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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拉斯基 -> 《共产党宣言》是社会主义的里程碑（1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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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个出色的分析出发，《宣言》有些仓卒而偶然地进而考虑直到1848年止所出现的社会主义文献。它首先谴责它所谓的“反动的”社会主义，认为是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其根源是封建的观点。作者没有提到谁的名字，但所指的很可能是两群思想家。一方面，他们攻击的是瓦格涅尔^[1]和俾斯麦之流的企图，这些人想寻求普鲁士国王和无产阶级的联盟，直接牺牲资产阶级的利益，而最后却牺牲无产阶级的利益。这些人企图袭用古老的手法，首先分而治之;好使国王的统治不成问题。同时，他们也完全可能在攻击法国路易·卢梭（Louis Rousseau）和维尔纽夫-巴尔热蒙^[2]的自称旳社会主义，这两个人主张把法国的失业者用于农业殖民地，借以防止他们去加强无产阶级大军，而让那些拥护中庸之道的人去面对他们的资产阶级。最主要的，他们是在打发“青年英国”那个集团，提供这个集团的主张的有在乔治·史密斯^[3]支持下的迪斯累里^[4]，如在《西比尔》一书里所提出的那样，更远一些的还有卡莱尔；担任这个集团的政治领导的，是约翰·曼诺斯勋爵^[5]，有时还得到艾释黎勋爵〔后封舍夫茨别利伯爵）^[6]的支持。这些人，加上以莫里斯^[7]和査理·金斯莱^[8]为主要人物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者，正是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里凭着他的习惯的预见力早就看到了它们的危险性的那些集团。
　　恩格斯至少并不是不了解卡莱尔的《宪章运动》（1840年）和他那《过去和现在》（1843年）的重要性;他在《德法年鉴》上早就写文章谈到这两部书了。他充分理解这两部书对新的工厂制度、新的济贫法和新的残酷的工业化所表示的恐惧的现实性。但是《宣言》却把这一类型的社会主义仅仅看作封建主义，不管它的辩解披着多么巧妙的雄辩的外衣。马克思看出，他们厌恶工业化的结果；但是他明白，他们宁愿回到家长式的封建主义去，而不愿前进到民主的社会主义。他们害怕被压迫者的反叛，他们希望用家长式的让步来消弭反叛，好让托利党式的民主制度继续统治下去。由于这种企图在本质上是贵族的，结果会像十小时工作制法案那样改进工厂状况而不解除未解放阶级的屈辱处境，因此'《宣言》拒绝这种想回到“快乐的英国”去的企图，认为它对真正掌握了无产阶级面前的问题的社会主义者是一种没有任何严肃意义的努力。
　　接着他们转而分析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宣言》直率地承认这派学说的成就，把西斯蒙第^[9]这个杰岀的名字置于不仅在法国而且在英国的这一学派之首。但是它辩论说，除了对现代生产的重要批判，这个小资产阶级学派只想恢复“旧的所有制关系和旧社会”，没有任何积极的目标。因此它被斥责为“旣是反动的，又是空想的”;《宣言》说：“这种社会主义就变成了一种可怜的怨声。”这样的描绘是极不公平的。西斯蒙第固然曾经在新生产制度所造成的结果之前宣布过他那种绝望的破灭感一他对那种生产制度的后果描述得那么透彻生动。但是奇怪的是对毕莱一恩格斯特别受到他的影响——和维达尔^[10]这样的法国作家竟无好评，对孔斯汤坦·贝魁尔^[11]更没有说一句好话——贝魁尔目光犀利，他看到小资产阶级是一个人数众多的阶级的一部分，这个阶级可以说组成了一只破布袋，无论破产的农民或过时的工匠都是被投进这只破布袋里去的。这种态度对于像霍吉斯金、汤普逊和布雷等人的出色的英国学派来说，也是不公平的，我们很难设想像马克思和恩格斯这样老早就注意到宪章运动的人竟会对这些人一无所知。“小资产阶级学派”所以被三言两语就对付了过去，部分的原因可能是由于这些人没有能够谈到革命，而革命的到来当然是《宣言》的主要预言。这样，在下一节里很自然地就要狠狠地攻击“真正的”或德国的社会主义了。
　　这个攻击可以看做马克思和恩格斯同黑格尔左派的最后决绝，他们本来却是属于这个学派的。他们的论证不但指出这个学派的领袖们是依概念而不是依事物生活的，还指出他们努力的结果不过是为德国反动势力的目的服务。就是在这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同他们自己的过去决裂了。他们对付了卢格^[12]和赫斯，对付了裕律恩和克利盖^[13]。费尔巴哈大大地超越了黑格尔一步，这一步本来主要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基础，现在被宣布不但是不适当的，而且是欺骗性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信徒们是用法国的革命经验和思想的伟大原则，来阐明这些原则所不能适用的一种形势。他们看不到，法国社会主义是对已经当权的资产阶级的攻击。在德国，情况却并不这样。那里，资产阶级还刚刚开始跟封建贵族作斗争。在这样的条件下争取社会主义，是用无产阶级攻击的威胁来吓唬资产阶级，而这种攻击的条件是完全不成熟的，这就延缓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功。《宣言》争辩说，“真正的”社会主义就这样“成为德意志各邦政府手中用以对付德国资产阶级的一种武器”。这样它就提出一些当作“永恒的真理”的概念来延缓必然的历史发展，而这些概念的价值本来是完全决定于它们同具体形势的联系的。因此“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罪恶就在于捏造一种貌似战斗号召的抽象的哲学;但是这种号召的结果，只能是帮助封建反动势力的胜利，因为它企图寻求一个尙未决定地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阶级的革命气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待“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态度是完全正确的，这已经由1848年在德国发生的事件最后地表明了。的确，在某一重要意义上说来，他们对德国的社会主义的批评，直到我们自己这个时代还并没有过时。如他们所说，“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搬去了法国社会主义的公式。然后，他们不仅避而不把这些公式普遍化，更糟糕的是，他们还把实现这些公式说成是德国的特殊使命，是注定要由“模范”民族德国民族和被推崇为“人的模范”的德国“小资产阶级市侩”来完成的任务。“真正的”社会主义深深地感染着德国浪漫主义的汚点，这种污点用它的民族主义的形式，赋予它用社会主义表现出来的理想以一种妄自尊大的意识，认为他们在实现这些理想方面占有优越的地位，就像在另一思想领域里，费希特^[14]和黑格尔为了补偿德国受辱于拿破仑而赋予它的地位一样；“真正的”社会主义的这种情况，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1845年就开始明白了，他们现在能够这样看清楚，不能不称赞他们的洞察力。赫斯曾经把德国民族叫做“既是最有普遍性的、同时又最有欧洲待色”的民族，他这种说法，就是要把社会主义运动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给予德国，正如黑格尔把普鲁士君主制度和他的绝对观念的最终目的等同起来时的企图一样。正是由于类似地信赖《宣言》叫做“绣满辞令花彩的思辨的蛛网”那种东西，这才使德国社会主义在1914年那么压倒一切地拿起武器来从事一场帝国主义战争，而在1918-1919年，由于玩弄槪念而不顾现实，当魏玛共和国建立时，又欢庆革命成功，而实际上这种革命尚未发生。在《宣言》的那些措词辛辣的段落里，马克思和恩格斯那么严厉地攻击了自己不久还同他们保持紧密的同盟关系的人们，再没有别的地方比这些段落更富于理解力的了。我们也不应略而不提这种批评的另一重要意义，那就是，这种批评既是针对他们的朋友的，同样也是针对他们自己早一个阶段的思想的。正是由于赫斯和格律恩不了解黑格尔的、甚至费尔巴哈的那种唯心主义的方法论决不能成为一种有成效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基础，因此他们才受到了那么坚决的严厉批判。
　　论述文献的那个章节接下去就谈到“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宣言》写道：“社会主义的资产者要保全现代社会的生存条件，但又不要有这些条件必然产生的斗争和危险。他们要保全现代社会，但是不要有那些使这个社会发生革命和陷于解体的因素。他们只愿有资产阶级而不要无产阶级。”“保守的”社会主义者可能是个经济学家或人道主义者;他处身在“形形色色的微小改良主义者”的行列之中。如果他把自己的学说制定为完整的体系，他就拿出像蒲鲁东在《贫困的哲学》中所阐述的一套主张来。要不他就避免做系统化的工作，而致力于攻击革命运动，企图使工人相信自己的愚蠢。政治改革是不行的。废除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也不会有什么好处。在“保守的”社会主义者眼里，最需要的是改变“物质生活条件”。当我们分析他所谓的这种改变的意思的时候，我们发现，原来不过是指“行政上的改良”而已。这种改良虽然简化国家事务，缩减统治费用，但丝毫不会使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关系有所改变。他主张自由贸易，或保护关税，或监狱改革，都是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不过他认为最重要的是，无产阶级应该停止仇恨资产阶级，并承认资本主义制度是永恒的制度。通过这个方法，“社会的新耶路撒冷”就能建立起来，而不必时刻害怕建立时必须通过革命了。
　　十分明显，这个攻击的对象正是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里同意蒲鲁东就他们的辩解轻蔑地加以否定的那些人——值得注意的是，蒲鲁东本人也被马克思列在这样被否定的人们当中了。这一类人的典型例子，有法国的米歇尔·舍伐利埃、阿道夫·布朗基和莱昂·福适，他们的改革方案是技术教育、利润分享和给予因技术进步而被排挤的工人以国家赔偿;如《宣言》所说，他们企图减轻资本主义制度的那些较严重的后果，而不干涉它的基础所在的生产关系。提到自由贸易一点，我觉得它挺明显的是一支射向科布顿、布莱特和他们在反谷物法同盟里的支持者的箭，这些人相信，只要实行普遍的自由贸易，社会问题就能得到解决；我的这个看法更加可能合乎事实，因为无论马克思或恩格斯，特别是恩格斯，都曾经通过第一手的材料，看到反谷物法同盟的宣传是怎样尽力破坏着宪章运动对工人的控制。关于保护关税这一点，我们很有理由可以设想，那主要是针对弗里德里希·季斯特的一击，此人那时去世才一年，他主张的德国国民经济体系是以作为富强之本的关闭性的关税同盟为基础的。如果这个设想不错的话，那么《宣言》就跟来自美洲的日益丰富的经济文献联系起来，这种文献，例如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名著《关于制造业的报告》和亨利·凯里的著作，我们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小心注意着的，虽然他们并不相信保护关税论者已经找到了生产关系的中心问题的答案。他们所驳斥的是劳资间“利益协调”那种臭名远扬的学说，这种学说虽然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兴起的第一个半世纪里先后有亚当·斯密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但早已看出其谬误，但仍被用来作为压制和挫伤工会运动的主要理论根据。《宣言》实际上是说，怀着善良愿望的人们决不能建成一个依靠减轻人民疾苦的慈善事业来取得正义的社会。必须改变的是生产关系的整个制度，差一点也不行。
　　评论以前的社会主义文献的最后一个章节所谈到的人物，《宣言》管他们叫做“批判的空想的”作家，从某种意义说来，这个章节，有些令人失望。《宣言》颇为适当地着重指出这样的事实：反映无产阶级的最初努力的文献产生了未来社会的“幻想的方案”；它把工人只当作一个受苦的阶级，而不当作一个革命的阶级；它大部分诉之于超乎阶级对抗之上的伦理的原则；它企图“用和平手段”和“通过一些细小的试验”来改变社会。《宣言》承认，巴贝夫、欧文、卡贝和博立叶从根本上攻击了各国文明的现存基础，承认他们“提供了启发工人意识的极为宝贵的材料”。但是他们的建议却被驳斥为“完全空想的”，而且，尽管承认他们本人“在许多方面也曾经是革命的”，却又坚持认为他们的信徒总是“组成一些反动的宗派”。马克思、恩格斯写道：“所以，他们一贯地一再企图削弱阶级斗争……他们渐渐地堕落而与上面讲过的那些反动的或保守的社会主义者成为一丘之貉了，不同处只在于他们更为一贯迂腐。”据说，他们变成了工人阶级政治行动的狂暴的反对者。就同反对宪章派的欧文的信徒和反对改革派的傅立叶的信徒一样，他们“狂信自己那一套社会科学能奏奇功异效”。
　　称赞是勉强的，而批评事实上很多是不公正的。对巴贝夫来说是不公正的；通过邦纳罗蒂，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得到巴贝夫的好处是很大的。对布朗台尔·奥勃莱恩的很多作品来说，对约翰·多赫尔蒂（John Doherty）的工会工作的卓越成就来说，对在《穷人卫报》上写文章的那个渊博的作者（据硏究英国社会主义的谨严的史学家伯尔的极有理由的考证，此人是个自学的工人）来说，这都是不公正的。如果说，欧文和圣西门，霍吉斯金和傅立叶，尽管观察社会情况时目光犀利深刻，但对工人阶级从来没有足够的信心，不相信它能完成自己的解放，或者对政治行动缺乏足够的兴趣，不能认识政权的真正性质和职能，这样的结论无疑是公正的。不过，1874年恩格斯在以书籍形式重印1850年为《新莱茵报》所写论十六世纪德国农民战争那篇文章时所作的序言里，却赞扬了欧文、圣西门和傅立叶，而且马克思也同意这种赞扬，这个我们还得拿来比较一番。恩格斯写道：“正如德国理论的社会主义永远不会忘记它是依靠着……这三位伟大思想家，依靠着这三位虽其学说含有十分虚玄和非常空想性质，但终究是自古迄今最大智士并英明地预示了现在我们用科学方法证明其正确的无数真理的思想家而确立了起来一样，德国实践的工人运动也永远不应忘记它是依靠着英法两国运动而发展了起来，它能简单利用英法两国运动用高价换来的经验，在现时避免当时它们往往无法避免的那些错误。如果没有英国工联运动和法国工人政治斗争的榜样，如果没有特别是巴黎公社所给的那种伟大推动，那么我们现在便会处在什么境地呢?”在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92年英文版所写的杰出的序言里，恩格斯又重复了这种颂扬。在这篇序言里，虽然提出了跟《宣言》同样的论点，但提法却要公正深刻得多。在这部著作的德文版的一个脚注里，恩格斯又写道：“科学社会主义并非专属德国的产物，而在同样的程度上，又是国际的产物。”
　　为什么着重点这样前后不一呢？依我看，原因就在于《宣言》要指出“真正的”社会主义是空想社会主义的一种，因此没有权利被当作是科学的。1847年马克思和恩格斯低估了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成就，因为那时他们在德国本身战胜格律恩和赫斯之类的任务还没有完全完成，而他们对于他们电伟大的先驱者的评价，则是一场还没有胜利把握的论战的一部分：1878年，他们的观点已经控制了论坛，而到了1892年，情况更是这样了；于是他们就有本钱可以对那理论大厦的奠基人慷慨一点儿了，而这大厦正是他们自已那么出色地完成了的。这基本上就是马克思本人企图评价他自己个人对社会主义哲学的贡献的时候所持的态度。

^[1] 海尔曼·瓦格涅尔（Hernmim Wagener, 1815—1889）德国政论家，俾斯麦的追随者。——译者

^[2] 让·学尔·阿尔班·维尔纽夫-巴尔热蒙（Jean-Paul-Albn Vilieiieuve-Bargemont,1784-1850），子爵，法国反动政治家和政治学家，封建社会主义的思想家之一。——译者

^[3] 乔治·史密斯（George Smythe, 1818-1857），子爵，“靑年英国”社社员，曾任外交次官。——译者

^[4] 本杰明·迪斯累里（Benjamin Disraeli, 1804—1881），英国政治家和作家，在四十年代参加“靑年英国”社，后成为保守党领袖，1868年和1874—1880年任首相。——译者

^[5] 约翰·曼诺斯（John Manners, 1818-1906），英国贵族，托利党人。——译者

^[6] 安东尼·艾释黎（Anthony Ashley, 1801-1885），英国政治活动家，托利党人，1851年受封为舍夫茨别利（Shaftesbory）伯爵。——译者

^[7] 弗雷德里克·丹尼森·英里斯（Frederick Denison Maurice, 1805—1872），英国神学家。——译者

^[8] 査理·金斯莱（Kingsley, 1819-1875），英国牧师、小说家、诗人。——译者

^[9] 让·沙尔·列奥纳尔·西蒙·德·西斯蒙第（Jsn Oharles Leonard Si- monde de SismomH,1773—1842），瑞士经济学家，批评资本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的批评家。——译者

^[10] 弗朗斯瓦·维达尔（Francois Vidal, 1814-1872），法国经济学家，社会主义者。——译者

^[11] 孔斯汤坦·贝魁尔（Constantin Pecqueur, 1801—1887），法国经济学家，社会哲学家，改革家。——译者

^[12] 阿尔诺徳·卢格（Arnold Bnge, 1802-1880），德国政论家，靑年黑格尔分子，资产阶级激进派。——译者

^[13] 海尔曼·克利盖（Hermann Kriege, 1820-1850），德国记者，“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四十年代后半期在纽约领导了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者集团。——译者

^[14] 约翰·哥持利勃·费希（Johann Gottlieb Fichte, 1762—1814），德国主视唯心主义哲学家。——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