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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列宁全集》 -> 第6卷 政治鼓动和“阶级观点” （1902年2月1日〔14日〕） 我们从一个例子谈起。 读者大概还记得，奥廖尔省贵族代表米·亚·斯塔霍维奇在传教士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法律必须承认信仰自由的报告引起了怎样的轩然大波。以《莫斯科新闻》[142]为首的保守派报刊，暴跳如雷地指责斯塔霍维奇先生，简直不知道怎样骂他才好，由于奥廖尔省全体贵族又选了斯塔霍维奇先生当代表，差点儿没有指控这些贵族犯了叛国罪。这次选举确实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现象，它在某种程度上带有贵族反对警察专横暴虐的示威性质。 《莫斯科新闻》断言：“斯塔霍维奇与其说是贵族代表，还不如说是米沙·斯塔霍维奇、滑稽家、社交界的主角、饶舌妇……”（1901年第348号）维护棍棒的先生们，这对你们更糟糕。如果连滑稽家－地主也谈起了信仰自由，那就说明我们的神父和我们的警察所干的丑事确实数不胜数了。——“……我们那一群使斯塔霍维奇之流的先生们应运而生并为他们拍手叫好的轻率的‘知识分子’，同我们的圣物即正教、同我们对待正教的虔诚态度有什么关系呢？……”维护专制制度、正教、民族性的先生们，这对你们同样更糟糕。假如我们的警察专制制度甚至使宗教也浸透了牢狱气味，以至连“斯塔霍维奇之流”（他们对宗教问题根本没有什么坚定的信念，但是对宗教的巩固持久是关心的，这一点我们在下面可以看到）也对这个臭名昭彰的“人民的”圣物非常冷淡（甚至敌视），那么这个专制制度就简直太好了！——“……他们认为我们的信仰是误入迷途！！他们嘲笑我们，说我们由于‘误入迷途’而害怕和躲避罪恶，说我们毫无怨言地履行自己的义务而不管它多么艰巨；他们嘲笑我们，说我们在寻找忍受痛苦和困苦的力量和勇气，说我们在成功和走运的时候也不骄傲……”这正是实质所在！正教的圣物之所以宝贵，就是由于它教导人们“毫无怨言地”忍受痛苦！的确，这是多么有利于统治阶级的圣物啊！既然社会制度使得极少数人有钱有势，而群众经常忍受“困苦”并且承担着“艰巨的义务”，那么剥削者同情宗教是十分自然的，因为宗教教导人们为了升入所谓的天堂而“毫无怨言地”忍受尘世间的地狱之苦。《莫斯科新闻》由于一时冲动而说漏了嘴，甚至无意中道破了真相。请往下看：“……他们也不怀疑，同样由于‘误入迷途’，他们，斯塔霍维奇之流的先生们，才吃得饱饱的，睡得香香的，过得好好的。” 真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正因为如此，正因为在人民群众中大力散布了宗教的“迷途”，无论斯塔霍维奇之流，还是奥勃洛摩夫[143]之流，或者所有那些靠人民群众的劳动过日子的资本家以及《莫斯科新闻》本身，才能“睡得香香的”。但是教育在人民中愈普及，宗教偏见愈被社会主义意识所排挤，无产阶级胜利的日子就愈近，这个胜利将把一切被压迫阶级从现代社会的奴役下拯救出来。 但是，《莫斯科新闻》说漏了这一点之后，却过于轻松地回避了另一个有趣的问题。他们认为，斯塔霍维奇之流“不怀疑”宗教的上述意义并要求进行自由主义的改革仅仅是出于“轻率”，很明显，这是误解。这样解释敌对的政治派别，既幼稚又天真！斯塔霍维奇先生在这里恰恰是整个自由派的代言人，《莫斯科新闻》自己就最好不过地证明了这一点。不然为什么要对一个报告大肆讨伐呢？为什么不说斯塔霍维奇，而说斯塔霍维奇之流、说“一群知识分子”呢？ 《莫斯科新闻》的这种误解当然是一种自私的误解。不言而喻，《莫斯科新闻》与其说是不会用阶级观点来分析他们所痛恨的自由主义，不如说是不愿意这样做。如果是不愿意，也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如果是不会，那对我们来说就有了很大的普遍意义，因为很多革命者和社会主义者都有这个毛病。《火星报》第12号上的一封信的作者们就有这样的毛病，他们指责我们缺乏“阶级观点”，原因是我们在自己的报纸上竭力不放过自由派的不满和抗议的一切表现；《无产阶级斗争》文集的作者们和《社会民主主义丛书》[144]的某些小册子的作者们也有这样的毛病，他们以为我们的专制制度就是资产阶级的专制统治；还有马尔丁诺夫之流，他们号召我们脱离反对专制制度的全面揭露运动（也就是脱离最广泛的政治鼓动），而主要进行争取经济改良的斗争（给工人阶级“实惠”，代表他们提出“能够产生某种显著结果”的立法和行政措施方面的“具体要求”）；还有纳杰日丁之流，他们就我们报道统计人员冲突这件事困惑莫解地问道：“天哪，这个机关报岂不是为地方自治人士办的吗？”[145] 所有这些社会主义者忘记了，专制制度的利益仅仅在某些情况下并且仅仅同有产阶级的某些利益相一致，而且往往不是同所有这些阶级的利益相一致，而是同它们的个别阶层的利益相一致。资产阶级其他阶层的利益，整个资产阶级的更广泛的利益，以及整个资本主义发展的利益，必然要产生反对专制制度的自由主义反政府派。例如，如果说专制制度保证资产阶级有可能采用最粗暴的剥削方式，那么另一方面，专制制度却给生产力的广泛发展和教育的普及设置无数障碍，因此不仅引起小资产阶级起来反对它，有时还引起大资产阶级起来反对它。如果说专制制度保证（？）保护资产阶级防备社会主义，那么另一方面，这种保护在居民无权的情况下必然要变成警察专横，从而激怒所有的人。这两种对立趋势的结果怎样，资产阶级保守情绪或保守派和自由主义情绪或自由派这时的关系怎样，是不能从几个一般原则得出结论的；这取决于当时社会政治情况的一切特点。要确定这些，就必须详细地了解这种情况，密切注意任何一个社会阶层同政府发生的各种各样的冲突。正是由于“阶级观点”，才不允许社会民主党人对“斯塔霍维奇之流”的不满和抗议漠不关心。 上面提到的那些社会主义者，不论是他们的议论或行动，都证明他们对自由派漠不关心，从而暴露出他们不懂得《共产党宣言》这个国际社会民主党的“福音书”的一些基本原理。例如，我们还记得这样的话：资产阶级自己用它夺取政权的斗争，用它的各阶层和集团之间的冲突等等，给无产阶级提供了政治教育材料。［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76页。——编者注］只有在政治上自由的国家里，无产阶级才能自然而然地得到这种材料（而且还只是一部分）。而在奴隶式的俄国，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应该积极地帮助工人阶级获得这种“材料”，也就是说，应该承担起反对专制制度的全面政治鼓动即全民揭露运动的任务。这个任务在政治动荡时期尤其迫切。应该记住，在政治活跃时期无产阶级一年所能受到的革命教育，比平静时期几年所能受到的还要多。因此，上述社会主义者有意无意地缩小政治鼓动的范围和内容的倾向是特别有害的。 其次，我们还记得这样一句话：共产党人支持一切反对现存制度的革命运动。［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504页。——编者注］这句话往往被理解得太窄，不把支持自由主义反政府派包括在内。但是不应该忘记，常常有这样的时期，在进步的社会利益基础上同政府发生的一切冲突，不论它本身多么小，在一定条件（我们的支持就是这些条件之一）下都可以燃成熊熊大火。俄国大学生因学院的要求而同政府发生冲突，或者法国所有进步分子因一起用伪造手段解决的案件[146]而同军阀发生冲突，只要想一想这些冲突发展成了怎样的社会运动就够了。因此，我们的直接责任就是向无产阶级进行解释，设法扩大并用工人积极参加的方法来支持自由派和民主派的一切抗议活动，而不管它是由地方自治人士同内务部的冲突发展成的，还是由贵族同警察正教部门的冲突，统计人员同庞巴杜尔[147]的冲突，农民同“地方官”的冲突，教派信徒同巡官的冲突等等发展成的。谁要是轻蔑地嗤之以鼻，认为这些冲突中有一些是微不足道的，或者认为想把这些冲突变成熊熊大火是“没有希望”的，那他就是不懂得，全面的政治鼓动正是一个焦点，在这个焦点上，对无产阶级进行政治教育的迫切利益同整个社会发展和全体人民（指人民中的全体民主分子）的迫切利益一致起来了。我们的直接责任就是要过问自由派的每一个问题，确定自己即社会民主党人对这些问题的态度，采取措施使无产阶级积极参加解决这些问题，并且迫使问题按照我们的意图解决。谁要是躲在一旁不去过问，那他实际上（不管他的意图如何）就是在自由派面前甘拜下风，把对工人进行政治教育的事业交给自由派掌握，把政治斗争的领导权让给那些归根结底是资产阶级民主派首领的人。 社会民主运动的阶级性质不应当反映在把我们的任务局限于“纯粹工人”运动的直接和最近的需要上，而应当反映在对无产阶级这个现代社会唯一的真正革命阶级的伟大解放斗争的一切方面和一切表现的领导上。社会民主党应当始终坚持不懈地扩大工人运动对现代社会的一切社会生活领域和政治生活领域的影响。它不仅应当领导工人的经济斗争，而且应当领导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它应当时刻不忘我们的最终目的，随时进行宣传，保卫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不被歪曲，并使之继续发展。我们应当坚决地同一切资产阶级思想体系作斗争，不管它披着怎样时髦而华丽的外衣。我们上面谈到的社会主义者之所以背离了“阶级”观点，还因为他们对同“批评马克思主义”作斗争这个任务漠不关心。只有瞎子才看不到，这种“批评”在俄国所以流行得最快，俄国自由主义政论界对此所以反响得最热烈，正因为它是正在形成的俄国资产阶级民主（现在已经是自觉的资产阶级民主）的要素之一。 至于特别说到政治斗争，那正是“阶级观点”要求无产阶级把一切民主运动推向前进。在政治要求方面，工人民主并不是在原则上而只是在程度上与资产阶级民主有所区别。在为经济解放，为社会主义革命而进行的斗争中，无产阶级则站在另一个原则基础上，而且只有这一个阶级站在这个基础上（小生产者只是鉴于他们正在转入或者行将转入无产阶级的队伍，才给予无产阶级以帮助）。在争取政治解放的斗争中，我们有许多同盟者，对他们漠不关心是不容许的。可是我们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同盟者在为自由主义的改革而进行斗争时，总是向后看，竭力把事情安排得使他们能够象以前那样靠别人的血汗“吃得饱饱的，睡得香香的，过得好好的”，而无产阶级却向着终点勇往直前，决不反顾。当尔·恩·斯·（维特记事序言的作者）[148]之流的先生们就拥有权力的地方自治机关的权利或宪法问题同政府讨价还价时，我们却要为民主共和国而斗争。只是我们不要忘记，为了推动别人，就要始终把手放在他的肩上。无产阶级政党应当善于在任何一个自由派打算移动一寸的时候及时抓住他，强迫他移动一尺。如果他固执不动，我们就抛开他，越过他而继续前进。
注释： [142]《莫斯科新闻》（《Московские Ведомости》）是俄国最老的报纸之一，1756年开始由莫斯科大学出版。1842年以前每周出版两次，以后每周出版三次，1859年起改为日刊。1863—1887年，由米·尼·卡特柯夫等担任编辑，宣扬地主和宗教界人士中最反动阶层的观点。1897—1907年由弗·安·格林格穆特任编辑，成为黑帮报纸，鼓吹镇压工人和革命知识分子。1917年10月27日（11月9日）被查封。——246。 [143]奥勃洛摩夫是俄国作家伊·亚·冈察洛夫的长篇小说《奥勃洛摩夫》的主人公，他是一个怠惰成性、害怕变动、终日耽于幻想、对生活抱消极态度的地主。——247。 [144]指《社会民主主义工人丛书》。 《社会民主主义工人丛书》是1900年夏彼得堡和维尔诺的一批社会民主党人建立的社会民主主义工人丛书社的出版物。该社出版这套小丛书是为了把社会民主党的鼓动工作重心由经济斗争转到政治斗争上来。在这一工作中，社里的彼得堡成员负责文字编辑工作，维尔诺成员负责技术编辑工作。该社同莫斯科、哈尔科夫、敖德萨等城市都有联系，它的出版物在彼得堡和彼得堡区通过社会主义者社发行。由于奸细米·伊·古罗维奇的出卖，社会民主主义工人丛书社于1901年1月30日（2月12日）夜被沙皇警察破获，所有与该社有关的人员全部被捕。在此以前已出版的《社会民主主义工人丛书》有《〈工人丛书〉编辑部的话》、《德兰士瓦和中国。凯尔－哈第和李卜克内西的两次演说》、《俄国立法的基本特点》等数种。《火星报》对该社所提出的《社会民主主义工人丛书》的任务表示赞赏，同时批评了它的某些小册子中的不正确论点，如“俄国资产阶级目前不再有什么要求了”、“在我国，资产阶级已被恩准得到一些尽管是很可怜的政治自由了”等等。——248。 [145]列宁引用的这句话出自《革命前夜。理论和策略问题不定期评论》这本小册子的第129页。小册子是尔·纳杰日丁（叶·奥·捷连斯基）编辑的，由自由社于1901年出版。关于《火星报》报道统计人员冲突一事，参看本卷第90—91页。——248。 [146]指德雷福斯案件，即1894年法国总参谋部尉级军官犹太人阿·德雷福斯被法国军界反动集团诬告为德国间谍而被军事法庭判处终身服苦役一案。法国反动集团利用这一案件煽动反犹太主义和沙文主义，攻击共和制和民主自由。在事实证明德雷福斯无罪后，当局仍坚决拒绝重审，引起广大群众强烈不满。社会党人和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进步人士（包括埃·左拉、让·饶勒斯、阿·法朗士等）发动了声势浩大的要求重审这一案件的运动。在社会舆论压力下，1899年瓦尔德克－卢梭政府撤销了德雷福斯案件，由共和国总统赦免了德雷福斯。但直到1906年7月，德雷福斯才被上诉法庭确认无罪，恢复了军职。——250。 [147]庞巴杜尔出自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讽刺作品《庞巴杜尔先生们和庞巴杜尔女士们》。作家在这部作品中借用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情妇庞巴杜尔这个名字塑造了俄国官僚阶层的群象。“庞巴杜尔”一词后来成了沙皇政府昏庸横暴、刚愎自用的官吏的通称。——250。 [148]尔·恩·斯·是彼·伯·司徒卢威为财政大臣谢·尤·维特的秘密记事《专制制度和地方自治机关》（由曙光杂志社于1901年在斯图加特出版）写序言用的笔名。列宁在《地方自治机关的迫害者和自由主义的汉尼拔》一文中批判了这篇序言（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卷第18—64页）。——2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