴补家用,因为丈夫的工资根本不够花。
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女子们,于是开始与她们的父亲、兄弟、丈夫在职场上针锋相对。曾经,这种经济上的对立,资产阶级靠把女人锁在家里来避免,可如今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张,这种对立愈演愈烈,遍及医生、律师、文学、新闻、科学等原本由男人垄断的自由职业领域。工人阶级一如既往,最先看清了女人参与社会生产的逻辑结果,他们抛弃了手工业者“女人只管家务”的旧理想,代之以一个新理想:女人是他们在争取工资上涨和劳动解放的经济与政治斗争中的战友。
资产阶级却还没能明白,他们的理想早已过时,必须重塑以适应新的社会环境。然而,早在19世纪上半叶,资产阶级的太太小姐们就已开始抗议家庭中的从属地位,尤其是当她们的嫁妆让她们与丈夫平起平坐时,这种屈辱就更显得无法忍受。她们反抗家务的奴役,反抗被逼过清苦日子,反抗被剥夺精神与物质享受的权利。胆子最大的甚至公开要求自由恋爱,投身宣扬女性解放的社会主义派别。那些哲学家和道德家天真地以为,靠高举“家庭神圣”的旗号,就能遏制女权运动。他们宣称,家庭的存续离不开女人对家务的服从,离不开她们缝补衬衫纽扣、织补袜子的“奉献”,好让男人能自由施展他们那“光辉而优越”的才能。这些一本正经的伪君子,一边对反叛的资产阶级女性大谈家庭崇拜,一边却歌颂资本主义工业——正是这工业把女人从家庭和摇篮边拽走,扔进工厂的苦役中,毁掉了工人阶级的家庭。
资产阶级的太太小姐们对这些既愚蠢又虚伪的说教嗤之以鼻,继续朝着自己的目标前进。就像古罗马的贵妇和18世纪的贵族女性,她们把操心家务和哺育孩子的负担甩给了雇佣的仆人,全身心投入打扮,争当资本主义世界里最奢华的玩偶,助推商业的运转。财阀阶层的千金和太太们把这种“解放”推向了极致,将她们的父亲和丈夫变成敛财的机器,再将这些财富挥霍一空。打扮还不足以耗尽这些资本主义太太们的精力,她们便拿婚姻契约开刀,用无数通奸和分居诉讼来彰显独立,乃至“改良种族”。《共产党宣言》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层出不穷的通奸与分居案,正是资产阶级男女对所谓“神圣婚姻”敬意的铁证,而那些放荡的社会主义者却被指责要解开这婚姻的枷锁。
当小资产阶级的女人们迫于生计和家庭开支的压力,开始涌入商店、行政机关、邮局以及自由职业领域时,资产阶级的男人们开始为他们本已捉襟见肘的生计感到焦虑;女性的竞争无疑会让他们的处境雪上加霜。那些为男性辩护的知识分子,吸取了道德家们在富裕资产阶级女性面前惨败的教训,觉得再搬出老一套的说教不妥,于是转而求助于“科学”。他们以“无可辩驳”的科学依据,振振有词地论证女人一旦脱离家务,就违背了自然和历史的规律。他们自鸣得意地“证明”,女人是低等生物,无法接受高等的智力教育,也缺乏从事与男人竞争的职业所需的专注、精力和敏捷。他们宣称,女性的脑容量比男性小、重量轻、结构简单,简直就是“儿童的脑子”;她们的肌肉不够发达,缺乏进攻和耐力;她们的前臂骨、骨盆、股骨颈,甚至整个骨骼、肌肉和神经系统,都注定她们只能胜任家里的琐碎日常。自然通过她们的生理构造,指定她们做男人的仆人,正如犹太教与基督教那位恶毒的神,用诅咒标记了含的种族为奴。
历史为这些“超科学”的真理提供了耀眼的佐证。哲学家与历史学家们断言,历史告诉我们,女人始终、处处都从属于男人,被锁在家里、深闺之中。既然过去如此,未来也理应如此——资产阶级的“深邃”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斩钉截铁地宣称。
大名鼎鼎的滑稽人物龙勃罗梭更是火上浇油,煞有介事地声称,社会统计学证明了女性的低劣,因为女性罪犯的数量少于男性罪犯;他若再深入挖掘数据,没准还会补充说,精神病统计同样显示女性的“低劣”。于是,道德、解剖学、生理学、社会统计学和历史,齐心协力地将女性永远锚定在家庭奴役之中。
二
巴霍芬、摩尔根及众多人类学家,重新评估了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关于女性历史角色的观点:他们揭示,在世界各地,父权制家庭确立女性从属地位之前,曾存在女性主导的母权制家庭。希腊语记录了这两种社会形态:在斯巴达,母权制习俗仍有留存,人们称女性为“ηδεσποτυα”,意为“家庭的女主人、统治者”;而其他希腊人则将妻子称作“ηδάμαρ”,即“被驯服者、被征服者”。《奥德赛》形容瑙西卡为“παρθένος ἀδμής”,即“未被驯服的少女”,意指她尚未有丈夫与主人。法语短语“婚姻的枷锁”(le joug de l'hymien)便保留了这一古老观念。
与只记述父权制习俗的荷马不同,赫西俄德保留了有关母权制家庭的珍贵记忆。他在《工作与时日》(“Ἔργα καὶ Ἡμέραι”)第129-130行写道,当母权制还存在时,“即便年届百岁的男人,也依然与聪慧的母亲(基奥恩)同住,在她家中如同一个大孩子般被照料”。那时心智如孩童般稚嫩的并非女性,反而是男性——诸多迹象的确表明,女性的智力最先得到发展。这种智力上的优势,使得在埃及、印度、亚洲和希腊的原始宗教里,女性比男性更早被神化;除金属加工外,各类技艺的最初发明也都归功于女神而非男神。在希腊,缪斯女神最初有3位,远在阿波罗出现之前,她们便是诗歌、音乐和舞蹈的守护者。伊西斯——“麦穗之母与面包女神”——和立法者得墨忒耳,分别教会了埃及人和希腊人种植大麦和小麦,让他们摒弃了食人的习俗。在《日耳曼尼亚志》(aliquid sanctum et providum)第8节中,塔西佗所描述的日耳曼人以及父权制之前的民族看来,女性身上带有某种神圣且超凡的特质,正是她们的审慎与远见赋予了这种神性。那么,这种在经济环境尚处原始阶段就显现出来的智力优势,难道是一种自然现象吗?
但无论如何,我们都可以断言,女性的生命力比男性更为旺盛。美国、英国和荷兰的人寿保险公司,在计算时并不依据知识分子那些华而不实的“科学空论”,而是基于死亡率表。它们为女性提供的终身年金低于男性,原因很简单:女性的死亡概率更低。以下是美国和荷兰的保险公司针对一千法郎本金所提供的终身年金示例:
| 年龄 | 纽约 | | 荷兰保险公司 | |
| | 男性 | 女性 | 男性 | 女性 |
| | 法郎·生丁 | 法郎·生丁 | 法郎·生丁 | 法郎·生丁 |
| 50 | 76.47 | 69.57 | 76.80 | 73.60 |
| 60 | 97.24 | 88.03 | 98.50 | 93.50 |
| 70 | 134.31 | 122.48 | 142.00 | 136.70 |
| 80 | 183.95 | 168.00 | 222.70 | 211.70 |
或许有人会反驳:男性生活奔波,面临更多意外、疾病等致死风险;因此女性寿命更长不能证明其机体生命力更强,不过是因为她们的生活少了许多波折罢了。
人口统计数据对这一反对意见作出了回应。在任何国家,男女数量都不存在完全平衡的情况:每1000名男性所对应的女性数量,在比利时是1005人,在法国是1014人,在英国是1062人,在苏格兰是1071人,在挪威是1091人。然而,在这些女性占多数的国家,男婴出生数量实际上更多:在整个西欧,每出生1000名女婴,就会出生1040到1060名男婴。尽管男婴出生率更高,但存活下来的女孩更多。这是因为男孩的死亡率更高,从而使得性别平衡朝着有利于女孩的方向发展。而这种更高的死亡率,不能用男性生活更具危险性来解释——因为男孩死亡主要集中在低龄阶段,尤其是出生后的头两年。除白喉和百日咳外,所有儿童疾病对男孩造成的伤害都明显比对女孩更严重;从0-5岁,男性尤为脆弱;除10-15岁这一年龄段外,在所有年龄段,男性的死亡率都高于女性。
在患病机体的康复能力上,女性展现出更强的生命力。亨达耶疗养院院长伊里布先生指出,该院收治对象为3-14岁患有贫血、早期肺结核、淋巴结核及佝偻病的巴黎儿童。经过6个月治疗后,这些儿童出院时,“女孩在体重、身高及胸腔发育方面的改善程度远超男孩”,体重增长的幅度更是达到男孩的两倍,有时甚至更高。
其他疗养院院长也得到了相同的结论(《医学公报》,1903年第81期)。
女性无疑比男性拥有更强的生命力。古斯塔夫·卢瓦泽尔先生曾研究这种差异是否在胚胎期就已存在,以及可能的原因是什么。他将研究结果提交给了巴黎生物学会(Société biologique de Paris),该学会于1903年11月6日在其会刊上发表了这些成果。
卢瓦泽尔先生采用了埃·勒古先生在巴黎妇产医院对72个胎儿所做的792次称重和测量数据。他把3、4、5、6个月大胎儿的平均体重相加,得出了如下结果:
| 项目 | 男婴(克) | 女婴(克) | 差别(克) | 优势分布 |
| 总重量 | 1908.18 | 1708.41 | 199.77 | 男性占优 |
| 肾脏 | 16.87 | 17.19 | 0.32 | 女性占优 |
| 肾上腺 | 5.15 | 6.43 | 1.28 | 女性占优 |
| 肝脏 | 88.35 | 96.31 | 7.96 | 女性占优 |
| 脾脏 | 2.59 | 2.38 | 0.21 | 男性占优 |
| 胸腺 | 3.89 | 3.97 | 0.08 | 女性占优 |
| 心脏 | 10.97 | 12.60 | 1.63 | 女性占优 |
| 肺脏 | 47.29 | 44.62 | 2.67 | 男性占优 |
| 大脑 | 236.94 | 235.17 | 1.77 | 男性占优 |
卢瓦泽尔先生指出:“由此可见,这些数据已经表明,在肾脏、肾上腺、肝脏、胸腺和心脏方面,女性均占优势;而且总体重越大的男性,与女性相比,女性在这些器官上的优势就越显著。”
倘若我们现在计算男性的总体重与其更重的器官重量之间的比例,会发现优势依然在女性这边。
| 与总体重的比例 |
| | 男性 | 女性 |
| 脾脏 | 1/736 | 1/718 |
| 肺脏 | 1/40 | 1/38 |
| 大脑 | 1/7 | 1/7 |
因此,包括大脑在内,所研究的这些器官,在女性胎儿体内无论是绝对重量还是相对重量,都比男性胎儿更重。
卢瓦泽尔先生还根据胎儿的月龄,研究了各器官重量与总体重的比例关系,并制成了一份表格。这里我只摘录其中与大脑相关的数据。
| 月龄 | 总体重(克) | 大脑总量与总体重的比例 |
| | 男婴 | 女婴 | 男婴 | 女婴 |
| 3个月 | 58.33 | 65.96 | 1/6.5 | 1/7 |
| 4个月 | 167.25 | 182.58 | 1/7.3 | 1/6.6 |
| 5个月 | 336.33 | 295.00 | 1/7.6 | 1/7.5 |
| 6个月 | 732.50 | 636.00 | 1/8.3 | 1/7.3 |
三个月大时,男性胎儿的体重低于女性胎儿,此时性别刚刚确定。此后,男性胎儿体重增长更为迅速,但从第四个月起,大脑重量与总体重的比例却始终对女性胎儿更有利。
“总而言之,”卢瓦泽尔先生指出,“在四个月大之前,女性胎儿的所有器官重量都超过男性胎儿。此后,男性胎儿在部分器官上开始占据优势,但仅限于肺脏以及那些严格意义上的‘社交生活’相关器官——确切地说,女性胎儿的心肌重量始终更重。而那些在胚胎期真正服务于个体生命维持的器官,在女性胎儿体内始终发育得更为完善。
“若进一步考虑到女性胎儿的优势集中体现在肝脏、心脏、肾上腺和肾脏等重要器官,便可得出这一结论:女性机体更强大的生命力,源于她们获得了更充分的营养供给与更高效的代谢效率。”
三
女性生来就拥有更为优越的高级机体构造,这种构造确保她在一生中都具备更强的生命力。而这种优势,很可能是由她在物种繁衍中所承担的角色所决定的——与男性的角色相比,女性的这一角色持续的时间更长、消耗的精力也更多。男性完成授精后便无需再插手后续事宜,而女性的艰辛此时才刚刚开始:妊娠期要持续数月,分娩后还要继续操劳许久。原始部落的女性会给婴儿哺乳两年甚至更长时间。
有时,雄性会因自身的无用而付出惨痛代价:交配后,蜜蜂会杀死雄蜂;雄蜘蛛必须赶紧逃走,否则就会被体形更大、更强壮的雌蜘蛛吃掉。在古巴比伦,每年举办的米利塔-阿娜伊蒂斯节期间,人们会在巴比伦将那位刚刚与女祭司(女祭司象征着亚述女神)结合过的俊美奴隶献祭。这场血腥的宗教仪式,很可能是对亚马孙人习俗的一种重现。
在原始蛮荒的生活中,女性得以保留并发展其与生俱来的智力优势:两性各有特定的职能,这便是劳动分工的开端。澳大利亚原住民说,男性骨骼和肌肉系统更强大,“负责战斗、狩猎、捕鱼,然后就坐享其成”,其余事务则都由女性承担,而这些工作更依赖脑力活动。
她要照料能容纳百余人的氏族公共住所;用兽皮和其他原材料制作衣物;负责菜园耕种、家畜饲养和家用器具制作;还要储存、节约使用、管理、烹饪并分配全年积攒的动植物食物。就像斯堪的纳维亚的瓦尔基里和古希腊埃莱夫西斯秘仪之前的凯瑞斯一样,她会跟随战士奔赴战场,在战斗中提供帮助,扶起受伤的士兵并为其疗伤。这种协助备受赞赏:据塔西佗记载,奇维里斯率领的蛮族反抗维斯帕先时,他们怜悯罗马士兵,因为罗马士兵出征作战时妻子并不随行。而柏拉图,如同那些了解埃莱夫西斯秘仪的精英一样,对原始习俗的了解比人们想象的更为深入,他在自己构想的理想国中,让女性参与战士们的战斗。
女性承担着多种多样的职能,这些职能要求她们思考、计算,既要顾及当下,又要为长远做打算,这必然会促进她们智力的发展。因此,颅骨学家发现,在黑人、澳大利亚人和红种人中,两性的颅容量差异极小;而在文明民族中,这种差异才逐渐增大。
在那些无忧无虑、缺乏远见的野蛮人眼中,女性就像守护神,她们审慎且有远见,从生到死主宰着人们的命运。人类总是依据日常生活中的事件和智力成果来构建自己的宗教,所以最初必然会把女性神化:史前的希腊人和罗马人将自己的命运交由命运女神掌控(希腊的摩伊赖、罗马的帕耳开)。“帕耳开”在拉丁语里意为“节俭者、善于持家之人”;“摩伊赖”在希腊语中指的是“在分配食物和战利品时每人应得的份额”。
倘若我们剔除古希腊神话中那些丰富而富有诗意的部分——古典时期和亚历山大时期的哲学家、诗人用象征、寓意、神秘主义等元素将其过度堆砌,使其变得臃肿晦涩,德国的神话学家又把这些内容搅得混乱不堪,而法国和英国的神话学家只是拙劣地模仿德国同行,让情况变得更糟,那么剩下的便是一座无价的史前习俗宝库,它保留着那些在非洲和新大陆的原始部落、蛮族中依然可见的古老风俗的记忆。神话传说为我们提供了相关信息,让我们得以了解在进入父权制时期之前,古希腊人中女性与男性智力的相对价值情况。
朱庇特,被荷马、赫西俄德与埃斯库罗斯称为“众神之父”,将女性神祇逐出奥林匹斯山后,在神界确立了父权统治——而这种制度已在人间推行了数代。宗教世界的秩序向来是人间风尚的镜像,正如月亮反射着太阳的光芒。
然而,朱庇特和所有野蛮人一样,惯于用拳头解决问题(《伊利亚特》第15卷第228行)。他自诩是众神中最强大的,为了管束众神,他的宝座旁有两位侍从——“力量”与“暴力”,时刻准备听从他的命令。但就智力而言,他并不具备取代女性来治理奥林匹斯神族的能力。
赫西俄德讲述道,为了弥补自身能力的不足,他娶了“凡人与众神中最聪慧的”墨提斯为妻。原始人和野蛮人会吞食敌人那怦怦跳动的心脏,以汲取其勇气;朱庇特则吞下墨提斯,以吸收她的智谋、审慎与智慧——在希腊语里,“墨提斯”这个词本身就蕴含着这些含义,而这些品质在当时被认为是女性特有的禀赋。
不过,这种吸收(指女性特质、能力等被男性所具备的过程,这里结合前文是朱庇特吞下墨提斯以吸纳其特质)并非一蹴而就,从普罗米修斯对他开的那场恶劣玩笑就看得出来:普罗米修斯宰杀了一头巨大的公牛,把牛肉堆成一堆,盖上牛皮,再将内脏放在上面;另一堆则是剔了肉的骨头,巧妙地用一包包油脂遮盖起来。“你分得不公平。”这位众神与人类之父说道。“无比荣耀的朱庇特,世上最伟大的神明,挑你认为明智的那份吧。”狡黠的普罗米修斯回应道。这位天界的主宰被贪欲蒙蔽了双眼,双手抓起那包油脂,引得奥林匹斯众神哄堂大笑;可当他看到下面光秃秃的骨头时,顿时勃然大怒(《神谱》第535行及后续内容)。奥林匹斯山上之所以发生这样的闹剧,只是因为在人间也曾有过类似的考验,要让这位“父亲”明白,就他的智力而言,还不足以取代“母亲”来管理家庭和操持家产。
男性凭借暴力在家庭和社会中占据了优势地位,这一过程虽迫使他从事原本并不习惯的脑力活动,但也为他带来越来越多的智力发展途径。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用希腊人的话说,女性被“驯服”后,被禁锢在狭小的家庭圈子中,失去了家庭的管理权,与外界的接触也极少,原本享有的发展机会几乎丧失殆尽。不仅如此,为了将她彻底奴役,人们还禁止她接受原本给予男性的智力教育。尽管女性面临着这些阻碍和劣势,这些不利因素带来的灾难性影响无论如何强调都不为过,但她的大脑仍在持续进化。这是因为女性的智力得益于男性大脑所取得的进步:一个性别的后天获得的能力会传递给另一个性别。例如,某些品种的母鸡会继承公鸡发达的距;而在另一些品种中,母鸡会把它们夸张的鸡冠遗传给公鸡。“值得庆幸的是,”达尔文就此指出,“在整个哺乳动物中,两性特征平等传递是普遍规律。否则,男性在智力上对女性的优势,很可能就像雄孔雀在羽毛装饰性上相较于雌孔雀那样巨大。”(《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第8章和第19章)
不过,缺陷和优点同样会在两性间相互传递:如果说女性从男性的脑力进步中获益,那么男性反过来也会因女性大脑发育的迟缓而发展受阻——而这种迟缓,正是女性被强制限制在极低限度的智力活动范围内所导致的。那些致力于培育优质品种的饲养者,既会用心挑选优质的雄性个体,也同样重视优质的雌性个体;斗鸡爱好者在挑选公鸡的同时,对母鸡的筛选也极为看重,他们只会让那些长有距且生性好斗的母鸡进行繁殖。可以说,自从人类告别氏族公社的共产主义生活方式,进入私有制社会以来,其发展仅依靠单一性别的努力,而另一性别的滞后则拖慢了整个人类进化的进程。男性通过系统性地剥夺女性获得物质与智力发展的机会,使她成为阻碍人类进步的因素。
事实上,若我们对原始与蒙昧时期的各个阶段展开研究并加以比较,就必定会察觉到人类心智存在着持续且显著的进步。这是因为在当时,男女能够自由地运用自身的身体与智力能力,共同推动着物种的进化;然而,一旦人类进入文明与私有制阶段,这种进化便开始放缓,原因在于女性在发展过程中受到阻碍和束缚,无法再如此高效地为此进程贡献力量。中国在一千多年的时间里停滞不前,呈现出一种如衰老般的迟缓状态,这只能归咎于女性地位的衰落:人们甚至残忍地对女性的双脚进行缠足,目的只是将她们更严格地禁锢在闺阁之中。欧洲同样也因女性的地位被贬低而深受其害:尽管在过去的两千年里,物质方面取得了惊人的进步,科学知识也在持续且极其显著地积累,但我们并不能断言,现代文明人的大脑在能力和容量上已经超越了公元前7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的古典时期的希腊人。诚然,像维克多·雨果、左拉这样的作家,或者任何一位学士、博士,他们的头脑中都储存着大量丰富多样的实际知识,这是埃斯库罗斯、阿那克萨哥拉、普罗泰戈拉和亚里士多德所没有的。但这并不能证明他们以及他们同时代人的想象力和智力,比爱奥尼亚和阿提卡时期的人们更加丰富、多元和广阔,正是爱奥尼亚和阿提卡时期的人们推动了科学、哲学、文学和艺术那无与伦比的繁荣发展,成为历史上的奇迹;也正是他们,展现出了诡辩学派那种精妙且充满悖论的思想魅力,后世再难有与之媲美者。普罗泰戈拉、高尔吉亚、苏格拉底、柏拉图等智者,提出、探讨并解决了唯心主义哲学以及其他诸多问题,而当时小亚细亚和希腊的希腊人,才刚刚脱离蒙昧状态不过几个世纪。人类发展出现停滞,或许存在诸多原因,但最主要的原因便是女性遭受奴役的状况。
四
资本主义并非为了解放女性,才把她们从家庭中带出来并推向社会生产的。资本家将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女性及少女招进工厂、商店、办公室和教育机构,让她们成为雇佣劳动力,不过是为了获取更廉价的劳动力罢了。出于对智力资源的迫切需求,资本主义暂时搁置了男性道德中那条被尊崇的古老准则——“读、写、算便是女性的全部学识”,开始要求像教导男孩一样向女孩传授基础科学知识。这迈出了第一步之后,人们就无法再禁止女性进入大学了。女性们证明了自己的能力,那些曾被知识分子贬低为“孩童大脑”的女性大脑,和男性大脑一样能够接受所有的科学教育。抽象科学(数学、几何、力学等)是最早向女性开放的研究领域,也是她们最早展现自身智力水平的领域;如今,她们正涉足实验科学(生理学、物理、化学、应用力学等)。在欧美地区,一大批女性与男性并驾齐驱——尽管从幼年起,她们在生理和心理发展条件方面就处于劣势。然而,资本主义从未真正打破那些为了把女性禁锢在婚姻住所里而设立的经济、法律、政治和道德壁垒。被资本剥削的女性,不仅要承受自由劳动者的苦难,还要背负过去的枷锁。她们的经济困境愈发严重:她们依旧要听从父亲或丈夫的管束,却不能再依靠他们生活,必须自己赚取生活所需;而且借口她们的需求比男性少,她们的劳动报酬更低;当她们在工厂、办公室或学校的日常工作结束后,还要开始做家务劳动。生育,这本是一项神圣的劳动,是最高尚的社会职能,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却成了导致可怕的经济和生理灾难的根源。女性这种难以忍受的处境,对物种的繁衍构成了巨大威胁。
不过,这种沉重而痛苦的状况预示着女性奴役状态的终结。这种奴役自私有制确立伊始便已开始,且唯有待私有制被废除之时方能彻底结束。在机械生产方式的推动下,文明人类正朝着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迈进。在这样的社会里,女性将挣脱经济、法律和道德的枷锁,得以像原始公社时期那样,自由地发展自身的体力和智力。
原始部落为禁止原始的杂居混处状态,并逐步限制性关系范围,别无他法,只能实行男女隔离。我们有理由推测,这种隔离举措是由女性率先发起的,而后随着职能分工的细化,这种隔离得到巩固和强化。这种男女隔离在社会层面表现为举行宗教仪式、使用男女各自专属的秘密语言,甚至还引发了冲突。当这种隔离呈现出激烈的对抗态势后,最终导致了女性遭受残酷的奴役,尽管随着男女在经济领域的对立逐渐普遍化且愈演愈烈,这种奴役状况有所缓和,但至今依然存在。然而,现代社会的男女对立不会以某个性别的胜利而告终,因为它是劳动与资本斗争的一个表现现象,而这一斗争的解决之道在于工人阶级的解放,男女工人都将被纳入这一解放进程中。
生产技术正朝着消解职业与职能专业化、以专注力与智力活动取代体力劳动的方向演进。并且,生产技术越是精进,越会在社会劳动中淡化男女界限,从而避免原始部落与蛮族时期维系性别隔离的旧态重演。公有制终将消除文明社会中深刻的经济对立。
不过,倘若我们能够隐约预见女性奴役状态和性别对立的终结,能够构想人类将迎来一个身体与智力发展都达到无与伦比高度的时代——届时,人类将由具备高度身心素养的男女来繁衍后代——但对于自由平等的男女之间的关系,我们却难以预知。他们的结合与分离,将不再受低俗的物质利益及其催生的庸俗道德的左右。但从当下和过去的情况来看,男性的性冲动比女性更为强烈且持久——这一现象在整个动物界的雌雄两性中普遍存在——他们或许不得不竭尽所能,展示自己所有的身体和智力特质,以赢得爱人的欢心。正如达尔文所证明,性选择在动物物种的进化中起着重要作用;然而,除了少数例外,在印欧人种中,性选择大约从三千年前起就基本不再发挥作用了。未来,它将再次成为推动人类进步的关键驱动力之一。
生育和爱,将使女性重新获得她在原始社会中所拥有的崇高地位。古老宗教的传说和神话至今仍保留着对这一地位的记忆。
(拉法格著,李桂杨译《懒惰的权利》,万卷出版公司2026年版)
感谢 先知在1917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