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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法格文选》前言

1982年12月



　　保尔·拉法格（1842—1911）是法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宣传家，法国工人党的创建人之一。拉法格的著作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并不陌生。早在五十年前，他的一些重要论著（例如《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财产及其起源》）就译成了中文，有的还出了多种版本。瞿秋白同志在1932年所写的《拉法格和他的文艺批评》[1]—文中，介绍了拉法格的生平和事业，并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评述了他的文艺理论。解放后，我国翻译出版了他的许多政治、哲学和经济学论著，以及文学评论和语言学研究的论文。最近，我国还出版了三卷本的《恩格斯与保尔·拉法格、劳拉·拉法格通信集》，为了解和研究拉法格的思想和革命活动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但是，迄今为止，我国还没有编译过一部比较系统、完整的拉法格著作选集。著名的德国马克思主义者弗兰茨·梅林曾说，拉法格的书“全部都属于那些有永久意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文献之列”[2]。为了适应我国广大读者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需要，促进对拉法格的斗争实践和理论活动的了解，并从中吸取有益的经验和教训，我们根据目前所收集到的材料，编了这部拉法格选集。选集分上、下两卷，上卷包括1870—1894年的著作；下卷包括1895—1910年的著作。
　　保尔·拉法格1842年1月15日生于古巴的圣地亚哥。祖父是从波尔多迁到圣多明各岛定居的法国人；祖母是这个岛上的黑白混血儿，在黑人暴动时期（1796—1802）逃亡到古巴；外祖父出身于一个犹太人和法国人的混血家庭，曾在法国受过正规教育；外祖母是牙买加的印第安人。父亲弗朗斯瓦·拉法格是一个不太富裕的葡萄种植场主，曾当过箍桷匠；母亲叫维吉妮·德·阿尔马雅克。保尔是他们的独生子。因此，正如梅林所说的，在保尔·拉法格的血管里，混合着三个被压迫种族的血液。
　　1851年拉法格随父母从古巴回到法国，先后在波尔多、图卢兹读书，后来进入巴黎大学医学院学习。他积极参加了当时的进步学生运动，反对拿破仑第三的暴虐统治。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他属于共和主义的大学生团体。随着斗争的深入以及无产阶级力量的壮大，拉法格逐渐脱离资产阶级共和派并同工人组织建立联系。1865年，拉法格成为沙尔·龙格创办的急进民主主义报刊《左岸》的撰稿人。这时他在思想上还深受蒲鲁东主义的影响，同时也接受了布朗基主义和实证主义的一些观点。1865年1月，拉法格加入了新成立的国际工人协会巴黎支部。2月，受巴黎支部委托前往伦敦向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报告法国工人运动的状况，在那里首次会见了马克思。同年10月，出席了在比利时列日举行的国际大学生代表大会，回国后被反动当局开除了学籍。1866年初，拉法格到伦敦继续学医，同时积极参加第一国际的活动。同年2月27日，他当选为国际总委员会委员；3月，任西班牙通讯书记；不久又接替被捕的龙格任比利时通讯书记。在此期间，他同马克思、恩格斯有着密切的交往。在两位革命导师的帮助下，他逐渐克服了蒲鲁东主义和布朗基主义的影响，接受了科学共产主义思想，转到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来。1868年4月2日，他同马克思的次女劳拉举行了非宗教的结婚仪式。同年7月，在伦敦巴托罗缪医院顺利完成了医科学业，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并在医院担任助理外科医生。10月16日回到巴黎。在这一时期，他经常为左派共和党人的机关报《马赛曲报》和布朗基派的《自由思想》周刊撰稿，并同马克思保持密切的通讯联系。1870年4月，他协助瓦尔兰等人创建了国际巴黎联合会，并担任国际总委员会驻巴黎联合会的代表。
　　普法战争爆发后，拉法格携全家于1870年9月2日从巴黎迁居波尔多，重建了那里的国际支部，任支部书记。他创办了《国防报》，号召通过革命方式把战争进行下去，并揭露国防政府的背叛行为。该报不久被迫停刊。此后他曾担任《波尔多论坛报》和《联邦报》的撰稿人，积极宣传国际的思想。1871年3月18日巴黎公社起义后，他代表波尔多支部宣布支持公社的原则，并组织波尔多工人声援巴黎无产阶级的斗争。1871年4月7—18日，他亲自前往巴黎会见公社领导人，目睹了公社战士们的英勇气概和自我牺牲精神。他接受了在外省发动起义支援公社的任务，于4月19日回到波尔多。为了适应斗争的需要，他改组了国际支部。公社失败后，他受到梯也尔政府的通缉，不得不逃亡西班牙。8月11日，他在韦斯卡被西班牙当局逮捕，梯也尔政府要求将他引渡，但遭到拒绝。十天后拉法格获释，到达西班牙北部工业中心圣塞瓦斯田，12月24日又迁居马德里。在那里他同西班牙的革命者莫拉、梅萨和伊格列西亚斯等一起坚决捍卫第一国际的纲领和组织章程，同无政府主义展开不调和的斗争。他以法尔加的笔名在《解放报》上多次发表文章，揭露巴枯宁派的阴谋活动。总委员会曾授予他全权处理整个西班牙事务的权力。1872年6月9日，他和其他几位国际成员被开除出巴枯宁派所控制的马德里联合会。后来他们创建了新马德里联合会，并得到总委员会的承认。1872年9月，他作为新马德里联合会和葡萄牙联合会的代表出席了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他在会上投票赞成关于加强总委员会的权力以及开除巴枯宁和吉约姆的决议。会后协助马克思、恩格斯撰写《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风际工人协会》这一重要文献，彻底揭露了巴枯宁派破坏国际的阴谋活动。
　　1872年l0月，他迁居伦敦，为了维持生计，曾同勒穆修、乔治·穆尔合伙开设一家石印雕版厂，但很不顺利。他生活非常困难，在经济上常常不得不依靠恩格斯的慷慨援助。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下半期，法国工人运动开始从巴黎公社失败后的低潮时期走向蓬勃发展。在1879年10月于马赛举行的全国工人代表大会上宣布成立了独立的工人政党——法国工人党。此后拉法格同盖得一起成为党的主要领导人。他们密切合作，互相补充。如果说盖得是一位杰出的鼓动家和组织家，那么拉法格则是一位卓越的理论家和宣传家。当时拉法格和盖得等人把自己称作“集体主义者”，以强调他们的奋斗目标是实现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或公有制。从1880年起，拉法格成为盖得派的《平等报》的主要撰稿人之一。
　　1880年5月，拉法格同专程前往伦敦的盖得一起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直接指导下起草了法国工人党纲领。这是法国无产阶级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纲领，它在1880年哈佛尔代表大会上获得通过，被称作哈佛尔纲领。拉法格同时还写了一篇《法国工人党宣言》，对纲领的内容作了详细的阐述和论证。马克思曾阅读了这篇宣言的原稿，并提出修改意见。由于马隆等人的阻挠，此文未能公开发表。1882年4月，拉法格回到法国，在巴黎一家保险公司当了几个月的文牍员，不久便遭裁减。9月，他出席了工人党圣亚田代表大会，同以马隆和布鲁斯为首的可能派展开了坚决的斗争。由于可能派在会上占据多数，拉法格和其他革命者决定退出，并单独在卢昂召开了代表大会。这样，法国工人运动中的马克思主义派和机会主义派在组织上就公开决裂了。恩格斯在1882年曾经指出：“在建立党的时候，盖得和拉法格同马隆和布鲁斯之间的最初的合作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马克思和我从来没有幻想这种合作能够长期维持下去。争论的问题完全是原则性的：是应当把斗争作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来进行呢，还是应当像机会主义者（翻译成社会主义者的语言就是：可能派）那样，只要能获得更多的选票和更多的‘支持者’，就可以把运动的阶级性和纲领都丢开不管？马隆和布鲁斯赞成后一种做法，从而牺牲了运动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并且使分裂成为不可避免的事。”[3]1883年，拉法格和盖得因在阿利埃省多次举行演讲会而被木兰法庭判处六个月徒刑和一百法郎罚款。他们在服刑期间合写了解释哈佛尔纲领的小册子《工人党的纲领：它的历史、绪论和条款》。
　　拉法格为筹建第二国际作出了极大的努力。他同法国和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一起在恩格斯的亲自指导下挫败了可能派篡夺新的国际组织领导权的阴谋。在1889年巴黎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上，他代表组织委员会致开幕词。为了筹备1890和1891年的五一节示威活动，他进行了大量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1891年5月1日富尔米市的示威者遭到军队的残酷镇压，拉法格被法庭判处一年徒刑和一百法郎罚款，又一次被关进圣拍拉惹监狱。为了抗议资产阶级法庭的卑鄙判决，利尔市工人在1891年议会补缺选举中推举拉法格为候选人。反动势力掀起了一场诽谤他的浪潮，妄图否认他的候选人资格。巴黎《回声报》说，拉法格是“一个外国人，首先是德国人”，因为“他是普鲁士人卡尔·马克思的女婿”。但是选举结果拉法格获得多数票，当选为众议员。政府以拉法格的国籍问题为借口，要求议会宣布选举结果无效。但是这一卑劣伎俩遭到了可耻的失败，它不得不将拉法格释放出狱。1891年11月18日，利尔市选民在剧院举行盛大的群众大会，热烈欢迎拉法格。会后数千人簇拥着他走上大街，同时高唱革命歌曲：“人家说的真是不假，走出圣泊拉惹监狱，他就去巴黎参加议会。”[4]虽然拉法格只当了短短的几年议员，但是他在这一期间做了大量的宣传组织工作，卓有成效。恩格斯对此曾予以很高评价。1892年5月，拉法格同“反社会主义联盟”创建人德莫连在巴黎地理学会大厅就共产主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拉法格论证了资本主义必然为共产主义所代替的历史发展规律，有力地驳斥了德莫连散布的“共产主义只是一种空想”的谬论。
　　拉法格十分重视农民问题，曾在阿利埃和歇尔等省的农村中进行广泛的社会主义宣传。他参加了法国工人党土地纲领的制定工作，曾代表全国委员会向1894年南特代表大会作了题为《农民所有制和经济发展》的报告。工人党土地纲领提出了一系列有利于农村无产阶级和小农的要求，有助于把他们争取到社会主义方面来，这是应该加以肯定的。但是它有着严重的缺陷。在它的绪论中说，社会主义的职责是保护小农对其土地的个人占有；即使对“剥削短工者”也应加以保护。这就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一文中对此提出了严肃的批评。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国际工人运动中马克思主义派和机会主义派的斗争日趋激烈。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成为一种国际思潮。拉法格起初认为伯恩施坦的堕落是一种“生理现象”，是“多年来精神过度疲劳的结果”。但是随着斗争的深入，他很快认清了伯恩施坦主义的实质并起来与之斗争。他指出，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哲学基础就是康德的唯心主义。他坚决谴责米勒兰加入资产阶级反动内阁的背叛行为。
　　在1901年11月伊夫里代表会议上，反对米勒兰入阁的法国工人党、革命社会主义党（布朗基派）、革命共产主义同盟以及一些自治联合会通过了建立法兰西社会党的组织方案。1902年9月，法兰西社会党在科芒特里代表大会上正式宣告成立。拉法格同盖得一起成为党的主要领导人。而拥护米勒兰入阁的饶勒斯派则在1902年3月的图尔代表大会上宣布成立法国社会党。1905年4月，两个社会党合并，组成法国统一社会党（工人国际法国支部）。拉法格当选为党的常务委员会委员，直至去世。
　　拉法格在晚年仍然坚持革命立场，同机会主义进行不调和的斗争。他在1908年图卢兹代表大会上既反对把全部希望寄托在资产阶级议会制上的改良主义，也反对完全否定议会斗争的无政府主义。在1911年4月圣康坦代表大会上，他批判了所谓市政社会主义的错误观点，重申了无产阶级只有通过革命斗争才能获得解放的马克思主义立场。
　　拉法格为在法国和国际工人运动中传播马克思主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同劳拉一起将马克思、恩格斯的许多著作译成法文，还在《平等报》、《社会主义者报》、《社会主义评论》和《新时代》等报刊上，撰文介绍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实践活动和思想。1884年他在巴黎的工人理论讲座上讲解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受到了工人们的热烈欢迎，也得到了恩格斯的好评[5]。
　　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拉法格并不是一开始就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的，而是经过痛苦的思想斗争，克服了蒲鲁东主义和布朗基主义等小资产阶级学说的影响后才转到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来。他在1880年所写的《进化——革命》、《蒲鲁东主义已经过时》、《阶级斗争》和《工人政党和资本主义国家》等文章，是他应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剖析资本主义制度，清算蒲鲁东主义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学说的初步尝试。他揭露蒲鲁东主义者竭力宣扬的“自由、正义和平等”只不过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空想，并且指出，工人阶级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才能获得解放。他在1882年写的《可能主义》、《工人党的目的》等文章中批驳了可能派的机会主义观点。他在《法国工人党纲领绪论部分解说》（1883）、《革命的次日》（1887）中进一步阐述了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必要和途径，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他指出，各国工人可以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
　　在十九世纪八十和九十年代，拉法格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批驳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马克思《资本论》的攻击。他在《卡尔·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和保·勒卢阿—博利约的批判》（1884）、《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布洛克先生的批判》（1884）、《马克思的价值和剩余价值理论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1892)以及《驳对卡尔·马克思的批评》（1896）等文章中，捍卫了马克思的价值和剩余价值理论，驳斥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种种谬论。他在《交易所的经济职能》0897）和《美国托位斯及其经济、社会和政治意义》（1903）中，研究了资本主义发展中的新现象，分析了工业资本同银行资本相结合的过程。他指出，托拉斯体系的出现标志着资本主义已经进入一个“特殊阶段”。后面这部书可说是在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发表前对资本主义垄断阶段作了独创性研究的著作。
　　拉法格的《财产及其起源》（1895）研究了人类社会各个历史时期所有制形式的演变和发展，论证了共产主义的必然到来。他写道：“那些注定会看到万象更新的人们将是幸福的，三倍的幸福！”他在《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1895），《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和康德的唯心主义》（1900）、《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1907）以及《认识问题》（1910）等哲学著作中坚持了物质的第一性的观点，强调了社会实践是认识的基础，捍卫’了唯物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批判了唯心主义的不可知论和形而上学。
　　拉法格是一位卓越的政论家。他在《懒惰权》（1880）、《庇护九世上天堂去》（1881）、《资本的宗教》（1887）等作品中对资本主义社会作了淋漓尽致的揭露，宣传了无神论，谴责了教会的伪善和腐败。他还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文学批评和语言学研究，写了《左拉的<金钱>》（1891）和《革命前后的法国语言》（1894）等论文。拉法格的著作中也存在一些缺点和错误。他的个别表达方式不够确切。他在解释唯物史观时有时表现出机械论的倾向。他在农民问题上缺乏具体的阶级分析，往往把农民看作是一个整体。他对巴黎公社的性质及其历史意义的评价有片面性。他对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国家的作用估计不足，错误地认为无产阶级国家不应对生产进行任何千预。他在策略间题上有时也发生左右摇摆。例如，他曾把沙文主义的布朗热运动看作是一场“人民的运动”。后来在恩格斯的及时帮助下他纠正了这一错误。
　　当然，拉法格的这些缺点和错误只是局部的、次要的。如果考虑到他所处的时代和斗争环境，这些缺点和错误也是可以理解的。1911年11月25日，星期六，即将满七十周岁的保尔·拉法格和他的忠实伴侣劳拉一起到巴黎度了周末。他们拜访了自己的一些老朋友，看了电影，之后回到德腊韦的家里。当晚他们双双注射了氢氰酸毒剂，在自己的卧室里平静地与世长辞。拉法格留下了一封遗书，其中写道：

　　“我的身体和精神都还很健康。我不愿忍受无情的垂暮之年接连夺去我的生活乐趣，削弱我的体力和智力，耗尽我的精力，摧折我的意志，使我成为自己和别人的累赘。在这样的时刻到来之前，我先行结束自己的生命。
　　很多年以来我就决定不逾越七十岁．我确定了自己离开人世的期限并准备了把我的决定付诸实行的方法：皮下注射氢氰酸。我怀着无限欢乐的心情死去，深信我为之奋斗了四十五年的事业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取得胜利。
　　共产主义万岁！
　　国际社会主义万岁！”[6]

　　由此可见，拉法格的自杀并非像资产阶级报刊竭力散布的那样是由于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前途悲观失望，或是由于精神上的颓废等等，恰恰相反，他去世时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满怀着必胜的信念。
　　1911年12月3日，巴黎的两万工人为拉法格夫妇举行了隆重的葬礼。法国和其他国家的十名代表在葬礼上发表了演说。列宁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代表也讲了话。他赞扬拉法格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最有天才、最渊博的传播者之一”[7]。他指出：“在拉法格的身上结合着两个时代：一个是法国革命青年同法国工人为了共和制的理想进攻帝国的时代；一个是法国无产阶级在马克思主义者领导下进行反对整个资产阶级制度的坚定的阶级斗争、迎接反对资产阶级而争取社会主义的最后斗争的时代。”列宁强调了从拉法格的著作中“直接吸取欧洲工人的革命经验和革命思想”的重要意义。[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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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选所收入的拉法格著作大部分是根据法文原文翻译的。有一部分著作由于目前在国内找不到法文原文，我们只能根据德文本（他的很多文章用德文首次发表在《新时代》杂志上）和俄文本翻译。《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唯物主义》、《赞成共产主义和反对共产主义》、《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财产及其起源》和《美国托拉斯及其经济、社会和政治意义》等著作采用了王子野的译文，其中凡能找到法文本的，我们都根据法文原文重新作了校订。《左拉的＜金钱＞》一文采用了罗大冈的译文，只在个别地方作了文字上的改动。所有著作都按照写作或发表的时间顺序编排。我们作了一些注释，给一部分著作写了题解，书末附有人名和期刊索引。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编译方面的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请读者批评指正。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
1982年12月




[1] 《瞿秋白文集》（二），1953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111—1125页。

[2] 拉法格《思想起源论》1978年三联书店版第4 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379—380页。

[4] 《恩格斯与保尔·拉法格、劳拉·拉法格通信集》第3卷，1981年人民出版社第123页。

[5] 《恩格斯与保尔·拉法格、劳拉·拉法裕通信集》第1卷，197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77 页。

[6] 1911年12月3—10日《社会主义者报》

[7] 《列宁全集》第17卷第286—287页。

[8] 《列宁全集》第17卷第286—287页。

感谢 田丰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