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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62]
（1901年6—9月和1907年秋）
去年，《俄国财富》[63]通过维·切尔诺夫先生之口宣告：“……证明……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在土地问题上已被击败而退出了阵地，——这就等于去敲敞开的大门了……”（1900年第8期第204页）这个“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具有多么奇怪的特性啊！多年以来，欧洲的一些有学问的和学问很大的人都郑重其事地宣告（而报章杂志的撰稿人则反复地加以重述）：马克思主义已经被“批判得”退出了阵地，可是每一个新的批评家对这个似乎已经被摧毁的阵地总是要重新轰击一番。例如，维·切尔诺夫先生在《俄国财富》杂志上以及《在光荣的岗位上》这本文集中同读者“谈论”赫茨著作的时候，就用了整整240页的篇幅“去敲敞开的大门”。赫茨的这部本身又是在谈论考茨基著作的书被转述得非常详尽。这本书已经译成了俄文。布尔加柯夫先生为了履行自己的诺言，要驳倒同一个考茨基，于是出版了整整两大卷的研究著作。现在看来，“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已经被这些堆积如山的批判性出版物压得粉身碎骨，大概谁也找不到它的残骸了。
一
土地肥力递减“规律”
我们先来看一下批评家们的理论全貌。布尔加柯夫先生在《开端》杂志[64]上就发表过文章批判考茨基的《土地问题》一书，而且当即施展出自己的全部“批判”手法。他以一个真正骑手的剽悍无所顾忌地把考茨基“驳得体无完肤”，把考茨基没有讲过的话硬加在他的头上，有些情况和论据考茨基本人已经作了确切的阐明，而他却责备考茨基忽略了这些情况和论据，并且把考茨基的结论冒充自己的批判结论奉献给读者。布尔加柯夫先生充作内行，责备考茨基把技术和经济混为一谈，但是他自己在这里不仅暴露了极端严重的糊涂观念，而且暴露出他根本不愿把他从自己的论敌的著作中引来的那几页材料看完。不用说，这位未来的教授所写的文章满篇都是对社会主义者、对“崩溃论”、对空想主义、对相信奇迹等等所进行的陈腐的攻击。［注：针对布尔加柯夫先生发表在《开端》上的文章，我当即写了《农业中的资本主义》一文。由于《开端》停刊，该文发表在1900年《生活》[65]第1期和第2期上（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84—132页。——编者注）。（这是作者为1908年版加的注。——编者注）］现在，布尔加柯夫先生在他的博士论文（《资本主义和农业》1900年圣彼得堡版）里，彻底清算了马克思主义，使自己的“批判的”发展达到了它的逻辑终点。
布尔加柯夫先生把“土地肥力递减规律”当作自己的“农业发展理论”的基石。他给我们摘录了确定这一“规律”（根据这一规律，每次投入土地的追加劳动和追加资本所提供的产品数量，不是相应增加而是递次减少）的经典作家的著作。他还给我们列举了承认这一规律的英国经济学家的名单。他要我们相信，这个规律“具有普遍意义”，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颠扑不破的真理”，“只要明确地加以肯定就够了”，如此等等。布尔加柯夫先生说得愈坚决，我们就看得愈清楚，他是在开倒车，倒退到用虚构的“永恒规律”来掩盖社会关系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那里去了。臭名远扬的“土地肥力递减规律”的“显而易见”究竟在什么地方呢？就在于：如果后投入土地的劳动和资本所提供的产品不是递次减少而是数量相等，那就根本用不着扩大耕地了，在原有的土地面积上（不管多么小）就可以生产更多的粮食，“全世界的农业就可以容纳在一俄亩土地上了”。这就是常见的（也是唯一的）为这一“普遍”规律辩护的论据。任何人只要稍加思考，就会明白，这个论据是一个毫无内容的抽象概念，它抛开了技术水平和生产力状况这些最重要的东西。事实上，“追加的（或连续投入的）劳动和资本”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以生产方式的改变和技术的革新为前提的。要大规模地增加投入土地的资本的数量，就必须发明新的机器、新的耕作制度、新的牲畜饲养方法和产品运输方法等等。当然，较小规模地“投入追加劳动和追加资本”，可以在原有的、没有改变的技术水平的基础上实现（而且正在实现）。在这种情况下，“土地肥力递减规律”在某种程度上倒是适用的，这就是说，如果技术情况没有改变，能够投入的追加劳动和追加资本就是非常有限的。可见，我们得出的并不是普遍的规律，而是极其相对的“规律”，相对得说不上是一种“规律”，甚至说不上是农业的一个重要特征。让我们来看看下面的情况：经营的是三圃制，播种传统谷物，靠饲养牲畜积肥，没有改良的牧场和改良的农具。很明显，在这些条件没有改变的情况下，能够投入土地的追加劳动和追加资本是极有限的。但就是在这种仍旧有可能投入追加劳动和追加资本的有限范围内，每次追加投资的生产率决不是在任何时候都一定会降低的。拿工业来说吧。我们用世界贸易还没有开展，蒸汽机还没有发明以前的面粉业和冶铁业来作个例子。在这种技术状况下，能投入手工打铁炉、风力磨坊和水力磨坊的追加劳动和追加资本是极有限的；在生产方式的根本变革还没有为工业的新形式建立基础以前，小型打铁炉和磨坊必然会得到大量推广。
可见，“土地肥力递减规律”完全不适用于技术正在进步和生产方式正在变革的情况，而只是极其相对地、有条件地适用于技术没有改变的情况。所以，马克思也好，马克思主义者也好，都不谈这个“规律”，只有象布伦坦诺之流的资产阶级学者才会高谈这个“规律”，因为他们怎样也摆脱不了旧政治经济学的偏见及其抽象的、永恒的、自然的规律。
布尔加柯夫先生为“普遍规律”进行辩护，竟提出非常可笑的论据。
“从前是自然界的无偿赐物的东西，现在却要人来生产了。那时，风雨疏松了养分充足的土壤，人们只要花很少的力气，就能得到所需要的一切。随着时间的推移，愈来愈多的生产劳动落到了人的肩上；不论在任何地方，人工过程日益代替自然过程。如果说，在工业中这种现象说明人征服了自然，那么，在农业中，这却表明生存日益困难，因为自然界的赐物减少了。
在这种情况下，食物生产的日益加剧的困难，是表现为人的劳动的增加，还是表现为人的劳动产品的增加如生产工具或肥料等等的增加，反正都一样”（布尔加柯夫先生想说：食物生产的日益加剧的困难，表现为人的劳动的增加，还是表现为人的劳动产品的增加，反正都一样）；“重要的是：人获得食物所花的代价愈来愈大了。用人的劳动代替自然力量，用生产的人工因素代替生产的自然因素，这就是土地肥力递减规律”。（第16页）
司徒卢威和杜冈－巴拉诺夫斯基两位先生曾得出高论，认为不是人借助机器进行工作，而是机器借助人进行工作，看来，布尔加柯夫先生对这两位先生的成就是颇为羡慕的。布尔加柯夫先生谈到人的劳动代替自然力等等的时候，也象上面两位批评家一样，堕落到了庸俗经济学的水平。一般说来，人的劳动是无法代替自然力的，就象普特不能代替俄尺一样。无论在工业或农业中，人只能在认识到自然力的作用以后利用这种作用，并借助机器和工具等等以减少利用中的困难。说原始人获得的必需品是自然界的无偿赐物，这是拙劣的童话，连刚进大学的学生听了也会给布尔加柯夫先生喝倒彩。过去从来没有过什么黄金时代，原始人完全被生存的困难，同自然斗争的困难所压倒。机器和更完善的生产方式的采用，使人类进行这一斗争，特别是进行食物生产容易得多了。不是生产食物更加困难，而是工人取得食物更加困难了，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抬高了地租和地价，使农业集中在大大小小的资本家的手中，使机器、工具和货币更加集中，而没有这些东西就不可能顺利地进行生产。说工人生活日益困难是由于自然界减少了它的赐物，这就是充当资产阶级的辩护士。
布尔加柯夫先生接着说：“我们承认这个规律，但是决没有肯定食物生产的困难在不断地增加，也决没有否定农业的进步，因为肯定前者和否定后者，就等于违背显而易见的事实。毫无疑问，这种困难不是不断地增长，发展过程是曲折的。农学上的发现和技术的改良，正在把贫瘠的土地变为肥沃的土地，暂时制止了土地肥力递减规律所表明的趋势。”（同上）
这不是太奥妙了吗？
技术进步是“暂时的”趋势，而土地肥力递减规律，即在技术没有改变的基础上追加投资的生产率递次降低（而且并非永远如此）的规律，却“具有普遍意义”！这就如同说，火车在车站停车是蒸汽机运输的普遍规律，而火车在两站之间行驶却是使静止的普遍规律不发生作用的暂时趋势。
最后，关于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的大量资料，也有力地推翻了土地肥力递减规律的普遍意义。布尔加柯夫先生自己也承认：“如果每个国家都只依靠本国的自然资源，那么，为了获得食物，就必须经常相对地〈请注意这一点！〉增加劳动量，即增加农业人口。”（第19页）西欧农业人口在逐渐减少，这是由于粮食的进口排除了土地肥力递减规律的作用。解释真是妙极了！我们这位学者只是忘记了一件小事情：农业人口相对减少的现象，在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包括农业国家和进口粮食的国家，都可以看到。美国和俄国的农业人口都在相对地减少，法国的农业人口从18世纪末起就在减少了（见布尔加柯夫先生上述著作第2卷第168页上的数字），而且，这种相对的减少有时甚至会变成绝对的减少，而粮食的入超，在30年代和40年代还是微不足道的，粮食出超的现象只是从1878年起，才完全绝迹。［注：《法国农业统计。1892年的调查》1897年巴黎版第113页。］在普鲁士，农村人口从1816年的73．5％，相对地减少到1849年的71．7％和1871年的67．5％，而黑麦的进口从60年代初才开始，小麦的进口从70年代初才开始（同上，第2卷第70页和第88页）。最后，我们考察一下欧洲进口粮食的国家，如近10年来的法国和德国，就可以看到，在农业取得无可怀疑的进步的同时，农业工人的人数却在绝对地减少。在法国，农业工人从1882年的6913504人减少到1892年的6663135人（《农业统计》第2册第248—251页）；在德国，农业工人从1882年的8064000人减少到1895年的8045000人［注：《德意志帝国统计》新编第112卷：《德意志帝国的农业》1898年柏林版第6页★。在农村人口减少的情况下技术进步的事实，彻底摧毁了布尔加柯夫先生的马尔萨斯主义[66]，这个事实当然使他不高兴。于是我们这位“严峻的学者”就耍了一个花招：不谈本来意义上的农业（耕作业、畜牧业等等），而谈（在引用了每公顷农产品增产数量的资料以后！）“广义的农业”，按德国的统计，温室蔬菜业、商业性蔬菜业、林业和渔业都包括在“广义的农业”之内！结果，实际从事“农业”的总人数增加了！！（布尔加柯夫的书第2卷第133页）正文所引的只是以农业为主要职业的人数。以农业为副业的人数从3144000人增加到3578000人。把这两个数字和前两个数字加在一起，是不够恰当的，但是即使如此，增加的数字也是很有限的：从11208000人增加到11623000人。］。因此可以说，19世纪的全部历史，用极为不同国家的大量资料确凿地证明：技术进步的“暂时”趋势使土地肥力递减的“普遍”规律完全不发生作用，技术的进步可以使相对（有时甚至是绝对）减少的农村人口为日益增多的总人口生产愈来愈多的农产品。
顺便指出，这些大量的统计资料也彻底驳倒了布尔加柯夫先生“理论”中的两个重要的论点：第一个论点是，他认为不变资本（生产工具和生产材料）比可变资本（劳动力）增长更快的理论“完全不适用于农业”。布尔加柯夫先生煞有介事地宣称这个理论是错误的，为了证实自己的见解，他援引了（1）“亚·斯克沃尔佐夫教授”的话（此人最出名的一点就是硬说马克思的平均利润率理论是恶意的宣传）以及（2）在经营集约化的情况下耕种单位面积土地所需的工人增多的事实。这是时髦的批评家们通常对马克思的有意误解。请想一下，不变资本比可变资本增长更快的理论，竟被单位面积可变资本增多的事实驳倒了！布尔加柯夫先生竟没有发现，他自己引用的大量统计资料恰恰证实了马克思的理论。从1882年到1895年，德国整个农业中的工人人数从8064000人减少到8045000人（加上以农业为副业的人，才从11208000人增加到11623000人，即只增加3．7％）；而牲畜头数在同一时期却从2300万头增加到2540万头（把全部牲畜折合成大牲畜计算），即增加了10％以上；5种主要机器的使用架次从458000架次增加到922000架次，即增加一倍多；进口的肥料从636000吨（1883年）增加到1961000吨（1892年），钾盐从304000公担增加到2400000公担。［注：《德意志帝国统计》第112卷第36页；布尔加柯夫的书第2卷第135页。］同可变资本相比，不变资本占的比重不断有所增长，这还不明显吗？至于这些笼统的资料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大生产的进步，我们现在就不谈了。这一点下面再谈。
第二，在农村人口减少或者绝对增加量极小的情况下所取得的农业进步，完全粉碎了布尔加柯夫先生妄想复活马尔萨斯主义的荒谬尝试。在俄国的“前马克思主义者”中间，司徒卢威先生大概是第一个在他的《评述》中作了这样的尝试，但终究不过是一些羞答答的、吞吞吐吐的、模棱两可的意见，一些没有考虑成熟、没有形成一套系统的观点。布尔加柯夫先生却更勇敢更彻底，他毫不犹豫地把“土地肥力递减规律”变为“文明史上最重要的规律之一”（原文如此！第18页）。“19世纪的全部历史……以及该世纪的贫富问题，离开这一规律是无法理解的。”“我毫不怀疑，社会问题，按它现在的提法，是同这一规律密切联系的”（我们这位严峻的学者在他的“研究性著作”第18页上就宣布了这一点）！……他在该书的结尾说：“毫无疑问，在人口过剩的情况下，某一部分贫困应该算作绝对贫困，即生产的贫困，而不是分配的贫困。”（第2卷第221页）“在我看来，农业生产的条件所造成的特殊形式的人口问题，至少在目前已经成为农业经营中比较广泛地实现集体化或协作化原则的主要困难。”（第2卷第265页）“过去给将来遗留下来的、比社会问题更可怕、更困难的粮食问题，是生产问题，而不是分配问题”（第2卷第455页），如此等等。这一“理论”同土地肥力递减的普遍规律有密切联系，土地肥力递减规律上面已经分析过了，因此这一“理论”的科学价值，就用不着多谈了。向马尔萨斯主义献媚的批判，按其必然的逻辑发展，一定会成为最庸俗的资产阶级辩护术；我们所引的布尔加柯夫先生的结论，就再坦率不过地证实了这一点。
在下一篇论文中，我们将研究一下我们的批评家们引用的一些新的材料中的资料（他们喋喋不休地说正统派回避详尽的探讨），并说明布尔加柯夫先生把“人口过剩”一词完全变成一个死板的公式，借此回避作任何的分析，特别是对“农民”内部阶级矛盾的分析。现在我们既然只限于谈土地问题的一般理论方面，那地租理论也应该谈一谈。布尔加柯夫先生写道：“至于马克思，他在《资本论》第3卷（现在我们所看到的第3卷）中，并没有给李嘉图的级差地租论增添任何值得注意的东西。”（第87页）我们要记住“没有任何值得注意的东西”这句话，并且把批评家的这一评语同他过去说的下面一段话比较一下，他曾说过：“尽管马克思对这个规律〈土地肥力递减规律〉持明显的否定态度，但是就一些根本原则来说，他还是汲取了李嘉图的以这一规律为基础的地租理论。”（第13页）按照布尔加柯夫先生的说法，马克思岂不是没有发现李嘉图的地租理论同土地肥力递减规律的联系，因而就前后不一致了么！对于这种说明，我们只能说，前马克思主义者这样歪曲马克思的理论，这样肆……肆……肆无忌惮地把一千零一条死罪加在他们所批判的著作家头上，这是任何人所望尘莫及的。
布尔加柯夫先生的论断是对事实真相的令人愤慨的歪曲。事实上，马克思不仅发现了李嘉图的地租理论同他的错误的土地肥力递减学说之间的联系，并且十分明确地揭示了李嘉图的错误。凡是稍微“注意”阅读《资本论》第3卷的人，都不能不看到这样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情况：正是马克思使级差地租论摆脱了它同臭名远扬的“土地肥力递减规律”的一切联系。马克思指出，对土地的不同投资产生不同的生产率这一事实，是形成级差地租的必要的和足够的条件。因此，由优等地转到劣等地也好，由劣等地转到代等地也好；对土地追加投资的生产率降低也好，提高也好，都是无关紧要的。在现实中，各种情况是错综复杂地结合在一起的。任何一个总的规则都概括不了这些情况。例如，马克思首先描述了由于投资的土地不同，生产率不同而产生的级差地租第一形态，并且列出图表加以说明（布尔加柯夫先生一提到这些图表，就严厉地斥责“马克思太好给自己那些往往很简单的思想披上复杂的数学外衣”。所谓复杂的数学外衣，其实不过是算术四则而已，而很简单的思想，看来，这位博学的教授却一点也没有懂）。马克思分析了这些图表，并得出结论说：“因此，在威斯特（West）、马尔萨斯、李嘉图等人那里还占统治地位的有关级差地租的第一个错误假定就被推翻了。按照这个错误的假定，级差地租必然是以转到愈来愈坏的土地或农业肥力愈来愈下降为前提的。我们已经看到，在转到愈来愈好的土地时，能产生级差地租。当较好土地代替以前的较坏土地而处于最低等级时，也能产生级差地租；级差地租可以和农业的进步结合在一起。它的条件不过是土地等级的不同。”（马克思在这里并没有谈到连续对土地投资的生产率不同的问题，因为这样产生的是级差地租第二形态，而该章谈的是级差地租第一形态。）“在涉及到生产率的发展时，级差地租的前提就是：土地总面积的绝对肥力的提高，不会消除这种等级的不同，而是使它或者扩大，或者不变，或者只是缩小。”（《资本论》第3卷下册第199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743页。——编者注］布尔加柯夫先生没有觉察到马克思的级差地租理论和李嘉图的地租理论之间的这一根本差别。他宁愿到《资本论》第3卷中去寻找“更能看出马克思远不是对土地肥力递减规律抱否定态度的片段”（第13页脚注）。请读者原谅，我们不得不用很大的篇幅来摘录一段不重要的（从我们和布尔加柯夫先生都关心的问题来说）引文。既然现代批评界的英雄们（他们还竟敢指责正统派强词夺理）用断章取义的手法和用残缺不全的译文，来歪曲他们所敌视的学说的十分清楚的思想，那不这样做又有什么办法呢？布尔加柯夫先生把他找到的一段话摘引如下：“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观点来看，（农业）产品总会变得相对昂贵，因为〈请读者特别注意我们加了着重标记的地方〉为了获得某个产品就要支出一定的费用，对以前无须支付报酬的东西现在必须支付报酬。”马克思接着说：作为要素加入生产但不需要代价的自然要素，是一种无偿的自然劳动生产力，如果必须在不利用这种自然力的情况下生产追加产品，那么就必须付出新的资本，这样就使生产更加昂贵。
关于这种“摘引”的手法，我们要指出三点。第一，“因为”这两个字是布尔加柯夫先生自己加的，加上这两个字，就使整段话具有确立某种“规律”的绝对意义。原文（《资本论》第3卷下册第277—278页）用的不是“因为”，而是“如果”。［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840页。——编者注］如果对以前无须支付报酬的东西现在必须支付报酬，那么，产品就总会变得相对昂贵。这个论点同承认土地肥力递减“规律”有什么相似之处呢？第二，“农业”两个字连同括号也是布尔加柯夫先生加的。原文根本没有这两个字。布尔加柯夫先生大概用批评家先生们所固有的轻率态度，断定马克思在这里指的只能是农业产品，因而迫不急待地向读者作了颠倒黑白的“解释”。其实，马克思在这里是指一般的产品。在布尔加柯夫先生所摘引的这一段话的前面，马克思说：“一般地说还必须指出以下一点。”无偿的自然力也可以加入工业生产，马克思在地租这一篇里还引用了某工厂用瀑布代替蒸汽动力的例子。如果要在不利用这种无偿的力量的情况下生产额外产品，那么，产品就总会变得相对昂贵。第三，必须看一下这段话的上下文。马克思在这一章谈的是从最坏的耕地上取得的级差地租，并且和往常一样，分析了两种在他看来是完全相等的和完全同样可能的情况：第一种情况是连续投资的生产率提高（第274—276页）［注：同上，第836—838页。——编者注］；第二种情况是连续投资的生产率降低（第276—278页）［注：同上，第838—840页。——编者注］。关于后一种可能发生的情况，马克思说：“关于在连续投资时土地生产率降低的情形，可参看李比希的著作……但是一般地说还必须指出以下一点。”（黑体是我们用的）接下去就是布尔加柯夫先生所“翻译的”那一段话：如果对以前无须支付报酬的东西现在要支付报酬，那么，产品就总会变得相对昂贵。
把马克思关于可能情况之中的一种情况的意见说成是马克思认为这种情况是一种普遍“规律”，这种批评家究竟有没有科学的求实态度，我们让读者自己去判断吧。
请看布尔加柯夫先生对他找到的这段话所发表的结论性的意见：
“这段话当然是含糊不清的……”那当然了！经布尔加柯夫先生一改词换字，这段话竟一点意思也没有了，“……但是决不能有别的理解，只能理解为这是间接地甚至直接地承认〈请听！〉土地肥力递减规律。我不知道，马克思是否还在别的什么地方对这一规律直接表示过意见”（第1卷第14页）。前马克思主义者布尔加柯夫先生，竟“不知道”马克思曾经直接指出，威斯特、马尔萨斯、李嘉图认为级差地租以转到愈来愈坏的土地为前提，或者以土地肥力愈来愈下降为前提这种假定是完全错误的。［注：“批评家”布尔加柯夫先生步他老师布伦坦诺的后尘，显然不加批判地接受了被马克思所推翻的古典经济学的这一错误假设。布尔加柯夫先生写道：“土地肥力递减规律是产生地租的条件……”（第1卷第90页）“……英国的地租……实际上已经显示了连续的投资具有不同的，但总的说来是不断降低的生产率。”（第1卷第130页）］布尔加柯夫先生“不知道”，马克思在对地租进行充分的分析的整个过程中，曾多次指出：他认为追加投资的生产率的降低和提高，是两种同样可能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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