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列宁全集》 -> 第9卷 告全党书 （1904年7月底） 不久以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22个拥护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多数派观点的党员，举行了一次非正式会议；这次会议讨论了我们党内危机和摆脱危机的办法问题，并决定向俄国社会民主党全体党员发出下述呼吁： 同志们！党内生活的严重危机还在延续下去，不知什么时候可以结束。混乱现象日益加剧，使新的冲突不断产生，党的各方面的正常工作受到极大的妨碍。党还很年轻，还没有来得及巩固，它的力量在极大的程度上白白浪费掉了。 然而，目前这个历史时刻却向党提出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要求。工人阶级的激昂的革命情绪日益增长，其他社会阶层的不满情绪也在增长，战争和危机、饥饿和失业正以不可抗拒的强大力量动摇着专制制度的根基。可耻的战争的可耻结局已经为期不远；而这个结局必然会使这种激昂的革命情绪增长许多倍，必然会促使工人阶级去同自己的敌人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并要求社会民主党展开巨大的工作，拿出最大的力量，去组织反对专制制度的最后决战。 我们党处在目前这种情况下，能不能适应这些要求呢？每个诚实的人都会毫不犹豫地回答说：不能。 党的统一受到严重破坏，党内斗争已经超出任何党性范围。组织纪律已经彻底松弛，党的严密的统一行动已经成为幻想。 然而，我们还是认为，党的这种病症是发展中的病症。我们认为，危机是由于社会民主党的党内生活从小组形式过渡到党的形式而产生的；党内斗争的实质是小组习气和党性之间的冲突。因此，只要治好这种病，我们党就可以成为一个真正的党。 一些有意无意想要保持小组关系即建党以前的组织形式的形形色色的分子，在党内“少数派”的名义下联合了起来。 过去最有威望的一些小组的某些杰出人物，还不习惯党的纪律所要求的那种组织上的自我约束，总是习惯于把自己的小组利益同全党的利益混淆起来（在小组活动时期，小组利益同全党的利益确实往往是一致的），许多这样的人物都成了维护小组习气、反对党性的首领（一部分《火星报》旧编辑部的成员，一部分旧组织委员会[10]的委员，前“南方工人”社[11]的成员，等等）。 一切在理论上或实践上离开了严格的社会民主主义原则的分子都成了他们的同盟者，因为只有小组习气能够保持这些分子思想上的个性和威望，而党性则有把他们融化或使他们失去任何威望的危险（经济派和工人事业派[12]等等）。最后，成为反对派骨干的都是我们党的党员，主要是知识分子党员。同无产阶级比起来，知识分子由于生活和工作的基本条件，不能直接广泛地联合起来，直接受到有组织的共同劳动的教育，因此总是倾向于个人活动。因此，知识分子就比较难于适应党内生活的纪律，而他们之中一些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的人，自然就打起反对必要的组织约束的旗帜，把自己的自发的无政府状态推崇为斗争原则，错误地把这种无政府状态说成是渴望“自治”，要求“宽容”，等等。 在国外的党组织中，小组存在的时间比较长，有各派的理论家，知识分子占绝大多数，这一部分党组织必然最倾向于“少数派”的观点。因此，少数派在那里很快也就成了真正的多数派。俄国的情况则相反，在那里，有组织的无产者的声音比较响亮，党内知识分子与无产者的联系比较经常、比较密切，因而他们就能更多地受到无产阶级思想的教育，直接斗争的重压使人们更强烈地感到必须有组织地统一行动，在俄国，正在坚决反对小组习气，反对瓦解组织的无政府倾向。在俄国，各委员会和其他党组织在许多声明中都对此明确地表示了自己的态度。 斗争扩大了，尖锐化了。斗争竟发展到十分严重的地步！ “少数派”不顾代表大会的意志，依靠代表大会选出的编辑的个人让步，得以把党的机关报夺取到自己手里，党的机关报就成了反党的机关报！ 现在，它与其说是党在反对专制制度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中的思想上的领导者，不如说是小组反对派在反对党性的斗争中的领导者。一方面，它感到从党的利益来看，它的基本立场是不能容许的，于是，就努力地搜寻真真假假的意见分歧，以便从思想上把这个立场掩饰起来；它在搜寻分歧的时候，今天抓住这个口号，明天又抓那个口号，愈来愈多地到党的右翼（《火星报》过去的反对者）那里去找材料，思想上愈来愈同他们接近，企图恢复他们那些已被党否定的理论，要党的思想生活回到过去那个没有一定原则的、思想上动摇不定的时期。另一方面，新《火星报》又极力破坏党内多数派的精神影响，更加卖力地去寻找和揭露多数派工作人员的错误，把每个实际过失夸大到难以想象的地步，尽量把过失的责任推到整个党内多数派身上，死死抓住一切小组谣言、一切可以伤害对手的诽谤，对此不但不想去查对，而且往往不考虑是否合乎事实。在这方面，新《火星报》的活动家们竟发展到把一些不但根本没有的甚至是不可能有的罪行都加到多数派头上，不仅政治上如此（例如谴责中央委员会强行撤销某些人的职务和解散某些组织），而且一般道德上也是如此（谴责党的杰出活动家弄虚作假，在精神上怂恿弄虚作假）。党从来没有象在当前的论战中这样，让国外少数派拖到这样一个污水坑里去。 怎么会发生这一切呢？ 每一方的活动方式都是与它的倾向的基本性质相一致的。党内多数派想尽一切办法来维护党的统一和组织上的联系，他们只是采取符合党的原则的正当手段进行斗争，而且为了求得和解，曾不止一次地作出让步。少数派则坚持无政府倾向，根本不去考虑党内的和平和统一。它把每个让步都当成继续进行斗争的武器。少数派的一切要求，到现在为止，只有一条没有得到满足，就是用增补办法强迫党中央委员会接受少数派成员，借以把争吵带进中央委员会，——因而少数派的进攻比任何时候都更猖狂了。少数派控制了中央机关报和党总委员会以后，现在竟为了自己的小组利益，毫不害羞地使用起他们实际上正在反对的纪律来了。 这种状况实在使人难以忍受；让这种状况延续下去，简直是犯罪。 要摆脱这种状况，我们认为首先是要使党内相互间采取十分明朗的和坦率的态度。在乌烟瘴气当中，是没有办法找到正确道路的。党的每个派别、每个集团都应当公开地明确地表示，他们对目前党的状况是怎样考虑的，他们想怎样摆脱这种状况。我们现在向党内所有的同志，所有派别的代表提出这个建议。我们认为，摆脱危机的实际办法就是立即召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只有代表大会能够澄清情况，解决冲突，把斗争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不召开代表大会，只会使党日趋瓦解。 所有反对召开代表大会的意见，我们认为，无疑都是站不住脚的。 有人说，召开代表大会会造成分裂。为什么？既然少数派坚决不肯放弃无政府主义的要求，宁肯造成分裂也不服从党，那它实际上已经脱离了党，在这种情况下，再把不可避免的正式分裂推迟下去，就太不明智了，被一根链条捆住的双方，就会把自己的精力愈来愈没有意义地浪费在无谓的斗争和争吵上，弄得精神上萎靡不振，鼠目寸光。但我们并不认为分裂是可能的。倾向于无政府主义的分子在有组织的党的真实力量面前，将不得不屈服，而且我们认为，他们一定会屈服，因为他们按其本性来说不可能组成一支独立的力量。有人认为不召开代表大会也有可能和解。但这是什么样的和解呢？这就是向小组习气彻底投降，把少数派增补到中央委员会里去，从而使中央机关完全瓦解。这样一来，党就会徒有其名，党内的多数派就不得不开始一场新的斗争。而少数派呢？到现在为止，他们把争得的每个让步都当成进行瓦解组织活动的本钱；甚至在他们看来，斗争也已大大超出增补问题上的争吵的范围；他们怎么能够停止斗争呢？况且，他们在没有争得一切让步以前，是不会停止斗争的。有人说，召开代表大会也不可能解决问题，因为到现在意见分歧还没有澄清。难道现在是在澄清分歧吗，难道混乱现象不是在日益加剧吗？现在不是在澄清分歧，而是在搜寻、制造分歧，只有代表大会能够结束这种状况。只有代表大会能使斗争双方面对面地坐下来，让他们明确地开诚布公地说明自己的要求，只有代表大会能够使党内各派和各种势力相互间采取十分明朗的态度。少数派说，但召开代表大会可能是用解散各组织的办法弄虚作假。我们说，这是诽谤，是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的诽谤。假如确有其事，那控制着党机关报的少数派当然早就把它宣扬开了，而且党总委员会也掌握在他们手里，他们完全可以纠正这些事实。再有，总委员会不久前通过的决议，并没有指出以前有过这样的事实，而且完全担保将来也不会有。现在，谁会相信这种毫无事实根据的诽谤呢？有人担心，代表大会会占用很多的人力财力，耽误正常工作。真是天大的笑话！难道召开代表大会所需要的人力财力会比混乱状态所造成的浪费还大吗？代表大会必须召开！就是在党内生活正常进行的情况下，由于历史时刻的特殊性，由于世界局势可能向党提出新的任务，代表大会也是必须召开的。在目前党内发生危机的情况下，为了寻求一个摆脱危机的正确而明智的办法，为了保存党的力量，为了保持党的荣誉和尊严，就更加有必要召开代表大会。 为了消除混乱状态，恢复党内正常生活，第三次代表大会应当做些什么呢？在这方面，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进行下列改革，我们将采取一切正当的手段来维护和实现这些改革。 一、把中央机关报编辑部交给党内多数派。由于现在的编辑部显然已经不能使中央机关报为全党的利益服务，这样做是必要的，这是有充分理由的。小组的报纸不能也不应当成为党的机关报。 二、正确调整国外地方组织（同盟）同全俄中央即中央委员会的关系。目前，同盟把自己变成了第二个党中央机关，不受监督地指挥着追随它的集团，完全不把中央委员会放在眼里，它的这种状况显然是不正常的，必须结束。 三、通过党章来保证采取党的方式进行党内斗争。代表大会以后的斗争的全部经验说明必须进行这个改革。要求党章保证每个少数派的权利，借以使那些经常发生的和无法消除的意见分歧、不满和愤怒，不再变成过去小组的庸俗的无理取闹和无谓争吵，而是形成一种目前还不习惯的捍卫信念的合法而正当的斗争。我们认为，实行这种转变的必要条件如下：让少数派成立一个（或一个以上）著作家小组，它有权派代表参加代表大会；提出最广泛的正式的保证，使批评党中央机关工作的党的书刊能够出版。正式承认各委员会有权得到（通过全党运送机构）它所需要的党的出版物。明确规定中央委员会影响各委员会人选的权限。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把中央委员会曾向第二次代表大会少数派建议的出版不满分子著作的措施，用党章固定下来，使少数派制造的“戒严状态”的幻影完全消除，使不可避免的党内斗争采取正当的形式进行，不致妨碍正常的工作。 我们在这里就不详细探讨我们的建议了，因为我们提出的不是党章草案，而只是争取党的统一的总的纲领。所以我们只是简略地提一下我们认为党章应该作的一些局部的修改，我们将来根据新的经验进一步修改党章时，决不会因此受到任何约束。例如必须改组党总委员会，因为实践证明，它作为一个机关，象目前这样，根本无法完成自己的任务——把两个中央机关的工作统一起来并对这种工作实行最高的监督。它应当是完全由代表大会选出的委员会，而不应当是代表大会选出的第五个委员对通过各自的代表来维护自己的两个中央机关进行审判的仲裁法庭。同时，也应当按照党内的批评意见，重新审查党章第1条，更确切地规定党的界限，等等。 我们提出这个争取党的统一的纲领，同时，请所有其他派别的代表和所有的党组织也就它们的纲领问题发表明确的意见，以便有可能认真地、坚持不懈地、自觉地、有计划地进行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对党说来，正在解决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荣誉与尊严的问题：它是不是一支能把自己很好地组织起来，成为真正能够领导我国革命工人运动的思想力量和实际力量？国外少数派用他们的全部行动说明：不是！他们还在自信而固执地照原来那样行动，他们靠的是自己离俄国远，俄国的工作人员经常变换，而自己的领袖和著作家是没有人能代替的。我们说，我们的党正在诞生！因为我们看到先进工人的政治觉悟正在不断提高，各委员会正在积极参与全党的生活。我们的党正在诞生，我们的新生力量正在成长壮大，这批力量可以代替那些失去党的信任的旧著作家集团和使这些集团恢复活力；我们的革命家愈来愈多，他们比任何过去的领袖小组都更珍惜党内生活的坚定方针。我们的党正在诞生，任何诡计和拖延都不能阻止它作出坚定不移的最后决断。 我们就是从我们党的这些力量中汲取必胜的信心的。 同志们！请刊印并散发这份呼吁书。
注释： [10] 组织委员会即召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组织委员会，是在1902年11月2—3日（15—16日）举行的普斯科夫会议上成立的，成员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的弗·潘·克拉斯努哈、《火星报》俄国组织的伊·伊·拉德琴柯和南方工人社的叶·雅·列文。当时还增补了《火星报》俄国组织的彼·阿·克拉西科夫，弗·威·林格尼克、潘·尼·勒柏辛斯基、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北方协会的亚·米·斯托帕尼为委员。普斯科夫会议闭幕后的第二天，拉德琴柯、克拉斯努哈和勒柏辛斯基被捕。1903年2月初在奥廖尔举行的组织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决定吸收《火星报》俄国组织的罗·萨·哈尔贝施塔特和叶·米·亚历山德罗娃、南方工人社的Ｂ．Ｈ．罗扎诺夫，崩得的Ｋ．Я．波尔特诺伊参加组织委员会，并批准火星派分子波·伊·戈尔德曼、Ａ．П．多利沃－多布罗沃尔斯基、罗·萨·捷姆利亚奇卡和崩得分子伊·李·艾森施塔特为组织委员会候补委员。列宁在《进一步，退两步》一书中写道：“组委会主要是一个负责召集代表大会的委员会；是一个有意吸收各种色彩的代表（直到崩得为止）组成的委员会；而实际建立党的组织统一工作，则完全由《火星报》组织来担负。”（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8卷第274页）——11。 [11] 南方工人社是1900年秋初以《南方工人报》为中心在俄国南方形成的社会民主主义团体。《南方工人报》于1900—1903年秘密出版，共出了12号。在不同时期加入南方工人社和参加《南方工人报》编辑部的有伊·克·拉拉扬茨、阿·维连斯基、奥·阿·科甘（叶尔曼斯基）、波·索·策伊特林、叶·雅·列文、叶·谢·列文娜、Ｂ．Ｈ．罗扎诺夫等。 南方工人社与经济派相对立，认为进行政治斗争和推翻专制制度是无产阶级的首要任务。它反对恐怖主义，主张开展群众性革命运动。但是，南方工人社过高估计自由资产阶级的作用，轻视农民运动，并且不同意火星派关于把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联合在《火星报》周围以建立一个集中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计划，而提出通过建立各区域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途径来恢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计划。1901年12月，他们召开了俄国南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委员会和组织的代表大会，成立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南方各委员会和组织联合会，而以《南方工人报》为其机关报。这个尝试和南方工人社整个组织计划一样，是不切实际的。在1902年春大批组织被破坏后，联合会就瓦解了。1902年8月，南方工人社开始同《火星报》编辑部就恢复俄国社会民主党统一的问题进行谈判。南方工人社发表了支持《火星报》的声明（载于1902年11月1日《火星报》第27号和1902年12月《南方工人报》第10号），这对团结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力量具有很大意义。1902年11月，南方工人社的成员参加了筹备召开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组织委员会。但是南方工人社在这个时期仍有分离主义倾向，他们曾要求出版一种与《火星报》平行的全俄报纸。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南方工人社的代表采取了中派立场。根据这次代表大会的决定，南方工人社解散。——11。 [12] 经济派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派别，经济主义的拥护者。经济派的代表人物是康·米·塔赫塔廖夫、谢·尼·普罗柯波维奇、叶·德·库斯柯娃、波·尼·克里切夫斯基、亚·萨·皮凯尔（亚·马尔丁诺夫）、弗·彼·马赫诺韦茨（阿基莫夫）等，经济派的主要报刊是《工人思想报》（1897—1902年）和《工人事业》杂志（1899—1902年）。 经济派主张工人阶级只进行争取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等等的经济斗争，认为政治斗争是自由派资产阶级的事情。他们否认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作用，崇拜工人运动的自发性，否定向工人运动灌输社会主义意识的必要性，维护分散的和手工业的小组活动方式，反对建立集中的工人阶级政党。经济主义有诱使工人阶级离开革命道路而沦为资产阶级政治附庸的危险。 列宁对经济派进行了始终不渝的斗争。他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144—156页）中尖锐地批判了经济派的纲领。列宁的《火星报》在同经济主义的斗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列宁的《怎么办？》（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一书，从思想上彻底地粉碎了经济主义。 工人事业派是聚集在《工人事业》杂志周围的经济主义的拥护者。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工人事业派是党内机会主义极右派的代表。 关于《工人事业》杂志，参看注29。——11。 |