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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列宁全集》 -> 第5卷 十二 土地问题上的马克思主义反对者心目中的“理想国” ［注：本文是作者写的《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中的一章（第12章），本应收入不久前出版的《土地问题》一书第1册（1908年圣彼得堡版）。只是由于偶然的原因，这一章发稿迟了一些，没有能收入该书。因此现在发表的这一章所用的引文都出自上述著作。］丹麦的农业关系和农业制度引起了经济学家极大的兴趣。我们已经看到［注：弗拉·伊林《土地问题》第1册，《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一文第10、11章。（见本卷第199—222页。——编者注）］，现代土地问题著作界修正主义的主要代表爱德·大卫，竭力拿丹麦的农业联合组织和丹麦（所谓的）“小农”经营水平作例子。亨利希·普多尔（爱·大卫常引用他的著作）竟把丹麦叫作“农业协作的理想国”［注：亨利希·普多尔博士《国外的农业协作社》1904年莱比锡版第1卷第Ｖ页。普多尔是马克思主义的死敌。］。在我们俄国，持自由主义民粹派观点的人物也常常拿丹麦当“王牌”来攻击马克思主义，维护所谓小农业经济富有生命力的理论。例如自由主义者赫尔岑施坦在第一届杜马的演说，以及民粹主义者卡拉瓦耶夫在第二届杜马的演说就是如此。 我们看到，同欧洲其他国家比较起来，丹麦的“小农”经济确实最普遍，农业也最繁荣，因它能适应市场的新要求和新条件。如果说在商品生产的国家里，小农业可能得到“繁荣”，那么丹麦在这方面的情况当然就是欧洲所有国家中最好的。因此，仔细地了解一下丹麦的土地制度，是有双重意义的。我们从整整一个国家的例子可以看出，在土地问题上修正主义究竟玩弄的是什么手法，在“理想的”资本主义国家中，资本主义土地制度真正的根本特点究竟是什么。 丹麦的农业统计是仿照欧洲其他国家编纂的。但是在某些方面资料更为详细，数字加工整理得更好，这就使人能注意到一些通常被忽略的问题。我们先看一下按土地面积多少划分农户类别的一般材料。我们把丹麦通用的土地计量单位“哈尔特康”换算成公顷，根据丹麦农业统计的说明，每1哈尔特康合10公顷。［注：《丹麦统计。统计年鉴》第8年卷（1903）第31页脚注。下面引的所有关于丹麦的材料，都是指丹麦本土而言，就是说，不包括博恩霍尔姆岛。］ 丹麦农业统计提供了1873年、1885年和1895年的农户分类材料，所有的农户共分为11类：无地的，0．3公顷以下（确切些说，1Q32哈尔特康以下），0．3—2．5公顷，2．5—10公顷，10—20公顷，20—40公顷，40—80公顷，80—120公顷，120—200公顷，200—300公顷，300公顷以上。为了不过于分散读者的注意力，我们把这11类合并为较大的6类。
从这些数字中，首先可以得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及其追随者修正主义者经常忽略的一个基本结论。这就是：丹麦的绝大部分土地集中在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农民手中。毫无疑问，不仅有120公顷以上土地的业主必须靠雇佣劳动来经营，甚至有40公顷以上土地的业主也是如此。这两类最大的农户在1895年只占农户总数的11％，但集中在它们手中的土地却占土地总数的62％，即占五分之三以上。丹麦农业的基础是大、中资本主义农业。所谓“农民国家”和“小农经营水平”的论调，完全是资产阶级的辩护术，是各种有学衔或没有学衔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对事实的歪曲。 这里必须指出，丹麦同已经完全确立农业资本主义制度的其他欧洲国家一样，最大的那两类资本主义农户在全国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在不同时期变化是很小的。1873年，占总数13．2％的资本主义农场共占全部土地的63．9％；1885年，11．5％的农场占全部土地的62．3％。在比较不同年份的材料时，应当经常注意到大农业的这种稳定性，因为在著作界中常常可以看到，有的人拿枝节性的变化作比较，从而抹杀当时社会经济结构的基本特征。 丹麦也同欧洲其他国家一样，为数众多的小农户在农业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是极小的。1895年，有10公顷以下土地的农户共占农户总数的72．2％，它们的土地却只占11．2％。无论在1885年还是在1873年，这个比数基本上也始终是这样的。小农户往往属于半无产者之列，我们看到，德国的统计已经证明，土地在2公顷以下的农户无疑是半无产者户，土地在5公顷以下的农户有一部分也是半无产者户。下面，我们引用一下各类农户牲畜头数的材料，我们将会看到，拿这些为数众多的所谓的“小农经营水平”的代表者来说，是谈不上真正独立的和比较巩固的农业的。有47．2％即有将近半数的农户是无产者和半无产者（无地户和2．5公顷以下的农户）；还有25％即四分之一的农户（2．5—10公顷）是贫穷的小农。这就是丹麦农业资本主义“繁荣”的基础。当然，根据土地数量的材料只能大体地从总计数字上来判断一个商业性畜牧业十分发达的国家。但是，读者会看到，我们下面将要详细分析的关于畜牧业的材料，只是使已经得出的结论更加充实罢了。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从1873年到1895年，丹麦大小农户之间的土地分配情况有哪些变化。在这里我们一眼就可以看到两头农户增加、中间农户削减这种典型的资本主义现象。在拥有2．5公顷以下土地的最小农户中，农业户（即不把无地户计算在内）的百分比在增长：1873年是27．9％，1885年是31．8％，1895年是34．8％。在中间各类农户中，这个百分比不断缩小，只有最大的一类农户，即拥有120公顷以上土地的农户始终没有变动（0．7％）。拥有120公顷以上土地的最大的农户在土地总面积中所占的百分比，在这三年中逐年有所增长，即14．3％—15．2％—15．6％。在中等农户（10—40公顷）中，这个百分比增长得不很多（25．5％—26．5％—26．8％），但是这类农户在农户总数中的百分比减少了。其次，在2．5—10公顷这类农户中，这个百分比有了不规则的提高（9．1％—9．5％—9．4％），在最小的农户中却不断地提高（1．5—1．7—1．8）。结果产生了极其明显的最大农户和最小农户两头增长的趋势。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这种现象，应当看一下各类农户在不同年份的平均土地面积。下面就是这方面的材料：
从这些数字我们看到，大多数类别的农户的土地面积非常稳定，增减幅度很小，只有1—2％（例如，279．8—282．3公顷或22．01—22．28公顷，等等）。只有最小的农户例外，它们毫无疑问是更加小了：从1873年到1885年，这类农户（2．5公顷以下）的平均面积减少了10％（从0．83公顷减到0．75公顷），从1885年到1895年也是如此。丹麦农户的总数增多了，但是土地总面积几乎没有变动（从1885年到1895年，土地总面积甚至稍有减少）。所增加的农户大部分是最小的农户。例如，从1873年到1895年，农户总数增加了30752户，而2．5公顷以下的农户就增加了27166户。不难了解，在这种条件下，丹麦以全部农户计算的平均面积的减少（1873年是15．5公顷，1885年是14．1公顷，1895年是13．7公顷），实际上只不过意味着最小农户更加小了。 如果把农户类别分得更细一些，我们所指出的这种现象就看得更加明显了。1895年丹麦农业统计（《丹麦统计。丹麦的农业》第4辑第9号Ｃ类）序言中，编者算出的各类农户数目的变动情况如下：
可见，增加的是一些极小的农户，有的是种植特种作物户，有的则是雇佣工人“户”。 这个结论值得谈一下，因为教授的辩护“科学”总是喜欢从全部农户平均面积减少的事实中得出农业小生产胜过大生产的结论。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是，最大的农业取得了进步，除最小的农户而外，其他各类农户的经营规模都保持原状，而最小的农户却更加小了。这种现象应该说是小农业衰落和贫困化造成的。也可能有另一种解释，说这是从狭义的农业过渡到畜牧业造成的，但是这个理由不适用于所有的最小农户，因为我们马上就会看到，这种过渡在各类农户中都有。对于丹麦这样的国家说来，要判断农民经营的规模，主要是根据畜牧业的材料，而不是根据土地面积的材料，因为在畜牧业和牛奶业发展极为迅速的情况下，同样的面积上经营规模可能是大不相同的。 大家知道，在丹麦看到的正好是这种情况。丹麦农业的“繁荣”主要是依靠商业性畜牧业迅速发展以及向英国输出乳制品、肉类、蛋类等等。在这里，我们听到了普多尔的庄严的宣告，他说丹麦“牛奶业的巨大高涨，应归功于畜牧业和畜牧业经营的分散化”（上引书第48页，黑体是普多尔用的）。就整个观点体系来说，普多尔是一个根本不了解资本主义矛盾的地道的小商人，这种人任意歪曲事实，是不足为奇的。但是十分值得注意的是，错把自己称作社会主义者的市侩大卫，竟不加批判地也跟着普多尔胡说八道！ 其实，正是丹麦特别清晰地表明了资本主义国家畜牧业的积聚。普多尔能够得出相反的结论，完全是由于极端无知，由于他歪曲了自己书中所引的各段统计材料。普多尔引用了（大卫则盲目地重复）丹麦各类畜牧户分别拥有的牲畜头数。据普多尔的计算，占总数39．85％的有牲畜的农户每户平均只有1—3头牲畜，29．12％的农户有4—9头，如此等等。普多尔得出结论说：可见，大多数农户是“小”农户，出现了“分散化”等等。 第一，普多尔引的数字是不准确的。这一点必须指出，因为这位普多尔自吹自擂地说，在他的著作中可以看到所有“最新的”统计材料。而修正主义者正是靠引证这些无知的、蹩脚的资产阶级作家的著述来“反驳马克思主义”的。第二，这是主要的一点，普多尔和大卫之流论证的手法也是我国立宪民主党人[91]和民粹派经常采用的，因此不能不谈几句。用这种推论手法，必然会得出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分散化”的结论，因为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最小的和小的企业所占的百分比总是最大的，而大企业占的百分比总是微乎其微的。普多尔和大卫之流忘记了一件“小事情”，即整个生产的绝大部分集中在占比重很小的大企业手中。 根据1898年7月15日最近一次调查，丹麦的牛的实际分配情况如下［注：《丹麦统计。统计表》第5辑Ｃ类第2号。1898年7月15日的畜牧业统计。1901年哥本哈根版。］：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为数众多的小农户和为数很少的大农户在丹麦整个畜牧业中究竟起着什么作用，“理想国”的所谓生产“分散化”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有1—3头牛的小农户共有68292户，占农户总数的37．9％；它们有牛140730头，只占总头数的8％。而783个最大的业主，即占业主总数0．4％的大业主，却拥有几乎相同数量的牛，共有133802头，占总头数的7．7％。小农户平均每户养牛2头多一点，就是说，用这点牛经营商业性畜牧业，显然是不够的，要出售乳制品和肉制品，除非缩减自己的饮食（我们再提一提下面这个尽人皆知的事实：卖出黄油，自己再买来比较便宜的人造黄油等等）。最大的业主平均每户有171头牛。这是一些最大的资本主义农场主，是生产乳制品和肉制品的“工厂主”，是技术进步和各种各样农业联合组织的“首脑人物”，他们受到崇拜“社会和平”的市侩的赞赏。 如果把中小业主加在一起，有9头牛以下的业主共有121875人，占业主总数的三分之二（67．5％）。他们共有450984头牛，占总头数的四分之一（25．8％）。有30头牛以上的业主只有7931人，占业主总数的4．3％，但是他们拥有的牛数同上面几乎同样多，共有435616头（25％）。这可真叫“分散化”。 把上面丹麦统计中的小类别并为三大类，结果如下：
可见，丹麦全部畜牧业有四分之三集中在不到总数三分之一的58766个业主手中。这三分之一的业主攫取了丹麦农业资本主义“繁荣”的绝大部分好处。同时必须指出，富裕的农民和富有的资本家所以占这样大的百分比（占32．5％即差不多三分之一），是人为地把所有无牲畜的业主除开不算造成的。实际上这个百分数要小得多。我们看到，据1895年的调查，丹麦农村业主总数是265982人，据1898年7月15日的牲畜调查，业主总数则为278673人。58766个富裕业主和富有业主占这个实际农村业主总数的21．1％，即只占五分之一。无地的“业主”占丹麦农村业主总数的12．4％（1895年：在265982人中占32946人），无牲畜［注：确切些说，是无牛的业主，可惜丹麦统计没有提供没有任何牲畜的业主的数字。根据这一统计，我们只能了解有某一种牲畜的业主的数字。但是牛无疑是丹麦整个畜牧业的主要基础。］的业主则占丹麦农村业主总数的35．1％，即占三分之一强（1898年——在278673人中占98032人）。大卫先生之流看不到丹麦农业的资本主义繁荣是建筑在农村居民普遍无产阶级化和大批“农村业主”丧失生产资料的基础上的，因此，他们的所谓“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货色，就可想而知了。 现在我们再看一下能描绘出丹麦农业和畜牧业整个面貌的材料。1898年7月15日的调查提供了关于拥有不同数量土地的各类农村业主的牲畜头数的详细材料。丹麦统计中类别分得特别多（共分14类：无地的、1/32哈尔特康以下的、1/32—1/16、1/16—1/8、1/8—1/4、1/4—1/2、1/2—1、1—2、2—4、4—8、8—12、12—20、20—30、30以上），我们还是把这些材料归纳成我们已经采用的六大类。
我们从这些数字首先可以看出，丹麦整个畜牧业的积聚程度有多么高。超过40公顷土地的大资本主义业主，仅占业主总数十分之一（10．7％），但却集中了五分之三以上（62．6％）的土地和将近一半的牲畜：马是46．6％，牛是48．4％，绵羊是32．7％，猪是44．6％。 如果把富裕农民即有10—40公顷土地的业主和这些资本主义业主加在一起，则共占业主总数的四分之一多一点（27．0％），但他们却集中了占总面积十分之九的土地、占总数四分之三的马匹，占总数五分之四的牛、十分之七的猪和近50％的家禽。而将近四分之三（73％）的绝大多数“农村业主”，每户拥有的土地不到10公顷，总的说来，它们是无产阶级化的和半无产阶级化的群众，在全国农业和畜牧业的总产值中占极小的比重。 其次，关于各种牲畜的分配情况，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养羊业和养猪业。目前由于市场条件和海外国家的竞争，欧洲大多数国家的养羊业都无利可图，成了日趋衰落的畜牧业部门。国际市场的条件要求用他种畜牧业代替养羊业。与此相反，养猪业成了欧洲特别赢利的和发展得很迅速的肉品畜牧业部门。统计材料向我们表明，丹麦的养羊业也在日趋衰落，而养猪业却在特别迅速地发展。从1861年到1898年，丹麦的绵羊从170万只减少到110万只。牛从110万头增加到170万头。猪从30万头增加到120万头，几乎增加3倍。 只要比较一下小农户和大农户各有绵羊和生猪多少，我们就会清楚地看到，前者最保守，最不善于适应市场的要求，迟迟不能重新安排经营以适应新的条件。大资本主义农户（40—120公顷和120公顷以上的）把无利可图的养羊业缩减得最厉害（绵羊占28．9％和3．8％，而其他牲畜占33—37％和8—12％）。小农户的适应性比较差：它们饲养的绵羊仍然较多，例如，2．5公顷以下的农户饲养的绵羊占绵羊总数的9．3％，而其他牲畜只占总数的6—5％。它们的猪占8．1％，比绵羊的比重小。而资本家养的猪占35％和9．6％，比绵羊的比重大。资本主义农业能够更好地适应国际市场的要求。关于农民，现在也可以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农民变成了商人和产业家，但是没有具备能成为真正的商人和产业家的条件。［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15页。——编者注］市场要求一切业主必须无条件地服从新的条件，迅速适应新的条件。但是没有资本是无法迅速适应的。因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小农户必定是最保守、最落后、最不能适应市场要求的。 为了对这大多数贫苦农户和极少数富裕农户的真实经济面貌有一个更具体的认识，我们来看看各类农户平均拥有多少土地和牲畜的材料。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以及修正主义者先生们）自然要掩饰资本主义的矛盾；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应当阐明在繁荣的资本主义业主和贫困的小业主之间在经济类型上和生活水平上有什么差别。
这些数字清楚地表明，占农户总数一半的最低的三类农户都是贫苦农民。其中没有马、没有奶牛的“业主”占大多数。只有2．5公顷以下这一类，每户摊得上一整头牛、一只绵羊和一头猪。显然，这一半农户根本谈不上从肉品畜牧业和乳品畜牧业得到什么好处。对于这一半农户说来，丹麦农业的繁荣，就是它们依附大业主，不得不寻找“副业”，即不得不用某种方式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生活永远贫困，经济处于半破产状态。 当然，这个结论只是适用于所有这些贫苦农户。我们根据德国、法国和俄国的农业统计材料已经指出，土地少的小农户中也有大畜牧业主和大烟草业主等等。实际的分化比我们根据丹麦统计材料所能设想的要深刻得多。但是，这种分化，由于在各类农户中都分出极少数种植特种作物的农户，只是加重了几类贫困户中的大多数业主的贫穷困苦。 其次，从上述材料还可以看出，就是拥有2．5—10公顷土地的这类小农，也不能说生活上比较有保障和经济上稳固。我们再提醒一下，这类农户共有63000户，占农户总数的22．8％，它们平均每户只有0．9匹马。无马户大概要用牝牛来耕地，这样不但使农业的经营条件变得更坏（地耕得不深），而且使畜牧业的经营条件也更坏了（牛更加瘦弱）。奶牛每户平均只有2．7头，即使自己家里少喝牛奶，少吃肉类（这种缩减是极端贫困的鲜明标志），那这几头牛也只能提供很少的产品去出售。“全国”向英国销售牛奶和肉类的贸易很“繁荣”，但是象这种平均每户只有2．7头奶牛和3头猪的农户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必然是很微小的。这样小的农户要经营商业性的农业和畜牧业，就意味着出卖家庭生活必需品，使饮食恶化，使贫困加剧，同时还意味着零星出卖产品，这样出卖产品条件最为不利，无法积存现金以应付必不可免的急需。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环境中，小农的自然经济只能苟延残喘并慢慢地在痛楚中死去，绝对不会有什么繁荣。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者的政治经济学的全部“诀窍”无非就是不去专门研究这类占农户总数绝大多数的、低于“平均水平”（丹麦业主的“平均水平”是1．6匹马和3．8头奶牛）的小农户所处的条件。不但不专门研究这类农户，而且一概用一些“平均”数字和“生产”与“销售”普遍增长的例子来加以掩饰，闭口不谈只有很少数富裕农户才可能在销售中获利的事实。 我们看到，只有10—40公顷这一类农户，才拥有可能谈得上“繁荣”的牲畜数量。但是这样的农户只占总数的16％。这类农户平均每户有21．6公顷土地，它们是否可以完全不使用雇佣劳动，还是一个问题。在丹麦这样农业高度集约化的情况下，这样大的农户不雇用雇工或日工大概是不行的。遗憾的是，无论是丹麦的统计，还是大多数论述丹麦农业的著作家，都完全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不去研究雇佣劳动问题以及多大的农户需要使用雇佣劳动等等问题。根据丹麦1901年的职业调查，我们只知道，在“日工”及其他这一类中有60000名男子和56000名妇女，这就是说，在972000个按生产地位分类的农村居民中，有116000人是日工。雇用这上十万雇佣工人（除了他们之外，小农也从事雇佣劳动，作为“副业”）的究竟仅仅是30000个大资本主义业主（拥有40—120公顷土地的有27620个，土地超过120公顷的有2201个），还是其中也有一部分富裕农民，即有10—40公顷土地的农民呢？我们没有这方面的资料。 关于最大的两类农户，即关于丹麦农业中的“30000”个上等户，用不着多谈了，因为上述数字一开始就清楚地勾画出它们的农业和畜牧业的资本主义性质了。 最后，丹麦农业统计中涉及到的并经过部分整理的最后一份使大家感兴趣的材料，是可以说明下面这个问题的：作为我们“理想国”“繁荣”的主要基础的畜牧业，是愈发展愈分散呢，还是愈发展愈集中。同1893年的统计相比，我们已经引过的1898年的统计提供的材料是非常有意义的。而关于牛这种牲畜。这种的确是最主要的牲畜的总头数，我们还可以拿1876年的材料同1898年的材料作一对比。 1893年到1898年这段时期，在丹麦所有的畜牧业部门中养猪业发展得最快。在这一时期，猪的数量从829000头增加到1168000头，即增加40％，而马的数量从410000匹只增加到449000匹，牛的数量从1696000头增加到1744000头，绵羊的数量甚至减少了。究竟是谁主要从组成了无数个协作社的丹麦业主的这个巨大的进步中得到了好处呢？1898年统计的编制者拿1893年的材料和1898年的材料作了对比，从而回答了这个问题。全国养猪的业主分为四类：有50头猪以上的大业主；有15—49头猪的大中业主；有4—14头猪的中小业主；有1—3头猪的小业主。统计的编制者按这四类提供了如下材料：
这些材料使我们清晰地看到，畜牧业在迅速地积聚。农户愈大，从畜牧业的“进步”中获利愈多。大农户的猪增加了71．7％，大中农户的增加了58．4％，中小农户的增加了33．4％，小农户的只增加了3．8％。发财的主要是为数很少的“上等户”。这五年中，猪的增加总数是339000头，其中有261000头即四分之三以上，属于32000个大农户和大中农户（而农户总数是266000—277000！）。在这种畜牧业中，小生产受到大生产的排挤：五年来，大农户的比重增加了（从9．6％增加到11．6％），大中农户的比重也增加了（从42．3％增加到47．5％），中小农户减少了（从25．5％减少到24．2％），小农户减少得更多（从22．6％减少到16．7％）。 如果我们得到的不是粗略的面积统计，而是能确切反映生产规模的农业经济统计，正如牲畜头数的材料确切地反映［注：前面我们已经说过，根据德雷克斯勒尔的材料，大农户的牲畜比较大。就是说，在这方面，笼统的统计也缩小了积聚的程度。］畜牧业的规模一样，那么毫无疑问，我们在这方面也一定会看到资产阶级教授和机会主义者所否认的积聚过程。 但是更有趣的是牛的总头数的有关材料，1898年统计的编制者拿1893年同1898年的材料作了对比，我们还可以再把它们同1876年7月17日的调查材料（《丹麦统计。统计表》第4辑Ｃ类第1号。1876年7月17日的畜牧业统计。1878年哥本哈根版）作个对比。这3个年代的有关材料如下：
这些材料包括的时间较长，涉及的又是一种比较重要的牲畜，它同上面引的材料一样，使我们同样清晰地看到了资本主义积聚的过程。丹麦畜牧经济的发展，畜牧业的发展，几乎完全是大资本主义经济的进步。从1876年到1898年，牛的总数共增加了424000头，其中有76000头属于有50头牛以上的农户，有303000头属于有15—49头牛的农户，也就是说，这38000个上等户的牛增加了379000头，几乎占增加总数的十分之九。资本主义积聚的图画没有比这更清晰的了。 从1876年到1898年，养牛户总数增加了12645户（从167996户增加到180641户），即增加了7．5％。而丹麦的总人口从1880年到1901年（即在甚至更短的时间内）则从1969039人增加到2449540人［注：城市人口的百分数在1880年是28％，在1901年是38％。］，即增加24．4％。显然，“有产者”即有牲畜的业主的人数相对地减少了。私有主在人口中占的比重更小了。最小的业主（1—3头）的人数在不断地、绝对地减少着。中小业主（4—14头）的人数增加得极其缓慢（从1876年到1893年增加了12．5％，从1893年到1898年增加了2．5％），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只有大资本主义畜牧业获得了真正的和迅速的增长，从1876年到1893年，大中农户比大农户增长得快，而从1893年到1898年，最大的农户增长得最快。 如果我们根据1876年和1898年的材料考察一下有200头牛以上这一类最大的农户，我们就会看到，1876年这类农户有79户（占畜牧业主总数的0．05％），共有牛18970头（占牛总头数的1．4％），而到1898年，农户数增加到195户（占总数的0．1％），即增加一倍多，共有牛52385头（占总头数的3．0％）。最大业主的户数增加了一倍多，而生产几乎增长了两倍。 从1876年到1898年，大生产在不断排挤小生产。小农户的牛在总头数中占的比重不断缩小：从1876年的11．0％减少到1893年的8．4％和1898年的8．1％。中等农户所占的百分数也不断缩小，不过稍慢一些（38．2％—31．8％—31．7％）。大中农户所占的百分数从1876年的39．0％增加到1893年的46．8％，但从1893年到1898年则停留在原来的水平上。只有最大的农户不断增长，排挤了其他各类农户（11．8％—13．0％—13．4％）。 畜牧业的条件愈有利，商业性畜牧业的发展和它的进步就愈迅速，资本主义积聚过程也愈迅猛。例如，在哥本哈根市（那里在1880年有234000人，在1901年有378000人）的郊区，乳制品和肉制品的销路自然是最有保证的。这一地区的农村业主养的牛比丹麦其他地区的业主养得多，在1876年平均每户是8．5头，在1898年是11．6头，而全国的平均数分别为7．9头和9．7头。我们看到，这个地区发展畜牧业的条件最有利，积聚过程也最迅猛。 下面就是按上述分类方法综合出来的该地区1876年和1898年的材料：
在22年中，私有主的绝对数字甚至减少了！大量的牲畜集中在更少数业主手中。无论中等业主或小业主，在这22年中人数都更少了，牲畜也更少了。大中业主的产业扩大了50％（从22000头到35000头）。大业主扩大了一倍以上。在1876年，有200头牛以上的最大的业主有2户，共有牛437头，而到1898年已经有10户，共有牛2896头。 普多尔、大卫之流以及其他自觉和不自觉的资本奴仆，在为改善销售条件、发展业主的联合组织、促进畜牧业和农业的技术进步操心，他们无非是想让哥本哈根郊区的那种制度更早地推广到全国，推广到所有的农业部门，也就是使生产异常迅速地集中在资本家手里，加速对居民的剥夺，使他们无产阶级化，缩小私有主在总人口中占的比重，扩大从农村中被资本主义赶进城市的人口的比重，如此等等。 总括起来说，土地问题上的马克思主义反对者心目中的“理想国”，已经让我们十分清晰地看到了（尽管目前社会经济统计的水平还很低，还没有经过很好的整理）资本主义的土地制度，农业和畜牧业中尖锐的资本主义矛盾，农业生产日益集中，大生产排挤小生产，以及绝大多数农村人口日益无产阶级化和贫困化。
注释： [62]《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这部著作是在不同时期写作和发表的：前9章写于1901年6—9月，后3章写于1907年秋。第1—4章发表于1901年12月《曙光》杂志第2—3期合刊，题为《土地问题上的“批评家”先生们。第一组论文》，各章无小标题，署名尼·列宁。这4章后来由海燕出版社于1905年在敖德萨印成单行本公开发行，书名为《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第5—9章最初于1906年2月在合法刊物《教育》杂志第2期发表时，各章加上了小标题。1908年在彼得堡出版的列宁的《土地问题》文集（署名弗拉·伊林），首次把这部著作的头11章以《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为题印行，同时给第1—4章加上了小标题，对正文作了某些修订，并加了一些注释。最后一章，即由于偶然原因未收入这部文集的第12章，于1908年在《当今生活》文集中单独刊印。 《列宁全集》第1版依照俄文第4版将《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按写作时间收载于不同卷次，前9章载于第5卷，后3章载于第13卷。本版将这部著作的正文全部收入本卷，而将它的准备材料单独编为一卷。——84。 [63]《俄国财富》杂志（《Русское Богатство》）是俄国科学、文学和政治刊物。1876年创办于莫斯科，同年年中迁至彼得堡。1879年以前为旬刊，以后为月刊。1879年起成为自由主义民粹派的刊物。1892年以后由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和弗·加·柯罗连科领导，成为自由主义民粹派的中心。在1893年以后的几年中，曾同马克思主义者展开理论上的争论。为该杂志撰稿的也有一些现实主义作家。1914—1917年3月以《俄国纪事》为刊名出版。1918年被查封。——84。 [64]《开端》杂志（《Начало》）是俄国科学、文学和政治刊物（月刊），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的机关刊物，1899年1—6月在彼得堡出版。该杂志由彼·伯·司徒卢威、米·伊·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编辑。格·瓦·普列汉诺夫、维·伊·查苏利奇等人曾为它撰稿。该杂志发表过恩格斯于1848年写的旅途随笔《从巴黎到伯尔尼》的片断，列宁的4篇书评和《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第3章的前6节。——87。 [65]《生活》杂志（《Жиэнь》）是俄国文学、科学和政治刊物（月刊），1897—1901年在彼得堡出版。该杂志从1899年起成为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的机关刊物，实际领导者是弗·亚·波谢，撰稿人有米·伊·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彼·伯·司徒卢威等。该杂志刊登过列宁的《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和（答普·涅日丹诺夫先生》两文。在小说文学栏发表过马·高尔基、安·巴·契诃夫、亚·绥·绥拉菲莫维奇、伊·阿·布宁等的作品。该杂志于1901年6月被沙皇政府查封。 1902年4—12月，该杂志由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波谢、维·米·韦利奇金娜等组织的生活社在国外复刊，先后在伦敦和日内瓦出了6集，另外出了《〈生活〉杂志小报》12号和《〈生活〉杂志丛书》若干种。——87。 [66]马尔萨斯主义是指英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托·罗·马尔萨斯创立的反科学的人口理论。这一理论通过臆造的“人口自然规律”，把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群众的贫困归咎于人口增长快于生活资料的增长。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家揭示了马尔萨斯主义的反动实质，称它为“……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最公开的宣战”（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72页），并指出：“人类的增殖条件直接决定于各种不同的社会机体的结构，因此应当分别研究每个社会机体的人口规律，不应当不管历史上有各种不同的社会结构形式而去‘抽象地’研究人口规律。”（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卷第414页） 在俄国，奉行马尔萨斯主义的有彼·伯·司徒卢威、米·伊·杜冈－巴拉诺夫斯基、谢·尼·布尔加柯夫等人，他们认为俄国农民群众的贫困和破产是由于人口过剩造成的。——92。 [67]村社的土地即属于村社所有的土地。 俄国的村社是农民共同使用土地的形式，其特点是在实行强制性的统一轮作的前提下，将耕地分给农户使用，森林、牧场则共同使用，不得分割。村社内实行连环保制度。村社的土地定期重分，农民无权放弃土地和买卖土地。村社管理机构由选举产生。俄国村社从远古即已存在，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成为俄国封建制度的基础。沙皇政府和地主利用村社对农民进行监视和掠夺，向农民榨取赋税，逼迫他们服徭役。 村社问题在俄国曾引起热烈争论，发表了大量有关的经济学文献。民粹派认为村社是俄国向社会主义发展的特殊道路的保证。他们企图证明俄国的村社农民是稳定的，村社能够保护农民，防止资本主义关系侵入他们的生活。早在19世纪80年代，格·瓦·普列汉诺夫就已指出民粹派的村社社会主义的幻想是站不住脚的。到了90年代，列宁粉碎了民粹派的理论，用大量的事实和统计材料说明资本主义关系在俄国农村是怎样发展的，资本是怎样侵入宗法制的村社、把农民分解为富农与贫苦农民这两个对抗阶级的。 在1905—1907年革命中，村社曾被农民用作革命斗争的工具。地主和沙皇政府对村社的政策在这时发生了变化。1906年11月9日，沙皇政府大臣会议主席彼·阿·斯托雷平颁布了摧毁村社、培植富农的土地法令，允许农民退出村社和出卖份地。这项法令颁布后的9年中，有200多万农户退出了村社。但是，村社并未被彻底消灭，到1916年底，欧俄仍有2/3的农户和4/5的份地在村社里。村社在十月革命以后还存在很久，直到全盘集体化后才最终消失。——100。 [68]克兰所有制即氏族土地所有制。——100。 [69]抵押是指银行以土地、森林、建筑物等等不动产为抵押品而发放贷款。这是资本侵入农业的手段和土地耕作与土地占有相分离的一种形式。抵押促使土地所有权集中于银行，使农业从属于金融资本，并在农业中发展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农民往往因无力清偿抵押债务而丧失土地和财产。——101。 [70]《社会主义月刊》（《Sozialistische Monatshefte》）是德国机会主义者的主要刊物，也是国际修正主义的刊物之一。1897—1933年在柏林出版。编辑和出版者为右翼社会民主党人约·布洛赫。撰稿人有爱·伯恩施坦、康·施米特、弗·赫茨、爱·大卫、沃·海涅、麦·席佩尔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杂志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13。 [71]布利丹毛驴通常用来比喻在两种价值相等的事物之间有所选择时始终犹豫不决的人。据说14世纪法国经院哲学家让·布利丹在讲到意志自由的问题时，曾举例说，有一头驴子站在完全相同而又距离相等的两垛干草之间，由于无法决定究竟选择哪一垛好，始终站在原地不能举步，结果只好饿死。——118。 [72]《布劳恩文库》（《Brauns Archiv》）即《社会立法和统计学文库》杂志（《Archiv für sociale Gesetzgebung und Statistik》），1888年由亨·布劳恩创办。1904年改名为《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文库》。1904年以前该杂志由布劳恩编辑，从1904年起由威·桑巴特和麦·维贝尔编辑。——119。 [73]《新时代》杂志（《Die Neue Zeit》）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1883—1923年在斯图加特出版。1890年10月前为月刊，后改为周刊。1917年10月以前编辑为卡·考茨基，以后为亨·库诺。1885—1895年间，杂志发表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文章。恩格斯经常关心编辑部的工作，并不时帮助它纠正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倾向。为杂志撰过稿的还有威·李卜克内西、保·拉法格、格·瓦·普列汉诺夫、罗·卢森堡、弗·梅林等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新时代》杂志在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宣传俄国1905—1907年革命等方面做了有益的工作。随着考茨基转到机会主义立场，1910年以后，《新时代》杂志成了中派分子的刊物。——119。 [74]抵押券是资本主义国家抵押银行发行的以土地等不动产作担保的特种有价证券，可以自由流通，常用于交易所投机。——126。 [75]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即《反对社会民主党企图危害治安的法令》，是德国俾斯麦政府从1878年10月起实行的镇压工人运动的反动法令。这个法令规定取缔德国社会民主党和一切进步工人组织，封闭工人刊物，没收社会主义书报，并可不经法律手续把革命者逮捕和驱逐出境。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实施期间，有1000多种书刊被查禁，300多个工人组织被解散，2000多人被监禁和放逐。为适应非法存在的条件，德国社会民主党改造了自己的工作：党的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在国外出版，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定期在国外举行，在国内则巩固和发展地下党组织，并利用一切合法机会加强同群众的联系。结果，党的影响进一步增长。在工人运动压力下，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于1890年10月被废除。——128。 [76]《前进报》（《Vorwarts》）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日报）。该报于1876年10月在莱比锡创刊，编辑是威·李卜克内西和威·哈森克莱维尔。1878年10月反社会党人非常法颁布后被查禁。1890年10月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废除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哈雷代表大会决定把1884年在柏林创办的《柏林人民报》改名为《前进报》（全称是《前进。柏林人民报》），从1891年1月起作为党中央机关报在柏林出版，由威·李卜克内西任主编。恩格斯曾为《前进报》撰稿，帮助它同机会主义的各种表现进行斗争。1895年恩格斯逝世以后，《前进报》逐渐转入党的右翼手中。它支持过俄国的经济派和孟什维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933年停刊。——128。 [77]伏罗希洛夫是俄国作家伊·谢·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烟》中的人物，是自诩渊博的书呆子和空谈家的典型。——129。 [78]历史学派是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一个流派，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的德国，代表人物是威·格·弗·罗雪尔、布·希尔德布兰德和卡·克尼斯。这一学派是资本主义发展较晚的德国的产物，代表德国资产阶级的利益。历史学派反对用抽象方法研究社会经济，否认有普遍适用的一般的经济规律，而提出所谓历史方法，即搜集大量的经济历史资料，特别是各民族古代的历史材料，进行表面的描述，企图建立有民族和历史特点的国民经济学。它也反对自由放任主义，主张由国家干涉经济生活，实行保护贸易，使国家机器进一步服从于资产阶级利益。历史学派发展到19世纪70年代，演变为新历史学派，其代表人物是阿·瓦格纳、古·施穆勒、路·约·布伦坦诺和威·桑巴特。新历史学派除了象旧历史学派一样主张所谓历史方法外，还特别强调心理因素、伦理道德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因此又称历史伦理学派。新历史学派鼓吹可以通过社会改良政策消除劳资矛盾，硬说资产阶级国家是超阶级的组织，能够调和敌对的阶级，逐步实行“社会主义”而不触动资本家的利益。这种改良主义思想的宣扬者多为大学教授，故被称为讲坛社会主义。——131。 [79]蒲鲁东主义是以法国无政府主义者皮·约·蒲鲁东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流派，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蒲鲁东主义从小资产阶级立场出发批判资本主义所有制，把小商品生产和交换理想化，幻想使小资产阶级私有制永世长存。它主张建立“人民银行”和“交换银行”，认为它们能帮助工人购置生产资料，使之成为手工业者，并能保证他们“公平地”销售自己的产品。蒲鲁东主义反对任何国家和政府，否定任何权威和法律，宣扬阶级调和，反对政治斗争和暴力革命。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这部著作中对蒲鲁东主义作了彻底的批判。列宁称蒲鲁东主义为不能领会工人阶级观点的市侩和庸人的痴想。——136。 [80]《人民国家报》（《Der volksstaat》）是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的中央机关报，1869年10月2日—1876年9月29日在莱比修出版，最初每周出两次，1873年7月起改为每周出三次。该报反映德国工人运动中革命派的观点，是19世纪70年代最优秀的工人报刊之一。威·李卜克内西领导编辑部工作，奥·倍倍尔负责出版工作。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因反对德国兼并亚尔萨斯－洛林于1870年12月被捕后，该报由卡·希尔施和威·布洛斯相继主持工作。马克思和恩格斯从该报创刊起就为它撰稿，并经常帮助编辑部纠正工作中的错误。——137。 [81]巴登位于德国西南部，1806年在拿破仑一世庇护下成为大公国，首都是卡尔斯鲁厄。1871年巴登大公国加入德意志帝国。1918年在德国十一月革命的过程中，巴登成为共和国。——139。 [82]路得拾麦穗意指轻松的劳动，出典于圣经《旧约全书·路得记》。路得在丈夫死后不愿改嫁，执意跟随孤寡婆婆回到伯利恒。为供养老人，她到亲戚田里捡拾麦穗。亲戚见她贤惠，吩咐仆人不加阻止，甚至故意抛撒麦穗，任她捡取。——148。 [83]《工商报》（《Торгово-Промышленная Гаэета》）是1893—1918年在彼得堡出版的一家报纸（日报），1894年以前是《财政与工商业通报》杂志的附刊。——153。 [84]社会政治协会是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联合组织，1872年由德国经济学家古·施穆勒创立。协会的纲领和活动宗旨是维护资本主义制度，论证进行不彻底的改革的必要性。协会反对德国社会民主党，企图使工人运动服从资产阶级的利益。1936年该协会自行解散。——158。 [85]特定继承制是德国农民中间流行过的一种继承制度，根据这种制度，土地和农场由一人继承（通常由长子继承，有些地方由幼子继承），不得分割。——165。 [86]瓦格纳是德国诗人约·沃·歌德的诗剧《浮士德》中的人物，是不问世事，脱离实际，终日埋首故纸堆中而又妄自尊大的学究的典型。——171。 [87]这一栏的数字是列宁计算出来的，见《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这部著作的准备材料（《列宁文集》1938年俄文版第31卷第107页）。——186。 [88]地方自治局的农民经济统计指俄国地方自治机关所组织的农民经济统计工作。地方自治局组织统计工作最初是为了收集土地及其他不动产的价值和收益等材料，以便地方自治局课征税捐，后来也为了对农村进行全面的社会经济调查。地方自治局统计起初以整个村社为统计调查的单位，从1880年起改以农户为基本单位。各省、县自治局的统计部门出版了大量分省和分县的概述和统计汇编，提供了极丰富的实际材料。列宁高度评价地方自治局统计资料，同时也指出地方自治局统计工作者对统计材料的整理不能令人满意。——191。 [89]这部著作的第5—9章于1906年2月在《教育》杂志初次发表时，其中这句话是：“因此，把这两个过程混为一谈或者忽略其中的一个过程，就很容易犯大错误，我们在下面分析布尔加柯夫先生从法国的资料得出的结论时，就可以看到这种错误的典型。”另外，第7章中“我们在下面将用大量的德国统计资料”（见本卷第167页）的后面还有“和法国统计资料”，第9章中“黑希特、大卫、赫茨和切尔诺夫之流的人物”（见本卷第191页）的后面还有“（为了不委屈法国，还应该提到莫里斯之流，关于他，我们下面再谈）”。由此可见，列宁曾计划在这部著作中研究法国的农业统计资料，并分析法国经济学家莫里斯的观点，但后来未能实现。因此，1908年这一著作收入《土地问题》文集时，列宁对这几处作了删改。——198。 [90]指民粹派政论家亚·尼·恩格尔哈特的《农村来信》。这些来信的头11封于1872—1882年发表于《祖国纪事》杂志，第12封发表于1887年。——204。 [91]立宪民主党人是俄国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主要政党立宪民主党的成员。立宪民主党（正式名称为人民自由党）于1905年10月成立。中央委员中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方自治人士和自由派地主。主要活动家有帕·尼·米留可夫、谢·安·穆罗姆采夫、瓦·阿·马克拉柯夫、安·伊·盛加略夫、彼·伯·司徒卢威、约·弗·盖森等。立宪民主党提出一条与革命道路相对抗的和平的宪政发展道路，主张俄国实行立宪君主制和资产阶级的自由。在土地问题上，它主张将国家、皇室、皇族和寺院的土地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私有土地部分地转让，并且按“公平”价格给予补偿；解决土地问题的土地委员会由同等数量的地主和农民组成，并由官员充当他们之间的调解人。1906年春，它曾同政府进行参加内阁的秘密谈判，后来在国家杜马中自命为“负责任的反对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支持沙皇政府的掠夺政策，曾同十月党等反动政党组成“进步同盟”，要求成立责任内阁，即为资产阶级和地主所信任的政府，力图阻止革命并把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二月革命后，立宪民主党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中居于领导地位，竭力阻挠土地问题、民族问题等基本问题的解决，并奉行继续帝国主义战争的政策。七月事变后，它支持科尔尼洛夫叛乱，阴谋建立军事独裁。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于1917年11月28日（12月11日）宣布立宪民主党为“人民公敌的党”。该党随之转入地下，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并参与白卫将军的武装叛乱。国内战争结束后，该党上层分子大多数逃亡国外。1921年5月，该党在巴黎召开代表大会时分裂，作为统一的党不复存在。——2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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