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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工人党纲领绪论部分解说[1]

【法】保尔·拉法格
建恩 译

(1883年)




  对人类社会及其起源的最新研究表明:所有人类社会开始时都是共同占有土地及其产品。个体所有制开始出现的时候,只是限于纯属个人使用(1)的物品:诸如野兽的毛皮、从敌人身上缴获的战利品、装饰品、武器等,这些物品通常和所有主的尸体一道埋葬。个人使用既是产生个体所有制的起因,也是个体所有制的最大限度(2)。
  土地及其产品的个体所有制出现得较晚:个体所有制在封建制度下要承担各式各样的捐税,法国是在一七八九年大革命时,个体所有制才具有绝对的或资产阶级的性质。当然,个体所有制是在侵犯集体所有制或公有制的基础上,经过多少世纪,通过暴力和欺骗才逐步建立起来的。然而,甚至在最资产阶级化的国家,它也从来未能把集体所有制全部兼并过去,因为公共产业(市镇财产、国有森林等)还普遍存留就可以证明这一点。
  因此,纲领的绪论中说“个体所有制从来没有作为普遍现象而存在”。
  个体所有制的基本特征是个人使用自己所有或专有的财产,在小农业和小工业时期,一直保持这种特征。农民耕种自己的小块土地,织布工人用自己的手摇织布机进行生产,雕刻家使用自己的刻刀,画家使用自己的画笔,木匠使用自己的工具。他们不仅是名义上或法律上的所有主,而且是实际上的所有主,因为他们亲自使用自己的财产,因为他们自己操作自己所拥有的工具。财产和所有主紧密联系在一起,融合在一起。财产的生产能力取决于所有主的灵巧和精力;如果所有主抄手不干,或者年老体衰,生产能力就不可能不受影响。因此,所有主在生产中起着有益的作用。
  但是,随着地产的扩大,随着工业的变革和机械化,个体所有制的使用性、实际性和有益性逐渐趋于消失。当农民的小块土地发展成为一、二百公顷以上产业的时候,从事耕作的就不再是所有主,而是分成制佃农或一般佃农、长工或短工了。当手摇织布机变成了机械纺织机,手锯变成了机械圆锯的时候,所有主就不再织布或锯木了,而是雇用工人去从事这种劳动。财产就成了法律上或名义上的东西,所有主则失去了对财产的个人使用,他和财产不再紧密联系在一起;因为财产的生产能力和所有主的个人技巧无关,而且也不会因为他游手好闲或年迈体衰而受影响。所有主在生产中不再起任何作用。他只是在掠夺生产者,即掠夺那些由于使用财产而应成为名义上或法律上的所有主的人,而这些生产者的劳动不但要创造出相当于他们每天所消耗的东西,而且还要为所有主创造剩余价值,即利润;雇佣劳动者的人数越多,受剥削越厉害,这种利润就越高。
   名义上或法律上的所有主既然已经变成了不折不扣的利润掠夺者,那么,完全可以让路特希尔德取代多耳富斯,让梅纳尔·多里昂取代施奈德尔(3),而生产能力并不会因此有所下降。所有主甚至可以不再是一个真实的人,而是一家公司(例如卡伊公司),或者成为股东或债券持有人的团体。矿山、铁路、运河、冶炼厂就是这种情况,那些财产证书已变成无人称的东西,可以畅行无阻地转手流通,在交易所里一天之内几次转换法律上的所有主。
  这就结束了所有制的个体性质,或者正如纲领的绪论所说的,“所有制的个人占有方式日益为工业进步所排斥(4)”。
  工业进步排斥了所有制的个人占有方式,同时建立了集体所有制的高级形式。它就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创造了这种形式的物质和精神因素。
  当人们还没有蒸汽犁、收割机、脱粒机以及其它农业机器的时候,可以继续保留小块土地并以这种形式由个人占有。但是,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到来,只有把原来的小块土地合并而成的大片土地才可以存在。这使得土地集中势在必行。这种集中促使并要求实行土地的社会占有,且不说地产在股份公司的手中日益成为未分割的,即共同的产业
  工业方面的变化也是一样,而且还要迅速:个人可以占有的手摇织布机、纺车、手锯以及其它几乎是家庭式的工具已经被纺纱厂、锯木厂、机织厂所取代;这些工厂汇集了几十副锯子、几百部纺织机、成千上万个锭子。这便是工业的集中,是大型手工工场〔manufacturiers〕[2]机构的社会占有的前奏;这些机构现在就已经越来越不再是某一个人的产业,而成为未分割的和不可分割的共同产业。一条铁路拥有大量车箱、机车、车站以及这种集体设备的其他部分,怎么能确定它的每个股票持有者的个人财产究竟是多少呢?
  这种集中,是商业的规律,也是工业和农业的规律,它和它所带来的那种股份集产制是“财产的集体占有方式(5)的物质因素”,绪论谈到这种占有方式时,说它是由“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发展所创造的”。
  小块土地和工具是个人使用的手段,也就是说,一个人就足以经营或运用这些小块土地和工具。但是,大地产、纺织厂、纺纱厂、机器锯木厂则必然是集体使用的手段,也就是说,要靠大批工人的合作才能进行生产。
  自耕农必须自己从事生产——自己耕耘、播种、收割、脱粒、修剪葡萄枝、收获葡萄和酿酒;个体工人,例如细木匠,就得自己挑选木料,设计家具,制作和装配各部件;而在机械化的工业和农业中,分工非常精细,所有操作都由各工种的工人同时去完成。大农业需要化学家对土壤和肥料进行分析,需要机械师开动蒸汽犁,需要专门家进行选种,如此等等。一个机械工场不能没有场长、会计、司炉、壮工、工头等。这些生产者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无法单独制作整件产品,而是要由大家一起协作进行生产,各人所占的比例不定,也不可能确定。例如在一公尺呢绒中,巳不谈纺织工,怎么能够算出机械师、司炉、工头、场长、壮工在那上面所付出的劳动量呢!所有这些人,虽然身份不一,但对于生产这一公尺呢绒都是缺一不可的。虽然——更正确地说因为——这些人所属的类别不同,但他们都是必不可少的,简直是谁都缺少不了谁,所以任何人都不能按照自己的时间随心所欲地去完成自己的任务。当纺织工六点或七点钟就到织布机旁等候蒸汽把机器开动,那么,最不守纪律的极端自由主义的司炉也不能等到十点钟才上班。只有对现代化生产毫无概念的人才会认为,不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而且在任何时期,个人都可以在机械工场中随心所欲[3]地工作,个别人可以任意开始或中止全体人的工作。劳动者一走进这种工场的大门,无论是场长、机械师或壮工就都得放弃自己的意志和个性而仅仅成为庞大机械的一个自动化不等和重要程度不同的齿轮,受这个机械支配,被这个机械带动。
  集体劳动或共同劳动的必要性,各劳动者之间的互相依存,这些都是财产的集体占有方式的精神因素,这些因素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发展。当然,精神因素还不仅是这些。
  现代化生产最特殊的现象之一,就是生产力的指挥转到非所有主即无产者的手里。工程师、化学家、场长、工头、领班等等,一句话,工业的整个指挥班子都是从广大雇佣劳动者中招募来的。不管这些经济领导人的科学知识水平有多高,也不管他们个人的才能有多大,他们跟自己所指挥的工人一样,都是雇佣劳动者;他们只是在工资的数额方面有别于工人——还加上他们表现得傲慢一些。尽管他们之间大部分人对于每天只领五、六个法郎的工人可以表现出奴才的傲慢无礼,但他们仍然和后者一样都得听任游手好闲的产业主或金融家的支配,这些产业主或金融家的个人意愿对他们和对工人同样都有约束力。由于无产阶级既提供了生产的体力因素,也提供了生产的精神因素,因而,有朝一日,整个产业主阶级都会消灭,其财产将实现集体化或社会化,但生产并不会因此而受到丝毫损失。
  换句话说,或者概括一下:人类社会以共同或集体所有制开始,个体所有制则是从纯属个人使用的物品〔装饰品、武器等)开始,接着是占有房屋、土地、工具、资本,到了资产阶级掌握社会权力时,个体所有制才具备了它的绝对形式;然而,原始的集体所有制却从未完全消失。
  随着个体所有制的扩大和实行机械化,名义上法律上的所有主就不再使用其产业,而成为掠夺雇佣劳动者的人,由雇佣劳动者去使用这种产业,也只有雇佣劳动者才能使这种产业发挥效益。
  这样,个体所有制就完全失去存在的意义。
  另一方面,随着个体所有制的扩大和实行机械化,越来越以集体的方式使用这种产业。它需要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的集体,并导致新的高级的集体所有制或社会所有制形式。这种所有制形式是靠损害个体所有制建立起来的,正如个体所有制也是靠损害最初的集体所有制才建立起来的,二者同样都是势在必行。

(1) 加粗部分与人民出版社保持一致,后同——录入者注。
(2) 今天的人类学研究成果较之保尔·拉法格生活的时代已更为丰富,因此对类似问题的阐释与本文存在较大的区别——录入者注。
(3) 路特希尔德(Rothschild),今译“罗斯柴尔德”,欧洲金融家族;施奈德尔(Schnaider),今译施奈德,法国工业家族。
(4) “排斥”,一译“淘汰”。
(5) “财产的集体占有方式”,一译“所有制的集体占有方式”。



  由于生产资料(工厂、土地、商店)在其使用方面越来越成为集体的,而生产资料的占有方式却仍然是一个体的,这样,就产生两种结果:产品积聚在非生产者的所有主(资本家)手中,而非所有主的生产者却随着生产的增长而更加贫困。
  劳动者所创造的一切财富都不为他们自己所掌握,唯一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些劳动者并不拥有他们集体使用的工具。他们享用的那部分劳动产品只限于维持生计和劳动力再生产的费用方面,而游手好闲的所有主对于劳动者为维持生计和劳动力再生产的费用,即工资,总是力图而且必然要加以削减的,因为这是增加其利润的唯一手段。
  因此,所有主就尽量延长工作日,而且延长得太过分了,使得资产阶级政府也不得不通过法律来进行干预,限制滥用工人的劳动力。在工业家之间所进行的斗争或竞争中,胜利是属于从工人身上榨取无偿劳动最多的那些工业家;因为这样,他们就可以降低成本,从而廉价抛售,垄断市场。因此,任何一个“好老板”(如果有好老板的话)都不可能超出微乎其微的限度去改善他的那些象机器一样的工人的状况。在雇主阶级当中,非但不去关心这种改善,反而竞相责备其雇佣工人偷懒,指责他们因为提出各种要求而使民族工业遭到破产[4]
  因此,为了降低劳动力的费用,工厂主竟然彻底破坏工人的家庭:继雇用妇女之后还雇用儿童,让他们在工场中累断筋骨。妇女和儿童是比男子更为廉价的工具;所以,不管他们是愿意还是被迫,都被卷进了工业的齿轮机构中去,然而资产阶级的慈善家,为了掩盖不顾年龄和性别的资本主义剥削的丑恶,却一味在侈谈提高工人家庭的福利(1)。
  工厂机械的改进也并非为了其他目的。这种改进促使劳动简单化,同时又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可以使雇主节省一部分人员,用普通工人去代替熟练工人(因为后者的报酬较高),用妇女和儿童去代替成年男子。由于机器的使用和改进而被赶出工厂的失业工人,在饥饿的驱使下,不得不廉价出卖劳动力;从而他们就不由自主地成了压低在业同伴工资的工具。最终的结果是为劳动繁忙时期造成一批工业过剩人口后备军,有了这支后备军就可以在平时克扣工资和延长劳动日。当本国的工业过剩人口不足的时候,那也不必担心:对老板来说,并不存在国际主义的罪过,他总是有来自外国的人力资源可以利用,而且越来越加以滥用;他可以从意大利、德国——必要时从中国——的饿鬼储备库中吸收所需要的人力,以此压低劳动力的价格,让本国同胞去忍饥挨饿(2)。
  机器的普及、发展和自动化,使产品和老板的利润成百倍地增加,但给雇佣生产者带来的只是劳动和穷困的加重。雇佣生产者为其主人创造的财富愈多,给自己制造的贫困就愈甚。他们所生产的和他们可以消费的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他们的工资只够维持生计;他们生产的产品越多,他们就越是无法买回自己的那一部分产品。
  日益普及的职业训练以及其他训练也不会产生别的效果。工人阶级所组成的活的机器的完善,使得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用较少的人力完成同质等量的劳动,它使生产增加了,但是使又一批生产者遭到失业。
  只要雇佣劳动制度使劳动者成为那些劳动工具占有者手里的工具,也就是正如纲领的绪论所说的那样,只要劳动者不占有生产资料(土地、工厂、船舶、银行等等),不管在任何制度下,所有进步都会反过来损害劳动者。
  只有当生产者阶级破除了生产资料的个体占有,并以集体占有或社会占有来代替它的时候,生产者阶级才能不分性别和种族获得自由,亦即掌握自己的命运并掌握现有的一切以及自己创造出来的一切。

(1) 此处显然可以结合雨果在《悲惨世界》中的议论阅读——录入者注。
(2) 与由于产业转移而导致的“产业空心化”具有可比性——录入者注。



  只有剥夺资本家阶级才能对已经变为集体使用的生产资料实行社会化或集体化。
  那些回避说出剥夺这个字眼的革命者——因为有这样的人——认为不要以此吓唬群众;他们就象害怕这种做法、试图通过市镇竞争或举办公用事业来代替剥夺的那些社会主义者一样,没有看到或不愿看到:
  (1)剥夺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一切变革的规律;
  (2)由于现制度的自然和必然的发展,所说的剥夺越来越易于实现;
  (3)只有剥夺才是对被剥夺者的唯一补偿,
  (4)生产条件越来越使剥夺成为必不可免。[5]
  被奉为本世纪之神的工业进步的结果是对那些从前用自己的工具在家里劳动的自食其力的手工业者进行剥夺。他们被剥夺了:
  (1)他们的劳动工具。这些工具在他们手中已无用处,成了可以付之一炬的木头(纺车、刨子、织机等);
  (2)他们多年学得的技艺。这套技艺已被车床所取代;
  (3)他们的家庭。由于妻子儿女都到工厂中去干活,这些家庭已空无一人;
  (4)他们的劳动果实。这些果实已由个体或集体雇主(老板、股东、证券持有人等)在利润股息的名义下集中起来,纳入金库。
  这就是现代化生产的过程,它完全是建筑在大鱼吃小鱼所造成的废墟上,可以说人类活动的各个部门都是如此:象“卢浮”和“邦马舍”这类特大商店的繁荣就是靠大批小铺子倒闭所造成的,正如“克列索”和“费夫-里尔”的发迹也是由几百个小作坊的破产而造成的一样。
  相反,工人党纲领所要求和追求的剥夺是剥夺大产业主,为穷苦者谋利益,也就是剥夺少数掠夺者为大多数被掠夺者谋利益;一言以蔽之,就是剥夺剥夺者
  对那些剥夺群众的人,只是让他们退还而已;这些剥夺者的人数由于彼此间进行你死我活的竞争,正在一天天减少。他们对生产漠不关心,象苏丹一样对生产一窍不通,这样,工人党的任务不但可能而且更易于实现。其实,领导生产的不是他们,而是一批优秀的雇佣劳动者。因此,剥夺他们的财产对于铁路、矿山、冶炼厂、炼制厂、纱厂、织造厂等毫无影响,生产活动将一如既往,照样进行。
  另一方面,唯有这种剥夺才是有补偿的,而到目前为止进行的所有其他剥夺都是没有任何赔偿的。试问,由于机织厂的出现而被剥夺的手工织布工人的赔偿金在哪里呢?由于铁路的建成而被剥夺的马车夫和卡车司机的赔偿金在哪里呢?由于自来水总公司的开设而被剥夺的挑水工的赔偿金在哪里呢?由于“布西科”和“雅吕佐”这样的大商场的建立而被剥夺的服饰用品商、衬衫商、鞋匠、地毯商等的赔偿金又在哪里呢?
  在实行社会剥夺的情况下,将建立一系列保护儿童、老人和防止疾病等真正公用事业;那些名义上的受损者,即以前的资本家,也和其他人一样,可以享受这些公用事业,而且还会让他们参与掌管全部生产资料和交换资料等公共财产并按照同工同酬的原则分享共同生产的果实。
  鲁昂全国代表大会把马赛和哈佛尔大会的事业向前推进了一步,光荣地在纲领的绪论中明确地补充写上这种社会剥夺。这种剥夺不仅是由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或资本主义所有制给劳动者阶级带来超额劳动和贫困所引起的。它的出现是一种经济必然性,因为在机械和蒸汽的作用下,生产资料变得异常庞大,使得个体所有主无力指挥和控制。生产资料支配这些所有主,后者已无法按照消费的需要进行生产。生产资料迫使所有主让产品充斥市场,造成十年一度的生产过剩危机。这种生产危机比一次大战或一场瘟疫所造成的损失还要大,它扰乱了整个社会结构,只有掌握自己的劳动工具和社会劳动产品的社会才能预防和制止这种危机[6]


  但是,为了公益而剥夺那些谋私利的剥夺者的所有权,首先得由组成工人党的生产者阶级取得政权。资产阶级依靠所掌握的国家保护它所掠夺的财产,因此,正如我们绪论中指出的那样,要从经济上剥夺资产阶级,首先必须从政治上或政权上对它进行剥夺。
  而且在这方面,由于各种情况的变化,工人阶级的任务大大简单化了。过去——还不到[注: “还不到”,一译“将近”——录入者注](1)三十年以前——,大资产阶级从勤劳和富有生气的小资产阶级那里找到了反对工人起义的盾牌和利剑。1848年,不仅巴黎的中产阶级,而且还有外省的中产阶级,完全步调一致地反对六月的起义者。那些新的资本老爷们对于这种效劳——真是救命之恩——究竟如何报答呢?他们竟不断榨取自己的同盟者和救星。大商号扼杀小店主,大工业家拧死小工业主,金融家掏空小资本家——甚至中等资本家——的腰包。小资产阶级不但不再维护大资产阶级去反对无产阶级的革命行动,而且由于不断被剥夺,已被抛到敌人的行列里。1871年,在二十几万张支持3月18日反资产阶级运动的选票中,有一半以上是属于小商业和小工业方面的。外省大量小资产阶级都同情巴黎起义;好几个城市的小资产阶级还用武装支持了起义,同时巴黎的一些资产者第一次在工人的指挥下参加了战斗。
  1848年,巴黎和外省的国民自卫军争相屠杀那些“主张均产者”。1871年,尽管梯也尔得到路易·勃朗、格雷波和朗格卢瓦之流的支持,而且还一再号召,并以高额军炯为诱饵,但他连一个连的民兵也未能动员去屠杀官方电讯中所说的巴黎“共产主义者”,即公社社员们。
  大资产阶级既不知道也没能力保卫自己,它只好把这一差事托付给警察、宪兵和被俘的士兵;由于出卖法国工业[7],凡尔赛镇压巴黎无产者的盟友伸斯麦把这些士兵交付给大资产阶级。
  当大资产阶级还没有失掉全部锐气,当它还和小资产阶级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它是要求组织国民自卫军的。它以自己能够保卫自己的财产和人身为荣;而波旁王朝却对大资产阶级维持社会秩序方面的力量已经表示怀疑,因而不得不于1830年永远走上流亡之路。今天,大资产阶级由于觉得再也得不到它的受骗者和受害者小资产阶级的支持,因此,它怯懦万分;尽管国民自卫军不过是也只能是一支资产阶级民团而已,因为玩刀弄枪必须要有闲余时间,但大资产阶级竟要求解散整个国民自卫军,把这看作自身安全的首要条件。在共和制度下反而解散自卫军,那更是说明问题。
  为了保卫自己所积聚的赃物,大资产阶级,资本家阶级只有依靠警察和军队了。但是,警察的棍棒用来对付无害的游行示威者可能绰绰有余,而要对付战士那就完全无能为力了。至于军队,尽管今天还起保卫作用,明天将是个危险。军队陆续将健壮的居民吸收入伍,培养工人学会使用武器和集体作战,换一句话说,它在为行将到来的工人革命培养一批训练有素和遵守纪律的士兵。
  正如纲领的绪论中所说的那样,唯有革命才能使生产者阶级夺取政权,并使政权服务于从经济上剥夺占少数的法国资本家以及实行生产力的国有化和社会主义化[8]
  这场不可避免的革命将不是靠关于要使用炸药的激烈言论,靠个别一些人物的英勇狂热行为,也不是靠和警察进行地方性搏斗或者局部拿起武器就能引起的。它也不会由于激进派首领或可能派首领的那一套政治经济玩艺儿,或由于连资产阶级国家也不得不实行的那一套工人改革而被制止或推迟。它将由于错综复杂的国际政治形势和欧洲的工业发展以及美洲和大洋洲的农业竞争所造成的不可避免的动荡而爆发。
  可以说任何个人甚至任何政党都不可能加速或制止象十九世纪所孕育的那样一场革命,但是一个明确认识到以经济变革为目标的政党是可以领导这场革命的。从马赛、哈佛尔和卢昂全国代表大会诞生的工人党正是要发挥而且能够发挥这种作用。
  1848年2月24日和1870年9月4日,尚未觉醒的劳动者让临时政府和所谓国防政府的资产者登上本阶级的国王和皇帝尚有余温的宝座。当劳动者大失所望,幻想破灭,拿起武器要求应得权益时——1848年6月是一次,1871年3月又是一次——,已经为时太晚了。这一点,他们已经看得很清楚。那些新当权者——他们就是新的有产者阶层——已经有时间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并把不久以前还在互相争斗的资本家阶级各派别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他们已经能够以血腥镇压的手段来对付工人的要求,因而他们实际上先发制人,主动挑战,例如关闭国有工场,夜袭蒙马特高地的炮台。
  无论是1848年还是1870年,无产阶级都没有领导革命的准备。无产阶级虽然能够夺取胜利,但却不会利用胜利的果实,原因是没有纲领和组织。即使假定它仍然还掌握着巴黎,但它在任其自治的各省中也得不到必要的支持,同时它也不懂得进行哪些经济改革。它的执政结果只是暴露了它的无能。它的胜利仅仅是暂时的。革命时期的困难之处,不在于夺取政权,而在于保住政权。
  只有当各工业中心都发动起来并互相支持,而且在这些工业中心——它们是我们的积极的和第一线的队伍——中找到一些知道该做什么而且身体力行的人的时候,执政的无产阶级才能保住政权。
  为此,应该使法国各地工人阶级的有觉悟的领导人物熟悉有关剥夺资本家和实行国家占有这个问题,因为这一任务不久将要落在他们身上,而且时间日益临近;同时应该使他们对立即实行的第一批改革措施取得一致意见。
  在马赛、哈佛尔和卢昂举行的无产者代表大会因此制定了纲领,这是有关我们一旦掌握了国家以后所要实现的目标和实施办法的唯一纲领。
  工人党过去致力于传播这个纲领;党不过是也只能是个指导者组织者,它用一切办法进行组织和指导:口头宣传(集会和报告会),书面宣传(书籍和报刊),实际行动的宣传(罢工、请愿、竞选等)。
  当然,工人党之所以参加竞选,并不是为了赢得几个参议员或众议员的席位(它可以把这些席位让给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的痔疮患者),而是因为在竞选期间可以让平时对会议最漠不关心、最无动于衷的那部分群众受到我们的教育,还因为在竞选期间可以迫使那些资产阶级的领导人物亲自出马,暴露他们的不良意图和无能,因为他们作为候选人角色是无法逃避表演的。
  如果我们有些人真的闯开代议机构的大门,那也不过是为了在那里继续进行关于剥夺的集体主义或共产主义的宣传,并利用资产阶级议会这个场所,把那些与相有财产的资产者联成一体的资产阶级领导人物逼得走投无路。


录自人民出版社《拉法格文选》1985年版
译自茹·盖得和保·拉法格《工人党的纲领:它的历史、绪论和条款》1883年巴黎法文版第29-53页。





[1] 1883年,茹尔·盖得与保尔·拉法格在圣·帕拉惹监狱中合写了《工人党的纲领:它的历史、绪论和条款》一书,对法国工人党1880年哈佛尔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做了通俗解说。这里发表的是小册子中关于纲领绪论部分的解说,是由保尔·拉法格起草的——编者注。

[2] 准确的用词应为“mécanifacturiers”(机器工场),因为它不是手工劳动,而是使用机器劳动。但是由于法语中还没有这个词,不妨可以仿效英国人,他们把机械化工业都包括在fabrique(工厂)这个词里面,所为我们最好是用usine(工厂),usinier(工厂的)这样的词来指机器生产——拉法格注。

[3] 拉伯雷(无政府主义的文人试图拿他来替自己辩护)可以在他的德廉美修道院门上刻上:“做你所愿做的事”。不过,我们那些玩弄词藻的极端自由主义者却没考虑到:首先,当这位十分大胆的中世纪的思想家在纸上建造他的理想的修道院的时候,那种把人变成机器的仆从的机械生产还没有出现;其次,这所修道院不是一个生产场所,而是一个娱乐或消费的场所。然而,在消费方面“做你所愿做的事”仅仅是一个时间间题。拉伯雷在这方面是个预言家。他预料到我们所要走向的共产主义社会,在这个社会里面,产品异常丰富,可以随意消费。但是,自由消费和自由生产之间,存在一条永远无法逾越的鸿沟。可能做到的(而且也是将要做的),那就是为每个人和所有人逐渐缩减个人不能自由行动的劳动时间——拉法格注。

[4] 1883年5月召开的中部地区可能派代表大会也随声附和资本家的这些怨言,把“提高工资”也列为“法国工商业不振”的原因之一。(第七项决议)——拉法格注。

[5] 而且,正如绪论所说的,在这种解放全社会的变革中获得自由的将不仅仅是工人阶级。现制度下的那些享受特权者(资本家),可能自以为他们现在是自由的,但是他们真的是自由的吗?他们甚至连白身都保护不了,经常要受到工人阶级因贫困而引起和传播的瘟疫、伤寒、霍乱等的威胁,而且有时自己也被传染上。他们为了防止群众“袭击”而不得不以军队、法官、警察等形式加以维持和发展一支盲目的、消极的力量,但这支力量是随时都可以发动雾月十八日和十二月二日这一类政变的;因此,他们并不因为有了这样一支力量而在政治自由方面得到更好的保降。至于他们的财产(对于这些来路不正而又十分庞大的财产,他们就象海_L遇难者抓住轮船的残骸那样,紧紧抱住不放),由于各种折换(这是一种局部的破产)、弗图-弗德式的暴跌、不可靠的公证人、娜娜式的贪得无餍[※ “贪得无餍”,有时也写作“贪得无厌”——录入者注]的女人(这是对于迫使无产者的妻女卖淫的一种报复),他们的财产不也是越来越保不住吗?
  当然,尽管那些因破产而弄得家破人亡(每年六千家以上)或因生产过剩危机而垮台的资产阶级会象工人阶级一样从集体主义即共产主义的社会中获得好处,但是却不要指望资产阶级去建设这种社会,也不要指望贵族阶级,因为贵族阶级作为所有主,本来可以从一七八九年的革命中得到好处,但它不是去促进、而只能说是“容忍了”这场革命。
  那些特权阶级一向表现出不可能为自己成员的真正、长远的利益而牺牲眼前的、表面的利益。因此,必须不顾他们的反对,用革命的方式去解放他们——拉法格注。

[6] 例如,通过对需求的统计,以此作为生产的尺度和准则,同时可按照这些需隶分配方动者到社会活功的各个部门,并限制各种劳动者的劳动时间——拉法格注。

[7] 法拉克福条约※规定给予德国及其产品以最惠国待遇,但这不是互惠的——拉法格注。
  ※ 1871年5 月10日法兰西共和国与德意志帝国为结束普法战争而签订的条约。条约主要内容为:①法国割让阿尔萨斯(贝尔福地区除外)和洛林东部包括梅斯要塞给德国;②上述地区居民可以选择法国国籍并保留不动产;③法国赔款50亿法郎,分3年付清,赔款付清前德军留驻巴黎和法国北部诸省。条约导致德法两国长期不和,加剧了欧洲的紧张局势——录入者注。

[8] 为了避免任何曲解,我们应当指出,工人革命之后,只能是剥夺那些拥有由集体使用的生产资料的所有者,诸如大地主,工厂主,冶炼厂主,银行、铁路、矿山、船舶等的股东和债券持有人。任何革命政府都不可能也不愿意剥夺自耕农的小块土地,剥夺雕刻匠的雕刻刀,剥夺细木匠的刨子和锤子。而且,一个胜任的革命政府还要让他们摆脱剥削他们的高利贷者和商人,并帮助他们减轻如此繁重而又报酬低微的劳动,直至通过事例使他们相信集体生产比个体生产具有优越性的时候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